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3 年某个秋天的下午，一位海淀区的母亲通过家长群里的私聊推荐，认识了一位姓郑的女老师（这里用化名“郑老师”）。郑老师在双减前是北京某大型教培机构的小学奥数教师，授课经验六年，曾带过几届进入海淀六小强的学生。双减后机构裁员，她在 2022 年下岗，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育规划师，但收入比原来低很多。郑老师的形象基于央广 2023 年报道与多家媒体对双减后离职教培教师群体的访谈构造，是这一类住家教师 / 私教的复合画像，不指向特定个人1。
这位海淀母亲在群里的推荐很简短：“郑老师人很好，专业过硬，孩子很喜欢她，价格 1.5 万一个月，包食宿，住家。”她加了郑老师的微信，沟通了几次，约了一次试讲，决定让郑老师住进自家——三居室里腾出一间作为郑老师的卧室加书房，每天负责女儿放学后的全部学科辅导，包括奥数、英语、语文阅读，以及周末两天的集中训练。
从那以后，郑老师在这位海淀母亲家里住了下来。月薪后来涨到 1.8 万，再后来涨到 2.3 万。她不再是任何机构的员工，她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于任何工商登记里，她每月收到的转账由这位母亲个人账户支付，备注通常写“家政费”。她在法律上的身份模糊：既不算补习老师（双减后小学学科类一对一是被禁止的），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政（她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教学而非家务）。她处在一种“高端家政 / 住家教师”的灰色地带里。
这位母亲不是个例。郑老师也不是个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2023 年发布的一份报道《“双减”政策下的教培乱象：中介机构暗藏网络平台，住家教师“变身”高端家政》披露了双减后中国一线城市这种“住家教师”市场的快速扩张2。月薪从早期的 8000—12000 元涨到 2024 年的 1.2—2.3 万元。涨价的原因是供给侧大量减少（双减让公开学科补习消失）但需求侧基本未变（家长仍需要为孩子的学科竞争争取优势）。这种供需错配只能通过价格上涨来重新平衡。一位经过严格筛选的、有重点学校上岸经验的住家教师，目前在北京海淀的市场价已经达到月薪 2 万级别，这接近一位部委公务员的工资水平。
这一章想做的是进入转译层的第四个角色：暗市运营者。这是整个鸡娃产业最隐秘的一块，但也是双减后扩张最快的一块。它的存在揭示了一个监管悖论：监管收紧公开供给端，反而催化了灰色市场的繁荣。
二
暗市运营者的业务大致可以分为两端：“暗市教学”和“暗市考试”。两端有不同的供给主体、不同的客户群体、不同的价格结构，但通过“教师即考试中介”这种角色重叠，两端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暗市教学这一端的主要供给主体大致来自四类人。
一是从大型教培机构离职的教师。双减后好未来、新东方、猿辅导、作业帮等公司大规模裁员，仅好未来一家就从约 9 万员工降到约 3 万，超过 6 万人离开正规机构3。这部分教师中的一小部分（估计 5—15%）进入了住家教师 / 一对一私教的灰色市场。这一群体的特征是教研背景扎实、有大量学生案例、熟悉重点学校筛选规则、价格相对最高。
二是独立的数学竞赛教练。原四大杯赛（希望杯、迎春杯、华杯赛、走美杯）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命题教师、教研员、地方组委会工作人员，在双减后部分进入私教市场。这一群体的特征是奥数能力深、有竞赛体系内部关系、价格中等到高。
三是名校在职教师的“私下补课”。这是教育部明令禁止的，但在执行层面仍有灰色空间4。一位海淀某重点小学的在职数学老师，可能在周末以“个人指导”形式接 3—5 个学生，每小时收费 800—1500 元。这部分供给规模有限，但因为“名校在职教师”的金字招牌，单价最高。
四是海外名校归国数学背景毕业生。这部分人通常是英美顶级数学专业毕业，回国后选择以“高端私教”作为副业或主业。一对一时薪 1000—2000 元，主要服务有出国规划的家庭。
四类供给加起来，构成了双减后中国一线城市学科类暗市教学的主要供给端。具体的市场规模没有公开数据，但根据多方观察，仅北京海淀和西城两个区，这种“住家教师 / 一对一私教”的活跃供给数量估计在 5000—10000 人之间，对应年市场规模 50—100 亿人民币5。这是一个不公开但相当庞大的市场。
暗市考试这一端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DSS 大师赛、华数之星、YMO 等改名后的暗考体系。这些考试的运作机制简要复述一下：原四大杯赛被禁后，相关机构（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北京华数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等）通过改名、变形、私域报名等方式继续运作6。考试通常在每年特定时段（元旦、暑假、寒假）举办，部分跨境到澳门避开境内监管，参赛者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的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
