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贸易战是这轮中美竞争的起点,也是公众最熟悉的战场。它的好处是直观——一切都能换算成百分比。它的坏处也是直观——人们容易把百分比的涨跌,直接读成关系的好坏。
2025 年到 2026 年,恰好提供了一个检验这种读法的机会。这段时间里,中美打打停停,最后谈出了一份被广泛报道为“缓和”的协议。如果关税数字的下降等于关系的转好,那这份协议应该意味着竞争降级。但真要把账算清楚,结论会复杂得多——而且在 2026 年初,还冒出了一个谁都没料到的变量,把整笔账重新搅动了一遍。
之所以要单独用一章来算这笔账,是因为关税在公众认知里占据了一个失衡的位置。它太显眼了:每一次加征、每一次削减都有醒目的百分比,能直接做成新闻标题,能让人产生“我看懂了这场竞争”的错觉。但贸易战恰恰是这场竞争里最表层、最先被双方当作筹码来回交易、也最容易被误读的那一层。把关税算清楚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得出“缓和了还是没缓和”的结论,而在于借这笔账,看清两台国家机器在施压与让步之间各自的逻辑:什么样的工具会被拿出来交换,什么样的工具被牢牢攥在手里,以及一份看似对等的协议背后,藏着怎样不对称的算计。
先把时间线和数字摆出来。
二
这一轮贸易战的法律起点,是两个不同的“紧急状态”。2025 年 2 月 1 日,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以芬太尼等非法药品为由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这部分后来被称为“贩毒关税”;4 月 2 日,他又单独宣布一个关于“贸易缺乏对等”的紧急状态,据此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加征至少 10% 的关税,并对许多国家加征更高的“对等关税”25。这两条法律依据,后面会成为整笔账里最不稳的一块。
接下来是熟悉的升级。2025 年 4 月,美国对华关税在几天内连跳,4 月 5 日加 10 个百分点、4 月 9 日加 74 个、4 月 10 日再加 41 个;到 5 月初,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一度冲到约 127%,而中国对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在 4 月中旬触及约 147.6% 的峰值12。这是两台机器互相加码、谁也不肯先眨眼的阶段。
这个峰值是个关键信号。当双方的关税都加到一百多个百分点时,关税其实已经失去了边际意义——超过某个临界点,商品贸易事实上就停了,再往上加只是数字游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2025 年春夏的对峙难以为继:两台机器都把武器调到了最大档,却发现继续加码伤敌不多、自损不少。真正有意义的博弈,转移到了关税之外的工具上——稀土、港口费、出口管制——而这些恰恰是后来谈判桌上真正用来交换的筹码。
然后是降温。2025 年 10 月 25 日至 26 日,中美在吉隆坡借东盟峰会场合举行经贸磋商,就关税升级、稀土管制、农产品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关切达成了基本共识,外界称之为“吉隆坡框架”30。10 月 30 日,釜山的特朗普—习近平会晤把框架落成初步协议1。11 月,双方进一步把削减安排延长一年,到 2026 年 11 月 10 日2。从吉隆坡的“基本共识”到釜山的“初步协议”再到 11 月的“延长一年”,这一串台阶本身就说明问题:它是一份层层叠叠、需要不断追加确认的安排,而不是一锤定音的和解。
三
具体的削减是这样的。
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整体关税税率,从 41% 降到了 31%2。这个下降里有一块是专门针对芬太尼的——美方把与芬太尼挂钩的那部分关税,从 20% 砍到了 10%,自 2025 年 11 月 10 日生效;同时原本要加征的对等关税继续暂停,10% 的对等关税部分在暂停期内保留,一直延到 2026 年 11 月 10 日1。
