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4 年下半年的某一周，“烂尾娃”这个词同时在小红书话题和几篇影响力较大的公众号文章里出现，成为一个迅速被广泛使用的新词。《三联生活周刊》刊出题为《赔上家底鸡娃的中产，结局是______》的深度报道1；虎嗅发表《中产不卷后，第一批“烂尾娃”出现了》2；36 氪用《鸡娃经济大败退》总结一年的行业数据3；观察者网刊出陈辉的评论文章《“烂尾娃”？其实烂尾的不是娃，而是“鸡娃工程”》4。维基百科上很快出现了“烂尾娃”的中文条目5。
这个词的兴起速度本身就值得分析。一个新词从出现到被主流媒体集体使用、再到被维基百科收录，整个过程不到三个月。这种速度通常意味着这个词触碰到了某种被广泛感受到但此前缺乏表达词汇的现实：它不是被发明的，是被识别的。
“烂尾娃”指的是什么？
虎嗅那篇文章给出了一个三阶段分类6：
早期烂尾，指小学或初中阶段放弃高强度补习，从国际化降到普通公办；
中期烂尾，指高中或大学阶段经历倦怠或心理危机，无法继续按预期路径前进；
后期烂尾，指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通过延长学位或啃老延迟入职。
三个阶段虽然时间点不同，但内核是相同的：一个被高强度鸡娃投入的孩子，最终没有走完那个被规划好的“上岸”路径。投入和产出之间出现明显的落差，家庭的“教育工程”在某个节点失败了。
但陈辉那篇评论提出了一个比“烂尾娃”更尖锐的判断：真正烂尾的不是孩子，而是“鸡娃工程”本身。把孩子作为绩效产品评价的逻辑，本身已经破产。
这一章想做的，是把“烂尾娃”这个词作为一个观察对象，不是讨论“谁的孩子烂尾了”，而是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词、它的真实功能是什么、它代表的话语转向是真的转向还是另一种焦虑的形态”。
二
“烂尾娃”这个词在 2024 年下半年快速传播，表面看是描述孩子的状态：一个孩子没有达到家庭预期的教育目标。但这个表面解释忽略了一件事：在 2024 年之前，“孩子没达到家庭预期”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并不是 2024 年的新事物。如果只是描述这种现象，2010—2023 年间应该早就有大量类似的词汇。
那么“烂尾娃”作为一个词的真实功能是什么？
它的真实功能不是描述孩子，而是允许中产家庭“在不承认经济失败的前提下退出鸡娃”。
这句话需要展开。
一位中产家庭在过去 10—15 年里投入了几百万到上千万的资源在孩子的教育上：学区房、补习班、国际学校、留学规划、住家教师、暗考报名。这些投入背后有一个隐性假设——投入会兑换为相应的教育和就业回报。
但到 2024—2025 年，这个假设开始系统性地失败。学历贬值数据让“硕博学位作为资本”的兑换率明显下降，海归回国就业的溢价收缩到只比国内本科生月薪高 14% 但留学成本是国内的 6 倍7，体制内通道收缩与公务员考试热度反向上升暗示“稳定胜过流动”的价值转换8。
面对这种系统性失败，一个中产家庭面临一个心理难题。
如果承认“投入和回报严重不匹配”，意味着承认家庭过去十几年的核心决策是错的。这种承认对家庭的心理代价是巨大的：它会引发夫妻之间的相互指责、对自己判断力的怀疑、对孩子的隐性怨气、对自己作为父母的失败感。
但如果继续假装“投入会兑现”，意味着家庭必须继续按原有节奏投入，但这种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一对一辅导价格涨 30%、国际学校学费涨 20%）9、效果越来越不可见（孩子越大可塑性越低）、家庭的经济能力越来越承担不起（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降薪）10。
在这两个选项都难以接受的状况下，中产家庭需要一个“第三选项”——一种能让他们在不承认决策错误的前提下，平静地退出原有投入节奏的方式。
“烂尾娃”这个词提供了这个第三选项。
它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
它把“投入失败”重新框定为“孩子的状态”。失败的不是家长的决策，是孩子本身——可能是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可能是孩子的天分不足、可能是孩子的“内驱力”不强、可能是时代不行了让孩子没机会。家长在使用这个词时，潜台词是“我已经尽力了，是孩子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它把“经济失败”重新框定为“价值选择”。一位母亲不再坚持给孩子报最贵的补习班，不再追求让孩子进国际学校，不再要求孩子刷到考试满分——这些行为不再被理解为“我们买不起了”，而是被理解为“我们想让孩子有更轻松的童年”“我们追求松弛感”“我们不再被精致教育的话语绑架”。“反鸡娃”成为“经济降级”的伦理化外衣。
它把“个体困境”重新框定为“集体共鸣”。“烂尾娃”作为一个流行词意味着这件事不是某个家庭的孤立失败，而是一个集体现象。当一位中产母亲发现自己周围的朋友都在使用这个词时，她会获得一种“我们都在经历这件事”的群体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大大缓解了“个人决策失败”的心理负担。
