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发生过一场规模浩大的“出所”。从 195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州立精神病院和智障收容机构大批关闭,几十万床位被撤掉,住在里面的人被放出来。在巅峰时期,全美州立精神病院曾住着将近 56 万人;到 1990 年代,这个数字降到不足 11 万1。这件事曾被当成一场解放来推动,它背后确实站着一串正当的理由:民权运动、家长团体对州立机构虐待的抗争、揭露收容所惨状的调查报道、抗精神病药物问世后“病人可以在社区生活”的医学乐观,还有州政府想甩掉巨额开支的财政算盘。这场运动有一个名字,叫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

推动这场关门的,有揭露真相的力量。1972 年,记者 Geraldo Rivera 偷偷带摄像机进了纽约史泰登岛的 Willowbrook 州立学校——一所收容智障者的州立机构——拍下里面赤身的孩子、遍地的排泄物、无人理睬的病房。那段录像在电视上播出,成了去机构化运动的一记重锤2:人们第一次在客厅里看见,所谓“照护”机构内部究竟是什么样子。把人从这样的地方放出来,怎么看都像是一件好事。这也是去机构化最初的道义底色:它是冲着收容所的惨状去的,是一场以解放为名的运动。

去机构化的本意,是把人从机构里放出来,回到社区。可放出来之后呢?围绕这个问题,发展出一个论题,叫转所化(transinstitutionalization)。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词典给它的定义很直白:把人从一类机构转移到另一类机构的过程,尤其指当一个机构关闭时,原本住在里面的人并没有真正回到社会,而是流向了别处的机构3。床位关掉了,人没有消失,他们流向监狱、流向收容所、流向廉价旅馆和护理院,或者干脆流落街头。一所机构关门,另一所机构在别处把人接住。这里藏着一个让人不安的反转:一场以解放为名、以揭露虐待为起点的运动,最终把它要解放的那些人,送进了另一批同样会虐待他们的地方。Willowbrook 关掉了,可雷克岛开着。

这个图像对理解整片群岛是核心的,因为它第一次把“机构”从单数变成了复数。这些机构不再是一座座孤立的孤岛,它们构成一片人在其间被反复转手的系统。一个人可能这个月在精神病院,明年在街头,后年在监狱——同一个人,被不同的机构依次接管,每一次都重新登记、重新分类、重新被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前两期分别讲了机器的输入端(谁被造成多余)和第一个分叉(仓储与榨取)。这一期讲的是分叉之间的那条转运带:人在硬端机构的缝隙里,是怎样被搬来搬去的,而搬运的过程中,对待他们的说法又是怎样一步步从“处置”变成“照护”的。


支持“床位关闭导致监狱填满”这条因果链的,有可引用的量化证据。Ashley Primeau、Thomas Bowers、Marissa Harrison 与 Xu Xu 四人 2013 年发表在《Comprehensive Psychology》上的一篇研究,给出了“去机构化 → 监狱”的实证版本:美国住院精神病床位关闭之后,监狱人口大致以相当的规模增长,精神病患在矫正机构里显著地过度代表4。同年,《AMA Journal of Ethics》刊出一篇关于去机构化成因与后果的综述,把这条线索讲得更完整:社区精神卫生的承诺从未被足额兑现,那些走出医院的人,相当一部分最终落进了刑事系统5

这条转运带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是什么样子,值得想象一下,因为抽象的“人口流动”很容易让人忘了流动的是人。一个有精神疾病的穷人,在精神病院关门后被放回街头;露宿几个月后因为一次发作被警察带走,进了看守所;几周后保释或撤案出来,又回到街头;下一次发作,再进去。每一次进出,他都被重新评估、重新登记、重新发药或停药,每一次都有一个机构短暂地“负责”他,然后又把他交还给街道。没有哪一个机构真正接住他,他们只是依次把他接过来、再放回去,像传递一个谁都不想长期保管的包裹。转所化这个词,描述的就是这种没有终点的传递:困住一个人的,往往并非某一所机构,而是整片机构网络——它们以接力的方式,把同一个人持续地处置下去。