暗市教学和暗市考试通过“教师即考试中介”这一角色重叠形成闭环。
一位住家教师 / 私教，往往同时承担“指导学生备考”和“为学生报名考试”两个功能。她和某个暗考组织的“指定合作机构”有关系，可以为自己的学生争取报名名额；她在教学过程中重点训练考试需要的题型；她在考试结束后帮助家长解读成绩并规划下一步。这种“教学 + 中介”的双重身份，让住家教师 / 私教在家长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她不只是一个会讲题的老师，她是一个能让我的孩子真正“参与到隐性筛选体系里”的通道。
这种通道功能，是住家教师定价的真实基础。一位月薪 2.3 万的住家教师，她的“教学价值”可能只值 1 万；剩下的 1.3 万是“通道价值”，是她能为家长打开的、暗考报名和重点学校隐性筛选的渠道价值。
三
让我们进入一个具体的场景。
2024 年元旦前后，澳门半岛某四星酒店的会议室和宴会厅里，进行着一场考试：DSS（数学解题能力大师赛）的总决赛。这场考试的前身是“迎春杯”，一项 1984 年由北京市教育局批准创立的小学数学竞赛，曾是北京小升初最重要的筛选指标之一。2018 年教育部全面叫停学科类竞赛后，迎春杯被列入禁止名单，但它没有真正消失。通过一系列改名和变形（“数学解题能力展示”→“数学花园探秘”→“DSS 大师赛”），它在 2018—2024 年间继续运作，每年仍有大量北京、上海、深圳的小学生参赛7。
这次澳门 DSS 的具体规模数字没有公开，但根据家长群和媒体的零星观察，2024 年元旦那一届参赛人数估计在 800—1500 人之间。组织者据报道是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 + 多家合作机构。这家中心 2014 年 5 月成立，同时使用“华杯赛北京地区管委会”“迎春杯全国组委会办公室”“数学花园探秘全国组委会办公室”等多个身份开展业务8。
为什么选择澳门？
最直接的原因是规避境内监管。教育部的禁令是针对境内的，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在教育竞赛的监管上有自己的法律框架，境内的禁令在澳门并不直接生效。把考试地点设在澳门，可以让组织者在法律上保留一定的灰色空间：如果境内有任何官方询问，组织者可以回应“这场考试是在境外举办的，不属于境内监管范围”。
更隐蔽的原因是制造一种“国际化”的叙事包装。把考试名称从“迎春杯”改为“DSS 大师赛”，把考试地点从北京改到澳门，把参赛家庭的旅行包装为“亲子研学之旅”，这种重新包装让原本灰色的“暗考”看起来像是“高端国际竞赛”。家长在朋友圈晒“陪孩子参加澳门 DSS 大师赛”，比晒“参加被禁止的迎春杯”显得体面得多。
还有一层经济原因是抬高门槛、筛选高消费家庭。澳门考试需要参赛家庭承担机票、酒店、培训费等额外成本，一个家庭往往要花 1.5 万到 2.5 万人民币才能完成一次澳门 DSS 的参与9。这个成本相当于一台中端学习机的价格，对中等收入家庭是一个不小的门槛。这种门槛的客观效果是把参赛者筛选为“愿意为孩子的奥数考试支付 2 万 + 旅行成本的高净值或中高净值家庭”。这部分家庭的小升初实际进入重点学校的概率本来就高，DSS 的奖项对她们来说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决定命运”。
整个 DSS 在澳门的运作，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灰色商业产品：它服务于一个特定阶层的家庭、用一种特定的法律灰色地带运作、通过特定的话术包装把“暗考”重新定位为“高端竞赛”。在过去几年监管和暗考之间的“鼹鼠游戏”中，澳门 DSS 是最具创新性的一次。
四
要理解暗考为什么难以被监管彻底打击，需要进入它的报名链条的内部结构。
公开报道（澎湃新闻、新京报、新华社、时代周报）一致呈现的报名链条大致如下10。
第一步，组委会内部确定考试时间、地点、规则。这一步完全不公开。组委会成员之间通过私密渠道沟通，对外不发布任何公开通知。
第二步，名额分配给“指定合作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是中小型培训学校或个人教练。分配的依据有三个：历史合作关系（与原四大杯赛体系的延续）、机构的教学能力（能为考试输送合格学生）、机构的私域渠道（能在私域社群中传播报名信息）。具体的分配比例和数量不公开，但通常一家机构的年度报名配额在 30—200 人之间。
第三步，机构在私域社群通知家长。家长不能通过任何公开渠道直接报名，必须通过机构。机构在自己的微信群、QQ 群、家长 1V1 接洽时透露“今年还有 X 个 DSS 名额”，价格通常包含三部分：基础报名费（800—2000 元）+ 集训费（5000—15000 元）+ 食宿差旅（如果是澳门，再加 8000—15000 元）。一个完整的“DSS 参与套餐”总价在 1.5 万到 3 万之间。
