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众化的第一步不是发生在学术期刊上，而是发生在 1994 年一本关于电视文化的书里。Douglas Rushkoff 的 Media Virus! 由 Ballantine 出版，用了整本书的篇幅来讲一件事：一个符号在美国大众媒体里的传染逻辑1。他讲 Beavis and Butt-head，讲 MTV，讲脱口秀和政治竞选广告，讲一个特定表情或口号在数周内从边缘蹿红到白宫简报的过程。他把这件事叫做 viral media（媒介病毒），把病毒学的一套词汇——潜伏期、宿主、载体、变异——搬到符号传播上来。

引人注意的是，Media Virus! 的索引里并不出现 Dawkins 的名字2。Rushkoff 是在自己独立的思路上抵达“病毒”这个隐喻的，他并不是从 1976 年 The Selfish Gene 那一章接力过来的门徒。这一点后来常被回溯地误记。它意味着“用生物学词汇解释文化传播”这件事，在 1994 年已经具备了一种大众直觉——它不需要引用 Dawkins 才能被普通读者接受。学院派模因学后来所依赖的直觉土壤，是这本书和随后一批 cyberculture 出版物先松好的。

Rushkoff 的洞察力和后来学院派的野心之间保留着距离。他没有把媒介病毒当成一门独立学科来筹办，他只是拿病毒学做一个类比，用来描述当时的电视文化正在做的事。他给这个类比留了很多松动的余地：媒介病毒可以是善意的，可以被艺术家和活动家利用，可以被反收编。这份松动性在几年后被两拨人分别接过去——一拨人把它写成畅销书，一拨人把它写进学术期刊。两边都比 Rushkoff 走得更远，也走得更硬。

从后来的学科史看，1994 年是一个中转站的年份。它把 Dawkins 提出的比喻从生物学专业读者中转向大众读者，把语汇准备好，把书店的位置留出来，让 1996 年那三本关键的书可以落地。

二

1996 年是三件套的年份。一年之内三本书出版，它们后来分别代表了模因学之后三条不同的走向。

第一本是 Aaron Lynch 的 Thought Contagion3。Lynch 是 Fermilab 出身的物理工程师，业余把观念的传播方式做成了一个七模式分类：父母如何把宗教观念传给孩子、朋友之间如何互相说服、极端信念如何选择社交网络。他试图给“念头传染”提供一套可以在餐桌上讲清楚的机制清单。这本书的方法论野心是自下而上的：不谈本体论，只谈传染路径。它的读者是普通读者，出版社是 Basic Books——不是大学出版社。

第二本是 Richard Brodie 的 Virus of the Mind4。Brodie 是 Microsoft Word 1.0 的早期开发者之一，他把模因写成“心灵的病毒”，配上大量自我改造语言：如何识别、如何抵御、如何利用。这本书在 90 年代 cyberculture 圈里非常流行。它的问题也是这个圈子的问题：它接近自助书的写法，为一切文化现象都提供一个模因式解释，因此也几乎不产生可反驳的预测。

第三本是 Dan Sperber 的 Explaining Culture5。这一本由 Blackwell 出版，作者是巴黎的认知人类学家。它比另外两本高出一整个层次，也和另外两本走着相反的方向。Sperber 提出了“表征的流行病学”（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ions）作为文化研究的正面方案：文化项目在人群中扩散的方式类似疾病的扩散，但机制不是高保真复制。文化项目在每次接收中都被重构一次，稳态不来自忠实的拷贝，而来自认知—生态意义上的吸引子。1996 年 Sperber 已经把自己站到 Dawkins 路径的对面，他给出的不是一份补充，是一份取代。

这三本书出现在同一年，构成了后来十年的三条战线。Lynch 走大众实用路线，Brodie 走 cyberculture 布道路线，Sperber 走学院对手路线。学院模因学在 1997 年正式立学之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后来杀死它的那把主要武器。

