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把伞上的信息，是有讲究的排列。
排在最前的通常是出生年份和性别，接着是户籍、住房、学历、身高、收入，最后才轮到性格脾气这类软描述。撑伞的人懂得，前面几项是硬条件，决定对方愿不愿意停下脚步；后面几项是补充，等谈起来了才用得上。界面新闻的记者数过，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上一份完整的征婚资料，能列出户籍所在地、年龄、学历、工作、身高、家长职务、家庭经济条件等十几项，“十几项指标，一个不符合都可能被淘汰”1。
这种公园里的相亲不是自古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考证，第一个成规模的相亲角2004年9月出现在北京龙潭公园，随后扩散，2005年前后在上海人民公园成型，被称作“白发相亲”——因为站在那里的几乎全是头发花白的父母，替五十岁还没结婚的儿女张罗。这些父母多是本地人，不少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当过管理者、公务员、工程师，家里平均有一套半住房2。他们是城市里最早一批把婚姻条件摊在阳光下、彼此公开比对的人。
值得留意的是这场交易的奇特之处：被挂出来标价的人，自己常常缺席。资料是父母写的，价钱是父母比的，电话也是父母先换的，当事的年轻人有时连自己被挂在哪把伞上都不知道。决定一个人值多少的，是替他出价的长辈和围着打量的陌生人，而他本人要等到见面那一步才登场。
把这一幕和前面几章接上：彩礼是价格，那价格总得有个生成的地方。在农村，这个地方是媒人往来的两家堂屋；在城市，它先是公园的一角。形态差很多，做的事是一样的——把一个人身上那些原本说不清、道不明的“条件”，整理成可以挂出来、可以比较、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这件事一旦做成，婚姻里那些不好量的东西，感情、合得来、过日子的本事，就先让位给了能比大小的几项指标。
二
伞上写的每一项，都是被挑过的。
2018年，澎湃新闻的美数课栏目去上海人民广场的相亲角蹲了6个周末，抄回874份征婚启事，其中618份是替女儿征婚，256份替儿子。把这些纸片上的字段做成统计，相亲角的定价规则就显出来了：女方明确要求对方有房的占两成，男方只有3%提这个要求；421个写明自己是上海户口的人里，有39个要求对方也得是上海户籍；近一半的资料会主动公开户口和房产信息，却只有9%的人愿意写上自己的兴趣爱好3。
同一份采集里，替女儿征婚的多是八零后，占了七成以上；学历这一栏，写硕士的人数大约是写本科的三分之二，越往高处人越少；接近一半的家长会专门标注自己有“体面职业”，女方占47%、男方占41%，等于把父母的单位和职务也算进了孩子的身价里3。这些字段拼在一起，就是一份可以逐项打勾的清单。
这份统计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显示出一套关于“什么算条件”的共识。能写进伞里的，是户口、房子、学历、年龄、身高、收入——可以排序、可以比大小、可以一眼判断高低的东西。写不进去的，是脾气好不好、谈不谈得来、合不合适，这些没法标准化，于是在第一轮筛选里基本不算数。性格描述高度雷同，女的几乎都是“肤白貌美气质佳”，男的几乎都是“成熟稳重有担当”，填了等于没填。一个人在这里能不能被人多看两眼，多半取决于他那几项能换算成数字的指标，而非他本人。
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这套规则压缩成七八个可比的字段。稀缺也就是在这一步被算出来的：一个本市户口、有房、硕士、八五后、身高一米七的女性，在这个市场里属于供给少、要价高的那一档；条件每缺一项，可比的位置就往下挪一格。相亲角没有挂出任何一张正式的价目表，可它干的就是定价的活——先确定每项条件值多少分，再把人按总分排进队里。
三
排了队，就有了高低，也就有了鄙视链。
三联生活周刊把人民公园相亲角直接称为“明码标价的婚姻交易市场”，里面有一条以户口、房产、收入、学历、家庭背景层层排序的链子，越往上越挑剔4。新浪转载的一篇实地报道记下了本地家长的地域排序：上海户籍排在最前，外地人里“江苏、浙江还愿意接触，安徽、山东、东北就不行”；一个没有上海户口和房产的男生屡屡碰壁，可一旦他提起自己“来自北京”，对面的态度立刻变了5。在北京的中山公园相亲角，京籍、京房、京车则被放大标注，民间甚至流传过“北京户口可轻度残疾”这种刺耳的说法，连属相都能成为一道门槛，传说里“属羊的不要”6。把户口看得比身体健康还重、把生肖当成淘汰理由，这些话当然有夸张的成分，可它们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相亲角里确实存在一条人人心照不宣的高低次序。
