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家让出的第二块位置

上一章结束在一个被腾空的位置上。drug court 把成瘾者判去“康复”，康复机构把他们送进鸡肉厂与油田，工资归机构所有——国家把对穷人的处置外包给了营利治疗。那是软端的第一块位置。本章要看的是第二块。

当福利紧缩，当救济院、济贫所、公立精神病院、可负担的戒毒床位一项项收缩，一个失去工作、家庭与住处的人走到街上，国家为他准备的接应越来越薄。这道缺口不会自己消失，总有别的东西来填——监狱填一部分，营利戒毒农场填一部分，而高控制的宗教共同体填的，是另一部分。它们提供的恰是公共部门已不再稳定供给的那几样：一张床、三餐、一个不再一败涂地的身份，以及最要紧的，一种“你被需要”的确认。代价是劳动、财产与自主。这笔交易之所以谈得成，前提是另一边什么都没有。

接住这些人的机制，是这部书所考察的全部机构里最“自愿”的一种。没有法官的判决书，没有警察的押送，没有家属签字的入院单。进来的人是自己走进来的，往往还满怀感激。第四章的 Synanon 已经预告过这件事：一处院子可以同时是戒毒所、是公社、是自封的“宗教”，招牌一换，监管口径、税收待遇与外界审视尺度就全变了。本章处理的，是这套总体环境最后滑向“救赎”那一档时的样子——攻击式对质换成了祈祷，行为矫正换成了驱魔，治疗的承诺换成了拯救灵魂的承诺，而对劳动、财产与人身的总体性占有，一项没少。

把这类机构放进全书来看，会发现它接的就是国家让出的那块位置。它吸纳社会边缘人——瘾君子、流浪者、被原生家庭抛弃的青年、签证悬空的贫困移民、上一代反主流文化退潮后无处安放的漂泊者——为他们提供住所与一套关于救赎的身份，同时榨取无偿或近乎无偿的劳动，并以神学化的纪律对他们进行“道德改造”。

需要在开篇就划清一条界线：本书不评判信仰内容本身，不裁断谁的神是真的、谁的末世论是错的。宗教自由是一项严肃的权利，信众的虔诚也值得当作虔诚来对待。本章的对象不是信仰，而是附着在某些高控制共同体上的一套劳动榨取与人口吸纳机制——护照、工时、现金流、童工记录、体罚手册。信仰是信仰，劳动榨取是劳动榨取，二者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屋檐下，本章只解剖后者。这条界线，恰是既有学术绕不开又始终没接好的那一根线，第七节会回到它。

二　从一碗热汤开始

Twelve Tribes（十二支派）旗下的 Yellow Deli 连锁餐馆，以一种刻意的旧时光气质示人：手工原木招牌、自家烘焙的面包、写着“我们为困倦疲乏者而存在”的菜单。据从该团体出走的成员向《水星报》（Mercury News）与《丹佛邮报》记者描述，这套温暖的门面正是其招募逻辑的一部分——它专门吸引那些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的人，给他们住处、食物与一个被接纳的位置1。

入口的柔软不等于内部的柔软。据出走成员描述，加入 Twelve Tribes 须交出个人财产，并放弃原有姓名，换取在团体的餐馆、农场与手工作坊里从事没有个人工资的共同体劳动1。一个在第十三修正案语境下值得停住的细节是：劳动在继续，对劳动的报酬被取消了，而取消的方式不是强迫，是皈依。这正是这台机器在软端的运作底色——它不靠铁门，靠的是让人心甘情愿地走进来、留下来、献出去。

它由 Elbert Eugene Spriggs（教内称 Yoneq）于 1972 年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创立，是一个弥赛亚式的公社运动，如今在全球有三十多个公社，靠 Yellow Deli 连锁餐馆、农场与手工业维持运转1。它把“放弃”推到了很彻底的地步：成员交出的不只是劳动报酬，还有财产和名字。

它的劳动榨取里最敏感的一环，落在儿童身上。2018 年，电视节目《Inside Edition》派记者卧底拍下隐藏摄像头画面，画面中有儿童在该团体位于纽约州坎布里奇（Cambridge）的 Common Sense Farm 的肥皂作坊里劳作2。节目播出后，纽约州劳工部介入突击检查，发现该农场存在涉及 12 名未成年人的违规用工；据报道，被拍到的儿童中有自称 10 岁、11 岁的，还有一名 6 岁男孩在推独轮车、捡土豆，劳工部就此立案，可能开出累计数万美元的罚款34。这一条，是本案中政府记录直接坐实的事实，而非单方指控。