把这三个功能合到一起，“烂尾娃”这个词的真实功能就清晰了：它不是描述孩子的工具，是中产家庭面对鸡娃投入回报率崩塌时的心理防御机制。它让家庭可以体面地、有共鸣地、不承认个体责任地，从原有的鸡娃投入节奏中退出。
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的存在本身，是家庭代谢层失败的最深表征。
三
但要避免对这种现象的过度简化，需要区分三种不同的“反鸡娃”。
真转向是少部分中产家庭真正切换价值观，从“卷孩子”转向“过自己的生活”。这部分家庭的具体行为可能包括：放弃学区房、退掉一对一、改公办、不再追竞赛。这种转向的规模虽然有限，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些 90—95 后家长群体中已经出现了相对系统化的“反鸡娃实践”。
焦虑迁移是大部分家庭的实际状态。他们只是把投入从“机构”迁移到“硬件 + 私域 + AI”，从“奥数”迁移到“留学规划”，从“竞赛”迁移到“夏校 + 实习”。这种迁移在表面上是“反鸡娃”（他们不再给孩子报传统的奥数班和英语班），但在结构上仍是鸡娃（他们用学习机、AI 课程、跨境路径等新形态继续投入）。这是第六章讨论的学习机销量增长 25.5%、第五章讨论的 MCN 矩阵持续扩张的需求侧来源11。
被动放弃是大多数“反鸡娃”言论的真实含金量。经济下行迫使家庭缩减教育开支，但叙事上包装成“反鸡娃”“松弛感”。一位失业的父亲、一位降薪的母亲、一个突然遭遇财务危机的家庭，在不得不削减教育支出时，会用“反鸡娃”的话语来掩饰这种削减的真实原因。这种“被动放弃”是过去几年“反鸡娃”叙事的最大组成部分。
三种类型在表面上看起来相似（都不再像以前那样投入鸡娃），但在结构上完全不同。
真转向的家庭，可能在 5—10 年后形成中国第一批“非鸡娃式中产育儿模式”，对鸡娃话语形成系统性挑战。
焦虑迁移的家庭，是鸡娃产业转译层转型的真实需求侧：他们不会让产业总规模缩小，只会让产业形态从“线下机构”变成“线上硬件 + 私域社群 + 跨境配置”。
被动放弃的家庭最为脆弱。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他们可能立刻重新进入鸡娃投入；如果经济持续下行，他们的孩子可能成为“经济结构性烂尾”的真实承担者。
三种类型不是互斥的，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家庭的不同时段。一位母亲可能今年是“焦虑迁移”（从机构转向学习机），明年因为经济困境变成“被动放弃”，再过几年可能形成“真转向”的心理认同。这种动态过程是“反鸡娃”叙事真实复杂性的来源。
四
如果你把“反鸡娃”叙事的兴起时间和经济周期数据对照，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同步。
2023—2024 年间，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的降薪或裁员12。这是过去十年中产阶级第一次系统性遭遇收入下行。
2023—2024 年间，全国学区房成交量同比 -52%13。这是中产家庭的核心资产（房产）开始持续贬值。
2024 年全国教育培训机构倒闭 1.2 万家，日均 33 家14。这是鸡娃产业供给侧的快速收缩。
2024 全国 16—24 岁青年失业率（不含在校生）达到 17.7%（2025 年 9 月数据）15。这是“教育投入回报”在劳动力市场端的具体崩塌信号。
2025 年考研报名 -50 万（-11.4%），2026 年再降 45 万16。这是 90 后大学生对“学历进一步累积”价值的集体怀疑。
2024 年钢琴厂关停近 50%17。这是高端教育消费品（钢琴是中产家庭“素质教育”的标志性投入之一）的全面退潮。
把这些数据合在一起，“反鸡娃”叙事的兴起时间与中产经济基础的恶化时间几乎完美重合。这不是巧合，它是“被动放弃”作为反鸡娃主导成分的最直接证据。
但要承认一种诚实：经济周期不能完全解释“反鸡娃”叙事。同时存在的是真实的代际价值观转换——一部分 90—95 后家长（以及那些已经经历过 80 后父母强力鸡娃的 00 后子女）开始系统性地拒绝鸡娃的核心假设。这部分人不需要等经济好转才会重新鸡娃，他们对鸡娃这件事的拒绝是结构性的、长期的、深刻的。
这两种动力（经济周期 + 价值观转换）的叠加，决定了未来 5—10 年“反鸡娃”叙事的真实演化方向。如果经济周期反弹但价值观转换继续，“反鸡娃”会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与“鸡娃”并行的、占少数但不可忽视的中产育儿模式。如果经济周期继续下行而价值观转换也加速，“反鸡娃”可能从“少数派”变成“主流”，但同时整个鸡娃产业的需求侧基础会严重缩水。
五
如果有一个公众人物可以被视为“反鸡娃叙事”的代言人，那应该是张雪峰。
张雪峰，甘肃出身、北京工作的高考报志愿网红，过去几年因为“反鸡娃式现实主义”的话语风格积累了千万级粉丝18。他的核心话术是：普通家庭怎么选专业、怎么规避不靠谱的大学和就业方向、怎么用最经济的方式让孩子的人生少踩坑。他的语言粗粝、直接、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与那些精致包装的鸡娃 KOL 形成鲜明对比。他在 2023—2024 年达到商业高峰，“含泪赚了几个亿”成为流传度极高的网络说法19。
但张雪峰填补的不是真正的“反鸡娃”，是教育系统职业规划缺位的功能性空白。
