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看两桩判得相反的官司。
第一桩，男方郑某和女方吴某相识三天就去登记结了婚，十天之后女方拒绝共同生活。男方把彩礼要了回来，法院判全额返还二十万元。第二桩，男方王某和女方孙某没有领证，但在一起生活了四年，还生了一个孩子，后来散了，男方同样起诉要返还二十万彩礼，法院驳回，一分不退1。
同样是二十万，同样是“婚没成”，一桩全退，一桩全不退。分界线在哪？在两个人有没有真正一起过日子，在有没有孩子。这条线不是某个法官临时画的，它写在2024年2月起施行的一份司法解释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把“共同生活”和“是否孕育”定为彩礼要不要返还、返还多少的核心变量2。
这两桩官司，是国家治理彩礼这件事走到今天的一个切面。它说明治理已经很细：细到能区分三天的婚姻和四年的同居，细到要把一笔钱拆开问“这到底算不算彩礼”。但它也藏着这一章要追的那个问题——当法律精确到这个程度，它处理的究竟是什么？是一笔钱的归属，还是两个人四年的人生？退钱的那一刻，退的是男方的损失，还是女方的青春？
把这个问题先放在这里。先看治理这台机器，到今天为止，已经造出了哪些工具。
二
治理彩礼，国家手里其实有一整套工具，而且这套工具在过去七年里越磨越细。
最根上的一条，是1950年就立下、一路写到今天《民法典》里的那句话：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把它和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并列，作为婚姻家庭的禁止性规定3。注意它的措辞——禁的是“借婚姻索取财物”，不是彩礼本身。彩礼作为习俗一直是合法的，违法的是把婚姻当作索财的由头。这条界线七十多年没变，难的从来是怎么把它落到一桩桩具体的婚事上。
落地的工具，大体是三层。
最软的一层是倡导。2019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几乎年年点名“高额彩礼”，要求治理、移风易俗；有媒体统计，七年里六次写进一号文件4。到2026年的一号文件，措辞又往前走了一步，提出对省际毗邻地区搞协同治理——因为彩礼是按婚姻圈走的，一个县压下去，邻县不压，新娘和钱就往邻县流5。
中间一层是基层规约和示范。民政部从2020年起分两批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把抵制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写进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对彩礼标准、婚宴规模、随礼数额都作出规定，靠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去落实6。在这层上，各地搞出了名目繁多的彩礼“限高令”：甘肃一些县把倡导上限定在五万、六万、八万元不等，有的县干脆按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九倍来设一个参照线7；河北、河南也都有自己的低彩礼、零彩礼标准8。要留意的是，这一层绝大多数是倡导性的、写在村规民约里的软约束，不是强制法令。
最硬的一层是司法。2024年那份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是这套工具里最精细的一件。它做了几件过去做不到的事：把给付方和接收方的父母都拉进诉讼，因为彩礼很多时候是父母给、父母收的；它列出哪些东西不算彩礼——生日、节日的礼物礼金，恋爱期间一起花掉的日常开销，价值不大的小物件，都排除在外；它给“已登记并共同生活”“未登记但共同生活”分别定了返还规则，把过去各地判得乱七八糟的空白填上了9。配合这份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年底到2026年初连发三批典型案例，专门去规制“闪婚”“闪离”和借婚索财10。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负责人对此的说法是，彩礼的认定要符合“一般认知”——也就是普通人觉得这到底算不算彩礼11。
把这三层叠起来看，治理是认真的，也是有成果的。
三
成果里被引用得最多的样本，是河北河间。
从2019年到2024年，河间办了四千多对婚事，其中189对“零彩礼”、2783对低彩礼，按当地的算法，每桩婚事平均省下约十万元，五年累计为老百姓省了大约3.5亿元；全县六百多个行政村都建起了红白理事会12。3.5亿是个很实在的数字，它落在一个个具体家庭的账上，意味着许多本来要为娶媳妇举债的人家，没有举债。
河间的做法里有一点值得专门说：它靠奖，不靠罚。低彩礼的家庭给奖励，评星级文明户，把面子这件事反过来用——过去攀比的是谁家彩礼高，现在树立的是谁家彩礼低也光荣。有评论把这条经验概括为“温和激励”，并提醒移风易俗这种事不宜搞一刀切13。
