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5年，一位名叫 Michael B. Prosser 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高级作战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Warfighting）交上了自己的硕士论文。标题克制得几乎读不出野心：Memetics — A Growth Industry in US Military Operations。文件今天仍存放在美国国防技术信息中心（DTIC），编号 ADA5071721。全文六十来页。作者在题记页写下一条格式化免责声明：这份文件里的观点属于作者本人，不代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政府的立场。这条声明后来被反复引用——它同时暴露了这篇论文的两个属性：它是一份正式的军事教育机构档案，也是一份没有官方背书的个人写作。

论文的核心提议是建立一个叫做“模因作战中心”（Meme Warfare Center，简称 MWC）的作战机构，其职能被作者概括为：向指挥官提供关于模因生成、传播、以及针对敌方、友方、非战斗人员各群体的详细分析2。作者的语汇几乎逐字来自 Dawkins 1976年 The Selfish Gene 那一章——模因作为文化传递单位，作为选择的对象，作为可以被工程化设计的东西。他把 Dawkins 的隐喻从生物学书里搬进军事学院的作业本，中间没有停顿。这份 1976 年的类比在英国学术界经历二十年方法学质疑之后已经被从业者当作过期货处理；但在匡蒂科的军事教育系统里，它读起来像一个刚出炉的、正好可以用来解决伊拉克反叛乱问题的新概念。

Prosser 写作的时点不是偶然。2005 年是美军深陷伊拉克反叛乱战场的第二年，反叛乱学说（COIN doctrine）正在被 Petraeus 一批军官重写。核心问题被概括成一句话：这一仗不是靠火力赢的，是靠民心赢的。“人心和头脑”的老话被翻新成一套关于信息、感知、正当性的作战流程。Prosser 的模因作战中心方案落在这份大议程里的一个具体位置：它假设在这套流程里存在一个可以被工程化处理的最小单位——一个能被反复复制、变形、传播的短符号——并主张军队应当为处理这个单位配备专业机构。他没能说服上级把这个方案落地，MWC 从来没有被建立起来。但论文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生命：它进入 DTIC 数据库，在下一个十年里被 NATO 智库、美国网络司令部研究人员、以及一批研究政治模因的学者反复引用，成为“模因作战”这个词在英语世界的规范起源。Joan Donovan 2019 年在 MIT Technology Review 发表的短史 How memes got weaponized: A short history，把 Prosser 论文点为这条学说线索的起点3。

这里有一份值得直说的判断：一门学问在英国学术界被诊断为失败的同一年——上一章讲过，Journal of Memetics 在 2005 年停刊——它的类比语汇被美国军事学院的一名少校拾起，重写成一份作战概念。学问的死不等于概念的死；有时候恰恰是学问在学术圈里失去了自我防卫的能力之后，它的核心比喻才开始向对语汇不那么挑剔的领域外溢。军队是最早开始接盘的领域之一。

二

Prosser 的方案在美军内部没有落地，但在盟友那里落地了。2015 年到 2016 年之间，位于拉脱维亚里加的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NATO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Centre of Excellence，简称 StratCom COE）发布了一份题为 It’s Time to Embrace Memetic Warfare 的报告4。它把“模因作战”（memetic warfare）定义为围绕叙事、思想和社会控制在社交媒体上展开的竞争——一种为社交媒体调整过的信息作战游击子集。报告作者主张，北约不能把这一操作空间让给俄罗斯和 ISIS 一批已经在使用它的对手。2017 年 Foreign Policy 以“北约能把模因武器化吗？”为题跟进这份报告，把它介绍给英语公共读者5。

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方案有多具体——并没有。它的方案层面几乎和 Prosser 十年前的论文一样含糊。它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机构身份。StratCom COE 不是普通智库，它是北约成员国联合出资、常设编制、有正式军官轮转的合作研究机构。当这样一个机构把“模因作战”写进自己的公开出版物，等于给这个术语盖了一枚可以被援引的官方图章。Prosser 论文那份“个人观点不代表军方”的免责声明，在里加的这份报告里被静静抹掉了——不再有免责声明，只有机构标识。

