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那次 ENS 投票拆开看,它不太像民主,更像一次股权对峙。

事情的起点是一条旧推文。2022年2月,Millegan 在 2016年发的一些涉及同性恋等议题的言论被重新翻出,ENS 的核心开发者 Nick Johnson 公开表示其位置“已不再可守”,Millegan 随即被免去 ENS 的 steward 职务,也被运营 ENS 的 True Names 有限公司免去运营总监一职2。这部分由公司和雇佣关系处理,干净利落:一家公司开除一名员工,不需要任何人投票。

麻烦出在另一层。Millegan 同时是 ENS 基金会(注册在开曼群岛)的董事,而这个职位不归公司管,归 DAO 管。社区于是发起链上投票,想把他从董事位上请下来。ENS 的治理代币 $ENS 在 2021年11月发行,总量的 25% 空投给 .eth 域名的注册者,给设置了主域名的人 2 倍权重,另有 50% 进入国库分多年释放3。代币可以委托:你可以把自己的投票权托付给某个你信任的代表,由他代为表决。Millegan 本人就是一个热门代表,许多 .eth 持有者把票委托给了他。

于是出现了那个画面。罢免投票里,37.51% 赞成、43.39% 反对、约 19% 弃权;Millegan 用累计在自己地址上的 363,300 多张委托票投下反对,足以让天平倒向“留任”1。一个组织试图罢免一名董事,而这名董事恰好控制着决定罢免与否的最大单一票仓。这里没有任何作弊,没有任何漏洞,所有票都是规则允许的票。把票委托给某人,是治理设计鼓励的行为;用自己掌握的票去投自己关心的提案,也是。两件被分别鼓励的事叠在一起,结果就是这套制度允许被监督的人,否决对自己的监督。

值得停一下的是那 19% 的弃权。在一个反对与赞成只差不到六个百分点的对峙里,弃权的票几乎和投出的票一样多。这不是冷漠的边角料,它本身就是结果的一部分——大量持有者要么没看到这次投票,要么看到了也不愿在一场关于个人言论的争议里选边,于是把决定权默认让给了那些愿意出手的人。而最愿意出手、手里票又最多的,恰好是当事人自己。沉默的多数加上一个有动机的大票仓,凑成了这次“留任”。

记住这个画面。这一章后面会反复回到它,因为它是一种更普遍状况的缩影。先把镜头拉远,看看让这种状况成为常态的那个根。


要理解为什么“谁投票”这件事如此容易失控,得先看 Vitalik Buterin 在 2021年8月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超越币投票治理》(Moving beyond coin voting governance)。后来几乎所有关于 DAO 治理缺陷的讨论,起点都在这里4

他指出的核心,是一件听起来很简单的事:一枚治理代币其实捆绑了两样东西。一样是经济利益——你持有它,币价涨跌跟你的钱包有关;另一样是治理权——你持有它,就能对协议的规则投票。问题在于,这两样东西“非常容易被拆开”。它们在合约层面绑在同一枚代币上,可在金融操作层面,能被剥离成两份分别交易。

这就是贯穿全书的那条暗线:解绑问题。它是这一章的元问题,后面要讲的攻击和失真,几乎都是它的不同表现形式。一个系统默认“持有代币的人会为代币的长期价值负责”,因为投票的人就是承担后果的人。可一旦投票权能和经济后果分家,这个假设就塌了。有人可以拥有投票权却不承担一分钱风险,也有人承担着风险却没有相应的发言权。

Vitalik 把币投票的麻烦分成两类。第一类不需要任何攻击者就会发生。其一是巨鲸主导,大户的票压过散户。其二是小持有者冷漠:单个小户投不投票都改变不了结果,于是理性地不投,这是典型的公地悲剧——人人都希望别人去操心治理,自己搭便车,最后没人操心。其三是“持币者中心主义”,治理只服务于持币者这一个群体,常常过度看重短期币价、倾向于从协议里抽租,而忽略用户、开发者、生态合作方这些同样重要却手里没有代币的参与方。其四是结构性的利益冲突,比如上一节那位既是董事又是大票仓的人4。这四种麻烦的共同点是:它们不靠坏人推动,只要规则按字面运行,就会自动长出来。

