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模因是一种在选择压力下变异复制的社会技术，那么两个宇宙的分岔点就是“起点承受的第一份压力是什么”。英文互联网 2007 年前后从 4chan 的 /b/ 板发育出 LOLcats、Advice Animals、rage comics，最初的选择压力来自注意力竞争——同一张图能不能在几百人涌入的匿名版面上被再发一次、被改一次、被记住1。中文互联网 2009 年发育出的第一波原生模因不来自娱乐版面，来自一场官方内容清理运动。

2009 年 1 月，百度百科上线了一个叫“网络十大神兽”的恶搞条目。第一头神兽叫“草泥马”，图片是一只羊驼，被写成生活在马勒戈壁沙漠的一种珍稀动物。这个词的读音是 cǎonímǎ，在普通话里与一句常见粗口的同音替换重合；辅音框架保留，韵母与声调置换2。词条上线的时间点不是任意的——2008 年下半年到 2009 年初，广电总局与相关部门连续下发针对“网络粗俗内容”的整治通知；网民为了继续在贴吧与百度百科里骂人而在关键字过滤器上钻出一个洞，洞的形状是同音字。同年 3 月，一段配了羊驼画面的《草泥马之歌》MV 在优酷、土豆上传播开来3；央视做了批评报道；艺术家艾未未把羊驼作为艺术符号在自己的作品与访谈里挪用。这条链在 2010 年 12 月被 China Digital Times 上线的 Grass-Mud Horse Lexicon 系统性地档案化——由 Xiao Qiang 在加州伯克利主导的这个项目，把中文网民的政治隐语一条条抄下来存档，成为中文模因研究至今仍在使用的基础设施4。

“河蟹”是同一逻辑的第二个应用。官方治理话语中的“和谐”（héxié）与螃蟹的“河蟹”（héxiè）只差一声，网民把螃蟹卡通形象画出来充当“审查”的动词——“这条微博被河蟹了”意味着被删了5。到 2012 年前后，“河蟹”已经是墙内网民日常语汇的一部分，被反复用作对审查动作的具名。声母置换、声调置换、跨语言拟音、字形拆解、图像替换、上下文触发——中文互联网从起点开始就在系统性地生产一整套编码技术，用以让被禁的言语在保留可读性的前提下通过关键字过滤器、图像匹配与人工审核这三层。审查在这里不是背景，是负选择压力（negative selection pressure）——它筛掉“直接说”的模因，留下“编码后说”的模因，让编码技术本身成为中文模因的第一层美学。

编码技术在这十几年里发展出至少七种可以清点出来的技术类别。语音层编码（同音字置换）：草泥马、河蟹、润是代表；普通话大约 400 个音节乘以 4 个声调等于 1,600 种发音，对应汉字八千以上，几乎任何被禁词都能找到多个同音替代。字形层编码（拆字与变体字）：“习”+“近”+“平”分开写、繁简混排、火星文、希腊字母代替汉字；2024 年 10 月 CAC 的网络语言规范草案专门点名了这类“变体字”问题。图像层编码（视觉替换）：小熊维尼替代领导人、蛤蜍替代前领导人、螃蟹替代审查动作；相对文字更难被 OCR 与关键词识别。上下文触发规避：单独字词无风险，但与另一字词共现即触发过滤，“小熊维尼”+ 领导人图像、“孔乙己”+ 大学毕业、“白纸”+ 抗议是三个典型的共现规则场景。文学 IP 挪用：借用鲁迅、姜文、屈原、陶渊明这些进入公共教材的经典文本作为容器，让审查方难以直接删除源文本。跨语言拟音：润 = run、YYDS = 永远的神、栓Q = thank you、哈基米 = はちみつ；跨语言层增加语义空间、规避单语过滤器。形式化编码：白纸这个案例把编码技术推到零点——不携带任何语义内容，用“存在这个动作”本身作为符号；这份技术会在下面第六节展开。

同一份时间线上的另一头，LOLcats 在 I Can Has Cheezburger 2007 年上线后进入病毒扩散，Advice Animals 从 2008 年前后在 Reddit r/AdviceAnimals 上定型；两条 Anglo 谱系里模因先追求好笑，被政治挪用要等到 2015 年 Pepe 与特朗普选战期间。中文谱系里模因先追求“可发出来”，好笑排在第二位。这份次序差异定义了后面十七年的所有分岔。

二

如果说英文模因研究在 2013 年前后由 Limor Shifman 的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定型（MIT Press），中文互联网模因的学理定型在 2020 年由荷兰 Tilburg 大学的 Jan Blommaert 与 Ying Lu 在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上发表的论文完成6。论文标题直接给出定位：Understanding meme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Biaoqing。“biaoqing”（表情）在这里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范畴，而不是“Chinese meme”这个宽泛翻译的下位概念。

Blommaert 与 Lu 的核心论点：biaoqing 是全球模因文化在中文社交媒体的地方化形式，它涵盖 emoticon、emoji、sticker、自制图的整个视觉连续体；“biaoqingbao”（表情包）指其打包发送的形态。他们从 2016 年到 2019 年在微信、Weibo、豆瓣采样的语料中归纳出 biaoqing 的五个突出风格特征：可爱、调皮、颓、脏、暴力——对应着中国青年群体在同一时期展现的情绪谱。可爱与调皮承接日系萌感与港台流行文化的历史接触；颓、脏、暴力回应着“丧文化”（sang culture）与草根阶层焦虑。论文的方法学根源是 Tilburg 学派的 super-diversity 传统，这一传统在语言人类学里以观察大都会移民社群的多语言实践见长；把 biaoqing 作为分析对象，是这份传统在数字生态中的一次移植7。