同一时期美国学术界给出了一条平行诊断。2017 年五月，纽约的 Data & Society 研究所发布 Alice Marwick 与 Rebecca Lewis 的报告 Media Manipul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Online6，提出“注意力劫持”（attention hacking）概念——极右翼亚文化群体如何利用记者和平台对流量指标的依赖，把小圈子的模因经过特定放大路径推进主流新闻议程。他们详细记录了 2016 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 4chan / Reddit / Twitter 上一批操作：先在小群体里制造具有话题性的符号内容，再借助博主、意见领袖的转发让它进入主流新闻记者视野，最后让新闻报道本身成为进一步扩散的加速器。这份报告和 StratCom 报告在两个方向上互相印证：北约文件说“我们的对手在用模因作战”，Data & Society 报告说“他们的作战流程长这样”。

2018 年十月，P. W. Singer 与 Emerson T. Brooking 的 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 由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出版7。作者一位来自智库 New America，一位来自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书里把 ISIS 的 Instagram 战术、俄罗斯的 IRA、Trump 2016 年竞选的模因动员、中国的国内舆论治理放在同一份框架下，命名为“LikeWar”——一种以“点赞、分享、评论”为战斗动作的新型冲突。这本书 500 多页，脚注一百多页；它给了英语公共读者关于模因作战的第一份可以放在书架上的通俗读物。到这个节点，模因作战从匡蒂科一份没被采纳的作业变成了：北约智库的公开报告、美国主流学术研究所的机制分析、以及一家老牌出版社的畅销书。学说化的最后一步——把这套语汇写进国家决策者的日常语言——由一件外部事件推动着提前完成。这件事就是俄罗斯干预 2016 年美国大选案的司法调查。

三

2018 年 2 月 16 日，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Robert Mueller 领导的调查小组签发了一份大陪审团起诉书8。被告人是 13 名俄罗斯公民和 3 家俄罗斯法人，主要指控对象是圣彼得堡一家名叫 Internet Research Agency（简称 IRA）的公司，以及为其提供资金的 Concord Management and Consulting。起诉书详细描述 IRA 如何从 2014 年开始在美国境内搭建一个“信息作战”（information warfare）网络，冒充美国选民、政治活动分子、社区组织者，在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YouTube 上运营账号、购买广告、组织线下集会。这份文件在两方面对模因作战学说构成分水岭：它把“模因作战”从智库和军校的抽象术语转成一份具体的、由检察官签字的司法记述；它同时以罕见的司法详细度把这套作战的具体工作方式披露给公众。

具体的量级数据由两个来源交叉披露。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PSCI）当时的少数党领导层同年公开释放了一份 IRA 广告数据库，包含 IRA 在 Facebook 上购买的数千则广告的原始图片和元数据，供研究者做内容级别的分析9。Facebook 公司自己披露的数字被 Mueller 报告引用：IRA 内容在 Facebook 上直接触达约 2900 万美国用户；如果加上转发和展示，估计触达可能达到 1.26 亿人次10。这两侧数字都不是宣传口径，它们分别由一家美国上市公司的合规部门和一份宪法授权的调查小组签字确认。

真正让研究者能够开始做定量分析的是另一份档案。2018 年 Clemson 大学两位研究者 Darren Linvill 与 Patrick Warren 通过 FiveThirtyEight 公开发布约 300 万条 IRA 关联 Twitter 账号推文档案，来源账号超过 3000 个11。他们对账号做了功能类型分类——右翼喷子（Right Troll）、左翼喷子（Left Troll）、假新闻源（News Feed）、话题标签玩家（Hashtag Gamer）、恐吓者（Fearmonger）——每一类都对应一套具体的角色扮演脚本和目标受众。他们的一项定性结论后来被反复引用：最成功的 IRA 账号做的事情不是直接吵架，是先在一段时间里发无害内容、慢慢在目标群体里建立起“同类”身份，然后再逐步注入政治性内容。他们把这条策略概括为“friendship not fighting”（先做朋友，不做敌人）12。这份策略在方法学上是模因作战一次优雅的表达：它把“说服”这件苦活分摊到几十上百条无害内容里，把政治信号包装在共享的日常物件（宠物、球赛、菜谱、宗教节日）里，用一份被信任的关系来承载最终要投递的载荷。