第二类则需要有人主动下场。既然投票权可以和经济利益分开,那它就可以被买卖。买票不必是行贿那么粗糙的形式,它可以被包装成完全合规的金融产品,由匿名的智能合约自动完成。这是下一节的内容。


Vitalik 列举了三种把投票权和经济利益拆开的具体路径,每一种都对应着真实存在的金融工具4

第一种是包装合约。设想有人部署一个合约:你把治理代币存进去,它给你一张包装代币作为凭证,凭证保留你对币价的全部经济敞口。与此同时,这个合约把存进来的代币的投票权收集起来,拿去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对存币的人来说,他几乎什么都没损失——币价的涨跌还是他的,他只是把那份对他个人毫无现金价值的投票权卖了,换一笔分红。对买票的人来说,他用很低的成本租到了大量投票权,却不需要持有任何代币、不承担任何价格风险。一个本该“用钱投票”的系统,被改写成“租票投票”。Vitalik 还指出,这类包装合约能顺带绕过时间锁等防护,因为它在协议眼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大持有者。

第二种更直接,是 DeFi 借贷。许多借贷协议允许你抵押资产、借出治理代币。一个想操纵投票的人,可以在快照那一刻借入大量治理代币,用它投票,投完立刻还回去。整个过程他对这些代币没有任何长期持有,币价跌了也不是他的损失——他要的只是投票那一瞬间的权重。Vitalik 把这种状态精确地概括为“拥有治理权力却没有经济利益”。在后面讲治理攻击的章节里会看到,当借贷可达的额度超过法定门槛、而提案又能在同一笔交易里执行时,一笔闪电贷的手续费就足以买下整个 DAO 的一次决策。

第三种最不像攻击,却造成了最大的一次实战接管:交易所托管。当用户把代币存在中心化交易所里,这些代币的投票权在技术上由交易所控制。交易所可以拿用户的币去投票,而用户既不知情、也不承担这次投票的后果——用户的经济敞口还在自己账上,投票权却被托管方挪用了。这正是 2020年 Steem 链上发生的事:相关方动用了存在几家交易所的用户代币,对 Steem 完成了一次敌意接管。社区最后没有在原链上把接管者赶走,只能另起炉灶,分叉出一条名为 Hive 的链,把接管者连同被挪用的票一起甩在身后4。分叉是核选项,它的存在恰恰说明:在原有规则之内,被托管的票拦不住。

这三条路径有个共同的狡猾之处:它们都不违反任何规则。包装合约是一份公开的智能合约,借贷是协议明码标价的功能,交易所托管是用户自己点的“存入”。没有人黑进系统,没有人盗取私钥,攻击者用的全是系统正大光明提供的工具。一个把“代码即法律”奉为信条的世界,在这里遇到了尴尬:当法律(代码)允许投票权被合法地买、租、挪用时,按法律办事的人就能合法地架空治理。问题不在有人破坏规则,而在规则本身允许投票权和经济利益分家。

三条路径形态各异,内核一样:让投票的人不再是承担后果的人。

有意思的是,有些机制是专门为了对抗解绑而设计的,结果又长出了新的解绑。Curve 的投票托管模型 veCRV 要求你把 CRV 锁仓 1 周到 4 年,锁得越久权重越高,而且这份投票权不可转让、会随时间线性衰减到零5。不可转让,本意是让投票权没法被单独剥离出去卖。可现实里,一个叫 Convex 的协议把大量 CRV 替用户锁进 veCRV,再发给用户一张可流通的凭证,自己则汇聚起超过半数的 veCRV,成了 Curve 排放方向上的“造王者”——想要排放倾斜的协议,转而去贿赂持有 Convex 锁仓凭证的人,因为这比直接买 CRV 便宜得多22。围绕这些锁仓权重,已经长出成熟的买票平台,据第三方统计累计路由的资金达到数千万美元量级,这类聚合数字来自二手来源,宜谨慎看待23。一个为了焊死投票权而设计的不可转让模型,被一层包装重新拆成了可买卖的票。解绑问题像水,堵了一处,从另一处渗出。


把攻击者放在一边,回到第一类问题:哪怕没有任何人作恶,1 币 1 票这套规则本身会把权力推向什么地方?