需要说明的是,“41% 到 31%”是一个口径下的整体数字。关税从来不是一个数,而是一摞分层叠加的清单:301 条款的多份清单、对等关税的基础税率、芬太尼挂钩的那一层、再加上原有的最惠国税率,不同商品落在不同的层级里,最终的有效税率要看具体的海关编码32。如果换一个更宽的算法,把所有层级叠加起来,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平均有效关税仍高达约 47.5%,并且覆盖了 100% 的商品;中国对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则约为 31.9%12。换句话说,“降”是真的,但起点和落点都还在历史高位——这不是回到战前,而是从最高处退了一格。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媒体头条习惯抓那个最醒目的整体数字,但贸易战的真实摩擦,藏在这摞清单的层与层之间。
中国这边也收回了拳头。它暂停了刚在 10 月 9 日宣布的稀土扩大管制,对镓、锗、锑、石墨等关键材料发放面向美国终端用户及其全球供应商的通用许可——这在事实上撤销了部分自 2023 年以来实施的管制1。同时,中国暂停了自 2025 年 3 月 4 日以来宣布的全部报复性关税,其中包括对鸡肉、小麦、玉米、棉花、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果蔬、乳制品等大批美国农产品的加征1。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还作出了采购承诺:在 2025 年最后两个月购买至少 1200 万吨美国大豆,并在 2026、2027、2028 三年各采购至少 2500 万吨16;此外每年采购至少 170 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并恢复美国牛肉和禽肉的市场准入17。还有一项容易被忽略的对称动作——双方同时宣布暂停一年对彼此船舶征收的港口费,这是几个月来围绕海运、物流和造船业相互加压的一次降温29。
不过采购承诺这一栏,恰恰是这份协议里最先露出裂缝的地方。2025 年 12 月,美国贸易代表就调整了中国大豆采购的时间表,理由是双方对承诺的理解存在“出入”(discrepancy)18。这类数字承诺的麻烦在于:它把一份政府间协议的履约,交给了由市场价格、运输周期、第三国替代供应(中国这几年已大量转向巴西大豆)共同决定的商业行为——政府能签字,却不能替买家下单。第一轮贸易战时的“第一阶段协议”也作过类似的巨额采购承诺,最终远未达标。把这段历史摆在 2025 年这份协议旁边,就能看出采购数字更像是一种政治姿态:它给两边的国内一个交代,却很难成为可强制执行的硬约束。
从数字上看,这确实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降温。关税降了、稀土松了绑、农产品恢复采购、港口费互相搁置。双方都让了步。
四
但要理解这次降温的真实分量,得看一个对应物——美国保留了什么。
最关键的是半导体出口管制的核心规则。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有一条被称为“附属公司规则”(Affiliates Rule,又称“50% 规则”)的规定:任何被实体清单上的一个或多个实体直接或间接、单独或合计持有 50% 及以上股权的公司,自身就自动落入实体清单的限制范围14。这把出口管制的约束从被点名的母公司,扩展到它在全球的成片附属机构,是掐断中国先进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工具。
在这份贸易协议里,这条规则并没有被取消。翻开 2025 年 11 月 12 日《联邦公报》上的规则原文,它的结构写得清清楚楚:第一阶段,自 2025 年 11 月 10 日起暂停一年,到 2026 年 11 月 9 日结束;第二阶段,自 2026 年 11 月 10 日起,把第一阶段移除的全部内容重新加回《出口管理条例》,且“无限期”生效3。也就是说,恢复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个写进法规、设定了日期的默认动作——除非 BIS 另行采取监管行动,否则它会自动出鞘4。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暂停的同时,商务部还从实体清单上移除了若干中国实体31,这是协议里少数真正“拆”而非“暂停”的动作。
