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索取财物

一

先看一辆自行车是怎么变成彩礼的。

1970年代中期，华北一个普通村庄，一户人家的儿子要说亲。女方没有当面开口要钱——那年头当面要钱是要担风险的，会被扣上“买卖婚姻”的帽子。她家提的是另一样东西：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条件好的话再添一台缝纫机。这几样听上去不算金贵，难的地方不在钱，在票。那时候买一辆自行车，光有钱不够，还得有工业券；工业券要凭工分、凭职工身份一点一点攒，一户庄稼人家攒上大半年，未必凑得齐买一辆凤凰或者永久所需要的份额1。于是男方一家老小省吃俭用，托关系换券、排队登记，把一辆自行车当成一桩大事来办。车子推进门那天，全村都知道这门亲事成了。

这辆自行车，名义上不是彩礼。彩礼这个词，在当时是被法律明令禁止的，是要挨批的“封建残余”。可村里没有一个人会真的以为它跟彩礼无关。它是女方家提的条件，是这门婚事谈成的对价，是从男家流向女家的一笔财物。换了一个不刺眼的说法，换了一种不显眼的形态，它该是什么，还是什么。

这一章想讲的，就是这种顽固。从1931年到1950年，两部由不同政权制定的法律，先后向彩礼动手：一部把它从“非有不可”降成“可有可无”，一部干脆宣布索取财物违法。立法者都相信，只要法律不再给聘财撑腰，这桩跟着旧社会一起被打倒的陋习，自然会跟着消亡。结果是，法律确实改写了彩礼的名字和模样，却没能把那笔交换本身从婚姻里抠出去。要看清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难，得先回到第一次出手的地方。

二

在1931年之前，聘财在中国法律里的地位，已经稳稳当当地立了一千多年。

前一章讲过这条线：唐代的《唐律疏议》把“受聘财”和婚书、私约并列，当作婚约成立的凭据——“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女家收了聘财又反悔，要挨六十板子2。到了明代，《大明律》更直接，女家悔婚不光受罚，还要“倍追财礼给还”，把收来的聘财加倍退回去3。在这套传统里，聘财早已超出私人间的人情往来，成了一份由国家用刑罚兜底的合约。交了，收了，这门亲事就被律法绑住，反悔是要付代价的。

1931年5月施行的《中华民国民法》，把这套延续了千年的逻辑掀翻了。

这部民法典的亲属编与继承编，在1930年12月签署，1931年5月正式施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4。它处理婚约的方式，跟唐律、明律截然两样。其中关于婚约的条文写得很清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第九百七十二条）；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第九百七十五条）5。两句话，拆掉了聘财身上两根最要紧的骨头。

第一句，把订婚的权利交还给当事人本人。婚约是男女两个人的事，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的家族交易。第二句更关键：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意思是，就算两家订了亲、下了聘，一方反悔，另一方也不能拿着这纸约定去法院要求强制成婚，更不能像明清那样动用刑律去逼。法律只承认，解除婚约之后，因订婚而赠与的聘礼、财物，可以请求返还。

这一松，分量极重。聘财从“婚约成立的法律要件”，被降格成了一种“附条件的赠与”——给出去的礼，婚没成可以要回来，仅此而已。它不再能确立什么，不再能强制什么。国家收回了替聘财撑腰的那只手，等于在法律层面宣告：婚姻是自由的，谁也不能用一笔财物把另一个人锁在一桩婚事里。

这是近代国家第一次试图把“财”从婚姻的核心位置上挪开。手段是温和的，靠的不是禁止，而是釜底抽薪——抽掉聘财的法律强制力，让它退回成一桩私人的、可反悔的约定。立法者大概是这样想的：聘财之所以横行，是因为旧律法给了它牙齿；只要把牙齿拔了，它自己就会软下来。

可这个想法，在纸面上成立，到了地面上就是另一回事。

三

民法典管得到的地方，主要是城市，是新式法庭，是识字、打官司、用得上法律的那一小群人。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住在乡下，而乡下的婚姻，几乎是在这部法律的射程之外运转的。

有一个数字能说明这层落差。据研究民国婚俗的学者梳理，在1912到1949年间，所考察的九省八十六个县里，仍有六十三个县保留着维护聘礼合法地位的成文规定6。也就是说，国家最高层的民法典已经把聘财降了格，可在县一级、在乡约民规这一层，聘财作为婚姻凭证的老身份，还稳稳地立着。新法在上面飘，旧规在下面走，两套规矩并行不悖。

