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从一个看上去像会计错误的结构说起。
先锋集团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但它没有股东。准确地说,它的股东是它自己管的那些基金;而那些基金,又归买了基金份额的投资者所有。一句话:投资者拥有基金,基金拥有公司。1这个圈是闭合的,外面没有任何一个等着分红的老板。
这不是为了好听编出来的说法,它有法律后果。先锋的管理公司给旗下基金提供投资管理和行政服务,收费方式是“按成本”——只把自己花掉的钱摊回去,不在上面加一层利润抽给外部股东。省下来的、本该是利润的那部分,以更低的费率退还给投资者。2
这一个安排,决定了先锋这台机器只能朝一个方向走。
一家普通的资产管理公司,规模越大,赚得越多,多出来的利润进了股东口袋。先锋没有这样的口袋。它规模越大,固定成本摊在越大的资产上,按成本算出来的那个费率就只能往下掉。现任掌门人萨利姆·拉姆吉把这件事说得很直白:我们越大,它就越低。3先锋说,五十年里它把费率往下调了两千一百多次。4这不是某一年的促销,是结构逼出来的单向棘轮——只能松,不能紧。
竞争对手为什么没法照搬?因为它们都有那个先锋没有的东西:一个要回报的老板。一家上市的或私募持股的资产管理公司,存在的意义就是给股东挣钱;如果它永远只按边际成本收费,等于把自己赖以存在的利润清零。它们可以在某一只产品上把费率打到零,当成引流的赔本买卖——富达二〇一八年就推出过零费率指数基金——但它们没法把“按成本”变成整家公司的运行逻辑,除非先把自己的商业模式拆掉。5先锋的棘轮之所以是单向的,正因为它没有利润要保护。
这套结构压回去的钱,曾经被一个想告它的人,估出过一个具体数字。
二〇一三年,先锋的一名前税务律师大卫·达农举报了公司。他的逻辑是这样:美国税法要求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按“公平交易”的市场价定价,而先锋的管理公司给自己旗下基金的收费,远低于市场上同行的水平,等于人为压低了应税利润。他向税务部门递交的报告估算,如果先锋按竞争对手那样的费率水平(当时约百分之零点七一到零点八二,而先锋约百分之零点二)收费,那么在二〇〇七到二〇一四这八年里,它本该多交约三百四十六亿美元的税。6这些诉讼后来大体被驳回或不予受理,从法律上讲达农没赢。但那个数字反过来读,是另一层意思:三百四十六亿美元,是这套结构没有变成利润、而是留在了投资者口袋里的钱。它把先锋“不替自己赚钱”这件抽象的事,换算成了一个能看见的金额。
先锋因此常被当成这个故事里“设计上的好人”。但好人也有自己的盲区,而且恰恰藏在它最自豪的那个结构里。
法学家卢西安·贝布丘克提醒的是另一面。先锋喜欢说,投出去的票背后是“投资者的钱,所以我们替他们负责”。贝布丘克和合作者哈斯特反驳说,这话回避了一个问题:那些票具体怎么投,是公司的管理层在决定,而管理层的激励,并不会因为公司归基金所有就自动对齐投资者。给所有指数基金都带来好处的那种尽责监督,花钱的是先锋一家,好处却被所有同行白白搭便车;而认真盯一家公司的治理,又可能得罪它背后那层养老金和企业客户关系。这两股力量都把人往“少花钱、多顺着管理层”的方向推。7更微妙的是,正因为先锋按成本运行,它连把尽责监督的开销当成利润转嫁出去的余地都没有,反而更没有动力去养一支庞大的监督队伍。8“按成本”治好了费用问题,没治好谁来替这份所有权负责的问题。
这套结构今天到了什么规模,可以用一只基金来标记。先锋的标普五百ETF,代码VOO,费率百分之零点零三,二〇二五年二月超过道富的SPY成为全球最大的ETF,又在二〇二六年六月二日,靠一天十七亿美元的流入,成为史上第一只资产突破一万亿美元的ETF。9整家公司截至二〇二五年九月底管着约十一点六万亿美元——先锋是私人持有的,不像上市同行那样按季披露,这个数字取的是它自己给出的口径。10一万亿美元装在一只每年只收三个基点的产品里。这是先锋这台机器的逻辑跑到极致的样子:最便宜的那个,赢了。
光环也有裂缝。二〇二〇年底,先锋把一只机构版目标日期基金的最低申购门槛从一亿美元降到五百万美元,大批机构客户从更贵的零售版基金转去机构版,这场撤离把巨额资本利得税单,砸给了留在零售版里那些应税的小投资者——恰好是先锋一向声称要服务的那群人。为此先锋在二〇二五年一月与美国证监会和解,赔付约一点零六亿美元,又在十月与多州监管机构以约一点三三亿美元和解。11那个把费用压到地板的圣徒,因为让普通储户吃了一记意外税单,被罚了款。
二
第二台机器,从一次亏损开始讲起。
一九八六年,拉里·芬克在第一波士顿主管抵押贷款债券业务。他的团队押注利率会上行,做了相应的对冲,结果利率反向下行,对冲全数失效,一个季度亏掉约一亿美元。12他后来的说法是:我们让公司亏了一大笔钱,一夜之间,我们从“合伙人”变成了“弃儿”。13大约两年后他被挤出局。
一九八八年,芬克带着七个伙伴,在黑石内部用一条约五百万美元的信贷额度起家,创办了后来的贝莱德。14这家公司的创立神话,就建在那次亏损上:它要做一家把风险测量和定价做到偏执的资产管理公司,好让自己永远不再被同一种意外打懵。日后它最值钱的那台引擎,正是从这个执念里长出来的。
