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游的账单

一

先看一个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数字：一个美国人花一美元买食品，最后落到农民手里的有多少。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有一套追踪了几十年的“食品美元”账。按它的总口径，2024 年，每一美元食品支出里，农场环节拿到 11.8 美分，剩下的 88.2 美分归于这一美元在离开田地之后所经过的所有环节——加工、运输、批发、零售、餐饮、广告、能源1。农业部还有另一套“增值口径”的算法，结果略高一些：2023 年农场份额约 15.9 美分15。两个数字口径不同，不能混着用，但指向同一件事：不管怎么算，种粮人拿到的，都只是消费者所付的一小块。而且在外就餐时这一块更薄——在家做饭，农场份额约 24.3 美分，到了餐馆，只剩 5.4 美分16。

这个比例本身不构成指控。食品从地里到餐桌确实要经过很多道手续，每一道都有成本，也都有人在做事。值得看的不是份额高低，而是这块份额的边界由谁来划。

“农场到零售的价差”——零售价减去其中所含农产品的农场价值——在经济学里是个中性的描述性概念，它反映加工、批发、零售各环节的营销成本2。但当这些中间环节高度集中，价差的分配就不再只取决于成本。粮食的零售和加工长期处在少数大公司手里，收购端也是如此；在产地，能把农民的粮食收上来、烘干、分级、储存、再运出去的买家，往往就那么几家。一个种大豆的巴西农户、一个种玉米的美国农户，面对的不是一个有许多买家竞价的市场，而是一个买家寥寥的市场。经济学给这种结构起了个名字，叫寡买（oligopsony）——卖方众多、买方稀少17。

在这种结构里，农民是价格接受者。播种时他不知道收获时的价格，收获时他也很难等——粮食要烘干、要仓储、要资金周转，每多放一个月都是成本，而收购站、仓库、加工厂、运输、乃至给他贷款买种子化肥的金融服务，常常都来自同一批公司。卖给谁、按什么价、什么时候结算，这些条件里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在田边谈出来的，而是在他下地之前就已经由这台机器写好了。前面几期拆过这台机器如何从种子、农资一直经营到收购、仓储、加工、生物燃料和贸易融资18。链条越长，握在中游手里的环节越多，农民能讨价还价的余地就越小。

有一种把这种关系写到极致的安排，叫合同农业：公司事先和农户签约，约定收购的品种、标准、价格，有时还提供种苗、饲料、技术。对农户来说，这意味着销路有保障；但也意味着，市场波动、品质风险、乃至投入品涨价的压力，相当一部分被合同的措辞下压回了农户那一端。订单稳定的另一面，是议价空间的让渡。

二

如果说价差和寡买还属于“结构使然”、不含恶意的灰色地带，那么 1996 年的一桩案子，把中游议价权能走多远，留下了一份法院级的记录。

主角是 ADM——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BCD 里唯一一家上市、因而必须向监管者披露的公司。这桩案子和粮食本身关系不大，标的是赖氨酸，一种加进动物饲料的氨基酸添加剂。1992 到 1995 年间，ADM 与日本的味之素、协和发酵（Biokyowa）、韩国的世源（Sewon）和第一制糖（Cheil Jedang）五家公司，坐到一起，固定赖氨酸的价格、瓜分各自的销量3。合谋的头九个月，赖氨酸价格被抬高了约 70%3。

这件事之所以能从“业内传闻”变成“法庭证据”，是因为屋里坐着一个人在录音。ADM 生物制品部门的总裁马克·惠塔克（Mark Whitacre），从 1992 年 11 月起成了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在东京、巴黎、墨西哥城、香港的一间间会议室里，录下了数百小时的音视频4。这是“录像时代”的第一桩大型价格操纵案。后来这些材料里浮出一句话，被反复引用，几乎成了这桩案子的题眼——据 FBI 录音和经济学者约翰·康纳（John Connor）的研究，ADM 内部流传着一条信条：“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客户才是敌人。”这句话被归于时任 ADM 总裁詹姆斯·兰德尔（James Randall）4。把客户当成要从中榨取的对象，把本该竞争的同行当成可以分赃的伙伴——这不是结构的副产品，而是一种明确的算计。

