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从一个被很多人记错的常识说起:可卡因的产量,跟它的产地面积,已经不再同步增长了。
二○二三年,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面积达到二十五万三千公顷,比上一年增加约百分之十,是二十多年来的最高点1。同一年,这片土地上潜在的可卡因产量估计为两千六百六十四公吨,比上一年猛增百分之五十三1。这是自二○一三年以来,潜在产量连续第十年上升2。
把时间拉长,曲线更陡。二○一三年,哥伦比亚的潜在可卡因产量大约只有四十八吨;十年后是两千六百六十四吨,约五十五倍3。哥伦比亚一国,就占了二○二三年全球古柯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七,接近三分之二1。
值得停下来的是面积与产量之间那道裂口。面积只涨了百分之十,产量却涨了百分之五十三。这意味着每公顷土地榨出的可卡因更多了——更密集的种植、更高产的品种、更有效率的提炼4。换句话说,即便铲除掉同样多的土地,公司也能从剩下的地里拿到更多货。原料端的供给,并不像一座会枯竭的矿。它更像一块按下去又弹起来、还越弹越高的海绵。
这条上升曲线,是理解后面所有事情的背景。一个供给如此充沛、还在年年扩张的原料市场,定价权天然不在卖叶子的人手上。
二
把视线从国家层面降到一户人家的院子,数字会变成另一种东西。
种古柯的不是集团,是农民。在哥伦比亚,大约二十万户家庭直接种古柯;如果把采叶工、运输、加工和被这条收入养活的人都算进去,相关的家庭约有四十万户5。这是一个庞大的、分散在山区的小农群体,多数人手里只有几公顷地,离最近的公路要走上几个小时。
他们卖的东西,价格不由自己说了算。二○二二到二○二三年,哥伦比亚产区经历了一轮地头价崩盘。在纳里尼奥省,古柯叶的收购价从每阿罗瓦(约十二公斤半一捆)大约二十美元,跌到约七美元,跌幅约百分之六十五6。在考卡省的阿尔赫利亚,价格从约十七美元跌到约九美元,跌幅约百分之四十七;在卡塔通博的蒂布,叶价下跌超过四成6。
更上一档的半成品也没躲过。古柯膏(农民自己粗加工出的中间产物)在纳里尼奥从每公斤四百五十到六百美元,跌到约三百七十五美元,约三成跌幅;另有报道说当地某些地方从约九百七十五美元跌到约二百四十美元7。有时根本没有买家上门。
崩盘落到一户人家身上,是这样的:考卡省阿尔赫利亚一个农民,一季收三百阿罗瓦古柯叶,扣掉种子、化肥、汽油和雇工,每月到手只剩约一百五十美元5。这个数字,低于很多人想象中“毒品”二字应该对应的收入。崩盘之前,每公顷古柯大约能给农户带来每月三百美元上下8。
因为产区里几乎没有合法的现金作物能替代古柯,价格一崩,山里立刻出现粮食危机。二○二三年初,联合国相关机构对哥伦比亚产区发出过人道紧急状态的警告9。一个外人很难一下子接受的事实是:让这些家庭挨饿的,不是毒品卖不掉,而是毒品太便宜了。
三
如果说农民的收入薄,那采叶工的收入是薄到几乎透明。
采叶工在哥伦比亚被叫作 raspachín。他们多是流动的年轻人和外来劳工,跟着收获季在不同庄园之间走。报酬按重量算,每采一公斤古柯叶,大约挣零点二一到零点二七美元10。一个手脚快的工人,一天干十二到十五个小时,能摘到一百五十公斤,于是日薪落在约三十到四十美元10。
把这个数字接到链条的另一端看,落差才显出形状。一篇深入三国交界亚马逊地区的报道,干脆把这群人称作贩毒链上“最穷的毒贩”10。连最末端的小运输者——每趟背十到二十公斤过境的人——一趟也只拿约两百到四百美元10。同一公斤精炼可卡因,从那片三国边境运到欧洲,价格约八万美元,是边境价的近八十倍10。
谁离田地越近,谁就越穷。这不是个别庄园主刻薄,而是这门生意的结构使然。采叶这道工序需要大量人手、却不需要任何稀缺技能;山里又永远不缺愿意弯腰的人。可以替代的劳动,永远卖不出价。真正值钱的不是把叶子从枝上捋下来这个动作,是后面那些把“违法”一段段运过边界的环节。
四
现在可以把整条价值链铺平,看一公斤白粉的钱是怎么分的。
按记者汤姆·温赖特在《Narconomics》里梳理的口径:提炼一公斤可卡因,大约需要一吨晒干的古柯叶;这一吨叶子在哥伦比亚地头卖出去,约值四百美元11。而由它提炼出的那一公斤可卡因,在美国街头零售价超过十万美元,按纯度校正后约十二万美元11。原料的价值,是终端售价的零头的零头。