所以，治理能做到的事，到这里可以说清楚了：它能把名义数字压下去。一纸村规民约、一笔奖励、一场表彰，确实能让账面上的彩礼从十几万降到几万，能让一部分人家少背一笔债。这是真的成效，不该轻描淡写。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压住名义数字，等不等于解决了彩礼？
四
不等于。因为名义数字底下，压着的是一件治理碰不到的事——稀缺。
彩礼为什么高？前面几章已经把这条线拉过：在性别比偏高、年轻女性又大量外流的农村，能在本地结婚的女性就是比想结婚的男性少。少，就贵。这是供求两个字写出来的价钱。经济学者魏尚进和张晓波早就指出过，性别比一上升，有儿子的家庭就会拼命攒钱、抬高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相对吸引力，这种竞争性的储蓄甚至能解释1990年到2007年间中国家庭储蓄率上升的相当一部分14。彩礼是这场竞争结算出来的价格。
价格能被行政命令摁住吗？短期内能，但水会从别的地方漏出来。
一个常见的漏法是私下加价。村规民约说彩礼不超过六万，那就明面上写六万，桌底下再补一笔；或者把超出的部分换个名目，叫“改口费”“三金”“买车钱”。另一个漏法是用嫁妆对冲——彩礼降下来了，女方家可以要求男方多出婚房、多买车，总成本未必真降。还有最直接的一招：人往限制松的地方走。这边县压得紧，新娘就嫁到邻县去，这也正是2026年一号文件要搞“省际毗邻协同”的由来。
更尖锐的争议在于：行政力量到底有没有权力管这件事。2024年，有企业出台内部规定，要求员工彩礼不超过十万元，否则处理。中国政法大学的娄宇教授对此的批评很直接——用人单位不是公权力机关，无权干涉劳动者工作时间之外的私人生活15。这个批评背后是一条更普遍的法理顾虑：彩礼属于习俗、属于私域，强制性的“限高”容易越过公权力的边界，侵犯私人自治，还会逼出前面说的那些规避动作。
江西黎川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当地曾发过一道通告，说彩礼超过六万元可以举报。可当地彩礼普遍就在六万以上，这道令一出，争议太大，很快被撤销16。一道想压价的命令，撞在真实的价格上，碎了。
这就是治理的第一重边界：它能改写名义，改写不了稀缺。只要那个地方的女性仍然稀缺，价格的水就会绕过堤坝，从别处流出来。很多人因此主张“堵不如疏”——真正治本的，是城乡发展、是性别结构、是女性的保障，而不是一道又一道限高令。这个判断我同意，但它把问题推到了一个更难的地方，后面再说。
五
不过，要是因为治不了根就说治理没必要，那也不对。因为彩礼压在普通人身上的，是实打实的债。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上一篇研究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因婚致贫”：高额彩礼，加上婚房、婚车，叠在一起，常常是“一人结婚、全家举债”。这篇研究记录的情形里，江西某地至少六分之一的家庭因为给孩子办婚事而返贫；西北一个贫困县，半数到了婚龄的家庭需要借贷才付得起彩礼，平均要背七年左右的债才还得清17。七年，是一个人从二十多岁还到三十出头，是一个家庭最该往上走的那段被一桩婚事拖住的时间。
新华社记者2024年走访十几个省的农村时，武汉大学一个研究中心给出的测算是，2021年全国农村彩礼均值大约十四万元，而且连涨了十多年18。十四万均值落在那些人均年收入只有一两万元的县里，意味着一桩婚事要花掉一个家庭十年八年的全部结余。这还只是均值，攀比一旦起来，落到某一户头上的数字会比均值高出许多，而越是付不起的人家，往往越不敢在彩礼上落了下风。
所以治理是有正当性的。当一项习俗已经把六分之一的家庭推回贫困线以下，国家很难袖手说“这是私事”。河间省下的那3.5亿，正是冲着这种债去的。治理彩礼，本质上是在替那些最付不起的人家，挡住一笔他们扛不动的支出。
可是，正当性解决不了限度。能挡住债，挡不住债背后的稀缺。于是治理越往前走，就越会撞上三个它解不开、却又绕不过去的问题。
六
第一个问题，藏在那两桩判得相反的官司里：彩礼返还，对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2024年那份司法解释，把“共同生活”和“是否孕育”立成了返还的核心变量。这在法理上是个进步——它不再机械地看有没有领证，而是去看两个人有没有真正一起过日子，比过去那套“要么登记要么没登记”的旧规则贴近生活得多。
但把它放到性别的角度看一遍，会浮出一层不安。
“共同生活”和“生育”这两个变量，在现实里往往是由女性的身体和时间来承担的。同居的那段日子，谁在操持家务、谁中断了工作、谁怀孕生育、谁的身体留下了痕迹——这些大多落在女方身上。可是在返还规则里，它们被当成“是否返还、返还多少”的折扣项来计算：共同生活时间短，就多退一点；生育了，就少退或不退。这意味着，一个已经付出了家务、付出了生育的女性，她的付出是被看见的，但被看见的方式，是作为男方退钱时的一个扣减因子。钱算在谁头上？这套规则真正分配的，是彩礼这笔钱在父母与新人之间、在男方与女方之间的归属，而女性在其中的劳动与生育，被折算成了金额上的加减。
