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内塔尼亚胡的几个画面摆在一起，会让人困惑。

1997 年 1 月，他的政府签署了《希伯伦协议》，把这座城市约八成的区域移交给巴勒斯坦一方1。这对一个公开批评奥斯陆的人来说，是个相当扎眼的让步。要知道，1993 年正是他猛烈抨击奥斯陆协议、并借此赢得利库德党魁之位的13。1998 年 10 月，他在马里兰州的韦伊河庄园和阿拉法特谈了八天，签下《韦伊河备忘录》，同意进一步从约旦河西岸撤军，把多达四成的西岸领土置于巴勒斯坦控制之下，约定经济合作并恢复最终地位谈判1。签字的代价是联盟内部的反弹，几个宗教和右翼派系当场退出；进入 1999 年，他冻结了执行，联盟随之瓦解，提前大选，他输给了工党的巴拉克1。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里，他确实签过“土地换和平”的协议——这正是他后来的自己、以及他后来的极右伙伴所要全盘否定的那种行为1。

到了 2009 年 6 月 14 日，在巴伊兰大学，他做了一件生涯里头一回的事：公开表态接受一个巴勒斯坦国2。当然，是带着一长串前提条件的——那个国家必须非军事化，必须先承认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难民问题要在以色列境外解决，边界要“可防御”，耶路撒冷要作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2。

然后是反差最大的一幕。2015 年大选投票前夜，他对选民说：如果他当选，就不会有巴勒斯坦国2。2019 年，他更进一步，承诺要吞并西岸的定居点，“任何一个定居点的所在地，都是以色列的”2。到了 2025 年 9 月，他的表述已经没有任何修饰：“约旦河以西不会有巴勒斯坦国。”11

从签让地协议、到口头接受建国、再到事实上把两国方案埋掉——按时间排开，这像是一条清晰的右滑曲线。但若把它读成一次“转变”，就读错了。第二章已经给过判断：传记作者克罗伊托鲁认为，内塔尼亚胡“从未改变过他的核心意识形态——拒绝一个巴勒斯坦国”，先反奥斯陆、当上总理后又在美压下签希伯伦与韦伊河，是“被逼到墙角时就做交易”的模式3。

再回到那篇巴伊兰演讲，事情就清楚了。J Street 援引传记作者普费弗的判断说，巴伊兰演讲是一次修辞上的“重新包装”，不是真正的政策转向——他在 1978 年和 2000 年的立场，本就拒绝真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自决2。批评者也指出，那一串前提条件其实抽空了“国家”一词的实质：没有军队、领空和边界都归以色列控制，剩下的不算主权2。而且在同一篇演讲里，他明确表示定居点不会被拆除2。普费弗在那本传记里把这种连续性追到了更深处：内塔尼亚胡的世界观经由父亲本锡安上溯到雅博廷斯基的修正主义；在反对巴勒斯坦自决这一点上，他“仍然是他父亲的儿子”14。分析者那句双重评语也指向同一处：能从边缘试探中全身而退时，他是意识形态分子；意识到该停下来谈了，他是务实主义者15。

所以前后并不矛盾。变的是话术和时机，不是底牌。2009 年那句“巴勒斯坦国”，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外交压力骤增时被挤出来的；后来的反悔，几乎是同步于那股压力的消退，以及他对亲定居点右翼的依赖一步步加深2。要解释这条曲线，与其追问他的信念什么时候变了，不如去看是什么样的外部条件，让一个本就反对建国的人，能够越来越不加掩饰地说出口。

二

第一股外力，来自以色列社会自身。

这里要先把一个诱人的叙事按住：把以色列的右转说成内塔尼亚胡一手制造，是高估了一个人。国际危机组织把 2022 年底上台的极右政府，定性为以色列社会“长期右移的顶点”，而不是一次突然的断裂4。在他们的分析里，驱动这场漂移的是几股结构性的力量：宗教人口和定居者人口的增长、第二次起义之后和平进程左翼的崩塌、以及占领状态的常态化4。

