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事的种子，埋在 1978 年。

1978 年 11 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关于新加坡现代化、社会秩序和清洁环境的深刻而正面的印象1。后来被反复引用的一句话是邓小平的感叹：新加坡社会秩序好、管得不错，“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2。这句话有没有一字不差地说过，史家可以争论，但它捕捉到的那个姿态是真实的——一个刚要打开国门的大国领导人，把一座华人占多数的小城邦，当成了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

这个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确立了一种不对称的关系。1978 年，新加坡独立才十三年，却已经是一个秩序井然、街道整洁、外资云集的现代城市；中国刚从动乱里走出来，人均收入还在世界后列，正要开始它后来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那场改革。一个发达的小城邦，成了一个准备转型的大国可以参照的样板。“小国当大国老师”的反差，是后面一切的前提。

也正是从这次访问开始，新加坡对中国的价值被悄悄定义了下来——不是市场，不是资本，而是经验。一个刚要搞市场经济、又想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中国，最需要的恰恰是新加坡这种“经济上开放、治理上有序”的现成模型：它证明了一件在当时并不显而易见的事——一个社会似乎可以一边引进外资、快速致富，一边维持高度集中的政治秩序。对一个既想发展、又不想放权的执政党来说，没有比这更有吸引力的参照。

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1978 年的新加坡之所以能给邓小平留下印象，恰恰因为它当时已经走完了中国正要起步的那一段路。新加坡 1965 年被迫独立时，是个没有腹地、没有资源、连饮水都要从邻国买的城邦；它靠引进跨国公司、建工业区、严管秩序，在十几年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有现代化制造业、有干净街道、有可信政府的地方。一个大国领导人来看的，不是抽象的“主义”，而是一座看得见、走得通的现代城市。“可见、可走通”这四个字，是新加坡此后几十年作为样板最硬的资本——它不需要论证自己的模式对不对，它只要站在那里，就是论证本身。

值得先说明的是，把 1978 年这一脚踏访说成“中国改革的起点”是夸张的。中国的改革有它庞大的内部动因，新加坡至多是众多外部参照里被反复提起的那一个。但要理解新加坡此后几十年对华关系的独特形态，必须从这次访问、从这种“被当作样板”的位置说起。

二

这个模型第一次大规模落地，是苏州工业园。

时间线很清楚。1994 年 2 月 26 日，李光耀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签署政府间协议，约定在苏州联合开发一个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工业新城，核心是“软件转移”——把新加坡的工业发展模式和公共行政经验搬到中国3。同月，中国国务院以“国函〔1994〕9 号”文批复开发苏州工业园，文件里有一句关键的话：园区应“积极、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在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3。“有选择地”四个字，后来被证明是整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伏笔。

园区被正式确立为中国更广泛的改革开放努力的一部分，被设想为现代化、国际标准的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的样板4。它由邓小平和李光耀共同构想，被描述为体现两国之间的“互补关系”5。“互补”这个词很准确：中国有土地、有劳动力、有市场，但缺一套成熟的治理流程；新加坡有治理流程，但缺纵深和腹地。苏州园就是这两样东西的对接——中国出地，新加坡出“软件”。

而这里的关键词，正是“软件”。苏州工业园最被反复强调的特征，就是把新加坡的“软件”——工业发展模式与公共行政经验——转移给中国6。请注意这个用词的分寸。新加坡转移给中国的，不是硬件（厂房、设备、资金），而是软件（怎么规划、怎么审批、怎么管理、怎么服务企业、怎么招商、怎么做一站式行政）。这是一种比资本输出深刻得多的影响——资本会流走，但一套治理方法一旦被学会、被制度化，就会长久地留在对方的政府运作里。

开局确实漂亮。园区头一年就吸引了约 14.2 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6。从纸面上看，这像是一次成功的样板移植：把新加坡裕廊工业区那套招商和园区管理的经验，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长三角的一块农田上。

三

但样板很快撞上了现实。苏州园头几年其实是亏的，而且亏得不小。

最直接的麻烦来自一个谁都没料到的对手——苏州当地政府自己另起炉灶搞的“苏州新区”（Suzhou New District，SND）。哈佛肯尼迪学院把这桩公案写成了一个著名的教学案例，标题就叫《同床异梦》。案例点明：当地官员设立的苏州新区，与中新合作的工业园直接竞争，这场内部的“窝里斗”分流了资源、稀释了招商，把一个本应一致对外的国际合作项目搅成了两个互相压价的园区7。新加坡方面指责地方政府拆台，苏州官员则反过来抱怨新加坡人有了意见不当面谈、而是跑去北京告状——矛盾在操作层解决不了，只能一路上交7。

