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 · 样本外

一

先说总量。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日子里，美国各类监禁设施合计关押着大约190万到200万人。1这个数字把州监狱、联邦监狱、地方看守所、青少年拘留、移民拘留、军事监狱、territory 设施和一部分精神司法收容都算了进去，是一张完整的清单，而不是某一类设施的局部。

这个总量需要先校准一个常见的混淆。人们说“两百万”，有时指的是某一天在押的人，有时把缓刑、假释也算进去，于是又有了“五百多万”“七百多万”的说法。两者都对，只是回答的问题不同。前者回答“此刻有多少人被关在墙内”，后者回答“有多少人正被这套系统直接管着”。本章用“将近两百万”指的是前者——被实际关押、失去人身自由的人。这是一条相对干净的线，便于和别国比较，也便于看清增长的来源。

如果把范围放宽到所有受刑事司法系统直接管束的人，数字还要再大。截至2023年，处于某种矫正监管之下的总人口约为562万,其中约185万人正被关押，另外约377万人处在缓刑或假释这类社区监管之中。2也就是说，被铁门关住的人，只是这套系统触及的人群里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脚镣可以是电子的，门可以是一纸每月报到的命令。

把总量换算成比率，更便于和别处比较。计入看守所在内，美国的总监禁率长期在每十万人530到600上下浮动，不同口径给出的具体数字不同——这是分母选择的差异，而非彼此矛盾。3仅就州与联邦监狱而言，2023年的监禁率约为每十万居民360，比上一年略升。4无论用哪个口径，结论的方向一致：这是一个把相当高比例的人口持续关押的国家。

这里需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好几个看起来不一样的数字。有人引用505，有人引用541，有人引用608。它们并不打架。差别来自两件事：一是分母——是按全部居民算，还是只按成年人算；二是分子——是只数州与联邦监狱里的人，还是把地方看守所、移民拘留、青少年设施也加进来。把成年人当分母、把所有设施当分子，得出的数字自然偏高；只算监狱、用全部人口做分母，数字就偏低。讨论监禁时，弄清对方说的是哪一个口径，往往比争论具体数值更重要。本章在引用每一个比率时，都会尽量交代它对应的范围，避免把不同的量装进同一个比较里。

还有一个容易被略过的细节：监禁率的分子是“某一天在押的人数”，是一张快照，而不是“一年里有多少人进过监所”。后者要大得多。仅地方看守所一年的收押就有约700万人次。也就是说，受这套系统直接触碰的人，比任何一天的在押数字都多出一个量级。快照看到的是水位，看不到水的流动。这一点，后面谈看守所时还会回到。

二

要理解这个比率意味着什么，需要把它放进国际坐标里。截至2025年9月的一份跨国统计，美国的总监禁率约为每十万人541，在全球各主权国家中排在第五位，前面是萨尔瓦多等少数几个国家。5排名会随各国政策起落而变动，但量级几十年来相当稳定。

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和同类国家的对照。德国的监禁率约为每十万人67，法国约109，英格兰与威尔士约146。6这些都是富裕的、有成熟法治的民主国家，犯罪结构与美国并非天差地别。把它们和美国摆在一起，美国的监禁率是它们的五到八倍。换一个角度感受这个倍数：如果美国把监禁率降到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水平，墙内的人数将减少到现在的约四分之一；降到德国的水平，则只剩下约八分之一。这不是空想的算术——它说明现在这个数量级，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维持秩序所必需”的下限，因为别的发达国家在更低的水平上同样维持着秩序。

还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比较。在美国内部，各州的监禁率差异极大，南方一些州远高于东北部一些州。但即便取美国监禁率最低的那个州，它的数字仍然高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7这意味着，美国的高监禁不是某几个州拉高了平均值的结果——它是一种贯穿全国、深入到每一个司法辖区的常态。

值得停一下的，是这种比较容易招来的一种反驳：是不是因为美国犯罪更多、更暴力，所以监狱才更满，因此跟德国、法国比并不公平？这个反驳听上去合理，但用它来解释五到八倍的差距并不成立。各富裕国家之间的犯罪率，尤其是非暴力犯罪，差距远没有监禁率那么悬殊；即便是凶杀这类各国统计口径较为一致的重罪，美国高于这些国家的倍数，也远小于它在监禁率上高出的倍数。换句话说，犯罪的差距解释不了监禁的差距。两国之间真正拉开距离的，是面对同样一桩行为时，把人关进去的概率有多大、关多久。这恰恰把问题推回到了政策本身——它将在下一节里成为整章的主线。

