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两张面孔

一

先看一场订婚。

莆田沿海的忠门、东庄一带，订婚是要摆场面的。男方把聘金以现金形式备齐，连同金饰、房车凭证一起陈列出来，亲友登门时一眼就能看见这家的诚意值多少钱。据当地媒体和自媒体的走访，2023年前后莆田不少乡镇的聘礼普遍在78万元上下，这还不含三金；忠门、东庄这些镇子，个案能到80万至200万元1。福建省妇联2019年对莆田某村的一份调查里，提到过更极端的数字：当地曾出现过998万元、288万元的订婚聘金纪录2。这类百万级的个案是当地人口口相传、媒体二手转述的，未必每一笔都能逐一核实，但七八十万元的普遍水平，几家来源是对得上的。

把这个数字放到全国的坐标里看，它的分量才出得来。前面几章反复说过，江西农村被全网当成“天价”的代名词，驻村调查里观察到的极值是50万元、最高88万元，而大面积的普遍水平是十几万元到二三十万元。莆田沿海这几个镇的普遍水平，已经压过了江西的极值。如果只比聘金的绝对数额，莆田比江西高，而且不是高一点点。

可是被做成梗、被春节段子反复消费的是江西，不是莆田。第01章解释过其中一半的原因：莆田的天价是局部的、侨乡新富的，离普通人有距离，听上去像富豪之间的游戏；江西的高彩礼是大面积发生在普通农家身上的，离“打工青年娶不起媳妇”这个共同的焦虑更近。这一章要补上另一半，也是更要紧的一半——同样喊出七八十万这个数字，莆田和晋江的钱，流向完全不同。看不见这条流向，就读不懂福建。

二

先把莆田这张面孔看清楚。

莆田的高聘金，几乎可以一句话概括：钱是净流出的，给了女方的父母，而且越攀越高。

它的来路并不神秘。莆田是著名的侨乡和商帮之乡，木材、医疗、珠宝、加油站这些行业里都有莆田人的网络，改革开放后沿海一批人先富了起来。福州本地媒体在2016年的一篇报道里就点出，福建沿海的高聘金现象，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富阶层，讲的是排场，比的是面子——谁家给得起、给得多，就是给在场所有人看的一个信号3。聘金在这里不只是给女方家的一笔钱，更是男方家经济实力的一张公开证明。摆出来给人看，本身就是目的的一部分。有媒体梳理过莆田部分乡镇的情况，普遍水平之外，富裕家庭出现过两百多万、五百万这样的个案，论绝对数额压过江西4。这些大数字多是当地口耳相传、自媒体二手转述的，逐笔难以坐实，但它们指向的方向一致：在莆田，财力越雄厚的人家，越倾向于把聘金这一栏往天上叫。

这里要分清两种“先富”的去向。同样是侨乡新富的钱，在莆田大量流进了聘金这一栏、沉到女方父母手里；而后面要讲的晋江，新富的钱主要堆到了女儿带走的嫁妆里。钱从哪头出，看着都是阔气，落点天差地别。莆田的阔气，是父辈在亲友面前的一次集中展示，钱花在“给出去”这个动作本身。

一旦面子进了场，价格就有了自己往上爬的动力。你家给80万元，我家就得给88万元，否则就显得寒酸、显得不重视。福建省妇联那份调查把这个机制说得很直接：当地天价彩礼的形成，靠的是相互攀比、恶意抬价，一户压一户2。这跟前面讲过的北方高彩礼带、跟江西的竞价逻辑是同一类东西——女方相对稀缺，男方之间竞争，价格被一轮轮叫上去。区别只在于ï¼莆田的基数被新富阶层的财力垫得格外高，所以叫出来的数字也格外吓人。

三

关键的问题是：这笔钱最后落到了谁手里。

在莆田的这套做法里，聘金主要是给女方父母的。它带着补偿的性质——补偿女方家把女儿养大、补偿失去一个劳动力和养老依靠，这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彩礼最古老的功能。钱一旦交到父母手上，是否、以及拿出多少添置嫁妆回到小两口那边，主动权在父母。当聘金高到七八十万元，父母手里就攥着一笔相当可观的、可以自行支配的财富。攀比能停不下来，正是因为这笔钱对收的一方是实打实的进项：要得越高，落袋越多。