同年还有一件事，作为符号性的插曲值得记下。Susan Blackmore 那年在 BBC 采访 Stephen Jay Gould，问他怎么看模因。Gould 一句话打发了她：模因是“一个无意义的隐喻”（a meaningless metaphor）6。这是当时演化生物学最有公众声望的一人给出的正式判词。他后来在自己的著作里补充了三条结构性反对：文化变化太快、机制是 Lamarckian 而不是 Mendelian、文化谱系交叉而不像生物谱系那样分叉。他更愿意用的词是“文化变化”，不是“文化演化”。Gould 的态度在整个 90 年代都没有软化，也没有一位模因学者写出让他改变态度的东西。

三

1997 年是立学的年份。Journal of Memetics — 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在这一年创办7。它挂靠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下面的 Centre for Policy Modelling，编辑之一是 Bruce Edmonds。ISSN 是 1366-47868，只有电子版，全开放存取——这在 1997 年是超前的出版设计。后期编辑重心迁到 Francis Heylighen 位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 Center Leo Apostel（CLEA）。整本刊物从 1997 年到 2005 年共出九卷。

“memetics”这个词本身并不是 Dawkins 命名的。Dawkins 在 1976 年只造了“meme”，讨论学科建制的意图并不在他的原意里9。学科名“memetics”是 Douglas Hofstadter 在 1985 年出版的 Metamagical Themas 里一个脚注里的建议，用来指代“研究模因的学问”，仿照 genetics 的构词。1985 年到 1997 年之间，这个建议被无数人重复引用，直到 JoM-EMIT 的创办把它变成了一份印在刊头的实词。

一份刊物的意义超过它发表的论文总和。刊物意味着一个稿件流、一份审稿意见、一份被机构承认的学术身份。1997 年这份刊物落地，同时意味着几件事：模因学从此可以被写进博士生的开题报告，可以被算在学者的发表清单里，可以在图书馆的连续出版物名录上占据一个 ISSN 编号。它不再只是几本畅销书之间的松散呼应。

哲学一侧同时也在铺垫。Daniel Dennett 的 Darwin’s Dangerous Idea 在 1995 年出版，第 12 章 “The Cranes of Culture”专门为模因辩护，把它安置在一份更大的达尔文化图景里10。Dennett 是这批人里当时最有分量的哲学家，他的加入让模因学在哲学界拿到了在传播学和人类学都拿不到的那种严肃。Dennett 后来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模因学最耐用的哲学发言人，直到他 2024 年去世。

到 1997 年年底，一门叫做 memetics 的学问看起来什么都齐了：一位皇家学会院士级别的创始隐喻提供者，一批普及读物打开的读者市场，一份挂在 UK 大学下面的电子期刊，一位美国分析哲学家的严肃辩护。少的只是标志性成果。

四

标志性成果在 1999 年 4 月 8 日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 Susan Blackmore 的 The Meme Machine，288 页，ISBN 0-19-286212-X11。这是模因学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它野心的极限展示。

Blackmore 的抱负值得先讲清楚。她不是要做一本科普。她想用模因这个概念一次性回答几个人类学和进化心理学都还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为什么早期人类的大脑迅速变大？为什么人类有语言而其他灵长类没有？“我”这样一种主观体验从何而来？她的方案是一次性推到底：一旦早期人类学会了模仿，第二种达尔文式的选择过程就被启动了。这个过程作用于模因，它的选择压力反过来塑造了宿主。大脑变大，是因为大脑变成了更高效的模因拷贝机；语言出现，是因为它提高了模因的传播效率；自我——她命名为 selfplex——是一大团彼此协作、防御外来干扰的模因复合体，没有一个居于其中的经验主体12。

Dawkins 为这本书写了序，说这本书给了“the theory of the meme”它的 best shot13。这是他一生里对模因学派做的最接近公开背书的一次表态。之后他没有再为任何一本模因学的书写过同样级别的序。这句“最好一击”事后被无数人引用，也几乎是他对 maximalist 一路唯一的正面站队。

书出版的当年 6 月，剑桥国王学院开了一场专门的模因学会议，Blackmore、Dennett、Wilkins、Hull 出席为学派辩护，Sperber、Boyd、Richerson、Bloch、Kuper 出席为学派挑刺。这场会议后来变成了 2000 年的合集，见下一节。