第四步，家长缴费，机构汇总名单。这一步在法律上最敏感：机构收到的款项往往以“培训费”或“差旅费”名义入账，而不是“考试报名费”。这种处理是为了规避“非法组织考试”的法律风险，如果监管追查，机构可以声明自己只是收了培训费和差旅费，并没有组织考试。
第五步，考试当天，学生在指定地点（澳门酒店、北京某个培训机构内部教室、或线上“答题闯关”系统）完成考试。机构负责现场组织和考试服务。
第六步，公布成绩、发放奖项。奖项通常以电子证书形式发放，少数活动有线下颁奖仪式。家长在小升初简历中以“数学花园探秘 X 等奖（原迎春杯）”或“DSS 大师赛 X 等奖”格式标注。
第七步，简历进入相关名校的“参考材料”。学校官方不承认“以杯赛为依据”，但实际的隐性筛选中，这些奖项是关键的差异化指标。
整个链条在公开层面几乎不可见。你在百度上搜不到 DSS 的官方报名页面，搜不到组委会的官方联系方式，搜不到考试成绩。但在海淀和西城某些家长群里，这个链条是每年都要走的标准流程。
这种链条的隐蔽性，是它难以被监管彻底打击的核心原因。
五
教育部不是不知道这一切。
2022 年 3 月，教育部修订《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竞赛活动应实行清单制、白名单制管理，未列入名单的竞赛不得在中小学生中开展11。2022 年 11 月，教育部就违规竞赛专项治理发布通报。2023 年 1 月，专项打击“黑竞赛”，明确指向希望数学系列12。这些政策动作有真实效果——一部分明显违规的竞赛被取缔，“希望数学巅峰对决”“希望数学巅峰挑战营”“希望少年俱乐部”等被认定违规并依法取缔；运营这些竞赛的“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被处理。
但与此同时，迎春杯 / 数学花园探秘 / DSS 大师赛 / 华数之星等竞赛在 2024—2025 年仍在运作。监管能成功打掉的是名称明显违规、组织相对粗糙、与已被通报的实体直接关联的竞赛；但对那些不断改名、跨境运作、私域报名、组织结构分散的竞赛，监管的执行力明显不足。
监管面对的真实困境有几个。
监管的对象边界模糊。“竞赛”在法律定义上是什么？如果一个活动叫“数学解题能力展示”，它是不是竞赛？如果一个活动叫“青少年创新能力研学营”，它是不是竞赛？这种边界模糊让监管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上都需要做艰难的法律判断。
监管的执行需要地方配合。教育部的禁令是中央层面的，但执行需要地方教育局派人核查。地方教育局的人力有限，需要优先处理更显性的违规行为（比如线下大规模补习机构）。对于暗考这种隐蔽性高、规模分散的活动，地方教育局的核查频率和深度都不足。
跨境化让监管的法律管辖出现真空。DSS 在澳门举办，按内地法律，澳门是境外。教育部对内地培训机构组织学生跨境参加考试的具体监管路径，至今没有清晰的执法工具。一个北京的培训机构组织 30 个孩子去澳门参加 DSS，从内地海关、教育部、地方教育局任何一个部门看，都很难找到明确的处罚依据。
更根本的困境是需求侧没有任何动摇。只要六小强、四大金刚等顶尖中学仍然存在“隐性筛选”，家长就需要“隐性筛选所需的奖项”。供给侧只要赚钱有空间，就一定会以某种新形态重新组织：禁了希望杯出来 YMO，禁了 YMO 出来下一个。这是一个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锁死的稳态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监管和暗考之间的关系，更像一种“鼹鼠游戏”，打一项浮一项。每一次监管成功打击某个具体名称，新名称在几个月内出现。每一次新名称在一两年内积累了一定家长知名度后，又被监管识别和打击。一轮一轮，组织层面的人员和教研体系都是同一批，只是包装在换。
六
如果把暗市教学和暗市考试合起来看，会发现一个由“地下教练—合作机构—暗考组织”组成的三角生态。
地下教练负责教学。他们在私下接 1V1 或小班学生，价格通常是 500—2000 元 / 小时（视教练资历）；小班集训队（6—12 人）通常 3000—10000 元 / 学期；带住宿的集训营 2 万—5 万 / 期13。
合作机构负责连接。他们是地下教练和暗考组织之间的中介——他们和教练有合作关系，能为教练介绍学生；他们也和暗考组织有合作关系，能为学生争取报名名额。机构通常以“小型培训学校”“家庭教育工作室”“研学营”等名义存在。
暗考组织负责认证。他们是这个三角生态的最上游——通过考试和奖项，给学生一个可以在升学过程中使用的“隐性筛选凭证”。
三角生态的资金流向大致是：家长付费给机构（包含教学费和报名费）→ 机构拿一部分作为利润 → 把剩余部分支付给教练（教学费部分）和暗考组织（报名费部分）→ 暗考组织再把一部分作为利润，剩余部分用于运营成本（场地、命题、监考、证书等）。
这个三角生态的稳定性，依赖几个关键因素：