同期在另一个国家有一份对照。2017 年美国政治学期刊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刊出 Gary King、Jennifer Pan、Margaret Roberts 的论文，估算中国“五毛”体系每年生成约 4.88 亿条国家发起的社交媒体帖子，约占中国社交媒体日常内容的 0.6%13。这份论文最重要的发现和 Linvill/Warren 的发现是一份方向对倒的组合：中国这套体系的主要功能不是与不同意见者辩论，是在敏感议题冒头时用大量无关话题淹没它——其操作逻辑是“分散注意力”（distraction），不是“说服”（persuasion）。两份研究把两种国家级别的模因作战操作放在同一个分类维度上：一边是俄罗斯式的角色扮演—关系—投递，另一边是中国式的话题淹没—注意力再分配。它们服务于不同的国内治理需求，各自演化出高度分化的战术。

Prigozhin 本人 2023 年 2 月在自己的社交渠道上正式承认是他创立了 IRA14；同年 8 月 23 日他死于一场飞机坠毁事件15。Google 云安全部门（原 Mandiant）在其后几个月的一份公开威胁情报报告里指出，Prigozhin 关联的信息作战活动在他死后并未终止，而是被别的组织架构接管并延续下去16。这条尾注给上述学说化路径补了一笔关键的话：模因作战一旦被建成组织基础设施，就会比它的原始筹码人物活得更久。这不是它作为一种技术的第一次这样表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四

2024 年 Renée DiResta 出版 Invisible Rulers: The People Who Turn Lies into Reality（Hachette Book Group）17。作者曾任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研究主管，参与主导 2020 年美国大选的“选举完整性伙伴项目”（Election Integrity Partnership）和新冠疫情期间的“病毒传播项目”（Virality Project）。这本书把 IRA 时代那套“国家—媒体—账号”的模型推进到 2020 年代——一套以影响者（influencer）为节点、以算法为放大器、以社群作为封闭生态的新型运作模式。她给这份新生态起了一个名字：bespoke realities，直译“定制的现实”，指每一个封闭社群内部都能形成一份自洽的世界解释，不同社群之间共用同一份物理事实，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之中。

DiResta 的核心贡献之一，是把“宣传机器”（propaganda machine）从政府机构的层面下放到分布式的影响者网络。过去要发动一场大规模宣传战，需要国家级别的媒体资源和组织；今天一位有几百万粉丝的影响者、一位平台算法的偏好、一批愿意二次创作的粉丝，就能达到同样规模的传播效果。国家不再需要自己搭建 IRA，它可以从一份已经存在的影响者经济里租用现成的分发能力。这条判断在她书出版一年之后得到了直接的验证。2025 年 9 月，以色列裔独立媒体 +972 Magazine 披露以色列外交部与美国公关公司 Bridge Growth Partners 签订的一份影响者合约，金额约 $900K，每条推广内容约 $7,00018。同一份文件谱系还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办公室在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2 月间运营的一个冒名为“factcheck_daily”的 Instagram 账号——这个账号被公开披露以后于 2024 年底关闭19。国家级别的行动方直接向社交平台上的自然人影响者付钱，让他们生产带有国家立场的内容，是 2020 年代政治模因领域出现的一种新工作方式。DiResta 的书写在事件发生之前，几乎精确预测了这份市场化的接管。

DiResta 之外，同一路的经验研究由华盛顿大学“知情公众中心”（Center for an Informed Public，简称 CIP）承接。CIP 于 2019 年在西雅图成立，由 Kate Starbird 与 Ryan Calo、Chris Coward、Emma Spiro、Jevin West 联合创办，专注于危机事件期间的谣言实时研究20。Starbird 与她合作者的方法是“参与式虚假信息”（participatory disinformation）——把关注点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宣传扩展到普通用户自愿参与到虚假内容再传播的日常动作。Starbird 与 DiResta 参与主导的选举完整性伙伴项目在 2023—2024 年间遭到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传唤和骨牌式政治攻击，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在这段压力之下大幅缩编。Starbird 本人在 2025 年 3 月一次面向大学听众的公开讲座里，把整个当代信息生态命名为“the machinery of bullshit”——一种系统性生产并放大废话的机器21。她本人 2026 年 1 月被 ACM 评为 Fellow，表彰的正是她在信息生态学与参与式虚假信息研究方向的贡献22。这些荣誉与她面对的政治压力同时存在；这份共存本身就是 DiResta 想说明的那种现象的一个案例。