这条线索有一个常被援引的说法:监狱成了美国“新的精神病院”。它有具体的数字撑着。据美国国家精神疾病联盟(NAMI)的统计,全美约有三分之一的无家可归者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据治疗倡导中心(Treatment Advocacy Center)的报告,在押人口中严重精神病患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数倍,监狱和看守所事实上成了全国最大的精神卫生设施6。芝加哥的库克郡监狱、洛杉矶的双塔看守所、纽约的雷克岛,常被记者称作“全美最大的精神病院”——这个称呼说的从来与治疗无关,只是人数:里面关着的精神病患,比任何一所医院都多7。床位减一张,牢房加一张。这句话简洁,有力,而且看上去有数据撑着。

可这句话也太简洁了。2020 年,残障研究学者 Liat Ben-Moshe 在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Decarcerating Disability: De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rison Abolition》(去监禁化的残障:去机构化与监狱废除),对这条简洁的因果链提出了批判性的复杂化8。她不接受“关掉精神病院就直接填满了监狱”这种单线说法。在她看来,这种说法把去机构化当成了替罪羊,把一个根本上属于政治与社会经济的问题——新自由主义下的福利收缩、毒品政策、警务扩张、整个刑事系统的膨胀——病理化成了“放精神病人出来惹的祸”9。换句话说,如果只盯着“床位关闭”这一条,就会错过同一时期一并撤掉的那一整套社会安排:本该接住这些人的住房、收入、社区照护,在他们走出医院的同时也在消失。

Ben-Moshe 的正面主张,是把监狱、精神病机构、智障机构这三类看似不同的地方,读作共享同一套“碳化逻辑”(carceral logics)的同类,应当被一起分析、一起废除10。她还提出一个叫 race-ability 的概念,主张种族压迫与残障压迫从来不是两件可以互相类比的事,它们从根上就交织在一起,本是一件事11。她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废除“一个本可以拥有监狱的社会”——把问题从单个机构升格到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组织方式。在她的读法里,把去机构化称作一次失败的善政,本身就是误读:人们以为它意味着把人放回社会,它真正完成的,却是把同一批人重新分配进另一批机构。

这里要诚实地标一笔,因为它关系到本书怎么用证据。Primeau 那组数据是真的,精神病患在监狱里的过度代表也是真的;Ben-Moshe 的提醒同样成立——把所有原因归到“床位关闭”这一条上,会让真正的推手隐身。两者并不互相否定,各自看到了一部分。量化研究捕捉到了人流的去向,批判理论追问的是这股人流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没有别的出口接住。一个被放出精神病院的穷人,如果有住房、有收入、有持续的社区照护,他本不会流进监狱;他之所以流进去,是因为本该接住他的那些社会安排在同一时期被一并撤掉了。把这笔账记在“去机构化”头上,等于责怪那扇被打开的门,却不问门外为什么空无一物。本书引用它们时不偏向任何一方:人口确实在机构之间被搬运,这是事实;但这场搬运不能用一条直线因果来解释,它背后是一整套社会经济安排。两种立场要一起摆出来,因为它们各自是这片中间地带的一半真相。


Ben-Moshe 之所以是这片中间地带的关键接口,原因在于她是第一个明确把目光从“机构内部怎么运作”抬起来、转向“这些机构为何存在、谁被它们一一接住”的人。可她的范围有边界:她处理的是残障与精神这一脉,是监狱、精神病院、智障机构这三类碳化场所。要看清整片中间地带的政治形状,还需要另一个人把镜头拉得更宽。

Marie Gottschalk 2015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Caught: The Prison State and the Lockdown of American Politics》,做的正是这件事12。她提出一个概念,叫“广义监禁国家”(carceral state writ large)。监禁国家不止于监狱的高墙——据 Joan Petersilia 为该书所写的书评,它“在大规模监禁的阴影中萌生,远超监狱高墙”,覆盖一片“介于监狱与完整公民身份之间的无人地带”:缓刑、假释、移民拘留、重罪剥夺选举权(felon disenfranchisement)、性犯罪者的终身登记与居住限制13。被这套体系“困住”(caught)的人,刑期或许已满,却仍是次等公民,回不到完整的法律—政治身份。

