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二六年五月底，一篇关于伊朗威胁的报道把一个平时没人讨论的数字摆到了台面上：全世界用来铺设和维护海底光缆的专业船只，大约六十艘，其中真正专门用于抢修的，不到二十艘11。

这个数字之所以值得停下来想一想，是因为它和另一组数字放在一起时显得过分单薄。今天跨洋数据的承载几乎全压在海底光缆上，二〇二四年全球使用中的国际带宽超过了每秒六点四拍比特，并且仍以每年近三成的速度往上走21。撑起这些流量的缆越来越多地由科技巨头出资建造——单是谷歌一家，到二〇二六年三月就持有三十四条缆，其中十九条为独资25。一边是以拍比特计的流量，一边是不到二十艘随时可能因为船龄而退役的抢修船。把这两头摆在一起，会让人本能地想问一句：万一同时断好几处，谁来修？

业内人士的回答往往绕开技术，落到钱上。一艘新造的缆船要花大约八千万到一亿美元，每年的运营成本在一千二百万到一千四百万美元之间；而抢修这门生意的回报，撑不起这样的投入。一位长期跟踪船队的分析者把话说得很直白——“目前替换一艘传统缆船的经济账，根本算不过来”12。于是船东们的选择是延长旧船的寿命，或者去二手市场买几条退役的石油勘探船改装11。

造缆和修缆，是这条产业链上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前者是高利润、高门槛、被少数几家公司握住的制造生意；后者是低回报、高成本、没人愿意新投钱的服务生意。外界习惯把脆弱性指向“造”——担心某家公司、某个国家垄断了制造，担心一根缆里藏着谁的设备。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后面几章还会回到这些问题上。但若只盯着“造”，会漏掉一件更朴素的事实：一根造得再好的缆，断了也得有船去修；而能修的船，正在变少、变老，且没人急着补充。这套系统真正的单点，落在修复这一端。

这一章就沿着这两端走：先看是谁、靠什么把缆造出来铺下去，再看缆断之后，那支越来越空的船坞里还剩下什么。

二

先看“造”这一端。

能把海底光缆从设计、生产，一直做到用专用船铺到几千米深的海床上的公司，全世界只有四家：美国的 SubCom、法国的 ASN（Alcatel Submarine Networks）、日本的 NEC，以及中国的 HMN Technologies。这四家合起来占了大约百分之九十八的湿段市场——所谓湿段，指的是真正沉到海里的那部分缆和设备12。

四家公司里，份额的算法有两种，得分清楚。按铺设的缆长算，SubCom 最大，约占四成；NEC 约两成；HMN 约百分之四点五2。按建成系统的数量算，排序就变了——ASN 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七居首，SubCom 百分之二十一点一，NEC 百分之十二点五，HMN 百分之十点三2。一个按公里数最大，一个按项目数最大，两个口径指向同一个事实：这是个四家分天下的市场，其中三家——ASN、NEC、SubCom——加起来占了二〇二四年湿段收入的六成以上2。

为什么是四家，而不是十四家？因为这门生意的门槛不在某一道工序，而在于要同时具备两套能力：既能在工厂里把直径不到一根花园水管的缆，连同每隔六七十公里就要插入一个、单价约二十万美元的中继器一起造出来；又能调动一支专用船队，把这根缆从一片大陆精确地铺到另一片大陆的登陆点9。一条跨大西洋的缆，约七千公里，造价在两亿五千万美元上下；一条跨太平洋的，能到四亿9。这种规模的工程，门外的公司很难凑齐入场资格。这门生意从一开始就是少数人的。早期是政府和国家电报公司出资，后来进入运营商组成的“俱乐部”式财团时代，再到本世纪初的自由化与私有化——出资人的面孔换了好几轮，但能真正动手把缆造出来铺下去的玩家，始终只有那么几家22。