最关键的转折点，是 2000 年爆发的第二次起义。在那之前，以色列主流社会里还存在一个相信“土地换和平”的左翼。一连串自杀式袭击之后，这种信念大面积瓦解。选民得出的结论，从“要更努力地谈”翻转成了“谈了也没用”。和平阵营就此失去群众基础，而这种程度的社会情绪逆转，没有哪个政客能凭一己之力办到。

人口结构提供了更慢、也更难逆转的底流。在内塔尼亚胡现任政府期间，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定居者约有 70 万人，占以色列 770 万犹太人口的近一成11。这是一个高度组织化、投票率高、且利益与“不撤离”直接绑定的群体；叠加生育率更高的宗教人口，整个选民盘的重心在持续往右挪。

这股底流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时代》以色列报道还指出，定居者人口在他的某一任期内激增了 18%——这是个会随时间自我强化的数字，定居点越大，撤离的政治成本越高，反对让地的选票盘也越稳16。

欧洲民粹研究中心访谈过的学者本-波拉特，把这层意思说得更透。他认为以色列的右移“不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它是一场更深层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内塔尼亚胡是顺势而为、并加以加速，而不是凭空创造了它5。中东研究所的判断与此呼应：以色列极端主义的“主流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而非某次选举的偶发结果17。

这个反方很重要，得给它足够的分量。承认社会先右移了，并不等于替内塔尼亚胡卸责。结构性漂移解释了水位为什么在涨，却没解释为什么是他、以什么样的速度，把那些最极端的人请进了权力中枢。危机组织在指出“长期漂移”的同时，也点明了他的具体贡献是战术性的：把过去被视为禁忌的卡赫主义人物拉进政府，从而拼出一个既能凑够多数、又能在法律上为他遮风挡雨的联盟4。换句话说，潮水是社会涨起来的，但选择在哪个时刻、把哪条船开进港口，是他的决定。

三

第二股外力，是选举数学。它像一个越收越紧的牢笼。

2019 到 2021 年间，以色列在两年里举行了四次议会选举——2019 年 4 月、2019 年 9 月、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始终走不出僵局6。再加上后来 2022 年的那次，他在生涯后段一连经历了五次选举。从 2019 年起，他再也没能组建起一个稳定的多数6。2020 年 4 月他和甘茨勉强拼凑的联合政府，撑了七个月就因为议会通不过 2020 年预算而垮台6。到 2021 年 3 月那次大选结果确认，僵局依旧——双方都无法稳稳越过 61 席18。

僵局的成因，危机组织讲得很清楚：这几次选举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公投，公投的主题已经不再是左与右的分野，而落到了一个正在受审的总理该不该继续执政上6。议会被劈成了“挺比比”和“反比比”两个阵营。他的法律处境让他对潜在的伙伴变得有毒——那些人拒绝和一个被起诉的总理同坐一条板凳；而他自己这一侧的阵营又不肯抛弃他。两边都动不了，整个系统就冻住了6。

把这个困局和议会的碎片化放在一起，组阁就变成了一道很窄的算术题。以色列的比例代表制本就容易产生大量小党，而当主流右翼因为他的官司、以及他多年纵横捭阖留下的旧账，一个接一个不愿再与他合作时，能帮他凑到 61 席这条生死线的，就只剩下极端正统派和极右9。

这就是 2022 年那场选举之前，他面对的真实局面。可供他选的联盟伙伴名单，被法律处境和过往恩怨削得只剩窄窄一条。要么放弃执政、独自面对审判，要么去依赖那些此前被主流政治拒之门外的力量。结构性的右移把右翼的水位抬高了，选举数学则把他逼进了那个水位最高、也最极端的角落。两股外力在这里合流，下一步几乎是被推着走的。