学界对 The Meme Machine 的评价从一开始就分裂。演化心理学家 Geoffrey Miller 在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上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14。他称赞 Blackmore 的写作，也称赞她敢于把话说到底——这在这个圈子里少见。然后他把书的理论逐条拆开：模仿并不是一个能承担这么多重量的原初能力；把大脑膨胀归因于模因选择，会掉进 group-selection 谬误；把 selfplex 当解释，其实是把要被解释的东西改名再说了一遍。Miller 的最杀伤那句话不在字面上，是在结构上：模因学没有做出一份关于文化的可以证伪的预测——它没有商学院愿意采用的洞见，不是因为学术势利，是因为它交付不出可行动的东西。

Blackmore 的书是模因学能到达的最高点。它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被 Dawkins 亲自加序，被最著名的普及学者写来推荐，被同行会议正式辩论。她把这个语汇一次性推到极限，是为了看它到底能承载多少。答案在下一节由她自己的合作者开始给出。

五

2000 年是自我审计的年份。Robert Aunger 编的 Darwinizing Culture: The Status of Memetics as a Science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5。副标题非常准确：这本书要评价的是模因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它的构成方式在学术出版史上罕见——编者刻意把最激烈的反对者请进书里，与辩护者放在同一封面下。Dawkins 写了一篇非常谨慎的序，接近于“由读者自己去看”的态度。

真正的坐标是 Adam Kuper 的那一章：If Memes are the Answer, What is the Question?16 Kuper 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资深社会人类学家，编过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他在这一章里做的事非常克制：他列出人类学两百年间处理过的具体研究问题，比如某种亲属结构为什么出现在这个部落而不是那个部落、某种仪式为什么在这一代的年轻人里衰亡。然后他把这些问题按模因学的框架重述一遍，看模因这个概念能不能给出比原来更好的回答。他给出的判词是：模因学至今没有对任何一个文化或社会过程给出过一份原创而合理的分析。如果这就是模因学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成果，答复只有“no thanks”三个字。

这是外部的礼貌否决。同一本书里，法国出生的 LSE 人类学家 Maurice Bloch 从内部人的角度给出了类似结论：文化知识大多是被嵌入实践和身体中的，被每一代人在具体情境里重新实例化，它不适合被切成离散的复制单位17。Bloch 后来在 2012 年的 Anthropology and the Cognitive Challenge 里把这份判断展开成一本书；那已经是模因学谢幕以后的事情。

书里也有为模因学辩护的重量级作者。David Hull 那一章的题目就叫 Taking Memetics Seriously: Memetics Will Be What We Make It18。Hull 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生物学哲学家之一。他愿意把模因学当一份未完成的研究计划来对待，愿意为它争取时间。但即便是这样温和的辩护，写在同一本书的其他章节的批评面前，也读出一种奇怪的悬空感——它像是在一场已经开始的葬礼上为亡者的少年时代辩护。

对一门 1997 年才创立、1999 年才有招牌书的学科来说，2000 年的这本合集是一次极早的自我审计。它意味着这门学问的组织者已经知道自己站在一个不稳的地基上，愿意公开地把地基一段一段抽出来检验。这种诚实是值得尊敬的，也是致命的——它把不利证据以最正式的方式写进了自己的核心出版物。

六

审计结果没有让主要参与者退场，反而催生了最后一次严肃的收窄尝试。2002 年 Robert Aunger 出版 The Electric Meme19。这本书接受一个诊断：模因学一直无法说清楚“一个模因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可以指一个想法、一个行为、一种物件、一段大脑状态，边界含混。Aunger 提出一个尖锐的答案：模因只能是神经电化学状态，别的都不算。他把这个方案叫做 neuromemetics（神经模因学）。

这是一次真诚的还原论回撤。Aunger 承认，如果模因要作为达尔文式选择的单位存在，它就必须在物理层面有一个可辨识的实体，就像基因是 DNA 序列一样。观念、行为、artefact 都是模因的表现，不是模因本身。真正的模因，在他这里，只能在人的大脑里，作为一次可以被复制的神经激活模式存在。