乡村婚姻照着自己的老路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旧是主流，订婚仍要走三书六礼那一套，民间的婚书才是真正算数的凭据，上面常常详列着聘礼的种类和数目7。那年月新出现的“文明结婚”和印着花边的结婚证书，在城里是新派的体面，可即便用上了这种新形式，内里装的往往还是旧的程序——证书归证书，聘礼归聘礼，两不耽误8。法律换了，仪式添了新壳，可那笔从男家走向女家的财物，一分没少。

更要紧的是，乡间的“婚姻论财”非但没退，反而是日常。两份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把这一点记得很实。

一份是费孝通1938年写成的《江村经济》。他在江南的开弦弓村看到的，是一种聘礼经嫁妆回流的样子：从经济上算，嫁女儿对女方父母其实是吃亏的，因为收来的聘礼并不归父母所有，要转作嫁妆给女儿陪嫁过去，此外还得再添上至少与聘礼相等的财物9。在这样的地方，聘礼绕一圈又落回小两口手里，女家是净支出。

另一份是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这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从1920年代末做起、1933年出版的一项大规模农村调查。它记录下华北农村“婚姻论财”的普遍——“聘礼多者娶之”，谁家出得起聘礼，谁家就娶得到媳妇，是当地实打实的行情10。江南是厚嫁、聘礼回流，华北是重聘、聘财净流出，两边方向相反，可有一点是共同的：在乡下，没有聘财，婚事就谈不成。一部新民法，撼不动这个底盘。

所以第一次出手，可以说基本没能下乡。国家在法典里给聘财降了格，乡村社会却照着自己的逻辑，把它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真正动真格的那一次，要等到一个新政权带着一整套动员能力进场。

四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施行。

这部法律的位置很特殊。它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比起草中的宪法还早。一个百废待兴的新政权，把第一部法律给了婚姻，本身就是一个清楚的信号：在它眼里，旧式婚姻制度是必须最先动手清理的东西11。据国家档案局披露的起草经过，这部法律从1948年就开始酝酿，反复征求意见、数易其稿，立法者把它看作改造旧社会、解放妇女的一件大事来办12。

它对彩礼的态度，比1931年的民法典硬得多。

民法典是把聘财降格，让它失去强制力，属于消极地“不再支持”。1950年的《婚姻法》则是正面禁止。它的第一条，开宗明义要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确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制度。紧接着第二条一连下了几道禁令：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最后一句，落在彩礼上——“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13。

把这句话和它的上下文放在一起读，才看得清它的野心。纳妾、童养媳、包办买卖婚姻、借婚姻索财，在立法者的眼里是同一类东西，是同一个旧制度结出的几颗果子，要一并砍掉。彩礼不再被看成无伤大雅的风俗，而被定性成一种和买卖人口、压迫妇女连在一起的剥削手段。从“收了聘财就受法律保护”，到“索取财物就是违法”，这中间隔着的，是对婚姻这件事整套看法的翻转。

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明明白白宣布：借婚姻要钱要物，是被禁止的。前一章追的那条从西周一直绷到明清的线——聘财怎样从信物一步步变成价钱——在这里被国家用法律硬生生地剪断了。至少，立法者是这么打算的。

五

光有一部法律，压不住三千年的习惯。1950年的立法者明白这一点，所以这一次，法律不是孤零零地挂在纸上，后面跟着一整套动员机器。

《婚姻法》施行之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干部下乡讲法，妇女组织开会，戏班子编新戏，把“婚姻自由”“反对买卖婚姻”“反对包办”编成顺口溜、画成连环画，送进村村寨寨。此后几十年里，每逢运动，“封建陋习”“买卖婚姻”都是被点名批判的对象。索要彩礼，在公开的场合，成了一件不光彩、要担政治风险的事。

这套组合拳，确实改变了一些东西。最直接的变化是，彩礼不能再明着要了。当面开价、讨价还价、把聘礼数目白纸黑字写进婚书，这些动作在新社会里变得危险。谁家要是张扬地索财，轻则被人戳脊梁骨，重则被当成买卖婚姻的典型拉出来批。国家成功地把“公开索取财物”这个动作，从婚姻的台面上抹掉了。

但抹掉一个动作，不等于抹掉那笔交换。

研究中国农村婚姻最深入的人类学家之一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做了长达十几年的田野。他的结论很冷静：1950年《婚姻法》对彩礼的禁止，实际效果是有限的；从50年代到90年代，国家一轮接一轮地用政治运动批判“封建陋习”和“买卖婚姻”，可彩礼始终没有真正消失，只是换着形态存续下来14。法律和运动能管住人们怎么说、怎么摆到明面上，却管不住两个家庭在私底下到底要不要交换、交换什么。