把视野再放回到“同类国家”这个限定上也有意义。拿美国去和战乱国家、威权国家比，意义不大，因为那些地方的关押逻辑和法治国家不同。真正有说服力的，是把它放在一组与它最像的国家中间：同样富裕，同样有独立法院，同样标榜个人自由。在这一组里，美国是显著的离群点。一个把个人自由写进立国文献的国家，在“关押自己人”这件事上，做得比它的同类多出几倍——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事实，而不是一句可以一笔带过的统计。

三

数字之所以能反驳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因为它有历史的纵深。

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从1925年到1972年，将近半个世纪，美国的监禁率几乎是一条平线，稳定在每十万人110上下。8这段平稳横跨了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繁荣与早期民权运动——社会动荡剧烈，关押的比例却没有大的起伏。

转折发生在1970年代之后。此后约四十年，监禁人数与监禁率持续攀升，到2008年前后达到顶点：监狱与看守所合计关押约231万人，总监禁率接近每十万人760。9与半个世纪前的平线相比，这是大约7倍的增长。一个国家在并不算长的时间里，把关押同胞的规模放大到了原来的7倍。

把这条曲线画在纸上，它的形状会让人记很久：左边是近五十年几乎贴着横轴的一条直线，右边是一道几乎垂直拔起的陡坡，两段之间没有平缓的过渡。半个世纪的稳定，被四十年的暴涨彻底压成了背景。如果监禁的水平真由某种深层的社会规律决定，它不该呈现这种形状——稳定太久，又上升太急。这种折线更像是规则在某个时点被改写的痕迹，而不是社会自然演化留下的轨迹。

这条曲线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尾部。它在2010年代缓慢下行了一段，又在2020年因新冠期间法院停摆而短暂下跌——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政策的作用：当审判这道工序被迫放慢，进入监狱的人就随之减少，与犯罪是否减少关系不大。然后，随着法院恢复运转，曲线又掉头向上。它对程序的敏感，远大于对犯罪的敏感。

这段增长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特征：它跨越了党派。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白宫几度易主，国会多次翻盘，监禁曲线却一路向上，几乎没有受到党派轮替的扰动。无论哪一方执政，“对犯罪强硬”都被当成不容退让的政治正确，加重刑罚的法案在两党之间往往是叠加而非互相抵消的。这条曲线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的平滑：它不像是某一届政府的一次性失误，更像是一套被长期共识固定下来的制度方向。

美国国家科学院在2014年那份关于监禁增长的权威报告里，专门处理了一个问题：这7倍是犯罪逼出来的吗？报告的回答是否定的。监禁的暴涨，与犯罪率的走势对不上。10

四

对不上的地方，值得说细一点。

如果监禁是犯罪的镜像，那么两条曲线应当同步起落。实际情况是：犯罪率在监禁开始飙升之前的若干年就已经上行，而当犯罪率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明显回落时，监禁人数非但没有跟着下降，反而继续填满。11监狱最满的那些年，正是街头逐渐变得更安全的那些年。两者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了很长一段路。

国家科学院的报告由此给出了它的核心判断：监禁规模的扩大，主要是刑事政策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犯罪行为变化的结果。12具体而言，是更多的行为被定为可入狱的罪、更多的被定罪者被判入狱而非其他处置、以及刑期被一再拉长——强制最低刑、累犯加重、对毒品犯罪的严厉化，这些都是写在法条里、握在检察官手里的决定。

把这一点说穿，整章的命题就立住了：让监狱填满的，是政策，不是犯罪。这并不否认犯罪是真实的、伤害是真实的、被害者的痛苦是真实的。它只是指出，在犯罪这个常量之外，关押多少人、关多久，是一组可以被改写、也确实被反复改写过的选择。

这里要小心不把话说过头。政策驱动，不等于犯罪与监禁毫无关系——更高的犯罪当然会推高监禁，被害者要求严惩也是正当的诉求。报告所说的，是程度问题：在解释这四十年的增长时，政策变量能解释的部分，远大于犯罪变量能解释的部分。同一桩盗窃、同一次毒品持有，在1965年和1995年，被起诉、被定罪、被判入狱、被判长刑的概率截然不同，而这种概率的变化，来自立法者和检察官的选择，不来自行为本身。