问题也很直接。这个方案要求脑科学能够把一个“神经激活模式”精确到可以在两个人的大脑之间比对的程度，才能说一个模因是不是被复制了。2002 年做不到，2026 年也做不到。这一还原让模因学的经验对象从“文化”缩到“当前不可测量的神经事件”，收窄的代价是把它推出所有能被检验的领域之外。Blackmore 反对这个收窄，她要保留一个更宽的模因概念，用来解释文化整体。Dennett 也不接受。学派内部因此分成两支互不认账的路线。

同一年 Bruce Edmonds 在 JoM-EMIT 第六卷发表了一篇短文——后来被反复引用为学派内部的最后通牒——Three challenges for the survival of memetics20。三条挑战是：

第一，提出一份决定性的案例研究。找到一个具体的文化现象，用模因学的解释在同行判断下明显优于任何非模因学的对手解释。

第二，提出一份关于适用条件的理论。说清楚模因学在哪些情形下可用、在哪些情形下不适用，因此可以被指定检验和证伪。

第三，提出一份从下而上的模拟。写一份计算模型，从个体交互的模因规则出发，能生成一个可辨识的模因过程。

Edmonds 的语气是学派内部人的语气：他是这门学问的期刊主编，他给出这三条不是为了让学派难堪，是为了给它一份可以在学术界继续生存的最低门槛。他给了三年时间。三条挑战之后无人应答。

七

2005 年是死亡年份。在这一年之内发生了四件事，任何一件单独看都不够致命，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份正式的学科讣告。

第一件事：Bruce Edmonds 在 JoM-EMIT 第九卷发表编者告别，题目就叫 The revealed poverty of the gene-meme analogy — why memetics per se has failed to produce substantive results（基因—模因类比的贫困已经暴露：为什么模因学本身没能产出实质结果）21。他在文章里回望 2002 年的三条挑战，指出三年过去没有一条被令人信服地满足。他给出的诊断是：这门学问没有交出实质进展，因此没能吸引到足够多其他领域的学者继续参与，稿件不足以支撑一份认真的刊物运转。他宣布 JoM-EMIT 停刊。这是学科唯一的正式发表渠道的自我了结，由主编亲手签字。

第二件事：Dan Sperber 在同年接受 Edge Foundation 的长篇对谈，题目就是 An 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ions22。这次谈话把 1996 年那本 Explaining Culture 里的正面方案介绍给远超学术圈的读者。他直言，模因不是关于文化演化的正确故事，因为在文化这个案例里，复制并不能有效解释稳定性。他反对的不是模因这个词的存在，是模因学作为一个学术项目所依赖的那一份“高保真复制”的心理学假设。他说人的大脑不是一台通用模仿机；这样一份心理学，“和白板论差不多好”。真正在文化里发生的事情，他说，是“保守的过程始终部分是构造的过程；构造的过程始终干扰保守的过程”。这段话事后被反复引用，成为后模因学时期认知—文化研究的常用引证。

第三件事：Peter Richerson 和 Robert Boyd 出版 Not by Genes Alone23。这是二人合作二十年、把“双重遗传理论”（Dual Inheritance Theory）介绍给大众读者的成熟之作，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它用达尔文式的种群思维处理文化传播，讲模仿、教学、遵从偏差、声望偏差。它有意地不使用 meme 作为核心术语。同一片田——文化演化——被换了另一批词接管，从 replicator 换成 transmission bias，从 memepool 换成 population of variants。占领 memetics 声称要占领的位置的那门学问，选择把 Dawkins 那个词留在门外。

同一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了 Kate Distin 的 The Selfish Meme: A Critical Reassessment24——这是模因学的最后一份认真的专著辩护。Distin 试图给模因概念找一个更严格的信息论基础。这本书由 David Hull 在 NDPR 上写了较为温和的评论。Distin 六年后出版的续作 Cultural Evolution（Cambridge UP 2011）在书名里已经不再使用 meme 这个词——这个细节比任何书评都更能量出这个语汇的退潮速度。

第四件事：11 月 14 日，Aaron Lynch 去世，年 47 岁，意外过量。Lynch 是 90 年代模因学最努力的独立普及者，Thought Contagion 的作者，此前已经和主要圈子疏远，更愿意把自己的工作称为 thought contagionism25。他的死和学科的死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发生在同一年，构成了一份沉重的符号性巧合：学派同年失去了唯一的正式刊物和最早一批的独立普及者。

