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9 年秋天,李雪琴在脱口秀大会上说了一句话:海淀妈妈这个词,听起来就是一个职业1。台下笑了。但那一刻笑得最大声的,是几年后才会真正进入“海淀妈妈”角色的一拨人。彼时刚生完一胎的 85 后母亲,孩子还在幼儿园中班,离小升初还有六到八年。她们不知道自己会在 2024 年的某个晚上,坐在三千块钱一节的一对一辅导课外面,等八岁的儿子做完一份“幼儿园升小学衔接数学测评”,然后回家在某位海淀 KOL 的公众号下读完一篇两千多字的“暑期规划清单”,再点开手机里那个已经付了 2680 元年费的知识星球,看群里有没有家长团购到便宜的新版 RAZ 分级阅读2。
她们不知道这些。她们只是在那一刻笑了笑,觉得“海淀妈妈”是一个有点夸张但有点真实的笑话。
把“鸡娃”从一个笑话、一个网络词、一个家庭故事,重新看成一种社会过程,是这本书要做的第一件事。
二
“鸡娃”作为一个词,大约 2017 到 2019 年间进入中文互联网的主流视野。词源不止一种说法。比较普遍的追溯是 1960—70 年代曾流传的“鸡血疗法”,把活鸡的血注入人体,宣称能治百病的伪科学3。这个疗法被淘汰之后,“打鸡血”留在了口语里,用来形容某种过度亢奋的状态。“鸡娃”就是“打鸡血式育儿”的简称。也有人提出“激娃”的解释——激发孩子潜能——但这种说法是后起的修辞美化,没有“打鸡血”那种荒诞性贴近这个词刚出现时的语感。
2021 年 12 月,《咬文嚼字》编辑部把“鸡娃”评为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4。一个词被《咬文嚼字》纳入年度流行语,通常意味着它已经完成了从亚文化术语到主流词汇的过渡。这个时间点很重要。2021 年 7 月,双减政策出台5;当年 12 月,“鸡娃”成为流行语。两件事并不是巧合。监管之所以下手,部分原因正是这个词所指的现象已经普遍到不能不处理的程度;而“鸡娃”之所以在那一年被官方词典收编,部分原因正是政策让全社会突然集中讨论这个现象。
但“鸡娃”作为一个词,比它作为一种现象出现得晚得多。
如果你愿意往前追溯,2010 年前后的北京小升初家长论坛已经在使用“DZ”(点招)、“KB”(坑班)、“六小强”这些黑话6。2015 年前后的微信公众号“海淀奥数”“家长帮”已经在系统讨论“奥数能否进六小强”这样的题目。2017 年安柏注册“海淀花生妈”公众号时(账号 ID Amber201606,意味着该账号注册于 2016 年 6 月)7,“鸡娃”作为词还没普及,但安柏要做的事,把自家孩子的小升初备战经验系统化、清单化、可复制化,已经是一项成型的产业实践。
也就是说,“鸡娃”这个词的出现,是这个现象积累了至少十年之后,社会终于有了一个统一名称来描述它。这种“现象先行,词汇后到”的关系本身就值得留意。它意味着鸡娃不是被某个新观念发明出来的,而是某种结构性力量先把这件事推到普遍状态,然后语言才追上来给它命名。
三
绝大多数关于鸡娃的公开讨论,把它放在“育儿文化”这个框架里:通常和“美国 free-range parenting”、“北欧自由放养”、“日本教育ママ”、“韩国虎妈”做对比,得出“东亚文化重视教育”“中产家庭焦虑代际传递”之类的结论。
这种讨论方式有它的便利。文化解释很容易写、很容易读、很容易在饭桌上引发共鸣。但它有一个致命问题:无法解释时间。
如果鸡娃是“中国文化”或“东亚文化”的产物,那么这种文化在 1990 年代去哪了?1990 年代的中国家长不送孩子去奥数班、不抢学区房、不读升学规划公众号,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孩子,也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教育,而是因为奥数班、学区房、升学规划公众号那时候都还不存在,或者存在但还没有成为家庭决策中心。一种文化解释如果不能说明为什么同一个文化在不同时期表现完全不同,它就不是真正的解释,它只是命名。
同样,如果鸡娃是“中产焦虑文化”的产物,那么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中产为什么没有立刻进入鸡娃状态?为什么这个状态要等到 2015 年前后才开始大规模显形,2017—2019 年达到流行词汇水平,2021 年迎来政策反弹?这些时间节点不能由“焦虑”这种心理学概念解释,必须由具体的结构变化解释。
我倾向于一个更结构性的命题:
鸡娃不是一种育儿文化,而是阶级流动性下降时代的一种焦虑产业化——一个把家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翻译成可被定价、可被分发、可被消费的私人服务体系,并在此过程中把家庭本身改造为生产单元的社会过程。
这句话里有几个判断需要展开。
先说“焦虑产业化”。它不是“利用焦虑赚钱”这种常见说法的另一种表述。“利用焦虑赚钱”暗示有一群坏人在剥削无辜家长,问题的解法是道德谴责或市场监管。这种说法把鸡娃理解为一个供给侧的丑闻。但鸡娃的真实结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相互锁死。监管打掉一类供给(比如学科补习),新的供给(比如学习硬件、私域规划、住家教师)立刻在另一个赛道重新组织起来,因为需求侧的焦虑没有任何减弱。这种相互锁死意味着,鸡娃不是一个可以被“清理”的产业丑闻,而是一个有自己稳态结构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在历史上有先例:十九世纪的食品产业化、二十世纪的金融产业化、二十一世纪的医疗产业化,都是把某个原本属于家庭或社群内部处理的事情,转化为可被批量生产和定价的标准化服务。鸡娃是这类过程在“家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个对象上的当代版本。