这些排序听上去势利，可它有自己的算计。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一篇评论从经济学角度拆过这件事：相亲角的父母彼此都不了解，掌握的信息又少又不可靠，于是只能拿户口、房产这些看得见、查得到的硬指标，去推测对方那些看不见的品质，比如稳定、可靠、家境。这是一种拿群体特征替个人判断的做法，经济学里叫统计性歧视7。它不一定准，却省事，在信息匮乏的相亲角里特别好用。一个有本市户口的人未必就更可靠，但在没法逐一核实的情况下，户口成了一张方便的标签，谁的标签齐全，谁就先被归进“靠谱”那一摞。歧视在这里不是骂人的话，是这个市场处理信息的办法：信息越少，硬指标的分量就越重，软性的、需要时间才能看清的东西就越被挤到一边。
硬指标好用，副作用是它不总是线性的。学历就是个例子。一般人以为学历越高越吃香，可在相亲角，女博士常常成了减分项。中国日报报道过，一些家长替女儿征婚时，会主动把学历往低了说，“只要能约到一个就行”——因为挂着博士头衔，很多男方家庭还没接触就先退了8。在这个市场的算法里，一个女性的学历高过某条线，反而会被读成“难搞”“要求高”“年纪也不小了”，分数不升反降。条件的价钱并非越多越好，得落在买方觉得合适的区间里。
四
奇怪的是，这么一个热闹的定价场，几乎不出成交。
研究者在上海人民公园蹲点近一年，亲眼见到的成功配对屈指可数2。美数课那874份征婚启事背后，长期蹲守相亲角的人估算，真正促成的配对不到百分之一3。父母们年复一年地来，交换电话、加微信、约子女见面，绝大多数无疾而终。如果只看成交，相亲角近乎一台空转的机器。
可它没有停。因为它真正在产出的东西，不是婚姻，是行情。
一对父母在相亲角站上几个月，未必能给孩子找到对象，却一定会摸清一件事：像我家孩子这样的条件，在市场上大概值什么价、能换回什么样的对方。本市有房的能要求对方也有房，外地无房的得放低期待，女儿过了三十就要在别处补一补——这些感觉，是靠一次次比对、一次次被拒、一次次还价积累出来的。相亲角不保证成交，但它源源不断地校准着每个人心里那杆秤。父母把这杆秤带回家，用在真正的相亲桌上，用在跟媒人的讨价还价里。城市相亲角和农村堂屋之间隔着很远，可它们生产的是同一种东西：一份关于“我家孩子值多少、对方该出多少”的行情共识。彩礼要谈得拢，先得两边都认这份行情。
行情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实打实地约束着每一笔彩礼。一个父亲在饭桌上敢开口要多少，不是凭空喊的，是参照他听来、看来、被反复确认过的“别人家都给这个数”。相亲角、媒人的嘴、亲戚的议论、短视频里刷到的天价段子，一起把这个“别人家”的数字喂给他。等到真坐下来谈，双方其实都在拿这个共识当锚：高了对方不接，低了自己丢面子。定价场最要紧的产出，就是这条谁也没明说、却人人都在用的参照线。
五
进了村，给行情标价、促成交易的，是另一个角色：媒人。
农村的婚事很难绕过媒人。男女两家往往隔着村、隔着县，彼此不认识，谁家有适婚的孩子、条件如何、要价多少，这些信息散在各处，得有人去收集、去对接。职业媒人就是干这个的。据央广网和中新网2023年的调查，这些媒人多是当地没有固定工作的人，手里攥着几十甚至上百名适婚青年的资料——农历生日、身高、学历、职业、收入、住址，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型的婚介数据库9。谁家儿子催得急、谁家女儿挑得狠、哪个村今年彩礼涨到了多少，媒人比谁都清楚。这份信息上的优势，是他能站到议价中间的本钱：两家都不掌握对方的底牌，只有他两头都熟。
关键在媒人怎么挣钱。他的酬劳，通常按这桩婚事最终谈成的彩礼来抽，一般一成，有时更多9。这个分成方式，把媒人和女方家的利益绑到了一起：彩礼越高，媒人拿得越多。于是他没有动力把价格往下压，反而有动力往上抬。同一份调查里，媒人会怂恿女方除了彩礼，再加上服装购置费、上车费、改口费，名目一层层添；谢媒礼也跟着水涨船高，出现过十六万八、十八万八的数目，有的新郎还得另备五千元谢媒费。连旧习俗都在跟着货币化：甘肃庆阳一带原本说定婚事要给媒人送双皮鞋，这些年皮鞋也换成了现金9。彩礼涨一截，媒人的抽成跟着涨一截，这桩亲事在他眼里，价钱越高越是好事。
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者在甘肃一个县做过案例分析，指出彩礼的形成嵌在熟人社会的道德和面子里：媒人不只是中介，他还掌握着“行情”的解释权——这家该要多少、那家给得起多少，很大程度上是媒人在两边传话时定下来的调子10。他既是信息的搬运工，又是价格的鼓动者。说媒说得好，是真能成全两个家庭；可一旦报酬跟着彩礼走，这个中间人就很难站在压价那一边。
