一
前面十一章,几乎都在谈中美这两台机器本身——它们怎么决策、怎么动用工具、怎么相互镜像。但这场竞争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真相:它的结果,不完全由中美自己决定,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方——那些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的国家。
这一章是全书的反例之章。它要打破一个深植于很多讨论中的假设:世界正在分裂成两个阵营,每个国家迟早要在中美之间选边。这个假设很符合“新冷战”的想象,但它和现实有相当距离。现实是,绝大多数国家既不想选中国,也不想选美国,而是想从两边都拿到好处、同时不被任何一方绑死。它们的策略,不是选边,而是对冲。
这件事关系到本书最核心的一个判断。前面用了大量篇幅去拆解中美决策结构的不对称——一台是自上而下、四口归一的金字塔,一台是行政、立法、部门相互拉锯的三角。这种不对称是双方相互误判的根源,也塑造了各自工具的节奏。但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对于绝大多数旁观这场竞争的第三方国家而言,这两台机器内部结构如何,它们既看不太清,也并不太关心。它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这两台机器分别能给我什么,又会逼我付出什么。一旦把视角切换到第三方,金字塔与三角的对比就被压平成了两份报价单。这正是本章要做的事:换一个坐标系,看这场被讲述为“两强对决”的竞争,在被争夺者眼中究竟是什么形状。
有一个数字最能说明这种摇摆。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每年做的《东南亚态势调查》里有一道经典问题:如果东盟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你站哪边?2024 年,史上第一次出现 50.5% 的东盟受访者倾向中国——这被很多人解读为“东南亚倒向中国”的拐点。可到了 2025 年,钟摆又荡了回去:52.3% 的受访者倾向美国,原因据该院学者分析,是不少国家押注特朗普政府会对中国施加“约束”1。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是在 2025 年初、特朗普对该地区祭出重创性关税之前完成的,研究者特意提醒:若放到今天再问,结果可能完全不同2。一年之内、几个百分点之间的反复横跳,本身就是答案——东南亚的偏好不是立场,而是天气,随风向变化。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中美都拼命争夺第三方,却又都难以真正“赢得”它们。
二
先看印太——这场竞争最前沿的地理区域。
在印太,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主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代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地区秩序构想,而中等强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3。美国试图用四方安全对话(QUAD)、奥库斯(AUKUS)这样的联盟来制衡中国,中国则用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协议来扩展影响。两套框架在同一片海域、同一批国家身上展开争夺。
要衡量这片海域里谁更有分量,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亚洲实力指数”提供了一把尺。2024 年的结果显示,中国以 81.1 分稳居该地区第二强国,但更值得玩味的是其判断:中国的实力“既没有飙升,也没有崩溃,而是趋于平台期”4。到 2025 年的版本,这个判断进一步细化——中美军事差距持续缩小,而东南亚那些中等强国,正成为决定地区力量平衡的关键变量5。换句话说,这不是一场某一方碾压的竞争,而是一场拉锯;拉锯之中,被争夺者的分量反而上升了。
一个具体的战场是太平洋岛国。近年来,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一直在积极投资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6。作为回应,QUAD 在 2025 年 10 月于印度举办“未来港口伙伴关系”会议后,于 2026 年 5 月新德里外长会上承诺要识别并支持关键的港口项目——包括与斐济政府合作,推进斐济的港口基础设施7。这个斐济港口计划,意在向太平洋岛国传递一个信息:除了和中国紧密合作,还有别的选择6。