逻辑是这样：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 20 年完成了大规模扩张，但配套的“职业规划”服务严重不足——大学不告诉学生怎么选专业、高中不告诉学生大学和就业的关系、教育部不发布权威的“专业—就业前景”对接信息。这种缺位创造了一个市场，谁能填补“教家长和学生怎么选专业”这件事，就能获得巨大流量。
张雪峰填补了这个市场。他的“反鸡娃”色彩（告诉家长“别迷信名校”“别盲目选热门专业”“现实点”）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鸡娃”，而不是真正的“反鸡娃”。他没有告诉家长“不要为孩子的未来过度焦虑”，而是告诉家长“不要按错的方式焦虑，要按正确的方式焦虑”。他没有挑战鸡娃产业的核心假设（教育投入应该被精心规划），他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规划版本。
2026 年 3 月，关于张雪峰的“退场传闻”开始流传20：他可能不再以同样高强度参与公开内容生产、可能转向后台咨询业务、可能因为某些压力降低公众曝光。这些传闻的具体真实性需要观察，但即使它们部分准确，意味的也是张雪峰作为一个“个人 IP”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一个高度依赖个人话语权的 KOL，在十年扩张后必然面对话语疲劳、人设老化、市场需求转变等结构性问题。
张雪峰可能不会成为“反鸡娃”的长期代言人，他更可能是 2020—2025 这五年中“中产对鸡娃投入回报失望”的一个过渡期符号。这个符号在 2025—2030 年间会被新的符号替换：可能是某种更系统化的“非鸡娃教育路径”、可能是更激进的“完全退出主流升学体系”、可能是某种“AI 时代职业重新定义”的新话语。无论是哪一种，张雪峰的“反鸡娃式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会被超越。
六
“反鸡娃”不是孤立现象，它与一组相邻话语簇共振。
佛系。2017—2020 年间作为年轻人话语首先兴起，描述对竞争性目标的低意愿态度21。“反鸡娃”是其家庭版，把“佛系”从年轻人的自我描述扩展到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态度。
躺平。2021 年成为爆款词，描述对超长工作时间、高强度竞争的拒绝22。它和“反鸡娃”在心理结构上同源，都是对“无意义竞争”的退出。
润学。2022—2024 年高峰，主要在知识阶层中流行，描述全家移民海外的渴望和实践23。“反鸡娃”中的部分家庭走“直接润 + 子女海外”路径，把孩子从国内 K12 体系中抽离出去。
断亲。年轻人话语，描述与上一代或扩展家庭网络的主动疏离。它和“反鸡娃”在“代际去黏连”维度上同源，都是对“为家庭责任做出超额牺牲”的拒绝。
不婚不育。终极形态，直接从源头解构鸡娃生态。一个不结婚不生育的人，不会面对鸡娃问题。出生率从 2017 年的 1758 万降到 2025 年的 792 万24，是这一话语簇的真实人口学后果。
把这一组话语簇合起来看，它们共同表达的是一种结构性退出：年轻人和年轻家庭在过去 5—10 年集体对“按预设路径竞争”这件事说不。“反鸡娃”是这种退出在“父母对子女教育”维度上的具体表达；“躺平”是同一种退出在“个人对职业竞争”维度上的表达；“不婚不育”是同一种退出在“代际再生产”维度上的极端表达。
这一系列退出不是任何单一群体的“个人选择”，是整个社会面对阶级流动通道收窄、就业市场恶化、生活成本上升、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集体反应。这种集体反应在历史上有先例——日本 1990 年代的“低欲望社会”25、韩国 2010 年代的“三抛世代”和“N 抛世代”、台湾 2000 年代的“小确幸文化”——都是东亚社会在“快速增长结束后”的类似反应。
中国 2020—2030 年的“反鸡娃 + 躺平 + 不婚不育”组合，是同一类反应的当代中国版本。它的具体演化轨迹会与日韩有差异（中国的人口规模、政府介入能力、制度灵活度都不同），但底层结构是相似的：一个发达 / 准发达社会在过了快速增长高峰之后，年轻一代对“按预设路径竞争”集体说不。
七
如果“烂尾娃”有一个最尖锐的具体形态，那就是 2024—2025 年间出现的“全职儿女”26。
“全职儿女”指的是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或主动放弃找工作），脱产寄居父母家中的年轻人。他们和父母签订一种隐性“工作合同”——付出劳动（陪护父母、做家务、陪父母旅行、处理家里日常事务）换取经济支持，部分人边做家务边继续学习或找工作。
这种现象与“啃老”的边界是模糊的。两者的实质差别在于：啃老的年轻人通常不承担实际家庭功能，只是接受经济支持；全职儿女在主观上承担某种“工作”角色，把陪伴和照顾父母作为自己的“职业”。但这种主观区分在客观结构上几乎没有差异，两者都是“成年子女经济上依附父母”的状态。
“全职儿女”作为现象的规模没有公开统计，但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虎嗅、新浪、人民网），这种现象在 2024 年开始进入主流讨论，2025 年成为关于“青年就业”的常见话题。一些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已经把“接受全职儿女”作为一种正常的家庭安排：不再期望孩子在 22—25 岁就经济独立，转而接受 25—30 岁仍依附父母的状态。
