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过总统的人：对美国的理解与历任总统

一

要理解内塔尼亚胡为什么敢越过总统说话，得先回到他父亲那一代。

1940 年，本锡安·内塔尼亚胡跟随修正主义锡安主义的领袖泽埃夫·雅博廷斯基的代表团抵达华盛顿，去游说组建一支犹太军团、呼吁拯救欧洲犹太人、争取建立一个犹太国家1。1942 年初，本锡安出任美国修正主义锡安主义者组织的执行主任，操办了一系列高调的公共信息运动，向英国施压，要求开放巴勒斯坦让犹太人移民1。第一、二章已经交代过这条家族传输线；这里要补上的，是它的“地理”那一面。

本锡安有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判断。他对雅博廷斯基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但你站错了地方。去美国。”2 他很早就看明白，决定战后世界的不是英国，而是美国，于是说服雅博廷斯基把重心转向美国的舆论和影响力2。1942 年，当罗斯福因为英国和阿拉伯方面的反对而拒绝支持犹太建国时，本锡安找上了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说服他把支持犹太国家、支持无限制移民的条款塞进了共和党的政纲；三个月后，民主党也采纳了同样的措辞——美以之间那条著名的两党共识，源头就在这里2。这个细节值得记住：那条两党共识，是本锡安一手促成的；而几十年后，正是他的儿子，把它推到了断裂的边缘。

到了儿子这一代，这套“去美国、诉诸美国舆论”的祖训，又叠加上了一层别人不具备的本钱：本雅明本人就是半个美国人。1963 年，父亲在费城郊区谋到一个教职，全家搬到美国，他在切尔滕纳姆高中读完中学3。后来他回美国念大学，在麻省理工拿了建筑学士和管理学硕士，也在 MIT 和哈佛读过政治学，毕业后先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再到一家公司做高管，1976 到 1982 年都在美国私营部门里3。这段经历给了他一口近乎母语的美式英语，和一个生意人对美国制度的实感。

《我应许之地》的作者阿里·沙维特说，他“太美国了”——和他认真聊起来，他会从希伯来语切换成英语4。他的顾问埃亚尔·阿拉德说，比比是真心仰慕美国，仰慕美国文化、美国语言，仰慕关于美国的一切4。1980 年代，他作为驻华盛顿的副馆长和驻联合国大使，成了美国电视周日时政节目上的常客，以“恐怖主义专家”的身份出镜4。记者大卫·雷姆尼克说得直接：“他有一口完美的美国口音……非常适合 CNN。”4 传记作者普费弗的概括是：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政治生涯，是从美国开始的——1980 年代的以色列没几个人认识他，可他已经在华盛顿和联合国，用一口流利英语去塑造国际舆论了5。

把这两层叠起来，他能越过总统说话的原因就清楚了。祖训告诉他，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国会，才是真正决定性的战场；而他的成长背景，又让他有能力直接走上那个战场，用美国人听得懂的语言、在美国人熟悉的媒介上，越过白宫，对美国人说话。

二

第一个领教这套打法的总统，是克林顿。

1996 年，比比第一次当选总理后赴美与克林顿会面。多位在场的美方人士留下了一致的印象。谈判代表丹尼斯·罗斯回忆，内塔尼亚胡“进来时相当自负……基本上是在教总统该怎么跟阿拉伯人打交道”6。国安顾问桑迪·伯杰记得他的姿态是：“让我来给你讲讲中东。”6

会后，克林顿气冲冲地离开，对幕僚撂下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资深美国中东谈判官阿伦·戴维·米勒转述说，克林顿当时怒道：“这儿到底谁才是该死的超级大国？”7 须说明分寸：这句话是米勒的回忆转述，不是会谈的逐字记录，宜当作有据的轶事而非原始档案。但它精准地点出了摩擦的来源——内塔尼亚胡不肯接受那个“小伙伴”的角色。米勒后来还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他遇到的所有总统里，特朗普是“第一个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人”，也就是唯一一个让内塔尼亚胡实际上主导了这段关系的总统7。

摩擦既是个人层面的，也是政治层面的。1998 年 10 月，克林顿亲自出马，在马里兰州的韦伊河会议中心主持了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之间长达九天的艰苦谈判，促成《韦伊河备忘录》6。这场谈判要靠美国总统亲自坐镇九天才谈得下来，本身就说明了这位以色列总理有多难对付。在他眼里，美国是不可或缺的，但美国总统不是可以对他发号施令的上级。