教练的供给稳定。如果监管能让大量教培机构离职教师不再进入私教市场（比如通过更严的执业资格审查或处罚），地下教练的供给会收缩，暗市价格会进一步上涨，最终把一部分中产家庭挤出。
机构的中介能力。如果监管能让“指定合作机构”的暗考报名通道被堵塞（比如直接核查所有声称是“研学营”实际是考试的活动），暗考体系会失去最关键的报名入口。
暗考组织的存活。如果监管能持续打击暗考组织的核心实体（如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华数之星等），并阻止它们的人员转移到新机构，暗考体系会真正断裂。
但过去几年的事实显示，监管在这三个关键节点上的执行能力都有限。教练的供给在双减后反而增加了（裁员的教培老师增加了私教供给）；机构的中介能力在私域社群中持续保持（监管很难触达微信群）；暗考组织的核心实体在被打击后会快速重新组织（同一批人换个公司名继续运作）。
整个三角生态在 2024—2026 年呈现的状态是——规模在扩张、价格在上涨、监管在追赶、但始终追不上。
七
回到本章开头的郑老师。
她在被原机构裁员之前，年薪大约 20—30 万。在双减后失业一年多里，她的收入降到几乎为零，靠之前的存款维持生活。后来转入“住家教师”市场后，她的月薪 1.8 万（后来涨到 2.3 万）—— 年化大约 22—28 万，差不多回到了原来的收入水平。
但她的工作状态发生了根本变化。
原来在机构工作时，她是一位正规劳动合同下的员工，有五险一金、有年假、有体检、有培训机会、有职业晋升通道。她的工作时间是相对规范的——周末和工作日傍晚授课，其余时间属于自己。她可以参加机构组织的教研活动，和同事交流教学经验，逐渐成长为更资深的教师。
现在在住家教师身份下，她没有任何正规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没有职业晋升路径。她的工作时间从早到晚都被雇主家庭的需求占据——清晨七点开始为孩子辅导早读，傍晚到夜里持续辅导，周末两天集中训练。她的居住权依附于雇主家庭——一旦合作中断，她要立刻搬出来。她和其他教师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因为她们都是分散的、隐藏的、各自服务于不同家庭的“个体工作者”。
这种工作状态的变化，是双减政策一个被低估的副作用：它把一批原本处于“正规劳动关系”的中产教师，转化为“个体工作者”或“隐性劳工”，剥夺了他们的劳动保护，但同时通过供需失衡推高了他们的名义收入。这种“高名义工资 + 低劳动保护”的组合，在中国当代劳动力市场不是孤例，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家政人员都处于类似状态14。但教师群体的进入这种状态，是过去三十年中国教育产业化最深的一个转折。
第十二章会更具体讨论这种转折在更大范围的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暗市运营者不只是“灰色商人”，更是被产业结构推到那个位置上的人。郑老师在 2024 年成为一名住家教师，不是她主动选择的，是双减 + 教培裁员 + 家长需求未变这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把她推到那个位置上的。她每月 2.3 万的收入，每一分钱都对应着家长对“重点学校升学”的焦虑和监管对“公开学科补习”的禁止之间的张力。
八
最后回到澳门。
把暗考的总决赛搬到澳门，这件事的表层意义是规避境内监管。但它的深层含义可能更值得思考。
中国当代教育竞争的强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跨越了国家的法律边界。一个北京海淀的小学六年级孩子，他的暑假可能包含三件事：北京的奥数集训队（在某个改名为“思维训练营”的机构内进行）、上海的英语夏校（提前为出国做准备）、澳门的 DSS 大师赛（一次跨境的考试）。这三件事跨越了北京、上海、澳门三个不同的法律辖区，但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它们构成同一个“鸡娃日程”。
这种跨辖区的鸡娃日程，是过去十年中国中产家庭最重要的一种空间策略：通过把不同环节分散到不同的法律辖区，绕开任何单一辖区的监管。澳门 DSS 是其中一个节点；新加坡的 IB 体系、香港的 DSE 体系、湾区的 SAT 培训、伦敦的 GCSE 备考，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孩子鸡娃路径上的节点。
第十二章会详细讨论这种“跨境鸡娃网络”的形成。但这里值得提前指出的是：暗市运营者不是只在境内运作的，也不是只服务于境内家庭的。一个北京的奥数教练，可能同时辅导北京的孩子、湾区的孩子、新加坡的孩子，通过线上 1V1 完成跨境教学。一家原本只在北京运作的“研学营”机构，可能在澳门、新加坡、湾区都有合作伙伴，把“暗考”的物理执行分散到多个辖区。整个暗市生态在过去几年快速跨境化、网络化、分散化。
这种跨境化、网络化、分散化的趋势，让监管面对的对象越来越像一个“无国界的灰色市场”：它不属于任何单一国家的监管范围，但服务于一个特定的跨境精英家长群体。要监管这种市场，需要的不是任何单一国家的政策意志，而是跨国监管合作，这种合作目前在国际上几乎不存在。