它会推向财阀化。这不是道德判断,是算术。投票权按持币量分配,而代币的持有从一开始就高度不均——早期投资者、团队、做市商各拿一大块,空投给社区的往往只占少数,且很快有相当一部分被卖给了愿意接盘的大户。于是在任何一次表决里,少数大地址的意见就约等于结果。小持有者并非不在乎,他们算过账,发现自己那点票改变不了任何事,于是理性地退出。投票的人越来越少,剩下投票的人手里的票越来越重,集中度进一步抬高。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

这种集中在数据上看得很清楚。面向多个 DAO 的统计估计,在不少 DAO 里,不到 10 个地址就握有超过半数的投票权10。当一个系统的多数决可以由个位数的钱包决定,“去中心化治理”这个词需要打个问号。它在执行环节也并不总是真的上链:大量 DAO 的“投票”其实是 Snapshot 上的链下签名信号,最终由一个 Gnosis Safe 多签钱包手动执行,而这套多签在生态里几乎是事实标准,所托管资产规模以千亿美元计21。信号是多数人发的,按钮是少数人按的。

设计者们当然知道财阀化这个问题。1 票 1 NFT 的尝试——比如 Nouns,每个 Noun 对应 1 票,每天拍卖一个,拍卖所得 100% 进国库——试图让权重不再纯按资金堆叠20。但只要 NFT 可以买卖,有钱的人照样可以一次买下很多个 Noun,财阀化只是换了个计价单位。真正想绕开它,得放弃“按持有量算权重”这件事本身:要么引入人格证明让每个真人只有一票,要么把治理权和可转让的代币脱钩。这些方案这一章末尾会谈,它们各有各的难处。

这里还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财阀化不仅决定谁的票更重,也决定哪些议题能被提上来。提案本身往往设有门槛——以 Compound 为例,发起一个提案需要凑齐 25,000 COMP 的委托权重12。门槛是为了防止垃圾提案刷屏,但它顺带筛掉了所有攒不齐这个权重的人。能决定投什么的人是少数大户,能决定先投什么、把什么摆上台面的也是少数大户。议程和表决,两头都在同一群地址手里。一个普通持有者就算想推动某件事,他连让这件事进入投票的资格都没有。

眼下要记住的是:1 币 1 票不是被攻击才出问题,它在没有任何攻击者、所有人都诚实的理想状态下,也会自动沉淀出一个由大户构成的实际决策层。


针对大户主导,行业里给出的标准解药是“委托”。

委托的设想很美好。你没时间研究每一个提案,没关系,把你的票委托给一个你信任、懂行、会持续关注治理的代表,由他替你和成千上万个像你一样的小持有者发声。理论上,委托能把分散的、沉默的小额选票汇聚起来,形成一股能和大户抗衡的力量。它本该让权力更分散。

实测的结果是反过来的。2022年一篇分析 DAO 投票权的实证研究给出了具体数字:在 Compound,排名前 10 的投票者控制着 57.86% 的投票权;在 Uniswap,这个数字是 44.72%6。委托没有稀释权力,它把权力重新汇聚到了少数几个超级代表手里。研究者给这种状态起了个名字:被委托的财阀制(delegated plutocracy)。形式上权力来自成千上万人的授权,实质上决策仍由顶端那一小撮地址做出。同一项研究还点出了随之而来的风险:少数超级代表构成系统的单点故障,几个大代表若达成默契,就足以形成卡特尔,左右大多数表决。

这不是早期的暂时现象。2025年一篇关于委托公平性的研究仍在处理同一个问题,并观察到在不少 DAO 里,排名前 10 的委托人加起来常常握有超过半数的投票权7。三年过去,集中度没有被委托机制化解,反倒成了需要专门设计算法去缓解的顽疾。

委托把财阀制换了一身衣服。原来的大户因为有钱而有权;现在的超级代表因为被授权而有权。后者听上去更正当,他的权力来自他人的信任,而非纯粹的资金。可从结果看,能左右决策的依然是个位数的地址。授权的链条变长了,权力的落点没怎么变。更微妙的是,委托一旦给出,大多数人就不再收回——你把票托付出去那天起,它在事实上就成了那个代表的常设权力,而非一次性的授权。

