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名单里第一次出现了两个网名——唐家三少、当年明月。在此之前,他们写的东西被归在“印刷体制之外”:没有书号,没有刊号,靠点击和打赏活着,与盗版、灰色地带、审查者的拉锯共生。一个海外学者把这种生长状态称为“越界性”。十几年后,同一批写手的作品上了“学习强国”,进了“文化出海新三样”的官方表述,被算进“现实题材一百八十万部”的统计盘子。这一章想说的,不是某种力量战胜了另一种力量,而是一套“禁”与“扶”并行的治理术,如何把一块野生的空间,慢慢移进了体制的院墙——有人因此获得了合法身份与资源,也有人发现,当初让这块空间显得特别的那种东西,正在变淡。
一
理解“招安”,得先理解被招安的是什么。
二〇一五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贺麦晓(Michel Hockx)的《中国网络文学》(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这是西方学界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专著1。贺麦晓用了一个词来描述他的研究对象所处的位置:“印刷文化体制之外”(outside the print culture system)。在中国,正式出版物受书号、刊号、审读制度约束,而网络写作长期处在这套制度的覆盖范围边缘。它不申请书号,不经过出版社三审三校,作品直接挂到网站上,靠读者点击与订阅维持。
贺麦晓强调这块空间的几个特征:越界性(transgressiveness)、互动性、流动性。所谓越界,指它的内容从先锋实验到色情擦边,常常踩在主流许可的边界线上;所谓互动,指作者与读者实时博弈,更新节奏、情节走向都受读者反馈牵引;所谓流动,指它没有定本,可以随时增删修改。有书评把这本书称作“理解当代中国网民心理景观的最佳英文入门”,并指出书中描绘的网民“懂得与审查者周旋,以表达个人的欲望、幻想与恐惧”1。
这种“周旋”是双向的。一方面,网络写作确实享有印刷体制难以提供的自由:题材尺度更宽,表达更直接,速度更快。另一方面,这种自由从来不属于制度授予的权利,它来自监管尚未完全到达的缝隙。贺麦晓之前,已有冯进(Jin Feng)研究晋江等网站的女性向言情亚类型,海蒂·茵伍德(Heather Inwood)研究网络诗歌,他们共同勾勒出一个判断: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网络文学,是一块“非官方”的民间文学空间2。
把“民间”这个词放到具体历史里,它有两副面孔。一副是文青的乌托邦——一九九七年前后,榕树下等网站聚集了一批不为稿费、只为发表的写作者。另一副是灰色地带——同人志在淘宝上无书号印售,盗版网站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整本搬走。前一种灰色,在第04期已见其代价:二〇一八年安徽芜湖县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耽美同人作者天一刑期十年六个月,量刑依据是二十年前的司法解释门槛14。后一种灰色,则有笔趣阁这类去中心化盗版网络,某一家即含盗版小说四十余万部、点击二十一亿余次15。这两副面孔共享同一个结构性事实:它们都不在“印刷体制”的台账上。
正因为不在台账上,这块空间的命运取决于两件事——它能不能被管住,以及它有没有被需要。第04期已经写过“管住”的那一面:二〇一八年的网络文学专项整治关闭了四百余家境内外违法违规文学网站16;二〇二一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中,中宣部开展网络文学阅评监测,查处违禁作品一百八十余部,并依法处罚多家平台17。扫黄打非、清朗行动、刑事追诉,这是“禁”。本章要写的是另一面,一面同样由官方文件承载、却常被“禁”的喧嚣盖过的事实——“扶”。把一个写手请进作协,给一部作品发一个出版工程的奖,在选题指南里点明鼓励哪些方向,这些动作不靠惩罚运作,靠的是吸纳、激励与命名。
“禁”划定边界,“扶”给出方向。两者合起来,构成了把“体制之外”移向“体制之内”的完整动作。
二
二〇一一年是一个起点。这一年,唐家三少与当年明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3。
这两个人选具有象征意味。唐家三少是男频商业网文的代表,《斗罗大陆》系列的作者——这部作品后来也成为盗版与维权的标志,据媒体测算单一IP盗版损失超过五点一亿元15;当年明月是《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一部从网络连载走向纸质畅销、又被广泛接受的历史普及读物。一个代表“爽”的工业化,一个代表网络写作向主流阅读的渗透。把他们纳入作协全国委员会,等于在国家级文学组织的最高议事层面,给网络文学留了座位。
此后是一条逐渐加宽的吸纳曲线。据中国作家网与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口径,二〇一八年,天蚕土豆、阿菩等九位网络作家入选;二〇二一年,风御九秋、马伯庸、血红等十七位当选3。到二〇二四至二〇二五年的官方报告披露,已有四百多位网络作家获得中国作协会员身份4。
这些数字需要谨慎对待。“四百多位会员”出自官方报告,统计口径是中国作协会员,而非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者是更小的圈子。全国委员会委员是组织内的代表与议事身份,会员则是更广义的成员资格,两者不应混为一谈。本章引用时,只取官方报告自己给出的表述。
从写手的角度看,加入作协意味着什么?至少有几样实在的东西。一是身份的正名:从“网络写手”到“作家协会会员”,称谓的变化本身就是社会承认的变化。二是资源的通道:作协系统掌握着重点扶持、研讨推介、出国交流、评奖申报等资源,会员身份是进入这些通道的门票。三是表达的安全感:一个被组织接纳的写作者,比一个孤立的“体制之外”写手,在面对监管时有更多缓冲。