九
到这里，可以回看一下转译层的完整图景。
信息中介（如安柏）翻译规则，告诉家长“应该怎么做”。焦虑生产者（如三旬相见 MCN）制造情绪，告诉家长“你应该多么焦虑”。产品供应商（如学而思学习机）提供物化解药，告诉家长“买这个能解决你的焦虑”。暗市运营者（如住家教师、暗考机构）提供“实际有效”的解药，告诉家长“这是真的能让你的孩子上岸的”。
四个角色构成一个完整的转译—消费回路。一个家长越焦虑（焦虑生产者越成功），越需要看清规则（信息中介升值），越愿意买产品（产品供应商增长）；但买完产品后她仍觉得不够，最终进入暗市（暗市运营者兑现）。这四个角色之间的交叉销售和情绪叠加，是转译层真正的产业能量。
双减政策只触动了产品供应商的“学科机构形态”，把学而思的 K12 学科业务关停了，但没有动摇信息中介、焦虑生产者和暗市运营者。事实上，由于产品供应商部分被压缩，原本流向产品供应商的部分需求被挤压到了焦虑生产者（MCN 矩阵扩张）和暗市运营者（扩张）上。整个转译层的总规模并没有缩小，只是内部结构重组了。
到了这一点，再回头看监管的真实困境：它面对的不是某一类公开违规的商家，而是一个完整的、有四个相互配合的角色、有跨境网络支撑、有几十亿用户每天主动参与的产业生态。要彻底解构这个生态，需要的不是更严的执法，而是改变催生它的结构性条件——半透明的筛选制度、阶级流动汇率的崩塌、城市化中产的形成、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成熟。这些条件没有任何一个是监管在可见时段内能改变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核心判断是：鸡娃不会被消灭，只会被重新组织。
下一章开始进入家庭代谢层。如果说转译层是产业供给端，那么家庭代谢层是产业消费端：家庭内部如何把转译层输出的所有信号消化为日常的时间、情绪、关系。下一章会专门讨论一个角色：母亲。
为什么承担鸡娃代谢负担的几乎总是母亲？为什么没有同等强度的“父职鸡娃”？为什么 2018 年杨可发表那篇《母职的经纪人化》论文时，她访谈的八户北京中产家庭里，承担信息搜集、产品筛选、教育资源整合的全部是母亲？
下一章会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它会涉及到一些不太愉快的内容：关于女性在中国当代中产家庭中所承担的隐性劳动、关于“全职妈妈”作为一种身份的真实代价、关于“父亲缺位”作为一种产业结构的稳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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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老师”为基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2023 年报道、南方都市报、《21 世纪经济报道》关于双减后离职教培教师转入私教灰色市场的多份报道构造的复合人物形象，反映这一类住家教师 / 私教的普遍画像，不指向特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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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双减”政策下的教培乱象：中介机构暗藏网络平台 住家教师“变身”高端家政》，2023 年。报道揭示学科训练以“住家教师”“高端家政”形态继续存在，月薪 1.2—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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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未来从 FY2021 约 9 万员工降至 FY2023 约 3 万的数据，见好未来历年年报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教培裁员潮》、36 氪、虎嗅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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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 2018 年修订）明确禁止公办学校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教育部官网与各地教育局相关公告均可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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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北京海淀和西城两个区，住家教师 / 一对一私教活跃供给数量估计在 5000—10000 人之间、对应年市场规模 50—100 亿”的数据为基于央广 2023 报道、南都报道、行业访谈的合理估算（证据等级 C），具体精确规模因供给隐蔽性而无公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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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北京华数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等暗考组织实体的运作，见澎湃新闻、新京报、新华社 2021—2024 年系列报道与启信宝公开工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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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杯改名史（数学解题能力展示 → 数学花园探秘 → DSS 大师赛）与跨境澳门举办的报道，见澎湃新闻、新京报、新华社、时代周报 2021—2024 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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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2014 年 5 月成立、同时使用“华杯赛北京地区管委会”“迎春杯全国组委会办公室”“数学花园探秘全国组委会办公室”等身份的工商信息，见澎湃新闻 2022 年报道与启信宝公开工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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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 DSS 参与成本（报名费 + 机票 + 食宿 + 培训费）合计 1.5—2.5 万元 / 人的数据，见澎湃新闻、新京报 2023—2024 年家长访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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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考报名链条的内部结构与运作机制，详见澎湃新闻 2021—2024 年关于迎春杯、华杯赛改名、希望数学系列调查；新京报 2023 年关于“地下竞赛”调查；新华社关于查处违规竞赛系列稿件；时代周报 2022 年《小学奥赛改头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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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2022 年 11 月《关于面向中小学生违规竞赛问题查处情况的通报》、2023 年 1 月《关于查处希望数学系列违规竞赛的通报》。详见教育部官网与新华社、澎湃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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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奥数教练的收费区间（1V1：500—2000 元 / 小时；6—12 人小班集训：3000—10000 元 / 学期；带住宿集训营：2 万—5 万 / 期）的数据，见澎湃新闻、新京报、时代周报 2023—2024 年相关报道与行业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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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名义工资 + 低劳动保护”组合在中国零工经济（快递、外卖、网约车、家政）中的普遍性，见郑广怀等《零工经济与劳动者保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相关论文与《新京报》《财新》关于平台劳工的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