为什么委托没能像设想的那样分散权力?一部分原因是它从一开始就服从同一套引力。小持有者懒得研究每个提案,也同样懒得研究“该委托给谁”,于是倾向于把票交给那几个名字最响、记分卡最好看的代表。结果是知名度高的代表越攒越多,知名度低的攒不到,委托市场本身又走向集中。另一部分原因更结构性:那些一开始就持币很多的大户,往往把自己的票“委托”给自己,于是同时是大户和大代表,在两套统计口径里都名列前茅。委托没有打破原有的权力格局,它在原有格局之上又加了一层授权的外壳,让集中显得像是众望所归。


既然权力汇聚到少数代表手里,这些代表是谁,就成了关键问题。

围绕委托,已经长出一个专门的职业阶层。Tally、Agora 这类委托平台是它的基础设施:Tally 被 Arbitrum、Compound、Uniswap、ENS、ZKsync 等采用,Agora 则为 Optimism、ENS 等提供服务,它们给每个代表做“记分卡”,展示投票出席率、历史立场、发言记录,方便持有者挑选托付对象8。这套基础设施催生出一批职业委托人——他们以参与治理为业,跟踪每一个提案,撰写投票理由,在论坛里辩论,靠声誉和专业度吸纳更多委托。围绕他们,又有一整套工具:投票走 Snapshot 收集链下签名,执行靠 Safe 多签落地,提案、讨论、表决各有专门平台21

这个阶层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治理提案往往技术性极强。一次 Compound 的提案,本质上是一段编码好的合约调用,提案门槛是 25,000 COMP,法定数是 400,000 COMP,还要走 2-3-2 天的投票、时间锁和执行流程12。看懂一段 calldata 改了哪个参数、会不会引入风险,普通持有者既没时间也没能力。把票委托给专业代表,是一种理性的分工。ENS 自己也是这么运作的——2023年初,ENS 持有者投票选定专业机构 Karpatkey 来管理其国库捐赠基金,首笔 16,000 ETH 在当年 3 月到位13。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听起来无可指摘。

问题是,这种分工和它本想取代的代议制越来越像,却少了代议制的约束。在一个国家里,议员要面对定期选举、要受信息公开和利益申报的约束、要被媒体和反对派盯着。DAO 的职业代表没有这些。委托可以随时给出却很少被收回,所以他几乎不必担心“落选”;他不需要披露自己和哪些协议有商业往来;监督他的,只有同样稀薄的少数活跃投票者。一套号称要超越传统代议制的机制,最后长成了一个缺少问责的代议制。

代价是参与的真实厚度被抽空了。一个由几十个职业代表实际主导的治理体系,专业是专业了,但它离“成千上万持有者共同决定”的原始设想越来越远。代表是专业的,参与是稀薄的。绝大多数持有者一次委托之后就再不过问,他们的“参与”凝固成一个授权动作,剩下的全交给那几十个忙碌的地址。更现实的是,职业代表也有自己的处境:他要靠维持影响力来吸纳委托,要在错综的协议政治里站队,要对给他发资助或好处的一方有所顾忌。他既是持有者利益的受托人,也是这套权力结构里的利害方。把信任交给他,不等于交给了一个中立的裁判。


如果说集中度衡量的是权力落在几个地址,那么投票率衡量的是有多少人根本没出现。

数字相当难看。一项 2023年的研究估计,DAO 的平均投票参与率大约是 6.3%;作为对照,传统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投票率通常在 70% 到 80% 之间9。同一项研究还观察到,从“有资格投票的人”到“实际投票的人”的比例,在一些 DAO 里低到只有 1% 到 2%9。也就是说,每一百个有权投票的代币持有者里,真正动手的可能只有一两个。研究者用了一个很直白的标题来概括这种状态:民主的幻觉。