六
媒人能把价抬到什么程度，2025年初辽宁的一纸判决给了个参照。
辽阳县人民法院审了一桩媒人费纠纷。一名媒人替人说成一门亲事，开口要七万多元的“媒人礼”。法院查明，当地媒人介绍一桩婚事，报酬通常在八千元以内；这名媒人借说媒之名收取畸高费用，超出合理标准的部分违背公序良俗，约定无效。最后判几名当事人返还七万元，只保留合理的劳务和交通、食宿、通讯开销11。一个本该几千元的活，敢开口要七万，可见在不少地方，媒人对价格的拿捏权已经膨胀到什么地步。
这种膨胀，在闪婚里尤其明显。农村大龄男青年娶妻难，时间又紧，催生出一种压缩到极致的流程。腾讯新闻报道过，有的闪婚从相亲到定亲付彩礼，最短只要三天：第一天见面，第二天筹办，第三天定亲、给钱，女方当即留在男方家当“准媳妇”12。南方都市报记录的鲁西南农村，媒婆趁春节年轻人集中返乡的窗口扎堆说媒，都说“相亲的女孩少”，一个女孩往往有好几家在抢13。
把时间压到三天，受损的是议价的一方。正常的婚事，两家可以慢慢谈、反复掂量、必要时谈崩了再换一家。闪婚没有这个余地：男方怕这个稀缺的对象转头被别人抢走，只能在媒人给出的价位上尽快点头。议价的时间越短，掌握信息和节奏的媒人说话就越算数。新华社早年的调查就点过，攀比性的彩礼之所以一路走高，面子竞争之外，媒人在中间的议价是一只重要的手14。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也记录，部分农村彩礼起步就是几十万，性别失衡把中下层男性推进“婚不起”的境地，女方越稀缺，见面礼和彩礼被抬得越高15。
女方稀缺到这个份上，连地方政府都下场了。新京报报道，多地搞起“成一对奖1000元”之类的激励，组织相亲、帮农村大龄男青年脱单16。当撮合本身要靠财政补贴来推动，也就反过来印证了：在这些地方，能谈成一桩婚事的女方，确实是被争抢的稀缺资源。
到这里，一条线就接通了。性别比和人口外流先决定了哪个地方的适婚女性少；少，就被相亲市场反复标成“抢手”；抢手，再经过媒人之口，落成彩礼上的一个高数字；时间又被闪婚压得很短，男方来不及货比三家，只能照着媒人给的价点头。稀缺、行情、经纪人、时间压力，几样东西叠在一起，把一个本来模糊的“这边姑娘难找”，硬化成了具体到几十万的成交价。前面几章谈过的高彩礼地区，多半就是这几样东西叠得最齐的地方。
七
城里没有那么紧的时间压力，撮合就长成了一门正经生意：婚介机构。
相亲角是免费的，媒人收一成抽水，到了婚介机构，撮合被打包成明码标价的套餐来卖。深圳新闻网调查过线下婚介，收费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标准不透明，退费尤其难17。这些机构里负责牵线的“红娘”，身份其实更接近销售。澎湃新闻的报道直言，世纪佳缘、百合佳缘这类老牌平台后来转向以销售业绩为核心，红娘的本职是把套餐卖出去、完成业绩，撮合成不成是另一回事18。
价格往上还有一大截空间。澎湃新闻披露过一桩上海的官司：一名浙江籍男士在一家高端婚介买服务，会费分三档，半年十万、年费十五万、最高一档的VIP标到八百万元。入会得先出示身份证明、单身证明，还要验资产；机构承诺团队定制，光是组建服务团队的“开团费”就要占年费的四分之一，此后按会费档次每月安排八到十人见面，VIP可以跨省、赴港，配五星酒店接待和私人征婚派对。结果他前后投入七百余万元，机构推荐了五十人，真正见上面的只有两个，其余多被指认是“托”。二审判机构返还四百万元19。这套定价跟相亲角的免费、媒人的一成抽水是两个世界，可内核没变：把一个人能见到什么样的对象、被推荐多少次，明码标进了不同价位的套餐里。在更隐秘的圈层里，北京一些高端相亲局设下资产、学历、职业门槛，一对一服务报价从数万到三十万元，打着“包成功”的旗号筛选客户20。
把这条链子拉直看：相亲角几乎免费，公开，谁都能挂伞；职业媒人收一成，半公开，靠的是熟人信用；婚介机构套餐数千到数十万，私密，按客户的钱包深浅定价；高端定制上探到几百万，把撮合彻底做成了奢侈品。越往私密、往高端走，价钱越贵，承诺越满，能不能兑现却越说不清。撮合服务本身，先于彩礼，成了一个有自己价目表的市场。
八
最私密的一头，是装在手机里的婚恋App。
它把相亲角搬进了屏幕。挂伞变成填资料，举牌变成刷卡，父母在场变成算法推荐。撮合的范围一下子从一座公园扩到全国，门槛低到下个软件就行。艾媒咨询的报告说，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的市场规模，从2014年的26.9亿元涨到2023年的93.8亿元，2023年首度突破百亿；用户里女性占六成多，二十五到三十五岁的占三分之二，月收入五千到一万的是主力21。