于是出现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局面。彩礼这个词被收了起来，明码标价被压了下去，可那笔从男家到女家的财物，钻进了另一套话语和另一种形态里，继续在乡间流动。它要找的，是一件既能承载价值、又不至于被一眼认出是“买卖婚姻”的外衣。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件外衣，是实物。

六

把集体化年代的彩礼形态排开看，是一条清晰的实物清单。

据梳理过这段历史的文史研究，50年代结婚讲究“四件”——一张床、一个脸盆、一个痰盂、一把热水壶。东西不算多，也谈不上贵重，可在物资匮乏的年头，这几样齐备，已经是体面的标配15。到了60年代，标准升级成一个听上去有点古怪的说法：“三十六条腿”。这指的是成套的家具——床、桌、椅、柜，按家具的腿数来清点，凑够三十六条腿，才算齐整。彩礼被折算成了一个可以一条腿一条腿数清楚的硬指标。

70年代，清单换成了那个更出名的组合——“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转”是会转的轮子和机件，“响”是会出声的收音机。凤凰或永久的自行车、飞人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这四样凑齐，是一户人家说亲时拿得出手的硬通货1。本章开头那辆要靠工业券攒大半年才买得到的自行车，正是这份清单里的头一样。

这些实物彩礼的分量并不轻。阎云翔在下岬村记录到，50年代当地的礼钱加礼品，平均折下来约200元，这笔财物当时是攥在新娘父母手里的14。200元在那个年代不是小数目，相当于一个壮劳力很长一段时间的收入。名义上，彩礼被法律禁了；实际上，它换成了脸盆、家具和自行车，照旧在两家之间结结实实地交割。

把这三段并在一起，能看出一条暗线：每隔十来年，实物清单就升一级，从最基本的生活用具，到成套家具，再到工业耐用品。要的东西越来越值钱、越来越紧俏，可它们始终是“东西”，不是“钱”。这不是偶然。彩礼之所以在这几十年里执拗地以实物示人，背后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一套经济安排。

七

要解释彩礼为什么换上实物外衣，得把禁令和经济这两件事分开看。下面这一层是分析，不是史实本身。

一半的原因，确实是禁令逼出来的。既然“藉婚姻索取财物”犯法，明着要钱就成了禁区。可要一台缝纫机、一辆自行车，性质就模糊多了——它可以被说成是给小两口置办家当，是男方对新家庭的体贴，听上去合情合理，不那么像赤裸裸的买卖。实物给这笔交换提供了一层保护色。同样一笔价值，包成现金递过去刺眼，包成一辆自行车推过来就体面。

另一半原因，藏在那个年代的经济形态里。集体化时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票证制度。货币本身的用途受到很大限制，光有钱往往买不到东西；真正稀缺、真正硬的，是票——粮票、布票、工业券。许多耐用消费品要凭票供应，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些大件，更是既要钱又要券，券比钱还难弄16。在这样一个货币不那么好使、商品按票分配的经济里，财富的自然计量单位本就偏向实物。彩礼以实物示人，一部分是被禁令逼的，一部分则是顺着整个经济的纹理长出来的——在一个钱买不到多少东西的年代，用实物来表达价值，反而是最实在的办法。

这两半合起来，就解释了那条不断升级的实物清单。它升级的方向，恰好跟着稀缺走：哪样东西最紧俏、最难凭票弄到手，哪样东西就最有资格成为彩礼。50年代脸盆热水壶尚属难得，60年代成套家具是大件，70年代要凭工业券才能到手的“三转一响”，更是稀缺品里的稀缺品。彩礼要的从来不只是“值钱”，而是“值钱又难得”——难得本身就是分量。一辆攒了大半年工业券才买到的自行车，它的彩礼价值，有一部分正来自那叠难弄的券。

所以彩礼在这几十年的实物化，并不是退步，也不是变温和了。它只是脱下了被禁止的那层货币外壳，换上了一层在短缺经济里更通行、也更安全的实物外壳。交换的内核没变，变的只是结算的方式。