为什么这条规则如此关键?因为它针对的是出口管制最大的一个漏洞——影子公司。把一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它可以注册一家新的关联公司继续采购;附属公司规则等于把这扇后门焊死,让管制从“点名一家”升级为“覆盖整张所有权网络”。对依赖海外采购先进芯片和制造设备的中国半导体产业链,这是质的不同。所以它被暂停而非取消,传递的信号很清楚:美方愿意暂时撤下压力,换取中方在稀土上的对等让步,但绝不愿意永久放弃这件刚刚打磨好的工具。一年期满自动恢复的设计,本质上是把这把刀挂在墙上,并附了一张写着归还日期的便条。
中方那一侧的松绑,也有同样的不完全性。它暂停的是 2025 年 10 月 9 日那批扩大管制,但并没有撤销 2025 年 4 月对中重稀土实施的出口许可要求30。这一点很值得玩味:中方留下的,恰恰是它最有杠杆的那一档——中重稀土的精炼和分离,全球高度依赖中国,这道许可要求才是真正卡脖子的部分。两边都把最锋利的刀收进了刀鞘,但都没有扔掉,而且各自都留了一手:美方留着附属公司规则的恢复时钟,中方留着中重稀土的许可闸门。这种“对称地各留底牌”,正是镜像结构最直白的体现。
这就是为什么一家研究机构把整份协议定性为“战术性的休战,而非战略性的转向”5。降温是真的,但用来施压的核心架构原封未动。气氛缓和了,工具还在原位——这正是本书开篇反复强调的那个判断,在贸易领域的具体落地。
五
关税这笔账还有一个值得算的角度:它对美国自己的成本。
根据税收基金会的估算,特朗普的这一轮关税是自 1993 年以来美国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大的一次加税,相当于 2026 年每个美国家庭平均增加约 1500 美元的负担6。这个数字提醒我们:关税不是单向的武器,它的成本有相当一部分由施加方自己的消费者承担。
这里有一个常被混淆的机制需要讲清楚。关税名义上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由进口商在通关时缴纳;但进口商会尽量把这笔成本转嫁给下游——要么压低对中国供应商的采购价,要么抬高对美国消费者的售价,要么自己吞掉一部分利润。最终这三方各承担多少,取决于商品的可替代性。对那些中国几乎垄断、短期内换不掉供应链的商品(许多日用消费品、电子零部件就是如此),转嫁给美国消费者的比例就高。这正是税收基金会把关税算成“对美国家庭的加税”的逻辑根据——它本质上是一种间接的消费税。也正因如此,关税作为施压工具有一个内在的反噬:施压方加得越狠,自己国内的通胀压力和政治反弹就越大,这反过来限制了它能加多久、加多高。2025 年那轮加到 100% 以上的关税之所以撑不住、最终要回到谈判桌,这条国内成本曲线是绕不开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战略学者在釜山之后得出“中国赢了这一回合”的判断。他们的逻辑是:中国承受住了压力,而美国付出了通胀的代价,最终美国回到谈判桌前,主动促成了关税的下调7。这是中方视角下的胜负评估,本书记录它,但不为它背书——关税战的“输赢”取决于用什么标准衡量,而双方各有各的标准。
中方官方的措辞则保持着一贯的两面性。一面是合作的语言:商务部发言人在吉隆坡磋商后强调,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利”的精神,通过对话合作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23。另一面是对抗的底气:同样是商务部发言人,在 10 月对美方加压时表示美方做法“严重违反 WTO 规则”,并重申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定调——“我们不愿打,但也不怕打”24。这两种语气不是矛盾,而是同一套谈判姿态的两面:把缓和归功于自己的克制,把紧张归咎于对方的越界。
六
现在来说一件初看奇怪的事:芬太尼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份贸易协议里?
