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6 年 5 月，一位经常和我聊起这些话题的中产母亲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我现在偶尔会想，等孩子大学毕业了、不需要我再操心他的教育了，我接下来要焦虑什么？”

她那时候的孩子还在初中。她说出这句话时，神情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既有对孩子终于不需要被鸡的期待，又有对“鸡娃结束之后的生活”的不安。她过去 10 年的精力主要投入在孩子的教育规划上——读公众号、查升学政策、研究学习产品、与老师沟通、参加各种讲座、做各种决策。这种投入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她日常生活的核心结构。一旦孩子大学毕业、不再需要这种投入，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该往哪里去。

她不知道。但她可以感觉到，一定会有某种“下一个焦虑”出来填补这个空缺。

这一章想做的，是把视角拉到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讨论这本书最大的开放问题。如果“鸡娃”作为一个全民词汇在 2035 年前后退场，焦虑产业化的底层结构会去哪里？它会和“鸡娃”一起消失吗？还是会切换到下一个母题继续运作？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这一章不会给出确定答案，它会展开几种可能的方向，提出几个值得继续观察的信号，最后留下一些开放问题作为这本书的结尾。

二

要讨论“焦虑产业化”的未来，需要先把过去 10 年这种结构的核心特征再梳理一下。

它有一个完整的供给侧基础设施。转译层的四个角色（信息中介、焦虑生产者、产品供应商、暗市运营者）相互配合，构成一个稳定的产业链。

它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技术。矩阵化人设、清单化方法论、私域分发、焦虑物化。这些技术不依赖任何特定的内容（鸡娃、健康、移民、养老都可以套用），它们是相对独立的“操作工具箱”。

它有一群训练有素的从业者。KOL、MCN 运营、规划师、私域销售、内容生产者、产品经理。这些人在过去 10 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焦虑产业化”经验，他们的技能可以迁移到其他焦虑议题。

它有一群被训练的消费者。80 后母亲群体（即将退场的鸡娃主力）和 90—95 后母亲群体（正在进入育儿期的下一代）。这些消费者熟悉“焦虑—消费—缓解—新焦虑”的循环模式，他们对类似模式的产品接受度高。

它有一组成熟的平台基础设施。微信、抖音、小红书、知识星球等平台已经把“内容—私域—变现”的链条做得非常顺畅。任何新的焦虑议题都可以利用同一组平台基础设施快速扩张。

把这五个特征合在一起，“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载体可移植性”：它不需要绑定在“鸡娃”这一个具体载体上，它可以切换到其他载体继续运作。

这就引出了本章的核心问题：如果鸡娃这个载体在 2030—2035 年间因为出生率断崖而萎缩，“焦虑产业化”会去哪里？

三

大致有三种可能的方向。它们不是互斥的，可能同时存在。

第一种方向：整体萎缩。

转译层缩水为顶部 5—10% 家庭的小众服务市场，大部分基础设施退出。MCN 矩阵公司关停、学习机厂商收缩、暗市机构萎缩、鸡娃 KOL 转行。整个“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逐渐淡出公共视野，只在少数高净值家庭中以更精英化、更私密化的形态继续存在。

如果这种方向成为主导，2035—2045 年间中国的产业格局会发生显著变化：原本投入鸡娃产业的资本、人力、平台流量被释放到其他赛道（健康、养老、文化娱乐、技术消费）。但这些资本和人力的“释放”不是中性的——他们携带着“焦虑产业化”的操作经验和心理结构，可能在新赛道复制类似的模式。

第二种方向：载体切换。

转译层把“焦虑产业化”的技术（矩阵化人设、清单化方法论、私域分发、焦虑物化）切换到其他焦虑议题——养老、健康、身份、资产保护——继续运作。原有的鸡娃 KOL 转型为养老顾问；原有的 MCN 矩阵把账号人设从“海淀肥肠妈”换成“上海老年陪护妈”；原有的学习机厂商把产品形态从“学习平板”换成“健康监测设备 + 老年陪伴机器人”；原有的暗市机构把服务对象从“小升初家长”换成“高净值家庭的跨境身份配置”。