App把人变成了流量。在相亲角，一个人是一把伞、一份简历；在App里，一个人是一份可以被匹配、被推送、被反复触达的资料。撮合的办法没变，还是把条件拆成字段、按字段配对，只是规模和速度被放大了许多倍。市场也随之分层：城市白领用世纪佳缘、珍爱网这类老平台，下沉市场则有专门做视频相亲的App，把红娘和男女三方拉进一个视频间里现场撮合。无论哪种形态，都嵌着收费的环节，从买会员、开套餐，到充值、刷礼物，撮合越做越像一条收费的流水线。
这条线上，平台挣钱的方式和媒人是一脉相承的。媒人按彩礼抽成，平台按充值和打赏分成；媒人怂恿女方加价，平台用算法和提示不断刺激用户继续付费。两者都把自己摆在“帮你成事”的位置上，可真正稳定流进口袋的，是过程里的每一笔花销，而不是最后那桩婚事成没成。当中间人的收入和成婚与否脱钩，他就没有那么在乎你到底有没有结成婚。
线上和线下的定价逻辑是接着的。相亲角先算出一个人值几分，媒人把分数换算成彩礼，App则把这套打分和收费做进了系统，让它跑得更快、铺得更广。稀缺被定价、定价被收费，这件事在屏幕上没有变，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中间人，换成了一行行代码和一套套话术。
九
撮合一旦变成生意，生意就有它的灰色地带。这里只说已经被报道、被处罚、被判决的部分。
收费的婚介最常被投诉的，是诱导消费和退费难。2024年央视3·15晚会点过多家婚恋平台，说它们利用年龄和生育焦虑，诱导消费者购买动辄上万元的会员，“精准匹配”的承诺不兑现，合同里藏着限制条款，还有自动续费扣款22。早在2021年，江苏省消保委的调查就点名世纪佳缘、百合网、珍爱网，说它们退费规则不明、宣传承诺不兑现、会员信息审核形同虚设23。南方都市报报道过一个具体的人：花六万元买婚介服务，没成，要退款时只拿回不到四千元24。
这些投诉不是个别。江苏省消保委点名那几家平台时提到，黑猫投诉上世纪佳缘相关的投诉就有数千条，珍爱网、百合网也各自上千，主题大多绕着“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打转，背后是一个单身人口数以亿计的庞大市场23。
虚假宣传也被反复处罚。新浪财经梳理，2025年里，世纪佳缘的关联公司两度因虚假宣传被罚，其中一次因“保证找到对象”的说法，两次各罚28万元25。婚姻这种事，本来谁也没法打包票，“保证找到对象”这句承诺一旦写进合同、印进广告，卖的就不再是撮合，而是焦虑——它先让你相信自己找不到，再把解药标个价卖给你。至于红娘怎么定价，澎湃新闻的记者卧底进世纪佳缘做过红娘，写下了里面的做法：红娘会“见人报价”，按客户的经济状况定套餐的价钱，有时还充当“托”去捞客26。这和农村媒人按彩礼抽成是一个道理——给你撮合的人，挣的是你这桩交易的钱，他报出的价，先照着你的支付能力来。
最极端的一头，撮合的壳被彻底拿来行骗。新华社2026年初通报过山东的一个案子：一批婚恋马甲App，从2023年下半年起运营两年，吸引了636万人次的男性用户注册，涉案金额约3.6亿元27。这类案子里，平台另一端往往根本没有真实的相亲对象，只有按剧本聊天、诱导充值的人。到这一步，撮合贵不贵已经不重要，因为另一端连真实的相亲对象都没有。把它放在这条链子的末端，是想说明一件事：当撮合彻底脱离成交、只剩收费这一个目的，它就从婚介滑向了诈骗。两者之间隔着的，就是“到底有没有真的在帮人成婚”这一条线。
十
把这条链子从头看一遍，本章开头那句话就有了具体的落点。
相亲是定价的场所。从公园的伞，到媒人的本子，到App的资料库，做的是同一件事：把一个人身上含混的“好不好”“配不配”，拆成户口、房子、学历、年龄、收入这些能排序、能比价的条件，再按条件算出他在市场里的位置。稀缺本来是个模糊的感觉，这地方女孩少、那种条件的人难找，撮合机制把它一项项算成了具体的分数和价位。
彩礼是成交的价格。定价场算出的位置，最终要落进一个数字里兑现。女方稀缺的地方，这份稀缺被相亲市场反复确认，再经由媒人之口，翻译成彩礼上的溢价：本地适婚女孩越少、被抢得越凶，要价就越硬。城市相亲角校准出的行情、农村堂屋里谈成的彩礼、App上充进去的钱，是同一套定价办法在不同场所的不同出口。
媒人是中间的经纪人。无论叫媒人、红娘还是算法，这个中间人都不白干，他的报酬往往跟着成交额走——抽一成的媒人、卖套餐的红娘、按充值抽水的平台，挣的都是这桩交易本身的钱。这就决定了他多半站在抬价这一边，很少站在压价那一边。一个靠成交额吃饭的中间人越能干，价格就越难往下走。