芬太尼是一种强效合成阿片类药物,是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核心。美国长期指责,制造芬太尼所需的前体化学品大量来自中国,中国是这些前体的主要来源地8。这本来是个禁毒和公共卫生问题,却被绑进了关税谈判——美方专门设了一块“芬太尼关税”,作为对中国管控不力的惩罚。事实上,2 月 1 日那批最早的对华关税,援引的紧急状态理由正是“非法药品”25。芬太尼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公共卫生议题,它是关税大厦的一块承重墙。
而在 2025 到 2026 年的这轮谈判中,芬太尼成了一张可以交易的牌。釜山峰会后,中国同意停止向北美运送某些指定化学品,并严控另一些化学品向全球的出口1。2025 年 11 月,由商务部牵头,会同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调整了《对特定国家(地区)出口管制易制毒化学品目录》和《特定国家(地区)清单》,对 13 种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实施出口管制,出口到美、加、墨三国须凭许可、即时生效15。在此之前,这份目录只覆盖向缅甸、老挝、阿富汗等传统毒品产销枢纽出口的 41 种化学品,这次是首次把北美三国纳入15。作为回报,美方把芬太尼关税从 20% 降到了 10%。到 2026 年 5 月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中方又对另外 3 种化学品加了管制,并就 8 种未列管化学品发出通知,要求防止其流入制毒渠道8。
这种“你管前体、我降关税”的交换,把一个本应基于公共健康的合作,变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有经济学分析直接把芬太尼称作这轮谈判里的“关税杠杆”——管制力度与关税升降被人为挂钩,反而让管制本身的因果效果变得难以评估22。
要理解为什么这张牌可以被反复打出,得看中方在合成毒品治理上的一个长期特征:间歇性。研究中国禁毒政策的学者指出,中国对芬太尼、甲基苯丙胺及其前体的管控,历来随双边政治气候起伏——2019 年中国曾对整类芬太尼物质实施列管,那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相对缓和期;其后在关系紧张时,合作明显降温9。换句话说,前体管控对中方而言,从来不只是公共卫生工具,也是一个可以根据双边关系冷热调节的政治阀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能在 2025 年这轮谈判里,被自然地放上关税的天平——它本就是一个被双方默认为“可调”的变量。本书后面会专门讨论芬太尼这个维度,这里只点出它在贸易账本里的位置:它是休战协议里的一项可交易资产。
七
需要补一句的是,谈判桌上的让步,并没有让另一条战线停下来。
就在协议前后,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仍在按自己的节奏出手。2025 年 9 月 3 日,OFAC 制裁了一家在华运营、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制造与销售的化工企业广州腾跃化工,以及两名直接协调对美发货的代表人,理由包括向美国客户销售可作切割剂的镇痛化学品13;与制裁同步,联邦调查局还宣布了针对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刑事起诉13。这说明,元首层面的关税交易,和执法层面的制裁、起诉,是两套并行运转、并不互相叫停的机器——这本身就是“三角”决策结构的一个注脚:行政分支谈的、司法和执法分支办的,未必是同一件事。
美方对中方履约的评价也始终留着保留意见。国务院 2025 年的《国际麻醉品管制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对其禁毒法规的执行“仍然不均衡、不透明”,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对销售未列管前体化学品的公司采取行动19。即便是 2025 年 11 月那次被广泛报道的管制,美方的官方定性里也保留着“还有很大合作空间”的余地8。
这种“一边谈、一边制裁”的并行,还揭示了两台机器在节奏上的不对称。对美国这台三角机器,行政分支可以在峰会上谈一份缓和协议,财政部和司法部却按各自的法定职责继续运转,国会则在背后推动新的对华立法——这些分支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暂停键”。对中国这台金字塔机器,对外的姿态高度统一,前体管控、稀土松绑、农产品采购可以作为一揽子动作协调推出;但也正因为统一,它的每一步让步都更像是“政策选择”而非“程序结果”,因而也更可逆——今天因谈判而管控的,明天也可以因谈判破裂而松手。一边是难以叫停的多头执法,一边是可收可放的统一政策,这两种节奏在同一张谈判桌上相遇,本身就埋下了相互误判的种子:美方容易把中方的政策性让步读成“还能再压”,中方容易把美方某个分支的强硬动作读成“整个华盛顿都在背弃协议”。
