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4 年 5 月 21 日，深圳市教育局公布 2024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这份按惯例每年公布的官方文件，在那一年因为一个学校的缺席而引起家长群的震动：深圳厚德书院不在 2024 年的高一招生计划中1。
这意味着这所运营了多年、拥有约 1000 名师生、提供 AP 和 A-Level 国际课程的民办国际高中，将不再有新生入学。一个月后，更多消息陆续浮出水面。5 月 10 日，深圳厚德书院已经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学校累计有 1.4 亿元的债务诉讼；拖欠物业 1000 万元；拖欠教职工工资和社保；学校创办人兼法定代表人田华被法院限制消费2。多家家长向媒体投诉，自己已经预付了 2 年的学杂费，但学校已经无法兑现教学承诺。
到 2024 年 7 月，深圳厚德书院实质性停办。1000 名师生进入“如何安置”的混乱过程：部分家庭希望转入其他国际学校（但深圳本地的国际学校录取窗口已经过去）；部分家庭考虑直接送孩子出国读高中（但孩子的标化考试和申请准备来不及）；部分家庭只能让孩子回到普通公办高中（但孩子的课程进度与公办体系完全不匹配）。每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一个家庭原本规划的教育路径被强行打断。
深圳厚德书院的倒闭不是孤立事件。同一年（2024 年 7 月），北京房山诺德安达学校宣布停办，原因是房山位置的劣势 + 业主解约 + 招生困难 + 三年新冠疫情冲击的累积3。这所学校 2017 年开办，至 2024 年只运营了 7 年，留下的学生大部分转移到顺义诺德安达。同期，上海某国际高中（具体名称未在公开报道中确认）因为招生不足 70 人、新招生少于 20 人、拖欠教师工资社保，进入运营危机4。
这些事件合在一起，标志着中国国际学校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告别 2010—2020 的高速扩张周期，进入洗牌出清周期。
这一章想做的，是通过国际学校市场的具体结构变化，理解资本兑换层在跨境维度上的供给侧重组。这次重组的真实形态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哑铃化。市场的顶部在涨价 + 集中化，中部在大量倒闭 + 出清，底部在转型 + 合并。这种哑铃形格局的形成，揭示了中国当代精英教育路径在 2024—2026 年正在经历的最深结构变化。
二
如果你想用一个数字来标记 2025—2026 学年中国国际学校市场的顶部，那是 43.4 万元，北京鼎石学校小学部一年的学费（含住宿餐食），全国最高5。
鼎石不是唯一在涨价的学校。把头部国际学校的学费数据按 2024 到 2025—2026 学年的变化梳理出来6：
北京鼎石小学：约 41 万 → 43.4 万，年涨幅约 1 万元。
上海平和高中部：15.8 万 → 18.4—20 万，涨幅 16.5—30%。
上海包玉刚小学：15.6 万 → 16.8 万，涨幅 7.7%。
上海包玉刚高中：调升至 19—21 万，年涨幅约 1—2 万元。
上海世外 / 星河湾：15 万 → 18 万，涨幅 20%。
上海光华剑桥：18 万 → 21 万，涨幅 17%。
深圳国际交流书院（深国交）：微调，涨幅约 1.87%。
深圳光明贝赛思：2024 年价格降价 2 万元（政府补贴），这是头部学校中少有的降价案例。
把这一组数据合在一起，2024—2026 头部国际学校学费的平均涨幅在 10—20% 之间，部分学校涨幅超过 20%。这一涨幅明显高于同期一线城市的通货膨胀率、家庭收入增长率、其他教育消费品价格涨幅。这种“反向涨价”的现象在一个整体进入收缩周期的市场里是非常特殊的，它意味着头部国际学校面对的是一个“供给不足、需求集中”的特殊市场结构。
为什么头部国际学校能逆势涨价？
一是品牌稀缺性。鼎石、包玉刚、平和、深国交这一档学校，在中国国际教育市场上的品牌地位是几十年累积形成的。一所学校进入“行业头部”，需要长期的教学质量验证、家长口碑积累、知名校友效应、招生录取数据沉淀。这种品牌资产不是新进入者能够短期内复制的。
二是录取数据的支撑。头部国际学校之所以能维持高溢价，根本在于它们的毕业生录取数据持续验证了“投入 = 回报”的逻辑。包玉刚连续七年在胡润百学排行榜上位居中国国际化学校第一7，毕业生大量进入美国常春藤、英国牛剑、加拿大顶尖大学；上海中学国际部 2025 届毕业生中 60% 去美国、35% 去英加日韩欧澳、不到 5% 留沪8。这种录取数据让家长相信花 40+ 万学费是值得的。
三是高净值家庭的避险集中。第十章讨论过顺义型和古北型家庭在 2023—2025 年间的“加码”行为——把更多资本投入到顶部国际学校。这种集中化让头部学校面对的需求侧反而比 2020 年前更强劲：原本可能选择中等国际学校的家庭，现在被推到顶部学校；原本就在顶部的家庭，加倍投入维持位置。
四是国际学校的供给天花板。一所头部国际学校的物理校舍、师资容量、品牌稀缺性都不允许大规模扩张。鼎石不能在一年内把学生人数翻倍，这会立刻摧毁它的品牌质量；包玉刚不能在不同城市批量复制，其招生标准和教学体系的复杂度让“加盟扩张”几乎不可行。这种供给天花板让头部学校在面对集中化的需求时只能通过涨价来平衡。
