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钱流可见，国家就来征税

一

要理解为什么国家盯上了这条轨道，先得理解它在财政意义上有多“干净”。

一笔现金交易，对税务机关几乎是不可见的。两个人当面交割，没有银行流水，没有发票，没有第三方留底；事后要追，只能靠申报、靠抽查、靠互相检举，成本高而收效薄。在很多非洲国家，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就发生在这种不可见的现金里——小贩、摩的司机、路边摊、家庭间的接济，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在正式账本之外运转的非正式经济。税务机关知道它存在，却找不到一个能伸进去的口子。

移动货币把这片不可见的海，照出了轮廓。学界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变化：legibility，可读、可辨认。一篇发表于《国际税收与公共财政》的研究指出，移动货币正在改变发展中国家税收征管的方式——它把原本散落在现金里、无法追踪的交易，转成了带记录、可聚合、可被税务系统读取的数据流，使得过去触及不到的经济活动，第一次有了被纳入税基的技术前提1。一家媒体在 2026 年的报道里把这层意思说得更直白：移动货币加上数字身份，正在让非洲庞大的非正式经济变得“可读”、从而可税，但批评者警告，同样的征税动作也可能把人重新逼回现金2。

这条轨道之所以诱人，还因为它替征税方省去了最难的一步——征收。在现金世界里，税务机关要先找到纳税人、核定税额、再设法把钱收上来，每一步都漏。在移动货币的轨道上，这三步可以压缩成一行代码：在交易发生的那一刻，由系统自动扣除一个百分比，直接划入指定账户。不需要稽查员上门，不需要纳税人主动申报，钱在流动的瞬间就被切走一块。对一个财政吃紧、征管能力有限的政府来说，这几乎是理想的税种——税基可见、征收自动、覆盖到最末端的乡镇。

牛津商业集团在一份关于非洲数字交易征税的分析里，把这股潮流放进了更大的背景：面对各自的税收缺口，非洲多国已经开始对数字交易开征新的税费，试图用这条新铺的轨道来补上财政的窟窿3。一份梳理这一现象的研究统计到，自肯尼亚较早一步对移动货币相关交易征税之后，到 2024 年，至少有十五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引入了类似的税；移动货币之所以反复成为被瞄准的税基，正是因为它的可观测性4。

可观测性是这一切的起点。也是后面所有麻烦的起点。

二

把这股潮流拆开看，乌干达是最早、也最具教科书意味的一例。

2018 年 7 月 1 日，乌干达的《消费税（修订）法》生效，对所有移动货币的存入、取出、转账与支付，统一征收 1% 的税。这个设计极其彻底——它没有只挑某一类交易下手，而是把这条轨道上几乎所有的动作都纳入了征税范围。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的研究记录了随后的反应：新税引发了街头抗议，政府很快后撤，把征税范围收窄到仅对取款一项，税率也减半至 0.5%5。

从 1% 到 0.5%、从“所有交易”到“只对取款”，这一退一缩之间，藏着征税方很快撞上的那堵墙——量。

UNCDF 在同一份研究里给出的数据，把这堵墙画得很清楚。在一项覆盖约 3000 人的调查中，44% 的受访者表示因为这个税而减少了交易，47% 干脆完全停用了移动货币。这不是温和的回避，而是接近一半的用户直接离场。落到具体的业务上，冲击更刺眼：一家做农户批量支付的平台 Yo!Uganda，税后的支付额下降了 33%、笔数下降了 39%，其中商户那一侧的支付额跌了 60%、笔数跌了 64%；一个用于缴纳学费的系统 School Pay，月交易笔数从约 30 万笔塌到约 5 万笔，跌幅 80%6。

这些数字背后是同一个动作：人们看见了那笔扣款，于是把交易挪走。农户的批量发薪改回现金发放，缴学费的家长改去柜台排队，日常转账要么并成一笔大额、要么干脆当面交割。可见性在征税那一刻成立，可被照亮的人不必待在光里——他们退回到现金的暗处，而暗处一直都在。

国际增长中心（IGC）在 2025 年的一份政策简报里，把乌干达这段经历放进了更长的时间线来评估，关注这项税对金融普惠的长期作用7。这项税并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退场。到了 2026 年，乌干达财政部门否决了进一步下调取款税的提议，0.5% 的税率被保留下来——电信运营商一方要求削减，未获采纳8。一个税从 1% 退到 0.5%、范围从全交易收窄到只剩取款，却也就停在了那里。退坡是真的，废除却没有发生。

三

如果说乌干达示范了“量崩”，那么加纳示范的，是这条轨道从开征到废除的完整一程。

加纳的电子交易税被简称为 E-levy。UNCDF 梳理过它的来龙去脉：政府最初提出的税率是 1.75%，在 2021 年 12 月的议会审议中——那场审议一度演变成议场内的肢体冲突——最终通过的版本降到 1.5%，于 2022 年 5 月 1 日正式生效；为了不伤及最小额的日常往来，方案设了一道门槛，每日 GHS100 以内的交易免征。到 2023 年初，迫于持续的反对，税率又被下调到 1%9。