这种安排的代价是双方的。
对父母而言，意味着 20—30 年前规划的退休生活（攒钱、养老、享受晚年）被迫调整。原本预期的“60—80 岁安享晚年”变成“60—80 岁继续供养成年子女”。这部分父母面对的不是经济上无法承担，而是心理上对“我的孩子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难以接受。
对子女而言，意味着 25—35 岁这十年——一个人最重要的事业奠基期和家庭组建期——被消磨在“非职业状态”。这种消磨不只是经济损失，更是个人成长路径的结构性损毁：一个 35 岁仍在“全职儿女”状态的人，回到正常就业市场的难度极大，可能此后再难以获得稳定的职业身份。
把父母和子女合在一起，“全职儿女”的真实代价是两代人共同承担的：上一代失去退休安宁，下一代失去职业奠基。这是家庭代谢层失败在两代人之间的最深传导。
八
回到本章最大的判断：烂尾娃叙事的真正意义，不是描述某些孩子的状态，是中国当代中产神话的内部崩塌。
中产神话在中国是相对年轻的——它在 2005—2020 这十五年间形成。这个神话的核心叙事大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 + 子女的高质量教育 + 房产作为资产保值 + 体制内或大公司提供的稳定就业，一个家庭可以在两代人之间完成“从普通家庭到中产阶级 → 从中产阶级到中产阶级或更上一层”的稳定上升。
这个神话在 2005—2018 年间是部分有效的——大量从农村或小城市出来的年轻人，通过高考进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好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公司或体制内，结婚后买房，孩子上学，家庭资产稳步增长。这部分人构成了 2010 年代中国一线城市中产阶级的主体。
但 2018—2025 年间，这个神话的几个支柱开始连续崩塌。
房产作为资产保值的功能失败了（学区房成交量 -52%）。
体制内的入场券扩展性失败了（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从 50:1 升到 200:1）。
大公司的稳定就业失败了（互联网和金融行业 2022—2025 年间持续裁员）27。
子女的高质量教育能兑换更高回报的假设失败了（学历贬值数据、烂尾娃现象）。
努力工作能保证收入稳定的假设失败了（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降薪）。
五个支柱同时受到打击，整个神话的内在结构开始崩塌。
但崩塌不是“瞬间倒塌”，它是一种缓慢的、内部的、被各种掩饰话语遮蔽的过程。一个中产家庭在 2024 年面对的状况，可能是：房子在跌价但还能住、孩子在补课但效果不明显、自己在工作但担心被裁员、对未来感到模糊不安但说不清楚怎么了。这种状态的特征是：崩塌的迹象到处都是，但没有一个明确的、可以被指认的“崩塌时刻”。
“烂尾娃”作为一个词的兴起，恰恰为这种弥散的崩塌提供了一个可以被指认的具体焦点。中产家庭通过谈论“烂尾娃”，间接地承认了整个中产神话的失败——但这种承认是被包装为“个别孩子的状态”的，不是被承认为“整个阶级的处境”的。这种包装是一种心理保护，它让家庭可以面对部分真相，但不必面对全部真相。
下一个 5—10 年，“中产神话”的崩塌会以更多形态显现：不只是“烂尾娃”，还可能是“返贫中产”、“破产白领”、“消失的高净值人士”等。每一个新的词汇都会承担类似的心理保护功能，让中产家庭可以面对部分崩塌而不必面对全部崩塌。但这种碎片化的承认终究是有边界的：某一天，当中产家庭无法再用任何新词汇掩饰系统性的下行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他们曾经相信的那个“通过教育、努力、房产实现稳定上升”的神话，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段特定历史窗口期的偶然成果。
九
回到 2024 年下半年那个让“烂尾娃”突然出现的时刻。
如果我们后退一步，问一个看起来奇怪的问题：在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里，每年新增 1000 万左右适龄人口，最终能进入“中产神话所许诺的稳定上升通道”的，本来就只是少数。大部分孩子，无论他们的家庭怎么投入教育，都不会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物，都不会进入清华北大常春藤，都不会拿到月薪几万的工作。这是任何大规模社会的基本事实：大多数人是平均的、普通的、不出彩的。
那么“烂尾娃”这个词所描述的现象（孩子没有走完家庭规划的“上岸”路径）其实是大多数家庭的常态，不是少数家庭的异常。
但中产神话过去 15 年的核心承诺，恰恰是“如果你按这个路径投入，你的孩子可以脱颖而出”。这个承诺把“普通”重新定义为“失败”。一个孩子如果只是成为一个普通的工程师、普通的教师、普通的会计，按 50 年前的标准，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按 2010 年代中产神话的标准，这是某种“未达预期”的烂尾。