体罚方面，据出走成员与媒体报道，Twelve Tribes 内部流传一本 348 页的《育儿手册》（Child Training Manual），主张用细而有弹性的木条（成员称之为 balloon stick）抽打幼童，对象可小至六个月的婴儿；前成员称儿童会因琐事每天挨打二三十次，管教者以摁住幼儿、捂住其嘴直到孩子“屈服”的方式来“折断孩子的意志”1。一名 1997 至 2004 年间在团体内的前成员 David Pike 对记者说，他亲眼见过孩子被抽打到流血1。

这本手册值得在“道德改造”这一层多停一句。它是有方法、成文、可复制、可传授的纪律技术——一套关于如何把人从小塑造成顺从的共同体成员的教程。把它和上一章戒毒农场的攻击疗法、把它和监狱的行为矫正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共享同一种野心：重造一个人的意志，使其服帖于机构。区别只在话语外壳——一边是治疗，一边是惩戒，这一边是救赎。

还有一层落在代际上。WOFF 的巴西劳力（下一节会展开）是被招募进来的成年人，他们至少有一个“加入”的时刻可供追溯；而 Twelve Tribes 手册所针对的婴幼儿，从未有过那个时刻。他们生在共同体里，从六个月起就被一套关于“折断意志”的技术塑造，长大后继续在 Yellow Deli 与农场里劳作。对一台需要持续补充顺从劳力的机构来说，自我生育并就地驯化下一代劳动者，是比对外招募更稳定的供给方式。据出走成员描述，正是这种代际再生产，使得这类公社即使在招募放缓时也能维持运转1。把儿童放进“劳动力再生产”的框里看，体罚手册就不只是虐待问题，它还是这台机器维持劳动力供给的一道工序。

需要按风险规则明确剔除的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则关于 2024 年宾夕法尼亚州某处 Twelve Tribes 产业失火的说法，已被证伪，本章不予采用，也不据此推断任何事。Twelve Tribes 近年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主要缘于 2026 年 3 月起在 ID 频道及流媒体平台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报道5。

三　Spindale 的旗舰案例：当劳力从巴西被运来

如果说 Twelve Tribes 提供了这一机构类型最克制的入口画面，那么北卡罗来纳州 Spindale 的 Word of Faith Fellowship（信心话语团契，下称 WOFF）提供的，是其劳动榨取与移民管道最清晰、证据等级最高的一例。

WOFF 由前数学教师 Jane Whaley 与丈夫 Sam 于 1979 年创立，在 Spindale 一处约 35 英亩的园区运作，本地信众约 750 人。据美联社（AP）2017 年的系列调查，这间教会通过它在巴西的两个分支，把年轻人以旅游签证和学生签证成批送往北卡园区；以前成员的访谈估算，二十年间至少有数百名巴西年轻人迁入6。

据美联社调查，新来者抵达后，护照与现金常被教会以“代为保管”之名收走；许多人初到时几乎不会说英语，被困在异国，每天工作约 15 小时，通常没有报酬，先是为教会清扫仓库，后来在高层牧师私营的企业里劳作67。据美联社报道，同样的活，美国人有薪，巴西人无薪，而这种无薪被冠以“志愿工作”（volunteer work）之名以规避劳动法7。男性多被派去建筑工地，女性多去做保姆或在教会的 K-12 学校里干活6。

机制最赤裸的供词来自前成员自己。据美联社报道，十八岁从巴西教会迁来的 Andre Oliveira 说：“他们需要劳力，而我们是廉价劳力——见鬼，是免费劳力。”（They needed labor and we were cheap labor — hell, free labor.）6另一位前成员则把这句话压到更短：巴西人来这里就是为了出力，仅此而已8。把这几句话从“邪教受害者证词”的框里抽出来，放进劳动史的框里，它们读起来与契约劳工、与被没收证件的外籍包身工，是同一种句子。

