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把问题摆正。

本书后面要逐一处理的那些机构——监狱、戒毒劳动农场、高控制宗教团体、传销网络——里头住着一张张具体的脸：一个因毒品轻罪被判刑的黑人青年，一个被家人送进康复农场的酗酒者，一个把退休金交给“上线”的中年妇女。看见这些脸，最容易冒出的解释是个人的：他染了毒，他管不住自己，她贪心又轻信。可在任何一所机构把他们接收进去之前，有一个更靠前的问题：他们是怎么成为“可被接收的人”的？谁来界定一个人“多余”到了应当被装进某处的程度？

这一期不进任何一所机构。它退到机构之外、之前，去问“过剩人口”是怎样被生产出来、又是谁最先被划进去的。机器要先有输入，才谈得上处置。把人变成可处置的剩余，是输入端干的活；至于把剩余仓储起来等死，还是反过来精心维持着从中抽取，那是输入之后的分叉，留给第02期。这一期只盯住前半截：剩余如何被造，谁被造进去。

这套问法有一个相当老的源头，老到可以追溯到现代资本主义第一次被系统描述的那一刻。

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的说法，资本积累本身就在不断把工人抛出生产过程。机器和协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单位资本需要的活劳动相对减少，于是总有一部分劳动力被“游离”出来，沉淀为一支随时可被重新征用、也随时可被搁置的队伍。马克思把它叫作“相对过剩人口”，也叫“可支配的产业后备军”1。这个命名里藏着本期全部讨论的种子：多余是积累的副产品，与个人的品性无关。同一批人，在资本扩张时被叫作劳动力，在资本收缩时被叫作过剩——叫法换了，人没换。

这套思路并非凭空生长。马克思之前，马尔萨斯已经用人口论给“过剩”立过另一种解释：穷人之所以多余，是因为他们繁殖得太快、超出了食物的增长2。马克思第二十五章里有相当篇幅在反驳这种自然化的说法。在他看来，过剩并非生育的失控，它是积累的产物。把“多余”从一桩自然事实改写成一桩历史—经济事实，是这个传统最初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后面所有作者，无论走得多远，都站在这一步划出的地面上。

这一步的分量，要在它的反面才看得清。如果多余是自然事实——是某些人天生不行、生得太多、命该如此——那么处置他们的机构就只是在收拾自然留下的烂摊子，无可指摘，甚至称得上善举。把多余说成自然，等于把生产多余的那套结构藏了起来，也把追问“谁在生产”这件事提前掐断。马克思要做的，恰是把这层自然的外衣揭掉：被叫作多余的那些人并非先天的废人；他们是同一台机器在另一个相位上吐出来的同一批人。这个改写一旦成立，问题的方向就变了——不再问“这个人怎么会沦落至此”，而问“是什么结构把他加工成了可被沦落的人”。本书后面要进的每一所机构，门口都贴着一张自然化的标签：他活该、他自找、他自愿。把这张标签揭下来，是从马克思这里学来的第一个动作。

二

回到第二十五章，把后备军看得再细一点。

马克思在这一章区分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几种“形式”：流动的（随产业周期被吸纳又被排出）、潜在的（农村中等待被工业吸收的剩余劳动力）、停滞的（就业极不规则的底层），以及沉到最底下的赤贫层（pauperism）1。前三种还在“后备”的意义上属于资本。它们是工资的调节阀：经济扩张时被吸进来，收缩时被吐出去，用过剩劳动力的存在压低在岗者的工价。马克思有一句话点破了这种归属关系——这支后备军“属于资本，就像资本是自己出钱把它养大的一样”1。

这句话值得停一下。它说明在马克思那里，多余者并未被简单丢弃，至少前三种没有。他们被维持着，作为一种随时可调用的储备。资本不养闲人，却需要养着一批“暂时不用、随时能用”的人。这是一种带回收预期的搁置。