“无人地带”这个词,对本书是趁手的。它描述的恰恰是这片中间地带的法律质地:一个人既不是自由的公民,也不是被关押的犯人,而是悬在两者之间的某种中间状态——被监控、被登记、被限制居住、被剥夺投票权,被无数细小的从属规则缠住。Gottschalk 把这种状态叫 sub-citizenship,次等公民身份。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发现自己不能投票、不能申请某些工作、不能住进某些社区、得定期向假释官报到——他出狱了,却没有真正自由。中间地带的人,大多就活在这种法律上的半明半暗里。

这片半明半暗,正是 Gottschalk 之所以坚持用“writ large”(广义)这个限定词的原因。她要点出的,是改革者容易漏看的那一块:盯着高墙内的人容易,数清墙外那一大片被缓刑、假释、登记、居住限制缠住的次等公民却难。她把这片管控地带读作监禁国家的延伸,而非它的外部——牢门只是这套体系最显眼的一道门,门外还有许多道看不见的门,一样能把人困住13。一个人可以从牢里走出来,却终生留在系统的监管半径之内:每一次搬家要报备,每一份工作申请要勾选那个“是否有前科”的方框,每一张选票都投不出去。出狱不等于回到社会,它往往只是从一道门,走进了门外那片更大、更稀薄、却同样关着人的地带。

Gottschalk 同时对两套主流改革叙事提出警告,这两条警告都与本书要追的那条修辞变形线索有关。其一是“种族歧视 / 新种族隔离”的叙事(以 Michelle Alexander 为代表):她认为这套叙事过窄——“即便黑人的入狱率降到白人当前的水平,美国仍有一场监禁危机”14。其二是“财政紧缩 / 算经济账”的叙事,她认为这一套更危险:把改革的理由建立在监狱太贵上,会为私营监狱产业的扩张打开巨大的政治缺口,并且把成本与再犯率当成目的本身,从人权、道德、正义的语言里脱钩15。她也指认出新的靶子:因色情物品入狱的联邦罪犯在 1996 至 2010 年间增长了 60 倍,重击的是年长的白人男性;移民执法的联邦开支已超过所有主要联邦执法机构的总和16。她的结论是政治性的:监禁国家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有新的社会运动才能拆解它。

Gottschalk 的边界,也正是这一段需要标出的。即便是“广义”,她的范围仍然停在国家的刑罚—行政机器上——法院、监狱、ICE、登记制度。她明确把寄养、儿童福利、宗教戒毒、私营改造排除在监禁国家之外;她的“无人地带”是法律意义上的次等公民身份,不是私营机构内部那种以照护为名的控制17。她已经把移民拘留与寄养的边缘纳入视野,离这片中间地带的另一侧——那些不靠判决、而靠“保护”与“治疗”来困住人的机构——只差一步。要跨出这一步,得有人去看儿童福利系统,因为正是在那里,“强制”第一次成建制地穿上了“慈善”的外衣。


那个去看儿童福利系统的人,是 Dorothy Roberts。她 2022 年由 Basic Books 出版的《Torn Apart: How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Destroys Black Families—and How Abolition Can Build a Safer World》(被撕裂:儿童福利系统如何摧毁黑人家庭——以及废除如何建起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是这片中间地带里把“善意外衣”揭得最彻底的一本18

她的核心动作,是把一个被普遍当作“良善、治疗性”的机构——儿童福利系统——重新命名为“家庭治安系统”(family policing system)。在她看来,CPS(儿童保护服务)与执法、监狱协同运作,共同压迫黑人社区;她为这套产业起名“寄养—工业复合体”(foster-industrial complex)19。这套系统把贫困的状况——缺食物、住房不稳、医疗不足——读作父母不称职的证据,把监控网铺设在医院、教室、儿科门诊、社会服务窗口之间20。一个贫困母亲为了给孩子看病而走进诊所、为了申请补助而走进社会服务窗口,本是在求助,却因此进入一套随时可能把她标记为“疑似忽视”的监控网。求助的动作本身,被转化成了被监控的入口。