四家公司的国籍，本身就是这一章后面会反复出现的暗线：一家美国的，一家法国的，一家日本的，一家中国的。它们各自背后的所有权安排，过去几年都在变。

三

SubCom 是这四家里最大的，也是身世最能说明问题的一家。

它的血统可以一路追到 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九九七年并入 Tyco，后来成了 TE Connectivity 旗下的 TE SubCom。二〇一八年，私募基金 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瑟伯勒斯资本管理）以约三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把它买下4。这家纽约的私募公司至今握着控股权。二〇二六年四月，Cerberus 为 SubCom 完成了一笔约二十三亿美元的单一资产接续基金交易，把这家公司继续留在自己手里——按业内说法，这是海缆领域规模最大的几笔二级市场交易之一3。

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这笔交易的结构，而非它的金额。一家承载着相当一部分全球数据铺设能力的公司，既不是上市公众公司，也不是国家实体，它只是一支私募基金资产组合里的一项。它的命运取决于一群投资人觉得它“算不算得过来”。

法国的 ASN 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它原本是诺基亚（Nokia）旗下的业务。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诺基亚宣布把 ASN 卖给法国政府；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交易完成5。买方是法国的国家持股机构，整笔交易给 ASN 的企业估值约三亿五千万欧元，诺基亚保留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和一个董事会席位，等待日后向法国政府全部退出5。这一安排在诺基亚提交给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文件里也得到确认6。

把这件事说白一点：一个七国集团成员国，直接出钱把四巨头里的一家收归国有。这不是入股，不是补贴，是所有权层面的接管。法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官方文件里写的是供应链与战略自主，这里不替它揣测更多动机；但一个事实摆在那儿——当造缆能力被算作国家资产时，市场逻辑就不再是唯一的逻辑了。

四

第四家，中国的 HMN Technologies，是争议最多的一家。

它的前身叫华为海洋（Huawei Marine），二〇〇八年成立时是一家合资公司：华为技术持股百分之五十一，英国的 Global Marine Systems 持股百分之四十九7。二〇二〇年，江苏的亨通集团收购了华为海洋的多数股权，公司改名 HMN Technologies；到二〇二三年，亨通系合计持股约百分之九十三7。

它的麻烦在于美国的出口管制。二〇一九年，华为海洋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二〇二一年十二月，HMN Technologies 连同亨通的海洋业务一并被加入清单8。被列入实体清单意味着，没有许可，美国公司不能向它供应受管制的技术和元件。

监管的压力之外，还有一层市场的挤出。美国推动的“清洁网络／清洁电缆”政策，把 HMN 在二〇二六年前规划系统中的份额从过去十来年的约一成，压到了约百分之四2。在几个具体项目上，比如东南亚的 SeaMeWe-6 和太平洋的一些缆，HMN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压力下被排除出局1。不过这家公司并没有退场——二〇二四年它仍交付了约一万六千公里的缆，其中包括那条从巴基斯坦连到东非的 PEACE 缆1。

四家公司，四种处境：一家在私募基金手里，一家被国家收归，一家被列入清单又仍在交付，一家（NEC）背后有日本政府基金的支持、被一些分析者称作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供应商”1。把这四种处境排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事：决定谁能给哪条缆供货的，已经不全是价格和工期了。一份新加坡智库的分析就指出，在东南亚，各国开始有意识地分散供应商，把缆的合同在几家之间打散，以免把整片海的连接押在任何单一来源上1。NEC 之所以被叫作“折中供应商”，恰恰是因为它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中国的——在一个被政治切开的市场里，“中立”本身成了一种卖点。一个看上去高度市场化的制造业，所有权的底色已经越来越像地缘政治的拼图。

五

谈到这里，得先把一个常被引用、却容易误导人的数字拆开。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报道说“海底电缆市场规模达到几百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百分之几”。这类数字大多来自市场研究公司的报告，比如某家给出二〇二四年三百一十七亿美元、到二〇三〇年四百四十三亿、年增长百分之五点六23；另一家给出一百八十二亿到三百三十八亿、年增长百分之十一24。

