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这本书之前，我曾经设想过几种现成的写法。第一种是写一篇情绪化的长文，标题里出现“中产”“焦虑”“孩子”“崩溃”这些词，把家长写成被时代裹挟的可怜人，把孩子写成被父母毁掉的牺牲品，结尾呼吁“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第二种是写一份学术化的综述，引几位社会学家的话，把“内卷”“剧场效应”“教育市场化”几个概念排好顺序，再把双减政策的几个时间点梳理一遍。第三种是写一份产业报告，按上市公司财报、市场份额、增长率组织材料，得出“双减后行业重构、AI 教育是新机会”之类的结论。

这三种写法都有人在写，而且写得比我可能更好。我决定不写它们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们错，而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问题：把“鸡娃”理解为一个已经被识别清楚的对象，剩下的工作只是评论。

但我越读材料，越觉得这个对象并没有被识别清楚。

公共讨论里的“鸡娃”是一个家庭故事。某位母亲为孩子操碎了心，某个孩子在补习班和钢琴课之间崩溃，某个家庭因为一套学区房 800 万变成 600 万而陷入争吵。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但故事拼起来不构成解释。它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不告诉你“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种形态”“为什么这个人正好在这个位置上崩溃”。

我想写的，是这些家庭故事背后那张看不见的网。

这张网包含一个国家级的考试筛选系统、一套从学区房延伸到学习硬件的资产兑换通道、一个由公众号矩阵和短视频算法构成的焦虑分发基础设施、一群有名有姓的产业从业者（KOL、规划师、地下教练、MCN 老板），以及最后那个被全部上游压力推向极限的家庭单元——通常意味着一位母亲。这五件东西的耦合方式，决定了你在小红书上刷到的每一篇“海淀妈妈血泪史”、你家附近那家“思维启蒙”机构的存活率、你给孩子买的那台一万五的学习机为什么 90% 的时间是关机状态。

这本书的核心判断在第一章给出，可以先写在这里：鸡娃不是一种育儿文化，而是一种焦虑产业化的过程。它不是东亚父母特别疯狂导致的结果，也不是中产家长心理脆弱导致的结果。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构性产物。当社会流动的通道开始变窄、当学历换工作的汇率开始崩盘、当一个家庭无法用任何理性方式预测十八年后子女面对的就业市场时，社会必须有某种机制，把这种巨大的、模糊的、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翻译成可以被定价、可以被分发、可以被消费的具体行为。鸡娃就是这种翻译机制的当代版本。

这种翻译机制的真正产品，不是“孩子”，也不是“教育”，而是“焦虑被处理过的感觉”。家长花一万五买一台学习机，买的不是教育服务，而是“我至少做了点什么”的踏实感。家长在某位海淀 KOL 的公众号下点开第十六篇“暑期规划”，读的不是规划方法，而是“原来别人也这样焦虑”的同伴感。家长在某个私域社群里付 3680 块钱听一场升学讲座，听的不是讲座内容，而是“我至少不是最落后的那一拨”的安全感。这些感觉是产业的真实产品，孩子只是这些产品所必需的物质载体。

二

这本书覆盖的时间是 2017 到 2026 这个十年，重点在 2021 年双减政策之后的五年。这五年是中国教育产业被强力外科手术之后的重建期，所有玩家、所有家长、所有政策制定者都在重新摸索自己的位置。“双减”指的是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办发〔2021〕40 号）1。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不再审批新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不得上市融资——直接改写了过去十年中国 K12 教育产业的供给侧结构。

这种重建期是研究产业结构的最好窗口。平时被惯性掩盖的耦合关系，会因为某根支柱被抽掉而暴露出来。学区房的崩盘暴露了教育资本和房地产资本的隐秘连接；地下教练的暴涨暴露了筛选机制的真实需求强度；学习机的流行暴露了焦虑物化的家长心理基础；“烂尾娃”这个新词的出现暴露了中产家庭对自身处境的修辞化承认2。

这本书的地理范围以中国大陆为主，但会处理一个被国内媒体普遍忽视的维度：跨境华人精英网络。北京顺义、上海古北、硅谷库比蒂诺、多伦多万锦、新加坡武吉知马这一连串地名，事实上构成一张共享话语的网络。一位顺义母亲会和一位湾区母亲在微信群里讨论同一篇公众号文章，会比较各自所在地的补习市场，会研究下一步是把孩子送美国还是英国。这个网络是过去二十年中国跨境精英流动留下的真实基础设施，但它和“鸡娃话语”的耦合关系，至今没有被系统研究过。这本书会用一章专门讨论它。

