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位的生意

一

1983年1月，三个人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注册了一家公司，名叫美国惩教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缩写 CCA）1。三位创办人里，有一个叫 T. Don Hutto 的人，此前管过州一级的监狱系统；另一位 Thomas Beasley 当过田纳西州共和党主席。这家公司后来改名叫 CoreCivic，是今天美国规模最大的两家私营监狱运营商之一1 2。它第一座设施在1984年投入使用。

几乎同时，1984年，George Zoley 在佛罗里达把一家安保公司 Wackenhut 的惩教部门独立出来，做的是同一门生意2。这家公司2003年改名叫 GEO Group。两家几乎同龄，做的事也几乎一样：和政府签合同，替政府关人。

这门生意的出现不是偶然。1980年代正是美国监禁人数开始陡升的年头——毒品战争、强制最低刑期、各州监狱迅速塞满。当州政府发现自己一时盖不出那么多牢房、也不想立刻背上几十年的建设债务时，一个看似干净利落的方案就有了买家：让私人公司去盖、去运营，政府只管按人头付钱。供给跟不上需求，私营运营商正是踩着这个缺口长出来的。

早期为这套安排辩护的说法，听上去很有公共财政的常识感：私人公司有效率压力，能盖得更快、管得更省，政府只需为实际使用的床位付钱，不必背上沉重的资本债务，纳税人因此得利。这套说辞里，私营监狱被描述成一种“外包”——把一项政府本来就要做的事，交给据说做得更便宜的人。后面几节会逐一检验这套说辞兑现得如何：更省的钱省在了哪里，省下来的代价又落到了谁身上。

值得先把它的位置摆正。这两家公司加在一起，在公众想象里几乎等同于“私营监狱”这件事的全部，但它们关押的人，在全美州与联邦囚犯里只占很小一块。这一点后面会专门讲，因为它是理解整件事的关键。先记住公司的来历：它们不是某种阴谋的产物，而是一个制度缺口的产物。缺口是公共部门挖的——是各州在监禁人数陡升时，既缺牢房又怕背债——填进去的是私人资本。私人资本进来，带着它自己的算术：要回报，要增长，要把每一张床都尽量算成收入。这套算术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只是当年很少有人把它读出声。

二

要理解这门生意，得先理解它怎么收钱。

核心是一个词：per-diem，按日计费。政府机构——可能是联邦监狱局，可能是联邦法警，可能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也可能是某个州的惩教厅——和运营商签一份合同，约定每关押一个人、每过一天，付给运营商固定的一笔钱。于是运营商的收入大致是一道乘法：日费率，乘以被占用的床位数，再乘以天数1。

这道乘法里藏着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对一家按日计费的公司来说，每一张空床都是没赚到的钱，每一天提前释放都是收入的减少。它不需要谁去主动延长任何人的刑期——它只需要床位被填着。激励是温和的、结构性的，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多关一点，关久一点，床位满一点。

把这套激励和公共监狱对照一下，差别就清楚了。一座州立监狱关满了人，对管理者来说往往意味着麻烦——预算吃紧、人手告急、责任加重，没人会因为多关了人而账面变好看。它的激励是中性的，甚至略微偏向“别再多了”。而一座按日计费的私营监狱，多关一个人就是多一笔收入，关空了反而是损失。同样是关人，一边把它当成需要消化的负担，一边把它当成需要做大的营收——同一件事，被装进了两套相反的算术里。这门生意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比公共监狱更坏，而在于它把“关押”和“收入”这两件本该分开的事，第一次明明白白地焊在了一起。

更进一步，运营商在谈合同时，常常会争取一项保障条款，业内叫“床位保证”或者“占用率保证”，更直白的叫法是 lockup quota——占用配额。意思是：无论实际关了多少人，政府都得按某个最低占用率付钱。一份2013年的合同分析发现，在所抽样的私营监狱合同里，约65%含有这类占用保证，保证水平多在80%到100%之间，其中以90%最常见；亚利桑那、路易斯安那、俄克拉荷马、弗吉尼亚的一些合同要求高达95%到100%3。

这意味着什么，值得慢慢说。占用配额把“需求风险”从公司转嫁给了纳税人。在一桩正常的生意里，卖不出去的货砸在自己手上是经营者的风险。但在一份带占用配额的监狱合同里，如果某个州的犯罪率下降、判刑变少、牢房空了出来，赔钱的不是运营商，而是州财政——它得为那些空床照付。同一份报告记录，科罗拉多州曾因为这类条款，为空着的床位支付了约200万美元3。