四

第三步，是亲手洗白卡赫主义。

2022 年 11 月大选之前，内塔尼亚胡做了一件后果深远的事：他撮合了斯莫特里赫的“宗教锡安主义党”、本-格维尔的“犹太力量党”（以及 Noam 党）合并成一张联合名单，好让他们越过进入议会的门槛7。这不是被动接受一个既成事实的盟友，而是主动去帮一股原本可能被门槛挡在外面的极右势力进了门。

结果，这个联盟拿下约一成选票、14 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三大力量7。在内塔尼亚胡那个 60 多席的执政联盟里，极右一方握着约 20 席，足以让他们成为“造王者”7。

这两个人是谁，值得说清楚。本-格维尔是已故拉比梅厄·卡赫内的崇拜者——卡赫内创立的“卡赫”运动被定为恐怖组织；本-格维尔本人有八次定罪记录，罪名包括种族主义和支持恐怖组织7。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上了主管警察的国家安全部长7。他所在的“犹太力量党”主张吞并西岸、却不给当地巴勒斯坦人公民权7。斯莫特里赫是定居者 NGO 组织 Regavim 的联合创始人，出任财政部长，并实际成为西岸民政事务的主管，他上任之后，违法定居点的建设明显提速7。有评论用“理论家与煽动者”来概括这一对组合——斯莫特里赫给出意识形态蓝图，本-格维尔负责在街头和警权上推动它19。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联盟？多位分析者给出的解释相当一致：到了 2022 年，没有一个主流右翼政党愿意和内塔尼亚胡同坐——多年的合纵连横已经把他们得罪遍了——他手里只剩下极端正统派和极右两类伙伴7。于是他主动去为卡赫主义这条边缘线翻案、抬举，把他们扶上台面，好重新拼出一条通往 61 席的路7。

这一步把第三章的选举牢笼和这一章的政策后果焊到了一起。把极右请进内阁，不只是凑席位，还顺带织出一张法律保护网。先交代他的法律处境：2019 年他被控欺诈、受贿、背信，横跨三宗案件——1000 号案收受米尔坎等人的奢侈礼物，2000 号案与《新消息报》就有利报道做交易，4000 号案对 Bezeq 电信监管让利换取 Walla 新闻网的正面报道；2020 年 5 月开庭，他拒不认罪，称之为“政治迫害”8。

司法改革之所以能推进，恰恰因为有一个对他不离不弃的极右联盟在议会里撑着。耐人寻味的是，由于这桩官司，总检察长以利益冲突为由禁止他亲自处理改革，于是由联盟部长们出面操盘10。前总理奥尔默特的判断很尖锐——那场改革存在，就是“为了给内塔尼亚胡提供对抗起诉的必要防御”10。细节留给第五章，这里看的是因果链条的形状：法律处境让他对主流伙伴有毒，极右成了唯一肯收留他的人，而收留是有偿的——他得用政策和制度回报他们。

阿拉伯中心的研究者阿布·拉斯把这层依赖量化成了具体的权力关系：斯莫特里赫掌财政、本-格维尔掌国安，两人控制着议会第三大党团，且拒绝任何永久停火12。2025 年 1 月，本-格维尔因为一次停火协议而退出联盟，逼得内塔尼亚胡在 3 月重启战事以保住政府12。造王者三个字，在这一刻有了最直白的注脚：决定战与和的，未必是总理本人。

五

回到第二章那个判断：目标恒定，手段弹性。这一章走完，可以给它补上一个动力学的说明。

把三股外力叠起来看：社会的结构性右移抬高了整个右翼的水位，让“拒绝建国”从一种需要包装的立场，变成可以公开宣示的主流情绪；五次选举的僵局和议会碎片化，把他的组阁选项削到只剩极右；而三宗案件带来的法律处境，既堵死了主流伙伴这条路，又给了他一个用极右换取司法保护的强烈动机。意识形态决定了他始终朝着“没有巴勒斯坦国”这个方向走；这三股外力决定了他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不必遮掩。

