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4 年元旦前后，澳门一家四星酒店的会议室里，正在进行一场考试。考生大约一百人左右，年龄从八岁到十二岁不等，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少数来自杭州、南京、武汉。考试内容是数学，难度远超同龄校内课程。监考人是几位前奥数竞赛的命题成员和资深教练。这场考试的官方名称是“数学解题能力大师赛”，缩写“DSS”。在家长群里，它被叫作另一个名字：迎春杯总决赛1。

迎春杯是 1984 年北京市教育局批准创立的小学数学竞赛，曾是北京小升初最重要的筛选指标之一。2018 年，教育部全面叫停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竞赛，迎春杯被列入禁止名单2。但这场比赛并没有消失。它先改名为“数学解题能力展示”，然后又改名为“数学花园探秘”，再后来又出现了“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等多个变体；它的总决赛改名为“DSS 大师赛”，从北京迁到澳门举办；它的报名从公开报名改为通过“指定合作机构”在私域社群完成；它的发证机构从“组委会”改为多个看似无关的咨询公司3。但在家长的小升初简历里，这场考试的奖项依然作为“原迎春杯一等奖”被标注，依然被海淀几所顶尖中学在面试中作为隐性筛选指标使用。

一场被国家禁止的考试，跨越了一道边境，换了三个名字，仍然在 2024 年的元旦聚集了几百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每人交大约两万元的报名加食宿加培训费。这就是中国当代教育筛选系统最真实的一个剖面4。

这一章的主题是：为什么一个看似清晰透明的国家考试制度，会催生出一整个产业的“规则翻译者”。

二

任何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国家，必须有某种把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分配到不同教育和就业通道的机制。在前工业社会，这个机制通常是家族、师承、地缘网络。在现代国家，这个机制几乎一律是大规模标准化考试：美国是 SAT 加 AP 加大学录取办公室，英国是 A-Level 加私立学校系统，德国是 Abitur 加双轨制职教，日本是大学入学共通试验加学校阶梯，韩国是大学修学能力考试，中国是高考。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规模和强度。每年大约一千万出生人口（2025 年降到 792 万）5，最终通过高考竞争的有约一千两百万人（包括复读和往届），其中大约八十万人进入 985 院校，约二十万人进入“清北复交”为代表的顶尖高校。从一千万到二十万，是一个 50:1 的漏斗。这个漏斗的存在本身不是问题，任何大国都需要这样的筛选。问题在于这个漏斗的形状、规则和透明度在过去三十年中持续变化，而每一次变化都重塑了“鸡娃”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具体形态。

把过去三十年的漏斗形状变化梳理一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99 年高考扩招之前是第一阶段。漏斗很窄，大学录取率长期在 25% 左右，进入大学本身就是巨大的筛选成功。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能上大学”，对具体上哪所大学的精细化竞争并不强烈。鸡娃这件事缺少必要的差异化目标。

1999—2010 年间是第二阶段。高考扩招把大学录取率从 25% 推到 75% 以上，“能上大学”不再是稀缺资源，但“能上好大学”成为新的稀缺。985 工程（1998 年启动）和 211 工程把高校分层，家长开始关心孩子能否进入分层中的上层。这个时期奥数等课外竞赛快速兴起，四大杯赛（希望杯、迎春杯、华罗庚金杯、走美杯）成为家长追逐的“敲门砖”。学而思就是在这个窗口期（2003 年）成立的6。

2010—2018 年间是第三阶段。奥数热达到高峰，但教育部开始多次出手，2010、2013、2015、2018 年都有针对竞赛的限制政策。2018 年是关键节点，四大杯赛被全面叫停，“奥数白名单”出台。但同时，新高考改革（2014 年启动）开始扩散：多省份从“3+综合”切换到“3+3”或“3+1+2”模式，选考科目组合从单一变为多元；强基计划（2020 年启动）开始把“高考+校测”按 85:15 加权7；综合评价（多年试点）按 60:30:10 加权。规则在变得更复杂。