问题在于，这些“海底电缆市场”的数字，绝大部分量的是海底电力电缆，不是通信光缆。在前一份报告里，电力电缆这一块就占了二〇二四年收入的约百分之六十二23。也就是说，真正承载互联网的通信光缆，在那个“几百亿”里只是少数。拿这种合并口径的数字来谈数据传输产业的规模，是把两件不同的东西算进了一个篮子。

要谈通信光缆这门生意有多大，更靠谱的口径是行业的年投资额。按 TeleGeography 的数据，海缆建设的年投资历史上约二十亿美元，近年随着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带来的需求往上走，现在业界引用的数字大致在每年四十亿到五十亿美元之间911。这是个不小的数，但和那些把电力缆算进来的“市场规模”完全不是一回事。区分这两个口径，不是吹毛求疵——很多关于这个产业“很大、很赚钱”的印象，恰恰建立在算错了的篮子上。

钱具体花在哪儿，可以拆得更细。缆本身按公里计价，每公里六千到两万美元不等，差价取决于光纤对数和铠装的厚度；每隔六七十公里要插一个中继器，一个约二十万美元9。容量卖出去的方式，也还带着上个时代的影子：短租一到五年，长租则用一种叫“不可撤销使用权”的安排，一签十到二十年——这正是当年财团时代留下来的玩法，那时几家运营商凑在一起铺一条缆，把容量切成长约卖出去，借此把供给攥在手里、让价格不至于跌得太快9。一条缆的设计寿命大约二十五年，可带宽需求差不多每三年翻一番，而每比特的价格又在持续下跌——造缆这门生意的拧巴就在这里：东西越用越多，单价越卖越低9。

这每年四五十亿美元里，钱是谁出的，过去十年也变了。二〇一七年是个分水岭：在那之前，国际带宽的最大使用者一直是传统电信运营商和骨干网；那之后，内容与云服务商——也就是几家科技巨头——超了过去，成了最大的买家21。到二〇二四年，内容和云网络占了全球使用带宽的近四分之三，在跨大西洋、跨太平洋和亚洲内部这几条主干线路上更超过八成；新规划的大西洋缆，几乎清一色由内容商主导21。它们不再满足于向运营商租容量，而是直接出钱造自己的缆——谷歌的三十四条缆里有十九条独资，就是这股力量最直白的表现25。

但这股力量几乎全用在了“造”上。每年四五十亿美元的投资，绝大部分砸在新缆上。而维护这些缆的那支船队拿到了多少，是下面要讲的另一回事——出钱造缆的巨头，并不是出钱养修船的人。

六

现在转到“修”这一端，这一章真正想讲的地方。

全世界能铺缆又能修缆的专业船只，是个区间数。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的口径是约六十艘；行业刊物 SubTel Forum 的年度报告数到六十九艘；也有报道用六十二艘这个数111217。无论哪个数，都在六十上下。这里取“约六十艘”。

这六十来艘里，绝大多数的日常工作是铺新缆——那是有合同、有进度、有付款的活儿。真正随时待命、专门用于断缆抢修的，不到二十艘1011。一份德国媒体的统计给出的是二十五到三十艘专业维护船15；一份美国的分析说十九艘专门维护——口径略有出入，但量级一致：能用来抢修的船，是两位数，而且是低的两位数17。

更要命的是这支船队的年龄。按行业刊物的统计，约六十艘缆船里，只有八艘船龄不到十八年；大多数是二三十年；有十九艘超过三十年12。芬兰那艘叫 Telepaatti 的，一九七八年下水，到今天超过半个世纪12。换句话说，撑着全球数据生命线抢修的，是一支平均年龄相当于“上一代”的旧船队。