那台引擎叫阿拉丁。
阿拉丁是一套统一的平台,管投资组合、管交易、管运营、管合规,而它的核心是风险分析:跑历史情景和蒙特卡洛模拟,做压力测试,每天把各类资产的头寸和敞口摊开给人看。15关键的数字来自《金融时报》二〇二〇年二月的报道:当时有约二十一点六万亿美元的资产“坐在”这个平台上,而这些资产只来自它二百四十家客户里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约八十家客户的账本,就相当于全世界股票和债券总和的约百分之十。16这些客户里有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捐赠基金,也有央行,还有贝莱德自己的竞争对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替许多与它正面竞争的同行管着风险这套底层管线。
这就让阿拉丁从一个产品,变成了某种基础设施,也带来了一类新的担心。批评者问的是:如果全球很大一部分资产,都在读同一套阿拉丁发出的风险信号,那么一旦出事,几万亿美元会不会以同一种方式同时反应,形成危险的羊群。17前主信全球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吉姆·麦考恩说得更重:风险管理上任何接近寡头垄断的局面,一旦系统里有任何薄弱环节,都会格外危险。18监管者也留过话: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二〇二一年警告,像阿拉丁这样庞大的组合与风险系统一旦失灵,可能“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或“损害市场完整性”;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更早在二〇一四年就提醒,各家公司“可能过度依赖同一批外部风险模型”。19贝莱德的回应来自首席运营官罗布·戈德斯坦:阿拉丁的风险工具是用来支持、而非取代投资经理的。20
同一台引擎,还让贝莱德两次被政府请去当系统的急诊医生。
二〇〇八年,纽约联储找上贝莱德,让它给危机里那些有毒资产估值并管理清算——承接贝尔斯登约三百亿美元资产的“缅街”系列实体,以及美国国际集团的相关债券组合,还就房利美、房地美等问题资产提供咨询。21这让贝莱德坐实了华盛顿危机管家的位置。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又雇了贝莱德的金融市场咨询部门,去执行它的紧急企业债购买计划,规模最高可达约七千五百亿美元。22
这次安排引来了尖锐的利益冲突质疑。一个由三十家倡导团体组成的联盟在三月二十七日致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贝莱德是“它将要为之做决定的许多公司的最大持有人”;而那个购债计划被允许买入投资级企业债ETF,包括贝莱德自家的iShares产品——这意味着它可以把自己的基金,卖进一个由纳税人兜底的工具里。23“既是买方又是卖方”,是当时最常被引用的一句概括。24几位国会议员要求加强监督。25贝莱德这边的辩词是:它在二〇二〇年这部分任务上放弃或限制了费用,公司内部设有防火墙,而且联储找它,恰恰是因为没有别人有阿拉丁这样的工具。两边的说法都该摆在桌面上。
把这家公司变成一个准政策声音的,还有芬克每年那封致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公开信。
二〇一八年那封信叫《一种使命感》,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这条弧线在二〇二〇年一月达到顶点,那封信题为《金融的根本重塑》,里面写道“我们正处在金融根本重塑的边缘”,并给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气候风险就是投资风险”,还预言资本会比多数人预想的更早大规模重新配置。26那是资产管理人道德权威的高水位线。
退潮来得也快。到二〇二二、二三年,贝莱德同时被两边夹击:右翼骂它“觉醒资本主义”,红州扬言撤资;左翼骂它“漂绿”。二〇二三年六月的阿斯彭思想节上,芬克说他已经不再使用“ESG”这个词,因为它被“极左和极右双双武器化”,他对自己卷进这场政治化的争吵感到“羞愧”。27此后贝莱德把“ESG”悄悄换成了“转型投资”“财务韧性”这类措辞。话语在退,票也在退:贝莱德对环境与社会类股东提案的支持率,从二〇二一年的逾百分之四十,一路降到二〇二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一、二三年的百分之七、二四年的百分之四,到二〇二五年已不足百分之二——那一年全球三百五十八项此类提案,它只支持了七项。28那个被描绘成强推ESG的霸主,更像是跟着政治风向走,而不是在定义风向。
芬克本人的位置,二〇二五年八月又添了一笔:克劳斯·施瓦布退出后,他被任命为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的临时联合主席(与安德烈·霍夫曼共任)。29是临时联合主席,不是主席。
