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宗案子是同一天端上来的。2019 年 11 月 21 日，时任总检察长曼德尔卜利特（Avichai Mandelblit）对内塔尼亚胡正式提起诉讼，编号 1000、2000、40001。这是以色列历史上头一回，一位在任总理被控受贿1。同一天的另一家报道把罪名拆得很清楚：1000 号案和 2000 号案的指控是欺诈与背信，4000 号案则加上了受贿2。需要反复提醒的是，下面逐案讲的“指控了什么”，全部是检方的主张；内塔尼亚胡对三宗案件均拒不认罪，否认一切不当行为5。
先看 1000 号案，外界给它起的外号是“礼物案”，更俗一点叫“雪茄香槟案”。检方指控他和妻子萨拉多年里从好莱坞制片人阿尔农·米尔坎（Arnon Milchan）那里收受礼物，总值约 70 万谢克尔（约合 20 万美元），还有来自澳大利亚富商詹姆斯·帕克（James Packer）的另一批馈赠3。指控里的“回报”是：帮米尔坎重新拿到美国签证，并推动一项对他有利的税法修改3。礼物的成色后来在庭上有了更细的数字——米尔坎作证确认，多年间送出的雪茄、香槟（外加珠宝）累计达 701,146 谢克尔（约 19.5 万美元）4。米尔坎本人转为污点证人；内塔尼亚胡的辩方则把这些说成朋友间的寻常心意，在证词里淡化其分量4。这一案对他的指控止于欺诈与背信，不含受贿3。
2000 号案是“媒体案”，对手是《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h）的出版人阿尔农·莫泽斯（Arnon Mozes）。检方主张，在 2008 到 2014 年间，内塔尼亚胡与莫泽斯谈过一笔交易：他出面推动立法，打压竞争对手免费报《今日以色列》（Israel Hayom，背后金主是赌业大亨阿德尔森），换取《新消息报》对他的报道更友好38。一句关键录音里，莫泽斯对他说“我会尽我所能让你想干多久就干多久”3。要害的细节有两个：这笔交易从未真正落地，是一桩未遂的安排；而且莫泽斯被控的是受贿，内塔尼亚胡被控的只是欺诈与背信38。打压《今日以色列》的具体设想，包括砍掉它的免费周末版或令其缩水；那几段秘密录音在 2017 年 1 月被公开819。
最重的一宗是 4000 号案，“Bezeq-Walla 案”。它之所以被普遍视为三案中最严重的一桩，是因为唯有它对内塔尼亚胡挂上了受贿罪名，而受贿在以色列最高可判十年35。检方的指控是：他在担任通讯部长期间，推动了一系列对电信集团 Bezeq 有利、价值数亿谢克尔的监管决定——这家集团由沙乌勒·埃洛维奇（Shaul Elovitch）与妻子伊里斯控制——以此换取旗下 Walla 新闻网对他本人及家人有利、近乎被干预的正面报道3。指控聚焦的监管动作，一是 2014 年的批发市场改革（开放固网与互联网市场、要求 Bezeq 在 2017 年 3 月前把基础设施租给竞争者），二是 Bezeq 与 Yes 的合并案35。埃洛维奇夫妇被控与受贿相关的罪名3。内塔尼亚胡否认任何利益交换，称与媒体的往来属常规、监管决定是专业而合法的3。
三宗案子的形状各异，但有一条共性值得记下：它们都围绕“好报道”展开。礼物案里他被指拿好处，媒体案和 Bezeq 案里他被指用权力换取媒体待他更宽厚。检方讲的是一个关于权力与曝光度如何对价的故事；这故事至今仍只是检方的故事，未经法院认定。
二
把起诉到受审的时间线拉直，能看出这台机器转得有多慢，慢到本身就成了政治事实。
起点是 2019 年 11 月 21 日的三案起诉1。半年多以后，2020 年 5 月 24 日，审判在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开庭，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副庭长里夫卡·弗里德曼-费尔德曼（Rivka Friedman-Feldman）主审，另两位是莫舍·巴尔-阿姆与奥德·沙哈姆617。证人作证从 2021 年 4 月开始5。这中间还插着一段未走通的岔路：2022 年 1 月，他与即将卸任的曼德尔卜利特谈过认罪协议，卡住的关键是曼德尔卜利特坚持要写入“道德败坏”（moral turpitude）的认定——那会让他七年内不得从政，虽然能免于牢狱9。谈判在 1 月底破裂，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自己从未同意接受“道德败坏”的认定18。
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发生在 2024 年。法院裁定他必须在 12 月开始作证4。2024 年 12 月 2 日，他登上证人席——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以刑事被告身份出庭作证的在任总理4。一周后的 12 月 10 日，他首次面对交叉质询；随后 12 月的几场庭审因他要做疝气手术而延期45。辩方主导的直接询问拖了好几个月，控方的交叉质询到 2025 年 6 月才正式启动；检方放话说，交叉质询所需的庭审次数大概是直接询问的三倍，约一百场45。1000 号案的相关证词到 2025 年 11 月才告一段落5。
