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硬端如何放弃了灵魂

要看清这处反差，先得知道硬端是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放弃改造个人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矫正体系的官方信条是“改造理想”（rehabilitative ideal）。它假定人的品性是可塑的，监狱的任务是把一个坏了的人修好，让他重新做人。与之配套的是不定期刑（indeterminate sentence）：一个人被关多久，不取决于罪行轻重，而取决于他什么时候被认为“改好了”1。这套信条要成立，社会得对两件事有信心——相信人的行为可以被改变，相信对“改好”是什么存在足够的共识。Francis Allen 在《改造理想的衰落》（1981）里指出，正是这两样信心在 1960 年代末之后塌了下去1。

压垮它的有两股力量。一股来自对国家裁量权的不信任：不定期刑把巨大的权力交给狱方与假释委员会，由他们来判断一个人的灵魂是否被修复，这种判断很快被指为专断、不公、给同样的罪行判出悬殊的刑期。另一股来自一句广为流传的结论。Robert Martinson 1974 年在《公共利益》上发表《What Works?》，回顾了此前三十年间两百多项矫正项目的评估，得出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除极少数例外，已报告的改造努力对再犯率“没有可察觉的影响”2。这句话被压缩成两个字——“nothing works”，意思是改造根本不管用。（Martinson 本人 1979 年已部分收回这一论断，承认某些项目确实有效，可那时“没用”这个结论早已脱离了他，成了一个时代的常识3。）

改造理想退场后，留下一个空位：如果不再以修好一个人为目的，矫正体系到底在做什么？Malcolm Feeley 与 Jonathan Simon 1992 年那篇《新刑罚学》给出的回答，是描出了顶上来的那套逻辑4。他们观察到矫正体系在三个层面转型。话语上，“概率与风险的语言，日益取代早先临床诊断与报应判断的话语”；目标上，体系不再致力于矫正或惩罚某个具体的人，而转向“高效控制系统内部的流程”，对“任何外部社会参照的意识都在衰减”；技术上，则“把罪犯当作总体而非个体来处理”5。他们写下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判断——这套刑罚学“关心的是识别、分类与管理按危险程度分拣的人群。它的任务是管理性的，而非改造性的（managerial, not transformative）……它寻求调节越轨的水平，而不是干预或回应某个越轨的个体”6。

这套逻辑有一个反直觉的推论：累犯率的含义被翻转了。在改造理想下，高累犯率是项目失败的证据，人没修好，又回来了。在新刑罚学下，它变成了“缓刑、假释作为控制装置的效率证据”：只要能把高风险者持续圈在监管半径之内，再犯本身并不构成对系统的否定7。范型是“选择性失能”（selective incapacitation）：按风险画像而非罪行或品格来配置资源，对高危者长期监控、对低危者廉价监管，连成一条从重到轻的“监管连续体”8。个体的命运只在“边际上”被改变；他的灵魂是否得救，已经不再是这套体系要回答的问题。

这一步转变的分量，需要顺着它的操作再看一遍才看得清。旧刑罚学的工作对象是一个有内心、有品性、原则上可以被说服和重塑的人；它要进入这个人，搞清他为什么坏了，再设法把他修好。新刑罚学的工作对象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被按危险程度分拣的人群”——它根本不进入个体，它在群体的层面上读概率、画风险像、配资源。一个人在这套体系里的位置，由他落在哪个风险桶决定，而不由他是谁、想成为谁决定。从“修复一个内心”到“调节一群人的越轨水平”，变的不只是手段，是体系打算与人发生何种关系：它退到了人的外面，只在边界上拨动流量，不再试图触碰里面那个东西。McCorkle 与 Crank 后来提醒，这套精算话语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取代了旧逻辑、还是只是给同一套报应实践换了层说法，仍可争论19；但就官方信条而言，硬端确实公开放下了改造个人这桩抱负。