Ying Lu 与 Blommaert 的工作不是孤例。四年后，Xie 与 Cavallaro 在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上发表 Elder Biaoqing: investigating the indexicalities of meme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8。“老年表情包”是中文互联网 2018 年前后开始批量出现的一种表情包子类——鲜艳的花朵背景、大字体的问候语（“早上好”“祝你身体健康”）、金光闪闪的边框——原本是中老年用户在微信家庭群里日常使用的问候图，被年轻用户反向挪用为一种指号学层面的反讽。Xie 与 Cavallaro 借用皮尔士（Charles Peirce）的指号学分层，把这种反向挪用拆解成三层：与规范语法的对比、与日系可爱美学的接触、与萌感商品化的耦合，共同生产出“可爱、时髦、玩乐、幽默、青春”的在线风格。这条学术链条到 2026 年由 Yao 等人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发表的 From memes to mobile visu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generation Z’s sticker use on WeChat 接续下去——他们用问卷与访谈证明，微信 sticker 对 Gen Z 已不是模因的一种，是一种独立的“移动视觉语言”9。

biaoqing 与 image macro 的形态差异是决定后续所有差异的分水岭。image macro 是单张图，图上文字排布固定（顶上一句、底下一句、Impact 字体白字黑边）；核心是一张离散图像承担一次完整表达。biaoqingbao 是集合——一个 pack 通常包含 16 到 24 张图，围绕同一角色的不同情绪（开心、生气、无奈、卖萌、耍赖），使用时从整个 pack 里挑一张发送。发的动作本身近似发消息——每次一张，回应一句话，参与一次对话。image macro 是公开发言的一种；biaoqingbao 是对话动作的一种。这份差异决定了后面要谈的经济结构（对话工具的分发靠 pack sale 与打赏，公开发言的分发靠广告 CPM）与政治功能（对话工具能承载隐性异议，公开发言更容易被识别与直接封锁）。

在中文互联网内部，biaoqingbao 的分发主体是微信表情商店。表情商店从 2015 年前后开始接受插画师与工作室提交，经腾讯集中审核后上架；到 2018 年已托管 16,000 套以上，服务的用户数在 2024 年跨过 10 亿量级10。Pack 免费下载为主，收入来自微信钱包里的用户打赏——一张一元、两元、五元的红包，无强制付费。Sixth Tone 2017 年发表的 On the Front Line of China’s Chat Sticker Industry 记录了几位头部作者的年入水平：像“阿呆萌喵”这样的作品年入约 50 万元人民币11。审核周期约两周；红线包含金融、药品、明显广告、品牌 logo、未授权真人肖像、以及“敏感词汇 / 网络俚语”——把政治敏感、色情、广告、品牌侵权放在同一层过滤器12。这套结构决定了大陆表情包的默认气质：可爱、贱、无害的可玩性、绕开直接政治。想直接刺政治的作者做不进商店；商店里能长久生存的作者要学会用“颓”与“脏”这类无害的情绪当作一切公共情绪的载体。

微信表情商店的技术架构还带来一份被低估的功能——它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个中心化审核的图像分发系统。每一个 pack 上架前都要经过 24 张图的逐一人工审核（辅以图像识别系统的初筛）；上架后如果有用户举报或系统监测到问题，可以在几小时内下架整个 pack。这份审核基础设施在 2022 年之后开始与国家标准接轨——2023 年 1 月《深度合成规定》生效后，涉及 AI 生成人脸的表情包需要额外的算法备案；2025 年 9 月《AIGC 标识办法》生效后，AI 生成的表情包需要显式加水印或提示标识。表情商店里的作者要学会同时理解审美（哪些形象在用户里能打）、审核（哪些形象能通过腾讯的审核）、监管（哪些形象需要符合 CAC 的规章）三层。这套三层结构对创作端的过滤强度远大于任何一个英文谱系里的分发平台——Instagram 与 TikTok 主要通过事后审核与算法降权处理违规内容，前端准入几乎无门槛；微信表情商店的前端准入是主要的过滤位点。

“自定义表情”（Custom Stickers）是与表情商店并存的另一条路径——用户可以随手把 GIF 或图片保存为个人表情、也可以在聊天中长按一张收到的表情把它加入自己的收藏。这条路径没有中心化审核，是墙内网民日常使用最频繁的实际路径。头部作者做出的表情包一大部分不进入商店，而是通过用户自定义的方式在私聊与群聊里传播；商店里的 pack 主要负担品牌合作、大型 IP 授权、以及作者收打赏的可见度。两条路径合起来构成了微信生态的模因分发底盘。Yao 等人 2026 年的论文用问卷发现，Gen Z 用户平均日均发送 stickers 约 20 到 40 次，是发送文字消息之外单独一层完整的交流模态。

三

“膜蛤”（moha）是中文互联网上生存时间最长的一个隐性异议模因。膜蛤 = 膜拜 + 蛤，“蛤”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外貌昵称；粉丝自称“蛤丝”。2025 年 7 月，Yang 与 Wang 在 Global Studies Quarterly 5(3) 发表 Political Sub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ha and Its Transformation，是这一现象至今最系统的学术研究13。论文把 moha 分成三段：初期讽刺（2011 年到 2013 年）、中期怀旧（2014 年到 2018 年）、后期含蓄批评当代（2019 年之后）。

第一段的语料主体是江泽民 2000 年 10 月在中南海训斥香港记者张宝华的一段视频——江在这段视频里连用英文短语“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批评港媒对他连任问题的追问14。视频原本躺在 YouTube 的档案里，2011 年前后被 A 站、B 站、贴吧的鬼畜圈重新剪辑，配上“膜蛤十级考试”——一份要求辨识江讲话方言口音、指认江的历任政治事件、背诵江的英文原句的粉丝准入仪式。这一段的语气是纯粹的调侃，蛤蜍形象承担的是一种滑稽美学——像小熊维尼一样，反差萌是主要卖点。

第二段接续到 2016 年到 2018 年。“续一秒”这个短句成为标志：粉丝在网络上每次转发一张江的照片就说“续一秒”，语义近似为一位年迈领导人祈福续命。这份怀旧在同一时期与“小学生老矣”等相近说法一起，与“川建国”（把川普比作“同志”）等另一路调侃并存。Yang 与 Wang 的分析指出，这一段的政治功能是“多重解读的必要性”——同一张 meme 可以被读作单纯的怀旧娱乐、对当代政治的暗讽、或反讽的民族主义；歧义性作为生存策略，让 moha 在关键词过滤器与人工审核这两层过滤下能长时间生产而不被立即封锁。审查方要判断一个膜蛤帖子是“怀念前领导人”还是“对现任领导人的比较”，成本远高于判断一个直接的批评帖子。

第三段的转折点被 Yang 与 Wang 定在 2019 年前后——当整个墙内公共话语的空间进一步收缩，moha 的功能开始从“无害的怀旧”向“隐性批评”滑移。粉丝在网上写“太宗”（一种旧式帝王庙号）来指代江，写“今上”来指代现任；两个称谓并置本身就成为一种含蓄的比较修辞。学术研究能追踪的是话语层的迹象，实际动员层的证据要少得多。这条线的政治高峰出现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江泽民去世的当日，Weibo 一夜之间把界面色调改成黑白模式，与 moha 相关的话题短暂放行后又被压制回原状态15。当日之后，“蛤”相关的关键词与图像被逐步纳入更细致的过滤规则，膜蛤的多重解读空间被压缩。