港口、机场、电缆、贷款——这些看似平凡的基础设施,正是中美在第三国土地上短兵相接的地方。而岛国本身并不被动。所罗门群岛是个生动的样本:分析者形容它“对所有人都是朋友”,在中、美、澳之间反复玩转安全伙伴关系,目的只有一个——把自己的支持卖出最高价8。岛国领导人很清楚,中美竞争给了它们一份额外的谈判筹码,谁出价高就和谁多走一步,没必要把自己锁死在任何一方9。
值得注意的是 QUAD 这套港口动作的时间线。“未来港口伙伴关系”会议办在 2025 年 10 月——恰好是釜山峰会前后中美刚刚进入“战术休战”的窗口;而斐济港口的具体承诺,落在 2026 年 5 月的新德里外长会,也就是北京峰会之后7。换句话说,元首层面的气氛缓和,并没有让工具层面的争夺停下来。台面上是握手言和,台面下是港口、电缆、关键矿产协议一项接一项地推进。对太平洋岛国而言,这种“上层缓和、下层加码”的节奏其实是好消息:峰会降低了它们被迫站队的压力,而持续的工具竞争又保证了竞价不会停。休战的脆弱,在第三方这里反而转化成了从容。中国一侧的回应同样没有停步——CSIS 对 2025 年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的复盘显示,北京正以同等密度经营这片海域的外交与基建关系35。
三
但第三方国家是怎么回应这种争夺的?答案出乎许多人意料:它们大多选择不选边。
驱动大国竞争的那种零和逻辑,与许多中等强国和小国所偏好的、务实的、基于利益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10。一份分析的描述很精确:“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对中国主导的替代秩序”——这种旧的二元对立,正在让位于一个更动态的地区体系。正在浮现的,是一个由重叠的联盟、有差异的制度、共享但灵活的规则所定义的印太——一种重视“能动性”甚于“选边站”的政治秩序10。
说得更直白些:与其在两个阵营里挑一个,许多国家选择按自己的战略优先、国内约束和威胁认知,去塑造地区的规则和框架10。它们要的不是归属某一方,而是保留在两方之间周旋的空间。这种策略有个名字,叫“战略对冲”——和中国做生意,同时和美国搞安全;从中国拿基础设施,同时从美国拿安全保障;谁也不得罪,谁也不全信。
要理解对冲为什么是理性的,得先理解小国的根本焦虑:它们最怕的不是“选错边”,而是“被锁死”。一旦明确倒向一方,另一方的资源、市场、技术、安全承诺就全部关闭,而你押注的那一方未必长情——美国可能因一次政权更替而抽身,中国可能因一笔债务而翻脸。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对大国是战略选择,对小国却是生存赌博。于是对冲不是骑墙的投机,而是一种有纪律的风险管理:在经济上多元化依赖,在安全上不排他地结盟,在制度上同时参与多个相互竞争的框架,让任何一方都无法对你形成单边的胁迫能力。War on the Rocks 那篇分析之所以强调“能动性”这个词,正是因为它捕捉到了这层主动性——第三方不是被动地被两强拉扯,而是主动地经营自己在两强之间不可替代的中间位置10。
印尼是这种双轨对冲的教科书。2025 年 1 月,印尼正式加入金砖(BRICS)——一个常被视为“非西方阵营”的集团;几乎同时,它又递交了加入经合组织(OECD)的申请——一个西方主导的俱乐部。两件看似矛盾的事同时做,正是其“自由积极”(bebas-aktif)外交传统的当代版本11。有评论把印尼的入金砖称作一次“战略对冲”,意在两套体系里都占一个位置,而不是在任何一套里站队12。作为东南亚人口最多、体量最大的国家,印尼的这套操作有示范效应:它向地区其他国家证明了,同时坐在两张牌桌上不仅可行,而且体面——你既可以是金砖的新成员,也可以是经合组织的候选国,两个身份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强制。
四
为什么对冲对它们更有利?因为竞争本身给它们带来了好处。
当两个大国争夺同一批国家,被争夺者就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份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从增加的基础设施融资、扩大的经济机会,以及(因竞争而提高的)更高的透明度和可持续性标准中获益13。换句话说,中美的竞争,意外地改善了第三方的处境——它们可以让中美互相竞价,从而拿到更好的条件。
这种筹码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体量。据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AidData 实验室的长期追踪,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官方发展融资来源,年承诺额约 800 亿美元,二十多年间在 165 个国家投下约 1.34 万亿美元、近两万一千个项目14。这不是一个会因为一两次外交摩擦就消失的存量。正因为这个存量足够大、足够分散,它给了发展中国家一种底气:即便和美国走近,也不必担心一夜之间失去中国这条融资管道。