一个税在通过前要靠议场里的扭打来定稿，在生效后不到一年又要被迫降率，已经说明它落地之难。更说明问题的是它收上来的钱。

安永（EY）在梳理加纳 2025 年预算与税法修订时引用的数据显示，E-levy 严重不达标：2025 年实收约 GHS1.05bn，比预算的 GHS1.46bn 低了 28%。报告把原因点得很明白——纳税人通过拆单来规避（把一笔大额拆成多笔小额，钻每日免征门槛的空子），以及交易整体回流到现金10。一个税收缺口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具体的规避动作：该用手机付的款，改成了递现金；该一次转的账，拆成了好几次。轨道还在，但人们学会了不在被照亮的地方动钱。

英国发展研究院（IDS）的一篇复盘文章，从这段经历里提炼出几条教训，核心的一点是：E-levy 的实收与最初的财政预期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既来自预测本身的乐观，也来自用户行为的真实改变11。这条轨道看上去能装下多少税，和它实际能征上来多少税，是两回事。

终点来得也干脆。2025 年 4 月 2 日，加纳总统马哈马签署法案，废除了《电子转账税法》（Act 1075）。加纳税务局（GRA）在官方通告里确认了这一废除12。从 2022 年 5 月生效到 2025 年 4 月废除，这个税在加纳的全部寿命不到三年。它走完了开征、降率、再降率、最后整体取消的全程——一条把征税设计的脆弱暴露得最完整的曲线。

四

坦桑尼亚提供了另一个样本。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把“价格涨多少、量跌多少、又花多久才回来”这三件事都量化了出来。

GSMA 的一份影响评估记录了这项税的设计：2021 年 7 月 1 日生效，按交易金额分档，每笔征收 TZS10 到 TZS10,000 不等。这种按笔征收的结构，对小额交易尤其不友好——同样一笔税额摊到一笔小额转账上，占比要高得多。评估给出的测算是，对于同一网络内的 P2P 转账，价格最高上涨了 369%。价格几乎翻了数倍，量随之塌陷：P2P 的笔数下降了 38%，单月 P2P 的交易额下降了 60%13。

369% 这个数字值得停一下。它意味着一项原本几乎免费或极低成本的日常转账，因为这道税，价格涨到了原来的近五倍。对城里的中产用户，这或许只是少用几次手机付款；对农村的、低收入的人——移动货币往往是他们唯一够得着的金融入口——这就是被从这条轨道上挤了出去。

坦桑尼亚政府随后的调整，留下了一条难得清晰的“反转”轨迹。GSMA 在另一篇分析里记录：2021 年 9 月，政府先把税降了 30%；2022 年 7 月，再降约 43%。即便如此，P2P 的交易量也花了整整 13 个月，才重新爬回开征前的水平14。

13 个月这个数字，是这一章里最该被记住的之一。它说明可见性带来的脆弱，不是对称的：税一加，量当天就掉；税降回去了，量却要一年多才慢慢回来。用户被一次扣款赶走，要靠一年多的时间和反复的体验，才肯重新把钱放回这条轨道。征税方按一个开关就能让交易塌下去，却没有一个同样灵的开关能让它马上长回来。

GSMA 把坦桑尼亚的这段经历，明确总结为一则关于“财政政策与移动货币可持续性”的教训——税基的可见，不等于税基的稳固15。

五

津巴布韦的例子，把“征税方为什么盯上这条轨道”这件事，说得几乎不留余地。

津巴布韦的这个税叫 IMTT（居间货币转账税），2018 年引入，市场上常以“2% 税”相称。一家本地咨询机构的解读里，记录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财政部门在引入这个税时，明言其动因正是“自 2016 年起移动货币的爆发式增长”。也就是说，征税方并不讳言，是因为这条轨道上的钱流变多、变得可见，才决定在上面下手；税在交易点自动扣除，钱流过的瞬间就被切走一块16。

这是把本章的命题挑明了讲的一例：钱流可见，国家就来征税。可见性不是征税的副产品，它就是征税的前提和理由。

从财政的短期账面看，这个税起初是奏效的。津巴布韦税务局（ZIMRA）的征收数据显示，IMTT 在引入后的当年就成为一笔可观的进项，2% 的税对当年的税收总额有明显的拉动17。一条自动征收、覆盖全国数字交易的税，确实能在短时间里把钱收上来——这正是它对财政的吸引力所在。

但它同样没能停在原处。到 2026 年预算，津巴布韦把以本币 ZiG 计价的交易的 IMTT 从 2% 下调到 1.5%，同时保留了美元交易 2% 的税率18。一个曾经全面铺开的交易税，开始分币种、分对象地往回收。退坡的方向，和乌干达、坦桑尼亚、加纳是一致的：先全面开征，再在量与反弹的压力下，一点点往回让。