这套监控的密度,在 Roberts 笔下有具体的形状。她指出,对许多贫困黑人家庭来说,与儿童福利系统打交道几乎是一种常态而非例外——孩子在某个年龄段被某种调查触及过的家庭比例高得惊人。每一次报告、每一次走访、每一份风险评估表,都在为这个家庭累积一份档案;而档案一旦建立,下一次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读进这份历史里。贫困本身——冰箱空了、暖气停了、房租欠了、孩子独自在家——被这套系统一项项登记为“忽视”的指标,于是越穷的家庭越容易触发系统,越触发系统就越被盯得紧。Roberts 想说的是:这套系统并非偶尔出错、把好家庭误伤;它按设计就把贫困当成嫌疑、把求助当成证据。它对黑人母亲的注视,是结构性的、持续的、几乎无处可逃的20

Roberts 的命名之所以有力,正在于此:表面上是福利,运作起来是治安。CPS 的社工握有进入家庭、约谈孩子、启动带走程序的准警察权力,只是这套权力被包装成关怀。这套机制与本书追的那条修辞线索是同一回事:硬端用搜身、用手铐、用判决书来行使强制;到了中间地带,同样的强制改换门庭,以“评估”“走访”“安全计划”“为了孩子最大利益”的措辞出现。穿制服的警察换成了拎文件夹的社工,可那只能进你家门、能把你孩子带走的手,是同一只手。

这里涉及她的种族指控,需要如实转述并归因到原书。Roberts 给出的数据是:黑人儿童占全美儿童的 14%,却占寄养儿童的 23%;在纽约,这一对比是 15% 对 44%21。她认为,1996 年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PRWORA)与 1997 年的《收养与安全家庭法》(ASFA)在制度激励上鼓励家庭分离而非团聚22。她的结论是激进的:这套系统不可修复,只能废除(abolition)——因为它瞄准的是黑人母亲,对她们施以指控、监控与惩罚,而不是支持23。这些是 Roberts 本人的判断与数据,本书原样转述,不替她加码,也不替她减重。

她最有力的一句话,是说这套系统披着“善意的外衣”(facade of benevolence),而外衣底下是一部强制装置24。这句话几乎可以当作整片中间地带的注脚。Roberts 做的,正是本书要对软端做的同一个动作:拆穿“治疗 / 慈善”的外衣,露出底下的治安与榨取。她的“family policing”命名法、她的“facade of benevolence”拆解法,可以几乎原样移植到后面几期要讲的福音农场与高控制宗教——那些机构同样以“拯救、治疗、家庭”为招募话术。

不过 Roberts 也有自己的边界,而这道边界恰好指向下一个人。一篇刊于 PMC 的书评指出,Roberts 点到了“寄养—工业复合体”的榨取,却没有系统展开私营、非营利寄养机构与信仰型供应商的收入榨取机制25。她揭开了善意的外衣,让人看见底下是治安;可外衣底下还有一笔账——这些孩子被带走之后,谁在靠他们挣钱,挣的是哪一笔钱。这笔账,是另一个人算的。


算这笔账的,是法学者 Daniel L. Hatcher。他 2016 年由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Poverty Industry: The Exploitation of America’s Most Vulnerable Citizens》(贫困产业:对美国最脆弱公民的剥削),把中间地带的“慈善”机构,一笔笔记成了一本榨取账26

Hatcher 的发现是这样的:那些受托照护“美国最脆弱公民”——儿童与老人——的公共与准公共机构,反过来与营利性的顾问公司(如 Maximus、HMS)签约,以“收入最大化”(revenue maximization)为目标,把被照护者本身变成创收工具27。具体的手法包括:截留寄养儿童本应领取的社会保障、遗属抚恤与退伍军人津贴;把儿童抚养费转为政府岁入;用 Hatcher 所称的“幻术”(illusory schemes)把本应给穷人的 Medicaid 资金虹吸进州库28