Prosser 2005 年设想的模因作战中心是一份国家机器要主动建立的机构；DiResta 2024 年描述的模因作战场景里，国家机器只是这份市场里的一位付费买家。二十年之间学说的落地路径完全绕开了 Prosser 的原设计——因为不需要了。当自然生长的影响者经济、算法优化和封闭社群已经把“模因作战中心”的每一项职能拆分外包给了不同的市场主体，一个中心化的国家机构反而变成了效率上的下降。学说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它自己：不是通过被采纳，是通过被超越。

五

学说是一件事，实战是另一件事。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之后，模因作战的第一份大规模、多年期、双方对垒的实战案例出现了。它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两边展开：一边是自上而下由国家机器指令展布的符号——俄罗斯的 Z；一边是自下而上由匿名志愿者从社群里长出来的符号——乌克兰的 NAFO 和 Saint Javelin。这一节先说自下而上那一支。

2022 年 5 月 24 日，一位波兰艺术家 Kamil Dyszewski（Twitter 账号 @Kama_Kamilia）发出一条推文，附上一张日本柴犬的头像图，起了一个 mock 的正式化名字：North Atlantic Fella Organization（简称 NAFO，戏仿 NATO）23。规则简单到可笑：谁付一小笔钱做慈善捐款，就能拿到一张自己版本的柴犬头像，加入这个组织，成为一名“fella”。这个玩笑迅速膨胀成一支志愿者集群——上万人换头像、组队在推特上包围亲俄账号、用无穷尽的低分辨率柴犬贴图淹没对方评论区。这套战术的技术门槛低到任何人都能加入，情感门槛却设置得很高：柴犬头像意味着你已经决定站队，而且愿意为此把自己在互联网上的公开身份和这场遥远的战争绑定在一起。

它很快被官方机构承认。2022 年 8 月，乌克兰国防部长 Oleksii Reznikov 把自己的推特头像换成了 NAFO 柴犬形象，等于以国家机构的名义为这个志愿者集群背书24。到 2025 年，NAFO 的下属筹款分支“第 69 嗅探旅”（69th Sniffing Brigade）累计筹得援乌军援与人道物资超过 $10M25。同一年 NAFO 获得波兰政府颁发的“Poland Passport Award”中的数字文化奖26；一部由 NAFO 志愿者主创的纪录片 No Sleep Till Kyiv 在 2025 年年中公开发行。一支起源于头像玩笑的匿名集群，用三年时间把自己发展成了一个可以列入乌克兰国防外围支持系统的常态化组织。

NAFO 的形态跟 IRA 是完全相反的。IRA 是自上而下、付薪水、角色扮演、隐蔽身份；NAFO 是自下而上、付一点自己的钱、用同一个头像、公开表明立场。前者以模糊真实身份为运作前提，后者以放大共有身份为运作前提。它们对模因作战学说提出的问题却是一致的：一个符号，或者一套模板，能不能承担足够多的社会协作，让若干松散的个体行为在效果上凑成军事级别的贡献。IRA 用了欺骗给出可以，NAFO 用了自愿给出同样的可以。两份答案挑战的是同一个理论前提——模因不是娱乐，是可以承担协作载荷的社会技术。

值得记录的是，NAFO 从一开始就不是“乌克兰政府的模因作战部队”。它没有指挥系统，没有正式编制，没有可以被追究的授权链条。它的每一次成功都是自组织的，它的每一次事故也是自组织的（早期波兰创始人 Dyszewski 本人一度陷入争议，涉及历史上的政治图像使用问题，社群的处理方式是自我切割，不是中央授权处置）。这种“无中心的战场存在”是模因作战学说在 Prosser 那个年代想象不到的一种作战单位。它没有正规军的隶属关系，也没有金主的雇佣合同；它是一支由一张柴犬头像凝聚起来的、可以自我复制的公共意向。