2018 年至今是第四阶段。奥数地下化，竞赛改名，“暗考”出现；新高考全面落地，规则复杂度大幅提升；双减政策（2021 年）打掉公开学科补习的供给端8；普职分流（2022 年改名，2025 年实质取消）调整中考端的硬筛选9。整个筛选漏斗的形状变得既不像 2000 年代的“清晰单一通道”，也不像理想中的“完全透明分数制”，而是一个“部分透明、部分黑箱”的复杂结构。

正是这种复杂性，催生了鸡娃产业的核心存在理由。

三

任何筛选制度都可以放在一个透明度光谱上看。

光谱的一端是“完全透明”：所有规则公开、所有标准量化、所有结果可复核。理想状态的纯粹按分数高考就接近这一端。在完全透明的筛选下，家庭只需要让孩子掌握应试技能，“看懂规则”这件事没有市场。规则就在那里，谁都能看懂。

光谱的另一端是“完全黑箱”：所有规则不公开、所有标准不可知、所有结果不可复核。某些前工业社会的世袭和荐举系统接近这一端。在完全黑箱的筛选下，家庭需要的是“关系网”，不是“看懂规则”。规则本身不存在，存在的是人脉。“看懂规则”这件事同样没有市场，没有规则可看。

中国的筛选制度，恰好处于这两端之间的中段。

显性筛选——高考、中考、考研、强基、综评——是公开的、有规则的、可复核的。这部分的规则量化程度其实已经相当高：每年各省高考一分一段表、强基计划的 85+15 加权公式、综合评价的 60+30+10 加权公式、各高校的录取分数线，都可以在公开渠道查到10。如果中国的筛选只有这一部分，鸡娃产业的“信息中介”角色（第四章会专门讨论的那种）几乎不会存在。一个数学好的家长足以替孩子做规划，根本不需要花钱听 KOL 解读。

但中国的筛选还有另一部分，是隐性筛选。

隐性筛选的最典型形态是北京海淀和西城几所顶尖中学的“小升初”环节。按照公开政策，小升初是按学籍和户籍就近入学的，不应该有考试。但事实上，“六小强”（人大附、清华附、十一、101、首师大附、北大附）和“四大金刚”（西城四中、北师大实验、八中、北师大二附）这些顶尖中学，每年仍要从全市招收一批“超常儿童”，进入它们的实验班、早培班、超常班11。这一批孩子是怎么选出来的？

家长群里有一个简短的术语谱系来描述这个过程12：

DZ，点招。学校直接联系某个孩子的家长或老师，说欢迎报名某个班。家长往往不知道学校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可能是孩子在某次校外活动中被发现，可能是某位推荐人介绍，可能是某个机构提供了名单。

MK，密考。学校不公开组织考试，但通过“合作机构”在某个周末的某个地点组织几百个孩子做题，结果在三五天内反馈给家长，达标的进入下一轮。

KB，坑班。提前进入名校预备路径的某个培训班，这个班的招生不公开，但读完之后有较大概率被对应的名校“看中”。

LXQ，六小强。前面提到的六所海淀名校的合称。

这些术语不是普通家长的日常词汇，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部知识体系”。一个家长要让自己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六小强的早培班，必须知道 DZ 和 MK 是什么、什么时候发生、通过哪些机构报名、需要什么样的奖项作为敲门砖。这些信息没有任何官方渠道公开发布——它们只在私域社群、机构 1V1 接洽、家长之间口耳相传中流通。

这种“显性筛选公开 + 隐性筛选私域”的双层结构，就是中国筛选制度的“半透明”状态。半透明不是一个临时现象，它是过去十几年监管和市场之间反复拉锯的稳态产物。监管不允许公开组织选拔考试，于是选拔考试转入私域；监管不允许竞赛作为升学依据，于是竞赛改名后通过“指定合作机构”接入升学；监管要求“就近入学”，但顶尖名校仍需要筛选高潜质生源，于是筛选转入“点招”等不公开形式。每一次监管收紧，半透明结构的私域那一边就更厚重一些。