这就带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天价聘金里，女性往往不是受益者。福建省妇联那份调查的标题，几乎是直接挑明的——女性也是天价彩礼的受害者2。它的意思是，那笔钱进的是父母的口袋，不是新娘的口袋；而高聘金会把女儿在婚姻里的处境物化成一个价码，娘家收了重金，婆家就觉得自己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人，新娘在夫家的议价位置反而更被动。一笔以她的名义收取、却不归她支配的钱，抬高的是她被评估的“身价”，压低的是她作为一个人的位置。莆田后来被列入治理高额彩礼的重点地区，妇联和地方政府反复介入，针对的就是这种攀比把普通家庭拖入困境、又没让女性真正得到好处的局面。

把莆田这张面孔记住：高，是净支出的高，钱出门就不回头，受益的是收钱的父母和愿意为面子买单的攀比，承担代价的是掏空积蓄的男方家庭和被标价的女性。记住这个底子，再去看一条海岸线之外的晋江，对比才出得来。

四

晋江、石狮一带的婚礼，第一眼看上去比莆田更夸张。

这里有名的是“黄金新娘”。泉州、晋江的新娘出嫁时，脖子、手腕、手指上层层叠叠挂满黄金，首饰不论件而论“两”、论“斤”：一般的婚礼黄金七八两，讲究的人家能戴出两三斤5。中新社2014年做过一篇报道，专门去看这种“黄金新娘”的场面，几斤黄金披挂在身，金光晃眼；报道也点破了其中一层——有些金饰是临时借来撑场面的，比的还是面子6。光看这身行头和高得吓人的聘金，很容易把晋江归进“跟莆田一样的天价”那一类。

但只要跟着钱多走两步，结论就翻过来了。

东南网2012年一篇细写八闽各地红白喜事的报道，把晋江、石狮的规矩讲得很清楚：男方在订婚时把聘金送到女方家，但结婚之前，女方会把这笔聘金如数返还；到了结婚当天，女方再置办等额、甚至更多的嫁妆带过来5。也就是说ï¼聘金在这里走的是一条回路——订婚时从男方流到女方家ï¼婚前再原数流回男方家ï¼最后女方还要在这个数额之上再添一笔嫁妆ï¼一并带进新组建的小家庭。那身论斤称的黄金，多数也属于嫁妆，是跟着新娘进门、归小两口所有的财产，不是消耗在父母手里的开销。

同样喊出几十万、上百万的聘金，莆田是钱出门不回头，晋江是钱绕一圈回原点还往上加。数字看着像，含义南辕北辙。

五

这条回路在晋江最富的那一档人家身上看得最清楚。

关于晋江陈埭、东石、金井这些地方的嫁妆行情，有过一份流传较广的二手梳理：嫁妆按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分成低、中、高三档，东石、金井一带嫁女基本要备40万元以上7。这些数字来自自媒体汇总，精确程度要打折扣，但它描出的轮廓——嫁妆本身就是一笔可与聘金对等、甚至压过聘金的大钱——和东南网那篇报道里“返还聘金再加等额嫁妆”的规矩是一致的。到了企业主这一层，故事更夸张。当地相传一些陶瓷、纺织富商嫁女，嫁妆里含别墅、股票、豪车，传闻总值上亿7。这类亿元嫁妆是坊间口耳相传、媒体二手转述的传闻，具体数额无从一一坐实，但它指向的方向不会错：在晋江，越有钱的人家，越是在往女儿带走的那一头堆钱。

这就把莆田和晋江的差别钉死了。两地都用“高”来表达重视，可是莆田的重视是给女方父母堆钱，晋江的重视是给小两口堆钱。前者是父辈之间的面子较量，钱沉淀在上一代手里；后者是两个家族给新家庭的共同注资，钱落在下一代的小家庭。聘金这个数字在莆田是终点，在晋江只是中转。