六

俄罗斯这一边的符号是另一种形态。2022 年 2 月开战后几天里，俄军车辆上出现的一个白色油漆字母 Z 迅速被全世界的镜头记录下来。军事分析人员一开始把它理解为战地识别标记——用来区分不同战术方向的进攻单位；一种流传较广的解释是 Zapad，意为“西”。这个字母不属于西里尔字母表，这份“陌生感”反而让它更容易被当作图形符号处理。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机器几乎在同一时间接管了它，把它重新解释为“Za pobedu”——“为了胜利”的缩略，并要求各州政府组织学生、公务员、志愿团体以举 Z 字排队、点 Z 字灯、发 Z 字社交媒体贴文的方式表明政治立场27。俄罗斯独立媒体 Meduza 在 2022 年 3 月 16 日的一份特别报道里追溯了这个字母从战场识别标记到国家强制符号的转化过程，并援引一位克里姆林宫内部政治顾问的评价：“大家其实并不理解它是什么、它应该意味着什么。”28

Z 符号的操作模式是国家—媒体—命令三级传递的经典模型，但它的伪装是“自发”。俄罗斯地方官员被要求组织的“Z 字快闪”是模因研究里一份带着讽刺意味的现象——一个自上而下被下令的行为，被媒体和参与者本人以“自发”的语言包装。它和 NAFO 那张柴犬头像的差别不在于符号的复杂度，在于符号是从哪里长出来的。NAFO 的柴犬从一位波兰艺术家的推特上开始，几天之内被几万人自愿采纳；Z 从俄军后勤单位上的一个战术标记开始，几周之内被一份国家指令强推到几百万人的社交时间线上。两个符号都成功了；两个符号所建立的社群完全不是同一种社群。

同一时期乌克兰一侧还产生了另一个符号：Saint Javelin。乌克兰裔加拿大记者 Christian Borys 在 2022 年 2 月末把一张宗教图标风格的圣母抱着 FGM-148 反坦克导弹的图像做成 T 恤和贴纸，开始为乌克兰人道救援项目筹款29。这份图像的祖本可以追溯到艺术家 Chris Shaw 早年（2018 年前后）创作的一张 Madonna Kalashnikov（圣母怀抱 AK-47）30；Borys 的贡献是把它替换为一件当时被大量报道的美制反坦克武器，让符号与新闻周期的匹配度达到最大。Saint Javelin 项目在战争第一年就募得超过 $2.5M 的救援资金，被主流媒体广泛报道。有基督宗派对这类图像使用宗教符号提出了亵渎的批评；这类批评本身进一步扩散了这个符号。

Ghost of Kyiv 的故事补上了这份武器化符号叙述的另一面。开战前几天，乌克兰社交媒体上流传一位单人击落六架俄军战机的 MiG-29 飞行员的传奇；这份传说迅速传遍全球。2022 年 4 月 30 日，乌克兰空军自己在 Facebook 上发帖公开澄清 Ghost of Kyiv 不是一位真实的飞行员，而是“乌克兰所有飞行员共同的形象”31。这条主动澄清是模因作战伦理里一份罕见的样本：一支国家军队公开承认自己曾默许过一个不准确的战地传说，因为它在战争的最初几周对士气有明确作用；同一支军队在承担这份效果之后主动承认了它的虚构性质。Prosser 2005 年那份论文里没有写过这样一份操作；实战里模因作战的伦理判断，是他学院里的推演没能预料到的。