硬端因此抵达一种坦白：它不打算把人修好，只打算把人管住。它把人当作风险样本，分桶、计数、调节流量。这种坦白本身是一种解脱——一旦不再以修复灵魂为目标，体系就卸下了一个永远难以兑现的承诺，剩下的事变成纯粹的容量与成本问题：用最低的钱，把某一风险等级的人圈在监管半径之内。谁来圈、用什么方式圈，于是从一个道德问题降为一个效率问题，这也为后来把人口管理外包给营利公司铺好了路。在 2025 年的移民拘留里，这套逻辑运行到了极致——据美国移民委员会与 Brennan Center，当年的预算和解法案含约 1700 亿美元移民执法拨款，其中 450 亿用于新建拘留中心，理论上足以支撑每年至少 116,000 人的日拘留量9；ICE 在押人数从年初约 39,000 人升至 11 月的纪录 66,000 人，其中约半数没有任何刑事指控10。把六万多人圈住，没有人声称要在这六万多人里修复谁的灵魂。这一端的语言里，根本没有“灵魂”这个词；它谈的是床位数、日拘留量、风险等级，谈的是怎么把一个总体管住，而不是怎么把某个人变好。

二　软端把灵魂当成主营业务

现在把镜头移到软端，反差立刻显出来。被新刑罚学宣告“过时”的那套东西——针对个体的道德转化、灵魂改造、“重生”的话术——并没有消失，它整个搬到了私营与宗教机构里，成了它们的核心卖点。

戒毒农场的招牌是“劳动即康复”。它把每周可达八十小时的无薪劳动重述为治疗与救赎：去鸡肉厂掏内脏、去油田搭钻台，被讲成戒断瘾症、重塑人格的必经之路11。这套话术的源头是 1950 年代加州的 Synanon，一个从戒毒治疗社区演化为威权组织、最终被称作暴力邪教的团体；据 Reveal 的追溯，当代以工代疗的康复模式正是从它那里继承下来的12。信仰型的戒毒机构把这套逻辑推得更远。规模最大的一家 Adult & Teen Challenge 自陈走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康复模式，相信救赎人人可得，项目通常持续 12 到 18 个月，核心是门徒训练与布道，要让成瘾者在与上帝的关系里重获新生13。它处理的不是风险等级，是一个个具体的、待拯救的灵魂。它的招牌话术与硬端恰成镜像：硬端不声称能把任何人修好，它声称能把高危者圈住；这类机构则把“修好一个人”当成最大的卖点，自陈成功率远高于世俗项目13。同一批 Martinson 宣布“没人能改造”的人，在这里被宣布人人可以重生——不是靠临床，是靠皈依。被国家放弃为不可改造的，被宗教重新认领为可以得救的，差别不在对象，在谁来认领、用什么名义认领。

收容性的高控制宗教社区，整套技术都围绕单个灵魂的悔改、净化与“破除自我意志”展开。据 AP 对北卡 Word of Faith Fellowship 的系列调查，那里把“和美国人干一样的活、却拿不到工资”的安排冠以“志愿服务”和侍奉之名，目的是让成员洗去罪、获得救14。在 Twelve Tribes，入会者须交出全部世俗财产与姓名，换取一个被重新做过一遍的身份；据前成员证词，社区一份 348 页的《Child Training Manual》主张用细木条抽打幼儿，以“打断孩子的意志”15。“打断意志”这四个字，恰好是软端灵魂技术的字面表达——它要拆掉一个旧的自我，再装上一个顺从的新的。

传销把同一套灵魂改造翻译成创业的语言。它把失业重述为个人选择的失败，把加盟重述为自我投资与自我提升：你之所以落到今天，不是经济周期的事，是你还不够努力、心态还不对；只要你“成为自己的老板”，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16。这套话术里，被改造的是一个人对自身处境的全部理解——他不再被允许把贫困读作结构的产物，而被要求把它读作性格的缺陷，再被许诺一条用努力和心态把性格修好、从而把命运翻过来的路。Nicole Biggart 1989 年就把直销组织称为“魅力型资本主义”，指出它靠魅力型权威与准宗教情感把成员黏住，激励大会、见证、把退出说成背叛这些机制，与宗教复兴会几乎同构17。在硬端被当作风险样本来分桶的人，到了软端就成了一个待改造的项目，要被逐个唤醒、纠正、重生。