后来把 90 年代那批工作续接下来的，是 Alex Mesoudi 在 2011 年出版的 Cultural Evolution26。这本书把 Richerson & Boyd 一路的成果整理成研究生教材形态；它清楚地表明，文化演化这块田在 2005 年之后是活的，只是种在这块田里的作物换了名字。

八

正式的尸检要到 2020 年才完成。Radim Chvaja 在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第 28 卷第 4 期发表长文 Why Did Memetics Fail? Comparative Case Study27。这份文本此后成为讨论模因学失败史的标准引证。

Chvaja 的方法是对比：把模因学放在同一时期同一土壤里发展的双重遗传理论（DIT）旁边，看两门本来相似的研究计划为什么走向了如此不同的结局。她首先给出一份 bibliometric 指标：Web of Science 收录里，1986 到 2004 年之间用到 “memetics” 一词的文章只有 41 篇28。相比之下，同一时期 DIT 的文章数以百计。稿件量的差距是结果，不是原因；原因在方法学取向。

她的核心诊断可以缩成一句：模因学“沉迷于把模因当作离散选择单位的本体论问题”。整个学派的精力大部分花在讨论“一个模因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想法、是行为、是脑状态、是 artefact），花在为这个本体划边界，花在为这个概念寻找类比 gene 的物理载体。相反，DIT 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文化的适应功能是什么”这一类可以做实证假设的问题上，然后在数学模型和田野数据两条腿之间来回校准。方法论优先级不同，产出因此有几个数量级的差异。

2023 年 Agner Fog 自出版了一份题为 Whatever Happened to Memetics? 的回顾29。Fog 是学派内部人，他给出的四点诊断和 Chvaja 有很多重合：基因类比被推得太远、缺乏可检验的预测、以框架代替机制、忽略了既有社会学人类学的成果。这两份尸检合起来，把 2005 年那一次学科关门的原因写成了一份可以引用的档案。

需要在这里给出一份内部诚实。杀死 memetics 的五位主要“凶手”——Edmonds、Miller、Bloch、Kuper、Sperber——都是这门学问的内部人或善意的近邻。Edmonds 是期刊主编。Miller 是演化心理学家。Bloch 是认知—人类学阵营里的资深学者。Kuper 是应邀参加 1999 年 King’s College 会议的资深社会人类学家。Sperber 提供了正面替代方案。模因学不是被外部对手打倒的，它是被希望它能成功的人一份一份地宣判为无产出的。这在学术史上不多见，值得记在讣告的第一行。

Dawkins 本人自 1999 年那篇“best shot”的序以后，基本没有再公开为模因学出面。2013 年他在 Cannes Lions 的一次演讲里给出了一个修正的模因定义——互联网模因是“被人类创造力有意改动过的”，这份修改把最初 1976 年那份对随机突变的要求松开了一半。它是对之后语汇实际用法的追认，也是从原有理论野心的一次回撤。他在 The Selfish Gene 40 周年版新加的后记里，把模因和基因并列为一种抽象的 replicator 逻辑的两种示例，不再把它当作一门独立学科的种子。这是 Dawkins 一贯的姿态：他从来没有加入过 maximalist 阵营，也从来没有明确否认过它，他只是一步一步把语汇的野心调低到自己愿意在场的程度。

Susan Blackmore 后来把模因概念延伸到数字基质上，2008 年在 TED 演讲里提出了“temes”（technological memes）30。这个概念在学界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它是 Blackmore 少数几次公开表示模因学野心并未完全终结的场合。她的这份坚持，同样值得放进讣告——一个学术方案的失败不必推翻方案作者的正当性，尤其当作者从来没有回避过自己的公开辩论义务。

memetics 这门学问在 2005 年之后没有以原来的建制形态复活过。但“meme”这个词后来另有归宿。2013 年 Limor Shifman 在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发表 Memes in a Digital World，2014 年出版了 MIT Press “Essential Knowledge” 系列的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31。她把 meme 从“离散复制单位”改换成“围绕同一模板的一族物件”——meme 是集体，不是单件。Ryan Milner 在 2016 年的 The World Made Meme 里进一步把这份视角推进到数字文化的社会层面32。2020 年 Idil Galip 在爱丁堡数字文化中心（CDCS）创立了 Meme Studies Research Network33；这个网络已经是媒介研究、平台研究、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一份交叉平台，它和 Blackmore-Aunger-Distin 一路的经典模因学在参考文献上几乎没有交集。这不是模因学的复活，这是同一个词在另一门学问下重新开张。