作协方面也有自己的考量。一份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的访谈把这层逻辑讲得直白——邵燕君等研究者长期主张为网络文学建立评价体系,论证它参与“新主流文学”建构的可能5。这套评价体系试图从典范性、传承性、独创性、超越性几个维度,为网络文学构建可被主流文学界承认的“经典”标准18。北京大学自二〇一一年起开设网络文学研究课程,二〇一五年成立网络文学研究论坛,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与‘主流文学’的重建研究”5。学界的“引渡”话语,与作协的吸纳动作,方向是一致的:把一块庞大的、有影响力的、却游离在外的写作力量,请进现有的文学制度框架。
到二〇二四年,全行业注册作者超过两千五百万,签约作者超过一百八十万,新增作者多半是“Z世代”4。在这样的体量面前,四百多位作协会员只是塔尖上极小的一部分。吸纳从来不是普惠。被接进来的,是有选择的头部。被接进来的人获得了什么,前面已经说过;没被接进来、也无意被接进来的绝大多数,仍在原来的位置上日更、求订阅、与盗版周旋。
三
如果说作协吸纳是对“人”的收编,那么政策文件是对“内容方向”的规定。这条线上的关键节点,是二〇一五年。
二〇一五年一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6。这是第一份专门针对网络文学的国家级指导性文件。文件的指导思想要求网络文学创作“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出“实施精品工程”“把内容质量作为网络文学的生命线”,并要求“引导网络文学创作植根现实生活,为人民抒写”6。
同年十月,总局又发布二〇一五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通知,要求入选作品“传播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聚焦“中国梦时代主题”7。一份是方向性的“指导意见”,一份是操作性的“推介名单”,前者立规矩,后者给样板。
这份文件的位置值得说清楚。它不是“禁”,没有列出查处清单,也没有规定罚则;它是“扶”,给出的是鼓励方向与正面激励。但“扶”与“禁”共享同一套价值坐标——“爱国主义”“正能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关键词,既是推介作品的入选标准,也是专项整治判定违规的隐含尺度。一块内容若符合这套坐标,就可能进入推介名单、获得资源;若偏离,就可能落入整治范围。激励侧与惩戒侧,是同一套治理逻辑的两端。
把二〇一五年称为“政策节点”,是因为在此之后,“网文”与“主旋律/正能量”的制度性绑定开始成形。在此之前,网络文学主要作为一个需要“扫黄打非”的对象进入官方视野;在此之后,它同时成为一个需要“引导”“扶持”“做精品”的对象。监管的姿态从单纯的清理,转向清理与培育并行。
这里需要克制:本章不评价这一转向的动机,只呈现文件本身说了什么。文件用“健康发展”命名自己的目标,用“精品工程”规划路径,用“正能量”界定内容方向。这些是文本事实。至于这套话语在实践中如何被理解、被执行、被规避,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留待具体作品与具体写手的经历去回答。
四
二〇一五年立下方向,此后十年是这套方向的细化与落地。落地的着力点有三个:精品化的展示、选题的引导、现实题材的激励。
第一个着力点是展示。据官方报告,二〇二二年与二〇二三年,“学习强国”平台集中展示了四十六部网络文学精品4。“学习强国”是覆盖面极广的官方学习平台,把网文精品放到这个平台上展示,是一种高规格的官方背书——它把网络文学从“娱乐消费品”重新标记为“可供学习的文化成果”。被选中的作品获得了一种过去网文难以企及的政治正当性。
第二个着力点是引导。中国作协通过发布“网络文学选题指南”,扶持引导创作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技科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4。选题指南是一种温和而有效的工具:它不禁止任何题材,只是点明哪些方向受到鼓励。对一个需要平台流量、需要评奖资源、需要规避风险的写手来说,一份官方选题指南就是一张地图,告诉他往哪个方向写更安全、更有可能获得扶持。
第三个着力点是激励。二〇二四年六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开展二〇二四年优秀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申报工作的通知,鼓励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变革成就、讴歌中国式现代化的作品8。这是一种正向激励机制——通过评选、资助、出版,把资源导向特定题材。与“禁”的惩戒侧相对,这是“扶”的激励侧。两者在同一个监管框架内分工:一个划出不能碰的红线,一个标出值得走的方向。
这套机制有可观察的结果。据《二〇二四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二〇二四年现实题材作品总量达到一百八十万部,年新增约十七万部9。报告把网络文学的整体走向概括为“加速迈进主流化、精品化”,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9。
一百八十万部这个数字需要放回语境。它是官方报告的统计口径,“现实题材”的界定边界、统计方法,报告本身未作详细公开。在解释上可以谨慎地说:现实题材的扩张,与选题引导、出版工程、精品展示这套激励机制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激励侧在引导创作流向。但这种同步不等于单一因果——现实题材的兴起也可能与读者口味变化、平台商业策略等因素交织。把一百八十万部完全归因于政策,会越过证据所能支撑的范围。
