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里的人

一

进入园区的路，往往从一个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机会开始。

诈骗集团的招募，依赖的是社交媒体和招聘网站上发布的高薪职位广告。1 这些广告通常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尤其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应届毕业生，承诺的是客服、翻译、数据录入这类听起来体面又轻松的岗位，工作地点写着曼谷或某个东南亚城市。1

被吸引来的人，先被带到曼谷等中转城市。到了之后，剧本就变了：他们被车送往缅甸、柬埔寨或老挝的园区，在威胁之下被迫工作——园区方用酷刑、器官摘除、性奴役相威胁。1 一个原本去“上班”的人，就这样在几天之内，变成了被买卖、被囚禁的劳动力。

这条招募路线的关键，在于它的“正常”。它不靠绑架，而靠欺骗；不靠暴力开场，而靠希望开场。一份写着“会中文/英文优先、月薪可观、提供食宿”的招聘启事，对一个在本国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来说，是难以拒绝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细节：相当一部分人不是被陌生广告骗去的，而是被自己信任的人带进去的。据反人口贩卖机构的调研，约四分之三的受害者，是经由朋友、熟人甚至家人介绍而落入招募网络的。21 这意味着，“骗局”的第一道工序，往往利用的不是受害者的贪婪，而是他们的信任关系——一个曾经的同乡、一个看似已经“在那边混得不错”的朋友，比任何招聘启事都更有说服力。

正因为入口看起来如此正常，受骗的门槛才这么低，被卷进去的人才能来自众多国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在2026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给出的口径是：截至2025年3月，被贩入东南亚网络诈骗园区的受害者，来自至少66个国家。22 TIME杂志在追踪这些幸存者时发现，许多人直到被关进园区、护照被收走的那一刻，才意识到自己签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卖身契。2

这种招募方式还有一个冷酷的“优势”：它把筛选成本转嫁给了受害者自己。园区不需要主动去抓人，只需要撒网般地发布广告、再借助受害者自己的社交网络扩散，让那些最缺机会、最容易轻信的人自己走进来。这意味着，被卷进去的人，往往本就是社会中最脆弱的那一群——这一点，在后面谈到“自愿与被迫”时还会回来。

二

需要在这里停下来，谨慎地处理一个容易被简化的问题：园区里的人，到底是“受害者”还是“骗子”？

答案是：这是一道光谱，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光谱的一端，是完全被骗、被囚、被强迫的人——他们以为去上班，结果被卖进园区，想走走不掉。光谱的另一端，是明知是诈骗、仍主动前往的人——有人是被高额提成吸引，有人是已经走投无路。但即便是后者，也常常在进入园区后失去自由：护照被收走，债务被强加，想离开就要“赎身”，甚至被转卖到下一个园区。自愿入场，不等于可以自由离场。

把这道光谱拉平成“他们都是骗子”或“他们都是无辜的”，都是对事实的偷懒。真实的同情，恰恰要求承认这种复杂：一个人可能既做了伤害他人的事，又同时是这套结构的受害者。一个被迫每天对着脚本去骗陌生人的人，他骗到的钱不归他，他的人身不自由，他完不成业绩还要挨打——他既是加害链条上的一环，也是被这条链条碾压的人。判断不必由我们替读者下，把处境摆清楚，结构本身会说话。

这种复杂性，也给“打击”出了一道难题。当一座园区被清剿，里面的人该被当作犯罪嫌疑人，还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答案往往取决于他在那道光谱上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在混乱的清剿现场几乎无法当场判定。这正是后面会谈到的“遣返之后”困境的根源。

三

园区内部的真实状况，主要通过获救者的证词、检方的陈述和联合国的调查浮现出来。这些材料证据等级不一，多为证词级，应当谨慎对待，但它们指向的图景是一致的。

进入园区之后，控制一个人的手段，首先不是锁链，而是一笔债。据反人口贩卖机构的整理，受害者一到园区，往往就被告知自己“欠了公司钱”——欠的是被运过来的“路费”、被买下来的“身价”，甚至是一些匪夷所思的名目，比如“踩地板费”“呼吸空气费”。21 这笔债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被还清，而是为了把人锁在原地：想走，先还债；还不上，就继续干。