“烂尾娃”这个词的兴起，从某个角度看是中产家庭重新发现“普通”的过程：重新接受大多数孩子注定是普通的、大多数家庭注定不会走完那条“上岸”路径、大多数投入注定不会兑换为期望的回报。
这种重新发现是痛苦的，但可能是必要的。如果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集体相信“我的孩子应该不普通”，这个社会会在 20—30 年时间里产生一种巨大的、不可持续的、对所有家庭都施加伤害的教育竞争压力。鸡娃就是这种压力的产业化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烂尾娃”叙事的兴起——尽管它带着痛苦、防御、自我安慰的色彩——可能是中国中产阶级在面对自身处境的一次重要重新校准。这种校准不是任何政策能够强制完成的，是经济周期、人口结构、代际价值观转换共同推动的。
下一章我们会做一次具体的地理切片，把视角从“全国中产”收窄到“三个具体的地理标识”：北京海淀、北京顺义、上海古北。三个地名在公共讨论中常被笼统地称为“高净值教育路径”，但事实上代表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资本结构和教育策略。它们的内部张力，是理解中国当代精英教育复杂性的关键。
第十章会问：为什么海淀有“海淀花生妈”这样的代表性 KOL，而顺义和古北几乎没有公开的对应人物？这种“媒体可见度的差异”本身就揭示了三种不同的精英教育逻辑：海淀是话语生产者，顺义是避险实践者，古北是混合实验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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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中产不卷后，第一批“烂尾娃”出现了》，2024 年。文章给出“烂尾娃”三阶段分类（早期、中期、后期烂尾）与海归回国就业溢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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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氪《鸡娃经济大败退》，2024 年。文章汇总学区房成交量 -52%、教培倒闭 1.2 万家、学习机销量 +25.5%、钢琴厂关停近 50%、考研报名 -50 万等行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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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月薪超 1 万的比例仅 38%、比国内应届毕业生高 14%、留学成本是国内 6 倍的数据，见虎嗅《中产不卷后》（2024）与智联招聘《2024 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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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国考资格审查 341.6 万人、比 2024 年增 38.3 万的数据，见国家公务员局公告与新华社、中新社、《中国青年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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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后一对一辅导价格涨约 30%、国际学校学费涨约 20% 的数据，见 21 世纪经济报道、《财经》、国际教育网 2024—2025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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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年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降薪或裁员的数据，见 36 氪、虎嗅、《财新》关于互联网与金融行业裁员潮的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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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学习平板销量同比 +25.5% 与 MCN 矩阵持续扩张的数据，见沙利文学习平板高端市场报告、奥维云网与新榜《2024—2025 母婴 KOL 