值得反复强调的是，这条因果链是一种解释，不是一道可以精确求解的算式。证据足够支撑“右转的方向来自内核、加速度来自生存压力”这个稳健的判断；但要警惕把它讲成“内塔尼亚胡单枪匹马造出了今天的以色列右翼”。危机组织和本-波拉特的反方提醒得很到位：他更像那股大潮里最会借力、也最敢把船开进禁区的舵手，而不是制造潮汐的人45。乘势与造势之间，他占的是前者，但他的加速效应又真实地改变了潮水冲刷的方向。

这条路径最终落在一个具体的后果上：两国方案在事实层面被埋掉了。在极右政府治下，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与前哨点，从 2022 年的 141 个增至 2025 年的 210 个，增幅近五成；仅 2025 年 5 月一次就批准了 22 个，是数十年来最大的一笔11。斯莫特里赫把这件事说得毫不含糊：“我们正在阻止巴勒斯坦恐怖国家的建立。”11 而像 E1 这样的项目，一旦推进，将把西岸从中间切断，让一个连续的巴勒斯坦领土在物理上不再可能11。

埋葬两国方案，靠的不只是定居点这一手。把巴勒斯坦人在政治上拆成对立的两半，是同一目标的另一条腿。内塔尼亚胡 2019 年 3 月对利库德党团的话被多家媒体记下：“任何想挫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人，都必须支持强化哈马斯、向哈马斯转移资金”，这是“把加沙与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隔离开来”战略的一部分20。逻辑很直白：加沙与西岸一旦裂成互相敌对的两个实体，他就能宣称“没有可谈的对象”，让两国方案在程序上无从谈起2124。须留意分寸：“默许、便利卡塔尔资金流入加沙以维持巴方分裂”是有据的政策记录，把它直接说成酿成某场灾难的因果则含较强推断，宜作事后定性。这套架空巴方谈判的取向能回溯到 1990 年代初——他早就批评奥斯陆“把巴勒斯坦人带回以色列腹地”23。

绕开巴勒斯坦人还有更体面的第三种方式。2020 年的亚伯拉罕协议让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随后摩洛哥、苏丹）建交，刻意把以巴冲突搁在一边，打破了“以巴和平是以色列融入阿拉伯世界前提”这个长期共识22。第二章说过，这可以读成铁墙赌注的胜利姿态：不向巴方让步，照样拿到与阿拉伯世界的和平。定居点扩张、维持巴方分裂、越顶正常化三件事叠在一起，两国方案被掏空的方式就立体了——没有哪一道公开的废除令，靠的是让它在地面上、在桌面上、在外交格局里同时失去依托。

所以从韦伊河到极右，不是一个人改变了主意。那个 1998 年签字让地、2009 年说出“巴勒斯坦国”的人，和 2022 年把卡赫主义抬进内阁的人，目标是同一个。变的是他周围的水位、他脚下的算术、和悬在他头上的官司——这些东西联手，把当年那点不得不做的让步姿态，一寸寸地收了回去。第二章拆的是这台机器的设定值，这一章拆的是把它推到极限的三股外力。下一章要看的，是当生存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他如何动手去改写那套本该约束他的规则。

参考文献

  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Wye Memorandum”；INSS；ECF 议题页。1997 年《希伯伦协议》撤离约八成区域；1998 年《韦伊河备忘录》进一步撤军、最多四成西岸交巴方、约定经济合作与恢复谈判，签字致右翼派系退出，1999 年冻结执行、联盟瓦解、败给巴拉克；首任期确曾签“土地换和平”协议。链接 →

  2. J Street, “Bar Ilan: Did Bibi ever support a two-state solution?”（2019-06-17）；IMEU、ECF。2009-06-14 巴伊兰演讲首次公开接受附条件巴勒斯坦国（非军事化、承认犹太国家、难民境外解决、可防御边界、耶路撒冷为不可分割首都），普费弗读作“重新包装”，条件抽空主权、同篇声明不拆定居点；2015 大选前夜“不会有巴勒斯坦国”、2019 承诺吞并定居点。链接 →