值得留意的是,对“现实题材”的鼓励,与网络文学起家时的“爽文”逻辑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方向差异。第05期写过,邵燕君用“睁着眼睡”形容爽文——它不要求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而是提供逃离现实的补偿性幻想10。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升级文式的世俗成功想象,与无限流式的生存竞争隐喻,本身就映射着不同时期的青年社会情绪19。而现实题材、主旋律的导向,恰恰要求作品“植根现实生活”。把一个以逃避现实见长的文类,引导向书写现实,这本身是一项需要时间消化的转向。官方学界对“爽”的态度也因此呈现双重性:一方面把“爽感”正名为网络文学的价值载体,另一方面警惕“用爽文审美取代文学价值追求”的娱乐化倾向11。
五
收编不只发生在国内。在对外的维度上,网络文学被放进了一个更大的框架——文化软实力。
二〇二四年三月,新华网的报道把网文、网剧、网游并称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12。同年,有官方与主流媒体的表述把中国网络文学与美国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并列,称为“世界四大文化现象”12。
这两个说法必须标注它们的话语属性。“新三样”与“世界四大文化现象”都是官媒与产业界的流行提法,不是学术上有严格界定的概念。研究记录里对此有明确提示:“世界四大文化现象”为官媒、产业流行提法,引用时需标注为“提法/话语”,而非客观事实12。本章照此处理——把它们当作官方话语的一部分来呈现,而不是当作可独立核验的事实陈述。一个文类是否真的与好莱坞、日漫、韩剧处于同一量级,取决于用什么指标衡量,这个判断本身带有立场。
提法之外,有一些可引用的产业数据。据二〇二四年的官方主流媒体报道,中国网络文学海外用户超过一点五亿人,覆盖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一万六千余部,其中实体书授权超过五千部,上线翻译作品九千余部12。出海亦是官方报告反复强调的方向,《二〇二四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把“走出去”列为主流化、精品化之外的又一重点20。据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二〇二四年发布的报告,截至当年十一月底,起点国际上线约六千部中国网文翻译作品,新增AI翻译出海作品超过两千部,累计海外访问用户接近三亿人次,海外原创作品六十八万部、原创作家四十四点九万名13。这些数字出自不同主体、不同口径——“用户”“访问用户人次”“访问量”不是同一个量,引用时需要看清统计单位,不宜简单相加或互换。
把出海纳入软实力框架,对网络文学意味着一次身份的再定义。在国内,它是被“扶”的精品;在国外,它是被派出去的文化使者。一个起家于市井欲望补偿的文类,在官方话语里获得了承载国家形象的功能。这种再定义带来实在的资源——出海有政策支持,有平台投入,有AI翻译技术把千字翻译成本压到原来的百分之一13。
同样需要克制的是,软实力话语描述的是网络文学“被期待承担的功能”,而不一定是它在海外被接受的真实样貌。海外读者读中国网文,读的多半仍是修仙、升级、逆袭这些“爽”的内核——贺麦晓所说的越界性、补偿性,在跨语境传播中并未消失。官方话语强调的“文化使者”形象,与作品在海外平台上的实际消费形态之间,存在一段需要分辨的距离。
六
把前面五节合起来,可以看清“招安”的完整结构:作协吸纳头部写手,政策文件规定内容方向,精品工程与选题指南引导题材,出海话语赋予其软实力功能。四个动作彼此配合,把一块“印刷体制之外”的空间,一步步移进体制的院墙之内。
对被招安的一方,这个过程有得也有失。
得到的是合法性与资源。一个写手加入作协,获得身份正名与扶持通道;一部作品进入推介名单或出版工程,获得官方背书与资金;整个文类被纳入文化战略,获得政策支持与技术投入。对一个长期处在灰色地带、与盗版搏斗、随时可能踩到监管红线的行业来说,这种从“体制之外”到“体制之内”的位移,意味着风险的降低与生存空间的稳定。曾经只能靠点击和打赏自证价值的写作,如今有了一套官方认可的价值标尺。
失去的是越界性。贺麦晓笔下那块空间之所以引起学者注意,恰恰因为它的越界、流动、与审查者周旋的活力21。当一个文类被请进院墙,它就要按院墙内的规矩生长——内容方向被选题指南标定,价值标准被精品工程定义,表达尺度被主旋律框定。第04期写过的耽美飞地的收缩,是这个过程惩戒侧的极端形态:二〇二一年九月,中宣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点名“畸形审美”“耽改”等问题22;本章写的精品化、现实题材转向,是它激励侧的日常形态。两者方向相反,作用却一致:把那块野生空间里最不驯服的部分,逐渐修剪掉。
这里不做褒贬。把招安写成“自由的丧失”或“堕落的开始”,是一种判断;把它写成“成熟的标志”或“正名的胜利”,是另一种判断。两种判断都越过了证据。能确认的只是结构本身:一套“禁”与“扶”并行的治理术,用惩戒划定边界,用吸纳与激励给出方向,把一个野蛮生长的民间空间,转化成了正能量的载体与软实力的素材。在这个转化里,写作者们的每一个选择——加入作协、转向现实题材、写主旋律、做出海——都有其自身的逻辑:那是风险与收益的权衡,是一个在制度面前求生存、求发展的群体的合理选择。