真正接近“纯遗弃”的，是第四种：赤贫层。马克思把它形容为现役劳动军的“残废所”和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1。这部分人资本已经不再打算吸收，落到济贫体系或慈善机构的接管范围之内。马克思对这一层着墨不多，但他给出的判断很关键：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生存条件，赤贫层则是这一条件的死荷重式代价3。

赤贫层的位置值得多看一眼，因为本书后面要写的人，大多落在这一层或它的边缘。流动、潜在、停滞这三种过剩人口，多少还在劳动力市场的引力范围之内，工厂景气时会把它们重新吸进去。赤贫层不同：它已经掉到了引力之外，劳动力市场对它不再有兴趣。

马克思笔下的四种形式之间，有一条不易察觉的下行通道。一个流动的失业者，若长期等不到岗位，会慢慢滑向停滞；停滞层里就业最不稳、最难翻身的那批人，再往下就沉进赤贫。这条通道平时被景气掩盖着，一旦遇上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收缩——一整个产业搬走、一座工业城镇空掉——大批人就会成段地往下滑，且滑下去之后回不来。马克思的概念框架里，这条通道是开着的，但他写作的年代，资本扩张还足够快，大多数人迟早会被重新吸上来，赤贫层因而只是底部一个相对薄的沉淀层。把这套框架移到一个半世纪后的去工业化地带，会看到沉淀层在变厚：往下掉的已经不是少数失败者，整片人口被结构性地压在底部，等不到那个把他们吸回去的繁荣。马克思给了通道，没赶上看通道堵死之后的景象。

这里出现了一道当代人不得不正视的裂缝。马克思的后备军以可回收性为前提，多余者迟早会被资本重新吸进生产。可一个半世纪后，大量研究几乎一致地报告：相当一部分人口已经永久性地多余，去工业化、自动化、资本外移把他们留在了再也不会被召回的位置上4。后备军变成了不再后备的军。当“暂时搁置”凝固为“永久搁置”，处理这批人的就改换了主体：劳动力市场退场，另一套机构接手。一个被工厂判定为无用的人，不会因此消失，他得有地方待着。马克思的镜头停在了赤贫层被市场抛弃的那一刻——这一期接着往下看的，是这一刻之后，谁来界定、谁来标记、谁被装进哪里。

三

把马克思的后备军搬到当代美国、并赋予它种族与空间维度的，是露丝·威尔逊·吉尔莫（Ruth Wilson Gilmore）的《Golden Gulag》（2007）。这本书是过剩人口传统在美国语境里的旗舰之作，也是本期分量最重的一站。

吉尔莫要解释的具体现象很扎实：从1980年代到世纪之交，加州建起了规模罕见的监狱群，在押人数在二十来年里翻了好几倍5。通常的解释是犯罪率上升。吉尔莫用数据反驳：扩张最猛的那些年，加州的犯罪率其实在下降5。监狱潮在回应的，不是犯罪。

她的回答是著名的“四种过剩”。监狱大扩张被她读成对四种同时积压的剩余物的一次性吸收：过剩的金融资本（去工业化后找不到出口的钱需要投资标的，监狱债券提供了一个）、过剩的土地（农业萧条区贱价的、无人问津的地块）、过剩的劳动力（去工业化把大批黑人和拉丁裔青壮年抛出生产，他们成了没有就业前景的多余人口）、过剩的国家能力（从福利领域撤出之后，那套官僚机器需要新的事可做）56。监狱是一个把这四者一次性容纳进去的装置。吉尔莫给它一个地理学的名字：对政治经济危机的“局部地理修复”（partial geographical sol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ic crises）6。后来在《Abolition Geography》里，她把这种“用建监狱来吸收危机”的动作直接称为“监狱修复”（prison fix），并强调它修补的是危机，而非犯罪7。

这个读法把因果关系倒了过来。先后顺序反了：先有四堆没处放的剩余，监狱才被造出来当容器，被关进去的人是被资本周期判定为多余的种族化群体——并非先有一批危险的人、再建监狱去关他们。谁被装进去，跟个人做了什么的关系，远没有跟他属于哪个被抛出的群体的关系大。

