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看一组对不上的数字。
哥伦比亚是全世界可卡因的主产地。2023 年，它的古柯种植面积冲到历史纪录的 253,000 公顷，潜在可卡因产量 2,664 吨，比上一年增加 53%，占全球古柯种植面积的 67.3%，是连续第十年产量上升1。换句话说，这个国家供应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可卡因。
那么这门生意在哥伦比亚国民经济里占多大分量？答案小得不像话。缉毒局的估算口径是，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一年在全球范围内毛收约 500 亿美元，但其中只有大约 20 亿到 40 亿美元真正留在哥伦比亚国内经济里2。可卡因占哥伦比亚合法 GDP 的比例长期在下降：1980 年代高峰口径下曾被估到 6.3% 左右，2004 年约 3%，到 2009 年降到 0.3%，2012 年约 0.2%2。这个行业大约雇了 20 万人2，听起来不少，可放进一个五千万人口的经济体里，连一个零头都算不上。
把这两组数字摆在一起看：产量占世界三分之二，国内增加值不到 GDP 的半个百分点。中间那块差额去哪了。
它去了消费市场。前面几章已经把那条阶梯量化过——同一个产地的货，在哥伦比亚批发约每千克 1,500 到 3,000 美元，运到美国批发跳到 24,000 到 28,000 美元，折算成纯品零售则大约 100,000 到 120,000 美元一千克3。价值随地理一路向上累加，可这条曲线的形状本身就决定了：绝大部分增加值是在离产地几千公里之外、在消费国和资本环节里实现的。哥伦比亚卖的是这条曲线最便宜的那一段，承担的却是另一笔账。
这一章讲的就是另一笔账：当利润沿着加价曲线往北流的时候，留在南边的是什么。
二
留在南边的第一样东西是尸体。
2006 年 12 月，时任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正式向贩毒集团宣战，动用军队上街。这场战争至今没有结束。按外交关系协会的梳理，从那时起墨西哥记录在案的凶杀数在 36 万到 46 万之间，具体数字取决于统计口径和时段；此外还有大约 3 万多人失踪4。凶杀率从 2006 年的约每十万人 5 起，升到 2012 年的约 15 起，此后长期在高位4。需要说清楚的是，这些凶杀并非全部与缉毒战直接相关，但其曲线的拐点和缉毒战的时间线高度吻合。
近年的年度数字仍在高位徘徊。墨西哥 2024 年记录约 33,241 起凶杀，凶杀率约每十万人 25.6 起，是在连续三年小幅下降之后的一次回升5；2023 年约为每十万人 25 起5。把时间尺度拉到十几年，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在没有宣战国的情况下，年复一年地承受一场战争量级的死亡。
死亡的账要用 CFR 和 GI-TOC 这类机构的口径来读，因为不同来源对“缉毒相关”的界定不一样，写成一个精确的总数会失真。能确定的是量级：以十万计的死者，以万计的失踪者。这些人绝大多数死在产地和过境通道上，没有一个死在白粉最终被吸食的写字楼或公寓里。
更值得注意的是死亡的地理分布。它跟着贩毒通道走。
三
如果说墨西哥是这条供应链的旧战场，厄瓜多尔就是它最新的伤口，而且崩塌得几乎没有预兆。
厄瓜多尔曾经是南美相对安全的国家。它不产可卡因，夹在两个产地哥伦比亚和秘鲁之间，本来只是个过境点。2018 年，它的凶杀率还只有每十万人 5.7 起6。五年之后，到 2023 年，这个数字蹿到约每十万人 45 起，五年里涨了差不多 8 倍，一举超过墨西哥、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成为南美最暴力的国家6。如果把时间窗口拉到 2015 到 2024 年，累计涨幅约 546.7%6。
驱动力是它在供应链里的角色变了。厄瓜多尔从一个安静的过境点，变成了主要的出口枢纽——它的港口成了可卡因装船运往欧洲和美国的关键节点。2023 年它创纪录地缉获约 219 吨毒品，以可卡因为主，国内识别出 22 个以上的犯罪组织6。港口的价值上去了，争夺港口的暴力也就上去了。