四

正是这种半透明，让“看懂规则”成为一种可以付费购买的服务。

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位海淀的母亲，孩子今年三年级，你希望两年后他能进入六小强的某个早培班。你需要知道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哪几所学校今年开早培班招生？招多少人？什么时候启动？

进入早培班需要哪些“前提”？KET/PET 英语证书有用吗？需要哪一档？数学需要奥数到什么水平？

哪些机构是这些学校的“合作机构”，能提供报名通道？这些机构的甄选条件是什么？

如果走暗考路径，DSS 大师赛、华数之星、YMO 这些考试今年还办不办？在哪里办？通过谁报名？多少钱？

哪些“杯赛奖项”在今年的招生中真的算数？（家长群里的共识每年都在变。）

如果错过了某一年的某个窗口，下一次窗口是什么时候？

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一个能在政府网站或学校官网上找到答案。它们的答案散落在几百个家长群、几十个公众号、几位被认为消息灵通的“鸡娃博主”那里。要把这些答案系统化、清单化、可执行化，需要的不是数学能力，是产业级别的信息整合能力。这正是鸡娃 KOL 作为一种职业的存在理由。

第四章会专门讨论安柏这位代表性的鸡娃 KOL。这里先点出一个结构性事实：安柏的全部产品价值，建立在“她比一般家长更早、更系统、更准确地看懂半透明规则”这件事上。她的副标题是“重点学校闯关记”13。“闯关”这个词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她的服务对象所处的状态。一个家长面对的不是一道清晰的笔试题，而是一关一关由半透明规则构成的关卡，每一关都有自己的规则、节奏、隐藏要求。安柏的作用是把这些关卡提前讲给你听，告诉你每一关该怎么过。如果筛选规则完全透明（比如纯按分数），她没有市场；如果筛选规则完全黑箱（比如纯靠关系），她同样没有市场。她需要这个“半透明”的中间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鸡娃 KOL 不会因为家长焦虑减少而消失。鸡娃 KOL 是筛选制度结构的产物，不是家长心态的产物。只要筛选保持半透明，KOL 就有存在空间；如果筛选制度发生根本变化（要么完全透明、要么完全黑箱），KOL 这个职业就会消失。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筛选制度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理由后面会展开，所以鸡娃 KOL 作为职业会继续存在。

五

回到本章开头那场澳门的考试。

DSS 大师赛是“迎春杯”这一谱系的当代延续。要理解它如何运作，需要进入一些组织细节。这些细节大部分来自澎湃新闻、新京报、新华社和时代周报在 2021—2024 年间的系列报道14。

迎春杯被禁之后，主要承接其考试体系的机构是“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这家公司 2014 年 5 月成立，注册资本 20 万元，两位主要股东陶晓永和陈平分别持股 51% 和 35%15。这家公司同时使用多个身份开展业务：“华杯赛北京地区管委会”“迎春杯全国组委会办公室”“数学花园探秘全国组委会办公室”。这种“一家公司多块牌子”的安排，是规避监管的常见组织技术。

类似的机构还有“北京华数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承接华罗庚金杯的部分体系，运营“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它的两位股东张连杰和吕红敏，分别曾在华杯赛组委会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和行政职务16。机构层面，从原四大杯赛到当下的暗考组织，存在显著的人员连续性：同样是这批人在做同样的事，只是名称和组织形态变了。

还有“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承接希望杯的体系，运营“希望少年俱乐部”。这家公司在 2023 年被教育部点名，部分变体（如“希望数学巅峰对决”“希望数学巅峰挑战营”）被认定违规并依法取缔17。这是教育部对暗考体系少数几次成功的打击之一。

报名链条的运作方式，几家媒体报道呈现的一致版本如下。

第一步，组委会内部确定考试时间、地点、规则。

第二步，名额分配给“指定合作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是中小型培训学校或个人教练，与原四大杯赛体系有历史合作关系。分配方式不公开，机构之间的等级和配额每年调整。