至于那块空间最初让人着迷的东西——它的粗粝、它的越界、它在缝隙里的自由——还剩下多少,留在了什么地方,是这一章无法给出定论的问题。它或许退到了更隐蔽的角落,或许换了形态继续存在,或许正在被一代新写手以新的方式重新发明。能写下的,只是招安发生过,且仍在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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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学界对“爽感”的双重态度(“爽感应是网络文学价值和意义的载体”,同时警惕“用爽文审美取代文学价值追求”的娱乐化倾向)。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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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2024年报告(起点国际上线约6000部翻译作品、新增AI翻译出海超2000部、累计海外访问用户近3亿人次、海外原创作品68万部,AI翻译将千字翻译成本降至约1%)。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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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人民网传媒:“天一案”——耽美同人作者刘某某(笔名天一)因《攻占》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十年六个月,量刑依据为1998/2004年司法解释门槛。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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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网:《每天拦截“笔趣阁”攻击41万次,网文如何“反盗版”?》(某一家笔趣阁含盗版小说40余万部、点击21亿余次;《斗罗大陆》单IP盗版损失超5.1亿元;笔趣阁2019年被关停后变种网站超1000家)。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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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大力整治持续推进我国网络文学环境健康清朗》(2018年网络文学专项整治,关闭400余家境内外违法违规文学网站)。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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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网/中央网信办: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中宣部开展网络文学阅评监测,查处违禁网络文学作品180余部,依法处罚17K小说网、纵横中文网等平台)。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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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君研究框架与著作(《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等;从典范性、传承性、独创性、超越性四维度构建网络文学经典评价体系)。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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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玊:《从升级文到无限流:游戏化的网络文学与时代想象力》,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21年12月(升级文映射世俗成功的社会思潮,无限流隐喻失序社会竞争中的迷茫与抗争)。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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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闻出版署:《2024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覆盖2024年;网络文学“加速迈进主流化精品化”,作协发布网络文学选题指南扶持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等主题,并强调“走出去”)。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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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Hockx,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 书评(指其为理解当代中国网民心理景观的英文入门,论及网民与审查者周旋以表达欲望、幻想与恐惧)。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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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 Project/Sixth Tone:2021年文娱领域综合治理政策背景(2021年9月中宣部《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点名“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耽改”;广电总局会议明确抵制耽改剧)。注:政策文件本身为A级,外媒英文报道为转述。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