值得停下来体会这四种过剩的同时性。它们并不是四个孤立的问题；它们是同一场去工业化在四个面向上留下的同一笔账。工厂走了，工人失业（过剩劳动力），支撑工厂的农业腹地一并萧条、地价崩塌（过剩土地），原本投在制造业里的钱找不到新去处（过剩金融资本），而国家又在同一时期从福利领域抽身、留下一套闲置的官僚机器（过剩国家能力）。建一座监狱，恰好能一口气把这四样东西都用上：买下贱价的地，发行债券吸纳游资，雇佣并看管那批没出路的人，给那套官僚机器找到新的差事。吉尔莫的洞察在于看出，监狱在加州的疯长，与其说是治安政策，不如说是一桩同时解决四笔烂账的工程。被关进去的人，是这桩工程顺手处理掉的那笔“劳动力烂账”——他们之所以在场，首先因为他们是去工业化吐出来的剩余，其次才因为某条刑法条文恰好把他们网了进来。

吉尔莫由此给出了她影响最广的一个定义，关于种族主义。她写道，种族主义“具体说来，是国家批准或法外地生产并利用群体差异化的、过早死亡的脆弱性”（the state-sanctioned or extralegal produc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group-differentiated vulnerability to premature death）8。

这个定义需要拆开来读，因为它很容易被引滥。它不说种族主义是偏见或仇恨，它说种族主义是一种生产，生产出“谁更容易早死”的群体差异。某些群体被系统性地置于更高的提前死亡风险里：更差的医疗、更脏的环境、更可能被警察击毙、更可能被关进会缩短寿命的地方。种族主义就是制造并利用这种差异化脆弱性的那套机制。这是一个关于风险分布的定义，不是一个关于情感的定义。把它放回本期的问题：决定谁被划进剩余、谁被标记为“可被装走”的，不是个体的恶，是一套把某些群体预先标记为“可被牺牲”的分配结构。剩余不是随机散落的，它沿着种族与阶级的线被生产出来，落点是可预测的。

四

吉尔莫把这套生产剩余的治理模式命名为“有组织的遗弃”（organized abandonment）9。

“有组织”三个字是关键。遗弃听上去像是疏忽、是没人管、是制度的空白；吉尔莫偏要说，它是被组织起来的，是一项有结构、有方向的动作。国家从这些群体的生活里撤出——撤出就业、医疗、教育、住房支持——同时又用某种机构把撤出后无处安放的人收纳起来。撤出与收纳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一手抽走维持生活的支撑，另一手准备好接住因此跌落的人。这两只手合起来，就把一个群体源源不断地加工成剩余。

值得点明的是，遗弃在这里不等于忽视。忽视是被动的，是漏掉了；有组织的遗弃是主动的，是把资源有方向地从某些地方、某些人身上撤走，并接受、甚至安排好这撤走会产生的后果。某个社区的医院关了，公校垮了，工厂走了，留下的人没有被遗忘，他们被腾空——腾出来的位置，正等着别的机构来填。吉尔莫提醒人们去看这撤与收之间的配合：哪里的福利退得最狠，哪里的监禁就涨得最猛，两条曲线常常背靠背。

把种族主义的那个定义接到这里，遗弃的“组织性”就更清楚了。前面说过，吉尔莫把种族主义定义成对“群体差异化的、过早死亡脆弱性”的生产与利用。有组织的遗弃，正是这种生产的日常操作方式。它不需要任何人喊出种族口号，也不需要谁怀着恶意——它只需要按部就班地把投资、岗位、医院、学校从某些邮政编码里抽走，把警力、监控、刑期往同一批邮政编码里加。日积月累，住在那里的人就被推到了更高的早死风险上：更可能失业，更可能生病而看不起，更可能在街上被拦下，更可能被关进一个会折损寿命的地方。脆弱性是被这套撤与收的配合一点点垒高的，且垒得有方向、有落点。剩余在这里被生产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街区身上，绝非抽象地被生产，并预先按种族标好了价。