把这三块软端并排看，会发现它们用的是同一套语法，只是换了词汇。农场说的是康复，教会说的是救赎，传销说的是成功，可底下是同一个动作：先认定你这个人坏了、错了、败了，再提供一条把你重新做一遍的路径，而走这条路径的代价由你自己承担——你的劳动、你的财产、你的积蓄。这套语法关心的从来是单数的“你”，不是复数的“人群”。它不给人分桶，它逐个拯救；它不调节越轨的水平，它要在每一个具体的灵魂里完成一次转变。这恰好是新刑罚学声称已经放弃的那个抱负——只不过它从国家的监狱里被赶出来，在私营的农场、教会与传销里活了下来，还活得相当兴旺。

要紧的是，软端这套灵魂改造并不因为温情就更轻。它对人的占有往往比硬端更深。戒毒农场学员伤了，据 Reveal 的记录，在俄克拉荷马州 Jay 的 CAAIR，管理者对一名受伤学员说的是：“你可以干活，也可以去坐牢，随你。”11救赎的话术响着，门却是锁的。改造的语言越是密集，把人留在机构里的效果越好——一个相信自己正在被治愈、被拯救、被提升的人，不会轻易走，也不会觉得自己正在被抽取什么。

三　两端为何相反：分工，而非矛盾

到这里，反差已经摆清：硬端用精算的、群体的、放弃个人的逻辑管理多余者，软端用宗教的、个体的、执着于灵魂的逻辑管理同一批多余者。两套刑罚学方向相反，却落在同一种人身上。

这处反讽需要被准确地归属。Feeley 与 Simon 本人把新旧刑罚学当成一种取代关系：精算式的总体管理取代了改造个人灵魂的旧逻辑，而他们的视野严格限定在国家矫正机构里——监狱、缓刑、假释、法院18。他们没有把镜头移到农场、教会与传销，因此也就没有看见，被他们判为“过时”的那套旧刑罚学，并未被取代，只是搬了家。后续的批评其实埋下了伏笔：McCorkle 与 Crank 指出，新刑罚学更多是修辞而非现实，矫正与报应并未被精算逻辑取代，而是与之共存19。把这条缝隙接着推下去，是本书的分析，不是 Feeley 与 Simon 的结论：硬端的总体风险管理与软端的个体灵魂改造，谁也没有取代谁；它们分工并存于同一套生态里，共同处理同一群多余人口。

把这两端读成“相反的两种东西”，是最自然、也最误导的读法。本书的论点是，它们看上去相反，恰恰因为它们在分工——是同一项人口管理功能被劈成了两半，分给了机器的两端。硬端负责把人圈住、计数、调节流量，按风险把人存放在监管半径之内；软端负责给被存放的人一套关于自身的解释，把“你是个被社会判为多余的失败者”重写成“你是个待拯救的灵魂、待提升的创业者”。一个管身体的存放，一个管灵魂的安顿；一个不解释，一个全靠解释。两端的逻辑之所以相反，是因为它们各自只承担了功能的一半，把对方那一半留给了对方。

这样读，两端的相反就不再是一道需要被消解的矛盾，而成了机器分工的证据。一台只会把人圈住、却不给被圈者任何意义的机器，是不稳的：被存放的人会反抗、会逃、会追问凭什么落到这步田地。一台只会许诺救赎、却没有任何力量把人留住的机器，同样不稳：人随时可以一走了之。两端各自补上了对方的缺口。硬端提供强制的容量，软端提供自愿的黏合；硬端把人按住，软端让人愿意留下，甚至感激。少了硬端，软端没有源源不断的、被逼到墙角的人流可接；少了软端，硬端吐出来的人无处安放，只能再被硬端接回去。它们看起来分属刑事司法与宗教、商业两个互不相认的世界，功能上却咬合得严丝合缝。

