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杨可，在北京访谈了八户城市中产家庭。八户家庭的孩子年龄从 4 岁到 21 岁不等，母亲学历从高中到博士，职业涵盖科研、会计、企业管理1。杨可的访谈主题是“在教育市场化背景下，母职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二年，她把访谈结果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题目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2。这篇论文今天被认为是中国学界关于鸡娃现象最重要的早期诊断之一。它的核心观察很简单但很有穿透力：在 2017 年前后的北京中产家庭里，母亲所做的事情，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照顾孩子”，而是非常接近一个企业项目经理的角色。她们承担信息中介、产品筛选、教育资源整合等专业化职责，承担“教育业绩”的隐性 KPI。她们的工作内容是高度专业化的、可量化的、有节奏的、有“客户”和“供应商”的，只是这些工作不被任何劳动统计系统记录，不获得任何工资，不进入任何 GDP 核算。
杨可那时候用的概念是“母职经纪人化”，母亲作为孩子教育路径的“经纪人”。八年之后，回看这个诊断，它的预见性更加清晰：杨可所描述的那种角色，已经从八户北京中产家庭的局部现象，扩散为整个中国一线和强二线城市中产家庭的普遍状态。今天在海淀、徐汇、福田、天府的几乎每一个学区，“妈妈作为项目经理”已经是默认配置。一位母亲如果不能熟练操作家长群、规划清单、产品比价、考试报名、机构联络这一整套技能，她在家长圈子里几乎无法立足。
这一章想做的是从结构上理解为什么承担这种“经纪人”角色的几乎总是母亲——为什么没有同等强度的“父职鸡娃”、为什么“全职妈妈”作为身份在过去十年快速扩张又快速进入危机、为什么这种结构在 2025—2030 年间会进入它最深的疲劳期。
二
杨可那篇论文里描写的八户家庭，有几个共同特征。
孩子的学习成绩中等到中等偏上。这一点很重要：杨可没有专门找“学霸家庭”，她找的是“普通中产家庭”。但即使是普通家庭，母亲在孩子教育上的投入强度已经超出 1990 年代中国家庭的母亲所能想象的水平。
母亲的学历和职业都在中等以上。学历从高中到博士都有，但都是城市中产或以上水平。职业包括科研、会计、企业管理等“职场女性”类型。这意味着这些母亲在进入“经纪人”角色之前，自己是有完整职业身份的：她们不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才去鸡娃，是在已经有职业的前提下，把鸡娃作为一个额外的、隐性的、占用她们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第二份工作”。
父亲在孩子教育中的参与度普遍偏低。这不是说父亲不爱孩子或不重视教育，他们都重视。但他们的参与方式通常是“资金供应方 + 重大决策审批员”，而不是“日常运营者”。母亲规划好课程表，父亲签字付费；母亲选好学区房，父亲做财务决策；母亲整理好升学方案，父亲在饭桌上听汇报并提建议。这种分工不是任何一位父亲主动选择的，是整个家庭被产业结构推到这个分工里的。
母亲在执行“经纪人”角色时表现出明显的专业化倾向。她们订阅多个育儿公众号、加入十几个家长群、对市面上主要的学习产品和补习机构有自己的评测体系、与孩子的老师保持稳定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对升学政策有持续的跟踪。这种专业化的程度，往往超过她们在自己本职工作上投入的精力。
杨可的论文是基于这八户家庭的访谈材料展开的。但她真正的洞察不在材料本身，而在她为这种现象命名的方式：“母职的经纪人化”。
经纪人这个词的本来含义，是商业领域中“代表客户进行专业化中介”的角色——明星经纪人、运动员经纪人、艺人经纪人。经纪人有几个核心特征：代表客户的利益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承担客户成功与否的隐性 KPI；需要专业化的市场知识和供应商网络；工作高度依赖信息、关系、判断力。
杨可指出，2017 年前后的北京中产母亲，正在以惊人的精度复刻这个角色的全部特征：她们代表孩子的利益与外部世界（教育产业、学校、家长圈）打交道；她们承担孩子升学成功与否的隐性 KPI；她们需要专业化的“教育市场知识”和“供应商网络”；她们的工作高度依赖信息、关系、判断力。
而她们与商业领域的经纪人最大的差别是：她们做这件事没有工资。
三
母职经纪人化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大？
如果你把一位海淀中产母亲日常做的所有“鸡娃相关”事务列出来，包括但不限于：
订阅育儿公众号、阅读公众号文章（每天 30—60 分钟）；参与多个家长群的讨论（每天 20—60 分钟）；研究学习产品（每周 1—3 小时）；接送孩子上下学和往返补习班（每天 1—2 小时）；陪孩子做作业、订正错题（每天 1—2 小时）；制定和调整孩子的学习计划（每周 2—4 小时）；和孩子的老师保持沟通（每周 30 分钟—1 小时）；处理教育产品的下单、退换、对接（每周 1—2 小时）；研究升学政策、考试报名（每月 5—10 小时）；参加家长会、教育讲座、线下活动（每月 10—20 小时）。