控制不只施于成年劳力。据美联社报道，WOFF 有一种叫 blasting 的做法：信众围成一圈，长时间高声祈祷以“驱魔”“洁净”对象；据 2000 年一桩抚养权庭审的证词，这种围攻曾被施加于一名一岁婴儿数小时，信众（包括儿童）也被殴打、掌掴、扼喉，以“把魔鬼打出来”9。这些指控均出自美联社基于 43 名前成员的访谈、文件与秘密录音所做的系列报道，以及普利策奖得主 Mitch Weiss 与入围者 Holbrook Mohr 据此写成的纪实专著《Broken Faith》（2020）910。

这个案例真正逼人深思的，是它的法律结局。据司法记录，这桩涉及护照没收、十余年无薪劳动、对婴儿施加数小时围攻的事，最终被刑事追究的，只有一项与劳动榨取几乎无关的罪名——失业救济金诈骗。教会一名牧师 Kent Covington 于 2019 年因合谋邮件诈骗被判 34 个月监禁；该骗局在 2008 至 2013 年间制造了逾 25 万美元的虚假申领11。Jane Whaley 在联邦法庭文件中被描述为该骗局的“推动者”，但她始终否认参与，且从未因此被刑事起诉12。

这里要严格守住归因的边界：以上关于强迫劳动、护照没收、围攻婴儿的全部内容，都是美联社系列调查与前成员证词所载的指控，以及已成案的诈骗定罪事实；本章不替检方或法庭下任何额外的定罪式判断。但仅就已经发生的法律事实而言，有一处结构是清楚的：无薪劳动与人身控制大体未被刑事追究，被追究的是钱被骗走的那一笔。这不是个别检方的疏忽，它是这整类机构反复出现的法律盲区。

为什么强迫劳动这一项最难入罪，值得在制度层面想一层。失业救济金诈骗有清晰的受害者（政府）、清晰的金额、清晰的申报记录，构成要件一目了然。无薪劳动则不然：在 WOFF 这样的结构里，每一名巴西年轻人在形式上都是“自愿”而来的，是为信仰而“奉献”劳动，劳动被包裹进“志愿工作”的宗教语言里7。要把它认定为强迫劳动，检方就得证明胁迫的存在，而这套机构的胁迫恰恰是非物理的——没收护照、语言隔绝、对救赎的允诺、对出走者下地狱的警告，这些手段在刑法上比一道铁门难以举证得多。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法律虽明确禁止旅游签证持有者从事本应有偿的工作，也限制学生签证者的工作条件，但把这套违规对应到具体的、可起诉的强迫劳动罪名上，又是另一回事6。劳动榨取藏在宗教自由与个人虔诚的褶皱里，这是它能长期运转而少受追究的条件之一。这层让人“自愿”交出劳动的技术究竟如何成立，第八章会专门处理；此处只需记住：自愿，正是榨取得以免于追究的法律外衣。第六节的 Baxter 诉讼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试图把这层褶皱拆开，把无薪劳动直接送进强迫劳动的法条。

四　被反主流文化退潮留下的人：Children of God

如果说 WOFF 吸纳的是签证悬空的贫困移民，Twelve Tribes 吸纳的是本土的走投无路者，那么 Children of God（上帝之子，后更名 The Family International）展示的，是这类机构如何接住一整代社会退潮后剩下的人。

它由 David Berg 于 1968 年在加州亨廷顿海滩从“耶稣运动”中创立，正值 1960 至 1970 年代反主流文化由盛转衰之际，大量吸纳那时的嬉皮、离家青年与四处漂泊者13。这是“反主流文化漂泊者”作为一类剩余人口被宗教共同体收编的典型——当一场社会运动退去，留下的失锚青年需要新的安置处，而它就站在那里。

接下来涉及性虐与儿童性虐待的内容，须按最严格的归因规则处理。据社会学家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从该团体内部获得的数据，自所谓 Flirty Fishing（“放电钓鱼”）实践推行的年间，其女性成员以性关系传教、招募，累计与逾 22 万人（一项 1988 年的内部统计为 223,989 人）发生过性接触14。这一规模数字归于 Bainbridge 的研究及该团体自身记录，而非取自维基百科。

关于系统性的儿童性虐待，最为人所知的标志性事件，是 Berg 的继子、一度被指定为继承人的 Ricky Rodriguez。据报道，他自幼遭多名成人“保姆”性虐，相关情形见于团体内部刊物；2005 年 1 月，他杀害了童年时施虐者之一后自杀，此事成为幸存者运动的标志15。以上均为已报道事实，本章只转述，不附加任何作者定论。