五是通货膨胀的传导。头部国际学校的运营成本——外教工资、原版教材、海外修学旅行、国际课程版权费、专业设备——很多都是按美元或英镑结算的。过去几年人民币兑美元的相对走弱（从 6.5—6.8 区间走到 7.0—7.3 区间）9让这些外币成本的人民币价格自然上涨。学校只能把这部分成本转移到学费上。
五个原因合到一起，头部国际学校的“逆势涨价”就有了相对完整的解释：它不是一种异常，是供给与需求双向集中化的结构性结果。
三
但市场的另一端，中部国际学校，正在面对完全相反的处境。
中部国际学校指的是那些不在顶部品牌行列（包玉刚、平和、鼎石、深国交）、但也不属于低端区域校的二档学校。这类学校的特征通常是：学费在 10—25 万 / 年区间、学生规模 300—1000 人、地理位置位于城市的次核心区域或郊区、品牌建立时间相对较短（2010 年后开办的居多）、依赖资本方的持续投入维持运营。
北京诺德安达学院（房山校区）就是这种中部学校的典型代表：2017 年开办，位于房山区，资本方为英国诺德安达教育集团。这所学校的设计是承接北京西部和南部的中产家庭，这些家庭原本可能去顺义读国际学校，但因为通勤距离（顺义在北京东北部，房山在北京西南部）选择了房山。但 2020—2024 年的几个因素叠加，让这所学校陷入了困境：三年新冠疫情让招生急剧下滑、业主与诺德安达集团的合作解约、家长开始放弃中等国际学校转回公办或转去顺义顶部国际学校。最终在 2024 年 7 月停办。
深圳厚德书院是另一种典型：本土资本运营、提供 AP 和 A-Level 课程、定位中产家庭。它的问题不是疫情，是更深层的财务结构性问题——管理混乱（部分家长把学费转入校长私人账户）、债务诉讼累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撤销资质10。这种问题在 2024 年浮现，本质上是过去几年国际学校行业“野蛮生长”的代价。
把这一系列案例汇总，2024—2025 年中国中部国际学校的倒闭潮有几个共同特征。
倒闭学校的招生在 2022—2024 年已经出现明显萎缩。一所学校从满员到倒闭通常不是一年内的突然事件，而是连续 2—3 年招生不达预期导致的财务恶化。
倒闭学校的资本方往往已经在前 1—2 年开始撤资或寻求出售。一旦资本方失去耐心，学校的现金流问题会迅速暴露。
倒闭学校的家长往往承担最大代价：预付学费无法收回、孩子的教育路径被强行打断、转学到其他学校的窗口已经错过。这部分家长在 2024—2025 年开始大量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但他们的诉求往往得不到有效回应（学校已经资不抵债，无法赔偿；地方教育部门只能协调安置不能补偿损失）。
倒闭学校所在区域的国际教育生态被严重削弱。一所有 1000 名学生的国际学校倒闭，意味着所在区域突然失去这部分教育供给：剩下的家庭只能往更远的区域寻找替代，或者被迫转回公办系统。
中部国际学校的倒闭，是过去 5—10 年中国国际教育市场“快速扩张周期”的代价的集中显现。2014—2020 年间，全国国际学校数量从 600 多所扩张到 1300 多所，几乎是翻倍11。这种扩张高度依赖资本方的投入和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当资本方撤离、需求侧收缩时，这种扩张的代价就以倒闭潮的形式集中爆发。
四
为什么 2023—2025 年是中部国际学校倒闭潮的集中爆发期？三重压力的叠加。
第一重是生源端的萎缩。
中产家庭的收入下行直接打击国际学校的需求侧。2023—2024 年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降薪或裁员12，部分家庭从“能负担国际学校学费”变成“无法负担国际学校学费”。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原本可以承担 15—20 万 / 年的学费，但收入降 30% 之后，这种支出变得不可持续：孩子不得不从国际学校转回公办。
出生率断崖预示更深远的影响。2025 年出生人口 792 万，相比 2017 年的 1758 万腰斩13。这一批“最低谷出生孩子”在 2030—2035 年间进入 K12，意味着整个学龄人口规模会大幅萎缩。这种萎缩对国际学校的长期影响远超公办学校：公办学校有政府拨款兜底，国际学校完全依赖市场需求，需求侧腰斩意味着学校直接难以为继。
“教育降级”叙事的兴起。第九章讨论过“反鸡娃”和“烂尾娃”叙事的扩散。一部分原本会选择国际学校的家庭，在叙事影响下转向“教育降级”，把孩子从国际学校转回普通公办，从“国际化路径”转回“国内体系”。这种转向虽然规模有限，但对中部国际学校的边际影响是显著的。
第二重是政策端的压力。
民转公政策的影响。2021—2023 年间的《民促法实施条例》要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占比城市层面控制在 5%、各区 15% 以内14。北京建华、上海交大附中、张江集团中学等已转。这一政策直接影响“双语 + 国际课程”的民办校：它们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合规性。部分“双语校”不得不放弃国际化定位，转为普通民办校或转公。
外籍教师签证收紧。2022—2024 年间，中国对外籍教师的工作签证和工作许可审查持续收紧15。一些国际学校的外籍教师无法续签，导致外教比例下降，这直接影响国际学校的核心卖点之一（外教教学的国际化氛围）。