把这件事放慢一帧看：一个州如果成功地少关了人，本该是省钱的好事，却可能因为一纸合同而变成额外的账单。激励被拧了一下，朝着和公共利益相反的方向。

需要把话说得公道些。占用配额并非监狱行业独有的发明，长期合同里写入最低使用量保证，在能源、基建等领域并不罕见——运营商投了重资产，要一份现金流的确定性，本身有它的商业道理。问题不在条款存在，而在它附着的对象。当被“保证”的是一座座牢房、被当成存货来计量的是人的关押天数时，一个本该越少越好的东西，被合同改写成了一个越满越好的东西。一份普通的供货合同卖不动货只是亏钱；一份监狱合同关不满人，却让“把人放出来”这件好事带上了财政惩罚的尾巴。条款没变，标的变了，意义就全变了。

三

2013年，这门生意做了一次结构上的改造，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一年，CCA 和 GEO 先后把自己重组成了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1 2。REIT 本是为持有商业地产——写字楼、商场、仓库——设计的一种税务结构。它的核心交换条件是：一家公司如果把应税收入的至少90%以分红的形式发给股东，就可以在联邦层面几乎不缴企业所得税4。

监狱运营商套用这个结构，逻辑是把自己重新讲成一个“持有不动产、收租金”的房东：它拥有的是一栋栋设施，政府是租客，per-diem 是租金。一旦被认定符合 REIT，它就把那笔本该缴给联邦的企业所得税省了下来。据估算，CCA 在转制当年因此节省的联邦税大约在7000万美元量级1。

这一步带来两个后果，都不容易一眼看穿。

其一，它把这门生意进一步金融化了。REIT 必须把绝大部分利润派发出去，于是它天然成了一种“收益型”标的——买它的不再主要是赌它成长的人，而是想要稳定分红的人，包括大量被动型的指数基金。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这意味着一个把退休金交给某只宽基指数基金的普通人，很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持有了这门按天关押人的生意的一小片。监狱的现金流，被接进了一套以“派息率”来衡量好坏的金融语言里。

其二，少缴的那部分联邦税，等于由其余纳税人补上。一家公司的税务安排本是它自己的事，但当它的客户是政府、它的收入来自公帑、它关押的是公共系统送进来的人时，“少缴税”这件事就有了另一重含义：公共财政两头出力——既付了床位费，又默许了税基的流失。

还有第三重后果，值得单独点出。REIT 这套话术，悄悄改写了这门生意的自我叙述。一家“房东”和一家“监狱运营商”，在公众观感、在法律责任、在投资者眼里，都不是一回事。把自己重新定义为持有不动产、向政府收租的房东，等于把墙内每天发生的事——人手、安全、医疗、暴力——从公司故事的中心挪到了边上，挪到了“租客如何使用物业”那一栏里。资产负债表上最显眼的，于是成了设施的估值与租金的稳定，而不是被关押者的处境。语言的这一处微调，是这门生意能被平静地放进退休金组合里的前提之一。

需要说明，REIT 这条路后来并不平坦。有法律学者把它称作一段“兴衰”，因为围绕私营监狱以 REIT 形式融资，后续出现了不少争议与压力4。其中一段插曲是金融机构的撤离：到2019年前后，在持续的活动人士施压下，多家大银行宣布不再为私营监狱与移民拘留运营商提供新融资，据估算涉及这两家公司绝大部分的信贷额度24。融资的门一度收紧，公司转向其他渠道续命。但2013年这一步本身，作为“把惩罚做成可派息资产”的标本，已经足够清楚。

四

现在到了这一期最要紧、也最容易被讲错的地方。

如果只看上面三节，很容易得出一个干脆的结论：私营监狱因为有这套按日计费、空床照付、派息免税的激励，所以是它们把美国推向了大规模监禁。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听上去也顺。但它和数字对不上。

按司法统计局和量刑项目（Sentencing Project）的口径，私营设施关押的人，约占全美州与联邦囚犯的8%，2022年的数字是90,873人5 6。更要紧的是，这个比例在过去约二十年里大体持平——既没有随着监禁总量同步膨胀，也没有把公共系统挤到边上去。换句话说，在美国近两百万被关押者里，绝大多数始终关在公办的联邦、州和地方设施里，由政府自己运营。