三

如果说克林顿是摩擦，奥巴马就是结构性的敌对。两人从第一次见面起，气氛就不对。

2009 年 5 月初次会面，奥巴马公开要求以色列冻结定居点建设。《国土报》的谢米·沙列夫回忆：“那不是一个请求，那是一个要求。我觉得这让内塔尼亚胡很震动，让他身边的人也很震动。”8

真正成为标志性场面的，是 2011 年。当年 5 月，奥巴马发表演讲，提出以 1967 年边界线加上双方同意的领土交换，作为划界的基础9。5 月 20 日，内塔尼亚胡到访白宫，就坐在总统身旁，对着镜头，给奥巴马上了一堂关于以色列脆弱处境的历史课。他把 1967 年前的边界称为“无法防御的”，警告这会把主要定居点群落甩在以色列境外，并说出那句：“建立在幻想之上的和平，终将撞碎在中东现实的礁石上。”9

这一幕的反常，需要由在场的人来定性。当时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的证言最有分量：“我从没见过一个外国领导人这样对总统说话，尤其是当着公众的面。”8 记者彼得·贝克描述当时的画面：“你看着奥巴马总统，他的手扶着脸，你能看出来，这事让他很不受用。”8 训完总统之后，内塔尼亚胡没有就此打住——5 月 23 日他去了 AIPAC，5 月 24 日又登上国会联席会议的讲台，重申 1967 年边界“无法防御”10。当与总统意见相左时，就把诉求直接带到国会和亲以色列的基本盘那里——2011 年这套动作，已经是 2015 年那场演讲的完整预演。

敌对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几周走到了顶点。2016 年 12 月 23 日，联合国安理会以 14 比 0 通过了第 2334 号决议，美国投了弃权票（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执行），决议宣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11。这是内塔尼亚胡的一次重大外交挫败。他指控奥巴马政府“发起并支持”了这项决议，背弃了美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为以色列遮风挡雨的承诺11。一个用否决权保护、一个放手让决议通过——奥巴马八年任期，就以这样一个姿态收尾。

四

2015 年 3 月 3 日那场演讲，是这台机器运转得最彻底、也最不加掩饰的一次。它几乎可以被称作一场政变式的演讲——一个外国领导人，绕过美国总统，借用美国国会的讲台，去拆这位总统正在推进的外交政策。

故事要从一通电话说起。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共和党，俄亥俄州）邀请内塔尼亚胡到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反对正在谈判中的伊朗核协议——而他事先没有知会白宫、没有知会国会的民主党人，连 AIPAC 也没通知12。这个邀请被广泛视为对外交惯例的破坏。它发出的时间也极具挑衅意味：就在奥巴马于国情咨文中誓言要否决任何新的对伊制裁的第二天12。

居中操盘的，是以色列驻美大使罗恩·德尔默。多年后，德尔默自己在一档播客里复盘了来龙去脉。他说，是博纳主动联系了他这个以色列大使；而且博纳在那通电话里明确告诉他：“我会通知白宫。”13 德尔默把保密的责任推给了博纳——议长当面对他说，通知白宫“是他的权限，我尊重这个权利”13。他还把这种保密说成是一种信任：“信任这种货币非常重要。”13 据 JTA 的报道，博纳和德尔默商定对这个邀请保密，德尔默在请示内塔尼亚胡之后，应议长的要求同意了保密；保密的目的，是“不让奥巴马把演讲搅黄”14。

被瞒住的，是奥巴马政府、国会的民主党人、包括 AIPAC 在内的亲以色列团体，以及公众14。白宫是怎么知道的？本·罗兹后来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从以色列政府那里得知的。我们是从一份新闻稿里得知的”——那份新闻稿来自博纳13。维基百科的事实梳理也印证了这一点：博纳是在 2015 年 1 月 21 日发出邀请的，奥巴马政府只在公开宣布前“不久”才被告知15。一国总理要在另一国的立法机关公开拆这国总统的台，而这国总统是从一纸新闻稿里听说的。