船龄大不只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缆船是种专门的活：船上要有装几千公里缆的缆舱、有能在深海作业的水下机器人、有把缆精确放到海床上的埋设犁。一艘三四十年的船，发动机、动力定位系统、起重设备都在接近寿命的边缘，故障率上升，能出海的天数下降。近几年加入船队的新成员，相当一部分并非专门新造的缆船，多数是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退下来的勘探船改装来的——油气勘探这些年收缩，腾出了一批二手船，价格比新造便宜得多11。这是一种凑合：用别的行业淘汰下来的船，来维持一项被反复称作“关键基础设施”的工作。

TeleGeography 和 Infra-Analytics 的一份报告把这件事的时间表算了出来：到二〇四〇年，维护船队里约三分之二、整支缆船队约一半，将到达服役寿命的尽头10。与此同时，到那一年部署的缆长预计要净增约百分之四十八10。一边是要修的缆越来越多，一边是能修的船越来越老。

要把这支船队维持在现有水平——注意，是维持，不是改善——这份报告估算需要约三十亿美元，新增约二十艘船：十五艘用于替换退役的，五艘是净增的，那五艘主要要放在亚洲10。三十亿美元，听上去不多，差不多就是行业一年新缆投资的一半多一点。可几乎没有人在造这种船。

七

为什么没人造？

把账摊开来看就清楚了。新造一艘缆船要八千万到一亿美元，高端的安装船能到一亿五千万至五亿——意大利 Prysmian 那艘 Leonardo da Vinci 号造价约两亿美元12。船造出来之后，每年还要烧一千二百万到一千四百万美元养着12。一艘船出海待命，日成本按一家法国运营商的数字，大约每天七万到十二万美元16。投入是确定的、连续的、以亿计的；收入却是零散的、不可预测的、按单次断点结算的。

这里还藏着一笔常被忽略的成本：燃油。一次抢修的总开销里，光是船的燃油就能占到三成到七成13。也就是说，修一根缆贵不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近的那艘船离现场有多远、要烧多少油开过去。船队越稀疏、布点越不均，这笔油钱就越高。

把一次断缆的账单拼起来看：通信光缆一处断点的修复，行业惯常的数字是五十万到一百万美元13。这听上去远没有造缆动辄上亿那么吓人，可问题在于，一处海域的事故往往同时伤到好几条缆。二〇二四年西非那次多家运营商同时受影响的断缆，几家公司合计的修复支出据估算约八百万美元——单条不贵，叠在一起就不是小数13。相比之下，海底电力电缆的修复要花一千万到一亿美元，量级完全不同13，这也是前面那些“市场规模”数字被电力缆撑大的另一个侧面。

抢修这门活的特点是：你大部分时间在等。船得待命，等着某处出事；维护合同是按区域分摊的“俱乐部”式安排，几家运营商凑钱养一支船队，平摊待命成本。这种模式下，谁也不愿意单独掏一亿美元去造一艘大部分时间在港口里等活的新船。于是这个产业陷在一种慢性的拖延里：旧船能修就接着修，实在不行就去买二手的退役勘探船改一改11。这种拖延有它的内在合理性——单看每一年、每一家公司的账本，省下造船的钱都是对的；只有把所有公司的账本叠在一起、再往后看十几年，那个“约六十艘、一半要退役”的窟窿才会显出来。可没有哪一家公司是为整个系统的十五年后负责的。

八

这支稀薄的船队是怎么调配的，还有一层结构值得看。

全球的维护没有按一家公司、一片海这样划，而被切成几个“区域维护协议”来分担——本质上是把那种俱乐部式合作模式搬到了维护这一端。大西洋和北欧由 ACMA 覆盖，这是个一九六五年成立、约六十家成员的非营利合作组织，常备三艘船分驻英国波特兰、法国布雷斯特和加勒比的库拉索；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补上断缆缺的那一段，备用缆还分别囤在波特兰、布雷斯特、百慕大和西班牙特内里费的仓库里18。地中海有 MECMA，基地在法国的滨海拉塞讷，覆盖范围约七万一千公里，连黑海和红海都算在内19。东南亚和印度洋有 SEAIOCMA，覆盖从吉布提到关岛、从台湾到澳大利亚，加起来大约是全球海洋面积的三分之一19。还有北美区。几个协议拼起来，才勉强把主要航道盖住。