在吉尔莫的分析里，监狱接住的那部分人，目的既谈不上改造谁，也谈不上让谁劳动，它只是把多余者放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她在《Abolition Geography》及多场演讲里反复回到一个判断：监狱主要是一台把人“失能化”（incapacitation）、从社会与时间里抽离出去的装置7。被收纳进去的人，是被移出了价值循环的人——他们被关，恰恰因为对资本不再有用。

到这里需要先放下一个标记，留给下一期去展开。吉尔莫的“有组织的遗弃”给出的是一种处置：仓储。撤出、收纳、搁置，让多余者待在一个安全地待着的地方。但这只是机器在输入之后分出的一条岔路。还有另一条岔路——有些机构并不把多余者仓储起来等着，反而把他们重新编进一条边缘的价值循环，靠维持他们来持续抽取。仓储与抽取是两种相反的处置，吉尔莫主要照亮了前一种。这道分叉，正是第02期要正面摆出的事。本期只需记住：吉尔莫的贡献在输入端——她精确地说明了剩余如何被有组织地生产出来、谁被生产进去；至于生产出来之后分往哪条岔路，是下一段的事。

五

如果说吉尔莫把过剩人口扎根在加州的土地、债券和监狱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则把它抬升到全球与哲学的高度。《Wasted Lives》（2004）是一本只有一百多页的小书，核心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隐喻：人类废料（human waste）10。

鲍曼的论点可以一句话概括：被浪费的生命是现代化的产物，谈不上什么事故。秩序的每一次建立，都要把不合规、放不进新秩序的东西划为多余；经济进步的每一步，都让一批人的技能、位置、存在变得冗余。移民、难民、被自动化淘汰的工人，都是这种生产的产物10。这里和马克思接上了头：在鲍曼看来，造废料是现代化正常运转时稳定产出的副产品，跟主产品一道从同一条流水线上下来，谈不上是偶尔出的岔子。

在鲍曼看来，这种生产一直存在，从前之所以没酿成危机，是因为有地方可倒。殖民地和“未开发”地区曾经充当过剩人口的外部倾倒场，欧洲多余的人被运往新大陆、运往殖民边疆11。问题出在现代化覆盖了全球之后。当地球上再没有“空地”可以倾倒，过剩人口只能在内部累积。于是出现了鲍曼所说的当代症候：对“非法移民”“寻求庇护者”的新焦虑，无处不在的安全恐惧，以及把边界、营地、拘留中心当作国内替代倾倒场的冲动11。边缘人口管理机构，在这个读法里是处理“无处可倒之废料”的国内装置。

鲍曼在别处把这套运作方式叫作“流动的现代性”：固态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融化了，人随之被不断重新分类、重新淘汰，被甩出的速度比从前快得多12。一份在三十年前还算体面的工作、一种在一代人之前还稳固的身份，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重新归类为多余。剩余的生产因此提速了，被划进去的门槛也在不断移动——今天还在岸上的人，明天就可能发现水线已经漫过了脚。

外部倾倒场的消失，给这一脉添了一个历史维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处理剩余的机构会在某个时点集中冒出来。鲍曼的提醒是：剩余的生产是老问题，剩余的安置才是新问题。当帝国还在扩张、边疆还在打开，多余的人有处可去——被流放，被殖民，被送去开拓别人的土地，问题被空间稀释掉了。等到地球被瓜分干净、再没有“别处”可倒，同一批剩余只能堆在生产它的社会内部。于是出现了一种内向的转折：曾经向外输出的冲动，掉头变成向内收纳的装置。营地、拘留中心、边境围栏，乃至本书后面要写的各类收容机构，都可以读成这场转折的产物——它们是当外部倾倒场关闭后，社会用来在自己体内安置剩余的容器。这个判断对本书有用，因为它把那些看似互不相干的机构，放回了同一段历史里：它们都是在“无处可倒”之后才大量出现的。