而这家公司正在变成的样子,也许比“被动巨头”这个标签所能容纳的更复杂。二〇二四到二五年,贝莱德花了约二百八十亿美元,一路买进高费率、不流动的另类资产和私募市场数据:二〇二四年十月收下全球基础设施合伙公司,组成约一千七百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平台;二〇二五年三月拿下私募市场数据商Preqin;同年七月完成对私募信贷机构HPS的收购,增加约一千一百八十亿美元资产。30它在二〇二五年六月的投资者日上立下目标:到二〇三〇年募集四千亿美元私募市场资金,让私募加技术业务占到收入的三成以上(这些是目标,不是已实现的数字)。31买下Preqin尤其说明问题——那是私募资产的数据与基准层,相当于私募世界的“彭博”。换句话说,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低费指数化”的这家公司,正想把它在公开市场用iShares做成的事,在私募市场用数据和指数再做一遍。截至二〇二六年三月底,贝莱德管着约十三点九万亿美元,创下纪录。32“被动指数管理人”这个标签,正在它脚下慢慢溶解。
三
第三台机器,发明了这一切,却始终是三家里最小的那个。
道富的资产管理部门,从一九七八年成立到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改名为“道富投资管理”之前,一直叫道富环球投资。33它截至二〇二六年三月底管着约五点六万亿美元,排在贝莱德(约十三点九万亿)和先锋(约十一点六万亿)之后,是三家里最小的。34可它名下有一件东西,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启了整个ETF时代:SPY。
SPY的故事,得从一个本不在金融行业核心的人讲起。
内森·莫斯特是个做过商品交易的人,一九七六年加入美国证券交易所,主管新产品开发。35当时交易所的股票一侧很冷清,每天只成交约两百万股,莫斯特到处找能挂牌的新东西,盯上了几十年几乎没变过的共同基金。36他的灵感来自商品仓库的仓单:仓库收下一批货,开出一张可以拆分、可以转手的凭证。把这套搬到证券上——把一篮子股票存进一个信托,再开出可交易的凭证——就成了ETF的雏形。37
这里有一个三家公司之间的交叉。莫斯特最早把这个想法拿去推销的人,是先锋的杰克·博格尔;博格尔拒绝了,理由是把基金挂到交易所上市会增加交易成本,与他只认低成本的那套理念相冲突。38定义了道富的那个产品,最初被递到了先锋创始人面前,又被他推了回去。
让ETF真正成立的,是一处不起眼的工程:实物申赎。所谓“授权参与者”,是一批大机构,它们存入或取出的是那五百只成份股本身组成的篮子,而不是现金。这一下子绕开了佣金拖累,也躲开了传统共同基金那个甩不掉的资本利得分配难题,还靠套利把ETF的价格牢牢拴在净值附近。39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那场“黑色星期一”崩盘,又从外部推了一把:监管者事后发现,市场缺一个能代表大盘的单一证券,于是对莫斯特的方案多了几分接受。40整件事从说服交易所到通过证监会前后花了约六年,SPY在一九九三年一月获批上市时,莫斯特已经七十九岁。41今天,SPY是全世界成交最活跃的证券,二〇二五年上半年成交额约四点六万亿美元,比巴西、法国、英国或意大利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还高。42一个七十九岁老人对粮仓的类比,长成了这个。
而道富留在这本书里最锋利的一幕,与SPY无关,与一尊雕像有关。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国际妇女节前夜,道富在曼哈顿下城立起一尊小女孩铜像,叉腰昂头,正对着那头著名的华尔街铜牛。雕像由克里斯滕·维斯巴尔创作,广告由麦肯纽约操刀,是道富委托的。43它叫“无畏女孩”,用来宣传道富一项呼吁三千五百多家公司增加女性董事的运动,也是为了给它那只性别多元主题ETF(代码SHE)造势。44这尊像几乎瞬间成了全球符号。
几个月后,同一个公司家族里出了另一则消息。二〇一七年十月,道富同意支付五百万美元(四百五十万美元补发工资加约五十万美元利息),了结美国劳工部联邦合同合规办公室的调查认定:它在薪酬上亏待了自己的三百零五名女性高管和十五名黑人副总裁,差距出现在高级副总裁、董事总经理和副总裁等层级,覆盖二〇一〇到二〇一一年。45那个竖起全世界最著名性别平等雕像的公司,被查出在亏待自己的女员工和黑人员工。
这件事后来又发生了一次。二〇二四年七月,劳工部同一个办公室的又一次和解中,道富划出四百二十万美元,用于调整薪酬,起因是对其波士顿周边四处办公地点的例行合规审查,发现了女性董事总经理在基本工资和奖金上的差距(在此之前它已自行调整了约四十八万美元),违反了第11246号行政命令。46