  3.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enjamin Netanyahu”。传记作者克罗伊托鲁判断其“从未改变核心意识形态——拒绝巴勒斯坦国”；反对奥斯陆却在美压力下签希伯伦（1997）、韦伊河（1998），属“被逼到墙角时做交易”的模式。链接 →

  4.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srael’s Winning Coalition: Culmination of a Long Rightward Shift”（2022–23；403，经摘要）。把极右政府定性为社会“长期右移的顶点”而非突变，驱动力为宗教/定居者人口增长、第二次起义后左翼崩塌、占领常态化；其贡献是战术性地把卡赫主义人物拉进政府以拼多数并求法律庇护。链接 →

  5. ECPS, “Professor Ben-Porat: Israel’s Rightward Shift Is More Than Political Strategy”（与 Guy Ben-Porat 教授访谈）。本-波拉特认为右移“不只是政治策略”，是更深层社会/文化转型，内塔尼亚胡顺势加速而非创造。链接 →

  6.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wo Years, Four Elections: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Israel’s Political Deadlock”（2021；403，经摘要）。两年四选（2019-04/09、2020-03、2021-03）持续僵局；2019 年起无法组建稳定多数；甘茨联合政府七个月因预算未过垮台；选举沦为“挺比比/反比比”公投，法律处境使其对伙伴有毒。链接 →

  7. The Conversation（Leonie Fleischmann, 2025-06-16）。2022-11 大选前撮合宗教锡安主义党与犹太力量党（及 Noam）合并过门槛，约一成选票、14 席成第三大力量、极右约 20 席成“造王者”；本-格维尔（卡赫崇拜者、八次定罪含种族主义与支持恐怖组织）任国安部长主管警察，犹太力量党主张吞并西岸不予公民权，斯莫特里赫任财长兼西岸民政主管致违法建设提速；主流右翼拒绝合作，故主动抬举卡赫主义以拼 61 席。链接 →

  8. Al Jazeera, “Are Netanyahu’s legal troubles behind push for judicial change?”（2023-07-24）。2019 年就三宗案件被控欺诈、受贿、背信：1000 号案（米尔坎等奢侈礼物）、2000 号案（与《新消息报》交易）、4000 号案（对 Bezeq 监管让利换 Walla 正面报道）；2020-05 开庭，拒不认罪、称“政治迫害”。链接 →

  9. Al Jazeera, “Who is Israel’s new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2022-12-29）；HonestReporting 时间线。以色列比例代表制下议会碎片化、多次组阁失败的背景；主流伙伴流失后，能凑齐多数的只剩极端正统派与极右。链接 →

  10. NPR（2023-03-28，Ehud Olmert 访谈）；Israel Policy Forum（2023-03-29）。因受审，总检察长以利益冲突为由禁止比比亲自处理司法改革，由联盟部长主导；前总理奥尔默特称改革存在只为“给内塔尼亚胡提供对抗起诉的必要防御”。链接 →

  11. Al Jazeera, “Illegal settlement expansion: How Israel is redrawing occupied West Bank”（2025-12-22）。定居点/前哨点由 2022 年 141 个增至 2025 年 210 个（近五成），2025-05 一次批 22 个；约 70 万定居者占以色列 770 万犹太人口约一成；斯莫特里赫“阻止巴勒斯坦恐怖国家”、内塔尼亚胡 2025-09“约旦河以西不会有巴勒斯坦国”；E1 项目将切断西岸连续性。链接 →

  12.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Thair Abu Ras, 2025-04-16）。斯莫特里赫掌财政、本-格维尔掌国安，控制议会第三大党团且拒绝永久停火；2025-01 本-格维尔因停火退出联盟，迫使内塔尼亚胡 2025-03 重启战事以保政府。链接 →