到 2026 年，这台机器依旧没有吐出结果。哈阿雷茨在 2026 年 4 月的报道里写到，他的证词因安全与外交原因（包括对伊朗的战事造成的停顿）一再被取消、推迟；交叉质询已从 4000 号案推进到 2000 号案的莫泽斯部分，但审判仍在进行——没有判决16。
把这条时间线读一遍，会注意到一个数字层面的事实：从起诉到本章落笔，已经过去六年多，他在这六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色列的总理。审判越长，它对政治的塑形作用就越大——因为悬而未决本身，比任何一种判决结果都更适合被两边各取所需。挺他的人说久拖不决正证明案子站不住脚，反他的人说一个被告不该坐在总理位子上。无论哪种解读，前提都一样：案子还没结。
三
起诉如何变成政治冻结，得从“有毒”这个词说起。
它的机制并不复杂。一位被正式起诉、正在受审的总理，对许多潜在的联盟伙伴而言成了不能同坐一条板凳的人——那些主流政党不愿与一个刑事被告共治，而他自己一侧的阵营又不肯抛弃他。两边都不肯动，整个系统就卡死了7。
后果是连续五次选举的僵局。2019 到 2021 这两年里，以色列接连举行了四次议会选举——2019 年 4 月、2019 年 9 月、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始终走不出死结7。从 2019 年起，他再没能组建一个稳定的多数7。2020 年那个与甘茨勉强拼起来的联合政府只撑了七个月，因议会通不过 2020 年预算而垮台7。加上 2022 年那次，他在生涯后段一口气经历了五次大选。司法处境是这台冻结机的核心零件：早在 2019 年起诉一落地，关于一位被起诉总理能否继续执政的争论便压过了一切常规议题1。
国际危机组织把僵局的成因点得很透：这几次选举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公投，主题不再是左右之争，而落到一个正在受审的总理该不该继续执政上7。议会被劈成“挺比比”和“反比比”两半，他的法律处境让他对潜在伙伴有毒，而他自己这边又不愿弃他，于是双方都动弹不得7。这里值得分清因与果：把政治冻成一场公投的，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的胜负，而是一个人的法律命运被摆到了天平正中央。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这条逻辑往下推的必然。议会本就碎片化，主流右翼又因为他的官司、加上他多年纵横捭阖留下的旧账，一个接一个不愿再与他同坐，能帮他凑到 61 席这条生死线的，就只剩极端正统派和极右7。把这一步与上一章接起来看：社会的结构性右移抬高了右翼的水位，而三案带来的“有毒”，则把他能选的伙伴削到只剩那个水位最高、也最极端的角落。换言之，是法律处境，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偏好，把他推向了极右联盟。本-格维尔与斯莫特里赫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的造王者，部分原因正是他们是少数仍肯收留一个刑事被告的人。
到这里，三案对政治格局的第一重塑形已经完成：它没有改变内塔尼亚胡想去哪里，但它替他关上了所有别的门，只留下一扇通往极右的门。
四
第二重塑形，发生在制度层面，也就是 2023 年的司法改革。
先把改革的内容讲清楚。2023 年 1 月，司法部长雅里夫·列文（Yariv Levin）抛出的方案，目标有三：一是改变“司法遴选委员会”的构成，让联盟掌握法官任命的主导权；二是废除司法审查政府与部长决定时所依据的“合理性”标准；三是设一个“否决条款”，允许议会以简单或 61 席多数重新通过被推翻的法律12。这套方案激起了以色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运动之一，2023 年 1 月到 10 月每周都有大规模示威12。
立法真正落地的，是其中一项。2023 年 7 月 24 日，议会通过对《基本法：司法》的修正案，废除了“合理性”标准1120。9 月 12 日，最高法院史无前例地由全部 15 名大法官审理相关申诉11。2024 年 1 月 1 日，高等法院以 8 比 7 推翻了这项修正案，这是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否决一条《基本法》条款，738 页的判决书称该修正案极端偏离了议会作为制宪机关的权限11。案名是《以色列良政运动诉以色列议会》21。这是本章唯一一处法院的实质裁决——再强调一次，它针对的是一项立法，不是内塔尼亚胡个人的罪与非罪。
改革与三案之间那条引人遐想的连线，得分两层来说，且必须标注清楚哪层是事实、哪层是解释。