到二〇二五年三月,符号本身被收了起来。在特朗普行政命令之后的反多元化政治压力下,道富取消了它的董事会多元化投票政策——废除了要求指数成份公司女性董事占比至少百分之三十的硬指标,撤掉了要企业设定多元化目标、披露董事会性别与种族构成的要求,从二〇二五年的代理投票指引里删去了数字化的多元目标,改用一句把决定权交还给“提名委员会”的措辞。47无畏女孩所象征的那场运动,除了那尊像,基本被退了回去。这条线索是清楚的:先做成符号,再被查出是它要纠正的那种歧视者,最后在风向转变时把符号本身放下。
道富也是三家里监督队伍最小的。它的资产监督团队历来人数最少,按《金融时报》引用的数字大约十一人(贝莱德约三十一人、先锋约二十人),却要在每年约两万场以上的股东会、约十九万到二十万项提案上投票。48十来个人,盯着几千家公司一年里的所有治理事务——这就是“稀薄的尽责监督”最极端的样子。它同样是得州牵头那桩煤炭反垄断诉讼的被告,称该诉讼“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先锋已在二〇二六年二月以二千九百五十万美元和解,道富与贝莱德仍在应诉。49
四
把三台机器并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执行的是同一条指令,却各自带着很不一样的来历。
先锋是一个被设计成不替自己赚钱的合作社,它的麻烦在于:连“替投资者负责地投票”这件事,它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认真养人来做。贝莱德是一个想成为整个系统操作系统的帝国,它的麻烦在于:它既替政府救市,又替对手管风险,还持有它要为之做决定的那些公司,越长越像一个没人说得清该归谁管的公用事业。道富发明了这套游戏的核心工具,又最先把一个口号变成全球符号,它的麻烦在于:它最经不起被人对照着自己的账本和投票记录来看。
三家的基因不同,野心不同,丑闻也不同。但它们手里攒下的那样东西,是一样的——几乎每一家美国大公司的一大块股票,和随之而来的一大票投票权。
这一章一直绕着一个没明说的事实在走:无论这三台机器各自想成为什么,它们要执行那条“买下整个市场”的指令,就都得去持有市场里的每一家公司。下一章要正面去看,这个谁都没有刻意设计的副产品,是怎么把三家原本只想帮人省钱的公司,变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最大股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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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羊群风险:若大量资金对同一阿拉丁风险信号做出反应,“数万亿美元会以同一种方式对事件作出反应,造成危险的羊群行为”。来源同上 FT/Finadium。(A/B 级,批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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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申赎机制:由“授权参与者”以成份股篮子(而非现金)申购/赎回,绕开佣金拖累与资本利得分配难题,并靠套利将价格锚定净值;律师 Kathleen Moriarty 与 NSCC 搭建股票化发行管线。来源同上。(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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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0-19“黑色星期一”崩盘后,监管者发现市场缺一个代表大盘的单一证券,提高了对莫斯特方案的接受度。SSGA,“How SPY reinvented investing”;Wikipedia, SPDR S&P 500 ETF Trust。 原文 →(A/C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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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说服交易所到通过证监会约六年;SPY 于 1993 年 1 月获批上市(State Street 口径为 1993-01-22;部分史料记首个交易日为 1 月 29 日),莫斯特时年 79 岁。Institutional Investor;State Street 30 周年新闻稿。 原文 →(A/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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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Y 为全球成交最活跃证券,2025 年上半年成交额约 4.6 万亿美元,超过巴西、法国、英国或意大利的一年 GDP。