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制裁要求租赁公司终止合约、收回飞机；俄罗斯则在2022年3月10日出台立法，禁止飞机及航空设备离境1。在都柏林融资、在伦敦投保的喷气客机，就这样停了下来。将近四百架，价值超过一百亿美元，至今仍载着俄罗斯乘客飞行——这是航空保险史上最大的一笔损失1。标普曾测算，俄乌战争的全球已投保损失在160亿至350亿美元之间，其中仅航空一项就达60亿至150亿美元，再保险公司承担了大约一半2。

钱怎么赔，先要回答一个听起来很技术、却价值十亿美元的问题：这些飞机是怎么「丢」的。

每一份航空机身保单都分成两栏。「全险」（all-risks，第一栏）管寻常的事故——坠机、火灾、失窃；「战争险」（war-risks，第三栏）管被切出去的那些——战争、劫机，以及尤为关键的，政府的「没收、扣押、扣留或征用」3。于是分歧很清楚：如果飞机是被不守规矩的航空公司「偷」走的，走全险，承保人钱袋更深、保障更广；如果是被俄罗斯国家的行为拿走的，走战争险，限额往往单独划定、相对较低3。两边的承保人各执一词，都说损失属于对方那一栏——或者干脆谁都不属于，因为制裁让保障整体失效。

争端被并案管理成一场马拉松式的庭审。2024年10月到2025年2月中旬，伦敦商事法庭，巴彻法官（Mr Justice Butcher）主持，前后五十个开庭日，13支法律团队、24名证人、14名专家4。六宗租赁公司的索赔合并审理，领头的是爱尔兰的 AerCap，还有迪拜的 DAE（Dubai Aerospace Enterprise）等，涉及147架飞机和16台单独的发动机，租给18家俄罗斯航空公司，已投保价值超过45亿美元——在庭前一系列和解把数字压下来之前，最初的估计更高4。被告席上坐着 AIG（承保全险）、劳合社保险公司、Fidelis、安达（Chubb）、瑞士再保险、利宝、兰开夏、Starr 等1。

伦敦的庭审只是同一场仗在三个法域里的一截。同样的争执也在都柏林开打——SMBC 就34架飞机计提16亿美元减值，中银航空主张8.04亿美元，Avolon 在14架里只收回了4架，把其余的称作「被偷」；以及在佛罗里达和纽约——Aircastle 的9架飞机索赔2.52亿美元，一家私募关联实体的23架索赔7亿美元，一家明尼苏达租赁公司的18架索赔3.67亿美元43。各地争的是同几条条款：AVN48B（战争与扣押除外）、AVN111（制裁）、以及那条「剥夺条款」——承保人须在3个月内收回飞机，否则按约定价值赔付43。同一批钢铁，在不同的国家被装进不同的法律措辞，等待不同的法官来称量。

二

2025年6月11日，判决落地，案号 [2025] EWHC 1430 (Comm)5。

巴彻法官认定，这些飞机在2022年3月10日——俄罗斯出口禁令生效的那一天——已经永久损失；其近因是俄罗斯政府的行为或命令，因此赔付落在战争险承保人头上，而非全险承保人5。这是一处鲜明的反转：租赁公司赢了，赢的却是「较小」的那一栏。法官还裁定，欧盟与美国的制裁并不阻止赔付——一份 OFAC 的授权本可取得5。计入此前已经达成的和解，AerCap 据判决可从战争险承保人处再获得约10.35亿美元；它单独那一份，涉及116架飞机加23台发动机，原始索赔达35亿美元6。

需要把话说清楚：这是一审判决。巴彻法官在2025年9月16日拒绝了上诉许可，随后到2025年10月9日，Fidelis、安达与劳合社保险公司（代表除 Starr 外其余战争险承保人）直接向上诉法院申请许可7。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就近因与承保栏目的认定上诉——这意味着全险承保人已经彻底脱身。截至2025年12月有报道时，上诉法院对许可的裁定仍在等待之中；本章因此把那10.35亿美元当作「已判而未终局」7。已判定的归已判定，仍在程序中的归程序。