在 moha 的话语库里有一批关键短句和标记，值得单独交代。“续一秒”承担续命祈祷；“膜”承担类似宗教的礼拜动作；“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在被反复引用后成为整个圈子的通用暗号——听懂这句话就等于圈内人。“江选三卷”（指江泽民时期的三卷文选）被用作一种半开玩笑的经典指代；“长者”这个词被同时用作对江的敬称和一份含蓄的政治对比修辞。上述话语库里的每一条都有多重解读空间——一个 Weibo 用户在评论区回一句“膜膜”（简称的膜拜），审查方要判断这份“膜”的对象是谁、指向什么、有没有当代政治指向，成本极高。歧义性作为一份系统性生存策略在这里被推到操作层的极限。

膜蛤的十几年生命史，是中文模因政治用途“隐性异议”这一主导模式的教科书案例。它不动员上街，不呼喊口号，不发布纲领；它靠一个视觉符号（蛤蜍）、一段音频文本（“too young too simple”）、一份粉丝仪式（膜蛤十级考试），把一个当代政治评价包在一个看似怀旧的容器里，让读者自己拆开。Henry Jenkins 2018 年在自己的博客上写过一份对 moha 的两部分长文，把它放在全球流行文化里的“粉丝式政治”谱系中比较——粉丝群体的话语实践从一开始就在为“不能直接说的东西”寻找容器16。moha 是这份容器在中文语境的一个精细版本。

从模因编码的技术分类看，膜蛤是一个组合案例：图像层编码（蛤蜍替换）+ 粉圈化编码（膜拜 + 蛤丝）+ 亚文化圈层化（膜蛤十级考试作为准入仪式）+ 文学 IP 挪用（借用“Too young, too naive”原文），四种技术叠加在一个符号系统里。这份组合是中文模因政治史里最持久的一份编码——从 2011 年到 2022 年 11 月，持续时间约 11 年，覆盖三段完整的政治周期。同期在英文谱系里持续时间可相比的编码只有 Pepe（2005 年出现，2015 年后被 alt-right 挪用），但 Pepe 在同一时间段内经历过四五次意义翻转（Boy’s Club 漫画 → 悲伤青蛙 → alt-right 符号 → 香港民主派符号 → memecoin 底稿），膜蛤基本上维持了同一层意义的连续性。这也印证了中文模因政治的一个结构性观察——在审查系统作为负选择压力的环境里，隐性异议模因的生命周期比公开政治模因长得多，因为它不需要经历公开政治周期里的极化 → 去极化 → 再极化循环，只需要维持自身的多重解读能力就可以持续存在。

四

2013 年 6 月，习近平赴美与奥巴马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网民把两人并肩走的一张照片配上迪士尼版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与跳跳虎（Tigger）的对应图——身材比例与走路姿态相似，配色也接近17。这张对图在 Weibo 上迅速传开，是 Pooh 与习之间视觉替换的第一次爆发。2014 年 11 月，习安倍晋三在 APEC 会议上握手的一张照片被配上维尼与屹耳（Eeyore）的对应图，两人明显冷淡的握手在维尼—屹耳的组合里得到一层反讽注解。2015 年，一辆阅兵车配一辆维尼玩具车的对比图再度病毒化。至此，Pooh 已经在墙内网民语言里事实上成为对现任领导人形象的一种视觉替换。

2017 年 7 月是审查工具升级的关键时点。Weibo 与微信开始上下文触发式屏蔽——不是全域禁 Pooh，而是禁 Pooh 与领导人图像的同框关联18。单独发一张 Pooh 表情不触发过滤；在同一条微博里把 Pooh 与领导人相关的关键词或图像放在一起，触发。这份规则的技术形态是“共现规则”（co-occurrence rule）——比单纯的关键字黑名单更精细，覆盖的是符号之间的联结，而不只是符号本身。第二年（2018 年）迪士尼的真人电影 Christopher Robin 未获中国上映的官方许可；2023 年独立恐怖片 Winnie the Pooh: Blood and Honey 同样被拒。这条链完成了从“删词”到“删语义关联”再到“删跨介质授权”的三步升级。

Pooh 案例的意义不在于“一个卡通形象被禁”的猎奇性，在于它展示中文互联网上视觉编码技术的生死周期。视觉编码相对文字编码的优势是难以被 OCR 与关键词识别精确匹配；一图一梗，情绪穿透力更强。它的代价是一旦审查系统建立起视觉指纹（如 pHash 感知哈希、深度特征匹配），单一图像的封锁反而比同义字更精细。Pooh 从 2013 年的视觉笑话，到 2017 年被系统性识别，到 2018 年后进入跨平台跨介质封锁，四年时间跑完一个完整的编码 → 识别 → 反制 → 消解的循环。这份循环在中文模因生态里是常态——每一种新编码技术出现时能享用几个月到几年的隐蔽期，隐蔽期到期后被系统吸收成新的过滤规则；新编码技术必须持续被生产出来。编码技术的多样性由审查工具的多样性反向决定；两者是共同演化关系。这与英文生态里模因主要因注意力竞争而变异有较深的机制差异。

上下文触发规则（co-occurrence rule）的技术形态本身值得单独交代。传统的关键字黑名单是一份可以列出来的清单——某个词在系统里、或不在。共现规则是一份规则集——它不列具体的词，而是列出“当 A 与 B 同时出现在同一条内容里时触发”的关系。这份规则集可以在人工审核成本较低的前提下把过滤精细化到语义层。比如“小熊维尼”这个词在儿童动画讨论、育儿话题、迪士尼游戏讨论里正常存在，只有当它与领导人相关的姓名、职务、事件同时出现时才触发过滤；这样既避免了误伤大量正常内容，又能精准打击一份特定的政治关联。类似的规则被后来应用到“李文亮”（+ 悼念动作触发）、“孔乙己”（+ 就业话题触发）、“白纸”（+ 抗议地点触发）等一整套政治敏感符号上。中文模因编码技术的每一次迭代，本质上都是在这份共现规则集与网民的编码策略之间进行博弈——审查方增加一条共现规则，网民就在下一批帖子里绕开这条规则、用另一份组合表达同一件事。