再说“焦虑产业化”的核心技术。它不是教学,而是翻译。这句话需要慢慢说。一个家长真正面对的焦虑是抽象的、整体的、长时段的——“我害怕我的孩子十八年后被时代淘汰”。这种焦虑无法直接消费,因为它指向的是一个十八年后的就业市场,而那个市场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鸡娃产业的真正本事,是把这种无法消费的焦虑翻译成可以立刻消费的具体决策:“我应该买哪一款学习机”“我应该让孩子读 RAZ 还是牛津阅读树”“我应该给孩子报数学一对一还是英语集训”“我应该不应该买学区房”。每一次翻译,焦虑就被切割成一个具体的购买决定,然后被立刻满足。这种翻译机制才是鸡娃产业的真正产品,而不是任何一款具体的课程或硬件。
最后说“把家庭改造为生产单元”。它意味着鸡娃对家庭的影响不能用“花了多少钱”来衡量。一个家庭进入鸡娃状态之后,它的内部结构发生重组:母亲变成项目经理,负责信息搜集、产品筛选、教育资源整合;父亲变成投资人和重大决策审批员,离日常运营越来越远;孩子变成产品,他的每一个时段都要被分配到某项可量化的能力提升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可在 2018 年发表过一篇论文,专门讨论这种变化,她用的词是“母职的经纪人化”8。这篇论文是在 2017 年访谈了北京八户城市中产家庭后写的,孩子年龄从 4 岁到 21 岁不等,母亲学历从高中到博士,职业涵盖科研、会计、企业管理。那时“鸡娃”这个词还没进入流行语。杨可注意到的是,这些母亲所做的事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照顾孩子”,而是非常接近一个企业项目经理的角色:她们写 to-do 列表,做 cost-benefit 分析,研究行业信息,对接供应商(培训机构),维护客户关系(孩子的老师),在内部会议(家庭讨论)上汇报阶段进展。这种角色转换不是任何一位母亲主动选择的,是整个产业结构把她推到这个位置上去的。
把这三个判断合起来:鸡娃是一种结构,不是一种心态;是一种产业,不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过程,不是一种家庭故事。
四
为了让上面的命题更清楚,需要从反面说清楚鸡娃不是什么。
鸡娃不是东亚特殊文化。这个判断的反证已经给过:东亚社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鸡娃强度,文化基因解释不了时间序列。1970 年代的台湾、1980 年代的韩国、1990 年代的日本、2010 年代的中国、可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的越南,每个社会的鸡娃高峰都对应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教育市场化时间窗口9。当物质条件齐了,“东亚文化”就出来了;当物质条件松了,“东亚文化”就消解了。这说明所谓“东亚文化”其实只是一个事后的命名,不是真正的原因。
鸡娃也不是中产焦虑文化。中产焦虑是输入,不是产品。一个社会有大量中产、又有强烈不确定性,必然产生焦虑,这是结构后果,不需要文化解释。问题在于焦虑这个原料如何被加工成产品。在 1990 年代的中国,焦虑这个原料同样存在(下岗潮、单位制解体、市场化冲击),但当时没有公众号、没有 MCN、没有学习机厂商,焦虑这个原料没有被加工成“可消费的鸡娃产品”,于是它只能以家庭内部争吵、社会议论、文学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形态散出。今天的焦虑原料和过去差别没那么大,差别巨大的是加工焦虑的产业基础设施。所以真正变化的不是“中产更焦虑了”,而是“焦虑被产业化的方式成熟了”。
鸡娃也不能等同于教育内卷。“内卷”是一个博弈论概念,描述的是行为结果:所有人都加大投入,但相对位置不变,整体回报降低10。鸡娃是产业结构,描述的是这种博弈所需的认知材料如何被生产和分发。一个家长之所以加入鸡娃,不只是因为身边别人都在鸡,更是因为鸡娃这件事已经被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翻译成了“具体可执行的清单”:上什么课、读什么书、买什么硬件、找哪位规划师、抢哪个学位。如果没有这套清单存在,“内卷”就只是模糊的焦虑而非具体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鸡娃产业先于内卷而存在,是它把“加大投入”这件事翻译成了可操作的步骤,从而让内卷有了执行路径。
五
如果鸡娃是一种结构性产物,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时候搭好的?