Nasdaq/Zacks;SSGA insight。 原文 →(A/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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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女孩”铜像 2017-03-07(国际妇女节前夜)立于曼哈顿下城,正对“华尔街铜牛”;雕塑家 Kristen Visbal,广告由麦肯纽约(McCann)操刀,道富委托。Wikipedia, “Fearless Girl”;SSGA Fearless Girl 页。 原文 →(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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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像宣传道富呼吁逾 3,500 家公司增加女性董事的运动,并配合其性别多元主题 ETF(代码 SHE)。Wikipedia, “Fearless Girl.” 原文 →(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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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 道富支付 500 万美元(450 万补发工资 + 约 50.8 万利息),了结美国劳工部 OFCCP 认定其在薪酬上亏待 305 名女性高管与 15 名黑人副总裁(覆盖 2010–2011,涉 SVP/MD/VP 层级);时点在“无畏女孩”数月之后。Boston Globe(2017-10-05);Pensions & Investments。 原文 →(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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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 第二次和解:道富划出 420 万美元调整薪酬,起因为对波士顿周边四处办公地点的合规审查发现女性董事总经理薪酬差距(此前已自行调整约 48.3 万美元),违反第 11246 号行政命令。WBUR(2024-07-23);美国劳工部 OFCCP 新闻稿。 原文 →(A/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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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 道富取消董事会多元化投票政策:废除女性董事占比不低于 30% 的硬指标,撤销 DEI 目标/披露要求,删除数字化多元目标,改以将决定权交还“提名委员会”的措辞。Fortune(2025-03-05);Georgeson 政策分析。 原文 →(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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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富资产监督团队历来为三家中最小,约 11 人(贝莱德约 31、先锋约 20,均为 FT 引用口径/某时点值),却在每年约 2 万场以上股东会、约 19 万–20 万项提案上投票。FT,经 dpn-online;SSGA Stewardship Report 2024。 原文 →(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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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富为得州牵头煤炭反垄断诉讼(2024-11/12 起诉)被告,称其“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动议驳回于 2025-08-01 被否;先锋 2026-02-26 以 2,950 万美元和解,道富与贝莱德继续应诉。和解不含认错;诉讼进行中,措辞截至 2026-06。ESG Dive。 原文 →(B 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