他揭出的最阴暗的一处激励,值得逐字记下,因为它把“以照护之名行榨取之实”的机制推到了尽头:机构有动机去追逐父母已故或最穷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的福利金最容易被截留而无人代为抗争;机构还有动机把被照护者分类为残疾、需要精神药物,以拿到更高的联邦报销——据 Hatcher 的描述,被照护者“被镇静之后利润更高,因为所需的人手更少”29。这里值得停一下,看清这套账的结构。一个寄养儿童如果父母双亡,他通常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障的遗属抚恤金;按理这笔钱属于孩子,应当为他的将来积存。但据 Hatcher 的记述,州的寄养机构会主动去申请成为这笔钱的“代收人”(representative payee),然后把它截留下来抵作机构照护这个孩子的“成本”——也就是说,孩子被用自己的钱供养,机构则省下了本该由公共财政支付的开支30。孩子既不知情,也无人代他抗争。最脆弱、最孤立无援的那个孩子,恰恰是最干净的收入来源。

这套 SSI 截留的机制,在本书的整条谱系里是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硬端的榨取靠的是判决、罚款、强制劳动——明面上的强制。软端的榨取靠的是加盟费、什一奉献、无薪劳动——参与者“自愿”交出去的东西。而 Hatcher 笔下的 SSI 截留,正好卡在两者之间:它既不像罚款那样明火执仗,也不像加盟费那样需要本人点头;它是趁着一个人最无助、最无法发声的时候,把本属于他的那笔钱悄悄改道。它用的不是“惩罚”的语言,是“照护”“监护”“代收”的语言——是中间地带特有的那套温和措辞。

这套机制有一个让人停顿的特征:它把照护的激励整个翻转了过来。一所正常的照护机构,理应希望被照护者越来越好、越来越能自理、最好有朝一日不再需要它。可一旦照护对象同时是收入来源,激励就反转了:机构开始有动机让被照护者维持在“需要被照护”的状态——孩子被诊断得越重,联邦报销越高;老人被认定的失能程度越深,机构拿到的越多。据 Hatcher 的描述,那句“被镇静之后利润更高”之所以刺眼,正因为它揭出,在这套账里,一个安静、迟钝、不反抗、不需要太多人手的被照护者,比一个活跃、有需求、要人陪的被照护者,更划算29。照护与榨取在这里被缝进了同一套财务激励里,而缝合它们的,恰恰是“为你好”那层外衣。中间地带最隐蔽的地方就在这里:榨取不必废掉照护的语言,它只需把照护的目标,从“让你好起来”悄悄换成“让你一直需要我”。

Hatcher 的这套批判一直延续到他 2023 年的后续著作《Injustice, Inc.: How America’s Justice System Commodifies Children and the Poor》,把司法系统对儿童与穷人的商品化纳入同一框架31。他自己的边界也很清楚:他的案例全部是公共或准公共机构——州 DHS、寄养机构、退伍军人之家、医院——以及它们的营利承包商32。他证明了截留与虹吸的机制,却没有跨到纯私营、纯宗教的软端,而那里运行的是同一逻辑的极端版:那里不去截留某人的政府福利金,改为直接向他索取加盟费、无偿劳动、什一奉献。把 Roberts 与 Hatcher 合起来,恰好是这片中间地带的一副双重揭示模板:一个揭治安,一个算榨取。Roberts 教会读者怎么看穿“治疗 / 慈善”的外衣,Hatcher 教会读者怎么把外衣底下的钱流一笔笔记下来。一座福音派戒毒农场把学员的福利金申请下来抵作“食宿费”、再把学员的无薪劳动外包给附近的工厂,这套账与 Hatcher 笔下州寄养机构截留遗属金的账,结构上几乎一样,只是榨取的主体从政府承包商换成了宗教实体。


把 Ben-Moshe、Gottschalk、Roberts、Hatcher 四个人放在一起看,会浮现出一个共同的形状。他们各自盯着中间地带的一个角落——精神病患在机构间的流动、刑满者的次等公民身份、贫困母亲被夺走的孩子、孤儿被截留的抚恤金——可他们描述的是同一种处置方式:用行政的、民事的、看似非惩罚的手段,对一群人施加事实上的惩罚与控制。这种处置方式,最近这些年有了一个学术名字:影子监禁国家(shadow carceral state)。