福柯的牧领权力，是解释软端这一半的现成语言。据其法兰西学院讲座，牧领权力以救赎为目标，既照看整个羊群又关注每一只羊，要求“详尽、全面而持久的个体服从”，并通过坦白、良心审查、真相提取把成员造成可治理的、自我监控的主体20。这正是软端那套针对单个灵魂的技术。硬端做的则更接近福柯所说的“使其活、任其死”的反面操作里那种对总体的调节——它不进入每一个灵魂，它在人口的尺度上拨动阀门21。牧人数羊与牧人救羊，本是同一种牧领权力的两副面孔；机器把这两副面孔分给了两端。值得记下的是，软端那套灵魂改造从效果上看也未必比硬端的精算管理更温和。农场的劳动疗法是否真能戒断、教会的“破除意志”是否真能救人，从被管理者的处境看，常常的结果是被更深地留在机构里——改造话语越响，留人的效果越好。它温柔的外表底下，做的是和硬端一样的事：把人留在群岛里。

四　国家退场，灵魂被外包

剩下的问题是：这场分工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是硬端放弃灵魂、软端接管灵魂，而不是反过来或合在一起？

线索在国家退场的那一刻。当改造理想在 1970 年代塌掉，国家做的不只是换一套话语，它同时卸下了一项旧的义务——把犯人修好、把穷人扶起来，曾被理解为国家欠这些人的一种服务。新刑罚学的“managerial, not transformative”，在财政上意味着国家不再为改造灵魂买单：它只为“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买单6。改造从一项国家义务，降格成了一件没人负责的事。

可被资本判为多余的人并不会因为国家不再许诺改造他们就消失。改造的需求还在——既来自这些人自己对一条出路的渴望，也来自社会对“总得有人把他们安顿好”的期待。一个戒不掉药的人、一个出狱后无处可去的人、一个失业到走投无路的人，仍然在向某处求一句“你还能重新做人”。国家不再提供这句话，可这句话的市场没有消失。国家让出的这块位置，被私营与宗教机构顶了上来。

制度上还为这次顶替开了门。1996 年的福利改革法案里有一条“慈善选择”（Charitable Choice）条款，第一次允许带着鲜明宗教色彩的机构——教会、清真寺——在“与其他供应商同等”的条件下，竞标政府资助的社会服务合同，而不必像过去那样先把自己世俗化、剥掉宗教外壳22。这是一道不小的门：在此之前，一个明确以传教和皈依为运作核心的机构，很难直接拿到政府的社会服务合同；这条款把这道墙拆了，让宗教改造与公共资助第一次可以名正言顺地合流。而同一份法案的另一面，是削减福利、把救济与劳动义务捆在一起的“劳役式福利”23。一只手收缩国家对穷人的直接供养，另一只手把救济穷人这桩活儿向信仰型机构敞开——福利紧缩腾出的真空，与宗教机构被请进政府合同体系，是同一场改革的两面。国家不是简单地退场，它是一边退场，一边把退出的位置指给了愿意接手的人。

这次顶替在历史上有迹可循，而且来得比 1996 年早得多。当国家的改造理想还没正式塌掉时，第一批接管者已经在加州出现：1950 年代的 Synanon 把戒毒治疗社区办成了一个内生出无偿劳动、攻击性团体疗法、最终演变为暴力组织的“实验社会”，据 Reveal 的追溯，当代以工代疗的整套康复模式正是从它那里继承下来的12。它在国家这边宣布“nothing works”、准备把改造彻底交出去的同一个时段里，已经把改造个人灵魂这套被国家嫌弃的旧抱负，接到了私营和准宗教的场地上重新办了起来。国家放下的那一头，软端早有人等着捡。