第三步，机构在自己的私域社群（微信群、QQ 群、家长 1V1 接洽）中通知家长。家长不能通过任何公开渠道直接报名，必须通过机构。

第四步，家长缴费，机构汇总名单上报组委会。考试本身在线上“答题闯关”或线下指定地点完成。DSS 这种总决赛级别，地点已经迁到澳门，部分是为了规避境内监管，部分是为了配合“跨境精英化”的叙事。

第五步，公布成绩，发放奖项。奖项通常以“电子证书”形式发放，少数活动有线下颁奖仪式。家长在小升初简历中以“数学花园探秘 X 等奖（原迎春杯）”或类似格式标注。

第六步，简历进入相关名校的“参考材料”。学校官方不承认“以杯赛为依据”，但实际的隐性筛选中，这些奖项是关键的差异化指标。

整个链条在公开层面几乎不可见。你在百度上搜不到 DSS 的报名页面，搜不到组委会的官方联系方式，搜不到考试结果。但在海淀某些家长群里，这个链条是每年都要走的标准流程。

YMO（全球青少年奥林匹克竞赛）是另一个典型案例。澎湃 2022 年的报道披露，某届 YMO 报名学生 1.9 万余人，每人 98 元报名费，三天获利近 1000 万元；配套教材《中科数学》定价 48 元 / 本，售出 11000 多本18。这是一个不大但盈利能力极强的细分市场，参与者主要是中小型培训机构和家长。

六

教育部不是不知道这一切。2022 年 3 月修订《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竞赛活动应实行清单制、白名单制管理，未列入名单的竞赛不得在中小学生中开展19。2022 年 11 月，教育部就违规竞赛专项治理发布通报。2023 年 1 月，专项打击“黑竞赛”，明确指向希望数学系列。

但教育部的执行能力面对暗考体系是有边界的。

监管的对象是“竞赛活动”，但暗考体系已经把自己重新包装为“研学营”“嘉年华”“会员制”“能力展示”等多种形态。一旦改名为“数学花园探秘”，它在工商登记和教育监管的口径里就不是“竞赛”了。

报名又通过私域社群完成，监管很难触达。教育部可以下达通知禁止某项竞赛，但执行需要地方教育局派人核查；地方教育局不会主动监听家长微信群；机构在 1V1 接洽家长时不会留下任何公开痕迹。

跨境化让监管的法律管辖出现真空。DSS 在澳门举办，按内地法律，澳门是境外。教育部对内地培训机构组织学生跨境参加考试的具体监管路径，至今没有清晰的执法工具。

更根本的是需求侧没有任何动摇。只要六小强、四大金刚等顶尖中学仍然存在“隐性筛选”，家长就需要“隐性筛选所需的奖项”。供给侧只要赚钱有空间，就一定会以某种新形态重新组织：禁了希望杯出来 YMO，禁了 YMO 出来下一个。这是一个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锁死的稳态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监管和暗考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一种“鼹鼠游戏”，打一项浮一项。每一次监管成功打击某个具体名称，新名称在几个月内出现。每一次新名称在一两年内积累了一定家长知名度后，又被监管识别和打击。一轮一轮，组织层面的人员和教研体系都是同一批，只是包装在换。

七

到这里可以引出一个更深的观察：中国的筛选制度其实面对的不是“是否要透明化”的二选一，而是一个内在悖论。它既不能完全透明，也不能完全黑箱。

不能完全透明，是因为顶尖学校确实需要差异化筛选高潜质生源。如果北京所有小学毕业生只按学籍和户籍就近分配进初中，海淀几所顶尖中学的实验班和早培班就无法保持其历史上的精英教学水准。这不是哪个领导想不想透明的问题，是任何大规模教育系统在面对极度异质的学生群体时都必须解决的工程问题。某种程度的“非透明选拔”对教育系统本身的功能性是必要的。