债务还会随着转卖而膨胀。一个人可以被一座园区卖给另一座，价格常常是买入时的两倍，债务也随之翻倍、甚至三倍。21 到了某个节点，园区方会告诉受害者：交一笔钱就放你走——这笔钱，要么由受害者自己想办法凑，要么打电话让国内的家人筹。23 至此，“工作”的伪装彻底脱落，露出底下的真相：这是一桩绑架勒索，只不过赎金被包装成了“债务”。一个人从“求职者”到“债奴”再到“被勒索的人质”，整个转变可能只发生在被运过边境后的几天之内。

在债务这条软绳之外，是硬性的暴力。据参与调查这些行动的检方证词：从园区里出来的女性中，每10个里有7个表示自己遭受过性侵；男性中有人手臂被打断，有人腿上满是刀伤，有人带着黑眼圈和遍体鳞伤走出来。1 2026年2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了一份题为《一个棘手的难题》（A Wicked Problem）的报告，基于对幸存者的创伤敏感访谈，系统记录了这些园区中的酷刑与性暴力。3 22 报告记录的虐待手段包括：殴打与酷刑（有的在每天的“晨会”上公开施行，以儆效尤）、强奸、强迫卖淫、强迫堕胎，以及在黑暗中关押数日、断食断眠——有人被迫每天工作长达19个小时。22 据这份报告，被从缅甸园区释放出来的女性中，有12人表示自己曾被强奸并因此怀孕。22

这些数字和描述，应当被引用，但不应当被消费。把别人的创伤当作叙事的“爆点”，本身就是一种二次伤害。这一章不复现任何可识别的个体细节，也不试图用惨烈的画面来“震撼”读者。它要传达的只是一个结构性的事实：在这条供应链里，“人”这一环的成本，是由被关在园区里的人，用身体直接承担的。

为什么园区内部的暴力会如此普遍而系统？因为在这套逻辑里，暴力不是失控，而是管理工具。一个被囚禁、又背着债的劳动力群体，没有工资激励，没有辞职自由，唯一能驱动他们“完成业绩”的，就是恐惧。于是殴打、电击、关禁闭、买卖转卖，成了维持“产能”的日常手段。债务负责让人不敢走，暴力负责让人不敢不干——两者配合，构成了一套不需要工资也能榨出产能的劳动控制系统。这与第三章讲的“武力即基础设施”是同一件事的内外两面：对外，武力把人圈进来、挡住外人；对内，债务与武力一起把人压榨到极限。多家进入园区周边采访的媒体，都记录下了这种被制度化的暴力。7 10

四

园区里的劳动，是一种被精密设计的工业流程，而“杀猪盘”就是这条流水线上的核心产品。

“杀猪盘”这个名字，来自把受害者比作待宰的猪：先“养肥”，再“宰杀”。流程通常是这样的：通过交友软件、社交平台，甚至一条“发错了”的陌生短信，与目标建立联系；用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嘘寒问暖、培养信任乃至感情，这是“养”；然后引导对方在一个看似正规的平台上投资加密货币，起初让其小赚提现以建立信心，再诱其投入越来越多；最后平台关闭、账户清零，这是“杀”。4 8

这套流程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把诈骗拆解成了可以标准化、可以培训、可以分工的工序。园区里有专门写脚本的，有专门负责“养”的，有负责把“养肥”的客户移交给“杀”的环节的。每个被困的劳工，只是这条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位。他们每天对着脚本，同时维系着几十个“客户”，有业绩指标，完不成就受罚。9

这意味着，园区里的人同时处在两端：他们是被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又是直接对全球受害者下手的那只手。这正是这条供应链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它把受害者改造成了加害的工具，让痛苦在链条上传递下去。一个被骗去缅甸、失去自由的菲律宾青年，可能正在屏幕另一端，把一个美国退休老人的毕生积蓄一点点骗空。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都是同一套机器的牺牲品，却被这套机器安排成了加害与被害的关系。