中间每跨一档,价格跳一级。还是温赖特给出的逐级价格(每公斤口径):约三百八十五美元的叶子,到国内批发的可卡因约八百美元,出口约两千两百美元,运进美国约一万四千五百美元,到中层分销商约一万九千五百美元,街头约七万八千美元,纯度校正后约十二万两千美元12。叶子到街头,价格翻了两个数量级,而这两个数量级几乎全部产生在田地以外。
温赖特由此提炼出一个常被引用的观察:你可以把古柯叶的价格翻一倍,最终可卡因的零售价上升幅度不到百分之一12。这条规律的含义很冷:哪怕原料端发生剧烈的价格波动,公司的终端定价也几乎不受影响。农民那一头的痛苦,传不到消费者的钱包里。
把比例摊开看更直白。农户捕获的价值,远低于美国零售价的百分之零点五;学术与媒体的交叉估算给出零售价与地头价之比约二百六十二倍,全链总加价约百分之三万13。一公斤白粉里,绝大部分价格不是为那片叶子付的,是为把它运过一道道执法边界所承担的风险付的。原料几乎不值钱,值钱的是“违法”这件事本身被一段段定价、一段段转手。
这就是这家公司采购部的真实处境:它供应着全公司赖以存在的那片叶子,却只分到全链不到半个百分点的收入。
五
田地不值钱,可土地还是有人要牢牢攥在手里。攥住它的,是武装组织。
在哥伦比亚和秘鲁的产区,几乎每一块古柯地都落在某个武装团体的实际控制之下。他们的收钱方式有个名字,叫 gramaje——按重量对辖区内流动的古柯和可卡因抽取的“税”。历史上,FARC、ELN 等组织以“保护”和提供准公共服务为名,向种植者和过路货物收取这笔费用14。
具体费率多是二手转述,只能当线索看。据 InSight Crime 的梳理,FARC 时期对古柯基的 gramaje 约为每公斤一百五十美元;ELN 则在卡塔通博地区以暴力维持对古柯膏收购的垄断15。这类数字会随时间、地点、组织而变,不宜当成精确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机制本身——谁控制了运货的路和收货的点,谁就拿到了产区里那份稳定的抽成。
卡塔通博是看这套机制的一个窗口。这一地区拥有超过三万公顷古柯,约占哥伦比亚全国的百分之十二16。控制权由四方争夺:ELN、FARC 异议派(第三十三阵线)、人民解放军(EPL)以及哥伦比亚最大的犯罪集团“海湾帮”(Clan del Golfo)16。武装组织在全国的市级存在还在扩张:二○二三年的统计里,ELN 从一百四十八个市扩到二百三十一个,FARC 异议派覆盖二百九十九个,海湾帮则达到三百九十二个17。
这里有一段值得记住的因果。二○一六年 FARC 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解除武装后,古柯区——尤其卡塔通博——留下了权力真空,很快被 ELN 和各路异议派填补16。到二○二五年一月,随着市场回暖、利润重新变厚,旧有的地盘分配协议崩裂,ELN 在八个市发动了协同袭击16。古柯价格一回升,火并就回来了。对住在那里的种植者来说,价格涨不一定是好消息——它常常意味着新一轮争夺收货权的暴力。
从公司视角看,这些武装组织像是产区的实际持股方。他们不种地,也不下田,但握着采购环节的入口和出口,按重量抽水,并用枪保证这份抽水权不被人抢走。
六
把镜头从哥伦比亚移到秘鲁,原料端的另一种面貌出现了。
秘鲁的古柯种植面积,二○二三年约九万二千七百八十四公顷,比二○二二年那个纪录值九万五千零八公顷略有回落18。其中阿普里马克-埃内-曼塔罗河谷(简称 VRAEM)一处就约有三万五千七百零九公顷,占全国约三分之一,是秘鲁古柯和可卡因的主产区18。秘鲁禁毒委的口径里,全国每年约十二万吨古柯叶中,约九成流入非法毒品,只有约一万二千吨用于合法和传统消费19。
VRAEM 的控制者,是光辉道路的残余势力,今天以“秘鲁军事化共产党”(MPCP)的名义活动。它把守着这一带的可卡因实验室和运输通道,替贩运网络提供安全,换取大笔报酬——这是一种共生:武装组织需要运转资金,贩运者需要安全20。秘鲁陆军战略研究中心(CEEEP)记录过这套联盟关系,也记录了由此而来的流血——二○二三年瓦恩塔等地的冲突中,有军人和疑似武装人员丧生20。
更值得注意的是秘鲁农民走上古柯田的路径。在那里,许多人原本种咖啡和可可。当国际咖啡和可可价格崩塌,一年只能收一季、又没人保证收购的合法作物,就比不上一年多季、永远有买家上门的古柯21。学术研究把这条路径讲得很清楚:把人推向古柯的,往往是作物经济,而非意识形态21。一个农民选择种古柯,常常只是因为别的东西更不划算。