至于这些船到底归谁所有，集中度也不低。按 SubTel Forum 的统计，法国的 Orange Marine 有九艘，约占船队的百分之十三；SubCom 八艘，约百分之十二；英国的 Global Marine 七艘，约百分之十20。其余分散在 ASN、日本的 NTT 海洋工程、中国的 S.B. Submarine Systems、阿联酋的 E-Marine 等几家手里。值得留意的是，这里出现的名字和造缆的四巨头只是部分重叠——造缆的不一定养着大船队，养船队的也不一定造缆。修这件事，看上去比造分散，但分散不等于充裕：所有这些船加起来，也就六十来艘，而且老的老、旧的旧。一家东南亚的船东在二〇二四年专门为扩充船队借了近三亿美元，业界把这件事当作新闻来报——足见在这个行当里，肯花钱添船的，是少数20。

九

把镜头拉近到一次具体的抢修，就能明白为什么“十天到二十天”只是这件事的一半。

修一根断在几千米深处的光缆，过程大致是这样：先靠电流或电磁场定位故障点，如果是新鲜的磨损还能用声呐找；然后用一个叫抓钩（grapnel）的工具——配上撬具和犁——在海床上拖拽，把缆勾住；勾住之后，往往要分几次把缆切断、给一端拴上浮标、再去捞另一端；缆被拉上船后，剪掉受损的那一段（有时长达几百米），把里面的每一根光纤逐一熔接好，重新包上护套，最后以约两点五倍水深的余量放回海里15。

这套动作里，最费功夫的往往是把缆从海底找出来、捞上来，接线反倒是相对快的一步。深水里的缆很少直挺挺躺在海床上——它可能被洋流推移，可能半埋在沉积物里。抓钩拖一遍未必勾得到，常常要来回拖好几趟；勾到之后，因为一条缆从船舷两侧同时拉太重，所以一般先把它切断，给一端系上浮标丢回海里，先把另一端拉上船处理，再回头捞那一端，两端都接好了再放回去。重新入海时还要留出约两点五倍水深的余量盘成一个环，免得缆被拉直绷断15。

光是熔接这一步，本身一两天就够了15。真正吃掉时间的，是熔接之外的一切。船从港口开到现场，在偏远海域可能要走两三周15。海上作业本身常常是十天到二十天。而最容易被外行忽略、却越来越关键的一环，是许可。

修一根缆，多数时候不是在公海上。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二〇二三年的统计是：那一年全球有二百零六次修复，分布在一百三十六个司法管辖区里，其中百分之四十四发生在领海，百分之五十四在专属经济区，只有百分之二在公海13。这意味着，大部分抢修需要沿海国家点头。而拿到进入领海作业的许可，按多份报道，可能要等上六周；有的国家“一个月甚至更久”才放行1115。即便是紧急抢修，也未必能免掉这道手续26。

这是一种很难用钱解决的瓶颈。你可以多造船、多备缆，但你没法替别国政府提前盖好章。船就停在领海线外，缆就断在几海里之内，等的却是一份审批——这种延迟，造再多的船也补不上。

加起来，一次抢修的端到端时间，可以从十几天拉长到几个月。海缆保护委员会记录里最长的一次单点修复，耗时九百四十七天13。物理上接好一根缆只要一两天，可在领海主权与官僚流程面前，这一两天能被前后的等待拖成两年多。修复端真正的瓶颈，一半在海里，一半在岸上的盖章。

十

那么，海缆到底为什么会断？这关系到“修”这门生意要应付多大的工作量。

每年的故障数大致稳定。二〇一〇到二〇二四年的年均值是一百九十九次，区间通常落在一百五十到两百之间13。有意思的是，这个故障率在二〇一三到二〇二四年间基本没变，而同期全球缆的总里程涨了约一半，从一百五十万公里到二百七十万公里13。缆铺得越来越多，断点数却没跟着涨——单条缆变得更耐用了。但这件好事有个反面：缆越来越多、抢修船没怎么增加，每艘船要照看的里程在悄悄变长。同一份统计还提到，过去十年里，从故障发生到修复完成的响应时间，已经翻了一倍多13。断得没更频繁，修得却更慢了。