回到机构类型本身，Children of God 把这台机器的吸纳端展示得格外清楚。它的劳动榨取形态与 WOFF、Twelve Tribes 不尽相同——它更多依赖街头募捐（成员称之为 litnessing，沿街兜售刊物换取奉献）与上述 Flirty Fishing 式的招募，而非餐馆与农场。但底层的人口逻辑一致：先吸纳一批被社会主流退潮甩下的失锚者，把他们安置进一个提供身份与归属的封闭共同体，再把他们的时间、身体与劳动转化为团体的收入与扩张。当 197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退场，留下大量无处可去的青年，这类团体就是接住他们的容器之一；漂泊者被收编为传教与募捐的劳力，正是国家不再托底时，由神来接管的那部分“管理穷人”的事务。

Children of God 在本章里还有一重特殊用途：研究它的那本主要学术专著——Bainbridge 的《The Endtime Family: Children of God》（SUNY 出版社，2002）——本身就是后文要剖析的那种学科偏向的活标本16。一个团体的性虐规模数字，要靠一位倾向于为新兴宗教运动辩护的社会学家从团体内部取得并发表，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研究这些机构的学术，站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这一点，第七节会展开。

五　接缝：戒毒所如何长成邪教，强迫劳动如何进了法庭

本章的机构并非孤岛。它们与第四章的 Synanon、第五章的戒毒农场之间，有一道可以实证指认的接缝，而这道接缝就是 Synanon 本身。

Synanon 由前匿名戒酒会成员 Charles Dederich 于 1958 年在圣莫尼卡创立，最初是一个戒毒的“治疗社区”（therapeutic community），核心手段是 the Game——一种攻击式的团体对质17。它后来从戒毒所演变成公社，再自封为“宗教”，最终被多方称为暴力邪教；据报道，其晚期出现过强制剃头、拆散并重新配对夫妻、强制男性结扎、强迫堕胎等做法，并因成员被定罪与免税资格被撤销而在 1991 年前后瓦解17。

第四章已经把 Synanon 当作全书软端的入口论证；这里要补的，是它如何直接通向本章。它是“康复型机构（戒毒）一路长成高控制宗教共同体”的一具实证标本——同一批人，同一处院子，同一套攻击式对质，只是招牌从“戒毒所”换成“宗教”，监管的口径、税收的待遇、外界的审视尺度就全变了。这说明所谓“高控制宗教”与“治疗社区”之间，并没有一道清晰的物种界线，更像是同一类机构在不同制度激励下采取的不同外形。更耐人寻味的是反向影响：美国司法部下属机构的文献，把 Synanon 称作“反犯罪治疗社区方法论”的诞生地，也就是说，这套源自戒毒公社、后来滑向邪教的对质技术，反过来流入了惩教界18。戒毒、邪教、惩教，三者在这里不是三个隔间，是同一套人身改造技术在不同招牌下的流转。

接缝的另一端，是把宗教共同体的劳动榨取明确放进法律框架的那一例：Scientology（山达基）的 Sea Org 与其惩戒营 Rehabilitation Project Force（RPF）。据 2022 年 4 月在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法院提起的 Baxter et al. v. Church of Scientology International 一案诉状，三名自幼在山达基中长大、被要求自童年起为其服务的原告，依据《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再授权法》（TVPRA）起诉 David Miscavige 及多家关联机构，指控其实施强迫劳动、债役及其他人口贩运行为19。据该案诉状与代理律所的案情说明，原告称其被没收护照、被隔离、薪酬最高每周仅约 50 美元，RPF 被描述为有围栏、重兵看守、可被无限期关押直至机构认定“改造”完成的劳动营1920。

这一案例的分量，在于它做了 cult studies 通常回避的那件事：不把这些团体的劳动安排归类为“心理控制的副产品”，而是直接归类为强迫劳动与人口贩运，并送进反人口贩运的法律框架审理。护照没收、超低津贴、限制外出、无限期关押——这些词从邪教研究的词表里被搬进了《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再授权法》的词表。本书要打通的，正是这个接口；而 Baxter 案恰好证明，这个接口在法律上是成立的，只是在学术上长期空着。截至 2026-06-25，该案曾被法院裁定原告须先经内部争议解决程序，仍在程序推进中，本章只引其诉状所载指控，不预判其最终结果20。