1996 年 10 月，ADM 认罪，支付了当时美国史上最大的一笔刑事反垄断罚款：1 亿美元，其中赖氨酸合谋 7,000 万、同时了结的柠檬酸合谋 3,000 万3。公司认罚了，人也没躲过。1998 年 9 月，三名 ADM 高管经约十周审判被定罪：副董事长米克·安德烈亚斯（Mick Andreas）、玉米加工部门总裁特里·威尔逊（Terry Wilson），以及那位线人惠塔克3。1999 年一审给安德烈亚斯和威尔逊各判 24 个月，2000 年第七巡回上诉法院认为一审低估了二人的领导角色、发回重判，最终安德烈亚斯 36 个月、威尔逊 33 个月5。这两段刑期与惠塔克的反垄断刑期相加，构成了当时被广泛援引的“99 个月”反垄断监禁纪录。

这里要把一个常被混淆的事说清楚。惠塔克本人后来坐了约九年牢，1998 年 3 月入狱，2006 年底获释6。但他那九年的主刑，来自他在替 FBI 卧底期间侵吞公司约 900 万美元的欺诈，与反垄断本身基本无关；他因价格合谋获得的刑期只有约 30 个月6。把“九年”算成反垄断的代价，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读。这桩案子 2009 年被拍成电影《告密者》（The Informant!），由马特·达蒙扮演惠塔克3——一个把卧底、谎言和滑稽搅在一起的故事，反而让很多人记住了这桩本来枯燥的反垄断案。

赖氨酸不是粮食，这桩案子也只发生在一家公司、一种产品上。但它留下的，是一份关于“中游议价权的上限在哪里”的法庭记录：当买方足够集中、彼此又足够熟络，价格可以不再由市场决定，而由几个人在会议室里商量决定。这不是对今天某家公司的指控，而是一个被司法系统坐实过的、关于这类结构能走到哪一步的样本。

三

账单的另一张，开给森林。这一张比第一张更难算，也更容易被写成檄文，所以更要小心地只用能核实的部分。

2004 到 2005 年，巴西亚马逊的大豆扩张里，相当一部分是踩着新砍的林子来的。2006 年，在绿色和平一场揭露运动的压力下，巴西的主要大豆公司——包括 ABCD——签署了一份《亚马逊大豆禁令》（Amazon Soy Moratorium），承诺不再收购在新近清林的亚马逊土地上种出来的大豆7。这是一次由企业、政府和环保组织共同促成的供应链治理实验。

它有没有用？同行评审的研究给出了一个相对正面的答案。一项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的研究估算，在禁令实施的头十年（2006 至 2016），适宜种豆的亚马逊地区，相对于没有禁令的反事实情景，毁林减少了约 0.66 个百分点，换算下来，大约避免了 18,000 平方公里的毁林——这个估计有正负 9,000 平方公里的不确定区间7。区间不小，但即便取下限，也是一片不小的森林。治理，在这一片地方，确实起了作用。

可同一批研究也指出了它的另一面。禁令只管亚马逊，于是大豆扩张的压力转移到了隔壁——塞拉多（Cerrado），一片同样珍贵、却不在禁令保护范围内的稀树草原。2000 到 2014 年，塞拉多约 30% 的大豆扩张，是以原生植被为代价的8。换言之，禁令没有消除毁林，它把毁林从一个生态系统挪到了另一个。治理转移，而非消除。这是供应链治理一个不太上镜、却很实在的局限：你管住了被盯着的那块地，被砍的树可能只是搬了个家，而新的那块地，恰好不在任何一份宣言的封面上。

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比任何一个单独的标签都更接近真相。禁令既不是漂绿的空头支票，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它确实保住了一片亚马逊，也确实把一部分压力推给了塞拉多。两件事同时成立。

四

比“治理是否有效”更硬的，是一条可以逐年核对的承诺-失约时间线。

2014 年，纽约气候峰会上，一批政府、企业和组织签署了《纽约森林宣言》（New York Declaration on Forests）。嘉吉是签署方之一，承诺到 2020 年消除其棕榈油、大豆、纸浆、牛肉等供应链中的毁林9。

2020 年到了，目标没有实现。嘉吉放弃了 2020 这个时点，把“供应链无毁林”的承诺顺延到了 2030 年9。它另外承诺，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的关键作物直接和间接供应链上，到 2025 年消除毁林和土地转换19。金融研究机构 Chain Reaction Research 对此的评估是，嘉吉的新政策“不足以充分缓解巴西的毁林风险”20。这些日期是公开的、白纸黑字的，可以一年一年地核对。一份 2020 年要兑现的承诺，在 2020 年被推到 2030 年——这件事本身不需要任何形容词，时间线就是它最有力的陈述。