更难堪的是规模与参与的反向关系:通常 DAO 越大,投票率反而越低10。组织扩张本应意味着更广泛的参与基础,实际却是单个选票越来越无足轻重,更多人选择沉默。整个生态层面,DeepDAO 等追踪平台统计的 DAO 数量已超过 13,000 个,其中维持常规活动的约 6,000 个,而价值高度集中在头部少数几个组织11。这些聚合数字来自第三方平台,口径和时点各异,应当谨慎对待;但它们指向的方向是一致的——参与稀薄、价值集中。

和公司的对照值得多说一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七八成的投票率,背后是一整套强制与代理机制:托管券商默认代为投票,机构投资者有受托责任必须表态,监管要求重大事项达到法定出席。DAO 没有这些。它把投票做成了一件纯自愿、纯链上、还要自付 gas 的事,于是只剩下那些有足够利害、足够闲、或足够专业的人会去做。理论上人人可投,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投,这中间的落差不是觉悟问题,是激励结构的结果——对一个持币很少的人来说,花时间研究提案、再花一笔手续费去投一张改变不了结果的票,是一桩稳赔的买卖。冷漠是被设计出来的。

把这一节和前几节叠在一起,画面就完整了。绝大多数持有者不投票,投票率约 6%;投票的人里,决策由顶端不到 10 个地址做出,集中度过半;而那少数几个地址,要么是天然的大户,要么是汇聚了海量委托的职业代表。一层一层筛下来,能真正左右一个 DAO 的,常常是个位数的人。当媒体写“某 DAO 社区投票通过了某提案”时,那个“社区”,在数字上往往就是这么几个地址。


现在回到开头那场 ENS 投票,把它当作一个标本来解剖。它把前面所有抽象的机制,都浓缩进了一个具体的人和一次具体的表决。

Millegan 这个案例的特殊之处,不在于他赢了,而在于他赢的方式暴露了一个结构性缺陷。他能否决对自己的罢免,靠的不是金钱贿赂,不是漏洞,不是闪电贷,而是规则完全允许的委托票——许多人出于信任把票交给了他,而他把这些票用在了维护自己职位上1。委托制度在这里反噬了它的初衷:本该让小持有者集体发声的工具,让一个被审查的人攒下了足以保护自己的票仓。那些把票委托给他的人,未必都支持他留任;他们当初委托,是信任他对 ENS 治理的判断,而不是授权他在关乎自己去留时替自己投票。授权的用途,在这一刻被悄悄改写了。

更深的问题是身份的重叠。在传统公司里,董事和股东通常是两类人,股东可以用投票罢免董事,因为投票权握在监督者手里,而非被监督者手里。可在这个 DAO 里,被监督的董事本人也是最大的票仓持有者之一,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是同一个地址。一个治理体系如果允许董事用自己控制的选票否决对自己的问责,那它在结构上就罢免不了自己的董事。这不是哪个人的道德问题,是制度设计里的一个洞。把这个洞补上并不容易:你不能简单禁止利害关系人投票,因为在一个匿名地址的世界里,很难界定谁和某个提案“有利害关系”,也很难阻止他把票挪到另一个地址再投。

把它放回解绑问题的框架里看会更清楚。委托制度把“投票权”从“持有人自己行使”这件事上拆了下来,转交给代表。一旦代表恰好是利害关系人本人,投票权和它本应服务的利益就错位了:持有者委托出去的,是“代我做出对协议最好的判断”;代表行使出来的,是“维护我自己的位置”。授权的初衷和权力的落点,在这里分了家。这和包装合约、借贷攻击在机制上不是一回事,但在结果上同源——投票的权重,落在了一个其利益与多数人未必一致的地方。

ENS 后来在治理流程上做了不少调整。但这个案例留下的问题,不会因为某一次流程修补而消失:当治理代币既是经济凭证又是问责工具,而这两个角色可以集中在同一个利害关系人身上时,问责这一面就总有被架空的风险。


把这一章的线索收拢,会发现它们全都通向同一个源头。

巨鲸主导、委托财阀化、职业代表的稀薄参与、投票率的崩塌、董事罢免不了自己——这些看似不同的毛病,根子都在 Vitalik 指出的那件事上:经济利益和投票权是两样东西,被捆在同一枚代币上,却随时可以被拆开4。一旦投票的人不再是承担后果的人,所有的财阀化、所有的攻击、所有的失真,都只是这个根本错位的不同长相。解绑是元问题,其余的是症状。