废料这个隐喻有它的穿透力，也有它的特定锋向：它讲的是生产与丢弃，是剩余如何被造、如何被判为多余、如何被堆到看不见的地方。这恰好落在本期的题目里。至于废料被堆起来之后会不会被人翻拣、二次变现——废料一旦被定义为废料，按隐喻本身的逻辑就该被丢掉，不再有人指望从它身上得到什么。鲍曼的视野停在丢弃这一边。这停顿不是缺陷，是分工：他把“剩余如何被生产”讲得透，而“剩余被生产出来之后能不能反过来牟利”，是另一个问题，要到下一期才正面处理。

六

剩余被生产出来，还得被标记。生产是结构干的活，标记则要落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头上——总得有一道手续，把抽象的“过剩人口”翻译成“这个人，可以被装走”。这道手续，丽莎·玛丽·卡乔（Lisa Marie Cacho）在《Social Death》（2012）里看得很细13。

卡乔的关键概念是“事实上的身份犯罪”（de facto status crimes）。她指出，“非法移民”“帮派成员”“疑似恐怖分子”这类标签，把身份本身变成了罪——一个人不需要做错什么，他是谁就已经构成可罚的理由13。被这样标记的种族化群体，于是落入她所说的“种族化的无权状态”（racialized rightlessness）：他们被永久犯罪化，被渲染成“不配获得人格的人”（ineligible for personhood），处在一种社会性死亡里1314。这里的“社会性死亡”一词，接的是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研究奴隶制时的用法：人活着，却被剥夺了被社会承认为成员的资格15。卡乔把它从奴隶制移到当代美国的犯罪化机制上。

她最尖锐的一步在后面。卡乔论证，整个政体对“价值”和“应得性”（deservingness）的理解，恰恰建立在对这些被犯罪化群体的贬值之上。守法公民之所以“有价值”，部分是因为有一批人被预先定为“无价值”，充当价值的对照底色14。换句话说，“谁算个有价值的人”这个判断，并不先量出每个人的价值再排序；它先选定一批人钉死在“无价值”那一格，剩下的人才显出价值来。标记一批人为多余，和确认另一批人不多余，是同一道工序。

这一步把“过剩”从一个经济范畴推进成了一个法律—道德范畴。马克思和吉尔莫告诉人们剩余如何被结构生产出来；卡乔补上的是这剩余如何被一道道具体的标记落实到人身上——一个人之所以可被装进某处，部分原因是他在被装进去之前，就已经在价值话语里被掏空了。等到本书后面那些机构来接收他，他早已被预先盖上了“多余”的戳。谁进得了那些机构？卡乔给出的答案是：由“谁被预先判定为没有价值、无法用合法手段自证清白”决定的。

卡乔还指出一个令她着迷的困境，正好说明这道标记有多牢。被标记为无价值的人，若想反抗这个标记、要求“被当人看”，他能动用的语言，偏偏只剩那套本就贬低了他的价值标准——他得证明自己勤劳、清白、对社会有用，才配得到一点承认。可一旦他这样申诉，他就等于默认了“人要靠有用来换承认”这条规则，而这条规则正是把他打成无价值的同一条规则14。挣扎本身在加固那张网。这一点对理解本书后面的机构很要紧：被装进去的人，往往是带着“得证明自己还有点价值”的渴望自己走近的，很少需要被强行拖进去——那张预先盖好的“多余”戳，连同想洗掉它的冲动，会一起被后面的机构接住、利用。这层利用如何展开，是后话；在这一期，只需看清标记这道工序本身的牢固：它不光把人钉在无价值那一格，还顺手没收了人为自己辩护的语言。

卡乔还顺手揭示了一件事，本期先记下，不展开：她笔下那套“价值/应得性”的话语，将来会被软端机构反过来用作正当化的修辞——先告诉一个人他一文不值，再告诉他只要交出劳动、金钱或人脉就能重获价值。但那是话语如何被用来榨取的故事，属于后面的章节。在这一期，卡乔的位置很清楚：她管的是输入端的最后一道工序——把被结构造出来的剩余，一个个标记成“可处置的人”。