总加起来，一位中等强度鸡娃的中产母亲，每周在“鸡娃相关事务”上的投入时间是 25—40 小时。这相当于一份兼职到全职之间的工作量3。
但这份工作不被任何劳动统计系统记录。不获得任何工资。不进入 GDP 核算。不积累任何可被市场认可的职业经验。不享有任何劳动保护。不能向任何人请假。不能在表现优秀时获得晋升。
这是一份完全隐形的劳动。
这份劳动对应的市场价值是多少？
如果把这份劳动外包给职业的“家庭教育规划师 + 育儿管家 + 学业辅导”组合，按一线城市的市场价计算，月成本大约 1.5—3 万元，年成本 18—36 万元。这是一位母亲在鸡娃这件事上为家庭节省的“机会成本”——如果她不做这些事，家庭要花这么多钱才能买到同等水平的服务。
如果这位母亲原本是一位月薪 2—5 万的职场女性，她为了承担“经纪人”角色而辞职或大幅减少工作时间，她损失的职业收入是每年 24—60 万。这是她为家庭付出的“显性机会成本”。
把“隐性劳动价值 + 显性机会成本”加起来，一位完整承担“母职经纪人”角色的母亲，每年为家庭付出的经济价值是 42—96 万元，超过这个家庭实际花在孩子教育上的“显性教育费用”。
但这个数字不存在于任何统计中。不存在于任何家庭内部的“贡献计算”中。不存在于任何夫妻关系的“分工协商”中。它是一个完全隐形的、被结构性忽略的、对家庭经济和母亲个人都至关重要的存在。
四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承担这个角色的几乎总是母亲？为什么没有同等强度的“父职鸡娃”？
这不是一个可以用“传统文化”或“性别分工”简单回答的问题。如果是文化问题，那么 1990 年代的中国父亲为什么也不深度参与孩子教育？如果是性别分工，那么为什么北欧、德国等性别平等指数更高的国家，仍然在教育投入这个具体维度上呈现“母亲为主”的格局？
更结构性的解释是：母亲承担鸡娃经纪人角色，不是文化偏好，是产业结构催生的角色分工。这个分工的形成有几个机制。
第一是职业兼容性。鸡娃所要求的“经纪人”工作，需要的不是连续的整块时间，而是大量碎片化的、即时反应的、需要随时切换的工作模式：刷家长群消息、回复老师私聊、接送孩子、处理临时变化、做即时决策。这种工作模式与传统的“职业全职”是冲突的——一位高强度全职工作的父亲或母亲，很难在工作时间频繁地查看家长群、回复老师消息、接送孩子。但这种工作模式与“全职妈妈”或“灵活兼职妈妈”是兼容的。
为什么是母亲而不是父亲转为这种“灵活兼职”状态？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机制。
第二是夫妻收入梯度。在中国当代城市中产家庭中，男性平均收入仍高于女性（差距大致在 15—30% 之间）4，并且高收入岗位（金融、互联网、央国企管理层）中男性比例更高。一对夫妻在“谁辞职或减少工作”的决策中，会自然倾向于让收入较低的一方做这个调整，而这一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妻子。这种“理性家庭决策”的累积结果，是大量原本职业前景良好的女性退出全职工作或降级到兼职岗位，专门承担家庭代谢任务。
第三是育儿生物时间。在孩子 0—3 岁的关键期，母亲在生理上承担怀孕、生产、哺乳等不可被分担的功能。这段时间里母亲与孩子之间形成的“依赖关系”和“信息独占”，让她在后续阶段更自然地承担起对孩子的全面理解和管理。父亲在 0—3 岁阶段的“被边缘化”，往往延续到孩子的全部 K12 阶段。
第四是育儿内容市场的性别化。第五章讨论的 MCN 矩阵账号几乎全部是“母亲视角”——肥肠妈、海淀胖爸爸（即使叫“爸爸”，账号背后通常仍是女性运营者）、翻译官妈妈、糖糖妈5。整个鸡娃内容生态的目标受众是母亲，内容产品是为母亲设计的。这种内容生态让母亲在鸡娃信息上拥有“天然优势”，她知道的鸡娃信息总是比父亲多。这种信息不对称又反过来强化了“鸡娃是妈妈的事”的家庭分工。
第五是“父亲博主”的有限替代。近年小红书上出现了一批“父婴博主”（如橙子老爸等），月增粉 20 万+，部分账号粉丝过百万6。但这些“父亲视角”的内容，在整体鸡娃话语生态中仍是少数派。它们更多是作为一种“差异化补充”存在，主要功能是为“父亲的隐性鸡娃参与”提供少量话语资源，而不是真正动摇“母亲承担经纪人角色”的产业结构。
把这五个机制合到一起，“为什么没有父职鸡娃”这个问题就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回答：不是因为父亲不爱孩子，不是因为传统文化偏向男性，而是因为整个产业结构（工作模式 + 收入梯度 + 育儿生物时间 + 内容市场 + 替代话语弱）共同把鸡娃经纪人角色推给了母亲。这种推动是结构性的，不是任何一对具体夫妻能够通过“协商”轻易扭转的。
五
母职经纪人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可见后果，是“全职妈妈”作为一种身份在过去十年的快速兴起。
如果说 1990—2010 年间，“全职妈妈”在中国城市中产家庭中是一种相对边缘的选择（只有少数家庭因为孩子特殊需求或母亲特殊偏好选择此路径），那么 2010—2020 年间，“全职妈妈”已经成为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常见配置之一。某些行业的统计显示，北京海淀、上海徐汇、深圳福田等核心学区，孩子在 4—12 岁阶段的家庭中，全职妈妈比例已经达到 25—40%，远高于全国城市平均的 10—15%7。