我倾向于把 2017—2019 这个时间窗口理解为多种力量同时成熟的临界点。
一是教培资本的成熟。学而思 2003 年成立,2010 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到 2018 年市值一度突破 300 亿美元11;新东方 1993 年成立、2006 年上市;猿辅导、作业帮在 2014—2015 年前后获得大额融资。整个 K12 教培行业在 2018 年达到投资峰值12。这意味着到 2017—2019 年,提供“鸡娃所需服务”的供给侧已经完全成熟:有上市公司支撑的产品标准化、有 VC 资本支撑的内容生产、有规模化的师资和教研体系。
二是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成熟。微信公众号 2012 年上线,到 2017—2018 年进入流量红利期;抖音 2016 年上线,2018 年进入爆发期;小红书 2013 年上线,2018 年完成从美妆向母婴 / 育儿的赛道扩展13。这些平台为“鸡娃焦虑的内容化”提供了基础设施。一篇焦虑文章可以在一天内被几十万家长读到,一个 KOL 可以在一年内从零积累到几十万粉丝,一个 MCN 可以在三年内运营出二十个矩阵账号14。在公众号出现之前,鸡娃焦虑只能停留在家长私下议论和报纸偶尔报道的层面,无法被产业化。
三是这一拨独生子女家长进入育儿期。1980 年代生的独生子女,到 2015 年左右开始大规模生育。他们自己是计划生育的产物,是城市化第一代受益者,是改革开放高考红利的直接受众。这一代家长身上同时叠加了几层经验:因为自己是独生子女,他们对孩子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因为自己受益于高考,他们对“教育改变命运”有强烈的本人验证;因为自己刚刚通过买房积累了第一笔财富,他们对“用资本兑换孩子未来”有具体的执行能力。这一代家长大规模进入育儿期的时间窗口,正好和教培资本的成熟、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成熟重合。
四是阶级流动汇率的崩塌。2010 年前后,“985 + 体制内/外企”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上升通道,一个农村孩子通过高考进入北大清华,毕业后大概率能进入北京户籍 + 中产收入 + 体制内或大公司的稳定路径。但到 2017—2019 年,这条通道开始明显收窄:校招市场对名校学历的边际溢价下降,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例从 50:1 升到 100:1 再到 200:115,体制内编制总量收缩。家长是用十年前的汇率开始投入孩子的教育的,但收割回报的时间是十五到二十年之后,那时的汇率已经全然不同。这种汇率错位是焦虑的真实来源。家长不是因为孩子的智力或天分焦虑,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过去的成功路径在贬值”,但他们不知道新的路径是什么,所以在“按过去经验拼命投入”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四种力量在 2017—2019 这个窗口同时到达成熟。这就是为什么“鸡娃”作为一个全民词汇会在这个时间出现,而不是更早或更晚。
六
我想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焦虑产业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样貌。
假设你是 2024 年某个 35 岁的城市中产母亲,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你的孩子今天放学回家,告诉你数学老师布置了一道思考题,他不会做。你看了一眼那道题,是一道改编自奥数体系的应用题,超出了一年级正常课本范围。你不知道这道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要给孩子报一个奥数班,不知道这个班应该报哪一家,不知道这件事要不要现在做。
这一刻你感受到的是焦虑。这种焦虑指向一个非常模糊的远方: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十八年后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就业市场,你不知道现在错过这道题会不会在某个未来的某个分水岭上让他被刷掉。这种焦虑无法直接消费,因为它指向的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