顺带一提，封闭式宗教公社的长期无偿共同体劳动并非美国独有现象——新西兰的 Gloriavale 公社即是一例同类型的国际比较项，说明这是一种制度类型，而非某国特产21。但本书以美国机构生态为限，此处只作一句对照。

六　两个旗舰案例之间：现金流的方向

把 WOFF 与 Twelve Tribes 两案并起来看，这类机构的现金流方向就勾出来了。

在正常雇佣里，钱从机构流向劳动者。在监狱里，国家为关押付费；在戒毒农场，劳动产出与微薄报酬之间尚有名义上的对价。到了本章这两个团体，方向被完全反转：成员献出财产、献出工时、献出本该归他的工资，机构则回馈以食宿、归属与救赎。劳动者不再是被支付的一方，而是支付的一方。

这一反转背后有一套清晰的会计逻辑。Yellow Deli 的餐馆、WOFF 高层名下的建筑与制造企业，是以宗教共同体为劳动力来源、以免税或灰色身份运营的营利装置；无偿劳动是其成本结构里关键的一项。一家普通餐馆要付薪、要缴雇主税、要受劳动法约束；一家由献身共同体的成员无偿运营的餐馆，把这三项成本一并抹去，再以宗教实体的身份享受税收优待。同样一碗汤，成本结构完全不同。把劳动榨取放回它的会计意义上看，这类企业的竞争优势，相当一部分来自它不必支付的那笔工资。这条逻辑，与本书前面讨论过的“穷人产业”里收入最大化的算法是同一条22；只是在这里，被最大化的不是政府转移支付，是不付薪的人力。

要注意把这条会计逻辑与信仰本身分开。绝大多数高控制色彩淡的宗教共同体，并不向成员索取财产、姓名与全部工时，也不构成本章意义上的劳动榨取机构；它们名下若有事业，多按市价雇人、照章纳税。现金流反转不是宗教的常态，是当一个共同体同时做到财产上交、无偿劳动、人身管束三件事时，才会出现的结构后果。本章挑出的这几个案例，是已被调查报道与司法记录指认出榨取事实的那一端。把它们放上现金流这根轴，并非要给信仰排座次，只是想指出一件结构性的事：当献身被记进账本的成本栏，虔诚与免费劳力在会计上就是同一个条目的两个名字。

七　两套话语，一个共同的盲点

证据这一面大体铺完。研究这些团体的学术，被一道学科的墙劈成两半，而墙的两边，都没有把高控制宗教共同体当作劳动榨取与剩余人口管理的政治经济机构来看。这里只把这道墙的形状勾出来；至于为什么整个学术界——不止研究宗教的这一支——都没看见这台机器，是第十章的事。

墙的一边，是“邪教研究”（cult studies）与临床、反邪教传统。这一脉的奠基是 Robert Jay Lifton 1961 年的《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提出极权主义的八项标准，关注的是个体心智如何被改造23。临床心理学家 Margaret Singer 提出“强制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延续个体伤害的取向24。晚近则有 Amanda Montell 的《Cultish》（2021），从语言学角度把“邪教性”扩展到传销、健身房与社交媒体——这一步有用，因为它把分析从“邪教是例外”拉回到“控制是常态制度的连续谱”25。但这一整脉的关注点，始终是心理、招募、洗脑与个体创伤。

墙的另一边，是新兴宗教运动（NRM）社会学，即所谓“反—反邪教”（anti-anti-cult）传统。它的代表作是 Eileen Barker 1984 年的《一个统一教信徒的养成：选择还是洗脑？》（The Making of a Moonie），以实证研究反驳“洗脑”论，强调皈依是一种可理解的选择26。Rodney Stark 与 Bainbridge 用宗教经济学把新兴宗教运动当作理性选择来解释；Benjamin Zablocki 与 Thomas Robbins 合编的《Misunderstanding Cults》（2001）则记录了这场旷日持久的“邪教之战”，Zablocki 试图为“洗脑”一词恢复有限的学术正当性2728。这一脉关注的，是皈依、宗教自由，以及对洗脑论的反驳。