这里必须说得很谨慎。返还规则填补的空白是真的，它防止了一部分借婚索财、防止了“闪婚闪离骗一笔彩礼就走”的算计，这些被骗的一方里也有男性。把“共同生活”纳入考量，方向上是为了贴近公平。问题不在规则本身有什么恶意，而在于：当一个女性同居数年、生育之后关系破裂，如果彩礼当初进了她父母的口袋而她本人并未受益，那么一纸返还判决，可能要她或她的家庭吐出一笔她从未真正拥有过的钱，同时她付出的那几年却无从计价。这是一个需要用性别视角专门去看、目前还远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问题。这一章只能把它标出来，标成一个悬着的问号，而不能假装它已经有答案。
我也要提醒自己别走到另一个极端。低彩礼不等于女性地位低，高彩礼也不等于女性获益——一笔很高的彩礼如果整笔进了女方父母的腰包，新娘本人可能一分钱好处没有，甚至从此被婆家视作“买来的”；一笔很低的彩礼如果伴随的是把女儿当独立的人来嫁，反而可能是她处境更好的标志。钱的多少，和女性的处境，中间隔着一个“钱到底归谁”的问题。返还的规则要真正公平，迟早要回答这个被它绕开的问题。
七
第二个问题，在治理的边缘地带：彩礼、索财与犯罪之间那条线，画在哪里？
法律上这条线是清楚的。有真实结婚意愿、只是借机多要财物，属于民事纠纷，处理方式是返还。可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结婚，编造身份和感情，骗对方交出钱财，得手后就推托、消失，那就越过了民事，落进了诈骗罪。
判决里能看到这条线两边的样子。陕西定边法院审过一桩案子：一名已婚女子在2021年到2023年间，经媒人介绍先后跟四名男子订婚、索要财物共一百五十多万元，最后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责令退赔一百三十多万元19。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指导性案例（黄彩梅案）也确立过同样的原则：以索取彩礼为目的、自始无结婚真意的骗财，构成诈骗罪20。一边是退钱，一边是坐牢，分界就在“有没有真的想结这个婚”。
这条线再往外，是更黑的地带。一些短视频里兜售的“越南新娘”“缅甸新娘”，报价十几万一条龙，相亲期还要先收几万元生活费。要说清楚的是，这类跨境婚介在中国和相关国家都是非法的，其性质很多时候是拐卖或诈骗，当事人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21。这里只把它作为一条边界线索点到——它标出了婚姻市场最底部那群最付不起、又最想结婚的农村男性，会被什么样的东西收割。再往里的细节，这一章不展开，也不该展开。
把这条线拎出来，是因为它暴露了治理的又一重限度。司法可以惩罚骗婚，可以判退赃，可以一年比一年判得细。但它处理的永远是已经发生的个案，是稀缺这台机器运转时甩出来的极端值。一个十一年刑期，挡不住下一个被高彩礼逼到走投无路、又被骗子盯上的人。法律能划清罪与非罪，划不掉催生这些案件的那个供求关系。
八
第三个问题，是整张图最大的那个变量：这个市场本身，正在收缩，而且在剧烈波动。
看一组登记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是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比上一年掉了两成多22。可仅仅一年之后，2025年的登记数又回升到约676万对，是近十年里第一次年度回升23。一年跌到谷底，一年又弹起来——这条曲线本身就在告诉我们，婚姻市场没在平稳地萎缩，它在大幅地晃。
晃的背后，是几股力量搅在一起，方向还不一致。
一股是初婚在推迟。2020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已经到28.67岁，比十年前推后了将近四岁24。结婚的人越来越晚，有些晃动只是结婚时点在年份之间挪动，比如某一年生肖不吉、某一年政策调整，都会让登记数在相邻年份之间一上一下。这种波动是时点的搬家，不是总量的真变。
另一股是更顽固的存量：性别结构的失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总人口性别比是105.07，男性比女性多约3490万25。这是总量口径。换到婚姻更相关的口径，20到40岁这段适婚人群里，男性比女性多出约1752万26。这两个数字不能混用——3490万是全体人口的男性盈余，1752万才是压在婚姻市场上的那部分。即便如此，1752万也是一个不会因为登记数回升就消失的存量。
而且这个存量的分布，不是均匀的。社会学研究早就发现，农村女性倾向于“向上婚配”——往更富、更成熟、户口更好的方向嫁，于是被挤出婚姻市场的，集中在社会经济地位最低、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农村男性身上27。登记数年度回升的那几十万对里，大概率没有他们。市场总量在波动，但谁被留在市场之外，是相当稳定的。