各州之间差别很大。蒙大拿的私营比例最高，约49%；夏威夷约39%，新墨西哥约31%，亚利桑那、田纳西约29%5。而有23个州一座私营监狱都不用5。也就是说，全美近一半的州，把人大规模关起来这件事，完全是在没有这两家公司参与的情况下做到的。这组州际差异本身就是一个反证：如果私营资本是大规模监禁的引擎，那么那些一张私营床位都不用的州，监禁率本该明显更低——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一样把人关得很满，只是关在自己的公办设施里。

这个校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一刀切开了两种判断。把私营监狱当成大规模监禁的“病因”，在事实上是错的：它太小了，小到无法解释那条从1970年代翻了约七倍的曲线。真正把人源源不断送进牢房的，是法律怎么写、毒品怎么管、检察官手里有多大权力、刑期定得多长——这些几乎全部发生在公共系统里，和私营公司的财报无关。

但反过来，因为它小，就说它无关紧要、不值得专门拿出来讲，也同样是错的。私营监狱的价值不在体量，而在它把那套激励暴露得最彻底。公共监狱里，把关押做成收入的逻辑被预算、官僚、公共话语层层包裹，不容易看清；私营监狱把同一套逻辑提炼成了一张可以朗读的损益表——日费率、占用率、派息率。它是这台机器的一块切片标本，体积不大，但切面干净。

这个校准还有一层实践意义。如果有人真心想缩小美国的监禁规模，把火力全部对准两家私营公司，会把方向引偏。哪怕这两家公司明天就关门，被它们关押的那九万人也不会因此获释——他们会被转回公办监狱，由州政府接手继续关。真正决定关多少人的开关，在立法、在量刑、在检察裁量，在那些把私营公司当成下游承包商的公共决定里。私营监狱是这台机器末端的一个出口，不是它的发动机。盯着出口，发动机会继续轰鸣。

两个判断要同时拿住：它不是病因，但它是最清晰的样本之一。承认它小，是为了不把整个问题外包给一个替罪羊；承认它清晰，是为了不放过那张被它印得格外工整的损益表。

五

如果只看激励，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真正让“按床位赚钱”这件事变得沉重的，是它在墙内落成了什么。

2016年8月，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OIG）发布了一份编号 16-06 的审查报告，对象是联邦监狱局承包给私人运营的那些设施7。报告把私营承包监狱和可比的公办联邦监狱放在一起对照，结论相当不客气：在所审查的多数安全与治安指标上，私营监狱的表现更差。囚犯之间的袭击多出约28%；查获的违禁手机数量是公办监狱的约8倍；而最刺眼的一项是，私营设施进入封闭管理（lockdown）的频率，是公办的9倍还多——一组对照里是101次对11次7。

为什么会这样，并不神秘。一家按床位收钱、又要给股东派息的公司，省钱就是利润，而最大的一笔可省的钱往往是人——狱警的人数与薪资。人手不足，墙内的秩序就更难维持，冲突更多，应对手段也更粗暴。封闭管理频繁，某种程度上正是人手不足的一个症状：管不过来，就把所有人锁回牢房。

这里要给监察长那份报告留一点余地。它本身也承认，比较并不完美：私营承包监狱主要关押的是一类特定人群——非美国公民、低安全级别但即将被驱逐的人，和公办联邦监狱的整体在押结构并不完全可比，因此某些指标的差距未必全能归到“私营”二字上。报告同时也指出，有个别指标上私营监狱表现并不更差。把这些保留意见一并放进来，结论会更稳，而它依然站得住：在多数与安全直接相关的指标上，省下来的成本，是以墙内更高的风险为代价的，而承受这风险的，是被关在里面的人。

一个具体到了名字的例子，是爱达荷州的一座 CCA 设施，绰号“角斗士学校”（Gladiator School）。它因为暴力频发而臭名昭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2010年就此提起诉讼8。诉讼过程中暴露出的事实里，有一项格外说明问题：公司被发现伪造了约4800小时的值班记录——账面上有人在岗，实际无人9。CCA 因人手不足并就此撒谎而被法院判定藐视法庭10。到2014年，爱达荷州把这座监狱收回了自营9。