但 AidData 同时提醒了硬币的另一面:随着“一带一路”早期项目集中进入偿还周期,相当一部分贷款已进入还本期,隐性债务正在浮现——这意味着第三方的“好处”里也埋着账单15。这一层让对冲的图景更微妙:一个背着对华债务的国家,未必因此就倒向中国,反而可能更急切地去拉拢美国和西方,用新的伙伴关系来稀释旧的依赖、争取债务重组的回旋空间。债务既是绑定,也是被绑定者寻求多元化的动机。无论从哪个方向看,结论都指向同一处——发展中国家的最优解,始终是不把命运押在任何单一债主或单一靠山身上。
这就颠覆了“竞争必然是零和”的直觉。对中美而言,这场竞争或许是零和的;但对夹在中间的第三方而言,它常常是正和的——只要不被迫选边,它们就能两头得利。一份分析甚至认为,制度性的竞争远非零和游戏,它可以促进地区发展前景,给各国更多选择13。这是理解全球南方为何拒绝选边的关键:选边意味着放弃一半的好处,对冲才能利益最大化。
这套逻辑也解释了一个让中美双方都感到挫败的现象:无论它们投入多少,都很难真正“买断”一个国家。从被争夺者的角度看,被买断恰恰是最坏的结果——它意味着竞价游戏结束、议价能力归零。所以一个精明的对冲者会刻意把自己维持在“差一点点就倒向你”的状态:足够亲近,让你愿意持续加码;又始终留一手,让对手相信仍有争取的空间。这种刻意的暧昧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把“不确定性”本身经营成一种可出售的资产。中美越是焦虑地想要确定的归属,第三方就越有动力维持这种不确定。竞争的结构,反过来奖励了拒绝站队的人。
五
中国对这种心态的把握,反映在它的叙事工具上。
中国推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 2025 年新添的“全球治理倡议”,恰恰瞄准了全球南方不愿选边、又渴望发展的心理。这四大倡议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对立,强调主权平等、发展优先、文明多样——这套语言对那些既不想被西方的“民主对威权”框架裹挟、又想从中国拿到实惠的发展中国家,很有吸引力16。在中方自己的官方表述里,2025 年 9 月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把这套主张概括为“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并明确将其定位为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补充与改良而非颠覆17。这里要把它标明为中方的官方主张,而非对其实际效果的判断。外部分析则倾向于把这套话语读作一种“双受众”叙事:对内是合法性,对外是争取全球南方的工具18。
中国还善于把自己塑造成全球南方利益的代言人。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 2025 年 11 月,85 个国家联署了一份声明,反对人权问题的“政治化”、反对借人权干涉内政——这份由中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布的文本,实际上是在国际场合为中国提供支持19。在更早的、关于是否就新疆人权问题举行辩论的投票中,大多数非洲国家选择弃权或投反对票,以示对中国的支持,这背后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广泛的经济往来20。
这里要客观呈现:这些投票既反映了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作用,也反映了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主导的人权话语本身的不满。把它简单归为“被中国收买”,会忽略后一层真实的、独立于中国的动机。本书引述这些时,把它们标明为国际场合的投票事实,而非对任何一方道德立场的裁决。
需要补一句平衡:中国这套叙事虽然在票面上奏效,却未必意味着它已经把这些国家收入囊中。同样是这 85 个联署国,相当一部分在经济上仍深度依赖西方市场、在安全上仍与美国保持联系——它们在人权议题上为中国背书,并不等于在贸易、技术或地缘上倒向中国。换句话说,全球南方在多边场合给中国的支持,本身也是一种有限度、可回收的支持,是对冲的一部分而非选边的证据。中方的倡议话语提供了一个让这些国家“在不得罪西方的前提下表达不满”的出口,这恰恰契合了它们不愿被任何单一框架绑死的心理18。
六
那么美国在争夺第三方上,做得怎么样?