这个概念最初由 Katherine Beckett 与 Naomi Murakawa 在 2012 年发表于《Theoretical Criminology》的论文《Mapping the Shadow Carceral State》(绘制影子监禁国家)中提出33。他们的观察是:美国惩罚权力的扩张,并不只发生在刑法和刑事司法机构内部;它还通过“机构吞并”(institutional annexation)和“法律杂交”(legal hybridity)向外蔓延——把民事的、行政的程序改造成事实上的惩罚通道,让一个人即便没有被定罪,也可能被监禁、被罚没、被剥夺。他们的关键论点是:这套影子机器依靠的是行政而非司法的程序,因而绕开了刑事被告本该享有的种种保护;它动用的是国家的强制力,却不受刑事正当程序的约束34

这个概念在 2024 年被重新激活。《Theoretical Criminology》出了一期专号,题为“拆解影子监禁国家”(Dismantling the Shadow Carceral State),由 Gabriela Kirk-Werner、Brittany Friedman 与 April Fernandes 主编35。专号里的文章,处理的正是本期反复触到的那些机制:监狱内部以“食宿费”名目向在押者收费的 pay-to-stay 制度、缓刑假释中的技术性违规、横跨民事法院的隐性财务榨取36。Beckett 与 Murakawa 本人也为这期写了一篇回顾,重申他们 2012 年的核心判断:影子监禁国家是一套“庞杂的国家控制装置”,它的新型控制与监视形式,依靠的是民事或行政的法律授权,而这种授权恰恰遮蔽了它惩罚的本质37。Michelle Phelps 与 Eric Seligman 在同一期里则指出,美国惩罚的转型,从来不只是大规模监禁,还包括一整套行政与民事制裁的扩张——而当正式的重罪监禁人数在近年开始下降时,这套影子机器反而还在增长38

把这套框架和前面几位作者并排看,会发现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切面。2024 年那期专号里反复出现的 pay-to-stay——监狱向在押者收取“食宿费”,事后再通过民事法院追讨这笔“欠款”——和 Hatcher 笔下州寄养机构截留孤儿遗属金的做法,结构上是一对孪生:两者都让被关押、被照护的人,用自己的钱或未来的债,去支付关押或照护自己的成本。一个是事后开账单,一个是事前先截留,可方向是同一个——把仓储和照护的成本,反向转嫁到最没有还手之力的人头上。专号的编者把这种现象点得很清楚:在重罪监禁人数已经开始回落的年头里,这套靠民事和行政手段运转的影子机器,反而还在长大37。监狱的人数在降,可惩罚的总量未必在降——它只是换了一批不叫“监狱”的地方,继续运转。

这套“影子监禁国家”学术,是本期这片中间地带的学术近亲。它和本书要描的群岛,走的方向高度一致:都在追问惩罚如何穿上非惩罚的外衣,都在指认那些不被算作刑事系统、却在行使刑事系统功能的机构。它的可贵之处,是把分散的现象——pay-to-stay、技术性违规、CPS、SSI 截留——收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法律杂交。它的边界,也和 Gottschalk、Roberts、Hatcher 一样清楚:它追的仍然是“国家的强制力如何借民事外衣施加”。它的主语始终是国家,哪怕是穿了便装的国家。它走到了软端的门口——它已经看见“惩罚可以不叫惩罚”,已经看见“强制可以借行政程序施行”——但它还没有跨进那扇门,去看一个完全不依赖国家强制力、人是自己走进去的机构,怎样靠同一套“为你好”的修辞,做着同样的事。