不能完全黑箱，是因为完全黑箱会引发严重的公平性危机。如果北京顶尖中学的招生纯凭关系、不接受任何外部审查，整个社会会立刻把矛头指向“教育不公”，引发的政治压力远超目前。所以政策必须保持一定的“公开规则面”：就近入学的原则要写出来、强基的加权公式要公布、综合评价的打分维度要透明。

这就形成了一个稳态：公开的规则面 + 私域的实际运行。公开的规则面回应公平性诉求，私域的实际运行回应筛选效率诉求。两者构成“半透明”。

而这个“半透明”中间地带，恰恰就是转译层（鸡娃产业）的全部存在理由。

如果你把这个观察想清楚，就会理解为什么“双减是否成功”这个问题被问错了。双减的政策意图，更准确的描述是“在不动隐性筛选机制的前提下，压缩公开供给侧的过度商业化”。它压缩的是公开学科补习市场的供给端：把学而思的学科类业务、新东方的 K12 课程、各类大型连锁机构的奥数班、线上 K12 网课关停或限制。这部分确实压缩了。2022 年底学科类线下机构由 12.4 万家压减到 4932 家，压减率 96%20。

但隐性筛选机制本身没有变。六小强还在筛选超常儿童，强基还在按 85+15 选拔，综评还在按 60+30+10 打分。隐性筛选的需求没有变，于是为隐性筛选服务的供给只能从公开市场迁移到私域市场：住家教师价格涨 30%，地下教练时薪从几百涨到几千，暗考从希望杯换名为 DSS21。这一切都是结构必然，不是“双减失败”。

把“双减”理解为“打压教培”是表层观察。它的真实结构是：监管把一部分供给从公开市场赶到私域，而私域比公开市场更不可监督、更不透明、更贵。从供给的“可见度”角度，双减确实让产业部分隐形了；从供给的“总量”角度，产业并没有缩小。

八

2025 年底，中国发生了一件被低估的政策事件：普职分流的“五五分流”硬性比例被正式取消22。

要理解这件事的分量，需要回到 2017—2022 年的背景。那个时期，中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官方口径是“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落实到中考层面就是“五五分流”，大约一半的初中毕业生上普通高中、另一半进入中职。这条规定在 2017—2022 年间反复被各地教育系统执行，引发了巨大的家长焦虑：一个家长面对的是“我的孩子有 50% 的可能上不了普高”这种硬约束。这种硬约束直接推高了 2017—2022 年间小学和初中阶段的鸡娃强度，因为家长清楚地知道，如果在中考分流中被刷下去，孩子的整个人生轨迹就被锁定在中职体系里。

2022 年新职业教育法修订时，已经删除了强制“分流”的提法。2025 年底，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宣布取消“五五分流”硬性要求，普高招生率从约 50% 升到 61%，预计 2026 年突破 70%，比例向 7:3 偏移23。从家长视角，这是一个明显的政策松动。

但这个松动并没有缓解鸡娃，反而以微妙的方式加剧了它。

逻辑是这样：当“50% 上不了普高”是一个硬约束时，鸡娃的目标至少很清晰，保住普高名额。当这个硬约束变成“30% 上不了普高”甚至“未来 25% 上不了”时，普高名额本身的紧张感下降，但“上哪所普高”的紧张感上升。原本被迫接受职高的那部分家庭，现在希望进入普高；原本进入普通普高的家庭，现在希望进入重点普高；原本进入重点普高的家庭，现在希望进入海淀六小强或西城四大金刚级别的顶尖普高。整个家长系统的“鸡娃目标”向上移动了一档。

这个现象有一个直白的概括：学位扩张的速度赶不上焦虑通胀的速度。

学位扩张是一个慢变量，新建一所重点高中需要十年、培养一批顶级师资需要二十年。焦虑通胀是一个快变量，一个家长在三个月内就能从“保普高”调整到“冲六小强”。两者的速度差导致每一次学位扩张都被立刻吸收，没有任何缓解效果。多出来的普高名额不会变成“鸡娃压力的减少”，只会变成“目标向上移动一档”。