美国的优势在于安全——它的联盟体系、军事存在、安全保障,是中国短期内无法提供的。对很多印太国家而言,无论经济上多么依赖中国,一旦谈到威慑与防务,能开口求助的仍然只有华盛顿;这种安全上的不可替代,是美国争夺第三方时最硬的本钱。它的关键矿产“友岸外包”策略,正是想把这种安全优势延伸到经济领域——用合作框架去绑定一批伙伴国,确保它们的矿产、产能和供应链不被竞争对手独占(第六章讲过的那张全球签约地图)21。
但美国也有它的短板,而且这些短板在 2025–2026 年急剧放大。2026 年 1 月,白宫发布事实清单,宣布美国退出 66 个“违背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一长串机构22。联合国方面回应称,美国作为成员国仍负有“法律义务”继续出资,但这种姿态本身已经传递出明确信号:美国正在从它亲手搭建的多边场域里成批撤离23。
这种撤离留下的真空,被不少观察者判断为中国的机会。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直言,特朗普把美国从全球组织中抽离,“一个受益者就是中国”24;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则记录到,随着美国对外援助体系被拆解,中国正在东南亚等地迅速填补软实力的空缺25;查塔姆研究所也在追问,美国从全球治理中的撤退是否会被其他大国所利用26。
这里有一个对第三方至关重要的不对称:撤离是单方面的,而填补却需要被填补者的同意。美国退出 UNFCCC 或解散援助机构,是华盛顿一纸命令就能完成的事;但中国要真正接手那些被腾出的位置——成为东南亚的主要援助方、成为太平洋岛国的主要建设方、成为多边机构里的议程设置者——则需要一个个第三方国家点头接纳。这就把全球南方再次推到了买方市场:当美国在收缩、而中国在扩张,被争夺者反而可以对“愿意接手的那一方”提出更高的条件。美国的撤离没有把这些国家推向中国,而是把它们推向了更精明的两头要价。
但这里要并置一种反向研判,以免把图景画得太简单。资深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未必能充分利用美国让出的机会,它在很多领域更擅长占位而非真正提供公共产品,因而可能“挥霍掉一个黄金机遇”27。所以在争夺第三方这件事上,中美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强在经济和叙事,弱在安全和信任;美国强在安全和联盟,弱在持续承诺和经济慷慨。第三方国家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于是更坚定地选择——谁也不全信,两边都要。
七
把视角从印太放大到整个全球南方,会发现“对冲”几乎是一种普遍语法。
在欧洲,对冲被包装成一个更体面的词——“去风险”(de-risking)。冯德莱恩为欧盟定下的对华路线,核心是“去风险而非脱钩”:在不切断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前提下,通过外国补贴调查、反胁迫工具、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一整套工具,降低单一依赖28。说到底,这是一种欧洲版的对冲——既不跟随美国全面对抗,也不天真地拥抱中国,而是在共存中保留筹码29。
在南亚,印度把对冲提升为一种国家哲学——“战略自主”。它既参加 QUAD,又留在金砖和上合;既向美国买武器,又向俄罗斯买石油。学术分析直接把这套行为命名为印度在大国竞争中的“对冲战略”30。当然,对冲也有代价:在一个越来越要求选边的世界里,有评论质疑印度的“战略自主”是否还行得通31——这是对冲者共同面对的张力。
在非洲和拉美,同样的逻辑在重演。非洲国家通过“中非合作论坛”这样的平台,一边深化对华合作,一边刻意保持与其他伙伴的多元化关系,把不选边本身当作一种能动性来经营——研究者特意用“全球南方的能动性”来命名这种主动的多元化32。拉美则更倾向用“模糊”而非“明确结盟”来对冲:巴西总统卢拉重新祭出“积极不结盟”,公开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转而多元化出口市场与金融伙伴33。从雅加达到巴西利亚,从新德里到布鲁塞尔,措辞各异,逻辑相同。