如果这种方向成为主导，2035—2045 年间中国会出现一系列“新的焦虑产业”：它们的具体内容不同（不再是教育），但底层结构相同（同一组人、同一组技术、同一组平台、同一组焦虑—消费—缓解的循环）。鸡娃这个特定的载体退场了，但“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更换衣装继续运作。

第三种方向：跨境延续。

转译层在中国本土萎缩，但通过全球泛华人网络在湾区、多伦多、新加坡、伦敦延续，服务出生在境内但长大在境外的下一代。第十二章讨论过这张全球网络的存在：它的需求侧基础在中国本土萎缩时反而可能稳定甚至加强（因为更多家庭通过跨境身份配置把孩子带出中国境内 K12 体系）。

如果这种方向成为主导，2035—2045 年间“中国式鸡娃”会从“地理意义上的中国现象”演化为“全球泛华人现象”。它的核心地理节点从北京海淀转移到湾区库比蒂诺、多伦多万锦、新加坡武吉知马、伦敦肯辛顿。它的话语载体从中国大陆的微信公众号转移到跨境平台。它的核心客户从中国本土中产转移到全球泛华人精英。

三种方向并非互斥。它们会以不同的强度同时存在：大部分的鸡娃产业基础设施会萎缩（方向一），少部分会切换到其他焦虑议题继续运作（方向二），还有一部分会跨境延续（方向三）。三种方向的具体比例取决于多个外生变量——经济周期、政策走向、技术变化、地缘政治变化——这些变量都很难精确预测。

四

如果“载体切换”是真实可能的方向之一，那么哪些载体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母题”？我看到几个候选。

第一个候选是养老焦虑。

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60 岁以上人口比例从 2010 年的 13.3% 上升到 2024 年的 21.1%，预计到 2035 年达到 30%1。这种老龄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养老焦虑”需求侧：既包括老年人自己的养老焦虑，也包括成年子女对父母养老的焦虑。

养老焦虑与鸡娃焦虑在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性。

都是关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鸡娃焦虑是关于孩子 10—20 年后的就业市场；养老焦虑是关于父母 10—20 年后的健康状况和经济保障。两者都指向一个无法精确预测的未来，这种“无法精确预测”是焦虑产业化的最重要原料。

都需要“翻译为可消费决策”的中介服务。一位中产子女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需要决定“选哪家养老院”“买哪种医疗保险”“配置哪些健康监测设备”“请哪位护工”，每一个决定都是模糊的、有风险的、需要专业知识的。这种处境恰恰是“焦虑产业化”最擅长解决的：把模糊的远方焦虑翻译成具体的购买决策。

都有完整的供给侧潜力。养老院、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健康监测厂商、家政服务公司——所有这些供给侧主体已经存在，只是缺少一个“焦虑产业化”的整合机制让它们形成产业链。这种整合机制可以从鸡娃产业的“操作工具箱”直接迁移过来。

2030—2040 年间中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养老焦虑产业化”过程，其规模可能不亚于今天的鸡娃产业。一些早期信号已经在 2024—2025 年出现：养老主题的小红书账号开始出现、“养老规划师”作为一种新职业开始出现、专门服务高净值家庭的“养老顾问”开始进入市场2。这些都是“养老焦虑产业化”的早期种子。

第二个候选是健康长寿焦虑。

随着中产阶级的形成和老龄化的加深，“健康长寿”作为一种焦虑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快速兴起。NMN（一种被宣称延缓衰老的补充剂）、生物科技公司（如某些做“长寿研究”的公司）、医美机构、健康检查中心、AI 健康监测设备，这些都构成一个庞大的“健康长寿产业”3。