中美关系变化对国际学校的连锁影响。2018 年起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到 2025 年仍未明显缓和。这种紧张影响国际学校的多个维度：外籍管理团队的稳定性、英美课程版权的稳定性、家长对“未来送孩子去美国”的信心、学校与海外大学合作项目的稳定性。
第三重是资本端的撤离。
国际学校行业进入“出售潮”。2023—2025 年间，多家在中国运营国际学校的海外资本（如英国诺德安达、新加坡某些教育资本、美国某些教育基金）开始减少在华投入或寻求出售在华学校16。这种撤资既反映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下降，也反映全球地缘政治紧张的外溢效应。
国内教育资本对 K12 国际教育的撤出。双减政策之后，国内教育资本的注意力从 K12 学科教培转向了学习硬件、AI 教育、职业教育、海外教育等方向。原本投资国际学校的部分国内资本，不再认为这是有吸引力的赛道，开始撤出。
新进入资本的稀缺。2023—2025 年间，几乎没有新的资本方进入中国国际学校市场。这意味着即使老的资本撤出，也没有新的资本接盘，行业整体的资本供给在收缩。
三重压力的叠加，使得 2023—2025 年成为中国中部国际学校倒闭潮的集中爆发期。
五
但理解市场的复杂性，需要同时看到几个“反向信号”。
一个反向信号是 Common App 的回升。
2024—2025 申请季，中国学生通过 Common App 提交美本申请的人数为 18,400 人，同比 +6%。这是 2020—2023 年间连续三年下降之后的首次回升17。中国学生占国际申请总数的 13.4%，仍是各国第一。
这个数据与“在美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下降是相反的：在美中国留学生从 2019—2020 年的 37.3 万下降到 2023—2024 年的 27.74 万，2023—2024 年印度首次反超中国（331,602 vs 277,398）18。
两个看似矛盾的数据，反映的是同一个趋势：大盘退潮 + 头部加码。
整体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减少（中产层因为成本、签证、安全担忧整体撤出），但头部留学需求在回升（高净值家庭把留学早期化、头部化——孩子从高中甚至初中就送出去，目标限定在常春藤、UC 顶尖、牛剑）。Common App 上的本科申请人数回升，说明高净值家庭对“美本”作为终极目标的信心并未崩塌，只是把“美本”的人群从中产扩展到只剩下顶层。
另一个反向信号是低龄留学的提前。
2023—2025 年间，“低龄留学”（K12 阶段就出国读寄宿学校）的市场份额在持续上升。规划年龄从过去的“高二前”前移到“初三阶段”，部分家庭甚至在小学阶段就开始为低龄留学做准备。本科留学咨询占整体留学咨询的比例从过去的 20% 升至 40%19，这一变化意味着家长对孩子的留学规划开始得更早。
低龄留学的兴起，与头部国际学校涨价的趋势是同源的，都是高净值家庭“加倍投入海外教育”的具体表现。一个家庭如果决定走国际化路径，会愿意把孩子尽早送出去（减少国内 K12 阶段的不确定性、提高孩子的语言和文化适应能力、增加进入海外顶尖大学的概率）。这种“早期化”对国际学校市场的影响有两面：一方面，国内顶部国际学校的中学部学费可以维持高水平（家长愿意支付高昂学费让孩子在国内顶部国际学校读到中学）；另一方面，中部国际学校的高中部生源进一步流失（家长跳过这一阶段直接送孩子出国）。
两个反向信号合到一起，揭示的是中国国际教育需求侧的“双重分化”：
垂直分化：头部需求强劲 + 中部需求收缩。
水平分化：低龄化加速 + 跨境分散。
这两种分化共同塑造了 2024—2026 年的国际学校市场结构。
六
把头部的涨价和中部的倒闭放在一起看，“哑铃化”的具体形态就出来了。
顶部（10% 的头部学校）：包玉刚、平和、鼎石、深国交、上中国际部、ISB、德威、京西、哈罗等。这部分学校学费 25—45 万 / 年，年涨幅 10—20%，需求强劲，部分学校的录取已经需要排队 1—2 年。
中部（60% 的中等学校）：大量 2010—2020 年间开办的双语校、国际化民办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部分学校学费 10—25 万 / 年，需求快速萎缩，大量进入倒闭、合并或转型为普通民办的过程。
底部（30% 的低端学校）：早期的“低质量国际学校”（多数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被监管要求转型的双语校。这部分学校学费 5—10 万 / 年，主要服务下沉市场，但同样面对生源萎缩和监管压力，部分已经转型为普通民办或停办。
这种哑铃形格局的形成，意味着 2010—2020 年间快速扩张的“中端国际教育市场”在 2024—2026 年被系统性出清。剩下的两端，顶部精品和底部下沉，构成了未来 5—10 年中国国际学校市场的基本结构。
哑铃化的政治和社会含义是深刻的。
它意味着“国际教育”作为一种教育选项，正在变成“高净值家庭专属”。原本中产家庭可以通过中部国际学校接入国际教育路径，但中部学校的大量倒闭让这条路径基本关闭。一个中产家庭在 2024—2026 年想给孩子提供国际化教育，要么承担顶部学校 30—45 万 / 年的学费，要么放弃这条路径，没有真正的中间选项。