Pooh 案例还有一个次要但关键的维度是跨介质封锁。2018 年迪士尼的真人电影 Christopher Robin 被拒的公开原因据业界推测是“配额已满”（外国电影的进口配额有限）；但同期不少同样规模的迪士尼作品成功进入，Pooh 相关作品成为例外。2023 年独立电影 Winnie the Pooh: Blood and Honey 未能通过审批也在国际业界被广泛作为一份跨介质封锁案例引用。这份从数字过滤到实体授权的跨介质延伸，是中文模因治理里的一个通用模式——一个符号一旦被识别为敏感，与该符号相关的电影、游戏、图书、玩具、演出都会被牵连；反之亦然，实体授权层的封锁反过来又会推动数字过滤层的进一步细化。

五

2016 年 1 月 20 日，一个叫“帝吧”的百度贴吧板块（李毅吧，注册用户约 3,000 万）组织其成员翻越 GFW 进入 Facebook，涌入台湾候选人蔡英文、《苹果日报》、三立新闻等 Facebook 主页，用大量爱国表情包洗版19。这次行动被称为“帝吧出征”（有时也叫“Diba Expedition”）。事件时间点选在台湾大选后不久，参与者估计达数十万，行动持续约 48 小时。

Wu 与 Fitzgerald 在 Social Semiotics 2023 年发表 Internet meme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a ‘One-China’ cyber nationalist campaign: the case of the 2016 Diba Expedition to Taiwan，把这次出征作为国家默许的草根民族主义模因动员的典型案例作系统分析20。他们通过组织结构复原发现，帝吧的动员依靠五类平台协同：贴吧（作为议程设定与集结地）、QQ 群（作为快速指令传递）、WeChat 群（作为熟人网络扩散）、Weibo（作为公共可见性放大）、YY 语音（作为实时协调）。行动内容主要是模板化爱国表情包——大字号的“中国台湾省”“你们都是中国人”，配以卡通版长城、五星红旗、卡通熊猫。目标 Facebook 主页的评论区在几小时内被推送数万条相似图像，实际起到的社交媒体效果类似于“洗版式攻击”（swarm）。

He、Eldridge 与 Broersma 在 New Media & Society 2025 年发表的 Internet memes, populist campaigns: Nationalism, populism, and online visual protests in China 把帝吧出征放在更广的框架里，与后来 2019 年的香港反送中期间“饭圈出征”海外华人网络、2020 年代赵立坚外交部推特发文期间的“自干五”评论区行动等一起比较21。他们指出，中文互联网的民族主义模因动员在过去十年间从“自下而上”逐步演化为“上下相互识别”——国家不必显性下令，草根群体自发生产的内容与官方口径高度一致，形成事实上的默许-自组织闭合回路。

与帝吧出征这一男性化传统民族主义并存的另一条线是“小粉红”。Fang 与 Repnikova 在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年发表 Demystifying ‘Little Pink’，是“小粉红”现象至今最系统的量化研究22。“小粉红”标签的起源是晋江文学城（一个以女性言情读者为主的论坛，界面为粉色）在 2015 年前后与外部网站的一场冲突；标签之后被媒体广泛使用来指称一类年轻、女性主导、情感投入较高的爱国网民。Fang 与 Repnikova 从 Weibo 用户资料抽样：“小粉红”自认或被贴标签者中 83% 为女性、多为 18 岁到 24 岁、超过一半来自 3 线到 4 线城市。他们的言语实践以“感情性、文化性、萌”为主——比如把国家 personify 成“阿中哥哥”这样的偶像少年，借用饭圈的“守护全世界最好的 X”这类粉圈短语——与传统男性化民族主义的口号语言形成一份并行不悖的另一个语汇。

第三条线是 2019 年后的“战狼外交”。赵立坚 2019 年 8 月从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调回北京，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2020 年 2 月起任外交部第 31 任发言人23。他在 Twitter 上的账号使用方式混合了正式政策口径、熊猫短片、病毒 meme 与挑衅性配图；2020 年 3 月 12 日一条暗示新冠病毒源自美国马里兰 Fort Detrick 实验室的推文引起国际关注，随后十余家中国驻外使馆的 Twitter 账号跟进转推24。Brookings 2020 年的一份报告 How China’s ‘wolf warrior’ diplomats use and abuse Twitter 追踪了近百个外交官账号的发帖模式，发现挑衅性推文的转发量与账号涨粉呈显著正相关25。2023 年 1 月，赵立坚被调离发言人岗位，转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战狼外交在这一时点后进入相对收敛的阶段。

国家（外交部）、半官方（帝吧、小粉红）、草根（表情包创作者）——中文互联网的赛博民族主义在结构上是这三层的并行拓扑。英文谱系里的政治模因更多是竞选团队、影响力代理、平台三段结构，动员逻辑不同。三层之间的关系可以更细致地描述：国家层不直接指令具体模因内容，只通过官媒的口径、教育系统的宣传、清朗行动的负面清单三条通道确立话语的框架；半官方层在这份框架内自组织地生产内容并做动员；草根层则在半官方层设定的模板上做二创、传播、消费。三层之间没有明确的组织隶属关系，但通过话语一致性形成事实上的协调。这份协调结构在学术上被 Yang Guobin 等学者早在 2009 年出版的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里就有初步讨论——他指出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公民行动主义（citizen activism）就已经具备一份“国家默许 + 草根自组织”的双层特征，只是当时这份特征主要用于环境维权、地方腐败曝光等议题，2010 年代之后才逐渐被吸收进民族主义动员64。

同一位学者 2022 年出版的 The Wuhan Lockdown 提供了另一份研究这条动员链条的一手材料——2020 年 1 月到 4 月武汉封城期间的网络话语。李文亮医生 2020 年 2 月 7 日去世后，Weibo 上出现一份大规模的悼念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份形式是“墙”——李文亮生前发布的最后一条微博下持续几个月积累几百万条留言，很多与实际悼念内容无关，只是把这条微博作为一个可以留言的地方，用形式而非内容承担悼念动作65。这份“留言墙”的现象在中文互联网上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话语实践——从 2011 年温州动车事故的微博悼念，到 2020 年李文亮，再到 2022 年白纸运动前后的多起集体沉默事件，同一份“以形式承担悼念”的语言实践穿越了十几年不同的具体事件。

六

中文互联网在 2020 年到 2022 年出现了一条罕见的完整代际情绪三部曲：内卷 → 躺平 → 润 → 白纸。四个词按时间顺序排列，覆盖 20 岁到 30 岁人群从“被迫参与”到“拒绝参与”再到“决定离开”最后到“集体沉默举牌”的四段情绪。每一段有自己的爆发时点、传播路径、官方回应节奏；四段合在一起是中文模因政治史里能找到的最完整的社会心理转折。