八
芬太尼这件事,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下游效果。
据 2026 年 1 月 8 日《科学》杂志的一篇分析,中国的监管控制和执法行动可能造成了供应冲击,导致芬太尼纯度下降,而纯度的下降与过量死亡率的回落大致同期出现——文章还特别提到,美国缉毒局(DEA)并没有把这一下降归功于自己,这反过来支持了“供应侧变化主要发生在中国一端”的假设20。专业医药媒体的解读是:如果含更多芬太尼的毒品过量风险更高,那么纯度走低就有可能转化为更少的死亡21。
如果这个观察成立,那它说明:即便是被当成筹码来交易的合作,也可能产生真实的公共健康后果。但这里必须谨慎——这是一种基于间接指标(纯度变化、过量死亡率曲线)的相关性观察,因果链条尚未被严格确证,《科学》那篇分析本身用的也是“推测”(conjecture)的措辞,把纯度下降部分回溯到 2023 年中美元首会晤后中方对线上前体卖家的整顿20。再叠加美方“执行不均衡”的判断19,更稳妥的说法是:有迹象显示管制起了作用,但程度和持续性还有待观察,把过量死亡的下降单一归因于某一次关税交易,证据上是站不住的。
而且,即使管制真的在短期内压低了纯度,也有分析提醒不要高估这笔交易的长期分量。有智库直接指出,这份芬太尼协议不会终结美国的阿片危机——前体化学品的供应链高度灵活,一种渠道被掐断,制毒者会转向替代化学品或第三国中转;真正的需求侧问题(成瘾治疗、社会支持)并不在任何一份贸易协议的射程之内10。换句话说,关税降一半、前体管十几种,处理的仍然是这条产业链最容易被外部施压的那一段,而不是它的根。把芬太尼放进关税账本,能换来谈判桌上的一个筹码,却换不来危机的终点。
九
现在要说那个谁都没料到的变量。
2026 年 2 月 20 日,美国最高法院以 6 比 3 裁定:总统无权依据 IEEPA 加征关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主笔的意见适用了“重大问题原则”,认为 IEEPA 并未授予总统单方面加征“无限关税”的权力,并强调这一原则“在涉及国会核心的钱袋权时尤其有力”——历史上国会下放关税权时,都是以明确的措辞、并附严格限制的26。判决书原文把这一点写得很重:当政府主张 IEEPA 赋予总统“单方面加征无限关税”的权力时,这恰恰落在重大问题原则要拦下的范围里27。
这意味着,那两块法律地基——2 月开始的“芬太尼/贩毒关税”和 4 月开始的“对等关税”,都被抽掉了。判决之后,美国终止了基于 IEEPA 的关税,转而寻找替代路径:《贸易法》第 122 条、第 232 条、第 301 条等其他授权28。
这几条替代路径,恰恰能说明 IEEPA 此前的便利和如今的麻烦。第 122 条允许总统应对国际收支失衡加征关税,但上限是 15%、期限只有 150 天,到期要么取消、要么交国会处理;第 232 条以国家安全为由,但需要商务部先做调查、出具报告,针对的是特定品类(钢铝、汽车之类)而非全面加征;第 301 条针对的是特定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同样要走调查、听证、公示的完整程序。三条路没有一条能像 IEEPA 那样“一纸行政令、即刻全面生效”——这正是当初行政分支选择 IEEPA 的原因,也正是最高法院要拦下它的原因。换句话说,关税本身不会因为一纸判决就消失,但加征关税的“快捷通道”被关上了,往后每提一档税率,都要穿过更厚的程序、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可诉风险。对一台讲究节奏和突然性的施压机器而言,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减速。
把这件事放进本书的框架看,它几乎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是行政分支用一部紧急权力法、绕过国会、快速搭起来的;而把它们推倒的,是司法分支援引“国会的钱袋权”。这正是“三角”决策结构里那条本书反复强调的逻辑——在美国体制内,行政意志不是终点,它要穿过立法和司法的两道闸门。对中国这台“金字塔”机器而言,这种由对方内部的权力分立带来的政策反转,恰恰是它最难预判、也最容易误读的变量:一项看似强硬的总统关税,可能在十个月后被对方自己的法院推翻。