这种“全职妈妈”身份的兴起，与鸡娃产业的兴起是同步的。一位中产母亲在孩子 4 岁前后（幼儿园阶段）做出辞职转全职的决定，最重要的考量往往不是“我想全心陪伴孩子”，而是“我需要专门投入精力管理孩子的教育路径”。这两个表述听起来类似，但在意涵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关于亲密关系的，后者是关于产业管理的。
“全职妈妈”作为身份的兴起，带来了几种新的内部矛盾。
经济独立性的丧失。一位原本月薪 2—5 万的职场女性，转为全职妈妈后，家庭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夫妻共同支撑”变成“丈夫单方支撑 + 妻子提供家务和育儿”。这种结构在表面上可以维持，但在内部关系上往往催生隐性的权力失衡。一位全职妈妈面对夫妻关系紧张时，缺乏“经济上的退出选项”，她无法轻易离开婚姻，因为离开意味着失去经济基础。这种依附性是 2018 年之后中国一线城市离婚率上升的一个隐性背景因素8。
职业空白期的不可逆。一位 35 岁辞职转全职的女性，可能在 5—10 年后想重新回到职场，但她会发现职场已经不接受她了：她的技能过时了、行业格局变了、年龄歧视存在、HR 对“5 年职业空白”的解释不接受。这种“职业空白期的不可逆”让“全职妈妈”事实上是一个单向门，一旦进入，很难回头。
自我价值感的危机。一位曾经在职场上有清晰成就感的女性，转为全职妈妈后，她的“成就感”完全依附于孩子的教育成果。如果孩子在升学竞争中表现好，她可以从孩子的成功中获得自我价值感；如果孩子表现不好，她会承担巨大的心理负担——“我牺牲了职业，孩子为什么还学不好？”这种心理结构是脆弱的，因为它把母亲的自我价值完全交给了孩子的不确定表现。
社会身份的边缘化。一位全职妈妈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话语体系中，缺乏稳定的、被承认的、有尊严的身份位置。她不是“工作者”，不是“专业人士”，不是“职业女性”。她在饭桌上、社交场合、亲戚聚会中，往往要面对“你最近在做什么”这种问题的尴尬。这种社会身份的边缘化，是全职妈妈最深的隐性代价。
六
母亲是家庭代谢层的核心承担者，但她不是唯一的承担者。
在过去几年，公立学校教师作为另一个“代谢延伸器官”，同样进入了严重的过载状态。
教育部 2022 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双减后 82.92% 的教师反映工作时间延长，75.32% 反映工作强度变大9。具体的工作内容增加包括：课后延时服务（“5+2”，每周 5 天每天 2 小时的课后服务）、家长沟通、作业批改、个性化辅导、心理疏导等。
这种过载不是双减的“意外副作用”，是双减政策设计的内在结果：政策希望通过公办学校承担更多教育功能来填补校外培训被关停后的需求空缺，但同时没有相应增加教师编制和待遇。结果是同一群教师，在工资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被要求承担更多工作。
这种过载的具体后果有几种。
部分教师进入灰色市场。一位海淀公办小学的数学老师，可能在周末以“个人指导”形式接 3—5 个学生，每小时收费 800—1500 元。这部分收入虽然违反“在职教师不得有偿补课”的规定，但在过载和低薪的压力下，部分教师选择承担这种灰色风险10。
教师流动率上升。一些公办学校反映，2023—2025 年间教师辞职率明显上升，特别是年轻教师（30 岁以下）。她们离开公办系统的去向包括转入私立学校、转入教育科技公司、转入家庭教育规划师行业、或者完全离开教育行业。
教师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多家媒体报道，近年公办学校教师的抑郁、焦虑、职业倦怠率显著上升11。这部分问题与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参见后文）形成对应：同一个产业结构在不同主体（母亲、教师、学生）身上催生类似的心理代价。
新教师入职率下降。考虑到上述工作强度与待遇的落差，越来越多的应届师范生选择不进入公办教师岗位。2024 年学前教师两年减少 41.23 万人12。这部分数据虽然受出生率断崖影响（学前学校数量减少），但同时也反映了“教师岗位吸引力下降”的趋势。
教师作为家庭代谢延伸器官的过载，是整个家庭代谢层危机的一个重要侧面。一位母亲在家里承担鸡娃经纪人的角色，她需要一位教师在学校承担“代谢上游”的角色——把课堂教学、个性化辅导、家长沟通等任务承担起来。如果学校教师过载到无法正常履行这些功能，整个代谢链条会进一步压力传导到母亲身上。
七
家庭代谢层的另一端是儿童。
孩子在鸡娃产业里的位置是双重的：既是产业的“目标对象”（一切都为了孩子），又是产业的“产品载体”（孩子被设计、被训练、被评估）。这两个位置在表面上不矛盾，但在实际运作中常常产生张力。一个孩子作为“目标对象”应该是被关爱、被理解、被尊重的；一个孩子作为“产品载体”是被优化、被评估、被改进的。当后者的逻辑覆盖前者时，孩子开始承担产业的系统排放。