这个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改变了责任的落点。如果监狱的满，是犯罪的潮汐自然涨上来的，那么这件事更像天气，只能承受。如果它主要是政策一步步堆出来的，那么它就是有人做出的决定，而决定可以被追问、被归因、也可以被改回去。把因果链从“坏人变多了”改写成“规则改严了”，整本书后面要追踪的对象，就从抽象的犯罪率，变成了一连串具体的、有名有姓的决定。

五

总量之下，是结构。两百万人并非装在同一种设施里，不同的格子，关着画像很不一样的人。

联邦监狱局（BOP）的在押人数，截至2024年底约为15.7万，近年还在小幅下降。13它运营约120个设施，雇员约3.5万人，其中20多个设施关押女性。14联邦系统在整个监禁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块，却因为媒体关注度高，常被误当成美国监狱的代表。重大的金融犯罪、跨州贩毒、恐怖主义这类案件多在联邦审理，新闻里出现的也多是它们，于是公众对“美国监狱”的想象，往往被这块只占总量约一成的部分占据。真实的主体在别处。

真正关押了最多已决犯的，是各州的监狱，合计约105万人。15州监狱里的人，大多数是因暴力犯罪在押——约62%,而毒品犯罪和财产犯罪各约占13%。16这是一个关键的事实，后面会反复用到：州一级，也就是美国监狱人口的主体，关的主要是暴力犯罪。

这个分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顶住了一种讨论监禁时常见的简化。人们谈到“美国关了太多人”，脑子里浮现的常是因吸毒、偷窃这类非暴力小罪被长期关押的形象。这种形象在联邦系统、在某些个案里确实存在，但它不是州监狱这块主体的真实构成。承认这一点，并不削弱对过度监禁的批评——一个人被定为暴力犯罪，并不等于他就该被关到现在这么久，量刑过长本身就是政策问题。但它确实要求批评更精确：要缩减监禁，无法绕开“社会如何回应暴力”这个真正困难的问题，而这正是后面几章会反复绕回来的地方。

再往下是地方看守所，某一时点关押约65.7万人。17看守所的人数看似不如州监狱，但它的流动量惊人，一年的收押次数高达约700万人次——它是绝大多数人第一次接触这套系统的入口。

把这几格按“谁来管、关什么人”排在一起，画面会清楚很多。联邦系统由华盛顿统一运营，人数最少，却因为它管辖的罪名里毒品占比高，给了公众一个偏差的印象。州系统由各州自管，人数最多，关的主要是暴力重罪的已决犯，是“监狱里到底关着谁”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所在。看守所由县、市这一级运营，关的是短期羁押、审前等待、轻罪服刑和等待转送的人，流动极快。这三格的运营者不同、经费来源不同、关押逻辑也不同，把它们笼统称作“美国监狱”，会丢掉最关键的区别。后面还会出现第四格、第五格——私营运营的设施，以及移民拘留——它们不在传统的刑事监狱序列里，却同样关着人，而且正是当前增长的来源。

这种切分有一个直接的用处：它让“减少监禁”这件事从一句口号，变成可以分别下手的几个具体对象。想动州监狱的主体，绕不开暴力犯罪的量刑；想动看守所，要改的是保释和审前羁押；想动联邦的毒品案，要碰的是联邦量刑准则；想动移民拘留，要面对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法律授权。把它们摊开，是为了不让一个含混的总数，把本可以分别讨论的问题搅成一团。

六

看守所这一格，需要单独停一停，因为它关押的人在法律上的身份，和大多数人的直觉不同。

在地方看守所里，约70%的人尚未被定罪。18他们处在审前羁押状态，法律上仍被推定为无罪。把他们关在里面的，多数不是已经坐实的罪，而是付不出的那笔保释金——这是本章唯一一次用到这种对照，因为这里的对照本身就是事实。重罪保释金的中位数约为1万美元，而被收押者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19一个数字压在另一个数字上，留不出多少余地。