健康长寿焦虑与鸡娃焦虑也有结构相似性。

都是关于“主观可控性”的虚假承诺。鸡娃承诺通过“系统化规划”提高孩子的未来结果；健康长寿承诺通过“系统化保养”提高身体的未来状态。两者都建立在“如果我做某些事情，未来会更好”的逻辑上，但具体效果都难以精确验证。

都依赖“信息中介”的角色。一位想要“健康长寿”的中产，需要了解大量专业知识：哪些营养素有用、哪些保健品是骗局、哪些医生值得信赖、哪些检测项目有意义。这种信息需求创造了“健康 KOL”和“长寿顾问”的市场空间。

都需要“焦虑物化”的产品出口。鸡娃产业的物化产品是学习硬件；健康长寿产业的物化产品是 NMN 补充剂、智能手表、健康监测设备、医美套餐。两者都满足“按下购买按钮就能感到安心”的核心心理需求。

2025—2030 年间，“健康长寿焦虑产业化”可能进入快速扩张期。其客户群可能从现在的高净值人群（35—55 岁，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100 万+）扩展到中产人群（30—55 岁，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30—100 万）。这种扩展会让健康长寿产业的规模快速增长，可能在 2030 年代成为消费品市场的重要增长点。

第三个候选是身份与资产保护焦虑。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持续，“身份配置”和“资产保护”作为焦虑议题在中国高净值家庭中持续升温。移民身份（黄金签证、护照规划）、海外资产（海外房产、海外信托、海外股票账户）、跨境业务结构（离岸公司、家族办公室）——这些构成一个相对封闭但规模可观的产业4。

第十二章讨论过这种产业在中国精英教育的扩展。但它本身作为一种焦虑议题，可能在 2030—2040 年间独立于鸡娃存在，甚至取代部分鸡娃的位置：一些原本会投入鸡娃的家庭，可能转而投入“身份和资产配置”，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子女在海外的位置”比“未来子女的教育程度”更重要。

身份与资产保护焦虑的产业化基础设施已经部分成熟：移民中介、家族办公室、跨境财富顾问、海外房产中介、离岸金融服务公司。这些主体在过去 10 年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服务体系，只是规模相对小（主要服务高净值家庭）。如果这种焦虑在中产层进一步扩散，产业规模可能快速扩张。

第四个候选是“AI 时代的职业焦虑”。

随着 AI 技术在 2023—2025 年的快速突破，越来越多的中产专业人士开始焦虑自己的职业被 AI 替代5。这种焦虑在 2025—2030 年间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焦虑产业化”的重要议题。

具体的产业形态可能包括：

“AI 时代职业规划顾问”——帮助中产专业人士规划如何转型为 AI 时代的新职业。

“AI 技能培训”——把传统的职业技能培训重新包装为“AI 时代生存技能”，从 prompt engineering 到 AI 辅助工作流。

“职业 AI 化产品”——各种声称“用 AI 让你的工作效率提升 X 倍”的工具、课程、咨询服务。

这种焦虑议题的特点是它的客户群体不是孩子或父母，而是中产专业人士自己——这是一个相对新的“焦虑产业化”对象。如果这种产业化成功，它可能在 2025—2035 年间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市场，规模可能超过传统的鸡娃产业。

五

除了上述四个相对强的候选，还有几个相对较弱但值得观察的候选。

宠物焦虑产业化。随着中国宠物经济的快速发展（2024 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约 3000 亿人民币）6，“宠物的教育、健康、美容、保险”等议题正在被产业化。一些早期的“宠物 KOL”和“宠物规划师”已经出现。这种焦虑议题的需求侧是“丁克 + 宠物”或“养宠物代替养孩子”的中产人群，规模虽然不大但增长快。

精神焦虑产业化。心理健康、冥想、灵性、自我提升——这些议题在过去 10 年已经有一定的产业化基础（樊登读书、得到 APP、各种心理咨询、冥想 APP 等）7。如果这一议题在未来 10 年继续深化，可能形成一个比目前更大规模的“心理与自我提升焦虑产业”。