把这片中间地带从头看一遍,会看到一条贯穿其中的线索,而这条线索正是本书后半部要追的那一根。

在硬端,控制是赤裸的:判决、围墙、罚款、强制劳动,它们不需要解释自己,强制就是强制。可一旦进入中间地带,控制就开始需要一套说辞了。精神病院关门,说的是“回归社区”;把人从一所机构转进另一所,说的是“安置”“分流”;社工进门带走孩子,说的是“保护”“为了孩子最大利益”;机构截留一个孤儿的抚恤金,说的是“代收”“监护”“食宿费”。强制没有消失,它只是开始穿衣服了。而它选的衣服,几乎总是“慈善、治疗、保护”这三件。

这条修辞的变形记,是理解整片群岛的一把钥匙。Roberts 把它命名为“善意的外衣”,Beckett 与 Murakawa 把它分析为“法律杂交”——民事的、行政的、看上去人畜无害的程序,被用来做刑事强制做的事。这两套说法指向同一个动作:把强制重新描述成关怀。中间地带是这个动作第一次成建制出现的地方。在这里,那套原本由围墙来承担的功能——隔离、分类、处置——开始改由话语来承担。一句“为你好”,能做到一道铁门做的事;一个“安全计划”,能做到一纸判决做的事。

值得停下来看清这个替换的机制。围墙是昂贵的、显眼的、会招来抗议的——Willowbrook 的录像之所以能成为重锤,正因为高墙之内的惨状一旦被拍下来,谁都看得懂那是虐待。可“为你好”的话语没有这个弱点。它不需要砖石,不会出现在新闻镜头里,也很难被一段录像揭穿,因为它表面上做的恰恰是好事:保护孩子、治疗病人、照看老人、监护孤儿。当强制改用这套语言来运作,它就同时获得了围墙的功能和围墙没有的隐身术。一个被 CPS 带走孩子的母亲,很难像 Willowbrook 的家长那样,指着一段录像说“你看,这是虐待”——因为对方手里拿的是一份“儿童最大利益”的评估报告,盖着关怀的章。话语比围墙更难拆,正因为它把强制藏进了善意里。

这件事对接下来几期是决定性的。因为越往软端走,物理的强制就越少,那套“为你好”的话语就越要独力承担全部正当化的重量。到了戒毒农场,说的是“康复”;到了高控制宗教社区,说的是“救赎”;到了传销,说的是“做自己的老板”“实现财务自由”。这些说法和中间地带的“保护”“治疗”“照护”是同一谱系的下游——都是用一套关于拯救、关于你的好处、关于你应得的未来的语言,来重新描述一种其实是榨取或控制的关系。中间地带是这套语言的发源地:正是在精神病院和寄养系统的接缝里,国家第一次系统地学会了用慈善的措辞来做治安的事。软端机构接过的,正是这套已经被打磨过的修辞工具。

还有一层值得记下。在硬端,是国家在花钱仓储和榨取穷人;到了软端,现金流会彻底反转——穷人开始付钱给机构。而中间地带,恰好是这个反转的过渡区。这里既有国家花钱(拘留、寄养、精神卫生),也已经出现了从被照护者身上反向抽取的苗头(SSI 截留、pay-to-stay 的食宿费、机构把孩子的抚恤金抵作成本)。钱还没有完全倒过来流,但抽取的方向已经在悄悄调头。一个孤儿用自己的遗属金供养照护自己的机构,这已经是软端那种“穷人付费”逻辑的雏形,只不过他付的并非自愿掏出的加盟费,而只是趁他无力发声时被悄悄改道的那笔钱。


这片中间地带,是机器从硬端滑向软端的转运带。它的人口在机构之间被搬来搬去,它的强制开始松动、改由“慈善、治疗、保护”的话语接管,它的现金流开始出现反转的苗头。四位作者各自描出它的一个侧面:Ben-Moshe 拒绝把人口流动简化成一条直线因果,提醒这场搬运背后是一整套被撤掉的社会安排;Gottschalk 画出那片“介于监狱与完整公民之间的无人地带”;Roberts 揭开“善意的外衣”,露出底下的家庭治安;Hatcher 算清外衣底下那笔把孤儿变成收入来源的账。再加上 Beckett、Murakawa 与 2024 年那期专号,把这一切收进“影子监禁国家”的框架——惩罚借着民事和行政的外衣,做着刑事系统做的事。