主流意义上“文化演化”这块田在 2005 年之后也长出了自己的收成。Joseph Henrich 在 2016 年出版了 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34，把 DIT 的成果整理成对大众读者友好的综合论述。这本书在牛津和哈佛的通识课里被普遍采用，销量远超 The Meme Machine 曾经达到的水平。它几乎不出现 meme 这个词。Daniel Dennett 直到 2017 年还写了 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35，坚持把词语当作模因的典型示例来论述——这是有分量的哲学著作里最后一份长篇的模因辩护。Dennett 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去世；模因学最耐用的一位哲学发言人由此离场。

把这三十年放在一起看，一门学问从提出到自杀走完了一份典型的建制生命史。它不是被市场淘汰的，也不是被政治压力关闭的，也不是因为核心人物集体转向。它是被自己的极大化野心撑爆的：它想同时回答太多问题，用同一个概念一次性覆盖大脑演化、语言起源、自我意识和文化传播；它把 replicator 的比喻推到需要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同时松开手的程度，然后每一门学问都没有松手。它的期刊主编在给它出殡时留下的那句话——基因—模因类比的贫困已经暴露——是一份不容易做出的自我判断，因为承认一份类比的贫困，等于承认自己在这份类比下所写的东西大部分不算工作成果。

一门学问以这种方式自杀，是值得尊重的方式之一。它至少留下了可以被后世反复引用的失败档案。它教出了继承同一批问题、但换了工具箱的下一代研究者。它把一个词让给了媒介研究和网络文化。二十年后，这个词以一种远比学派创立者想象的更庞大也更粗野的形态，在互联网上、在政治动员里、在加密协议中和 AI 生成器里被反复重复。学科死了，词活了下来。后面的章节讨论那个词后来去哪里了。