气候与可持续焦虑。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加深和年轻人对环境议题的关注，“气候焦虑”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焦虑议题。但这种议题在中国的产业化前景较弱——中国社会对环境议题的整体关注度相对较低，气候焦虑很难形成大规模的消费市场。

文化焦虑（如汉语 / 传统文化）产业化。一些跨境家庭已经在为“孩子保持中文 / 中国文化连接”焦虑——这种焦虑在湾区、多伦多、新加坡等海外华人聚居区已经形成一个小规模的“中文教育产业”。如果这种焦虑随着跨境华人人口的增加而扩大，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

六

最后一个相对反常规但值得讨论的候选：“反焦虑”本身可能成为一种焦虑产业。

这听起来矛盾，但逻辑是这样的。

随着“焦虑产业化”在过去 10 年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我是不是太焦虑了”。这种反思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如何停止焦虑”“如何过松弛的生活”“如何不被焦虑产业绑架”。围绕这一议题的产品和服务可能包括：

“松弛感”内容（公众号、小红书、播客）：告诉读者如何过得“不那么紧张”的生活方式建议。

冥想和正念产品（APP、训练营、修行营）：通过冥想和正念缓解焦虑。

“反鸡娃”育儿顾问（与传统鸡娃 KOL 相反的角色）：告诉家长不要过度焦虑、给孩子更多自主空间。

“慢生活”消费品（手作、园艺、户外、慢食）：通过消费来表达“我不再追求快节奏”的身份。

这些“反焦虑”产品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在结构上仍然是“焦虑产业化”的产物。一位中产消费者读“如何不要焦虑”的文章，本质上还是在用“消费内容来缓解焦虑”。只是这一次焦虑的对象从“孩子的未来”变成了“我自己的过度焦虑”。整个心理循环——焦虑—消费—缓解—新焦虑——的结构完全没有变，只是具体的内容物变了。

这种“反焦虑作为新焦虑”的现象，可能是 2030—2040 年间一个最有讽刺意味的产业演化。“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它能把对自身的反思也转化为新的产业形态：你越想逃出这个循环，就越容易消费更多的“反焦虑产品”，从而以新的方式继续维持这个循环。

七

把所有这些可能性放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沉重的判断：

“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可能比“鸡娃”这个具体载体更具持久性。

鸡娃是一个有时间性的现象，它依赖出生率、依赖中产规模、依赖特定的政策环境。这些条件在过去 10 年支撑了鸡娃的扩张，但在未来 20 年都会发生显著变化。鸡娃作为一个全民词汇，可能在 2035—2045 年间真的退场。

但“焦虑产业化”作为底层结构不依赖任何单一载体。它需要的是几个更底层的条件。

一个有大量焦虑感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未来 30—50 年内不会消失，只是焦虑的对象在变）。

一套成熟的内容和销售基础设施（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只会更成熟，不会消失）。

一群训练有素的从业者（鸡娃产业培养的几十万 KOL、运营、销售、内容生产者，他们的技能可以迁移）。

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通过消费缓解焦虑”的心理模式（这种模式在过去 10 年已经深深扎根，未来 10—20 年只会更加普遍）。

这四个条件加起来，“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几乎可以肯定会在 2030—2050 年间继续存在：只是它的具体形态会变化、它的具体对象会切换、它的具体产品会更新。

这是这本书最深的一个判断，也是最让人不舒服的一个判断。

如果你接受这个判断，那么对一个中产家庭而言，“摆脱鸡娃”的真实意义远比“不再给孩子报班”复杂得多。一个家庭可以决定不再给孩子报班、不再追逐学区房、不再读鸡娃公众号，但只要他们仍然处在“焦虑—消费—缓解—新焦虑”的心理结构里，“鸡娃”消失之后，“养老焦虑”“健康焦虑”“身份焦虑”或者“反焦虑焦虑”会立刻填补进来。一个家庭真正要做的，不是停止某一种具体的焦虑消费，而是改变这种底层的心理结构。这是一件远比“反鸡娃”困难的事。