行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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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城市学区房成交量同比 -52% 的数据，见诸葛找房《2024 年学区房市场报告》与中指研究院、克而瑞地产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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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国教育培训机构倒闭 1.2 万家、日均 33 家的数据，见 36 氪《鸡娃经济大败退》（2024）与《中国教育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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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考研报名 -50 万（-11.4%）、2026 年再降 45 万的数据，见教育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告与新京报、《中国教育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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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泪赚了几个亿”作为网络流传的说法见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张雪峰商业版图过亿的相关报道见《财新》《虎嗅》《36 氪》2024—2025 年相关人物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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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峰 2026 年 3 月“退场传闻”的报道见微博、抖音相关讨论与媒体观察。具体真实性属于待证实状态（证据等级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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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作为年轻人话语的兴起，见 2017—2020 年间《新京报》《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关于“佛系青年”的系列报道与社会学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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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于 2021 年成为爆款词，源于贴吧用户“好心的旅行家”的帖子《躺平即是正义》。详见《新京报》《财新》《人物》关于躺平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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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学”2022—2024 年的流行轨迹，见《财新》、知识阶层公众号、Telegram 群组相关讨论与《纽约时报》中文版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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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低欲望社会”概念由大前研一在 2015 年《低欲望社会》（小学馆）一书中提出；韩国“三抛世代”（放弃恋爱、结婚、生育）“N 抛世代”概念见韩国《首尔新闻》《中央日报》2014—2016 年系列报道；台湾“小确幸文化”概念源自村上春树作品，2000 年代后在台湾大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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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5 年互联网与金融行业持续裁员的报道，见 36 氪、虎嗅、《财新》、《晚点 LatePost》系列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