“内卷”的学术源头是文化人类学家 Clifford Geertz 1963 年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里用“involution”描述爪哇稻作农业在没有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下靠劳动力密集化维持的一种停滞态26。1985 年，历史学者黄宗智在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里把这个词引入中文学术，翻成“内卷化”27。这个词在中文学术圈静静躺了 35 年。2020 年 9 月，几张清华大学学生“一边骑车一边看电脑 / 一边看书 / 一边吃面”的照片在微博上病毒化——这些学生被称作“卷王”；“内卷”作为一个描述“无目的但无法退出的密集竞争”的词，从此进入 Gen Z 日常语汇。同月，人类学家项飙在 Sixth Tone 的一篇访谈里重新给这个词定义：内卷是一种“不断投入更多但产出边际收益递减”的处境——不是竞争激烈，是“明知没有出路仍不能停下”28。项飙的重新定义把“内卷”从一个具体的社会病理描述扩展成一个覆盖学业、职场、婚恋、育儿的全场景情绪词。

“躺平”（tangping）在 2021 年 4 月 17 日由一位叫罗华忠的贴吧用户在“百度贴吧躺平吧”发布的一篇短帖点燃。原帖标题《躺平即是正义》，作者描述自己两年不上班、川藏骑行、月支出约 60 美元的生活方式，把这种状态与古希腊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作比29。帖子发布后两周内，“躺平吧”订阅数从 170 人涨到接近 20 万人；豆瓣一个近万人的“躺平研究小组”同期成立。5 月起，网信办下达对相关内容“严格限制”的指令；“躺平吧”被封，豆瓣小组被封，原帖被删；6 月起，多家官媒发文批“躺平可耻”30。Made in China Journal 2023 年 1 月发表的 Lying Flat: Profiling the Tangping Attitude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这一事件做了追述——从原帖走红到官方定调，全过程不到两个月31。同年，Zhu 在 Global Storytelling 上把“diaosi”（2010 年前后进入网络语汇）→“sang”（2012 年前后的丧文化）→“tangping”（2021 年）串成一条十年的 DST 亚文化谱系——三代年轻人在同一份结构性焦虑下依次找到的三个自嘲词32。

“润”在 2022 年 4 月上海封控期间爆发。汉字“润”拼音 rùn 与英文 run 的读音重合——一次跨语言拟音编码。上海封控从 3 月末持续到 5 月末，实际封控时长近两个月；封控期间 WeChat 上“移民”这一关键词的搜索量在 4 月 3 日单日增长 440%，“搬去加拿大条件”在同一周内增长 2,846%33。CFR 2022 年发表的 Runology: How to Run Away from China 与 China Media Project 的 CMP Dictionary 里的“Runology”条目，把“润学”（Runology）作为一门民间知识体系记录下来——包括移民路径、目的地比较、签证条件、资金转移方法、语言准备与心理准备34。“润”在 Weibo 上一度是关键词，随后被限流；网民改用“跑路”“出去”“换个地方待着”等替代说法，编码链继续下移。

白纸运动是这条时间线的另一段。2022 年 11 月 24 日，新疆乌鲁木齐一栋高层居民楼发生火灾致 10 人死亡；网民与家属指封控措施延误了逃生与救援35。11 月 25 日起，全国范围内出现悼念与抗议活动，据 Amnesty International 与 Wikipedia 综合统计，涉及 21 个省、39 座城市、100 所以上高校36。抗议者手举空白 A4 纸——白纸上没有任何文字或图案，用形式的空白代替语义的敏感——这一动作从上海乌鲁木齐路的抗议开始，被记者与在场者拍摄传播，几小时内成为整个运动的通用视觉符号。TIME 2022 年 12 月的分析文章 Why a Blank Sheet of Paper Became a Protest Symbol in China 指出，白纸的政治用途是同时挑战与规避审查——不打出内容让审查方无从下手，但集体举纸这个动作本身在场景里已经不需要文字就能被识别为抗议37。

2022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通称“新十条”，事实上结束了持续近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白纸运动的公开动员在这一时点后随之停止；参与者中的一部分随后被检控，网上相关帖子被清删38。政策的松动与街头动员之间的时间近乎重合，但因果关系在学术与政策研究中一直被谨慎表述——用“随后”比用“导致”准确。

从模因结构上看，白纸是能找到的一份把编码技术推到零点的极限案例。绝大多数模因的信息量分布在图像内容里；白纸把信息量降到零，把“存在这个动作”本身作为符号。这份形式化编码的技术特点是审查最难处理——因为审查工具本质上是过滤内容，纯形式没有内容可过滤。它的代价是一旦审查方把“白纸 = 抗议”定义为共现规则，形式本身也变敏感；据现场记者与随后海外华人网络的报道，2022 年 11 月 27 日之后，白纸相关图像已在墙内的视觉审查系统里被识别。中文模因编码的每一次技术演进都以这种脉冲式的方式发生——一份新技术出现、被使用、被识别、被吸收，再由下一份技术接力。

七

2023 年 3 月，中国大学毕业生达 1,158 万人，创历史新高；同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6 岁到 24 岁城镇失业率达 19.6%39。就业市场的压力在同一时期把一个尘封 104 年的文学文本重新推入网络语汇。3 月 16 日前后，“孔乙己文学”话题在 Weibo、抖音开始扩散——网民借用鲁迅 1919 年 4 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短篇小说《孔乙己》里的主角，那个“穿长衫的最后一个人”——自视清高、拒绝体力工作、最后穷困潦倒的旧式读书人——比喻自己“学位是长衫、脱不下来”40。

Foreign Policy 2023 年 5 月 17 日的报道 Young Chinese Are Angry, Jobless, and Nowhere to Go 与 Semafor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报道把这一模因放在更大的经济与政治背景里描述41。CDT 在 2023 年 3 月的 Words of the Week 里把“孔乙己文学”作为核心词条收录，同时记录了模因扩散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特征：“孔乙己”这一直接标签被限流后，网民迅速改用“孔乙己的长衫”“长衫”“脱不下来”等派生 tag，把模因的语义主体从人物名转移到具体意象42。这份 tag 迁移是中文模因编码技术里“上下文触发式规避”的教科书式操作——单独说“长衫”不敏感、单独说“找不到工作”不敏感、把两者叠加在同一条微博里才被过滤识别为“孔乙己文学”，网民就在过滤前把两者拆开走。