账面上的代价很具体。整个 1990 年代后半段，园区年均亏损约 2350 万美元；到 2000 年底，预计累计亏损将达约 9000 万美元6。负责操盘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元老杨烈国（Philip Yeo）后来公开说过，这是他不引以为豪的一个项目——这句罕见的坦白，本身就说明落地之难8。

转折发生在世纪之交。基于 1999 年的一项协议，2001 年 1 月 1 日，中新双方的股权比例翻了个个儿：新加坡牵头的财团从原来的 65% 降到 35%，中方升到 65%，园区的控制权和管理责任随之从新加坡一方移交给中国一方6。把主导权交出去之后，事情反而顺了。新管理层（由原苏州新区的负责人接手）下调租金、当地政府补贴缺口，竞争力上来了6。就在股权翻盘的当年，2001 年头十个月，园区第一次盈利，约 380 万美元6。

这个反转有点反直觉，却恰恰是整章最该停下来想一想的地方。新加坡退到次席、把方向盘交给中国之后，那套“软件”反而跑得更顺了。一种解读是：政策移植的成败，不取决于供方的技术多先进，而取决于受方愿不愿意、能不能把它接进自己的政治结构。新加坡那套高度集中、令行禁止的园区治理，在一个由本地官员真正掌权、又有政绩动力的体制里，才长得出来；硬要由外来一方主导，反而处处碰壁。

也正是在这几年里，“软件转移”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可以计数的动作。负责开发园区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开发公司（CSSD）由两国政府于 1994 年合资设立，作为这一旗舰项目的总开发商20。“软件”被官方界定为新加坡公共行政和经济管理的政策与做法——目的是帮中方制定亲商政策，并以透明、高效的方式治理园区20。从 1994 年 4 月第一批职业经理人赴新培训算起，园区累计派出上百批、数千人去新加坡学城市规划与公共行政，并在消化所学的基础上，整理出上百份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21。换句话说，新加坡那套“怎么管园区”的隐性知识，被一份份地翻译成了中国可以照着执行的红头文件。这才是“软件输出”真正落地的样子——不是搬厂房，而是把一套办事流程拆解、记录、再重装进另一套官僚体系。

四

苏州园在学术上被当作一个“政策移植”的案例来研究，这个视角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有研究专门把中新苏州工业园作为跨国政策转移的案例，分析这种转移的制度化和有效性9。“政策转移”这个学术框架，把苏州园从一个普通的招商引资项目，重新定义为一次治理知识的跨国搬运实验：新加坡试图把它的一套治理实践，搬到一个制度环境、政治体制、文化背景都很不同的国家里，看它能不能存活、能不能生效。

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复杂的。哈佛案例把核心难题概括为“跨国界做制度移植的困难”——复制新加坡的成功模型，需要的远不止技术专长，还需要与之兼容的治理结构和政治环境，而这恰恰是最难凑齐的7。治理软件不像设备那样即插即用，它在中国的土壤里经历了大量的本土化、变形和摩擦：被“有选择地”学，被局部采纳，被改写成适合本地权力结构的版本。

学界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准确的名字——“政策流动与变异”（policy mobility and mutation）。一项发表在《中国季刊》上的研究，正是用苏州工业园（1994–2004）和天津生态城两个案例论证：当中国吸收新加坡的政策时，这些政策会发生显著的转化，而不是被直接照搬22。研究指出，所谓借鉴是一个“充满张力与抵触”的实验与适应过程；受过新加坡训练的中共官员带回去的，是被改写过的治理理解；新加坡模式只有在北京选择性地纳入那些与既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容的部分时，才“成立”22。把这个框架套回苏州，前面那场“同床异梦”就不再是失败的意外，而是政策跨境流动的常态：软件在传输过程中必然被重写，关键看哪些代码段被保留、哪些被注释掉。

但实验本身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种新加坡对华施加影响的独特方式：不是通过资本的多少，不是通过外交的施压，而是通过“被学习”。新加坡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中国反复研究、反复模仿的对象，这种“被当作老师”的地位，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的、难以被切断的影响力。即便头几年亏了钱、吵了架、丢了控制权，新加坡作为“治理样板”的象征价值并没有因此贬损——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因为这场磨合而被验证：连这么难的移植都最终跑通了，那套软件就更显得值得学。

而这种影响力的规模，远不止一座园区。

五

苏州只是开始。“新加坡在中国”的项目，后来扩展到包括天津、广州在内的多个城市。苏州园的模式直接影响了 2008 年启动的中新天津生态城6，此后又有广州知识城等一系列政府间合作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新的政策移植，也都是新加坡在中国治理界存在感的一次加深。

而苏州园本身，则从一个亏损项目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到 2014 年，园区内运营的企业约 2.5 万家，落户的世界 500 强企业达 91 家6；到 2019 年，园区常住人口约 80.8 万、面积约 278 平方公里6。当年那块吵得不可开交的农田，变成了中国开发区里最常被拿来当标杆的一个。