六

喀麦隆的样本年份较近，争议也更聚焦在“成本”二字上。

喀麦隆在 2022 年的财政法里，对移动货币的转账与取款各征 0.2% 的税。数字看上去不高，0.2% 似乎远比加纳的 1.5%、坦桑尼亚翻数倍的涨幅要温和。但争议恰恰在于，这条轨道上的交易本就以小额、高频为主，任何一道附加成本，摊到海量的日常小额交易上，都会显著抬高整体的使用成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喀麦隆这件事上发出过警告。一家当地财经媒体报道，IMF 提醒这项税会明显抬高移动货币交易的成本19。另一家科技媒体的分析则直指更长远的后果：这道税可能抑制喀麦隆移动货币的增长20。把这两点放在一起，喀麦隆的争论其实是前述各国争论的浓缩版——支持者看中的是这条可见轨道带来的稳定税源，反对者担心的是抬高成本之后，用户重新退回现金、整个市场的增长被掐住。

IMF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研究过这个问题。在一份关于移动货币征税的工作论文里，它把支持与反对两方的论据并置：支持者强调这种税收入潜力大、征收便利；批评者强调效率损失、对金融普惠的风险，以及税负的累退性——同样一笔按交易征收的税，落在小额、低收入用户身上的相对负担，要重于大额、高收入用户21。累退性这一点尤其要紧：移动货币本是为把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拉进金融体系而生，而一道按交易征收的税，恰恰最重地压在它最想服务的那群人身上。

税务与发展国际中心（ICTD）在一份题为《在非洲对移动货币征税：风险与回报》的研究里，把这种两面性做了系统的权衡：移动货币税对财政确有诱惑——可见、易征、覆盖广；但它同时威胁着这个行业赖以扩张的金融普惠，处理不当，征上来的那点钱，可能还不抵被赶回现金所损失的发展22。

七

把肯尼亚放在最后，是因为它既是这条轨道的发源地，又两次站在了“要不要再加税”的关口上。

2024 年，肯尼亚的《财政法案》（Finance Bill 2024）提出，把移动货币转账手续费的消费税从 15% 上调到 20%。作为这条轨道上最大的玩家，Safaricom 公开警告，这一加税会对投资和政府的相关项目产生不利影响23。这份法案触发的，远不止行业层面的反对——它点燃了一场以青年为主体的全国性抗议。抗议在 2024 年 6 月持续升级，最终促使总统鲁托在 6 月 28 日否决了整部法案24。

这是本章里量崩之外的另一种“反转”：税还没来得及生效，就在更广泛的政治反应中被整体撤回。它和乌干达 2018 年的街头抗议、加纳 2021 年的议场冲突属于同一类现象——对这条轨道征税，触动的不只是某个行业的利润，而是千万普通人每天都要用到的那笔钱。可见性让征税在技术上变得容易，却也让加税在政治上变得醒目：每一个用户都会在转账时看见那笔多出来的扣款。

肯尼亚的这道关口，到 2026 年又出现了一次。有报道指，肯尼亚新一轮的税收提案拟对 M-Pesa 征收 16% 的增值税（VAT），分析认为这会危及 M-Pesa 乃至整个移动货币市场的增长25。同一条轨道，发明它的国家也一再面对同一个抉择：它是一笔现成的、可见的税源，还是一片碰不得的、一碰就会塌量的市场。

把六七个国家的经历叠在一起，一条结构会浮现出来。ICTD 与一家发展研究平台合作的文章，把这条结构概括为一种共同模式：移动货币是一条可见的轨道，对它征税在财政上极具诱惑，但量崩之后往往伴随政策的反转——它既是诱人的税源，又是一个脆弱的税基26。

八

回到本章开头那片被照亮的海。

现金的沉默，曾经是一种逃税的庇护，也是一种征管的盲区。移动货币把这片海照亮，让国家第一次看清了水下的鱼群——这对一个税收吃紧的财政部门，是难以拒绝的机会。乌干达、加纳、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喀麦隆、肯尼亚，先后在这条被照亮的轨道上下了网。

网下去了，鱼却游走了。乌干达约一半的受访用户减少或停用，加纳的实收比预算低 28%、轨道上的钱回流成现金，坦桑尼亚的 P2P 量先跌 60%、再花 13 个月才回来。每一个案例的形状不尽相同，但动作惊人地一致：人们看见扣款，于是把交易挪到看不见的地方去。被照亮意味着可税，可被照亮的人随时可以退回暗处，而暗处——也就是现金——从未真正消失。

于是反转一再上演。乌干达把税从 1% 退到 0.5%、收窄到只剩取款；坦桑尼亚两度降率；津巴布韦按币种分档下调；加纳干脆整个废除；肯尼亚两度在加税关口前止步。退坡、减半、甚至废除，构成了这条轨道征税史的另一半。

这便是可见性的两面。它把非正式经济变成可计量、可征收的税源，也把这条轨道变成了一根随时可能弹回的回旋镖——征税方按下开关，量当天就塌；想把量请回来，却要等上一年多，有时还要把税本身收回去。轨道既是税源，也是脆弱。一个政府能在上面看见多少钱，和它最终能从上面拿走多少钱，中间隔着的，正是每一个用户那只随时可以掉头、把数字重新换回现金的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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