具体数据是这样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22 年发布的一份调查（21551 样本），显示 54.66% 的受访青少年首位焦虑因素是“学业压力”，43.55% 是“家长期待”，39.97% 是“学校考试排名”13。这三个因素加起来覆盖了大多数青少年焦虑的根源，而它们恰恰对应着鸡娃产业三个主要的压力出口：来自转译层的“学业要求标准化”、来自家庭代谢层的“家长期待内化”、来自筛选层的“考试排名实体化”。
29.36% 的受访青少年存在临床焦虑或在医院诊断。这意味着每三个中国青少年里就有一个处于焦虑相关的临床状态。这个比例在 1990—2000 年代的中国青少年中是不可想象的。
在农村地区的数据更尖锐：某项学术调查显示，五年级农村儿童的抑郁风险为 21.3%，七年级升至 31.05%14。这意味着在中国农村地区，每三个七年级学生里有一个面临抑郁风险。这个数据已经接近成年人临床抑郁的发病率水平，但发生在 13—14 岁的孩子身上。
精神医学专家在公开场合开始使用越来越强烈的表述。某些公开访谈中，专家把“过度鸡娃”描述为“父母成就焦虑的投射”和“对孩子的心理虐待”15。这种措辞在 5—10 年前的精神医学界是相对克制的，但在 2023—2025 年间变得越来越普遍。学术界对“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抑郁效应”的研究论文也在显著增加16。
把这些数据合到一起，“孩子作为系统排放对象”的图景就出来了：他们承担的不是“个别家庭的不幸”，而是“整个产业必然排放的废物”。一个产业每年生产几百亿的焦虑情绪、几百亿的硬件产品、几百亿的课程服务，必然会有相应规模的“代谢副产品”，这些副产品最终承担者就是孩子。
这种“系统排放”的框架，比“鸡娃伤害孩子”更准确。
“鸡娃伤害孩子”暗示一种道德责任分配：是“过度鸡娃”的家长伤害了孩子，解法是“家长应该克制”。但“系统排放”指出的是结构性问题——只要这个产业以当前的规模和方式运作，就一定会有这种规模的代谢副产品，无论任何具体家长怎么“克制”。一位克制的家长无法逃出整个产业的辐射，她的孩子仍然在被同辈竞争、学校要求、社会话语共同推着前进。
八
回到杨可的核心概念：“母职经纪人化”。
这个概念在 2018 年提出时是一个诊断——杨可在描述她观察到的现象。但到 2025 年，这个概念已经接近它的“结构极限”，这种角色模式正在它自己的内在张力下走向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的信号有几个。
全职妈妈数量增长放缓。如果说 2010—2020 年间全职妈妈作为一种身份在快速扩张，那么 2020—2025 年间这种扩张明显放缓17。一些观察显示，2023—2025 年间一线城市新出现的“全职妈妈”数量已经开始下降：经济下行让更多家庭无法承担“单方收入”的结构，迫使母亲重新回到职场。同时，90 后母亲对“全职妈妈”身份的接受度明显低于 80 后，她们更倾向于“在职妈妈 + 部分外包”的模式，而不是“全职妈妈”。
母亲对鸡娃投入产出比的怀疑加深。第三章讨论过学历贬值和折现率算账。这些算账在母亲群体中传播得最快：一位投入了 5—10 年精力鸡娃的母亲，看着孩子毕业后月薪 6000 元18，会比她的丈夫更直接地面对“我牺牲职业是不是值得”这个问题。这种怀疑在 2023—2025 年间快速扩散，是“反鸡娃”叙事（参见第九章）的核心情感动力。
代际接力的中断。80 后母亲是“补偿性鸡娃”的主力，她们因为自己当年没有获得最好教育资源而要求孩子获得最好教育资源。但 90—95 后母亲不再有同样的“补偿心理”：她们自己是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下相对幸运的一代，自身受教育水平已经普遍较高。她们不需要通过孩子来弥补自己的遗憾。她们对鸡娃的投入意愿，从一开始就低于 80 后母亲。
婚姻和生育意愿的下降。一位 90 后或 95 后女性，在观察了 80 后母亲承担的代谢负担之后，会更慎重地考虑自己是否要进入这种结构。结果是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持续下降——2025 年中国出生人口降到 792 万，相比 2017 年的 1758 万腰斩19。这种下降的部分动力，来自年轻女性对“母职经纪人化”代价的直接观察。
把这四个信号合到一起，家庭代谢层在 2025—2030 年间会进入它最深的疲劳期。这种疲劳不是某一位母亲的“个人耗竭”，是整个代谢机制作为社会过程的系统性退化。
家庭代谢能力的退化，是整个鸡娃产业最深的危机来源。转译层可以重组产品形态（学习硬件代替学科补习），资本兑换层可以发明新的兑换通道（跨境身份代替学区房），筛选层可以调整筛选规则（取消普职分流硬性比例）。但家庭代谢层一旦失去代谢能力，整个系统失去消费端——再多的产品没人买、再多的焦虑没人消化、再多的规则没人翻译。
这是 2030 年代鸡娃产业必须面对的根本约束。
九
回到杨可那篇论文里访谈的八户家庭。
杨可在 2017 年访谈时，那八户家庭的孩子年龄是 4—21 岁。到 2025 年，最小的那个孩子已经 12 岁了，最大的那个已经 29 岁，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就业市场。如果杨可现在再回去访谈这八户家庭，她可能会看到一些非常具体的演化。