这种不可预判性,对谈判的双方都构成难题。对中方,它意味着即便和白宫谈成了什么,也未必能锁定——对方的法院、国会、甚至下一届政府都可能改写协议的法律前提。这会诱使中方在让步时更保守,更倾向于用“可逆的政策”对“可逆的承诺”,而不是把底牌押在一份随时可能被对方内部推翻的文件上。对美方的谈判者,权力分立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可以对中方说“我也管不住国会和法院,你得给我更多才能压住他们”,把内部约束转化为谈判筹码;另一方面,他确实交付不了对方想要的确定性,因为他自己也不掌握那把统一的开关。这种结构性的“承诺难题”,是中美所有谈判的底色——它解释了为什么双方反复回到谈判桌,却始终谈不出一份能真正终结对抗的协议:不是不想,而是至少有一方的体制,从设计上就不允许任何人替整台机器签下那种保证。
十
把关税的账整个算下来,会得到一个反直觉的结论:数字降了,结构没动。
降的是什么?是整体关税税率(41% 到 31%),是芬太尼关税(20% 到 10%),是稀土的临时松绑,是港口费的相互搁置,是双方的对峙温度。
没动的是什么?是半导体出口管制的核心规则(只暂停未取消,且《联邦公报》里写着自动恢复的日期),是实体清单的基本架构,是国会持续推进的对华立法,是双方各自的战略判断。即便那场最高法院判决也没有改变这条暗线——它推倒的是某一组关税的法律外壳,没有推倒施压的意图,行政分支立刻转向了第 122、232、301 条这些替代工具28。地基换了,楼还在盖。
把“降”和“没动”两栏并排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降的几乎都是可逆的、有时间表的、临时性的安排——关税可以再加回去,稀土许可可以再收紧,港口费暂停一年期满就恢复;没动的几乎都是制度性的、写进法规和立法的、需要主动拆除才会消失的架构。这不是巧合。临时性的让步成本低、可回收,适合用来做谈判桌上的姿态;制度性的工具成本高、不可逆,是真正的底牌,谁也不会在一次战术休战里轻易交出去。所以当人们用关税数字的升降来判断关系冷暖时,他们看的恰恰是这盘棋里最容易移动、也最不能说明问题的那些棋子。这一章标题叫“关税的算术”,但真正的账,不在那几个百分比的加减里,而在那些不写进新闻头条、却决定着下一轮博弈起点的结构性条款里。
这正是“休战的脆弱”这条暗线想说的。一份贸易协议可以让双方都松一口气,可以给各自的国内一个交代,可以为下一次峰会铺路。但它处理的是症状,不是病灶。只要那条“附属公司规则”还挂着 2026 年 11 月自动恢复的时钟3,只要国会的立法机器还在运转,只要双方的采购承诺还在因“时间表出入”而反复扯皮18,贸易领域的休战就始终是临时的。
十一
最后,把贸易战放回整个竞争的演化里看。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竞争的重心正在从贸易往上游移动。早期的中美摩擦集中在商品贸易——谁卖给谁多少、关税加多少。但越往后,焦点越向上游转移:从成品贸易,转向半导体和算力;从关税,转向出口管制和关键矿产;从看得见的商品流,转向看不见的技术、标准和供应链控制权5。
供应链本身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据 PIIE 的统计,到 2025 年 6 月,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大约只有一年前的一半,跌至 2009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低点;许多企业把供应链迁往越南、台湾、墨西哥等地11。但 PIIE 同时提醒:容易迁走的部分已经迁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那些难以转移的环节11。这里有一个值得停一下的细节——迁往越南、墨西哥的供应链,相当一部分其实是中国企业自己出海建厂,或是把半成品运到第三国做最后组装再出口美国。也就是说,账面上的“自华进口下降”,未必等于实际依赖的下降,有时只是把“中国制造”的标签换成了“越南组装”。真正难迁的,是那些中国占据上游、技术或规模壁垒极高的环节——精炼稀土、某些特种化学品、成熟制程芯片的封装测试。这些环节迁不走,才是双方在关税之外那些工具上反复较劲的根本原因。
这恰恰说明,所谓“脱钩”早已让位于一种更精细的“去风险”——不是全面切断,而是在关键节点上重新布线。中美双方对这个词都心知肚明:美方谈的是“de-risking”,中方在官方表述里坚决反对“脱钩断链”23,但两边都在做同一件事的不同版本。“去风险”听上去比“脱钩”温和,可它要求的精确度其实更高——它意味着精准识别哪些节点不能再依赖对方,然后定向地把那几个节点替换掉,而把其余的贸易往来留着。这是一项比全面对抗复杂得多的工程,也正是为什么竞争会从粗放的关税,走向精细的清单、许可和管制。
这意味着,关税虽然是公众最熟悉的战场,但它越来越不是决定性的战场。真正的较量,发生在它的上游——在那些不那么容易换算成百分比、却更难松绑的地方。下一章,我们就走进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半导体与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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