为什么晋江会演化出这样一条回路？一个常被提到的因素是当地的商业传统。晋江、石狮是中国民营经济起步很早的地方，鞋服、陶瓷、食品里出了一大批家族企业，做生意的人家之间通婚，本身就是两个商业网络的结合。在这种背景下，嫁妆带回小两口，等于给新组建的这门生意、这个新家注入启动资本，比把钱留在女方父母手里更合算；女儿带着一大笔嫁妆进门，在夫家的位置也更稳。钱在两个亲家之间走一圈再落到下一代，对双方都是划算的安排。这跟莆田那种以“给出去”为目的的面子展示，出发点就不一样——晋江比的也是阔气，但阔气要花在能传给孩子的地方。

正因为钱主要在小家庭内部打转、并不真的让父母敛到财，晋江一带后来推移风易俗，主攻的方向也跟莆田不太一样。福建省妇联2018年报道过晋江的一个案例：当地一些村子搞起“一元份子钱”，喜事大家只随一块钱，把份子和铺张的攀比一起压下去，让“黄金新娘”风光不再8。治理盯的是排场和面子消耗，而不是“父母收了一大笔不还”——因为在晋江这套规矩里，本来就没有那笔被父母扣下的钱。

六

把视线再往南挪到潮汕，福建这道海岸线的逻辑又出现一个变体。

潮汕和闽南语言相近、宗族传统都重，外人常把它们想成一类。可一比聘金的现金数额，差别立刻出来。潮汕的现金聘金相当克制，常见的是8800元、1万出头这种水平，尾数偏爱取八图吉利9。跟莆田动辄七八十万、晋江几十上百万比，这点现金几乎可以忽略。光看这一栏，潮汕像极了珠三角那种象征性的低彩礼。

但潮汕的重头不在现金，在实物和金饰。当地讲究聘礼要凑“四式”“六式”，白糖、面线、柑橘、糕饼这些都得成双成对地备齐，更要紧的是金银首饰——“四式金”一类的说法，把项链、手镯、戒指、耳环配成套，分量不轻10。所以潮汕婚礼上的新娘也是满身金饰，这一点跟晋江的“黄金新娘”神似，可现金那一栏却低得像广东其他地方。莆田式的现金天价它没有，珠三角式的全面从简它也没有，它把分量整个压在了黄金上。这种配比有它自己的道理：黄金保值、可传可变现，挂在新娘身上既撑了面子，又是一笔跟着她走的财产，跟现金一次性流给父母不是一种性质。

潮汕还有一句老话，叫“勿嫁过田”——嫁女儿尽量不嫁到过一条田、过一道界的远处，倾向就近、嫁回熟悉的宗族网络里9。这种保守把女儿留在本地的关系网里，客观上压住了女性外流，本地婚姻市场不像江西、莆田那样被抽走大量适婚女性，男方之间的竞价也就没那么白热化。现金聘金的克制，多少和这层不那么紧张的供求有关。潮汕这张面孔提醒人：哪怕同在一片重宗族的沿海，金饰可以堆得很重，现金却未必跟着失控，关键还是看本地的女性稀不稀缺、那笔钱最后归谁。

七

为什么同一个“高”字，能装下这么多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件事讲透，得借一个研究婚姻支付的老框架。

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过一个概念，后来被翻译成“间接嫁妆”。它说的是这样一种安排：男方先付出一笔聘财给女方家，女方家不把它扣下，而是连同自己添的钱，以嫁妆的形式让女儿带回新家庭。钱名义上在两个家族之间走了一遭，实际落点是新组建的小家庭。这个概念经国内学者翟一达、刁统菊等人的研究转述进来，被用来解释中国南方许多地方“彩礼转化为嫁妆带回小家庭”的做法11 12。刁统菊在讨论嫁妆来源时也指出，中国不少地区的嫁妆相当一部分正是由男方支付的彩礼资助的，彩礼和嫁妆并不是两笔互不相干的钱，而常常是同一笔钱的两个流向12。