4800小时这个数字，是这门生意的激励在最细处的样子。在岗的每一小时都是成本，于是省下来；省下来又不能让合同看着没人守，于是在纸上补回来。没有谁需要憎恨被关押的人，账本自己会做这道减法。值得停在这个绰号上想一想：“角斗士学校”不是新闻标题的夸张，而是被关在里面的人对一座监狱日常的命名——它意味着暴力被默许、被纵容，甚至在管理者的不作为里被当成了一种省人手的秩序。一座以安全为名收钱的设施，最后把不安全本身变成了它的运行常态，这中间的距离，恰好就是省下来的那笔人力成本。

六

围绕私营监狱的联邦政策，在过去十年里来回掉了好几次头，掉头的方式本身就值得记下。

2016年8月，紧接着监察长那份报告，时任副司法部长 Sally Yates 发出一份备忘录，指示联邦监狱局逐步停用私营监狱——不再续签、逐渐缩减11。两家公司的股价当天大跌。这看上去像一个转折点。

转折点没维持多久。2017年2月，新一任司法部长 Jeff Sessions 发出一纸备忘录，撤销了 Yates 的指示，理由是它“妨碍了监狱局满足联邦惩教系统未来需求的能力”12。政策一夜回到原点。

2021年1月，拜登上任头几天签署行政令，指示司法部不再续签私营监狱合同；联邦监狱局据此陆续终止了相关合同13。这一次力度更大，但它有一个被反复强调的边界：这道行政令只管司法部和联邦监狱局，不覆盖国土安全部和 ICE 的移民拘留13。而移民拘留，恰恰是这门生意当时增长最快的部分。结果是，禁令落在了正在收缩的那条业务线上，绕开了正在膨胀的那条14。

2025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撤销了拜登的这道行政令15。一来一回之间，没有任何一项关于“私营监狱到底安不安全、值不值”的事实被推翻——监察长的报告还在那里，角斗士学校的记录还在那里。变的只是政治。这门生意的命运，被绑在了四年一轮的钟摆上：备忘录、行政令、再撤销，股价随之起落。它的稳定，从来不来自经营得多好，而来自下一任政府愿不愿意续约。

七

钟摆的方向，最近这一摆甩得很远，而且甩向了一个新的地方：移民拘留。

这条业务线的转移，学术上有清楚的记录。一项发表于2024年的研究追踪了两家公司二十年间的收入构成，发现它们正从“私营监狱”稳步转向“私营拘留”——ICE 业务在 CoreCivic 收入里从约7%涨到约三成，在 GEO 收入里从约6%涨到四成以上，二十年里翻了数倍16。今天美国的移民拘留床位，约79%由私人运营16 17。当联邦监狱这扇门被拜登关上一半时，移民拘留这扇门一直敞着，而且越开越大。

移民拘留与刑事监狱在法律上是两件不同的事，这一点对理解整件事很关键。移民拘留在名义上是“行政性”的，不是刑罚，而是为了确保一个人出席移民法庭或等待遣返而采取的羁押；被拘留者很多没有被指控任何犯罪。正因为它被归在行政羁押而非刑罚之下，它受到的司法约束更薄，扩张起来的阻力也更小。拜登那道只管刑事监狱、不碰移民拘留的行政令，恰好绕开了这片约束最薄、增长最快的地带——对运营商而言，等于关了一扇正在缩小的门，留了一扇正在放大的门。

2025年7月1日，一项大规模拨款落地，为 ICE 的拘留扩建拨出约450亿美元，另有数百亿用于执法18。被拘留的移民人数随之冲到历史高位：据非营利机构 Vera 追踪 ICE 数据，到2026年初，在押人数突破了7.3万人，远高于一年多前的三万多人，超过了2019年的旧峰值19。床位需求被政策一口气抬了上去，而供给的大半，握在这两家公司手里。这是一个干净的传导：一笔联邦拨款先把需求做大，按日计费的合同再把这份需求逐天换算成收入，最后落在两张财报的净利润那一行上。