这条曲线还没到头。2024 年厄瓜多尔的凶杀数回落到 6,818 起，比上一年降了 18%，看上去像是缓和7。但 2025 年又反弹到创纪录的约每十万人 50.9 起，同比上升 31%，是 201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年的死亡里约 95.4% 被归为与有组织犯罪相关7。一个不产一克可卡因的国家，因为成了它的转运站，把自己变成了西半球凶杀率的领头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4 年专门做过一份报告，量化犯罪与暴力对厄瓜多尔的宏观冲击：它拖累 GDP，吓走投资，掐断旅游8。一个过境国承担的不只是尸体，还有可以写进国民账户的真金白银的损失。而这笔损失，没有任何一部分会出现在最终消费国的成本表上。
四
把镜头从国家拉到城市，地理错配看得更清楚。
有一份每年汇编的全球最暴力城市榜单，数据源是墨西哥的一个公民组织 Consejo Ciudadano，经媒体二次整理后流传——它属于二手汇编，精确排名要打折看，但量级和分布是可信的9。2024 年的版本里，全球 50 个最暴力城市中约有 37 个在拉美，墨西哥一国独占 20 城，比上一年的 16 城还多9。
榜单顶端几乎全是熟悉的名字。海地的太子港居首，凶杀率约每十万人 139.31 起；墨西哥的科利马第二，约 126.95 起；阿卡普尔科 102.28；曼萨尼约 92.17；蒂华纳 91.359。把这些城市在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它们高度集中在两类地方：可卡因过境的港口，以及不同集团争夺的边境城市。曼萨尼约和蒂华纳是港口与边境，科利马紧挨着曼萨尼约港，阿卡普尔科是太平洋沿岸的老牌通道。
暴力不是随机撒在拉美的。它沿着货走，在货换手、价格跳档的地方堆积。一座城市越是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它的凶杀率往往越高——因为对集团来说，控制一个节点的回报值得为它流血。这恰好是加价曲线的另一面：曲线上每一个价格跳档的关口，在地面上对应着一片需要用暴力来守的地盘。
货往北走，到了美国境内，价格还要再放大约十倍。但美国的可卡因消费城市里，没有一座出现在这份榜单上。
五
留在南边的第二样东西，是被买下的国家机器。
这件事最难证，因为腐败天然藏在暗处，传闻很多，铁证很少。所以这里只用一种证据：美国法院已经定罪、判刑、留下公开文书的案子。够得上这个标准的，本身就说明了渗透到了什么层级。
热纳罗·加西亚·卢纳，2006 到 2012 年间任墨西哥公共安全部长，掌管联邦警察，名义上是缉毒战的执行人之一。2023 年 2 月 21 日，他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被陪审团定罪，罪名包括经营持续性犯罪集团、国际可卡因分销共谋和虚假陈述——他从自己本该打击的锡那罗亚集团手里收取了数百万美元现金贿赂10。2024 年 10 月，他被判 38 年 4 个月监禁外加 200 万美元罚金，是迄今在美国被定罪的级别最高的墨西哥官员10。负责缉毒的人，自己就在贩毒。
往南走到洪都拉斯，级别更高。前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2024 年 3 月 8 日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被定罪，罪名是贩毒和武器犯罪——他收取数百万美元贿赂，为输往美国的可卡因提供保护，并共谋经洪都拉斯转运 400 吨以上可卡因11。同年 6 月 26 日，他被判 45 年监禁加 800 万美元罚金11。一国元首，把整个国家的过境通道租给了这门生意。
这两个案子里，国家不是贩毒的受害者，也不是袖手旁观者。国家是供应链的一道环节，被明码标价收编进去。它提供的服务很具体：放行、保护、消除竞争对手、让缉获数字停在该停的地方。这正是物流那一章里反复出现的逻辑在政治层面的兑现：对这条供应链来说，执法不是一种威胁，它是一项可以谈价钱的经营成本。
六
加西亚·卢纳和埃尔南德斯的案子是干净的：起诉、审判、定罪、量刑，全程有公开文书。第三个案子要复杂得多，必须按争议来处理。
2020 年 3 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和另外 14 名现任及前任委内瑞拉官员，罪名涉及麻醉品恐怖主义等，指控他们谈判数吨来自 FARC 的可卡因运输12。国务院当时估计每年约有 200 到 250 吨可卡因经委内瑞拉转运12。这套指控围绕一个名字展开：Cartel de los Soles，“太阳卡特尔”，得名于委内瑞拉将官肩章上的太阳徽。2025 年 11 月 24 日，美国国务院将其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称它由马杜罗及高层领导，已腐蚀委内瑞拉的军队、情报、立法和司法系统13。