八

但这本书不想用“焦虑产业化不可避免”作为结尾。

不可避免不等于不可改变。一个社会过程的运作机制被理解之后，至少给了参与其中的人一些选择：选择不去消费某些焦虑产品、选择对自己的处境保持一定的清醒、选择在最个人的家庭决策中至少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结构。

我也想保留一些真实的不确定性。这本书所做的所有推演——2026—2030 年间的“复杂过渡期”、2030—2035 年间的“双层稀缺新格局”、2035—2045 年间的“载体切换或整体萎缩”——都是弱推断。任何一个外生变量（政策、技术、人口、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都可能让推演的具体路径偏离很大。

90—95 后母亲会比预测的更早、更彻底地集体退出鸡娃吗？AI 技术会比预测的更快、更深地改变教育产业吗？中国政府会推出更激进的人口政策吗？地缘政治会让跨境精英网络突然中断吗？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人能给出准确答案。

但有一件事是相对确定的：无论未来怎么演化，这本书所描述的 2017—2026 这十年的中国鸡娃，都已经发生了，都已经在几代中国家庭身上留下了真实的痕迹。一位 2015 年出生、现在 11 岁的孩子，他过去这些年的童年是被这种产业结构塑造的；一位 1985 年出生、现在 41 岁的母亲，她过去 10 年的人生是被这种产业结构塑造的。这些塑造已经发生了，未来 20—30 年它们会以各种方式继续显现：在这些孩子的职业选择中、在这些母亲的中年和老年生活中、在这些家庭的代际关系中。

这本书想做的，是把这十年留下的塑造之物，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对象记录下来。

不是为了控诉，不是为了赞美，不是为了规劝任何人怎么生活。

是为了让经历过这十年的人，能够在某个安静的时刻，认出自己所在的图景；能够看清楚自己曾经做过的决定背后是什么样的结构；能够在面对未来的下一个焦虑议题时，至少先停下来问一问：“这又是同一种循环吗？”

接下来翻到后记。我会写下我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感受到的一些边界、一些遗憾、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都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但它们应该被记下来。

最后我想说，写这本书的过程让我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一些概念有了新的怀疑——“焦虑产业化”“母职经纪人化”“半透明的筛选”“焦虑物化解药”——这些概念都是有用的，但它们也可能成为新的“标签”，让读者用一种“我已经理解了”的方式把复杂的现实简化掉。一本好书应当让自己的概念既被使用、又被质疑，而不是被作为最终答案接受。这本书希望被这样使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比例从 2010 年 13.3% 升至 2024 年 21.1%、预计 2035 年达 30% 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2024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与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相关预测。

  2. “养老规划师”“养老顾问”作为新职业的早期信号，见人社部《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新京报》《财经》《第一财经》关于养老服务行业的相关报道。

  3. NMN、生物科技长寿研究、医美、健康检查、AI 健康监测设备等构成的健康长寿产业，见《财新》《福布斯》中文版、36 氪、虎嗅 2023—2025 年关于“长寿赛道”系列报道，以及胡润研究院《中国高净值人群健康长寿白皮书》。

  4. 移民身份、海外资产、跨境业务结构等构成的身份与资产保护产业，见胡润研究院《中国移居海外人士白皮书》《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与《财经》《经济观察报》关于跨境财富管理的相关报道。

  5. AI 技术在 2023—2025 年突破后中产专业人士对“被 AI 替代”的焦虑，见 OEC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Work》报告、World Economic Forum《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5》与 36 氪、《财新》关于“AI 取代白领”的相关讨论。

  6. 2024 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约 3000 亿人民币的数据，见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4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艾瑞咨询、《2024 年中国宠物消费报告》。

  7. 樊登读书、得到 APP、各类心理咨询与冥想 APP 构成的“心理与自我提升产业”，见各公司公开年报、《财新》、36 氪、虎嗅 2020—2025 年相关行业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