它意味着“国际化教育与体制内教育的鸿沟”在加深。当国际学校变成高净值专属后，体制内顶尖学校（六小强、四校、深圳四大）和顶部国际学校（包玉刚、平和、鼎石）之间的鸿沟会显著加深：前者主要服务文化资本厚的中产家庭，后者主要服务经济资本厚的高净值家庭。两个体系的毕业生在未来 10—20 年会形成两个不同的精英子集团，对中国未来的精英结构有深远影响。
它意味着“中产精英化路径”的关键供给被削弱。中部国际学校原本承担了“中产家庭也能接入国际化教育”的供给功能，但这部分供给的大量退出，让中产家庭面对的选项收窄到“全力卷体制内”或“完全放弃精英化”。这种二选一的格局，可能加剧中产家庭的内部分化：文化资本厚的家庭被迫继续卷体制内（推动海淀型路径的更激烈竞争），经济资本不足以走顶部国际学校的家庭被迫接受“教育降级”。
七
哑铃化还催生了一个被忽视的现象：跨城迁移。
中部国际学校的大量倒闭，让原本依赖这些学校的家庭面临一个艰难选择。
一种是留在原城市，接受“教育降级”：从国际学校转回公办，从国际化路径转回国内体系。
另一种是留在原城市，挤入头部国际学校。但头部国际学校的学位极其稀缺，竞争激烈，且学费昂贵。
还有一种是跨城迁移到国际教育资源更集中的城市。常见的迁移路径包括：从北京周边迁到顺义集中、从深圳周边迁到上海、从二三线城市迁到一线城市、从国内迁到香港或新加坡20。
第三种选择在 2024—2026 年间开始出现明显的迹象。一些家庭因为本地国际学校倒闭或质量下降，主动选择跨城迁移：把全家的生活基地从二线城市搬到上海或北京，专门为了孩子的国际教育。这种“教育驱动的跨城迁移”在 2010—2020 年间相对少见，在 2024—2026 年间开始成为高净值家庭的一种常见选择。
更激进的迁移是跨境迁移：把全家从中国大陆搬到香港、新加坡、迪拜，专门为了孩子的国际教育。这部分家庭的数量虽然不大（年化数百到数千户的级别），但代表的是一种关于“中国国际教育路径未来不可持续”的判断。一个家庭做出这种判断，意味着他们对中国国际学校市场的长期信心已经动摇：他们认为即使顶部学校能维持一段时间，长期来看整个生态都会进入收缩，最好的策略是直接迁出。
这种跨城和跨境迁移，是中国国际教育市场哑铃化的一个深层后果。它把“教育投入”和“家庭整体迁移”绑定在一起：一个家庭的教育决策不再只是“孩子上哪所学校”，而是“全家应该把根扎在哪里”。这种绑定让教育决策的成本和复杂度大大上升，也让家庭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八
把这一切放在一起看，中国国际学校市场在 2024—2026 年的哑铃化，是中国当代教育产业进入“精英化分化”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2010—2020 年间，国际学校的快速扩张代表了“国际化教育走向中产化”的趋势：更多家庭可以接入国际教育路径。2020—2025 年间的洗牌出清，代表了“国际化教育重新精英化”的反向趋势，这条路径正在缩回到只服务高净值家庭。这种反向不是一个孤立的市场调整，是中国整体经济周期、人口结构、地缘政治变化的综合产物。
未来 5—10 年，国际学校市场会进一步出现几个趋势。
头部学校的“超高端化”。鼎石的 43.4 万学费可能不是天花板。部分顶部学校可能继续涨价，进入 50 万 / 年甚至更高的价位段。这种超高端化会让国际教育的进入门槛进一步抬高。
中部市场的彻底空心化。剩下的中部学校可能在 2—3 年内全部完成出清：要么被合并，要么转型为普通民办校，要么停办。中等国际学校作为一个市场段位，可能在 2027—2028 年基本消失。
地理集中化。国际学校市场会进一步集中到三大核心区域：北京顺义、上海长宁徐汇、深圳南山福田。其他城市的国际学校市场可能基本缩水到只剩下少量“区域性国际学校”。
跨境分流加速。原本服务中国家庭的国际教育需求，会更多地分流到香港、新加坡、迪拜、伦敦、悉尼等海外目的地。中国国内的国际学校市场会进一步缩水。
这些趋势加起来，揭示的是资本兑换层在跨境维度上的一次根本性收敛：原本相对分散、相对中产化、相对本地化的国际教育路径，正在收敛为高度精英化、高度集中化、高度跨境化的新格局。
下一章会进一步追踪这种跨境化的具体形态：讨论海淀话语如何沿着全球泛华人精英网络在多个城市同时展开。北京顺义、上海古北、湾区库比蒂诺、多伦多万锦、新加坡武吉知马——这些地名构成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精英聚居区，而是一张相互连通的话语网络。一位顺义母亲和一位湾区母亲，可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讨论同一篇公众号文章；一所北京的暗考机构和一所新加坡的国际学校，可能服务同一组家庭；一位海淀的鸡娃 KOL 和一位多伦多的华人家长博主，可能在同一个跨境内容生态中相互引用。