两边吵得很凶，却共享一个盲点。无论是把这些团体看作伤害个体的心理机器，还是看作行使宗教自由的理性选择，经济剥削都只作为一个附属物出现——它被处理成“心理控制”导出的“财务索取”或“无偿劳动要求”，是控制的结果，不是机构的目的。没有人把这些团体系统地接入 Goffman 的全控机构、Coser 的贪婪机构，或监狱国家与剩余人口的政治经济学。前一章戒毒农场的鸡肉厂、再下一章传销的下线、监狱里的低薪劳动，与 Yellow Deli 后厨里那个交出了姓名的人，在这套学术分类里，是互不相干的几件事。

值得把这个盲点的形状描得更准。一侧的提问句式是“这个人的心智是怎么被改造的”，落点在受害者的脑；另一侧的提问句式是“这种皈依是不是一种应受保护的宗教选择”，落点在信众的权利。两套句式都把分析单位锁定在个体——个体的创伤，或个体的自由。可是劳动榨取与人口吸纳，是机构层面的事实，要在“谁向谁支付、谁的劳动养活了谁、被甩出社会的人去了哪里”这种问句里才会现身。当整个学科的提问都停在个体那一层，机构作为政治经济装置的那一面，就从视野里整体消失了。

还要补一句关于宗教自由的话，因为它是这道墙的承重墙之一。宗教自由是真权利，也确实给了这些团体一层正当的、不易撼动的法律保护——正因如此，劳动榨取藏在它的褶皱里格外安全。研究者不愿、也确实难以隔着这层保护去追问劳动与现金流，于是“宗教自由”一面挡住了不当的干预，一面也挡住了正当的追问。把这些团体留在“邪教”或“新兴宗教运动”的档案柜里，它们就永远不会和监狱、和鸡肉厂、和下一章的传销摆进同一台机器里看。

八　被忽略的结构桥：Kanter 与四件工具

墙上并非没有缝。穿过它的，主要有两座现成的桥。

第一座，也是头号理论入口，是 Rosabeth Moss Kanter 1972 年的《Commitment and Community: Communes and Utopia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哈佛大学出版社）。Kanter 研究 19 世纪中期至 1960 年代的美国公社，提出六大“承诺机制”：牺牲（sacrifice）、投入（investment）、弃绝（renunciation）、共融（communion）、屈辱（mortification）、超越（transcendence）29。按 Kanter 的归类，牺牲与投入维系“延续”，弃绝与共融维系“凝聚”，屈辱与超越维系“控制”30。这套框架的价值，在于它把宗教共同体当作一台组织化的承诺生产装置来分析——而承诺机制里的牺牲（交出财产）、投入（投入无法收回的劳动）、屈辱（自我贬抑的纪律），就是劳动榨取在组织社会学里的另一种说法。Kanter 因此可以直接接上 Coser 与 Goffman，把公社与劳动榨取的政治经济学缝在一起。这是把“信仰”一面与“劳动”一面焊到一起的连接器：牺牲、投入、屈辱这些被信众体验为虔诚的东西，在账面上同时就是免费劳力的生产工序。

第二座桥来自邪教研究内部最靠近结构分析的一端：Janja Lalich 2004 年的《Bounded Choice: True Believers and Charismatic Cults》（加州大学出版社）。Lalich 兼具社会学训练与亲历者视角（她本人曾是某高控制团体的高层），提出“自我封闭系统”（self-sealing system）与“有限选择”（bounded choice）概念，把个体的服从重新表述为一种被结构封死了出路的处境31。它说的不再是“这个人被洗了脑”，而是“这个人的选择空间被机构系统性地收窄到只剩一种”——从个体心理通向结构强制的那道接缝。

有了这两座桥，就可以把本书前几章的四件工具装到这一类机构上，它们各管一段。

其一，Ruth Wilson Gilmore 意义上的对被遗弃者的吸纳，解释这些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门口。当国家从“管理穷人”的事务中后撤，留下的瘾君子、流浪者、失锚青年与悬空移民，需要有机构接住——而这些宗教共同体接住了，并在接住的同时把他们转化为无偿劳力32。

其二，福柯的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自愿走进去。牧者以救赎为名，承担起对每一只羊逐一的、深入内心的照管与支配——这套以拯救灵魂为正当性的权力技术，正是高控制宗教共同体的话语外壳33。救赎的允诺，是让人自愿交出一切的那把钥匙。这套“让人自愿”的技术怎样运作，是第八章的主题，本章只点其名。