2023 年 3 月 28 日，央视网发表评论文章《正视孔乙己文学背后的焦虑》，呼吁青年“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进入蓝领与制造业岗位43。共青团中央同期发文呼吁青年“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这份官方回应立刻被网民二次反讽——评论区大量出现“谢谢你替我脱衣服”“我的长衫是花学费换的”“你让我脱下的长衫是你父辈让我穿上的”等回帖。学者 Kecheng Fang 在 The China Story 上发表的 ‘Take Off Your Kong Yiji’s Gown’: Why Are State Media and Unemployed Youth Disagreeing over Interpretations of Lu Xun’s Classic?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追踪了这场解释权之争：审查方无法直接删除鲁迅的原文（鲁迅是官方文学正典），只能删标签；网民就用文本内部的意象反复更换标签44。MCLC（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项目）2023 年 6 月的一份综述指出，这场事件是国家与网民对同一文学文本互相竞争解释权的一个典型样本——同一个 100 年前的鲁迅文本，官方读出“读书人不肯放下面子”，网民读出“学历投入换不到相应回报”，两种阅读并行在同一批 Weibo 帖子里45。

文学 IP 挪用是中文模因编码技术里一份古老的做法。类似的操作史包括 2010 年后借用姜文电影《让子弹飞》的“站着把钱挣了”台词做政治隐喻、2020 年前后借用“荆轲刺秦”的典故隐喻权力话语、以及借用陶渊明、屈原等古代文人做躺平话语的历史素材库。这类操作的技术优势是被挪用的文本已经进入教材与经典地位，审查方无法直接删除源文本；技术代价是文学素养门槛把年轻读者中的一部分拒之门外，同时给官方媒体也留下二次挪用同一文本反驳的空间。孔乙己文学是这份传统在 2023 年的一次高强度激活。

孔乙己文学的经济背景在报道中被反复交代，但值得在这里做一份具体的清点。2023 年高校毕业生 1,158 万人，比 2022 年增加 82 万；同年高职（大专）毕业生 500 多万；两者加起来的高等教育应届毕业生规模约 1,700 万，接近全国当年新增劳动人口的一半。同期民营企业的招聘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持续走低——房地产、互联网、教培三个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要行业分别受调控政策、平台经济反垄断整改与“双减”政策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6 岁到 24 岁城镇失业率从 2022 年的 15% 左右上升到 2023 年 6 月的 21.3%，随后统计局宣布暂停发布此数据，2024 年 1 月起重新发布调整口径后的青年失业率（剔除在校生），首月数据 14.9%。这份宏观背景下，“孔乙己文学”承担的社会心理功能是让“求职失败”这份个体经历取得一份共同的文学话语——从鲁迅笔下 100 年前那个不肯放下长衫的旧式读书人身上，找到今天大学毕业生的自我投射。这个投射既是自嘲，也是抗议——抗议的对象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政策，而是把一整代人推入这份处境的一整套结构性条件。

从模因结构上看，孔乙己文学是文学 IP 挪用（鲁迅原文）+ 上下文触发规避（换 tag）+ 亚文化圈层化（长衫作为视觉梗）三种技术的组合。它的传播峰值持续了约两个月，从 2023 年 3 月中旬到 5 月中旬；随后随着夏季就业季结束、话题热度下降，进入低强度流通阶段。到 2024 年、2025 年就业季，“孔乙己文学”作为一份词汇仍在网络上出现，但已不再具有 2023 年那种爆发式的动员力——它进入了中文模因编码的“常备词汇库”，与“内卷”“躺平”“润”并列成为一份长期可用的自我描述工具。

八

中文模因在 2020 年之后的第二条主线来自短视频算法。抖音（字节跳动的国内版，海外版是 TikTok）的推荐算法把“一段歌曲片段 / 一个口音瞬间 / 一段宠物影像”工业化成模因，是一条中文互联网独有的加强路径——前抖音时代没有能与之对应的分发机制。这里挑三个代表案例。

“听我说谢谢你”（2022 年）：原为一首儿童歌曲；在 2022 年上海封控与其他多地封控期间，被广泛用于“感谢医护”类表演视频。因视频过度饱和且情境频繁与实际处境错位——比如物资短缺的居民被要求在镜头前唱歌感谢——原歌曲的情绪被网民反转为讽刺“被强迫感谢”的一种表演形式46。这条反转是完全由算法分发驱动的——抖音的推荐系统把“感谢医护”视频推给了并非该情境目标观众的用户，反噬的反讽视频又被同一算法进一步分发扩大。

“栓Q”（2022 年）：桂林一位叫刘涛的导游用带口音的英语在抖音说 “thank you”，发音听起来像“栓 Q”；这段视频在 2022 年年初开始扩散，之后“栓Q”成为对“无奈 / 反讽感谢”情境的一种固定表达。Sixth Tone 2022 年的报道 The Man Who Accidentally Created TikTok’s Biggest Meme 采访了刘涛本人，他把自己意外走红归因为“就是拍了个视频”——一个典型的算法偶然性事件47。“栓Q”的编码技术是跨语言拟音——中文谐音接英文单词，一个新词的诞生几乎不需要设计。

“哈基米”（2021 年起源，2023 年爆发）：音源来自 2021 年动画《赛马娘 2》第 12 集里角色的一段日语哼唱“はちみつ”（hachimitsu，蜂蜜）；中文听感被记作“哈基米”；配上圆胖橘猫的短视频，成为 2023 年抖音上的一波现象级模因。到 2025 年 9 月，#哈基米 hashtag 的抖音累计观看数据超过 2,090 亿次（平台自报，无独立第三方审计）48。哈基米的编码技术是跨语言拟音（日语音译成中文）加视觉替换（一段旋律配一种视觉主体：圆猫），两者叠加形成一个几乎无政治指向的、纯粹娱乐性的模因——正是抖音生态奖励的默认气质。

“抽象话”是另一条独立路径。它起源于 Douyu（斗鱼）直播平台的弹幕话语，时间约在 2015 年到 2016 年之间。主播李赣、药水哥（本名刘波）等在直播中发展出“装疯卖傻、无意义快乐、自嘲式行为艺术”的一整套亚文化；药水哥 2018 年 6 月一场 7 小时马拉松直播“您配吗？”被 B 站鬼畜圈剪辑固化为核心素材49。“抽象话”用 emoji + 谐音字 + 混乱语法拆掉正常语序——一句“今天天气不错”在抽象话里可能被写成“亖 tian tian qi baaaacuo (⌒▽⌒)”。这份亚文化在 2018 年到 2019 年被主流媒体围剿，2023 年到 2024 年反而被列入年度关键词。