这张网络是过去二十年中国跨境精英流动留下的真实基础设施。理解它，是理解中国当代精英教育全球化最深的一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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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 2024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表》（2024 年 5 月 21 日公布），深圳厚德书院未列入其中。详见深圳教育局官网与南方都市报、《晶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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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厚德书院 2024 年财务危机详情（1.4 亿债务诉讼、拖欠物业 1000 万、拖欠教职工工资社保、法定代表人田华被法院限制消费、5 月 10 日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见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国际教育联盟相关报道。学校学费档：2024 年高考班 43000—59000 元 / 学期；国际部 AP 及 A-Level 117500 元 /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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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山诺德安达学校 2024 年 7 月停办的报道，见《北京日报》、国际教育联盟、新京报相关报道。学校于 2017 年开办，学生大部分转至顺义诺德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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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国际高中招生不足 70 人、新招少于 20 人、运营危机的报道，见 2024—2025 年国际教育联盟、第一财经、《文汇报》关于上海国际学校运营状况的相关观察。具体学校名称在公开报道中未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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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鼎石学校 2025—2026 学年小学学费 43.4 万元（含住宿餐食）、全国最高的数据，见鼎石学校官网招生信息与《2025 胡润百学》中国国际化学校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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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国际学校学费涨幅数据（鼎石、平和、包玉刚、世外 / 星河湾、光华剑桥、深国交、深圳光明贝赛思）见各校官网招生公告、国际教育网《2025 上海国际学校学费盘点》、新京报、第一财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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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办包玉刚实验学校在《2025 胡润百学》中国国际化学校排行榜中位居第一并实现七连冠的数据，见《2025 胡润百学》排行榜与胡润研究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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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学国际部 2025 届毕业生录取分布（60% 美国、35% 英 / 加 / 日 / 韩 / 欧 / 澳、不到 5% 留沪）的数据，见上海中学国际部官网录取统计与第一财经、《文汇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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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5 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 6.5—6.8 区间走到 7.0—7.3 区间的数据，见中国人民银行月度汇率统计与 Bloomberg、Wind 公开金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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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厚德书院“部分家长将学费转入校长田华私人账户”的报道，见南方都市报 2024 