那位 21 岁的孩子（现在 29 岁），可能已经经历了从大学到工作的一整段过程。他可能在某家互联网大厂工作过、也可能经历过裁员、可能正在考虑“全职儿女”或“灵活就业”。他的母亲——当年那位辞职专门为他做“经纪人”的母亲——现在 60 岁左右，可能已经退休或准备退休。她回看过去 20 年的“经纪人生涯”，可能会有复杂的感受：孩子的具体处境不一定完全符合她当年的预期。
那位 4 岁的孩子（现在 12 岁），可能正处在小升初的关键阶段。他的母亲——当年那位刚刚开始全职带娃的母亲——现在 45—50 岁左右，可能已经全职带娃 8—12 年。她在做“经纪人”工作的同时，可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职业回归窗口正在关闭。她可能在某个深夜想起 10 年前的自己：那时候她可能是一位部门经理或资深专业人士，未来似乎有无限可能；而现在她的全部能力和精力都集中在“为孩子规划下一步”这一件事上。
这些具体的、个人化的、有代价的人生轨迹，构成了“母职经纪人化”概念在十年时间维度上的真实展开。
这不是杨可论文能够预见的全部内容，但这是她那篇论文奠定的研究方向的自然延伸：把母亲作为一个产业角色来理解、把家庭作为一个产业单元来理解、把“鸡娃”作为一个把女性劳动转化为产业能量的机制来理解。
下一章讨论的是这种代谢失败的话语化表达：“烂尾娃”。2024 年下半年开始，这个词在小红书和公众号上同时出现，迅速成为讨论中产教育投入的关键词。但“烂尾娃”这个词的真实功能，不只是描述孩子，更是允许中产家庭“在不承认经济失败的前提下退出鸡娃”，它是家庭代谢失败的修辞化承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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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可访谈的 8 户北京中产家庭的基础信息（孩子年龄 4—21 岁、母亲学历高中至博士、职业涵盖科研 / 会计 / 企业管理），见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方法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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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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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每周在鸡娃相关事务上投入 25—40 小时的估算，综合自杨可访谈记录、社科院妇女研究所相关田野研究、《三联生活周刊》《北京中产家庭“鸡娃暗战”》报道与多家母婴公众号读者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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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男女平均收入差距 15—30% 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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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 矩阵账号几乎全部是“母亲视角”的判断，见虎嗅、《财经》、《北京商报》、人民网 2021—2024 年对三旬相见等公司的报道与新榜母婴 KOL 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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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父婴博主”（如橙子老爸等）月增粉 20 万+、部分账号粉丝过百万的数据，见新榜《2024—2025 中国母婴 KOL 行业报告》与小红书母婴频道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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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核心学区 4—12 岁阶段家庭全职妈妈比例达 25—40%、全国城市平均 10—15% 的数据，见 BCG《中国育儿白皮书》、罗兰贝格《中国家庭育儿消费报告》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家庭结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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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后教师工作时长延长 