这个框架放到福建，晋江立刻被点亮了。晋江的“订婚给聘金、婚前返还、当天再加等额嫁妆带回”，几乎是“间接嫁妆”的教科书演法：男方的钱借女方之手，变成小两口的启动资本。莆田则是这个框架的反面——聘金停在父母那里，没有走完回到小家庭的那一段，于是它就退回成一笔纯粹的、给上一代的补偿。两地用的是同一套“高聘金”的外壳，里头装的是“间接嫁妆”还是“净补偿”，决定了这个高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经济学的视角能补上另一层解释。古迪式的框架之外，研究中国婚姻支付的学者也注意到，彩礼的高低和钱的去向，和一个地方的财富水平、女方家对男方家庭的信任程度密切相关。有访谈研究指出，越是经济条件好、越是城市化的地方，彩礼越偏向象征意义；而富裕的男方家庭被要求的彩礼反而常常更低，因为女方家对男方的背景放心，相信女儿婚后有保障，不必靠一笔重金来兜底13。这恰好能解释晋江的怪处：那里聘金的绝对数字很高，但因为钱主要在小家庭内部循环、女方家并不真的靠它敛财，它更像一种财富的相互展示和对新家庭的共同注资，而不是对娶亲一方的层层加码。Siwan Anderson在梳理彩礼与嫁妆的经济学时也强调过这个根本区分：彩礼是男方家向女方家的转移，嫁妆是流向新婚夫妇的财产，两者的方向不同，背后的功能就不同14。

还有研究把这件事落到婚姻市场的结构上。一项关于婚姻市场与彩礼的分析认为，凡是自由恋爱普遍、性别相对平等、代际责任较轻的地方，婚姻交换更容易脱离补偿和补贴的功能，彩礼趋于平和；而媒妁主导、信息不对称、女方稀缺的地方，天价彩礼往往是激烈竞争挤出来的结果15。福建的几张面孔，差不多就分布在这条线的不同位置上：莆田靠近竞争挤压的一端，晋江靠近财富展示的一端，潮汕则因为女性外流不剧烈而落在中间。

八

有了这把尺子，福建一省之内的反差，就能和前面几章接上了。

第06章讲过江西。江西农村的彩礼名义上要到十几二十万元，在当地算中等，可是央视和澎湃采访过的几位江西女性都说，这笔钱多数会以陪嫁的形式返还给新组建的小家庭16。江西的痛处不在于钱一定被父母全扣下，而在于那套“强支付、强契约”的玩法本身——高额、用契约锁定、在攀比里水涨船高，即便有返还，男方家在凑齐第一笔钱时也已经被掏空。第07章讲过珠三角。广东很多地方的彩礼是象征性的，两三万元甚至几千元，多到4万元就会被周围人嘲笑成“卖女儿”；那笔钱通常直接给到女儿手上，或者拿去置办嫁妆，家庭收了彩礼不返还反而会被看不起17 18。在珠三角，少要彩礼本身成了重视女儿、把女儿当独立的人而非一笔补偿来对待的表达19。

把这几块拼起来，一条清楚的谱系就出来了。一端是净流出：钱给了女方父母、沉淀在上一代手里、在攀比里越要越高，莆田是它在沿海新富版本里的极端形态，北方高彩礼带是它在普通农家版本里的常态。另一端是象征性：钱少、回流小家庭、被当作心意而非价码，珠三角是代表。中间是各种对冲：钱出去一大笔，又借嫁妆原样甚至加倍地流回小两口，江西的陪嫁返还是不彻底的对冲（高额、锁契约、即便返还也先掏空男方），晋江则是相当彻底的对冲（返还聘金再加等额嫁妆，钱基本留在小家庭）。

福建的特殊，在于它把这条谱系的好几个点压进了一个省。莆田是净流出的极端，晋江是对冲的典范，潮汕是低现金重金饰的又一种配比。一个省内部就能摆出三种逻辑，这正说明“彩礼多少钱”这个问题，单看数字回答不了。两户人家都报出80万元的聘金，一户是父母进账、一户是小两口的本钱，它们在社会后果上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一户可能因婚返贫、女儿被标价，另一户不过是两个家族给新家庭的一次注资。