但比项目更深入、也可能更持久的，是人。

从 1990 年代初起，新加坡就开始系统地培训中国官员。承担这项工作的核心机构之一，是南洋理工大学。1992 年，南洋理工开始为中国官员开办高管培训；这些短期课程后来演化成两个硕士学位项目——公共管理硕士（MPA）和管理经济学硕士（MME），因为学员中很多是被内定要去当市长的厅局级干部，这个项目被叫成了“市长班”1011。“市长班”的正式学位毕业生累计上千人，再加上参加短期培训的，数字要大得多12。

规模究竟有多大，不同口径的数字不完全一致，但量级是清楚的。南洋理工旗下的南洋公共管理研究院（NCPA）一家，就培训了逾 1.5 万名中国官员（不含市长班的逾 1400 人）13；把新加坡各类机构的执行培训、学位项目加在一起，自 1990 年代以来受训的中国公职人员据估算累计已逾 5 万人12。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新加坡对华软影响里最不易察觉、却可能最深远的管道。

这条管道的官方背书级别很高。2001 年，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正式把“高级官员赴新培训”制度化；派人来学的，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国教育部这样的核心部门11。换句话说，这不是民间游学，而是一个国家组织系统、有计划地把自己的干部送去另一个国家“取经”。中组部和教育部派来的，多是厅局级、被定位为将来要去当市长的干部，第一批的课程重点就放在城市规划上；他们来观察新加坡的城市管理、公共住房、环境治理、经济转型、廉政建设，然后带着这些观察回到中国各级政府的岗位上11。

这条管道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特点：它是“分层”的。最高一层是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读书的高级官员；中间一层是南洋理工“市长班”的厅局级干部，读的是公共管理硕士或管理经济学硕士两年学位；最大的一层则是各类几周到几个月的短期执行培训1012。学位项目的毕业生数以千计，短期培训的人数更多，三层叠加，形成了一张覆盖中国官僚体系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细密网络。一个干部在新加坡待几周或两年，未必能把那套制度整套搬回去，但他会带回一种“原来政府还可以这么运作”的参照系——而这种参照系一旦在成千上万人的头脑里沉淀下来，就成了一种很难量化、也很难抹去的长期影响。

一座工业园是看得见的影响。几万名受过新加坡培训的官员散布在中国官僚体系里，是看不见、却可能更持久的影响。

六

把这条线和上一章对照，新加坡对中美两个大国的“有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

对美国，新加坡的“有用”是基础设施性的：樟宜海军基地的码头能停泊美军航母，2004 年的美新自贸协定是美国与亚洲签的第一个 FTA，新加坡用军事接入和经济开放把自己焊进了美国的亚洲安全架构14。对中国，新加坡的“有用”则是知识性的：提供模型、提供培训、提供一个可以反复研究的治理样板。一个靠基础设施嵌入美国的安全网络，一个靠治理知识嵌入中国的官僚体系。两种完全不同的“有用”，服务于同一个对冲目标——让两个大国都离不开它。

对一个小国来说，能被一个大国当作“老师”，是一种极其罕见、极其宝贵的资产。市场可以被别的市场替代，资本可以被别的资本替代，但“被中国反复研究和学习的治理样板”这个位置，几乎没有别的国家能填补。这让新加坡在对华关系里，拥有了一种超越经济体量的分量：它的人口不到中国的零头，GDP 总量更不在一个量级，却长期享有一种“被仰视”的非对称地位。

这种地位还顺带攒下了一笔善意。几万名受过新加坡培训、对新加坡多少抱有正面印象的中国官员，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善意网络。这种善意未必能在每一次具体冲突里起作用——2016 年新加坡运往台湾参加军演的“Terrex”装甲车在香港被扣，这层善意就没拦住北京的不满——但它在长期、在底层，给中新关系提供了一层缓冲。把治理知识源源不断地输出去，本身就是一种长线的关系投资。

这里值得分清两种“有用”的脆弱程度。对美国的“有用”是契约化、可计量的：一份 FTA、一座能停航母的码头，写在协议里，也容易被对方在战略调整时重新评估14。对中国的“有用”则更弥散、更难切断，因为它不依附于某一份合同，而是沉淀在制度记忆和人脉里。但弥散也意味着边界模糊：它给不了新加坡在具体危机里的硬筹码，Terrex 事件就是证明——再多的善意，也换不来北京在主权敏感问题上的让步。新加坡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它从不把“被中国当老师”当成安全保障，而只当成对冲结构里的一条软腿：能加厚关系，却撑不住摊牌。

七

现在进入这一章最敏感的部分：李光耀和新加坡模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本身？这个问题需要分层处理，因为不同的说法分量很不一样。