问题出在这个“卡特尔”到底是不是一个卡特尔。多家研究机构对它的存在形态有保留。InSight Crime 在 2025 年的分析里写道，把它说成“马杜罗领导的集团”是一种过度简化，更准确的描述是“军政官员与贩毒者合作牟利的腐败系统”，没有金字塔式的指挥结构14。国际危机组织的分析师菲尔·甘森说得更直接，认为 Cartel de los Soles 这个意义上的实体“本身并不存在”15。缉毒局自己的全国毒品威胁评估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有组织的贩毒集团来处理。
所以这个案子在本书里只能停在这里：有起诉，有恐怖组织认定，有可观的转运量估计；同时也有专业机构对“它是否构成一个集团”的明确质疑。能确定的是委内瑞拉的国家机器深度卷入了可卡因转运，至于卷入的组织形态是公司式的集团，还是一张松散的腐败关系网，证据还没有收敛到一个结论上。
国家俘获这件事还有一层很少被算进去的成本：它可以被政治逆转。埃尔南德斯被判 45 年之后并没有真的服满。2025 年 12 月初，他获得完全赦免并当日获释16。WOLA 等机构批评这一赦免削弱了反贩毒与反腐努力16。司法成本算出来了，又被一笔抹掉——这说明哪怕是已经兑现的成本，对这条供应链也未必是永久的。
七
在国家被收买的同时，集团也在做一件看起来像国家会做的事：治理。
研究有组织犯罪的机构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犯罪治理”。它指的是犯罪组织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行使一套准国家职能：制定行为规则，限制居民的通行和营业时间，强制征税——也就是俗称的 derecho de piso，地皮钱，本质是勒索，但运作起来更像一种地方税；同时还提供纠纷解决，甚至在控制区内发放选择性的援助和社会服务17。它们腐蚀并掌控市镇一级的人事任命和地方税收，逐步建立起事实上的暴力垄断和某种人口层面的认可17。锡那罗亚集团、CJNG、海湾集团都有这类记录。
把这套东西排开看，它和现代国家提供的服务清单高度重合：税收、治安、司法、有限的福利。区别在于税是抢来的，法是枪定的，福利是用来换忠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25 年的报告记录了拉美有组织犯罪如何通过治理、暴力和渗透三种手段一起削弱国家制度18。当一个集团能收税、能断案、能在台风过后比政府更快把救济物资送到村里，它在那片地方就部分地替代了国家。
这件事的成本不写在任何一份财务报表上，却是最深的一笔。死亡可以统计，腐败可以起诉，而一个地区的居民习惯了向集团而不是向政府寻求秩序之后，国家在那里的存在被掏空了。这是产毒国和过境国付出的、最难收回的代价。消费国不会有这个问题——白粉在那里只是一种被消费的商品，不需要谁来替它治理一个村子。
八
既然成本这么高，为什么不从源头掐断供给。过去半个世纪，从源头掐断供给恰好是禁毒战略的主线。它的结果，是这一章最值得细看的一组对照。
先看钱。美国的缉毒战从 1971 年算起，估计已经耗资约 1 万亿美元；州和地方层面的缉毒执法加监禁支出，每年约 510 亿美元19。这是一笔放在任何国家预算里都极其可观的投入。
再看结果。全球用药人数不降反升。联合国毒罪办公室 2025 年的世界毒品报告给出的数字是，2023 年全球有约 3.16 亿人用过毒品（不含烟酒），占 15 到 64 岁人口的 6%，而 2013 年这个比例还是 5.2%20。其中大麻使用者约 2.44 亿，阿片类约 6,100 万20。一万亿美元砸下去，需求一边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供给侧也没掐断。原因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气球效应：你按住气球的一头，气鼓到另一头去。1990 年代末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下降，哥伦比亚的就涨上来；后来哥伦比亚被压下去，秘鲁又涨回来，秘鲁的古柯在十年里增加了约 55%21。美国主导的供给削减，净效果是把生产迁移和重组，而不是减少；总产出长期看是持平偏升的21。军事化的根除和拦截——哥伦比亚计划是典型——只能把生产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一旦去打新区，生产又会回流原区，循环往复，只要价格激励和愿意种的人还在22。2023 年哥伦比亚古柯种植创下 253,000 公顷的纪录，就是几十年根除之后的成绩单22。