参考文献

  1. Douglas Rushkoff, Media Virus! Hidden Agendas in Popular Culture, Ballantine Books, 1994. 作者书页 rushkoff.com/books/media-virus →。
  2. Cosma Shalizi, “Memes” (笔记, 持续更新), 关于 Media Virus! 索引不含 Dawkins 的观察见 bactra.org/notebooks/memes.html →。
  3. Aaron Lynch, Thought Contagion: How Belief Spreads Through Society, Basic Books, 1996. 存档全文 archive.org/details/thoughtcontagion0000lync_c9w6 →。
  4. Richard Brodie, Virus of the Mind: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eme, Integral Press, 1996. 存档 archive.org/details/virusofmindnewsc0000brod →。
  5. Dan Sperber, Explaining Culture: A Naturalistic Approach, Blackwell, 1996. 章节讨论见后 Edge 2005 对谈。
  6. Stephen Jay Gould, BBC radio interview with Susan Blackmore, 1996; “meaningless metaphor” 一句广泛转引，见 Wikipedia 词条 en.wikipedia.org/wiki/Memetics →。Gould 的三条结构性反对散见其晚期文集，如 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 (Harvard, 2002) 关于文化 Lamarckism 的段落。
  7. Journal of Memetics — 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entre for Policy Modelling,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1997-2005). 学派唯一同行评审刊物。Wikipedia 收录条目 en.wikipedia.org/wiki/Journal_of_Memetics →。
  8. ISSN International Centre registry, ISSN 1366-4786 (Online), Journal of Memetics. portal.issn.org/resource/ISSN/1366-4786 →。
  9.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 11 “Memes: the new replicators”, pp. 189-201. 关于 “memetics” 一词的正式提出见 Douglas R. Hofstadter, Metamagical Themas: Questing for the Essence of Mind and Pattern, Basic Books, 1985, 脚注对该术语的建议。
  10. Daniel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 Simon & Schuster, 1995, ch. 12 “The Cranes of Culture”。
  11. Susan Blackmore, The Meme Mach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0-19-286212-X, 288 pp. 出版日期 1999 年 4 月 8 日。
  12. Blackmore 本人对 The Meme Machine 三项核心主张的综述见 susanblackmore.uk/the-meme-machine/synopsis →。“selfplex” 概念在同页第 3 项。
  13. Richard Dawkins, Foreword to Susan Blackmore, The Meme Machine (OUP, 1999). “best shot” 一句常被引用；Blackmore 在自己书页上直接征引该序言，见上条链接。
  14. Geoffrey Miller, review of Susan Blackmore’s The Meme Machin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1:2 (March 2000), pp. 145-150. 作者稿本 unm.edu/~gfmiller/new_papers2/miller%202000%20meme.doc →。
  15. Robert Aunger (ed.), Darwinizing Culture: The Status of Memetics as a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英国版 2000, 美国版 2001). 出版商页 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darwinizing-culture-9780192632449 →。
  16. Adam Kuper, “If Memes are the Answer, What is the Question?”, in Aunger (ed.), Darwinizing Culture, OUP, 2000. 章节概要 academic.oup.com/book/34698/chapter-abstract/296197844 →。
  17. Maurice Bloch, “A well-disposed social anthropologist’s problem with memes”, in Aunger (ed.), Darwinizing Culture, OUP, 2000. Bloch 后续展开见 Anthropology and the Cognitive Challe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8. David L. Hull, “Taking Memetics Seriously: Memetics Will Be What We Make It”, in Aunger (ed.), Darwinizing Culture, OUP, 2000. 章节 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6475672 →。
  19. Robert Aunger, The Electric Meme: A New Theory of How We Think, Free Press, 2002. Publishers Weekly 书评页 publishersweekly.com/978-0-7432-0150-6 →。
  20. Bruce Edmonds, “Three challenges for the survival of memetics”, Journal of Memetics — 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6:2 (2002). 原始 URL cfpm.org 已失效; 学术存档见 core.ac.uk/outputs/161887372 →。
  21. Bruce Edmonds, “The revealed poverty of the gene-meme analogy — why memetics per se has failed to produce substantive results”, Journal of Memetics 9 (2005), 停刊编辑告别文本。原 URL 失效; ResearchGate 索引 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5888435 →。
  22. Dan Sperber, “An 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ions: A Talk with Dan Sperber”, Edge Foundation, 2005. 全文 edge.org/conversation/dan_sperber-an-epidemiology-of-representations →。
  23. Peter J. Richerson & Robert Boyd, Not by Genes Alone: How Cul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出版商页 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N/bo3533713.html →。
  24. Kate Distin, The Selfish Meme: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NDPR 书评 (David L. Hull, 2005) ndpr.nd.edu →。后续 Kate Distin, Cultural Evolution, Cambridge UP, 2011。
  25. Aaron Lynch (14 September 1957 – 14 November 2005), Wikipedia 词条 en.wikipedia.org/wiki/Aaron_Lynch_(writer) →。
  26. Alex Mesoudi, Cultural Evolution: How Darwinian Theory Can Explain Human Culture and Synthesize the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出版商页 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C/bo11722901.html →。
  27. Radim Chvaja, “Why Did Memetics Fail? Comparative Case Study”,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28:4 (2020), pp. 542-570, MIT Press. 摘要 direct.mit.edu/posc/article-abstract/28/4/542/97502 →。全文亦见 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3324419 →。
  28. Chvaja 2020 中 41 篇 Web of Science 数据点，见前引论文；亦经 Levyna (Masaryk University) 新闻简报转述 levyna.cz →。
  29. Agner Fog, “Whatever Happened to Memetics?” (自出版 PDF, 2023). agner.org/cultsel/what_happened_to_memetics.pdf →。
  30. Susan Blackmore, “Memes and ‘Temes’”, TED Talk, February 2008. 记录 ted.com/talks/susan_blackmore_memes_and_temes →。作者阐释 susanblackmore.uk/tremes-the-third-replica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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