七

把几位作者排在一起，会看到他们在做同一件事的不同段落。

马克思给出了机制：积累周期性地把人抛出生产，造出一支可支配的后备军，并让其中一部分沉淀为再也回收不了的赤贫层。这是剩余生产的引擎图。吉尔莫给出了当代美国的具体形态：四种过剩同时积压，被监狱一次性吸收；剩余沿种族与空间的线被有组织地生产、有组织地遗弃，落点可预测，绝不均匀散落。鲍曼给出了全球的尺度与历史的纵深：废料是现代化的稳定副产品，从前有殖民地可倒，如今只能在内部累积，且生产在提速。卡乔给出了落到个人头上的那道手续：把抽象的过剩翻译成具体的“不配做人”，用价值话语把人预先掏空。

四个人，四个段落，拼起来是同一道工序的全程：从结构如何造出剩余，到剩余如何被标记到具体的人身上。这一期到此为止，回答的全是输入端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人多余，谁被造成多余，谁被标记为可处置。这些问题有了相当结实的答案。

侧翼还有两个声音在加固这一脉，也都站在生产/标记这一边。阿希尔·姆贝姆贝（Achille Mbembe）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把主权的终极形式定义为“决定谁可以活、谁注定要死”的权力，并指认出大量人口被置于“活死人”状态的“死亡地带”16。亨利·吉鲁（Henry Giroux）的“可弃性政治”（politics of disposability）把鲍曼的废料落到美国新自由主义与青年身上，描述整批青年如何被预先标记为可弃废品17。两位都偏重“谁被标记为可弃”这一面，跟前四位站在同一极上，加固了输入端的论证。

但这里要诚实地划出这一整脉的边界，因为它正是本书接下来要补的地方。这些作者对“剩余如何被生产、谁被标记”讲得透彻，对剩余被生产之后的处置，却讲得相当单一——他们看到的处置，几乎清一色是遗弃：被仓储、被丢弃、被卸载到死亡地带。剩余被造出来、被标记好，然后被搁置着，故事就停在这里。

可现实里的处置不止一种。有些机构确实把多余者仓储起来、任其凋零；另一些机构却反着来，它们不让多余者待着，反而精心维持他们的存活，好持续从他们身上抽取劳动、金钱、信仰。同样是接收一个被标记为多余的人，一种是把他放进一个安全待着的地方，一种是把他放进一条还能榨出东西的流水线。这两种处置逻辑相反，却接的是同一批被造出来、被标记好的人。

把这一期的几位作者合起来看，会发现他们其实共享一个不动声色的前提：被造出来的剩余，是被动的、待处置的。剩余被生产、被标记、被搁置——动词的主语始终是结构、是国家、是市场，被造出来的人则是宾语，是被加工的对象。这个视角有它的力量，它把“个人失败”的滤镜摘掉，让人看见结构的手；但它也有它的盲点，盲点恰恰在于：它几乎不去问，处置剩余这件事，本身能不能成为一门生意。在这一脉的多数作者那里，剩余一旦被造出来、被标记好，故事就近乎收尾了，剩下的只是搁置、丢弃、等死——处置被想象成一个低能耗的收场动作，很少有人把它看成另一台带着自己利益、自己算计的机器的开端。

所以这一期到这里就该交棒了。剩余如何被生产、谁被标记为可处置，已经讲清。但被标记之后，机器分出两条岔路——仓储与抽取——这道分叉是本书最锋利的一处分析动作，也是整条连续谱的第一个关节。它属于下一期。第02期就从这里接手：这些人存在了，也被打上了记号；接下来，对他们做的事，分成了两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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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流动的现代性”：固态结构融化、人被不断重新分类与淘汰；出版社信息）。https://www.wiley.com/en-us/Liquid+Modernity-p-978074565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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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chille Mbembe, Necro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原文 “Necropolitics”, Public Culture 15(1), 2003；“决定谁生谁死”的主权、death-worlds、living dead）。https://www.dukeupress.edu/necropolitics
  17. Henry A. Giroux, Youth in a Suspect Society: Democracy or Disposabil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可弃性生物政治、青年被预先标记为可弃废品；出版社页）。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57/9780230101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