这本书不覆盖的内容也需要说明。我没有写“贫困家庭怎么办”。县城留守儿童的教育处境是另一个研究项目，需要另一种方法论，硬塞进鸡娃叙事会两边都不准确。我没有写“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什么”，这是教育哲学问题，不是社会学问题，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替读者下规范性结论。我没有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这本书不是育儿指南，读完它不会让你知道该不该给孩子报奥数班，只会让你看清楚你做这个决定时所处的整个结构。

三

关于方法。

这本书的材料来源是公开材料加上长期生态观察。公开材料包括官方政策文件、上市公司财报、主流媒体报道、学术论文、行业研究、网络公开讨论。学术资源里有几篇是反复引用的。杨可发表于《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的《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3，是中国学界关于鸡娃现象最重要的早期诊断之一；项飙在《十三邀》第四季中与许知远关于“内卷”的对话4，把这个词推到了公共讨论的中心；海淀花生妈安柏 2020 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5，作为一份中产母亲第一人称的记录，是观察“鸡娃话语生产者”的核心样本。生态观察包括过去数年对家长公众号、私域社群、电商团购、行业 KOL 内容的持续追踪。

我没有做正式的田野访谈，这是本书最大的方法论局限。关于私域社群内部运作、顺义高净值家庭实际决策、暗考报名链条这些维度，我只能写到公开材料能支撑的程度，再往里走就需要专门的田野工作。我在书中会明确标注哪些是有公开证据的判断、哪些是基于结构的推断、哪些只能算作观察而非定论。

本书会出现一些化名和复合人物形象。第五章的“上海宝妈李琳”参照了人民网 2021 年 4 月《“鸡娃号”是如何被养肥的？》6对一类被 MCN 收编的妈妈博主的描述，是综合多份公开报道的复合形象，不指向特定个人。第七章的“郑老师”是基于央广 2023 年关于双减后住家教师与高端家政市场报道7构造的典型样本，体现这一灰色职业的普遍画像。第八、九章中涉及的家庭场景同样以复合方式呈现。所有真实姓名（安柏、张雪峰、罗翔、俞敏洪、张邦鑫、杨可、项飙等）均基于公开身份和公开报道使用。

我用了一些社会科学概念——母职经纪人化、文化资本、信息套利、剧场效应——但尽量不让这些概念覆盖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一本只有概念的书是空的；一本只有故事的书是散的。我希望这本书的每一章都既能讲出一个具体的人在做具体的事，又能让读者看到这件事在整个结构中的位置。

我也尽量避免一种东亚研究者常见的腔调，就是把日本、韩国、中国的教育竞争统统装进“东亚文化”这个袋子，仿佛这些社会的家长共享某种文化基因。我不相信这个解释。日本明治维新前不卷，韩国 1960 年代不卷，中国 1980 年代不卷。如果“东亚文化”能解释鸡娃，它也应该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社会在某些时期不卷。鸡娃是一种结构产物，它的出现需要特定的物质条件：大规模考试制度、城市化、教育市场化、互联网平台、出生率压力。这些条件叠加齐了，鸡娃就出现；条件松动了，鸡娃就重新组织形态。这本书的第十三章会专门处理日韩历史对比，重点不是寻找“文化共性”，而是寻找“结构相似机制”。

四

关于阅读建议。

这本书有十五个主章节加前言后记，每章六千到一万字之间。各章之间有递进：第一章给出整本书的核心框架，第二到第九章按照“筛选层—资本层—转译层—代谢层”的四层结构分别展开，第十到第十二章做地理切片和跨境扩散，第十三章历史比较，第十四到十五章未来推演。如果你按顺序读，会得到一个完整的认知建构。

但每一章也尽量做到独立可读。如果你只对某个具体话题感兴趣，比如学习机这个产品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第六章），或者母亲为什么承担了全部教育代谢负担（第八章），又或者“烂尾娃”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九章），你可以直接翻到那一章。我在每章的开头都会重新交代必要的背景，不假设读者读过前面所有章节。