把这些案例并排放在一起,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对冲的“配方”几乎是标准化的,但每个国家给它起的名字都不一样。欧洲叫它“去风险”,印度叫它“战略自主”,印尼叫它“自由积极”,巴西叫它“积极不结盟”,非洲叫它“伙伴多元化”。名字的差异往往是为了照顾国内政治的体面——没有哪个政府愿意承认自己在“两头讨好”,于是各自发明了一套更有尊严的说法。但剥开措辞,内核是同一件事:在经济上拥抱中国带来的机会,在安全或制度上保留对美国及西方的接口,并极力避免任何一方获得对自己的单边胁迫能力。这种跨大陆的趋同,恰恰说明对冲不是某个国家的机会主义,而是中等强国面对两强格局时一种结构性的、可预期的理性反应。
八
把第三方的逻辑想透,会得到一个对整场竞争的重要修正。
中美都倾向于用“我们 vs 他们”的框架看世界,都希望第三方站到自己这边。但第三方不是这样想的。对印尼、对印度、对斐济、对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中美竞争不是一场需要选边的道德战争,而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战略机遇。它们的能动性——选择不选边的能力——本身就是这场竞争里一支独立的力量10。
民调也佐证了这种“两头下注”不是精英的算计,而有民意基础。皮尤研究中心 2025 年对 25 个国家、逾三万受访者的调查显示,全球对华好感的中位数回升到 36%,而对美好感则在下滑;尤其在中等收入国家里,对中国的评价明显比在高收入国家里更正面34。这意味着,在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亲华与亲美的天平本就接近平衡——既然两边都不讨厌,又何必只挑一边。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把这一章定为“反例之章”。前面十一章呈现的是中美双向博弈的紧张,容易让人以为世界正被这场博弈撕成两半。但第三方的存在提醒我们:世界比“两台机器的对抗”更复杂、更多元。真正的图景,不是两个阵营的对垒,而是两个大国在一群拒绝归队的国家之间反复争取、反复落空。
当然,对冲也有它的脆弱处,不能把它浪漫化为一种永远稳赚的策略。它依赖一个前提:中美都还愿意争取你,且都没有逼你摊牌。一旦某一方决定用极端手段强迫站队——比如以二级制裁威胁、以安全保护相要挟、以市场准入作筹码——对冲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已经有评论质疑,在一个日益要求选边的世界里,印度式的“战略自主”还能走多远31。这是悬在所有对冲者头上的问题:他们今天的从容,建立在中美尚未把竞争推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之上。这也正好呼应了本书的暗线——休战是脆弱的。第三方的好日子,和这份脆弱的休战,是同一根绳上的两端。
九
最后,把这一章放回全书的两条主线。
它修正了“不对称”这条主线的视角:中美之间确实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在第三方眼里被相对化了——当你可以同时和两边打交道,谁更强、谁更弱就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从两边各拿到什么。当所罗门群岛可以让中美澳竞价、当印尼可以一手金砖一手 OECD、当巴西可以“积极不结盟”,金字塔与三角的结构差异,在它们眼中就退化成了两份可比较的报价单。
它也给“镜像”这条主线添了一层:中美在第三方身上的争夺,本身就是镜像的——美国搞 QUAD 港口,中国搞“一带一路”;美国搞关键矿产框架,中国搞全球发展倡议;美国靠安全绑定,中国靠经济绑定;美国退出多边机构,中国填补其位。每一招都有对称的还招,而被争夺者就在这来回的还招中,悠然地保持着自己的平衡。
第三方拒绝选边的地方,是具体的国家和项目。而它们争夺的延伸战场,是抽象的规则与规范——在联合国、在国际组织、在“谁的秩序说了算”的问题上。下一章,我们就走进这个更高、也更隐蔽的战场:多边场域的规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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