另一条线索更冷。打着官司的同时，租赁公司悄悄和俄罗斯本国的国家保险公司 NSK 做了交易：把飞机过户给 NSK（再由它转交俄罗斯航空公司），换取现金，总额约27亿美元，覆盖了那约四百架滞留飞机的四分之一以上8。AerCap 在2023年9月拿到6.45亿美元、12月再拿5.72亿；SMBC 航空资本拿到7.1亿外加两笔小额；中银航空（BOC Aviation）拿到2.19亿外加5,000万；DAE 拿到1.18亿换回7架飞机8。同一场损失，一边在伦敦法庭里争该走哪一栏，一边在莫斯科把飞机直接卖回给制造问题的那一方。

这场风波的余震也传到了再保险。承保战争责任的「超额 AVN52E」剧烈重新定价：超额战争险的承保能力从2021年的约20亿美元，跌到2023年的约14亿美元，保费在2022至2023年间「大幅上涨」9。算术很冷酷——单一事件可能给整个市场带来超过10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个市场一年的保费还不到那个数字的3%9。

三

飞机讲的是「分类决定钱往哪流」。海上的故事讲的是另一面：当威胁逐日变动，价格如何跟着新闻走。

在劳合社的世界里，有一个常设机构叫联合战争委员会（Joint War Committee，JWC），成员是劳合社市场和公司市场（IUA）的承保代表，由安全顾问公司 Herminius 提供咨询10。它做的事情很简单，也很关键：通过 JWLA 公告维护一份「列名区域」（Listed Areas）清单——哪些海域属于战争、恐怖主义、海盗的增强风险地带10。但 JWC 不定价格：「费率是承保人与经纪人之间逐笔谈判的事。」10委员会画地图，经纪人和承保人收过路费。

船东先买一份年度的基础战争险保单，保费在数十万美元量级，覆盖战争、恐怖主义、罢工、内乱。可要驶进危险区，还得另谈一笔「附加保费」（additional premium，AP），按每7天的过境单独计10。把一片海域列进清单，本身并不强制收取这笔钱——它只是允许承保人去收。这份清单，是市场给战争险定价时事实上的开关。

红海给了近年最直观的样本。2023年12月，JWC 扩大了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列名区域10。在此之前，红海过境的战争险几近名义价格，约为船体价值的0.05%至0.07%，许多承保人甚至免收；2023年底，AP 跳到约0.7%；2024年初的峰值达到船体价值的约1%，化学品船0.5%至1.0%11。换成美元，一次原本约1万至2万美元的过境，涨到15万至50万美元，让许多承运人觉得这条路不划算，转而绕行好望角11。曼德海峡只有约18海里宽，却承载着全球约12%的贸易额11。绕行好望角意味着多烧油、多花时间，但没有这份战争敞口；对一艘价值1.5亿美元的船来说，单次过境多付数十万美元的战争险，与绕行多出的运营成本之间，是一道随费率每日重算的算术题。租船合约里的「战争交易条款」（war-trading clause），允许船东拒绝一段列名区域的航程，或要求承租人承担那笔附加保费——风险并不消失，它只是沿着合约链条被往下推14。据劳合社情报机构报道，与美、英、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被收取的费率约为基准的3倍——附加保费几乎是把胡塞武装的打击标准照价标了出来12。

价格不再描述货物的价值，它描述的是一条海峡此刻有多危险。这里只陈述市场机制与公开数据，不评判任何一方的动机。

四

费率曲线背后，是有名字的船和真实的船员。

2023年11月19日，胡塞武装的人从一架直升机上索降到汽车运输船「银河领袖号」（Galaxy Leader）甲板上，把船扣在荷台达附近13。船上25名船员——17名菲律宾人、3名乌克兰人、2名保加利亚人、2名墨西哥人、1名罗马尼亚人——被扣押了14个月，到2025年1月才在阿曼获释13。那是整场危机的开场画面。机身战争险保的是钢板，船东互保协会（P&I）管的是责任与船员，而当船员被劫为人质，就轮到绑架与勒索险（K&R）登场——「银河领袖号」如此，后来的「永恒C号」也是如此14。