时机的安排同样耐人寻味。演讲原定 2 月 11 日，后来改到了 3 月 3 日——这一改，就把它挪到了以色列议会选举（3 月 17 日）的两周之前；而出访的官方说法，是去参加 AIPAC 的年会15。参议院民主党人德宾和范斯坦曾提出 2 月 23 日与他私下会面，被他婉拒，理由是这“可能会让误会更复杂”15。

代价是立竿见影的。据广泛报道，约有 58 名国会议员（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抵制了这场演讲；缺席者里包括以参议院议长身份本应到场的副总统拜登，以及最资深的参议员之一帕特里克·莱希16。须标注分寸：各家媒体给出的抵制人数在 50 到 58 之间浮动，“50 多人”是保守下限，“58 人”是被引用得最多的具体数字16。连以色列政治顾问出身的大卫·阿克塞尔罗德都说，一个外国领导人走进美国国会、把它当成一个削弱本届政府政策的平台，这“极不寻常”12。

最有意思的反方，来自以色列阵营自己。当时的 ADL 全国主任阿伯拉罕·福克斯曼公开呼吁取消这场演讲，称它是“一场充满意外后果的悲剧”，说它“已经被政治绑架了”，把整件事“变成了一场马戏”，会适得其反17。事后,连 AIPAC 的官员都承认演讲帮了倒忙：“内塔尼亚胡在国会的演讲，把伊朗问题变成了一个党派问题”，一旦他坚持把这步棋走下去，“我们就失去了民主党的相当一部分，而没有这部分，根本不可能挡住协议”18。结果也确实如此：演讲没能阻止伊核协议，JCPOA 在 2015 年 7 月 14 日如期宣布15。AIPAC 还在 7 月 17 日另起炉灶，成立了“公民促成无核伊朗”，花了大约两三千万美元去国会游说反对协议，广告“主要针对民主党议员”——最终“他们的努力失败了”19。

这里值得为操盘手德尔默立个小传，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是这套打法的化身。德尔默 1971 年 4 月 16 日生于佛罗里达迈阿密海滩，父亲杰伊·德尔默做过迈阿密海滩市长，哥哥大卫也当过市长20。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金融与管理（优等毕业），又去牛津念了 PPE，还在华盛顿跟共和党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共过事20。1996 年他移居以色列，1997 年入籍，2009 年起出任内塔尼亚胡的高级顾问，2013 年 7 月到 2021 年 1 月任以色列驻美大使20。一个美国出生、沃顿训练、给共和党民调专家打过工的人，去做以色列驻美大使——这本身就说明，内塔尼亚胡的对美战略，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深谙美国党派政治肌理的人。德尔默被“广泛认为是组织了内塔尼亚胡‘最自豪的时刻’——也就是 2015 年那场反对伊核协议的争议性国会演讲”的人20。他任内还谈成了那份 380 亿美元的美国对以军援谅解备忘录（2016）21。

五

特朗普和拜登，是这套打法的两种极端结果：一个让他几乎不用绕，一个绕也绕不开几十年的私交。

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给了内塔尼亚胡一长串他梦寐以求的成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把美国大使馆迁了过去（2018 年 5 月开馆）；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2019 年 3 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2018 年 5 月）；主持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2020 年 9 月），让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实现关系正常化22。每一项都在国内为内塔尼亚胡加分。这就是米勒说的那个“回答了问题”的总统——在这段关系里，内塔尼亚胡几乎不需要再去绕过白宫，因为白宫本身就站在他这边。

然后是破裂。2020 年 11 月 7 日，各大电视网刚把大选判给拜登几个小时，内塔尼亚胡就发推、发视频向拜登道贺23。特朗普后来在接受以色列记者巴拉克·拉维德采访时，为这种“不忠”大发雷霆，说出那句：“去他妈的（F**k him）。”23 他把这称作“终极的背叛”；据报道，特朗普卸任后两人就再没说过话23。拉维德书里还有一个细节，恰好照出内塔尼亚胡的本色：在向拜登道贺之前，他曾私下打听特朗普翻盘的概率，把其中的政治账算得很仔细23。这个人对美国权力现实的计算，永远是冷的。