财报把这场顺风量化得很清楚。GEO 在2026年2月披露的 FY2025 业绩里，全年净利润为2.544亿美元，合每股摊薄收益1.82美元，相比上一财年的3200万美元，增长约695%——接近七倍；全年总收入26.3亿美元20。GEO 在2025年内把它的 ICE 床位从约2万张扩到约2.6万张20。CoreCivic 同期披露的 FY2025 净利润为1.165亿美元，较上一年的6890万美元增长约69%，摊薄每股收益1.08美元；全年总收入约22亿美元，增长约13%21。仅2025年第四季度，CoreCivic 来自 ICE 的管理收入就达到2.447亿美元，是上一年同季1.203亿美元的两倍多21。

这里需要把证据的成色标清楚。净利润、总收入这些来自正式披露文件（8-K）的数字，可靠度高。但“ICE 占两家公司全部收入的比重”——常被引为 GEO 约四成八、CoreCivic 约三成——目前主要来自业绩说明会材料而非逐行的分部报表，成色要弱一档，需等各自的年度 10-K 报告落定后才能钉死20。把高成色和待确认的数字混在一起读，是这类题目最容易出的错。

八

财报之外，还有一条更短的链，连着钱与决定。

2024年大选周期里，两家公司及其相关方向特朗普阵营投入了约280万美元；进入2025年，两家又各向就职典礼捐了约50万美元，是它们2017年那次捐款的大约两倍22。2024年的游说支出，GEO 约138万美元，CoreCivic 约177万美元22。

这套产业影响政策的做法，并非只在选举季临时启动，它有更长的历史。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2010年亚利桑那那部严厉的移民法 SB1070：相关报道指出，CCA 当年身处一个由保守派立法者与企业组成的政策网络之中，而这部法律的主要推手就在其间；该法案的多数共同提案人，随后收到了来自这一产业的政治捐款25。把人关进拘留中心的法律，与靠拘留中心赚钱的公司，在政策制定的早期就已经有了交集。

人事上也有可指认的接点。出任司法部长的 Pam Bondi，此前曾受雇为 GEO 做过游说23。把这些放在一起——撤销禁令的政府、给它捐款的公司、曾替公司游说而后执掌司法部的官员、早年就介入移民立法的产业网络、随后落地的450亿美元拨款——很容易讲成一个赤裸的交换故事。

这里要克制。捐款、游说、旋转门，每一项都有确凿的公开记录，但把它们连成一句“花钱买到了政策”的因果，需要的证据要多得多，而那种证据通常不在公开材料里。政策本可以因为别的理由而改变——意识形态、选民情绪、对边境的政治判断——产业的偏好恰好与之同向，未必就是它单方面促成的。更稳妥的说法是：制度提供了一组接口——竞选献金、就职捐款、政府与产业之间来回流动的人——这些接口让产业的偏好有渠道被听见、被回应。运营商在做的，不过是在这套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证据的成色也要诚实交代：净利润、收入这些数字来自正式披露，可靠；献金与游说金额来自公开备案，可靠；而“某笔捐款换来了某项决定”这种因果，目前只能停在更弱的措辞上。

这正是这本书一以贯之的看法：判断藏在结构里，而不在个人的善恶里。GEO 和 CoreCivic 的高管，并不是一群比别人更冷酷的人。他们经营着一门按床位收钱的生意，REIT 结构要他们派息，股东要他们增长，合同里写着空床照付，政策的钟摆决定他们续不续约——他们做的，是这套激励奖励他们去做的事。换一批人来坐那些位置，只要激励不变，做出来的多半是同一张损益表。

要追问的，从来不是某个高管的良心，而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社会，为什么要把“多关一个人、多关一天”设计成一笔有人能稳定收息的现金流。一旦这样设计了，就会有一群利益相关者——股东、被动基金、靠合同吃饭的小镇、收到捐款的政客——天然地希望这笔现金流别断。他们不需要密谋，只需要在各自的位置上维护各自的那一份。把人关着这件事，于是有了一圈靠它分红、靠它就业、靠它收税的人，而被关着的人，恰恰是这圈人里唯一没有发言权的。这门生意只占8%，却把这个问题问得最清楚——它像一台被调到最高对比度的显示器，让那套在公共系统里模糊不清的激励，显出了清晰的轮廓。下一期会顺着这条链往外走一步——离开关押本身，去看那一圈靠被关押者和他们的家人吃饭的生意：电话、小卖部、汇款、医疗。私营监狱把惩罚做成了房东的租金，而那一圈生意，把惩罚做成了向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收的零售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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