把这四个人摆在一条线上,还能看出修辞外衣是怎样一件件加厚的。Ben-Moshe 处理的精神病患,被搬运时用的话语还相对素朴——“安置”“分流”“回归社区”,措辞是行政性的。到 Gottschalk 的次等公民,话语里已经掺进了“矫正”“监督”“改造”这类带着规训意味的词。到 Roberts 的家庭治安,外衣明确换成了“保护”“关怀”“为了孩子最大利益”——慈善的措辞第一次成为强制的主要外观。到 Hatcher 的 SSI 截留,外衣甚至盖住了钱的去向:“代收”“监护”“食宿费”,每一个词都在把一笔反向抽取,描述成一种照料。一路看下来,越往中间地带的软端走,强制本身越退到幕后,那层“为你好”的外衣就越厚、越要紧。这正是这片地带留给软端的遗产:一套已经被反复试验、证明好用的话语,用来把控制说成关怀。

可这些作者,无论把镜头拉得多宽,主语始终是国家,或者是替国家干活的承包商。他们追的人,都是被某种公共或准公共权力按住的:被转所、被困住、被夺走孩子、被截留福利金。他们没有一套词汇,去描述一个没有被任何国家权力按住、却仍然走进去、还自己付钱的人。中间地带是国家学会用慈善措辞做治安的地方,可它还不是终点。终点是那种连国家都退场了、机构却照样能把人吞进去、还让人感激的地方。

要看清那个地方是怎么来的,得回到一个起点——一个 1950 年代加州的戒毒互助社区。它本是几个戒酒者凑在一起互相扶持的小团体,却在十几年里长成了一个拥有无偿劳动、攻击性团体疗法和暴力执法队的组织,最后被法院和检方追究。它的名字叫 Synanon。它要紧,是因为美国司法部自己的文件承认,它是“治疗社区”方法论的源头——也就是说,后来无数戒毒农场、康复社区、乃至软端那套“在劳动中改造灵魂”的做法,基因都能追到它身上。中间地带显示的是,强制可以穿上慈善的外衣;Synanon 要显示的,是“治疗”“劳动”“邪教”这三样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是三件事。那是下一期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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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Joan Petersilia, Review of Caught, 2015(对“算经济账”叙事更危险的批评:为私营监狱扩张打开政治缺口)。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462474515607193

  16. Joan Petersilia, Review of Caught, 2015(色情物入狱者 1996–2010 增 60 倍;联邦移民执法开支超主要联邦执法机构总和)。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46247451560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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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Dorothy Roberts, Torn Apart, 2022(黑人儿童占全美儿童 14% / 占寄养 23%;纽约 15% vs 44%——种族数据,归因原书)。https://www.hachettebookgroup.com/titles/dorothy-roberts/torn-apart/9781541675445/

  22. Dorothy Roberts, Torn Apart, 2022(1996 PRWORA 与 1997 ASFA 激励家庭分离而非团聚)。https://scholarship.law.upenn.edu/faculty_scholarship/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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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Daniel L. Hatcher, The Poverty Industry, 2016(追逐父母已故/最穷的孩子;分类为残疾以拿更高报销;“被镇静后利润更高”)。https://nyupress.org/9781479874729/the-poverty-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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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Gabriela Kirk-Werner, Brittany Friedman, April D. Fernandes,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dismantling the shadow carceral state,” 2024(pay-to-stay 食宿费、技术性违规、横跨民事法院的隐性财务榨取)。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3624806241286154

  37. Naomi Murakawa & Katherine Beckett, “Reflections on the shadow carceral state,”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2024)(影子监禁国家为“庞杂的国家控制装置”,民事/行政授权遮蔽其惩罚本质)。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13624806241286887

  38. Michelle S. Phelps & Eric Seligman, “Probation and the shadow carceral state: Legal envisioning from Minnesota,”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2024)(惩罚转型不止于大规模监禁,含行政/民事制裁扩张;重罪监禁下降时影子机器仍在增长)。https://journals.sagepub.com/eprint/EJAMQQ5ZZWPMMT4XDSPQ/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