行业并非没有在找解药,方向大致有几条,各有各的难处。

一条是让投票权重不再按持币量计算,引入人格证明,让每个真人只有一票。Worldcoin 这类项目用虹膜扫描换取一份“我是一个独特的人”的零知识证明,试图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实现一人一票17。但 Vitalik 自己在 2023年评估生物特征、社交图谱、政府身份这三类人格证明时也承认,没有一种是理想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失败模式——胁迫、伪造、硬件集中16。把权力从代币移到“人”身上,先得解决“如何确认一个人”这个同样棘手的问题。

一条是二次方机制,让投票权重正比于资源的平方根,从而压缩大户的影响、放大广泛社区的支持。Gitcoin 的二次方资助已经按这个思路向数千个项目分配了超过 6,300 万美元18。它的命门是女巫攻击:只要一个人能伪装成很多人,平方根带来的优势立刻被刷票抹平,因此它不得不依赖一整套身份验证去防刷,又绕回了人格证明那道难题。

一条是让投票权不可转让,从源头上断掉买卖。2022年那篇《去中心化社会:寻找 Web3 的灵魂》提出的灵魂绑定代币(SBT),设想用不可转让的凭证来编码身份、信用与归属,让治理权附着在“人”而非“可流通的币”上19。Moloch 系 DAO 早就用不可转让的份额加上“愤怒退出”做过类似实验。Optimism 则干脆分了两院:代币院按持币量投票,公民院用不可转让的公民身份分配公共物品资金,把财阀式的代币权力和按人计的权力分在两个屋子里24

还有一条直接针对买票:让投票变成保密的。MACI(最小化反串谋基础设施)用零知识证明加加密,使投票者无法向任何人证明自己投了什么——既然你没法证明,买票者也就没法验收,贿赂市场随之失效14。2024到2025年间,Aragon 上线了基于 MACI 的私密投票插件,把这套此前停留在理论的方案推进到了生产环境15。它对抗的,正是第三节里那个一直存在的买票市场。

这些方案都已经有了能跑的实现,可放眼整个生态,绝大多数 DAO 至今仍在用最朴素的 1 币 1 票加委托。原因不难理解:朴素方案有最成熟的工具、最深的流动性、最低的上手成本,而每一种替代机制都要求参与者接受新的摩擦——去扫一次虹膜,去攒一份不可转让的声誉,去学一套加密投票的流程。在一个资本和注意力都追逐便利的市场里,一个更公平但更麻烦的机制,很难打过一个更不公平但更顺手的机制。财阀化之所以顽固,一部分正是因为它顺手。改掉它的代价,要由那些本就权力最小、最没有动力折腾的人先付。

每一条路都在试图把投票权重新焊回到“承担后果的人”身上:人格证明焊回到真人,不可转让代币焊回到长期成员,保密投票焊回到无法转售的私人选择。它们能不能成,眼下没有定论;而且每一种新机制,几乎都引出一道新的难题。可以确定的只有一点:只要投票权还能和经济利益分家,那么无论流程图画得多么民主,真正在投票的,可能始终只是能买到票、攒到票、或者本就握着票的那几个地址。

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一个治理体系,如果连自己的董事都罢免不了,它还能罢免谁?当我们说一个 DAO“由社区投票决定”时,那个“社区”,到底是名册上的几万人,还是实际按下按钮的那几个地址?


参考文献

  1. CoinDesk,《Brantly Millegan Remains a Director of ENS Foundation After Failed Attempt to Boot Him》,https://www.coindesk.com/markets/2022/03/07/brantly-millegan-remains-a-director-of-ens-foundation-after-failed-attempt-to-boot-him ,2022-03-07。

  2. CoinDesk,《Ethereum Name Service Removes Brantly Millegan as Steward Over 2016 Tweet》,https://www.coindesk.com/markets/2022/02/07/ethereum-name-service-removes-brantly-millegan-as-steward-over-2016-tweet ,202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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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orld / Tools for Humanity,《Proof of Personhood: What It Is and Why It’s Needed》,https://world.org/blog/world/proof-of-personhood-what-it-is-why-its-needed ,访问于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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