为什么要用这条时间线，而不用更响亮的说法？因为更响亮的说法属于另一个范畴。2019 年 7 月，环保组织 Mighty Earth 发布报告，把嘉吉称作“世界上最差的公司”10；它还把邦吉、嘉吉、JBS 三家列为巴西毁林的“恐怖三人组”（Terrible Trio）11。这些是 Mighty Earth 这家倡导组织的评价和主张，不是法院的认定，也不是中立机构的裁断。引用它们，要把归属交代清楚：这是一个 NGO 的说法。一个 NGO 给一家公司贴的标签，无论多么醒目，证明力都不等同于一份监管文件或一纸判决。把承诺-失约的时间线和学术量化放在前面，把 NGO 的标签放在归因里——这不是替谁辩护，而是让不同等级的证据各归其位。

至于法院真正说过什么，也得写准。2021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 Nestlé USA v. Doe 一案中以 8 比 1 作出裁决，涉及几名原告指控嘉吉和雀巢的可可供应链使用童工。但这份裁决处理的是一个管辖权问题——《外国人侵权法》（Alien Tort Statute）能否管到“公司仅仅在美国存在”这种情形——法院判定不能12。它是一份关于美国法院能不能受理此案的程序性裁断，不是一份认定嘉吉清白、或认定指控不实的实体判决。把它写成“法院判嘉吉无罪”，是一个事实错误。这桩案子留下的，是一个管辖权的边界，而不是一个是非的结论。

五

把镜头拉到当下，会发现这两张账单并没有停止累积，只是被新的规则和判决重新框定。

合规这一端，2025 年出了一件值得记下的事。9 月 25 日，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无罪判决，认定棕榈油巨头丰益国际（Wilmar）腐败罪成立，涉及它在 2021 至 2022 年食用油短缺期间违规获取出口许可13。法院判令查扣约 11.8 万亿印尼盾、约合 9.07 亿新加坡元，作为对国家损失的补偿；这笔钱约合 7 亿美元，与丰益国际 2024 财年约 11.7 亿美元的净利润相比，量级上约相当于其近一年净利的六成上下13 22。值得留意的是这桩案子的前情：2025 年 3 月，下级法院本已宣判无罪，但数周内，主审法官与相关法官因涉嫌受贿被捕、被诉21。这一回，是一份法院判决，不是 NGO 标签。

规则这一端，欧盟那部针对进口农产品的《零毁林法规》（EUDR）一再推迟。它要求木材、橡胶、大豆、棕榈油、咖啡、可可、牛肉七类商品的进口商证明产品未涉及毁林，直接关系到 ABCD、丰益、中粮这些公司的供应链。2025 年 12 月，欧洲议会再次表决推迟并简化：大中型企业的适用时点推到 2026 年 12 月 30 日，微型和小型企业推到 2027 年中14。一部本应约束下游账单的法规，自己也在被一年一年地往后推。

把这些拼起来：上游那一端，农民拿到的份额薄、议价权弱，这是结构；中游议价权能走到合谋，赖氨酸案是法庭坐实过的样本；森林那一端，治理能起作用、也会发生转移，承诺能立下、也会被推迟；而新的判决和法规，有的来得很重（丰益的 9 亿新元），有的迟迟不来（一推再推的 EUDR）。这台机器搬运全世界的口粮，养活几十亿人，也持续地把一部分代价记在两群最没有议价能力的对象账上——种粮的人，和远处不会说话的树。账单还在累积，机器还在运转。这两件事，和前面所有章节里的那些，一样地同时成立。