2025年7月，红海迎来了这场战役最致命的一周。7月6日，希腊散货船「魔海号」（Magic Seas）遭遇一场持续四小时的攻击，小艇、火箭弹、海上无人机、导弹一起上，22名船员全数获救后弃船沉没15。紧接着的7月7日至9日，利比里亚籍散货船「永恒C号」（Eternity C）被击沉，约4名船员遇难，约10人获救，另有约11人被掳——他们直到2025年12月才获释16。开战第一年，被记录在案的袭击事件超过160起，多名海员丧生，苏伊士运河的通行量随着船只改道而崩塌16。

到了2025年下半年，曲线开始往回走。2025年10月加沙停火、胡塞武装暂停行动之后，红海的战争附加保费回落到2023年11月以来的最低，约为船体价值的0.2%17。但承保人没有真的松手，他们改用「情景定价」：一个月里有超过500次停火违约、还有吸附式水雷的威胁，业内的判断是这个抬高了的基准也许会变成长期状态——「停火结束时不会有人发公告」17。

与此同时，黑海朝相反方向走。乌克兰对俄罗斯「影子船队」油轮和新罗西斯克港的打击，把停靠俄罗斯港口的战争险费率从0.25%至0.3%推高到约1%，2025年12月初的涨幅约为250%18。更值得停一下的是：因为制裁禁止主流 P&I 为超出限价的俄罗斯原油提供保障，那支影子船队的相当一部分，干脆航行在国际保险体系之外19。最终咬住它们的，不是制裁，而是保险成本本身19。一份保不到的保单，往往比一纸禁令更能拦住一艘船。

五

战争险的故事告诉你，分类与定价决定钱往哪流。疫情的故事，把这一点推到了极致——同一场疫情，隔着一道海峡，两套司法判决。

2020年新冠暴发，全球无数小生意因封锁而停摆。它们当中很多人手里握着一份「营业中断」（business interruption，BI）保险——本意是，店开不下去了，保险补上停业期间的损失。问题来了：一场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加上政府的封锁令，算不算保单里写的那种「中断」？

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选了一条快路。它没有让成千上万家小店各自去打官司，而是代表中小企业，挑出来自8家保险公司（Arch、Argenta、Hiscox、MS Amlin、QBE、RSA 等）的21份示范性措辞，做成「测试案件」，直接替保单持有人打到底20。一个监管机构起诉它自己监管的行业，这本身就少见。案件以越级上诉的方式直送最高法院。2021年1月15日，最高法院在 FCA v Arch Insurance (UK) Ltd [2021] UKSC 1 中，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保单持有人20。

两步走得最关键。其一，它把「疾病条款」读成：只要承保半径内出现任何一例可呈报疾病的病例，而它是引发全国封锁的众多同等近因之一，损失就在承保范围内——拒绝了那种「若非如此就不会发生」的单一因果检验21。其二，它推翻了那个令人厌恶的「东方快车」（Orient-Express Hotels v Generali，2010）反事实判断——按那套逻辑，承保人会争辩说，周围的疫情反正也会毁掉你的生意，所以被保事件没造成额外损失，因此他们不欠你钱21。这套说辞被一并打掉。

结果落在了真金白银上。约37万名保单持有人可能进入承保范围；按 FCA 自己的索赔数据，承保人已就36,904宗最终结案的索赔支付了14亿英镑（£1,406,662,310），若计入中途的临时付款，累计约15亿英镑赔到了小生意手里22。把镜头移到大西洋对岸，同一场疫情，结局几乎相反。

六

美国 BI 诉讼的核心战场，是一个短语：「直接的物理损失或损害」（direct physical loss or damage）。保单一般要求财产发生了这种损失才赔。病毒让财产发生了「物理损失」吗？