某些章节会比另一些章节“沉重”。第八章关于母亲的处境、第九章关于烂尾娃、第十四章关于出生率断崖，都涉及无法用乐观笔调写完的内容。我没有刻意安抚读者，也没有刻意制造悲情。我的判断是，关于这一代中国家庭和孩子真正发生了什么，诚实地写下来比安抚地写下来更重要。如果某一章读完你觉得难受，那大概率不是因为我写得过头，而是因为材料本身就是这样。

五

最后是一些边界声明。

这本书写到一些具体的人——KOL 安柏、张雪峰、罗翔，企业家俞敏洪、张邦鑫，学者杨可、项飙，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公开身份的写作。我尽量克制对个人的判断，把人放在他所处的产业位置上写，不嘲笑、不丑化、不把任何人当作论点的标本。当我必须评价某个商业行为时（比如某家公司的某次违规、某个 KOL 的某次话语转向），我会基于公开证据，不引申到对当事人的人格判断。涉及具体处罚事件——例如学而思广州天河区分公司 2024 年 10 月因开设“科学思维”“人文创作”课程被广州市教育局认定为变相学科类培训、没收违法所得约 118 万元（穗教监罚〔2024〕4 号）8——均基于官方处罚决定书与主流媒体公开报道。

这本书写到一些具体的孩子——那些被父母推着学奥数的孩子、那些在国际学校里崩溃的孩子、那些考研失败后做“全职儿女”的年轻人。我没有写出任何一个具体孩子的姓名、家庭住址或可识别细节。即便公开材料里有这些细节，我也做了模糊化处理。孩子是被这场产业最深地压在底下的一群人，他们没有自我表达的渠道，至少在我的写作里，我不应该再把他们当作素材。

这本书写到一些政策——双减、民转公、普职分流取消、新高考改革——但不评价政策的“对错”。我不认为我有这个位置，也不认为评价政策对错是这本书的任务。我会试图弄清楚每一项政策实际改变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没改、产生了哪些没预料到的后果。这是一种事实性的写作，不是规范性的写作。

最后，这本书有时效性。我写的是 2017—2026 这个特定时段的中国鸡娃，依赖的是这个时段的特定数据和观察。如果三五年后你读到这本书，请把它当作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描述，不是对当下处境的指南。我在第十四、十五章会做一些未来推演，但每一处推演都会标明这是弱推断、需要被未来的数据校验。一本好的关于当代社会的书，应当让自己的结论以最快速度被新的证据证伪或修正。这比“被读者牢牢记住”重要得多。

接下来翻到第一章。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当我们说一个家长“在鸡娃”的时候，我们究竟在描述什么。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办发〔2021〕40 号，2021 年 7 月 24 日。原文见中国政府网。

  2. “烂尾娃”作为新词的集中出现见 2024 年下半年多家媒体——《三联生活周刊》《赔上家底鸡娃的中产，结局是______》、虎嗅《中产不卷后，第一批“烂尾娃”出现了》、36 氪《鸡娃经济大败退》、观察者网陈辉《“烂尾娃”？其实烂尾的不是娃，而是“鸡娃工程”》（2024.08.29）。

  3. 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野基础为 2017 年北京 8 户城市中产家庭访谈。

  4. 许知远访谈项飙，腾讯视频《十三邀》第四季第七期，2020 年。该访谈使“内卷”一词进入中文公共讨论的中心。

  5. 安柏：《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中信出版集团，2020 年 10 月，ISBN 9787521721508，348 页。

  6. 人民网《“鸡娃”号是如何被养肥的？》，2021 年 4 月 28 日。报道以一位上海宝妈被某教育新媒体公司接洽收编为案例，揭示“鸡娃号”MCN 矩阵的运营模式。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双减”政策下的教培乱象：中介机构暗藏网络平台 住家教师“变身”高端家政》，2023 年。报道揭示学科训练以“住家教师”“高端家政”形态继续存在，月薪 1.2—2.3 万元。

  8. 广州市教育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穗教监罚〔2024〕4 号，2024 年 10 月 12 日。处罚对象为广州市天河区学而思素养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因 2024 年 2—6 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设“科学思维”“人文创作”课程被认定为变相学科类培训，没收违法所得 1,183,131 元。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4 年 12 月 17 日《学而思遭重罚》对此事件有详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