但是,你打开手机。
你刷到的第一条小红书推送是“小学一年级数学思维训练,妈妈必看的五个误区”。点进去,发现是一位认证为“海淀妈妈”的博主写的,下面有一个团购链接:某品牌的数学思维启蒙课,年卡 1980 元,今晚团购价 1380 元。你又刷到一条公众号文章,“鸡娃十年我才明白:一年级才是真正的起点”,下面是一个学习机的推广,号称内置 AI 个性化辅导,价格 8999 元,这一价位在 2024 年的学习平板市场属于中高端档位,2024 年全国学习平板销量达 592.3 万台、销售额 190.6 亿元,同比增长 25.5%16。你又点开微信群,群里有家长在讨论“思维启蒙到底要不要鸡”,下面有人贴了一份某位规划师的免费讲座链接,扫码进群可以听今晚八点的“小学六年规划”。
在二十分钟之内,你那个模糊的、关于“十八年后”的焦虑,被翻译成了三个具体的、当下的购买决定:一个团购、一个学习机、一个讲座。每一个决定都有明确价格、明确流程、明确执行方式。每一个决定都能让你今晚就“做点什么”。
这个翻译过程才是鸡娃产业的真正产品。
它的真正功能不是教育。团购的那门课你可能不会让孩子上完,学习机可能买回来三个月就闲置,讲座听完你可能什么都不记得。它的真正功能是让你那种无法消费的远方焦虑,有了一个可以立刻消化的当下出口。你在做出购买决定的那一刻,感受到的是“我至少做了点什么”的踏实感。这种踏实感是产业的真实产品。
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孩子是这个产品所必需的物质载体。没有孩子,团购卖不出去、学习机没人用、讲座没人听。但孩子并不是被服务的真正对象。被服务的真正对象是你的焦虑。孩子的实际学习效果,从产业的角度看,是一个次要变量。只要你的焦虑被持续生产、持续翻译、持续消费,孩子学到了什么并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学习机的用户研究反复显示一个让厂商尴尬的数据:约 70% 的学习机用户月活不足 3 次17。这不是产品失败,这是产品成功。它已经完成了它的真实功能(让家长在购买的一刻感到安心),剩下的使用率从产业逻辑上不重要。
七
到这里,可以回头解释开头的那个场景:为什么 2019 年那位 35 岁的母亲会在 2024 年的某个晚上坐在三千块钱一节的辅导课外面。
她不是因为爱孩子才坐在那里,不是因为虎妈文化才坐在那里,也不是因为攀比心态才坐在那里。她坐在那里,是因为一个完整的、有自己稳态的、由四种力量在 2017—2019 同时成熟之后搭起来的社会过程,把她推到了那把椅子上。这个过程把她的远方焦虑翻译成了今晚的辅导课,把她的家庭重新组织成了一个绩效组织,把她从一位母亲变成了一位项目经理,把她的孩子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份待优化的产品。她可以拒绝某一节辅导课,但她无法拒绝整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已经渗透在她每天打开的每一个手机应用、每一个微信群、每一段对话里。
这本书剩下的所有章节,都在试图把这个过程拆开来看。
第二章进入“筛选层”,讨论那个由高考、中考、暗考、点招构成的多层筛选系统,是如何创造出“鸡娃 KOL 这个职业”的市场基础的。
第三、四、五、六、七章进入“资本层”和“转译层”,分别讨论教育资本兑换通道的迁移、安柏这类信息中介、三旬相见这类焦虑生产 MCN、学而思这类硬件供应商、地下教练这类暗市运营者。这五章构成对鸡娃产业基础设施的解剖。
第八、九章进入“代谢层”,讨论母亲承担的代谢负担、家庭代谢失败时出现的“烂尾娃”现象。
第十、十一、十二章做地理切片和跨境扩散:顺义/海淀/古北三地的不同形态、国际学校的哑铃化、海淀话语沿全球华人网络的扩散。
第十三章把视角拉到东亚教育竞争的历史序列,看中国鸡娃和日本“教育ママ”、韩国 hagwon 的结构相似与差异。
第十四、十五章做未来推演,讨论出生率断崖时代鸡娃的演化方向,以及“焦虑产业化”这个底层结构在“鸡娃”载体之后可能切换到什么。
这本书不会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办,不会告诉一位家长该不该给孩子报奥数班、该不该买学区房、该不该送孩子出国。它想做的是更基础的事:把你所处的整个结构画出来,让你在做任何决定时至少能看清楚自己在这张图上的位置。
至于做不做某个决定,那是你的权力,也是你的责任。这本书无法替你承担。
但下一章先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那个让所有鸡娃决策成为必要的筛选机制,它本身长什么样?为什么它会让“看懂规则的人”成为一种可被付费的职业?