这场仗压倒性地以保险公司胜诉收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新冠保障诉讼追踪」（CCLT，由 Tom Baker 教授主持）记录了超过1,400宗诉讼；在某一时点的快照里，保险公司赢下了超过78%的州法院驳回动议，以及超过95%的联邦法院驳回动议23。两条法理在起作用。一是「直接物理损失或损害」——2022年12月，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在 Neuro-Communication Services v. Cincinnati Insurance 一案中以6比1认定，附着在物体表面或飘在空气里的病毒，不构成「对财产有形的物理改变」24。二是明确的病毒除外条款——SARS 之后许多保单加进了这类批注，凡有此条，保险公司几乎全胜25。每一个作出裁决的联邦巡回法院都站在了保险公司一边，领头的判例是第六巡回法院2021年的 Santo’s Italian Café v. Acuity；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此议题25。

例外稀少。北卡罗来纳州是一个：在 North State Deli v. Cincinnati 一案中，16家罗利—达勒姆的餐馆2020年10月初审获胜，2024年12月北卡最高法院维持——在一份没有病毒除外条款的保单下，政府对财产使用的限制构成了「直接物理损失」26。佛蒙特州的最高法院是仅有的另一个站在保单持有人一边的。

英美之外，碎片同样取决于措辞。法国一家巴黎商事法院2020年5月命令安盛向餐饮业者 Stéphane Manigold 赔付两个月损失（临时裁定4.5万欧元），这桩早期胜诉在全球引起回响；安盛上诉，但就许多含糊措辞达成了和解27。澳大利亚保险理事会跑了两宗测试案件：第一宗（2021年6月）废掉了承保人对一部过时的《1908年检疫法》除外措辞的依赖；第二宗到2022年10月，高等法院拒绝特别上诉许可，大体上有利于保险公司28。

关键的分野在措辞，不在病毒本身。同一种病毒，同一段封锁，因为合约里几行字的不同，一边赔了15亿英镑，一边几乎分文不出。

七

这就是机器最不愿被人看清的地方。在外人眼里，保险是关于事实的：出了多大的事，赔多少钱。可一桩争议真正的胜负手，常常是合约里那几个被反复推敲的词。病毒、封锁、停业、亏损——这些事实两边没有分歧；分歧在于它们落进了保单的哪一格。战争险还是全险，物理损失还是非物理损失，有没有那条病毒除外。措辞先于事实决定了钱的流向。

英美两种判决之所以能并存，是因为它们其实回答了同一个更深的问题：疫情这种东西，私人保险到底接不接得住。

业内有一份近乎权威的回答。日内瓦协会2020年10月的《疫情风险可保性调查》直言：疫情型营业中断，单靠保险公司基本不可保（uninsurable）29。理由不是道德判断，是这门生意的算术。它无法建模、无法定价；它是系统性的、在全球范围内无法分散的——封锁是政治决定，不是随机事故；而最大可能损失远超偿付能力29。一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全球财产与意外险保费一年约1.6万亿美元，其中营业中断险只占约300亿美元；而2020年全球产出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29。一只茶杯，去接一场暴雨。

在美国，财产险协会（APCIA）测算，员工100人及以下的小企业，每个月因停业造成的收入损失在2,550亿至4,310亿美元之间——不是某一年，是每个月30。这是一份2020年的行业测算，宜视作预估而非实际结果。即便只有三到四成的企业买了 BI 险，已投保的敞口每月仍达760亿至1,720亿美元，是承保能力的数倍30。日内瓦协会的结论顺理成章：只有国家能当「最后的承保人」29。

回到措辞之争，现在它有了另一重含义。当一份保单恰好用了能覆盖疫情的措辞、又恰好没加病毒除外，保险公司就被迫去赔一笔它从未真正定价、也无力承受的损失。英国那15亿英镑赔出去之后，市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疫情措辞从保单里清理干净。机器学得很快：凡是它一旦认定不可保的东西，就会想方设法在合约里把门关上。门关上之后，风险并不会消失，它只是去找下一个不得不接的人。