82.92%、强度变大 75.32% 的数据，见教育部《“双减”工作教师工作量与心理状态调研报告》（2022）与《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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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学校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灰色现象，见《新京报》《财新》《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2024 年关于“双减后教师”的系列报道；公办教师有偿补课的法律禁止依据为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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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学校教师抑郁、焦虑、职业倦怠率上升的数据，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调查报告》（2023）与《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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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学前教师两年减少 41.23 万人的数据，见教育部《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与《中国教育报》2024 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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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焦虑抑郁状况调查报告》（2022），样本量 21551 人。54.66% 受访青少年首位焦虑因素为“学业压力”、43.55% 为“家长期待”、39.97% 为“学校考试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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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五年级抑郁风险 21.3%、七年级 31.05% 的数据，见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相关学术论文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刊登的相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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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专家把“过度鸡娃”描述为“父母成就焦虑的投射”“对孩子的心理虐待”的公开表态，见《财新》《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2023—2024 年对北京安定医院、北医六院等专家的访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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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抑郁效应”的学术研究，见 NCBI、Frontiers in Psychology、《心理科学进展》等期刊 2020—2024 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以及 OECD 与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私人补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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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5 年间一线城市全职妈妈数量增长放缓的判断，见 BCG《中国育儿白皮书》最新版与第一财经、《财经》关于女性就业率与育儿模式变化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