要体会这件事的分量，可以把它具体到一个人。一名被指控的人，等待开庭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久。如果他能凑出保释金，这几个月他照常上班、回家、接送孩子、维系着把生活托住的那些细线。如果他凑不出，这几个月他在看守所里度过：工作大概率丢了，租约可能断了，孩子由别人照看，而所有这些发生时，法律上他还是一个无罪的人。等到开庭，他面对的处境已经被羁押本身重塑过——研究反复发现，被审前羁押的人更可能接受认罪协议，哪怕只是为了早点出去。自由在这里被明码标价，而价格之外的代价，账单上并不写出来。

需要说清楚的是，审前羁押在制度上有它的正当理由：对有潜逃风险或对他人构成现实危险的被告，开庭前先行羁押是合理的安排。问题不在于这套制度是否该存在，而在于它实际筛选的标准。如果决定一个人开庭前是回家还是坐牢的，主要是他能否凑出那笔钱，那么它筛出的就未必是“危险的人”，更像是“没钱的人”——这两类人只有偶然的重叠。一个被指控轻罪、毫无危险的低收入者可能被关上几周，一个有能力的人即便面对更重的指控也能照常在外等待。

这意味着，看守所里关着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穷而无法赎回自由的人。同样一桩待审的指控，有钱的人可以回家等开庭，没钱的人只能在牢里等。看守所因此成了整套系统里流动性最强、也最贴近贫困的那一格：人来人往，一年700万人次的收押，多数停留不久，却足以在每个人的生活上划开一道口子。它不像州监狱那样关着长刑期的人，它关的是被生活的意外撞进来、又一时赎不出去的人。

把州监狱与看守所放在一起看，美国监禁的两个主体——暴力已决犯，与审前未决的贫困被告——就都浮现了出来。它们的成因不同，需要的解释也不同，却被同一个“两百万”笼统地装在了一起。把这两类人混为一谈，会让任何关于“该不该减少监禁”的讨论一开始就失焦：减少前者，要面对的是公共安全与量刑政策的硬问题；减少后者，很大程度上只需要重新设计保释与审前羁押的规则，而后者牵涉的人数并不小。一个粗糙的总数，掩盖了一个其实可以分别处理的结构。

七

谈数字，绕不开两个被广泛引用、却需要校准的说法。校准它们，并非出于挑剔；而是因为不准确的版本，反过来会削弱本来站得住的事实。

第一个是“美国占世界人口的5%,却关押了世界四分之一的囚犯”。这句口号流传极广，常被政治人物和倡导者挂在嘴边。逐一核对后，《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与 PolitiFact 都指出，更准确的数字是：美国约占世界人口的4.4%，关押了世界约22%的在押人口。20差距来自两头的取整与各国数据的不完整：世界监禁总数本身就难以精确统计，不少国家的数字偏低或缺失，分母一旦含糊，得出的占比就会被推高。即便用校准后的数字，那个不成比例的核心仍然成立：一个占世界人口二十几分之一的国家，关着全球五分之一强的被监禁者。把口号从四分之一改成五分之一强，损失的是一点修辞的冲击力，换来的是一个无法被轻易反驳的事实。

第二个误解更顽固：“监狱里大多数人是因为毒品被关的。”这个说法听上去顺理成章，却与数据相反。在约190万在押者中，因毒品犯罪在押的约为36万。21用监狱政策倡议组织的说法，每五个被关押的人里，约有四个是因为毒品以外的事被关进去的。22毒品主导监狱人口的图景，只在联邦系统里成立——联邦在押者中约46%因毒品犯罪在押。23但联邦系统本身只占全国监禁总量的不到一成，约8%。24把联邦的图景套到全国，是把一小格当成了整张拼图。

这两个误解之所以值得逐字校准，是因为关于美国监狱的争论，常常败在用了错的弹药。一句夸大的口号被对手轻易驳倒，连带着把背后真实的问题一起拖下水。一个倡导者若坚持说“大多数人是因毒品被关”，对方只需搬出州监狱里六成是暴力犯罪这个数字，整段论证就显得不可信了——哪怕他真正想说的那件事（量刑过重、毒品执法的种族偏差）其实站得住。准确的数字更难反驳，也更经得起放大。

这里还藏着一层更要紧的提醒。“大多数人因毒品入狱”这个误解，常被用来支撑一种乐观的改革设想：只要把毒品去罪化、放掉非暴力的毒品犯，监禁问题就能大半解决。数据不支持这种捷径。既然州监狱的主体是暴力犯罪，那么任何想实质性缩减监禁规模的努力，迟早都要正面面对“如何处置暴力犯罪”这个困难得多的问题，而不能停在最容易获得共识的那一类案件上。把误解纠正过来，目的不在泼冷水，而在让改革的目标对准真正承载着人数的那一格。一个建立在错误前提上的方案，省下的力气会在后面加倍还回来。