接管者把改造做成了一门生意。这是反讽真正咬合的地方。当改造还是国家义务时，它是国家欠多余者的一项服务，原则上不向受助者收费。一旦改造被外包给私营与宗教机构，它就从一项服务变成了一件商品——而且是卖给被改造者本人的商品。戒毒农场把学员的福利金、社保截留下来抵作“食宿费”，再把他的无薪劳动外包给附近工厂11；据 Daniel Hatcher 的记述，受托照护脆弱者的机构反而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把被照护者本身变成创收工具24，这套账几乎可以原样搬到软端。教会向成员索取无薪劳动与全部财产，作为救赎的代价14。传销则把改造的价签标得最直白：你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先付一笔入门库存款——据 FTC 2024 年的职员报告，绝大多数参与者年收入在一千美元或以下，平均每月不足 84 美元；据 AARP 2018 年的调查，约 73% 的参与者亏损或不赚不赔2526。改造在这里有了价格，而且通常是负的：你付费购买被改造的资格，改造的收益却归机构。

这一步把反讽推到了最尖的地方。在改造还是国家信条的年代，无论它做得多笨拙、多强制，它在名义上仍是一项国家欠多余者的东西：国家把你关起来，是因为它声称要把你修好，修好是它对你负的责。改造被外包之后，这层责任关系整个翻转了。修好你不再是谁欠你的服务，而成了你要向人购买的产品；你不再是一个等待被国家修复的公民，而成了一个为自己的救赎付账的顾客。一个本应由公共财政承担的功能，被转嫁成了由最缺钱的人自己承担的支出。

于是硬端与软端的分工，落到了现金流上就成了一道清楚的反转。硬端是国家或企业付钱，把穷人当风险存放起来——州政府向私营拘留承包商付费，2025 财年 GEO Group 因此录得创纪录的 2.54 亿美元利润27。软端是穷人付钱，购买一套关于自己被拯救、被提升的解释。国家在硬端付费让人不必变好，私营与宗教在软端收费让人相信自己正在变好。改造没有消失，它只是从国家的账上转到了穷人的账上——被改造者从一个国家有义务修复的对象，变成了一个要为自己的修复掏钱的顾客。

五　反讽收口

把这一整章收回到机器的图上。

硬端公开承认自己只在管理风险、不在改造个人；软端高声宣称自己在改造个人、拯救灵魂。两套话术针锋相对，却落在同一批被资本判为多余的人身上，而且都不打算让这些人真正回到正规劳动力市场。一个被硬端按风险分桶处理过的人，出来之后很容易被软端当作一个待拯救的灵魂接住；他在两套刑罚学之间来回，每一套都把他更深地留在群岛里。改造话语越响，留人的效果越好——这一点在硬端的沉默和软端的喧哗里，是一样的。

这处反讽之所以是锁死“同一台机器”最紧的一击，正在于两端看起来截然相反。强制端与自愿端、国家与私营、围墙与契约，这些差别都还可以被读成两个不相干的世界；唯独刑罚学的反差不能——因为放弃灵魂与接管灵魂，是同一项功能被劈成的两半，少了任何一半，多余者的管理都不完整。硬端把人存住，软端给人一套留下来的理由。它们方向相反，是因为它们在分工；它们能分工，是因为国家在 1970 年代卸下了改造的义务，又在此后把这桩活儿连同收费的权利，一并让给了愿意接手的私营与宗教机构。

换一个角度说，正是这两端逻辑的相反，最有力地反驳了“它们不可能是同一台机器”这种直觉。一个习惯了按学科分类看世界的人，会把监狱归给犯罪学、把邪教归给宗教研究、把传销归给消费欺诈，三者各有各的文献、各有各的会议、各有各的术语，彼此不引、互不相认。它们看起来相反，于是被默认为不相干。本期要颠倒的就是这个默认：相反恰恰是相干的形式。两套刑罚学之所以严格对称地相反——一个弃灵魂、一个抓灵魂，一个管总体、一个救个体，一个不收费、一个收费——是因为它们在分一份完整的差事。一份差事被分得越干净，两半看上去就越像两件事。这台机器最深的伪装，不在于它把自己藏起来，而在于它把自己劈成了两个方向相反的部件，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出自同一套功能。

改造没有死。它被私有化了，被标了价，被卖回给了那些它本应无偿修复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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