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本书建立在什么材料之上

台湾在美国的影响力运作之所以可以被研究，根本原因是它大体上是合法且需要申报的。这与人们对“游说”的直觉相反——它最关键的部分不藏在暗处，而是躺在三套公开披露制度里。理解这三套制度的区别，是读懂全书所有数字的前提，因为全书反复强调的一个判断是：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台湾游说总额”，正是因为这些钱分属下面三套互不通约的制度。1

第一套：FARA（《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1938）。这是本书的主干材料。任何在美国为外国政府/政党/实体从事政治或公关活动的人，必须向司法部登记，并每半年申报：收了谁多少钱、接触了哪些议员和官员、做了哪些活动、捐了哪些政治献金。代表台湾的游说公司（Gephardt Group、Daschle Group、Park Strategies 等）都在这套制度下留痕。本书第一、四、五、七章的核心数字——2019 年 7 家机构、497 万美元、537 项活动、接触 476 名议员、143 笔献金共 156,794 美元——全部源自 FARA 原始申报。2

第二套：IRS Form 990（非营利组织年度报税表）。美国的 501(c)(3) 智库与基金会须每年提交 990 表，公开总收入、总支出、高管薪酬等。本书第六章对 Global Taiwan Institute（GTI）逐年营收的还原——尤其是 2019 年 565 万美元的异常峰值——直接来自 GTI 历年 990 表（经 ProPublica Nonprofit Explorer 数据库取得）。3

第三套：LDA（《游说披露法》，Lobbying Disclosure Act，1995）。这是国内游说的披露制度，与 FARA 是两回事。台积电（TSMC）就 CHIPS 法案、商务部补贴等商业利益所做的游说，走的是 LDA 而非 FARA——因为它代表的是一家公司的商业利益，不是“台湾政府”。本书第七章之所以反复强调“台积电的游说不能算进台湾官方游说总额”,根源就在这条制度分界线上。4

在这三套披露制度之外，本书还使用了三类二手材料：（1）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 Holly Zhang 与 Ben Freeman 为美国国际政策中心（CIP）撰写的《The Taiwan Lobby》(2021)——它逐条统计了 2019 年全部台湾相关 FARA 申报，是本领域目前最严谨的二次研究，本书的量化骨架即来自它；以及 JHU Press 的学术论文《Battle Without Gunfire》，提供了“两岸在美无声较量”的分析框架。5（2）调查报道，包括《华盛顿邮报》对 1990 年代国安局秘密基金的揭露、ProPublica 对 Park Strategies 与 Bill Owens 访台案的追踪、CNN/Politico 对 Bob Dole 游说特朗普的报道、WBUR/OPB 对议员访台未申报的调查。（3）机构自述，包括各游说公司、TECRO、FAPA、智库的官网与年报——这类材料属利益相关方发布，本书使用时一律标注其性质。

二、证据分级：A / B / C 三档

这本书最不愿意做的事，是让一句记者的转述和一份政府备案文件在读者眼里显得一样可靠。为此，研究阶段为每一条关键结论建立了一份《证据分级表》（evidence ledger），按可复核程度分为三档。这套分级贯穿全书：

  • A 级——可直接复核的一级记录。政府申报文件（FARA 备案、IRS 990、国会法案记录、司法部记录）、官方法条。例如 GTI 逐年营收（IRS 990）、TRA 立法日期（Congress.gov）、历届对台军售通报额（USTaiwanDefense/Forum on the Arms Trade 汇编官方通报）。这是本书最硬的地基。
  • B 级——多源交叉的可靠二手。严肃媒体或学术机构的报道，且能与另一独立来源相互印证。例如 Cassidy 合约 450 万美元换康奈尔签证、1995–2000 年付款总额 9,818,548 美元对半来自国安局基金与国民党台综院——这些来自《华盛顿邮报》、DOJ 记录与 provokemedia 三方交叉。B 级是本书的主体。
  • C 级——合理推断或单源。作者基于结构与常识做出的解释，或仅有单一来源支撑的细节。例如“国会台湾连线 229 与 114 两个数字的差异，源于 CMO（国会议员组织）成员登记的累积性与名单更新滞后”——这是符合国会通行实践的合理推断，但无单一权威文件直接证实。全书凡属 C 级的判断，正文一律以“本研究判断”“可以认为”“据……推断”等措辞明示，绝不伪装成事实。

三、已证实 vs 推断：一条贯穿全书的红线

这本书的写作纪律是：事实标来源，推断标身份。

凡是带有具体数字、人名、日期、金额的陈述，背后都有一条可追溯的来源（见各章末“本章注释”与附录 C《参考文献》）。凡是从这些事实里引申出的因果、动机、定性判断，则一律改用推断的语气，并尽量说明推断的依据。

最典型的例子是“游说与军售的关系”。本书确证两组事实：台湾 2019 年花 497 万美元做 FARA 游说（A/B 级）；同期美台军售在数十亿美元量级、特朗普第一任期通报额达 182.78 亿美元（A/B 级）。但本书拒绝把这两组事实连成“游说→军售”的简单因果。军售是地缘战略、对华制衡、两党国会共识、防务产业利益等多重结构共同决定的，游说只是其中一环。这一克制，是全书反复出现的“力量来自契合而非收买”这一主命题的方法论根据。6