八

数字落在人身上的方式，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沿着种族的线条展开。

2023年，黑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4%,却占监狱人口的33%。25在刑期最长的那一端，这个比例更高：在服刑10年以上的人当中，黑人约占46%；在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人当中，约占55%。26若把所有有色人种合在一起，他们约占全部在押者的七成。

这种差距不是某几个州的局部现象。在美国的每一个州，黑人被监禁的比率都至少是白人的2倍,全国平均约在五到六倍之间。27“每一个州”这四个字值得加重。它意味着这并非南方的遗留，也非某一两个保守州的特例，而是一种从东北到西海岸、从蓝州到红州都能观察到的、稳定的不均匀。看守所一级同样如此：黑人的羁押率约为每十万人552,白人约为155。28

把差距换算成一生的概率，更让人停顿。对1981年出生的黑人男性，一生中入狱的风险估计约为三分之一。改革使这个数字有所下降——对2001年出生的黑人男性，估计约为五分之一。29下降是真实的，但即便是下降后的五分之一，仍意味着每五个黑人男孩里就有一个,在他出生的那一刻,统计上就背着一段尚未发生的牢狱。同一代人里，黑人男性入狱风险约为白人男性的四倍,拉丁裔约为两倍半。30这些是事实，本章只负责把它们摆清楚；至于这台机器为什么会沿着肤色分配它的产出，是后面的章节要回答的问题。需要预先说明的是，这种回答会很复杂，也会有争议。把种族差距完全归因于一个自上而下的、蓄意的种族计划，是一种解释；指出它同时掺杂着贫困、地理、警务部署密度、以及当年一些黑人社区自身对严刑峻法的诉求，是另一种解释。本书后面会同时认真对待这两种讲法，也会认真对待它们各自遭遇的批评。这一章不预判结论，只把它需要被解释的那个事实，原样钉在这里：差距是真实的，普遍的，可测量的，而且大到无法用偶然来打发。

把这组概率放进一间普通小学的教室里，它就不再是抽象的统计。按2001年出生那一代约五分之一的风险算，几个黑人男孩中，统计上就会有一个在未来的某天走进牢门——而这件事在他们识字之前，已经写在了表格里。把同一代人换成白人男孩，这个概率要低得多。数字落在哪些人身上、落得有多不均匀，到这里已经不需要任何形容词来强调。

九

种族不是唯一一条把人筛进监狱的线。还有两组人，他们在这个数字里的占比变化，同样揭示着政策的手。

一是女性。被关押的女性约有19万人，在总量里仍是少数，但增速值得注意：自1970年的约6000人算起，女性在押人数增长了约17倍，扩张的步伐大约是男性的2倍。36她们当中很大一部分关在地方看守所，多数尚未定罪，处境与前面讲过的审前贫困高度重叠。一个女性被羁押，背后往往牵着她照看的孩子——监禁的代价，从来不止落在被关的人身上。

二是老年人。55岁以上的在押者，在1993到2013这20年间增长了约400%，从约2.6万人升到约13万人。37到2022年前后，每六名在押者中约有一名属于这个年龄段，成为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38这并非因为犯罪在向老年人转移，而是早年那一轮长刑期判决的人，正在监狱里慢慢变老。一道几十年前签下的量刑决定，会以养老和医疗成本的形式，在几十年后回到这套系统的账本上。人口在牢里老去，是政策延时显影的又一张底片。

这两组人的存在说明，“两百万”并不是一团均质的数字。它由很多条不同的线分别筛出：种族、贫富、性别、年龄。每一条线，都对应着一组可以被指认的规则。把这些规则一条条找出来，是后面各章的工作。

十

最后，把镜头拉回当下，因为这个数字正在重新变大。

经过2010年代的缓慢下降，又经历了2020年新冠期间因法院停摆而出现的短暂回落，美国的监禁人数在近年重新上行。2022年和2023年，州与联邦监狱人口连续两年增长，各约2%，2023年有39个州的监狱人口在上升。31这一轮回升发生在犯罪率处于历史低位的背景下——又一次，关押的曲线和犯罪的曲线没有同向。32