破裂之后还有再交易。特朗普 2025 年回归后，这段同盟被重新搭了起来。2025 年 6 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突袭，美国的打击在 6 月 22 日跟进，命中伊斯法罕、纳坦兹和福尔多——“特朗普重新归队，回到了内塔尼亚胡的‘队伍’”24。但裂痕也随即浮现：据报道，特朗普曾骂内塔尼亚胡“他妈的疯了”，指责他在拿外交冒险——特朗普想要一场速胜，内塔尼亚胡却想哪怕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仗，也要彻底击垮伊朗25。2025 年 12 月的一次会面里，内塔尼亚胡提出可能发动“第二轮”打击；特朗普则表示，如果伊朗重建核计划，美国会再次出手，但他更想要一份协议25。即便是最贴合他的那个总统，目标也终究不完全一致——这道裂痕到 2026 年彻底摊牌，对伊战争升级到斩首与六月美伊临时协定，而以色列被排除在外、内塔尼亚胡被特朗普公开边缘化（详见第十章）。

拜登则是另一种关系。两人相识超过三十年。拜登反复讲起他在一张两人的旧照片上写下的题词：“比比，我爱你，但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赞同。”26 2023 年 12 月 11 日的白宫光明节招待会上，他又把这句话拿出来说了一遍，并加了一句“今天也差不多”，谈到以色列正处于“艰难的处境”，说自己“和某些以色列领导层有过分歧”26。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那种持久的私人温情与深刻的政策分歧并存的状态。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袭击之后，拜登一度对以色列报以“熊抱”，但随着加沙战争推进，两人的关系因为平民伤亡、人道准入、缺乏“战后安排”而严重紧张27。据报道，拜登私下的不满日益加深，部分原因正是内塔尼亚胡又一次去拉拢共和党、抵制美国的压力——党派那套老剧本，再演了一遍27。

六

把六十年放在一起看，一条线索贯穿始终：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父亲那一代）始终把美国的国内政治当成一根杠杆。但杠杆是有支点的，撬动一头，另一头必然落下。

他用这根杠杆的方式越来越清晰：当与总统相左时，就转向国会、转向公众、转向那个对以色列有神学承诺的群体。据《华盛顿邮报》的梳理，他和拜登、和民主党的冲突“酝酿了很多年”——他的盘算是，美国的进步左翼正在流失，于是他索性押注右翼：福音派基督徒和共和党的鹰派28。一次次地激怒民主党领导层、一次次地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演讲，他把对以色列的支持，变成了一个党派楔子28。前总理奥尔默特的判断是，这套党派化策略“侵蚀了美国公众对以色列国的支持”28。

代价在 2015 年那场演讲后就已经有人当场点破。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说，这次访问注入了“一种党派性，这不仅令人遗憾”，而且“破坏了这段关系的根基”29。参议员德宾警告内塔尼亚胡，他这是在伤害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的未来“过去是一项两党事业”，而他正在把它变成“一党独占的联盟”29。这两句话，几乎是把本锡安 1942 年的成就反着念了一遍——父亲费力促成的两党共识，儿子正在亲手拆掉。

要给这套因果留出分寸。把美以两党共识的瓦解全算在内塔尼亚胡头上，是高估了一个人。皮尤的民调显示，到 2026 年，美国对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的负面看法持续上升，尤其在年轻人中；连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对他处理国际事务的信心，也从约八成跌到约六成五30。INSS 把以色列在美国地位的恶化，连同它对一个日益不那么友善的美国的依赖加深，定性为一种战略威胁31。但也有学者提出反方：美国政治整体的“大分拣”——每一个突出的议题都被吸进党派认同——本就让一个两党共识在结构上难以为继；内塔尼亚胡是加速者，而不是唯一的肇因31。这个反方很重要：水位是美国政治自己涨起来的，但选择在哪个时刻、用哪种方式去推一把的，是他。

证据足够支撑一个稳健的判断：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理解，让他得以一次次绕过白宫、直接对国会和公众说话；而这套打法的红利是即时的（国内加分、政策成果），代价是缓释的（两党共识的侵蚀）。1996 年克林顿那句“谁才是该死的超级大国”，问的是谁说了算；2015 年那场新闻稿里才让白宫知情的演讲，给出的是他的回答——在他看来，决定美以关系的不只是白宫的那位总统，还有他能直接说话的国会与公众。这套打法把以色列越来越深地绑上了美国的党派战车。它带来的后果——对以色列国际地位的损耗，对一个分裂的美国的依赖——会在第七章和第十一章继续展开。本锡安当年说“去美国”，赌的是美国会善待这个犹太国家；八十年后，他的儿子把同一个赌注，押到了美国两党之中的一党身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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