把波动和存量分开看，对治理是个提醒。结婚数一年回升十个百分点，很容易被读成“形势变好了”，进而让人觉得高彩礼的压力自己会缓解。可回升的那部分，多半来自城市里晚婚的人补办了婚事、来自相邻年份之间结婚时点的腾挪，跟最底层那批连媒人都不愿意搭理的农村男性关系不大。换句话说，市场的脸色在变，市场的骨架没变。彩礼这个价格盯住的是骨架——是性别结构、是城乡之间谁吸走了谁的女儿——而不是当年的登记数好不好看。一项只盯着名义数字、又被年度波动牵着走的治理，很容易在数字回暖的年份松劲，在数字难看的年份加码，始终对不准那个真正不动的东西。
所以，这第三个问题，把前两个问题包在了里面。返还规则怎么对女性更公平，骗婚的线怎么划得更清，都是在这台收缩又波动的机器内部做的修补。机器本身——那个适婚男性多出一千多万、年轻女性持续向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的结构——治理的工具几乎够不着。
九
写到这里，该收一个尾，可我手里没有能收紧的那根线。
学者蔡心怡在一次访谈里谈到彩礼时，给出的判断和这一章一路走下来撞上的边界是一致的：彩礼真正的治本之策，不在限高令，而在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在性别结构的失衡、在女性保障的薄弱28。把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只要农村还留不住年轻女性，只要男孩还比女孩多出一千多万，只要一个女儿的价值在很多人家里仍要靠彩礼来标价——那么压住一个数字，就会冒出另一个名目；撤掉一道通告，价格就从邻县流回来。
治理彩礼连续三年写进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29。这是国家把它当回事的证明，也是它没那么容易被解决的证明——真能一纸文件办成的事，不需要年年写。
作为编辑，我得承认，写这本书写到最后一章，我本来是想给读者一个出口的。一本书谈了十一章的彩礼、稀缺、债和被挤出婚姻的人，按写作的本能，结尾该有一句让人松一口气的话。但我没找到那句话，因为现实没有提供。我能确认的，只是几个不该再被含糊带过的问题：
那笔在父母与新人之间流转的彩礼，到底归谁，谁在为它承担风险？当法律用“共同生活”和“生育”来计算返还，一个女性付出的那几年，凭什么只能被折算成男方退钱时的一个扣减项？一个适婚男性多出一千多万、又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的婚姻市场，凭什么指望靠倡导和限高去抚平？
这些问题，这本书提出来了，没有回答完。也许它们本来就不是一本书能回答完的。彩礼能不能被治理，到今天为止，最诚实的答案是：它的名义数字能，它背后的那件事，还不能。
至于那件事什么时候能——那要等的，已经不是一份更好的司法解释，而是一个不再需要用彩礼来给女儿标价的社会。它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这本书不知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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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黄彩梅案）：以索取彩礼为目的、自始无结婚真意的骗财构成诈骗罪。山东烟台中院发布。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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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婚介产业链调查：此类婚介在中越等国均属非法，性质多为拐卖或诈骗，当事人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新京报，2024。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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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2026-02-11发布：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676.3万对，同比增10.76%，近十年首次年度回升。新浪新闻（待核民政部原表）。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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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普口径20–40岁适婚男性比女性多约1752万人，与“3000万光棍”口径不同。界面新闻引统计局回应。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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