八

光看彩礼是什么形态还不够，还得看这笔财物最后落到谁手里。形态的背后，是钱的流向，而流向决定了彩礼到底在补偿谁。

阎云翔在下岬村追踪到一条耐人寻味的变化。50年代，那约200元的彩礼，是攥在新娘父母手里的——这是典型的“偿付”样子，男家拿出一笔财物，补偿女方家庭失去一个劳动力、一个女儿。到了六七十年代，彩礼里渐渐多出“妆奁钱”“装烟钱”这样的名目，这部分钱开始绕过父母，直接归到新娘自己身上14。同是一笔彩礼，落点从女方父母慢慢挪向新婚的小两口。

这条变化，正好踩在两种经典解释的交界处。研究中国婚姻支付的学者，大体用两套框架来理解彩礼：一套叫“偿付”，认为彩礼是男方家对女方家庭的补偿，钱是给女方父母的，补的是养育和劳动力的损失；另一套叫“资助”，认为彩礼最终会经由嫁妆等渠道转回新婚小家庭，是两代人之间的财产传递17。经济学家Siwan Anderson在一篇被反复引用的综述里指出，彩礼的实质，是对女方家庭的一种补偿，背后是劳动力、生育能力和家庭间资源的转移18。民俗学者刁统菊在梳理这段学术史时也提醒，单靠一种理论很难解释所有地方的彩礼，得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放进来一起看19。

下岬村从“偿付”往“资助”的那一点点移动，说明了一件要紧的事：哪怕在彩礼最该消失的年代，它背后那套补偿与传递的逻辑，依然原封不动地运转着。研究北方农村彩礼的李永萍发现，当地人把早年的彩礼叫作“育生钱”“奶浆钱”，意思是对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补偿；后来才慢慢转成对小家庭的资助20。名目在变，落点在变，可那笔财物要做的事——在两个家庭、两代人之间转移资源、确认关系——从头到尾没断过。国家能禁掉“索取财物”这个说法，能把现金逼成实物，却没办法让这套底层的交换需求凭空蒸发。

后来基于全国性追踪数据的研究也印证了彩礼根子的深。据对CHARLS等数据的分析，即便经过几十年的禁止与改造，约六成男方家庭在结婚时仍向女方支付过彩礼21。一道禁令管了几十年，最终也只是改变了彩礼的样貌，没能改变它存在这个事实。

九

回头看这两次出手，结果出奇地一致。

1931年的民法典，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聘财从法律要件降成可有可无的约定，结果是城里改了、乡下照旧，彩礼在“父母之命”的老路上稳稳走着。1950年的《婚姻法》，用正面禁止加全国动员的办法，宣布索取财物违法，结果是明面上的索价被压住了，彩礼却钻进脸盆、家具和自行车里，照样在两家之间交割。一次温和，一次强硬；一次几乎没下乡，一次动用了整部国家机器。两次都没能让彩礼消失。

原因，前面其实已经摆出来了。法律能改的，是彩礼的名字和它的模样——能把“聘财”从婚书里抹掉，能把现金逼成实物，能把“索取财物”定成违法。法律改不动的，是站在彩礼背后的那套东西：女性在某些地方的稀缺、家庭与家庭之间要补偿要传递的需求、父母把儿子娶上媳妇当作头等大事的压力。只要这些还在，那笔从男家到女家的交换就有人要做，禁令至多是逼它换一身衣裳，换一个说法，从台面上挪到台面下。国家用行政力量改写了彩礼的“标价方式”，把货币的标签换成了实物的标签，却没能改写价格本身。

这个判断，很快被历史验证了一遍。等到改革开放、票证制度退场、货币重新自由流动，彩礼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脱下那身实物外衣，换回了现金。阎云翔在下岬村记录到，80年代中期，一种把彩礼直接折成现金给新娘的做法——当地叫“干折”——开始出现并流行起来；到90年代末，下岬村的彩礼平均已经涨到约5万元14。研究当代彩礼的学者也观察到，性别失衡和人口流动一旦把婚姻市场的竞争点燃，彩礼的货币数额便一路攀升，再没有什么实物的外壳能装得下了22。压在实物清单里几十年的那笔钱，一朝松绑，露出真容，而且涨得比谁都凶。

两次立法证明的，恰恰是法律的边界：它能终结彩礼的某一种形态，终结不了彩礼。脸盆、痰盂、三十六条腿的家具、凭工业券攒来的自行车，是彩礼在一个特殊年代留下的几张面孔。面孔会变，那张脸底下的东西不会。

下一章，跟着这笔重新变回现金的彩礼，看它在改革开放之后，怎样一步步涨成今天那个让无数家庭发愁的数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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