年关于厚德书院的深度调查与家长投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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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0 年间全国国际学校数量从 600 多所扩张至 1300 多所的数据，见新学说 / NewSchool Insight《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系列报告与 ISC Research、《2025 胡润百学》相关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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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年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降薪或裁员的数据，见 36 氪、虎嗅、《财新》关于互联网与金融行业裁员潮的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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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21 年 5 月修订，国务院令第 741 号，要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占比城市层面 5%、各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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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4 年间中国对外籍教师工作签证和工作许可审查收紧的报道，见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公告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Caixin Global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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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 年间海外教育资本（诺德安达、新加坡教育资本、美国教育基金）减少在华投入或寻求出售在华学校的报道，见 21 世纪经济报道、《财经》、ISC Research、彭博中国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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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 申请季 Common App 中国学生提交 18,400 人、同比 +6%、三连降后首次回升的数据，见 Common App 官方发布、自由亚洲电台、中国教育在线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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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国留学生总数从 2019—2020 年的 37.3 万降至 2023—2024 年的 27.74 万、2023—2024 年印度（331,602 人）首次反超中国的数据，见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2024 美国门户开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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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留学咨询从 20% 升至 40%、规划年龄从高二前移至初三的数据，见启德教育、新东方留学、美藤等大型留学中介 2024—2025 年报与《北京日报》《国际教育联盟》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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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驱动的跨城迁移”与“跨境迁移”现象的报道，见《财经》《第一财经》《新京报》2024—2025 年关于中产移居香港、新加坡、迪拜的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