这种结构是筛选层的一个根本特征。它解释了为什么任何政策松动都不会真正缓解鸡娃，除非政策能改变“差异化竞争”这件事本身，而这是没有任何现代大国能做到的。

九

最后想做一个略带推演性的展望。2025 年中国的出生人口降到 792 万，相比 2017 年的 1758 万腰斩24。这意味着 2025 年出生的孩子，到 2031 年进入小学时，他们的同辈数量大致只有 2017—2018 年那批最高峰的一半。再过十年，2025—2030 年间这一批“最低谷出生孩子”进入初中、高中、大学，整个 K12 后端的学位数量会显著超过适龄人口。

但这个超过的方式不是均匀的。

中段学位会大幅过剩，包括县城一中、地级市重点中学、普通普高、二本三本院校。这些学位过去之所以紧张，是因为适龄人口规模巨大；当适龄人口腰斩之后，它们会立刻进入“招不满”状态。一些县城中学已经在 2024—2025 年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但顶尖学位不会过剩，反而可能更加稀缺。这听起来反直觉：人口少了，顶尖学位的录取概率应该更高。但实际机制是反过来的：当大多数中段竞争失去意义后，剩下的高净值家庭和高文化资本家庭会把全部精力集中到顶尖学位上。北京六小强不会扩招到原来的两倍，它们的物理校舍、师资容量、品牌稀缺性都不允许；上海四校（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复旦附、交大附）同样不会扩招。但同时它们面对的竞争者从“全国适龄人口的前 5%”变成了“全国适龄人口的前 1—2% 的高强度家庭”。竞争的绝对人数下降，竞争的密度反而上升。

这种“上半截稀缺 / 下半截过剩”的格局，是筛选层 2030 年代最可能的演化方向。它不会缓解鸡娃，只会让鸡娃两极化：为顶尖学位的竞争更激烈，为中段学位的竞争失去意义。整个资本兑换层、转译层、家庭代谢层都需要重新对齐这个双层结构。第十四章会更详细讨论这一推演。

但在到达 2030 年代之前，鸡娃产业还有它当下的全套基础设施需要被解剖。下一章讨论资本兑换层：2020—2025 这五年，家庭把“教育资本”具体兑换为什么的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迁移，以及为什么过去十五年最重要的鸡娃资产（学区房）会出现连续三年的成交量塌方。

那个塌方的故事，要从北京海淀中关村一套 1200 万的两居室如何变成 900 万说起25。

参考文献

  1. DSS（数学解题能力大师赛）迁澳门举办的报道见澎湃新闻、新京报 2021—2024 年间关于“暗考”系列报道，以及时代周报《小学奥赛改头换面》。澎湃 2023 年报道明确提到 DSS 总决赛迁至澳门、报名费 + 机票 + 食宿 + 培训费总计约 2 万元 / 人。

  2. 2018 年教育部全面叫停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竞赛、四大杯赛（迎春杯、希望杯、华罗庚金杯、走美杯）被列入禁止名单的政策依据为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活动的通知》（2018）等系列文件。

  3. 迎春杯改名史（数学解题能力展示→数学花园探秘→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DSS 大师赛）见澎湃新闻、新京报 2021—2024 系列报道，以及新华社《查处违规竞赛》系列稿件。

  4. 跨境澳门报名费 + 机票 + 食宿 + 培训费总计约 2 万元 / 人的数据，来自澎湃新闻、新京报 2023—2024 年对 DSS 大师赛家长访谈报道。

  5. 2025 年出生人口 792 万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据公告。2017 年出生人口为 1758 万，2023 年降至 902 万，2024 年降至 954 万（小幅回升），2025 年再次回落至 792 万。

  6. 学而思（好未来前身）2003 年由张邦鑫、曹允东在北京创立，最初以小学奥数为切入点。详见好未来公司发展史与彭博、新华社关于张邦鑫的专题报道。

  7. 强基计划由教育部于 2020 年 1 月发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启动，39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参与，录取模式为“高考成绩 85% + 校测 15%”。详见教育部官网与各高校招生简章。