七

2023 年 10 月 7 日之后爆发的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把模因作战推进到一个新的市场化阶段。它把 DiResta 2024 年那本书里描述的“国家—影响者—算法”三级市场做成了可以直接看见的合同。上一节提到的 IDF factcheck_daily 假冒账号和以色列外交部与 Bridge Growth Partners 那份约 $900K 的合约之外，还有几批可查的公开事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办公室在冲突开始后大幅扩张其社交媒体运作，多语种同步推送；美国、欧洲一批亲以色列基金和 PR 机构在这段时期集中开始向 TikTok、Instagram 一批影响者付费投放内容；巴勒斯坦一侧则大量出现“Pallywood”（西方评论者用于指责巴方摆拍的一个长期指控标签）与真实伤亡视频难以分辨的信息环境。这份市场化运作在 2025 年 6 月以色列—伊朗短暂军事冲突期间进一步扩散——冲突刚爆发几天，社交媒体上就出现大量以色列军方本身没有确认的战果宣传图像；例如一张被独立事实核查机构定性为伪造的“以色列空军 F-35 被击落”照片，被冲突双方账号以完全相反的方向反复引用32。

模因作战在这个阶段展现出一种 Prosser、StratCom、Singer/Brooking 都还没能预料到的操作形态：它已经不再需要有一位“作战指挥官”。国家一侧只需要把预算通过合规的商业合同释放到 PR 市场，市场自身就会找到愿意生产和分发内容的影响者节点。这些影响者本人可能根本不参加军方内部会议，不接触任何机密文件，甚至不需要签署效忠承诺——他们只需要满足合同里对内容主题、频次、平台的最基本约定。国家一侧从此获得了一份在法律责任上很难被追究的分发能力：一旦某条内容被证明是虚假的，责任落在影响者本人身上，而不是签合同的国家机构上。

这套市场化影响运作对模因作战学说的意义值得单独指出一句：它把 Prosser 想象中的“模因作战中心”拆成了几十家可以互相竞争的公关公司和几千位可以按篇计价的影响者。它没有一位可以被点名的指挥官，它没有一份可以被公开的作战计划，它的整个流程都在民用商业合同的语法之内完成。学说在这里以一种它自己完全没能设计过的方式，实现了它原本没能设想到的完整性。这也让“谁应对这套操作负责”在司法上变成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一个由市场链条稀释了责任的新型作战空间。

同一时期在美国国内还有另一场战术演示，说明模因作战不需要国家出资也能达到国家级别的效果。2024 年 9 月一位候选人在总统辩论上，把此前一周里由某匿名账号发出的一则关于俄亥俄州 Springfield 市海地移民“吃宠物”的谣言直接转述给约 6700 万美国观众。这条谣言此后被 Clemson 大学媒体取证中心追溯到一个匿名的极右翼放大网络33，被 PolitiFact 评为 2024 年年度谎言34；下游后果是 Springfield 市政大楼收到多起炸弹威胁、大批海地裔居民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胁。同一时期一位当选总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转发了一段由几位美国影视从业者作为讽刺而制作的 AI 生成短视频，画面里是把加沙重塑成川普品牌度假区的想象，包含金像、比基尼舞者、被金币淋满的马斯克形象35。原创作者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制作时的意图是讽刺，视频被转发到主流政治舞台之后，讽刺被清洗掉了，剩下的是政策姿态。

在这份作战空间里还生长出一份反向能力——公开来源情报（OSINT）社群对政治模因的逆向读取。荷兰记者 Eliot Higgins 2014 年创办的 Bellingcat 用同一批公开的社交媒体图像作为证据，反过来识别 Charlottesville 2017 白人至上主义集会与 2021 年 1 月 6 日国会山冲击案中的具体参与者，把他们中的很多人交给了司法系统36。模因作为对手认同的可视化标签，反过来成了对手身份的可追踪指纹。学说的市场化与学说的反向利用在同一时期同时成熟。

Brookings 学会 2024 年一份关于 AI 模因与选举的分析给这份操作形态补上一份认知层面的说明：绝大多数 AI 生成的政治内容并不以骗过观众为目的，它的功能是强化圈内身份、给已经站在一边的人一份可以传的信物37。当“影响者—算法—市场”这套基础设施已经把内容分发做到近乎无摩擦的时候，内容本身要不要“看起来是真的”变成一个次要问题。这份认知转向对模因作战学说意味着：从 Prosser 到 StratCom 到 Singer/Brooking 一路以“信息作战”为核心比喻的思考框架，正在被一份新的比喻所替代——一种以“群体身份维护”为核心比喻的框架。