这就让禁毒变成了一道难解的算术题。只要古柯是产区里唯一有保底买家、能多季变现的现金作物,铲除一片,过两季它就会从别处长回来。供给的韧性,根在田间的账本里。
七
玻利维亚提供了第三种样本,也是三国里走得最不一样的一条路。
玻利维亚二○二四年的古柯面积约三万四千公顷,比上一年增长约百分之十,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哥伦比亚和秘鲁22。这个数字超过了该国二○一七年《通用古柯法》(Law 906)设定的两万两千公顷法定上限,超出约一万两千公顷;当局把超额部分主要归因于贩毒分流22。
特别的是玻利维亚处理古柯的方式。它没有走哥伦比亚、秘鲁那条军事化强制铲除的路,而是搭了一套叫 cato 的制度。二○○四年的一项协议允许每户家庭在传统区之外(尤其在查帕雷地区)合法种植一个 cato,即一千六百平方米的古柯地,由社区自己以“社会控制”的方式管理种多少、谁来种23。二○一七年的《通用古柯法》把全国合法上限从原先的一万两千公顷提高到两万两千公顷,分给拉巴斯的永加斯地区一万四千三百公顷、科恰班巴的查帕雷七千七百公顷23。
支撑这套制度的,是一句口号:“coca yes, cocaine no”(古柯可以,可卡因不行)。玻利维亚承认古柯叶在安第斯有几千年的传统咀嚼和仪式用途,把它和可卡因分开对待,靠合作社和社区自治来把合法种植圈在可控范围内24。
这套制度并不完美——二○二四年的超额本身就说明,合法配额挡不住一部分古柯被分流去做可卡因。但它至少换来了相对的社会平静:种植者有一块合法、被承认的地,不必时时面对铲除队和武装收货人的双重夹击。把它和卡塔通博那种四方火并放在一起,能看出原料端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面那只手是把它当罪犯,还是当一种需要管理的农产品。
八
哥伦比亚也想过别的路。它的尝试叫 PNIS,结果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教训。
PNIS 是二○一六年和平协议里的替代种植计划,全称“非法作物替代国家综合计划”。它的承诺很直接:农民自愿铲掉古柯,政府给现金、给技术、给合法作物的销路,帮他们转型。登记参加的家庭达到九万九千零九十七户25。
承诺大半没兑现。研究显示,至少四万户家庭从未收到任何一笔付款;他们中的多数已经自愿铲除了古柯,却没等来当初许诺的支持25。一个铲了古柯、又没拿到替代收入的农民,处境比参加之前更糟——他既失去了那棵永远有买家的作物,又没有别的现金来源。
更难堪的是效果。多项评估发现,PNIS 覆盖区内及周边的古柯产量和毁林不降反升,有专家直接评价这个计划“弊大于利”26。与此同时,强制铲除政策也在收缩:哥伦比亚二○二四年的铲除目标只有一万公顷,是有记录以来最低,实际完成约九千四百公顷;二○二五年目标上调到三万公顷,并部分恢复强制铲除27。政策在自愿替代和强制铲除之间来回摆,而田里的古柯继续按它自己的账本生长。
替代计划失败的原因,跟秘鲁农民选择古柯的原因是同一个:在产区那本现金流的账上,合法作物算不过古柯。只要这道算术题不变,无论给钱让人铲,还是派人强制铲,叶子都会找路长回来。
九
把前面这些拼到一起,采购部的样貌就清楚了。
它供应着全公司利润所依赖的原料,自己却分到不足半个百分点的收入13。它的劳动者——种植户每月约一百五十美元,采叶工每天约三四十美元——站在整条链条收入的最底层510。它的土地由抽税的武装组织实际持有,价格由远在田地之外的市场和买家垄断决定,叶价翻倍传到终端不到百分之一12。它承受着铲除、火并、价格崩盘和粮食危机,而这些风险,几乎没有一项能被定价、被转嫁到上面的环节去。
这一端的人,承担了链条上较重的风险,拿走了较小的份额。这种错配不是哪一年的意外,是这门生意的结构本身。供给过剩、劳动可替代、定价权外移、土地被武装持有——四样东西叠在一起,把原料端死死按在底部。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摆在面前:既然叶子这么不值钱,从这片叶子到那块卖出天价的“砖”,价值究竟是在哪一道工序里凭空长出来的?把视线往下游挪一格,进到实验室和前体化学品那一节,才看得见这家公司真正的利润是被谁、用什么手段创造出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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