八

那个人，往往是国家。恐怖主义是最干净的证明——一种被机器拒保的相关性风险，可以被重新安置进一个公私合营的池子。

1992年，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波罗的海交易所引爆炸弹，把英国的恐怖主义财产保险市场搅得无人敢承保。第二年，1993年，Pool Re（保险池再保险公司）成立31。它是一个由成员所有的互助再保险公司，背后是一份无上限的英国财政部担保——这份担保从未被动用过；自成立以来，它在17起袭击中赔付超过12.5亿英镑31。2018年，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非财产损害型营业中断」（NDBI）保障纳入的池子，直接回应了2017年曼彻斯特竞技场和伦敦桥事件中那些被警方封锁线困住、却没有财产损害也没有保障的小生意；同年它还加进了网络恐怖主义的财产保障32。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把这份担保作为一项系统性风险的或有负债来追踪33。

担保「从未动用」这件事值得停一下。它没花纳税人一分钱，但它一直在那里——正是因为它在那里，私人市场才敢回来承保。国家在这里不是出资人，是一个站在最后的承诺：万一私人资本被赔穿，由它接住。这份承诺本身，就足以让市场重新运转。

美国走的是另一条形状相似的路。2001年9月11日之后，2002年的《恐怖主义风险保险法》（TRIA，P.L. 107-297）创设了一个联邦兜底：一份免费的联邦再保（事前不收保费，事后追偿），并设1,000亿美元的年度上限，越过这条线，政府和保险公司都不再赔34。触发它，需要财政部长认证该恐怖行为、单一事件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合计损失超过2亿美元34。它本是临时立法，却一次次续命，当前授权到2027年12月31日34。

续期来得很早。2026年1月，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以51比2票通过 H.R.7128，拟将 TRIA 延至2034年，并把触发认证的事件损失门槛从500万美元提到1,000万美元（2029年起）35。一份「临时」措施被反复延长二十多年，本身就说明：这一类风险，私人市场始终没打算独自接回去。

这种结构不止英美有。法国的 GAREAT、德国的 Extremus（它本身充当原保险人）、荷兰的 NHT、西班牙的 Consorcio de Compensación de Seguros（覆盖巨灾与恐怖主义最广的补偿机构）、澳大利亚的 ARPC，都是同一族系，自2016年起通过 IFTRIP 协调36。被机器拒之门外的风险，在不同国家被装进了形状相近的公共池子。

九

恐怖主义有 Pool Re 和 TRIA，疫情有什么？答案是：基本没有。

2020年疫情之后，业内确实有人试着把同一套模式套到疫情上。美国出现了《疫情风险保险法》提案（PRIA），照着 TRIA 的样子：愿意的保险公司提供疫情 BI 保障，财政部做再保37。安达（Chubb）抛出过一个混合方案——对大企业按风险定价，对小企业搞一个参数化项目；兰德公司（RAND）评估认为，安达的方案能把政府的预期支出降到最低38。

然后它们卡住了，卡在行业内部的分裂上。APCIA、NAMIC 等一方坚持疫情不可保，转而力推一个非保险的「营业持续保护计划」（BCPP）——纯粹的联邦救助，而不是一个保险兜底37。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12月的评估（GAO-24-106075）态度审慎：任何联邦疫情保险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把成本转嫁给纳税人，而企业未必愿意购买39。最终，美国没有建立任何此类项目。英国关于「Pandemic Re」的讨论，同样没有产出一个方案39。

恐怖主义能成、疫情没成，差别耐人寻味。恐怖袭击虽烈，损失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局部的、可界定的，国家的无上限担保「从未动用」也能维持市场信心。疫情不是——它一旦发生就是全国乃至全球同时承压，那张2,550亿至4,310亿美元每月的账单，让任何兜底承诺都显得分量沉重。于是疫情滑入了一个特别的位置：它既被私人市场判定不可保，又没能被正式接进国家的兜底框架。它成了一种悬空的风险，事实上落在每一次危机里临时拼凑的财政救助上。