  13. HonestReporting, “Benjamin Netanyahu: A Political Timeline”；Al Jazeera 解说（2022-12-29）。1988 年入利库德当选议员、任副外长；1993 年批评奥斯陆协议并赢得利库德党魁；三任总理（1996–99、2009–21、2022– ）为以色列在任最久。链接 →

  14. Forward, 书评 Anshel Pfeffer《Bibi: The Turbulent Life and Times of Benjamin Netanyahu》（2018）；Portside 转评。普费弗把其世界观上溯祖父、父亲本锡安与雅博廷斯基的修正主义——视犹太与阿拉伯诉求不可调和、须以力强加意志；在反对巴勒斯坦自决上“仍是其父之子”，后期右转更像长期修正主义内核的浮现而非转变。链接 →

  15. NPR, “Netanyahu: Pragmatic Politician?”（2010）。分析者的双重评语：能从边缘试探脱身时是意识形态分子，意识到该谈时是务实主义者；被形容为“极有野心、政治生存大师”。链接 →

  16. The Times of Israel, “Settler population surges 18% under Netanyahu”（正文 403，经搜索索引可见标题与主旨）。西岸定居者人口在内塔尼亚胡某一任期内激增 18%，与约 70 万定居者、年均逾 1.2 万套住房的扩张趋势一致，作为定居点持续扩张、撤离成本上升的趋势佐证。链接 →

  17. Middle East Institute, “The mainstreaming of Israeli extremism”（403，经搜索摘要）。以色列极端主义的“主流化”是长期过程，非某次选举的偶发结果。链接 →

  18. Al Jazeera, “Final Israeli election results confirm deadlock”（2021-03-26）。2021 年 3 月大选结果确认僵局，两大阵营均无法稳过 61 席，构成第五次选举前的政治背景。链接 →

  19. Neue Zürcher Zeitung（英文版）, “The ideologue and the agitator: who are the two far-right politicians driving Netanyahu forward”。把斯莫特里赫与本-格维尔概括为“理论家与煽动者”的组合，前者提供意识形态蓝图、后者在街头与警权层面推动。链接 →

  20. The Jerusalem Post, “Netanyahu: Money to Hamas part of strategy to keep Palestinians divided”（2019-03，报道其 2019-03-12 对利库德党团讲话）。比比称“任何想挫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人都必须支持强化哈马斯、向哈马斯转移资金”，是“把加沙与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隔离开来”战略的一部分；为该论题中其本人最直接的公开陈述。链接 →

  21. +972 Magazine（引述以色列史学者 Adam Raz / Haaretz 研究，2023）。以色列档案显示，多届以方政府长期默许、便利卡塔尔资金进入加沙、强化哈马斯统治，以维持加沙与西岸的政治分裂，使两国方案缺乏单一巴方对话者；“故意养虎致祸”含较强推断，宜作事后定性。链接 →

  22. Carnegie Endowment（Alexandre Kateb）, “The Abraham Accords After Gaza: A Change of Context”（2025-04-25）。2020-09-15 亚伯拉罕协议使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随后摩洛哥、苏丹）建交，“刻意绕开”以巴冲突，打破“以巴和平为以色列融入阿拉伯世界前提”的长期共识。链接 →

  23. IMEU, “Benjamin Netanyahu: Putting ‘an End to the Oslo Accords’ & the Two-State Solution”（资源页/立场性机构，作时间线线索）。整理其自 1990 年代初持续削弱以巴谈判、阻止两国方案下巴勒斯坦建国的时间线，批评奥斯陆“把巴勒斯坦人带回以色列腹地”。链接 →

  24. CBC News, “How Netanyahu’s Hamas policy came back to haunt him — and Israel”（2023）。报道指其多届政府削弱愿谈判的 PA 主席阿巴斯、同时强化誓言消灭以色列的哈马斯，逻辑是巴方分裂为对立实体后可主张“无人可谈”，从而阻断两国方案。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