所以彩礼从来不是两个人关起门来定的数。它是一整套撮合运转出来的结果：定价场把稀缺拆成可比的条件，经纪人把条件鼓动成更高的价，成交价再以彩礼的形式压到男方一家头上。这笔价钱定下来之后，谁付、谁收、谁担风险，是这本书接着要追问的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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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七百万征婚案揭开“高端婚介”秘密》（VIP会费800万、投入700余万仅见面2人、二审返还400万元），澎湃新闻·浦江头条，2015-03。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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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端相亲局，不欢迎恋爱脑和“向上社交”》（高端一对一报价数万至30万元、“包成功”），腾讯新闻/36氪，2024-04-22。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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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年中国婚恋社交服务市场研究报告》（互联网婚恋市场2023年破百亿、由26.9亿增至93.8亿元），艾媒咨询，2024-06。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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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3·15晚会曝光婚恋平台利用焦虑诱导消费、自动续费、承诺不兑现，腾讯新闻（转央视3·15），2024-03。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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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消保委调查：世纪佳缘、百合网、珍爱网退费难、虚假宣传、审核形同虚设，蓝鲸财经，2021-09。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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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婚恋平台套路多退费难：花6万没找到对象，退款不足四千》，南方都市报，2024-04-07。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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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佳缘关联公司2025年两度因虚假宣传（含“保证找到对象”）各被罚28万元，新浪财经，2025-10-15。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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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娘”的秘密③｜卧底世纪佳缘：当“托”捞客，见人报价》，澎湃新闻·质量观，2021。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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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姻缘”网线牵，却遇电诈升级版——虚假婚恋App两年吸引600余万人次注册》（636万人次、涉案约3.6亿元），新华社/新华网，2026-02-02。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