  8.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2021〕40 号，2021 年 7 月 24 日。

  9. 2022 年新职业教育法修订删除强制“分流”提法，2025 年正式取消“五五分流”硬性比例。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2022 年修订）与教育部 2025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相关报道。

  10. 强基计划“85% 高考 + 15% 校测”加权公式见教育部 2020 年《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综合评价“60% 高考 + 30% 校测 + 10% 综评”模式见各高校综合评价招生简章；各省一分一段表由省教育考试院每年发布。

  11. 北京海淀“六小强”（人大附、清华附、十一、101、首师大附、北大附）与西城“四大金刚”（四中、北师大实验、八中、北师大二附）名单是北京家长群体通用术语，可在《三联生活周刊》“北京中产家庭‘鸡娃暗战’”系列报道、知乎“小升初”话题与北京市教委各校招生信息中交叉验证。

  12. “DZ”（点招）、“MK”（密考）、“KB”（坑班）、“LXQ”（六小强）等术语谱系，可在知乎“鸡娃”话题、家长帮、北京小升初论坛长期讨论中追溯，亦见《三联生活周刊》2024 年《北京中产家庭“鸡娃暗战”》报道。

  13. 安柏：《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中信出版集团，2020 年 10 月，ISBN 9787521721508。

  14. “暗考”系列报道主要见澎湃新闻 2021—2024 年关于迎春杯、华杯赛改名、希望数学系列调查；新京报 2023 年关于“地下竞赛”调查；新华社关于查处违规竞赛系列稿件；时代周报 2022 年《小学奥赛改头换面》。

  15. “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2014 年 5 月成立、注册资本 20 万元、陶晓永 51%、陈平 35% 持股信息，见澎湃新闻 2022 年关于暗考组织的工商信息调查与启信宝公开数据。

  16. “北京华数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张连杰、吕红敏的历史职务（原华杯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行政职务）见澎湃新闻 2022 年报道与启信宝公开工商信息。

  17. “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希望少年俱乐部”“希望数学巅峰对决”“希望数学巅峰挑战营”被教育部 2023 年 1 月点名取缔。详见教育部 2023 年 1 月《关于查处希望数学系列违规竞赛的通报》与新华社、澎湃相关报道。

  18. YMO（全球青少年奥林匹克竞赛）某届报名 1.9 万余人、每人 98 元、三天获利近千万、配套教材《中科数学》48 元 / 本售出 11000 余本的数据，见澎湃新闻、时代周报 2022 年报道。

  19.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2022 年 3 月修订版，由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原文见教育部官网。

  20. 截至 2022 年底，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机构由 12.4 万压减到 4932 个，压减率 96%；线上学科类机构由 263 个压减到 34 个，压减率 87.1%。数据见教育部《“双减”工作成效》系列通报与新华社、《中国教育报》报道。

  21. 双减后“高端家政 / 住家教师”价格 1.2—2.3 万元 / 月、一对一独立教师涨价约 30% 的数据，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2023 年《“双减”政策下的教培乱象：中介机构暗藏网络平台 住家教师“变身”高端家政》及南方都市报、《21 世纪经济报道》2021—2024 年系列报道。

  22. 2025 年底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取消“五五分流”硬性要求的报道，见教育部官网、新华社、《中国教育报》、新京报 2025 年 12 月—2026 年 1 月期间的报道。

  23. 普高招生率从约 50% 升至 61%、预计 2026 年突破 70% 的数据，见教育部 2025 年教育统计公报与《中国教育报》、新京报 2025—2026 年相关报道。

  24. 2017 年出生人口 1758 万、2025 年降至 792 万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年度人口统计公报与《中国统计年鉴》。

  25. 北京中关村学区房均价由 2022 年 1200 万 / 套跌至 2025 年 900 万 / 套的数据，见贝壳研究院、链家、安居客等机构发布的北京学区房成交数据，以及《财经》《21 世纪经济报道》《每日经济新闻》2024—2025 年关于学区房价格走势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