参考文献
-
李雪琴 2019 年参加《脱口秀大会》(腾讯视频)第二季,本节段子是其首轮表演中关于北京家长群体的观察之一。该段表演在 B 站、微博上有公开剪辑流传。
-
RAZ(Reading A-Z)是美国 Learning A-Z 公司的英语分级阅读品牌,从 AA 级到 Z 级共 29 级、2000 余本绘本,是中国“鸡娃妈妈群”中英语启蒙的标配教材之一。详见 Learning A-Z 官网。
-
“鸡血疗法”源自 1959 年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现交大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医师俞昌时的“红色注射疗法”实验,1960—70 年代曾以民间流传形态短暂流行,后被卫生部明令禁止。该词演化为“打鸡血”的流行口语用法已为多家媒体追溯过,例如《新京报》2021 年的“鸡娃”词源解析文章。
-
《咬文嚼字》2021 年度十大流行语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发布,“鸡娃”位列其中。详见上海《咬文嚼字》杂志官网与新华社、人民网相关报道。
-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2021〕40 号,2021 年 7 月 24 日。原文见中国政府网。
-
北京小升初家长论坛中“DZ”(点招)、“MK”(密考)、“KB”(坑班)、“六小强”(人大附、清华附、十一、101、首师大附、北大附)等术语的历史可在家长帮、知乎“鸡娃”话题、《三联生活周刊》“北京中产家庭‘鸡娃暗战’”系列报道中交叉验证。
-
安柏公众号“海淀花生妈”账号 ID 为 Amber201606,注册时间为 2016 年 6 月;其本人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原 500 强央企管理者。详见澎湃问吧“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专题(2020 年)与搜狐、《北京日报》相关报道。
-
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该论文基于 2017 年北京 8 户城市中产家庭访谈,是中国学界关于鸡娃现象最重要的早期诊断之一。
-
关于东亚社会教育竞争与工业化—城市化时间窗口的关系,参见 Cheo, Roland, 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in East Asia: Beyond the Asian Tiger Model(多种比较教育学综述)及 OECD PISA 区域研究报告。亦可参见本书第十三章对日本“教育ママ”、韩国 hagwon 的专题处理。
-
“内卷”作为博弈论概念进入中文公共讨论,与项飙在腾讯《十三邀》第四季(2020)中与许知远的对话有直接关系;该词的人类学渊源参见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中文语境下的演化参见《人民论坛》《光明日报》2021 年多篇“剧场效应”与教育内卷的评论。
-
好未来(学而思母公司)2010 年 10 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18 年股价高峰时市值一度突破 300 亿美元。详见好未来历年财报与彭博、雪球公开数据。
-
K12 教培行业 2018 年投资峰值见亿欧《2018 年中国教育行业投融资报告》与艾瑞咨询《2018 中国 K12 教育行业研究报告》。
-
关于平台时间线,微信公众号 2012 年 8 月 17 日上线(微信官方公告);抖音 2016 年 9 月 26 日上线(字节跳动公开记录);小红书 2013 年 6 月在上海成立,2018 年完成从美妆扩展至母婴 / 育儿赛道(小红书官方 2018 年品牌升级公告与亿邦动力网报道)。
-
“一个 MCN 在三年内运营出二十个矩阵账号”以三旬相见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为参考——该公司控股 / 关联 17—18 家公司、运营 20+ 个鸡娃公众号。详见虎嗅 / 《财经》《北京商报》对该公司的深度调查(2021—2024)与本书第五章。
-
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数据:2025 年国考资格审查通过人数 341.6 万,2024 年 303 万,热门岗位竞争比已多次突破 200:1。详见国家公务员局年度公告与中国教育在线、新华网、《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
-
2024 年全国学习平板销量 592.3 万台、销售额 190.6 亿元、同比 +25.5% 数据来自沙利文学习平板高端市场报告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科技复述。学而思在 2024 年高端市场销量与销售额双第一。
-
“约 70% 学习机用户月活不足 3 次”为行业观察数据,见多家学习平板厂商内部访谈与 36 氪 / 经济观察网 2024—2025 年关于学习机“高拥有率—低使用率”现象的报道。具体使用率因品牌而异,但“贵的玩具”现象已被广泛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