同样的克制也用在 1990 年代的“秘密基金”上。本书确证了基金的规模量级、Cassidy 合约金额、付款来源拆分（B 级）；但对“买影响力”的政治定性保持节制——把它放回 1979 年断交后台湾极力突破国际孤立的历史处境里理解，而不是抽象地指控为“操纵”。

四、本研究的局限：哪些地方它必须说“不知道”

一项诚实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它确证了什么，也在于它清楚地划出自己能力的边界。本书有四处明确的“不可知”：

其一，无法还原各资金渠道的精确占比。如前所述，FARA 游说、智库捐赠、商业游说、政府对政府项目分属四套互不通约的披露制度，口径、周期、覆盖范围都不同。本书只能给出量级排序（FARA 官方游说与台积电商业游说同处数百万美元量级，且后者已逼近前者），而无法给出一个“台湾对美影响力总开支 = X 美元”的单一数字。任何声称能给出这一总额的说法，本书认为都是不严谨的。7

其二，2023–2025 年的最新 FARA 逐家明细未能取得。OpenSecrets 的国别 FARA 页面（Taiwan，country 147）采用动态渲染与反爬机制，本研究的自动化抓取（WebFetch/WebSearch）多次返回 403，未能取得 2023–2025 年的逐家逐年表格。本书的逐家细节因此主要锚定在 2019 年（CIP 报告）与 2022 年（Responsible Statecraft 口径）两个快照上。要取得最新的完整明细，需直接查询司法部 efile.fara.gov 系统——这是留给后续研究者的明确任务（见附录 B）。8

其三，智库大额捐赠的具体捐赠人不可证。GTI 2019 年 565 万美元的营收峰值远超当年支出（76 万美元），明显是一笔资本性注资。但 IRS 990 表的捐赠人明细（Schedule B）依法对公众隐去，本研究无法确证这笔钱的具体来源。本书只能指出峰值的存在与异常，而不能点名出资方。9

其四，私域不可见。FARA 申报的是“政治活动”，但游说的相当一部分发生在无需申报的社交、私人关系、非正式沟通里。本书研究的是可申报、已申报的那部分影响力——这既是它的可靠之处（有据可查），也是它的天然盲区（看不见的部分确实存在）。本书对影响力的所有估计，因此都应理解为下限而非全貌。

五、一份诚实的总声明

把以上四点合起来，本书愿意给读者一个直白的承诺：它告诉你的每一个具体数字，都尽力做到可追溯、可复核；它做出的每一个判断，都尽力与事实分开标注；而它不知道的地方，它会直接告诉你它不知道。

这本书既不想把台湾的影响力机器写成一个操纵美国的阴谋——证据不支持那样的结论；也不想把它美化成纯粹的民主声援——灰区和代价是真实存在的。它想做的，只是把一台大体合法、大体公开、却很少被人拼起来看的机器，尽量诚实地拆开摆在桌面上。

本章注释

[1] FARA / IRS 990 / LDA 三套披露制度的区别与“无单一总额”的判断：本研究综合，详见 deep-dive 05《资金渠道占比还原 + 2023–2025 最新 FARA 明细》（research/deep-dive/05-funding-channels-and-latest-fara.md）。

[2] 2019 年 FARA 总览数字：Holly Zhang & Ben Freeman, The Taiwan Lobb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 FITI, April 2021, https://mr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3ba8a1_b42f98810cf54d5ba207b098c1dcdaef.pdf （全文存档于 research/raw/web/zhang-freeman-2021-taiwan-lobby-CIP.txt）。

[3] GTI 逐年营收（IRS Form 990）：ProPublica Nonprofit Explorer,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EIN 47-4583894), https://projects.propublica.org/nonprofits/organizations/474583894 ；详见 deep-dive 03。

[4] TSMC 商业游说（LDA，非 FARA）：OpenSecrets, TSMC lobbying summary, https://www.opensecrets.org/orgs/taiwan-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summary?id=D000067818 。

[5] 量化骨架来源 Zhang & Freeman (2021)，同注 2；分析框架 “Battle Without Gunfire: Taiwan and the PRC’s Lobbying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ject MUSE / JHU Press, https://muse.jhu.edu/article/784940 。

[6] 历届对台军售通报额：USTaiwanDefense, “Taiwan Arms Sales Notified to Congress 1990-2024,” https://www.ustaiwandefense.com/taiwan-arms-sales-notified-to-congress-1990-2024/ ；Forum on the Arms Trade, https://www.forumarmstrade.org/ustaiwan.html ；详见 deep-dive 06。“游说是军售多重成因之一”为本研究判断（C 级）。

[7] 四渠道无法加总为单一总额：本研究判断，依据见 deep-dive 05。

[8] 2023–2025 FARA 逐家明细未能取得（OpenSecrets country 147 返回 403，需查 efile.fara.gov）：本研究局限说明，见 deep-dive 05 与证据分级表 C028。

[9] GTI 2019 峰值捐赠人因 IRS 990 Schedule B 依法隐去而不可证：本研究判断，依据见 deep-dive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