抽象话与哈基米合在一起是中文互联网自己的“brainrot”——一种不承担政治动员、不追求语义清晰、只在圈内提供认同的模因。它相当于英文互联网 Skibidi Toilet 与 gyatt 这类 Gen Alpha 模因的中文对应版本，起源略早（2015 到 2018 年之间），底层机制相似——都是靠短视频与直播平台的算法分发，把小圈子的黑话工业化成青少年日常语汇。区别在于中文版从起源就带上了亚文化圈层化（subcultural sequestration）的编码功能——它的一部分社会功能是把老年用户、非核心用户、以及潜在审查者挡在圈外，为圈内话语保留高信息量。这份编码优势对青少年群体特别有吸引力：一份能同时把家长、老师、审查过滤器排斥在外的语言，是青春期身份构造的经典工具。

抖音算法与模因工业化的关系还值得单独交代一层机制。抖音的推荐系统在设计上偏好“短、快、可复制”的内容——一段旋律、一句口号、一个视觉动作，都是可以被用户在自己的视频里 remix 的最小单元。当一个内容在几天内获得千万级播放，算法会自动把与之相似的内容推荐给更多用户，形成一份滚雪球式的扩散。“哈基米”的爆发就是这个机制的典型样本——第一批投稿者用一段动画音源配一个橘猫视频；系统识别到这段音源的高互动率；随后把它推给音乐类、宠物类、二次元类三个不同的兴趣圈层；三个圈层的用户各自做自己的二创版本；每一个二创版本又被推给更多用户；最终这段音源在几个月内累积到百亿级观看。这套滚雪球机制与英文谱系里 TikTok 的运作原理相同，但速度更快、体量更大——中文抖音的日活约 8 亿，是 TikTok 全球日活的两倍以上，一个成功的音源在中文抖音上能获得的播放总量比在 TikTok 上高出一个数量级。

与算法工业化并行的是一份创作端的商业化——头部抖音创作者通过广告合作、直播打赏、电商导流三种方式变现，其中电商导流是最独特的一层。中文短视频平台把“模因即广告”这条通道做到了极致：一个爆火的音源背后往往有一款绑定的商品——比如“哈基米”的爆发同期带动了“橘猫”相关周边、宠物用品、动画版权 IP 授权的销量；“栓Q”的爆发让桂林旅游本地商户获得了一份意外的营销效果。这份“模因 → 电商”的直接通道是英文谱系里目前少见的——英文 TikTok 的电商功能（TikTok Shop）从 2023 年才开始逐步铺开，与中文抖音已经运行近十年的成熟电商体系差距较大。这份差异反过来解释了中文谱系里模因经济与英文谱系的一层分岔——中文模因的商业变现路径更直接绑定商品销售，英文模因的商业变现路径更多绕道广告与代币经济。

九

中文互联网的模因生态在 2022 年到 2025 年之间被四部规章串成了一个覆盖全域的监管框架。四部规章分别覆盖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 AI 服务、AI 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发布主体基本都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网信办）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横向部委50。这个框架的结构性特征值得单独交代。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2022 年 3 月 1 日生效，由 CAC 与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覆盖所有使用推荐算法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要求算法可解释、可关闭、可解绑用户画像。用户有权关闭算法推荐、拒绝个性化推送；服务提供者有义务向监管部门备案算法机制机理。DigiChina（斯坦福大学赛博政策中心的中国项目）在 2022 年 1 月发布的英译与解读认为，这是全球第一部综合性的算法治理法规——早于欧盟 Digital Services Act 的对应条款一年多51。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2022 年 11 月 25 日发布，2023 年 1 月 10 日生效，共 25 条52。覆盖对象包括大语言模型（LLM）、语音克隆、换脸（deepfake）、口型对齐、文生图、AI 数字人等一整套深度合成技术。核心义务是显式标识 + 隐式标识双轨——显式标识是可见的水印或提示，隐式标识是嵌入文件元数据中的技术标识。Library of Congress 2023 年 4 月的一份分析把这份规定作为“全球最早生效的深度合成综合法规”记录下来53。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3 年 7 月 13 日由 CAC 联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广电总局共七部委发布，2023 年 8 月 15 日生效54。要求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进行算法备案、用户实名注册；生成内容不得含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损害国家形象、煽动民族仇恨等类别的内容。这是当时全球最早生效的生成式 AI 综合法规——早于 EU AI Act 的对应条款近两年。China Law Translate（一家由 Jeremy Daum 主持的独立法规翻译机构）提供的英文译本至今被国际法律界广泛使用55。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与国家标准 GB 45438-2025 2025 年 3 月由 CAC、工信部、公安部、广电总局联合公布，2025 年 9 月 1 日实施——是全球首个专门的 AIGC 标识国家标准，把 2022 年深度合成规定里的显式 + 隐式双标识要求进一步操作化56。Bird & Bird 2025 年的分析与 Linklaters 的 TechInsights 都把这份国家标准作为 AIGC 治理的第一份成熟操作规范记录57。

包裹这四部规章的是“清朗”（Qinglang）行动——CAC 从 2021 年起以“清朗 · 系列专项行动”命名的年度综合治理框架。据 Perkins Coie 2022 年的一份分析报告与 CAC 官网自行发布的年度总结综合：2022 年全年 13 项专项行动，清除违法有害信息 5,430 万条、处置账号 680 万个、下架 App 与小程序 2,890 个以上、解散关闭群组 26 万个、关闭网站 7,300 个以上58。2023 年 1 月春节前，CAC 要求平台屏蔽“散播负面情绪”的内容；2023 年 12 月的清朗行动打击短视频“误导”“悲观”“极端”价值观与“炫富”“拜金”；2024 年 4 月加打炫富网红专项；2024 年 10 月，CAC 释出网络语言规范草案，明确针对“变体字”“同音字”“缩写”以及“不良”模因59——这份草案直接命中中文模因编码技术里最古老的三种（同音置换、字形拆解、亚文化圈层化）。