下一个排队的候选者是网络风险。一条蠕虫可以同时打中所有保单持有人，这种聚合特性击穿了地理分散；而战争与国家行为人的除外条款，又留下了一个类似恐怖主义 NDBI 那样的缺口40。Pool Re 的网络恐怖主义扩展是试水的第一步。一些研究者已在重新审视网络战的除外条款，追问网络风险到底「更像恐怖主义还是更像传统财产险」41。监管机构也在公开发问：如果网络是不可保的，那本身就是个战略问题42。

十

把视线从伦敦、华盛顿移开，问题会变得更尖锐。

Pool Re 背后站着英国财政部，TRIP 背后站着美国财政部——这些都是有能力给出无上限担保、有能力事后追偿的国家。地图上还有很大一片地方，国家本身就是脆弱的。在那里，私人再保险因为同样的算术早早退场，而本国财政又拿不出可信的终极承诺。结果是一道保障缺口（protection gap）：当一场大流行、一场区域冲突、一次气候灾难同时压来，既没有私人保单赔付，也没有 Pool Re 式的池子，更没有一个能扛住的财政部。最后的兜底者，往往是捉襟见肘的本国政府，加上不确定的、事后的、附带条件的国际援助。前几章谈全球分摊时已经触到这一层：风险的转移从来不是均匀的，越是付不起的地方，越是被留在缺口里。

把这几样东西摆在一起看，机器拒保的清单就显出了它的形状。它拒绝相关性的尾部——同时砸向所有人、无法在地区之间互相抵消的风险。疫情是这样，全国性的战争是这样，大规模恐怖也接近这样，网络可能是下一个。它接受的，是能被切碎、被分散、被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打包的风险：一栋楼的火灾，一艘船的沉没，一片区域的飓风。能分散的，机器留下来定价、转分、做成巨灾债券卖给资本市场；不能分散的，它推回去。

推回给谁，是这份清单真正的政治内容。它推给国家——财政部的无上限担保、免费的联邦再保、事后的财政救助。机器划定「可保」边界的方式，同时也就划定了哪些风险最终由纳税人集体承担。它说「不」的那一刻，账单并没有撕掉，只是从保单的背面，翻到了公共预算的背面。

而在那场伦敦大审里，还藏着一个更冷的提醒：就算某样东西被判定为可保、买了保单、交了保费，最后能不能拿到赔款，仍要穿过合约措辞这道关。战争险还是全险，物理损失还是非物理损失，有没有那条除外。机器先用「可保／不可保」筛掉一批风险，再用「措辞」筛掉一批索赔。

那么，那份拒保清单是谁定的？没有哪一个机构坐下来投票决定。这条边界是从无数张保单的措辞、无数次费率的调整、无数宗判决的累积里长出来的——JWC 在地图上画线，承保人把病毒除外加进条款，法官在「物理损失」四个字上反复称量。它分散在成千上万个看似技术性的小决定里，没有人为整张地图负责，可整张地图确实存在。财政部的担保可以「从未动用」地存在二十年，也可以在某个真正的尾部到来时被第一次叫醒。TRIA 续到2034年的提案、没能落地的 Pandemic Re、悬空的网络风险，都还是未完的句子。当下一场同时砸向所有人的灾难到来，机器会照例说「不」，把账单翻面。问题只剩一个：翻过去之后，那一面是否真的有人接得住，又是哪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在这张可保的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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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War, Terrorism, and Catastrophe in Cyber Insurance: Reforming Exclusions（Carnegie Endowment，2020年10月）。链接 →

  41. Insuring the “uninsurable” cyberwarfare: rethinking war exclusions（The Geneva Papers / Springer，2025年）。链接 →

  42. If Cyber Is Uninsurable, the US Has a Major Strategy Problem（Lawfare）。链接 →

  43. Leased Aircraft Stranded in Russia: A Survey of the Pending Insurance Claim Litigation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Katten Muchin Rosenman LLP，2022–2023）。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