这局打地鼠之所以打不完，根子还是在加价曲线上。源头那一段太便宜了。古柯叶的价格哪怕翻一倍，最终可卡因零售价的上涨也不到 1%；古柯农捕获的价值不到美国零售价的 0.5%23。这意味着销毁掉一片古柯田，对最终售价几乎没有影响，集团换块地重种的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供给侧打击瞄准的，恰好是整条链上价值最低、最容易再生的那一端。
九
可卡因这种打不死的韧性，本身需要解释。把它和别的毒品比一下，就知道它的坚韧不是常态。
海洛因是一个反例。墨西哥的鸦片罂粟，在扩张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于 2017 到 2018 年间崩盘。生鸦片的田头价从 2017 年高峰的每公斤约 950 到 1,050 美元，跌到 2018 年的历史低点每公斤约 315 到 415 美元，一年里跌幅在 50% 到 80% 之间；整个鸦片经济的收入从 2017 年的约 10 亿美元，掉到 2018 年的约 2.6 到 3.64 亿美元24。压垮它的不是禁毒战略，而是芬太尼——一种更强、更便宜、更好运的合成阿片，从需求端把海洛因的市场抽空了24。可卡因没有这样一个廉价的合成替代品，所以它没有被这样击穿。
大麻是另一个反例。美国和加拿大相继合法化之后，墨西哥的大麻出口市场几乎被抹掉。美国西南边境的大麻缉获量从 2013 财年的约 240 万磅，掉到 2023 财年的约 6.1 万磅，降幅约 97.5%25。合法、受监管的供给，把一个非法产品的利润空间挤没了。可卡因没有合法市场可以替代它，所以这条路也走不通。
至于产地，也不是随便选的。摇头丸主要产在欧洲，荷兰和比利时，2016 到 2020 年间荷兰是头号来源地26；拉美在摇头丸的版图上只是消费和过境市场。合成毒品的产地跟着前体和化工能力走，植物毒品的产地跟着农业气候走。拉美之所以主导可卡因，是因为古柯只长在安第斯，不是因为那里是经营一门毒品生意的最优地点26。
把这三个对照放在一起，可卡因的位置就清楚了：它没有廉价合成替代品，没有合法市场分流，产地被地理钉死在安第斯。于是它供应坚韧，2023 年哥伦比亚的种植和产量双双创纪录27，而它带来的死亡、腐败和国家俘获，也就被这种坚韧一年年地按在产地和通道上，不会自己消失。
十
把这一章的账合起来结一次。
利润这一头：全球毛收约 500 亿美元，留在哥伦比亚国内的只有 20 到 40 亿，绝大部分价值在消费国和资本环节实现2。再往后，连这部分利润的最终落地也发生在远离产地的地方——全球洗钱规模一度被估到约占 GDP 的 2.7%，约 1.6 万亿美元，而被缴获的非法所得仅约 0.2%28。钱在金融环节安全着陆，账面上甚至看不出它和那条通道有关。
成本这一头：墨西哥以十万计的死者和以万计的失踪者，厄瓜多尔五年 8 倍的凶杀率，拉美包揽了全球最暴力城市榜的大半，一位部长和一位前总统在美国法院被定罪，一个国家的军政系统被指控转运可卡因，无数村镇被收编进准国家式的犯罪治理。这些都落在产毒国和过境国身上。
这是一种很彻底的成本外包。前面十章一段段画出来的加价曲线，每跨一道边界价格跳一档，到这一章可以反过来读：曲线往北爬的每一级，都把对应的暴力成本和治理成本留在了它身后的那片土地上。最便宜的原料环节承担了最重的死亡，最贵的消费环节几乎不承担任何治理代价。一家公司若能把绝大部分利润记在自己账上，又把绝大部分外部性记在别人国家的账上，它当然不会破产。
剩下的问题不在这一章里。如果根除只是把生产搬家，如果一万亿美元换来的是更多的用药者，如果司法定罪可以被一纸赦免抹掉，那么这条加价曲线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回收，究竟要由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别的办法来重新结一次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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