这也是为什么前面几章反复强调要看钱的流向。数额是名义，流向才是含义。把全国的彩礼摊在一张地图上，真正该上色的不是“哪里数字大”，而是“哪里的钱出了门不回头、哪里的钱绕一圈回到小两口”。福建一省之内的这几张面孔，把这件事演得最完整。

九

国家在这张地图上行动时，其实也认这条流向的账。

莆田没有因为“个案天价像富豪游戏”就被放过。在治理高额彩礼的部署里，福建被列为重点省份之一。据新华社2025年的报道，福建有11个问题突出的县，经过治理，平均彩礼较2022年下降了15%以上20。盯的正是莆田那种攀比净支出——钱给了父母、又把普通家庭拖进竞价、还没让女性受益的那一类。而晋江一带的治理，前面说过，主攻的是“一元份子钱”这种针对排场和面子消耗的法子，因为那里本就没有父母扣下重金的问题。同样在福建，治理的着力点随着钱的流向而不同，这本身就是对“数额不等于含义”的一个旁证。

治理也越来越意识到，福建莆田、江西、北方这些高彩礼区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孤岛。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并且特别强调加强省际毗邻地区的联动治理21。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彩礼的攀比会沿着人口流动和地缘相邻外溢，一省压下去、邻省不动，效果会打折。福建内部三张面孔的存在，恰好提醒治理者：哪怕在一个省里，也不能用一刀切的“限高”去套所有地方，得先看清每一处的钱到底流向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把福建和江西放在一起比高低的网络排行。某商业平台2024年的报告把江西排成全国彩礼最贵、福建紧随其后列入前三22。这类自选样本的网络问卷，第01章已经辨析过它们的口径问题，这里只补一句：哪怕这种排名把福建排得很靠前，它衡量的也只是那个名义数字，量不出晋江的钱绕了一圈回到了小两口、莆田的钱却停在了父母那里。一张只标数额、不标流向的彩礼地图，注定会把意思完全相反的两个地方涂成同一种颜色。读福建，得把这层颜色重新分开。

下一章，离开区域的横切面，去看把这种稀缺翻译成具体价码的地方——相亲角、媒人和婚介所。

参考文献

莆田部分乡镇聘礼普遍约78万元（不含三金）、忠门东庄镇80–200万元个案。网易号转述当地走访，2023年。链接 →
福建省妇联关于莆田某村高聘礼的调查，指“天价彩礼女性也是受害者”，记录998万元、288万元订婚聘金纪录及相互攀比、恶意抬价机制。福建妇联网，2019-08-05。链接 →
福建沿海高聘金主要见于改革开放后新富阶层讲排场，闽南农村有“按米价折算聘礼”的乡土计量。福州新闻网，2016-09-21。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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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陈埭嫁妆30万/50万/100万元分低中高档、东石金井嫁女多备40万元以上；企业主嫁妆含别墅、股票、豪车，传闻上亿（二手传闻，数额未一一坐实）。网易号自媒体汇总。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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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彩礼现状：20万属中等，多以陪嫁形式返还小家庭》，央视网转澎湃采访五位江西女性。央视网，2023-01-25。链接 →
腾讯快评：广东人彩礼登热搜“爱是心意不是生意”，彩礼多于4万被嘲“卖女儿”，普通家庭两三万甚至几千元，多给到女儿手上或买嫁妆。腾讯新闻，2024-10-20。链接 →
光明网：广东人的彩礼可以低到这种程度——珠三角象征性彩礼与“利是”文化主导，强调礼节而非金额。光明网，2022-05-05。链接 →
澎湃·文化课：彩礼到底给谁？南北彩礼是一回事吗——南方部分农村彩礼仍给女方父母，少要彩礼成为“看重女儿这个人、而非卖女儿补偿”的表达。澎湃新闻。链接 →
新华视点：遏制农村高额彩礼该如何发力——福建11个问题突出县平均彩礼较2022年下降15%以上。新华社/新华网，2025-09-08。链接 →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培育简约婚俗文化。新华网，2026-02-03。链接 →
他趣×高校《2024彩礼研究报告》（自选样本网络问卷，方法存疑）：全国平均彩礼约12.27万元，江西列首、福建居前三。广州日报花城转载，2024-08-03。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