八

2025 年 9 月 10 日中午，美国犹他州奥勒姆的 Utah Valley University 校园里，一位名叫 Charlie Kirk 的 31 岁美国右翼活动家在校园户外活动中被枪击身亡38。作为 Turning Point USA 的联合创始人，Kirk 长期以校园辩论的方式成为美国保守派运动的公众面孔之一。凶手 Tyler James Robinson（22 岁）在事发次日被捕并被起诉39。这一事件本身跨过多个议题——政治暴力、校园安全、公共人物遇刺——但它进入这一章的理由是一份具体的物证。

犹他州刑事司法机构和联邦调查局公开发布的证据材料中，包括几颗未击发或已击发的子弹壳；子弹壳表面刻着若干短句。这些短句被主流媒体和维基百科条目根据执法机构的公开声明整理列出40：其中包括来自互联网亚文化 furry 圈的一句梗（“Notices bulge, OwO, what’s this?”）、来自意大利抵抗运动歌曲后又被 Netflix 剧集 La Casa de Papel（纸钞屋）带火的一句歌词（“Bella ciao”）、一句 4chan 常见的调侃格式（“If you read this you are gay LMAO”），以及一句直接的政治性挑衅（“Hey fascist! Catch!”）。执法机构的官方说明措辞克制，把这些文本描述为“刻有互联网亚文化引用”的物证；主流报道也保持在描述层面，没有把它们作为凶手政治动机的唯一证据来使用。这份克制值得引用——政治—司法话题里同时存在多种解读的空间，本章保留同样的克制立场：这些短句是物证，它们证明凶手熟悉某几类互联网亚文化的模因语汇；它们不足以单独构成对整场枪击案的因果解释。

事件的社会后果同样进入这一章的记录。事发之后几周里，美国境内至少 600 名以上的公众人物、雇员、学生、外国签证持有者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就 Kirk 之死发表的言论遭到解雇、停职、签证吊销或刑事调查41。被记录的具体案例包括电视节目主持人被停播、大学教职员被开除、一些外籍学生被 ICE 约谈。同一时期特朗普政府方向多次公开表态，主张把 Antifa（一个松散的反法西斯集群）指定为国内恐怖组织。历史学家和评论人在这段时期把这场镇压与麦卡锡时代做了直接类比，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

这一整段社会后果本身也在模因逻辑里循环——Kirk 的形象在事发后几天里被大量 AI 生成的所谓“悼念内容”淹没社交平台，Rolling Stone 在事发后的评论文章里把这份现象命名为“meme afterlife”（模因的死后余生）42——一位公众人物在遇刺之后被自己的政治阵营和 AI 生成器共同接手，转化为无数二次创作的原料，原本作为一个人的形象与作为一个符号的形象在几十小时内完成合并。同一份合并过程也让“谁在为这些悼念内容负责”变成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它们大多数没有署名，大多数由 AI 生成，大多数在几周内被算法忘掉。

这个案子里另一个应当被单独指出的事实是凶手政治立场的争议。事发之初，围绕 Robinson 的政治归属出现了大量的公开推测；其中包括他的家人和一些同学早期采访中提到的信息、他所使用的社交媒体档案、他刻在子弹壳上的短句所暗示的取向。这些推测里既有指向他属于 Fuentes 派 Groyper 极右翼小圈子的说法，也有指向他属于反川普阵营的说法43。Fuentes 一系发端于 Pepe 变体的图像标签（groyper 一词直接来自 Pepe 的一款胖版本），2019 年“Groyper 战”（Groyper War）中的公开挑衅行为让这个集群第一次进入主流媒体视野。执法机构在起诉阶段并未给出关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最终定性，法庭程序在本章写作时仍在进行中。本章保留这份不确定性——这不是修辞的克制，是事实层面的现状。