断缆的原因，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按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的归类，约百分之八十六的故障来自捕鱼和抛锚——具体是百分之二十八的捕鱼、百分之十四的抛锚，加上百分之四十四“疑似捕鱼或抛锚”13。剩下的，百分之七是地质活动，百分之四是磨损，百分之三是设备本身故障13。单是被拖拽的船锚一项，委员会估计就占了每年约百分之三十的事故，约六十次断点14。《科学美国人》把这个比例表述得宽一些——渔具和船锚加起来“七到八成”11。口径有出入，但方向一致：绝大多数断缆是渔船和船锚干的，是事故，不是破坏。

蓄意切缆历史上是罕见的13。近年波罗的海和台湾周边的几起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但相当一部分在调查中被归因于拖拽的船锚而非确证的蓄意破坏，这里只陈述其归因的不确定，不下定论——后面专门讲断缆的章节会细谈26。

这一点对理解整个产业很关键。如果断缆主要是间谍和破坏，那防御的重点该放在监视和威慑上。可既然八成以上的断点是渔船和船锚这类日常事故，那真正决定一个地区“扛不扛得住”的，就跟有多少敌人没太大关系，关键在出事之后多快能修好。修得快不快，又回到那支船队：船在不在附近、油够不够烧、许可办不办得下来。无论断缆的原因是无意还是有意，账最后都算到修复能力上。每年两百次左右的断点，本身就足以让一支不到二十艘抢修船的队伍吃紧；一旦某片海域同时出几处事，这支队伍的薄就会立刻显出来。

十一

把“修”的瓶颈和地理叠在一起，会看到几处特别薄的地方。

那篇由伊朗威胁引出的报道点出了一个细节：整个波斯湾，只有一艘抢修船11。波斯湾连着霍尔木兹海峡，是欧亚之间一条繁忙的数据通道；一艘船覆盖这样一片区域，余量小到几乎没有。

南海是另一处。它既是全球最繁忙的修缆区之一，也是争议最多的一片海11。覆盖这片海域的，是前面提到的 SEAIOCMA 维护区。在这里，修缆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有分析者指出，一旦台海出现危机，中国海警有能力阻挡抢修船进入相关海域26。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脆弱——缆断了，船有了，许可却卡在主权的争执里。

还有一层是国旗。全球这六十来艘缆船里，挂美国旗、由美国运营的只有两艘；美国政府通过一个叫“电缆安全船队”的项目，每年补贴约一千万美元养着这两艘17。这背后有制度的原因：美国的航运法规对本国登记的船只设了不低的门槛，结果是真正能挂美国旗、在美国近海作业的缆船寥寥无几。已经有人提议放松这些限制，让盟国的造船厂帮着补上美国的修缆能力17。一个把“全球数据走海缆”当作国家安全来谈的国家，自己手里能用的抢修船只有两艘——这件事本身，比任何关于制造垄断的担心都更说明问题在哪一端。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不对称。造缆是四只手攥着的生意，份额、国籍、所有权，每一项都清清楚楚，连国家都愿意亲自下场去收购。修缆是另一回事：约六十艘船，不到二十艘能抢修，三分之二在二〇四〇年前要退役，需要三十亿美元和二十艘新船，而几乎没有人在造，因为“账算不过来”。一边是看得见的、被争夺的能力；一边是看不见的、没人愿意填的空缺。

哪一端先撑不住，没有人给得出确定的答案。能确定的只是：当某一天，几处缆在同一片争议海域同时断掉，而最近的那艘抢修船正在另一片海上、还要等一个月的许可——到那时候，问题就不再是谁造的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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