参考文献

USD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Food Dollar Series — Summary Findings（总口径农场份额 2024 = 11.8¢，营销 88.2¢）。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RS。链接 →
USDA ERS, Price Spreads from Farm to Consumer / FAO 关于“农场到零售价差”作为加工/批发/零售营销成本的中性描述性概念。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RS / FAO。链接 →
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1996-10 ADM 认罪、支付当时最大刑事反垄断罚款 $100M（赖氨酸 $70M + 柠檬酸 $30M），与味之素/协和发酵/Sewon/Cheil Jedang 五方合谋固定赖氨酸价、头九个月抬价约 70%；三名高管 1998-09 定罪；2009 年改编为电影《The Informant!》。U.S. Department of Justice。链接 →
John M. Connor, “Our Customers Are Our Enemies”: The Lysine Cartel of 1992–1995,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内部信条“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朋友，客户是敌人”据 FBI 录音/Connor 研究，归于 ADM 总裁 James Randall；Mark Whitacre 1992-11 起卧底录音）。链接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1999 一审 Andreas/Wilson 各 24 个月，2000-09 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发回重判 Andreas 36 个月、Wilson 33 个月（领导角色加重，罚款不变）。justice.gov/archive/atr/2000 文件 6544。链接 →
关于 Mark Whitacre 因侵吞约 $9M 欺诈另案获刑、合计约九年（1998-03 入狱、2006-12 释放），其反垄断刑期仅约 30 个月——九年主刑来自欺诈而非反垄断的辨析。Wikipedia（lead）/ Cartel Capers，转引 Connor 与 DOJ。链接 →
关于 2006 年《亚马逊大豆禁令》（主要大豆公司含 ABCD 签署）及其首十年（2006–2016）避免约 18,000 ± 9,000 km² 毁林的同行评审评估。Science Advances / Nature Food。链接 →
关于 2000–2014 年塞拉多（Cerrado）约 30% 大豆扩张以原生植被为代价、禁令致毁林“转移而非消除”的研究。Science Advances (2019)。链接 →
Cargill 2014 年签署《纽约森林宣言》（New York Declaration on Forests）承诺 2020 年消除毁林，后放弃该目标、推迟至 2030 年的承诺时间线。New York Declaration on Forests / Cargill 可持续发展披露。链接 →
Mighty Earth, Cargill: The Worst Company in the World（2019-07）——NGO 倡导评价，非法院或中立机构认定。Mighty Earth。链接 →
Mighty Earth 大豆/牛肉毁林追踪：将 Bunge/Cargill/JBS 列为巴西毁林“Terrible Trio”——NGO 倡导主张，须归因。Mighty Earth。链接 →
Nestlé USA, Inc. v. Doe, No. 19-416, U.S. Supreme Court（2021-06-17，8:1）：裁定《外国人侵权法》（ATS）不及于“公司仅在美存在”——仅为管辖权裁断，非对可可童工指控实体是非的认定（非“判嘉吉无罪”）。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链接 →
2025-09-25 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推翻下级法院无罪判决、认定 Wilmar（连同 Musim Mas、Permata Hijau）棕榈油出口许可腐败罪成立（涉 2021–22 食用油短缺期），判令查扣约 11.8 万亿印尼盾（约 S$907M）作国家损失补偿。Nikkei Asia, “Singapore’s Wilmar guilty of corruption in Indonesia palm oil case”；The Jakarta Post, “Supreme Court annuls palm oil giants’ corruption acquittal”（2025-09-27）。链接 → ; 链接 →
欧洲议会 2025-12-11 再度推迟并简化《欧盟零毁林法规》（EUDR）：大中型企业适用推至 2026-12-30、微小企业至 2027 年中；覆盖木材/橡胶/大豆/棕榈油/咖啡/可可/牛肉七类，关系 ABCD/Wilmar/COFCO 供应链合规。European Parliament。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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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a Murphy, David Burch & Jennifer Clapp, Cereal Secrets: The World’s Largest Grain Traders and Global Agriculture, Oxfam Research Report, 2012（贸易商从种子、农资到收购、仓储、加工、生物燃料、金融服务的全链条经营）。Oxfam。链接 →
Cargill 公开承诺：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关键作物直接与间接供应链 2025 年消除毁林与土地转换；2030 年实现供应链无毁林。Cargill 可持续发展披露 / Agriculture Dive。链接 →
Chain Reaction Research 评估：Cargill 新政策“不足以充分缓解巴西毁林风险”（金融研究机构，相对中立）。Chain Reaction Research。链接 →
Wilmar 案前情：2025-03 印尼下级法院原判 Wilmar、Musim Mas、Permata Hijau 三家无罪；数周内（2025-04）印尼检方逮捕南雅加达地方法院首席法官及三名主审法官，指其收受约 110 万美元贿赂（另指经中间人输送资金达约 600 亿印尼盾）以换取有利判决，四名法官与两名律师被起诉。Reuters（经 U.S. News 转载）, “Indonesia Arrests Judges Who Cleared Palm Oil Companies of Graft Charges”（2025-04-14）；Mongabay 综述。链接 → ; 链接 →
Wilmar International FY2024 业绩：全年净利约 $1.17bn（同比约 -23%）、营收约 $674 亿——作为前条没收金额（约 7 亿美元）相对其年净利量级的分母参照。Wilmar International FY2024 Results News Release（SGX 披露）。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