其三，Lewis A. Coser 1974 年的“贪婪机构”（greedy institutions），解释机构如何把他们整个吞下。Coser 以耶稣会、布尔什维克党为例，描述一类对成员提出总体性占有要求的机构——它要的不止是一部分时间或一部分忠诚，而是一个人的全部34。Coser 本人就把贪婪机构与 Goffman 的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s，《Asylums》，1961）并置对照3435。一个要求交出财产、姓名、全部工时与人身的宗教公社，是贪婪机构的标准形态。

其四，教会名下企业的收入最大化逻辑，解释吞下之后的产出如何变现——这一段第六节已经算过账：把工资、雇主税与劳动法约束一并抹去，再享受宗教实体的税收优待，竞争优势相当一部分来自不必支付的那笔工资22。

把这四件工具叠起来，Gilmore 解释这些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门口，福柯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自愿走进去，Coser 与 Goffman 解释机构如何把他们整个吞下，收入最大化逻辑解释吞下之后的产出如何变现；Kanter 的六大承诺机制是把这几段连起来的扣子。装上这套工具，第三节那句“他们需要劳力”就不再只是一句受害者证词。它是这台机器的运行说明。

九　在连续谱上的位置

回到这部书的总坐标。从全控机构（监狱）到戒毒农场、到本章、再到下一章的传销，构成一条按入口强制程度排列的连续谱。高控制宗教共同体在这条谱上的位置，有一种特殊的扭转。

论入口，它最接近“自愿”的一端。没有判决，没有押送，进来的人是被一碗热汤、一句“这里有家”请进来的，靠的是信仰皈依，而非外部强制。若只看入口，它似乎该被放在远离监狱的软端。

但入口的自愿与内部的榨取强度，在这里是分开的两件事。一旦进入，财产被上交，姓名被替换，工时被无偿占有，人身被一套成文的纪律技术管束——这几样加起来，把它的实质榨取强度推向连续谱的硬端，逼近那些靠围墙和铁门维持的机构。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现金流：在监狱里，国家为关押付费；在戒毒农场，劳动产出与微薄报酬尚有名义上的对价；而在这里，成员不仅不被支付，反而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与全部劳动。从付费的方向看，这是连续谱上榨取较深的一端，而下一章的传销会把这个方向推到尽头——那里进去的人不只是不被支付，还要先付一笔钱才换得被榨取的资格。

软入口与硬榨取的并存，是这类机构最容易被两套学术话语共同放过的地方。看见了柔软的入口，就容易把它判给“宗教自由”；看见了内部的伤害，又容易把它判给“个体心理创伤”。两边都没看见的，是那条把软入口和硬榨取连起来的线——救赎的允诺如何成为榨取的入口，皈依如何成为无薪劳动的合法外衣。

学科的墙，比这些公社的围墙更难拆。围墙好歹是看得见的。而把这些团体锁在“邪教”档案柜里的那道墙，由分类、由学科边界、由谁有资格研究什么构成。拆掉它，需要的不是新的田野，是换一个柜子：把交出姓名的那个人，和鸡肉厂的工人、和监狱里的低薪劳工、和下一章里赔光积蓄的传销下线，放进同一个抽屉。他们被不同的招牌接住——治疗、救赎、创业机会、惩戒——但接住他们的，是同一台处理多余者的机器。

重新归档之后，开篇那个交出姓名的人，就不再是一桩孤立的邪教受害故事。他是这台机器的一个工位。在他之前，有戒毒农场鸡肉流水线上的劳力；在他之后，下一章里会有赔光积蓄仍在拉下线的传销参与者。他们流经不同的舱室，被不同的话语解释，却共用一条主轴：社会先把一批人甩出去，再由一组半公半私的机构把他们接住、安置、榨干，并附赠一套关于他们为何落到此地的说辞。当国家从管理穷人的事务中退场，顶上来的是私营的、宗教的、自封的各色机构；本章看到的，是其中以救赎之名接管那块位置的一种。把宗教这一格接回主轴，不需要任何新的田野，只需要换一个看待它的位置——从“他们信了什么”，挪到“他们在为谁劳动，钱去了哪里”。本章做的，是这一次挪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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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Daniel L. Hatcher, The Poverty Industry: The Exploitation of America’s Most Vulnerable Citizens, NYU Press, 2016（收入最大化逻辑）；本章将其延伸至教会名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结构与免税 / 灰色身份运营，此为作者的理论引申。https://nyupress.org/9781479874729/the-poverty-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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