事实层面有一个硬节点：因为这桩官司，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亚拉（Gali Baharav-Miara）在 2023 年 2 月以利益冲突为由，告知内塔尼亚胡不得介入司法改革10。3 月 24 日，她进一步警告说，他在公开把自己卷入改革之后，已经违反了利益冲突相关的法律与约定，称其言行“非法且被利益冲突所玷污”1022。需要给这一节点贴上准确的标签：这是总检察长的一项法律与行政判断，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它不是一项刑事认定10。其结果是，改革名义上由联盟的部长们出面操盘，而非他亲自主导。
解释层面，是“逃生通道”那套说法。批评者与反对派主张，这场改革是他逃避审判的“escape route”——比如，让政府掌握法官任命，可能使他得以安插同情他的法官；副总检察长曾论证，改革会“在审理其案件的层面上让总理受益”13。这类批评里最有分量的发声者，是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他本人曾因腐败定罪而服刑约十六个月23。在上一章引述过的访谈里，他的判断很尖锐：那场改革存在，就是为了给内塔尼亚胡提供对抗起诉的必要防御23。这里必须把分寸拿死：“司改是为脱罪”是一种解释，不是已被证实的事实，本书将其标注为 C 级——它源自奥尔默特等批评者的观点，而内塔尼亚胡本人否认改革与他的审判有任何关联13。证据足以支撑“他的法律处境与改革在时间和动机上高度纠缠”这一观察，但不足以把“改革=脱罪手段”当成定论来写。
这场仗在 2024 年初的高院裁决后并未真正终结。2025 年，一项扩大政治力量对遴选委员会控制的法官任命法获得通过，抗议随之重燃1224。把这一节读完，制度层面的塑形便清晰了：三案不只决定了他和谁组阁，还被卷进了一场关于谁来任命法官、谁来约束政府的根本争执——一个被告，恰好坐在那台本该约束他的机器的操纵杆旁边。
五
最后一重，是把这套生存政治推向国境之外，引来一位外部玩家。
2025 年 6 月 26 日，特朗普公开发帖，称内塔尼亚胡的审判“应当立即取消，或给这位伟大的英雄一份赦免”，把案子斥为一场“政治迫害”（witch-hunt），还说美国“拯救”了以色列，“现在要去拯救比比”14。同年 10 月，他在以色列议会的演讲里重申了这一呼吁；11 月，他给总统赫尔佐格写信，敦促对内塔尼亚胡施以宽赦1425。以色列内部反应分裂：利库德党内不少人附和，而横跨光谱的批评者则斥之为对以色列司法不当的外国干预14。
紧接着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动作。2025 年 11 月 30 日，他通过律师阿米特·哈达德（Amit Hadad）向赫尔佐格正式递交了一页纸的赦免请求15。这份请求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特征：它没有认罪，也没有对他的政治前途作任何承诺，只说赦免有助于“弥合国家裂痕”“降低火势”1526。赫尔佐格至少暂时把它挡了回去，转而推动重启认罪协议谈判15。
赦免这条路本身横着一道法律上的难题。按机制，总统赫尔佐格接收赦免请求后会转交司法部赦免司处理；但在以色列法律里，给一个尚未被定罪的政治人物赦免，没有先例5。这道难题恰好把全章的纪律线再勾了一遍：之所以“定罪前赦免”史无前例，正因为到这一刻还没有定罪。一份不认罪的赦免请求、一位暂不松口的总统、一场仍在交叉质询里爬行的审判，三者并置，构成了 2026 年的未了局。
把五节合起来看，因果链条的形状就出来了。三宗悬而未决的案子，先让他对主流伙伴有毒，把政治冻成一场关于他个人的公投，逼他靠极右才能凑齐多数；这套依赖关系又把他卷进一场关于司法权力的制度之争，而他个人的法律自保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在那场争执里难解难分；到最后，连一位外国领导人的施压、一份不认罪的赦免请求，都成了同一道求生题的延伸。这就是所谓生存政治的实质：当一个人的自由与他的政治存亡被捆在一起，国家的制度便被卷入了他个人的法律自保。
要守住的边界，本章从头到尾只有一条，结尾必须再钉一遍：以上这一切，都建立在“受审”而非“定罪”之上。三案至今没有一项罪名成立，2024 年 1 月那次唯一的法院裁决推翻的是立法、不是他的清白；“司改为脱罪”是奥尔默特等人的解释、被本人否认，本书以 C 级处理。理解 2019 年之后的内塔尼亚胡，钥匙确实是这三宗案子——但拿这把钥匙时，得记住它打开的是一扇关于“一个被起诉者如何求生”的门，而不是一扇关于“一个已定罪者”的门。下一章要看的，是这种生存政治在 2023 年 10 月之后，如何与一场战争交缠在一起——那场战争并未止步于 2025，而是一路延烧、升级到 2026 年那道把个人存亡与国家命运一并摊开的结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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