监管框架的关键特征是一部工具包覆盖全生态。清朗作为综合治理框架，同时打击算法、深度合成、AIGC、短视频、直播、模因、炫富、饭圈；四部规章作为专项立法，分别覆盖算法、深度合成、生成式 AI、AIGC 标识。这套结构与欧盟通过 GDPR、DSA、DMA、AI Act 四部独立法规分域立法的路径，与美国通过 SEC、FTC、FCC、州级法律的分散治理路径，在拓扑上有明显差异。清朗里“负面情绪”“悲观”这类情绪类别直接命中躺平、孔乙己文学、润这些模因；“炫富”类别命中晒富小视频；“不良模因”类别命中同音置换与变体字。中文模因编码技术的每一层都能在监管条目里找到对应的针对性条款——两者的共同演化在过去几年被制度化。

四部规章加清朗的组合还有一份不常被注意的操作特征——它把“模因创作者”这个身份从“言论主体”重新定义成了“服务提供者”。在算法推荐规定与生成式 AI 办法里，创作者不是被作为个人言论受《宪法》第 35 条保护的对象来处理，而是被作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按《网络安全法》与《数据安全法》来监管——需要备案、需要实名、需要承担内容审核责任、需要在监管要求下配合信息提供。这份法律位置的重新定位改变了模因创作的整个激励结构：一个想在微信表情商店上架一套 pack 的插画师，从法律角度看不是一个“表达者”，是一个“服务提供者”，需要按服务提供者的规则做备案与合规；一个想在抖音发短视频的用户，超过一定粉丝量后同样进入服务提供者的规则集，需要实名认证并对自己的内容承担审核连带责任。这份重新定位是理解中文模因生态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机制的关键——不是每一份自我审查都来自外部审查压力，也来自法律位置本身塑造的责任结构。

Rebecca MacKinnon 2011 年在 Journal of Democracy 发表的 Liberation Technology: China’s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里把这份治理模式命名为“网络化威权主义”（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一份不同于传统威权治理的技术形态，它不试图关闭整个互联网，而是通过细致的技术过滤、责任下放、平台合作，把互联网塑造成一个既能承担经济功能、又能被政治管理的可控空间66。她的分析在 2011 年时更多是一份预测性描述；15 年后回看，这份预测的每一条都被具体的规章与技术实现所印证。清朗 + 四部规章的组合是网络化威权主义在模因这一具体领域的操作层实现。

十

除大陆之外，中文模因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空间——香港与海外华人网络。这两个空间在编码规则、监管环境、经济模型上都不同，但它们与大陆共用同一份中文语汇，形成一份三层耦合的语义生态。

香港的 LIHKG（一个类似 Reddit 的匿名论坛）在 2019 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成为示威者的事实指挥中心之一60。同一时期，Pepe the Frog 在 LIHKG 与 Telegram 群组里被穿戴上示威者的装束——防毒面具、头盔、雨伞——成为整个运动的非官方吉祥物之一。Hong Kong Free Press 2019 年 10 月与 12 月的两份图片报道记录了 Pepe 在示威现场的实体化：贴纸、涂鸦、纸板人偶、连侬墙上的手绘61。

Cassidy 等人 2023 年在 Journal of Digital Social Research 发表的 The Pepe the Frog Image-Meme in Hong Kong: Visual Recurrences and Gender Fluidity on the LIHKG Forum 是这一现象至今最系统的学术研究62。论文用视觉分析方法追踪了 LIHKG 上数千张 Pepe 相关帖子，得出两个关键发现：第一，香港 Pepe 长期作为“sad frog”WhatsApp 贴图存在，早于美国 alt-right 群体在 2015 年到 2016 年前后的挪用；第二，示威者知晓 Pepe 在美国的极右语境，但选择性无视这份关联，在自己的语境里给出完全不同的意义。同一个视觉符号在两个中文语境里承载相反的政治意义——大陆语境下 Pepe 大部分作为无政治指向的表情包在微信里被使用，香港语境下同一形象被政治化为民主派运动符号；这一点直接反驳了模因政治本质主义的说法，也是本书在 Ch04 与 Ch14 里反复回到的一条并行案例。

海外华人网络（Twitter/X 上的中文推特圈、Telegram 上的政治群、Reddit 的 r/China_irl 与 r/China 等）是白纸运动海外声援、moha 二次传播、政治笑话与二次创作的主要留存地。因不受 GFW 与清朗规约，形态更接近英文模因谱系——memecoin、AI 生成内容、影响力代理运作在这里已经渗透。海外华人网络与墙内网络在语义上高度耦合（同一批词汇被两边使用），但形态分叉（大陆的表情包 vs 海外的 image macro + 短视频），构成中文模因的一份双语义空间。Kramer 等人 2017 年在 CSCW 上发表的 Cross-Strait Frenemies: Chinese Netizens VPN in to Facebook Taiwan 追踪的正是这份跨境流动——大陆网民翻墙进入 Facebook 台湾社群、进行有限度的对话与冲突，在两个语义空间之间搭建薄薄的一层通道63。

回到这一章的开头。中文互联网模因不是英文互联网模因的翻译，是一个从起点起就在不同选择压力下发育的物种。起点差异：中文模因起于审查绕过（2009 年草泥马），英文模因起于娱乐（2007 年 LOLcats）。形态差异：中文以 biaoqingbao 为主要单元，是打包发送的视觉集合；英文以 image macro 为主要单元，是单张标题图。经济模型差异：中文以“审核 + 打赏”为主要变现（微信表情商店），英文以“广告 CPM + memecoin”为主要变现（Twitter/X + Telegram + Solana / BNB Chain）。政治用途差异：中文模因政治以隐性异议 + 隐性挪用为主（膜蛤、Pooh、白纸、孔乙己），英文政治模因以直接选战武器 + 政策符号为主（Pepe、Dark Brandon、Kamala coconut、Milei chainsaw）。监管结构差异：中文以一部综合工具包（清朗）加多部专项立法（算法、深度合成、生成式 AI、AIGC 标识）串联覆盖全生态；英文谱系以分域立法（TAKE IT DOWN Act、EU MiCA、EU AI Act）与市场自律为主。

这五点结构性差异，是本书“非派生”承诺的具体交付——把中国模因作为一条并行独立线，具备自己的学术传统、自己的经济结构、自己的政治机制、自己的监管框架，而不是把它当作英文谱系的一份延迟译本。至于两条线未来会走向哪里——是各自独立演化，是通过 AIGC 与短视频算法在全球市场收敛，还是通过监管框架在两侧同时封锁——那是 Ch14 与 Ch15 要处理的问题。这一章要做的是把并行本身写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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