五

园区的产出，最终汇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受害规模。

据估算，全球范围内，“杀猪盘”诈骗在过去四年里给受害者造成的损失约为750亿美元——这是学术估算，口径需谨慎看待。4 而从劳动力一端看，联合国2026年那份报告援引可信估算指出，至少有30万人在东南亚的诈骗园区里劳动，这个行业已经膨胀到“工业规模”，全球年收入估计约640亿美元。22 美国和平研究所此前给出的强迫劳动人数估算与之大致吻合，也是约30万。12

这门生意之所以能国际化，正是因为它在“人”这一环找到了几乎无限的供给：哪里有渴望工作的年轻人、哪里有薄弱的法治，哪里就能成为招募地或落脚点。被贩入的劳工来自至少66个国家，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但名单一直在变长。22 这种全球招募的能力，本身就是被贩运的中国公民问题国际化的一个侧面——曾经主要是中国人被骗去骗中国人，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跨越国籍的强迫劳动体系。13 起初这是华人犯罪集团主导的生意，后来日本的黑道、韩国的有组织犯罪在看到其暴利后也开始介入。1

供给端的全球化，与需求端（受害者）的全球化，在园区这个节点上对接。园区因此成了一个把全世界的脆弱——找不到工作的脆弱、轻信感情的脆弱——同时变现的地方。联合国毒罪办在分析这个行业时指出，它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工业规模”的犯罪经济，而强迫劳动正是这个经济得以运转的劳动力基础。11 18 这种规模也让它成为一个吸纳赃款、反哺地下经济的“影子经济”引擎。19 17

六

当园区被清剿，“园区里的人”的命运，又进入另一个不确定的阶段。

缅甸方面曾表示遣返了7万名被迫在诈骗中心工作的外国人。5 但“遣返”二字背后，藏着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一个被贩卖、被迫诈骗他人的人，回国后是受害者还是嫌疑人？他可能背着园区强加的债务，可能因为参与过诈骗而面临本国的追责，也可能因为身无分文、护照尽失而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KK园区被清剿后，约1500名劳工越境进入泰国。6 他们中的许多人，下一步去哪里、由谁负责，并没有清晰的安排。一座园区的倒下，并不自动等于其中的人重获新生——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把这些人，重新抛回了当初把他们卷进来的那张网络的边缘。有报道指出，部分获救者甚至会再次落入招募网络，或被转移到尚未被清剿的园区继续劳动。14 缅甸军政府高调宣布“零容忍”，却被记录下诈骗仍在继续的现实，这种落差也意味着：被释放的人，可能只是从一个园区，被推向了另一个园区。10 而即便顺利回国，一个曾被迫参与诈骗、又身无分文的人，要重新被社会接纳，仍是漫长而孤独的过程。16

这道难题，正是联合国那份报告标题——《一个棘手的难题》——所指的核心。报告点出了一个残酷的悖论：那些被迫去实施诈骗的人，在获释后往往不是得到保护，而是被当作罪犯起诉。2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Volker Türk）的措辞很重：“这一连串的虐待令人震惊，也令人心碎。然而，受害者往往非但没有得到他们本应获得的保护、照料与康复，反而面对的是怀疑、污名，甚至进一步的惩罚。”22 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自愿与被迫”那道光谱，从一个抽象的伦理问题，落到了一个具体的处置问题上：当一个被贩卖、被债务捆住、被迫每天对着脚本骗人的人走出园区，接住他的，究竟是一套把他当受害者的救助程序，还是一套把他当嫌疑人的司法程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后者——因为甄别一个人究竟站在那道光谱的哪一端，既费力又缺乏标准，而把他当嫌疑人处理，对执法系统来说要省事得多。

这一章不打算给出一个温暖的结尾，因为现实没有提供。能确定的只有一点：在所有被这条供应链处理的东西里——钱、币、信息、领土——只有“人”这一项，是用身体在承担代价的。这也是为什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和美国和平研究所等机构，都把“强迫劳动与人口贩卖”放在分析这门生意时的核心位置——它不只是金融犯罪，更是大规模的人权灾难。15 20 记住园区里的人，不是为了煽情，而是为了在后面谈论制裁、谈论地缘、谈论加密货币管道时，不至于把这一切谈成一场没有血肉的棋局。下一章，我们去看打击这门生意的第一种办法：切断它的电、它的网、它的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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