QAnon 的一份陈年记录在这里可以被引出来作为对照。2017 年 10 月 28 日一位署名 Q 的账号在 4chan /pol/ 板块发出第一条帖子（标题 “Calm Before The Storm”），此后数百条“Q 帖”（Q-drops）在若干年里推动了一场跨越 4chan → 8chan → 8kun → Facebook / Instagram / YouTube 的分布式阴谋叙述的形成44。QAnon 的组织形态里没有正式领袖、没有正式教义、没有正式经费；它的每一条帖子都在留下空白让追随者填补，它的每一次线下暴力事件（从 2018 年一位追随者在胡佛坝上封路，到 2021 年 1 月 6 日国会山冲击）都被组织从匿名论坛里流出的话语所激励。Kirk 案子里子弹壳上的短句与 QAnon 帖子的关系不是直接的传承，是同一种社会技术的两次不同表达：一种匿名的、无中心的、以短句为最小单位的政治符号交换体系；它可以承载对社会的重新解释，也可以承载对具体行动的召唤。学术界早期一批分析这种转向的作品——从 Angela Nagle 2017 年争议之作 Kill All Normies 对反常态右翼互联网亚文化的整体描画45，到 Whitney Phillips 与 Ryan Milner 2021 年在 MIT Press 出版的 You Are Here 关于污染态媒介环境里“参与即共谋”的生态学论证46——都指向同一个观察：模因作战一旦被建成基础设施，任何进入这份基础设施的普通用户就已经在参与了它，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Limor Shifman 2013 年在 MIT Press 那本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更早一步给出了一份必需的方法学分辨：politically 相关的模因不是“病毒”，是“可复制—可变形—可再上载”的模板47；这份分辨在 Kirk 案子的余波里被证明比它最初写作时更贴合真实。

Prosser 2005 年想设计的是一份可以在流血之前决定胜负的作战学说。他假设的对象是敌方的信念系统，他假设的手段是可以被工程化处理的符号，他假设的效果是让部队少开枪。二十年之后，这份学说落地的形态跟他的设计几乎完全不同——它落进了一批公开合同，一批匿名头像，一批被算法忘掉的悼念图像，一份法庭仍在处理的物证清单，以及一批被解雇、停职、吊销签证、面临起诉的普通人的人生。学说的账单没有付清；它只是被分摊给了每一个在自己的时间线上参与传递、点赞、生成的普通人。这一章不打算给出一份关于“模因致人于死”的因果结论——那份因果链条本身在司法和学术两个层面都还没有到可以下判决的时候。这一章想给出的只是这份账单的开列方式：谁付了钱，谁付了字，谁付了身份，谁付了工作机会，谁付了自己的名字。子弹壳上的字不是这份账单的最后一栏，它只是提醒读者，账单里的每一栏都不是抽象概念。

参考文献

  1. Prosser, Michael B. Memetics — A Growth Industry in US Military Operations. USMC School of Advanced Warfighting master’s thesis, 2005/2006. DTIC accession number ADA507172. PDF →
  2. Prosser, ibid. 关于 Meme Warfare Center 使命描述见论文摘要与结论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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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Giesea, Jeff. “It’s Time to Embrace Memetic Warfare.” NATO StratCom Centre of Excellence, 2015. 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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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关于 Kirk 案子弹壳表面刻文短句，见上引 Wikipedia 条目“Weapons and casings”节，援引犹他州与联邦调查局在 2025-09 公开声明中的正式描述。原句引用保留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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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Roush, Tyler. “What Is a Groyper? Nick Fuentes Says His Followers Framed in Charlie Kirk Shooting.” Forbes, 2025-09-13. 与相关 CNN、TIME 报道；另见 Wikipedia Groypers 词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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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Nagle, Angela. Kill All Normies: Online Culture Wars from 4chan and Tumblr to Trump and the Alt-Right. Zero Books, 2017. 后续学术界对本书引证操作曾提出批评；本章仅在描画反常态右翼互联网亚文化图景意义上引用。
  46. Phillips, Whitney, and Ryan M. Milner. You Are Here: A Field Guide for Navigating Polarized Speech,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ur Polluted Media Landscape. MIT Press, 2021-03.
  47. Shifman, Limor.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MIT Press, 2013/2014. 关于将互联网模因区分为“病毒式内容”与“模因式内容”两类的方法学分辨见第 3、4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