而推动当前增长的，主要不在传统的监狱系统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拘留人数在2025到2026年间急剧上升，在两份年度统计之间增长约58%，达到约6.9万人,并在2026年1月中旬触及超过7.34万人的高点。33监狱政策倡议组织据此指出，移民拘留几乎吸收了当前大规模监禁的全部增量。34与此同时，联邦监狱局的在押人数仍在小幅收缩。35增长的来源换了一个口子，但增长本身回来了。

移民拘留有一个法律上的特点，使它特别值得留意。它在形式上不属于刑事惩罚，而属于行政羁押——被拘留的人，多数面对的并非刑事指控，而是一道决定是否驱逐出境的行政程序。这层定性带来一连串后果：刑事被告享有的一些程序保障，在这里并不当然适用；它的扩张不太需要经过国会的量刑立法，更多取决于行政分支的执法选择和预算投放。也正因如此，它能在短短一两年里成倍增长，速度远快于需要靠立法慢慢堆积的传统监禁。这恰好又印证了本章的命题：决定有多少人被关的，是一组可以被迅速改写的政策杠杆。当杠杆被推向移民这一格，墙内的人数就在那一格里迅速积起来，而别处其实还在缓慢下降。

把这两条线索叠在一起看——传统刑事监禁的缓慢回升，加上移民拘留的急剧膨胀——当前这个数字的形状就清楚了。它不是某种自然的反弹，也没有伴随犯罪的上行。它是一系列新近选择叠加出来的结果，而选择是有方向的。谁被这一轮增长装了进来，谁因此获得了合同、岗位与政治资本，正是本书接下来要逐格追踪的。

把这一章的几个数字并排放好，一条线索其实已经贯穿始终。半个世纪的平线接着四十年的陡坡，与犯罪反向而行的填满，跨党派的一致向上，因疫情停摆而下跌、又随法院复工而回升，最近这一轮被行政羁押推动的膨胀——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墙内有多少人，取决于一连串可以被书写、也确实被反复书写的规则。犯罪是这台机器的原料之一，但不是开动它的那只手。

这就是数字的现状：将近两百万人，重新上行，被一套不断被改写的政策决定着它的高度。把它看清楚之后，剩下的问题不再停在“有多少人”这一层；它变成了“为什么是这些人、由谁决定、谁因此获益”。这个数字并非某个失败的副产品。它是一台机器稳定运转时留下的产出。从下一章开始，这本书要做的，就是顺着这条线索，把这台机器一格一格拆开来看——从写在宪法里的那一句话，到挂在监狱外那一圈靠它吃饭的生意。数字已经摆在这里。接下来要找的，是开动它的那些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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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race data by state，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3——每个州黑人监禁率至少为白人两倍，全国平均约5至6倍。链接 →
Updated race data by state，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3——看守所羁押率黑人约552/100k、白人约155/100k。链接 →
A Generational Shift in the Demography of Incarceration，Demography（Duke University Press），2023——黑人男性一生入狱风险由1981年出生者约1/3降至2001年出生者约1/5。链接 →
A Generational Shift in the Demography of Incarceration，Demography（Duke University Press），2023——2001年出生者黑人男性入狱风险约为白人男性4.1倍、拉丁裔约2.5倍。链接 →
Prisoners in 2023 – Statistical Tables，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24——2022、2023连续两年州与联邦监狱人口各约增长2%，2023年39个州上升。链接 →
America’s Incarceration Crossroads，The Sentencing Project，2025——监禁回升发生于犯罪率处历史低位之际。链接 →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6，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ICE 拘留在2025至2026年间增长约58%至约6.9万人，2026年1月中旬逾7.34万人。链接 →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6，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移民拘留几乎构成当前大规模监禁增长的全部来源。链接 →
Prisoners in 2023 – Statistical Tables，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24——联邦监狱局在押人数近年仍在小幅收缩。链接 →
Women’s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4，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4——被关押女性约19万，自1970年约6000人增长约17倍，扩张速度约为男性两倍。链接 →
Aging of the State Prison Population, 1993–2013，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16——55岁以上在押者二十年间增长约400%，由约2.63万升至约13.15万人。链接 →
America’s aging prison population is posing challenges for states，Stateline，2025——至2022年前后每六名在押者约一名为55岁以上，为增长最快群体之一。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