有一种说法走得很远。一些评论认为，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模式——把威权主义和经济计划结合起来——成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蓝图；李光耀被视为现代中国的一个“高耸的启发”15。还有评论直接称新加坡是“中国的导师”，认为邓小平 1978 年访新之后，中国在国家主导发展、选择性引进外资、以可量化的长期目标推动产业升级这些做法上，都从新加坡身上找到了印证16。按这种说法，新加坡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范例：证明一个社会可以既搞市场经济、快速致富，又不必走向西方式的多党民主。

对这种说法，本书要明确加上几重限定。

其一，这是一种解释，不是一个事实。“新加坡模式启发了中国”是事后的归因和叙事，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立场，会把这种影响说得很大或很小。把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发展道路，归因于一个城邦的“示范”，本身就有把复杂历史简化的风险。中国的道路有它自己庞大的内部逻辑、历史包袱和现实约束，新加坡至多是众多参照之一，未必是决定性的那一个。

其二，影响的方向和内容可能被严重误读。一种很有分量的反方意见认为，邓小平和他的后继者其实误解了新加坡：他们从新加坡身上只挑走了“坚定的领导”这一条，却刻意绕开了真正支撑新加坡廉洁与秩序的那块基石——独立而有效的法治17。在这个论者看来，新加坡的反腐成功根植于“人民行动党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治原则，而中国采用的是“以法治国”（rule by law）而非“法治”（rule of law），把党权置于法律之上；中国的高层法官甚至公开把司法独立斥为“虚假的西方理念”17。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所谓“学习新加坡”，更像是从样板里挑出能印证自己既有偏好的部分，而把那些会约束权力的核心制度统统留下不学。观摩不等于照搬，欣赏不等于复制。

其三，有一份难得的实证研究，给“学了什么”提供了来自学习者一方的答案，而它的结论又复杂得耐人寻味。两位学者用 1995 至 2016 年间南洋理工“市长班”逾 1350 名中层干部的数据，外加跟踪问卷和访谈，去问这些真正去新加坡上过课的官员：新加坡模式里，最吸引你们的到底是哪些东西23。答案是，他们最看重的是务实的治理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可不可以搬回去用——而不是意识形态23。具体到选项：清廉高效的政府获得约 87% 的认可，法治约 81%，任人唯贤约 89%，公共住房约 75%；而“一党主导”只有约 29% 的人选，“威权”约 45%，连“经济成功”和“淡马锡模式”得票都不高23。研究者据此把这些干部的学习取向概括为“务实导向而非意识形态驱动”23。

这组数字至少能戳破两个流行的简化。一个是“中国去新加坡学威权”——至少在这批中层干部嘴里，威权和一党主导恰恰是他们最不感兴趣的部分，他们盯着的是廉政、法治、住房、用人这些具体的治理工艺。另一个是“学了就等于照做”——欣赏法治不等于回去就建独立司法，认可公共住房不等于真能复制组屋。学习者的偏好、和他们回国后实际能撬动的制度空间，是两回事。

其四，还有一种解读把这种影响定位为“意识形态确认”而非“制度照搬”：新加坡对中国的最大用处，是为一种“威权也能现代化”的路线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证据，让这条路在道义和心理上更站得住脚，而不是被一条条搬进中国的制度文本里18。同一来源还指出，近年来中国对新加坡模式的兴趣其实在下降——当一个国家自认为已经足够强大，它就不再那么需要一个小国当老师了18。

其五，这个判断本身带有政治色彩。把新加坡说成“威权致富”的成功样板，既可能被用来赞美新加坡，也可能被用来为别处的威权辩护，或者反过来被用来批评新加坡。本书呈现这个说法，是因为它在公共讨论中确实存在且有影响，但呈现不等于背书。

把这几层叠起来，一个相对诚实的判断是：新加坡确实通过苏州园、城市项目和大规模官员培训，对中国的治理实践施加了可追溯的、具体的影响——这部分有协议、有学位、有数字为证；但“新加坡模式塑造了中国道路”这种宏大归因，是一个争议性的历史解释，连“学到了什么”“学了多少”“有没有真正照做”都众说纷纭，应当谨慎对待，不宜当作定论。

八

把分寸把握好之后，可以回头看这种“软件影响”对新加坡自己意味着什么。

最直接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战略位置。一个小国一旦成为大国持续学习的对象，它就不再只是地图上一个易被忽略的点，而成了对方治理记忆里的一个参照系。这种“被当作老师”的地位，比任何一笔投资都更难被切断——投资可以撤，合同可以不续，但几万名干部脑子里那套“新加坡是怎么做的”的印象，撤不走。

其次，是对冲结构里关键的一条腿。上一章讲新加坡对美国“有用”靠的是军港和市场，这一章讲它对中国“有用”靠的是模型和培训。两种“有用”加起来，正是对冲的完整结构：新加坡让自己同时成为美国安全网络里的关键节点、和中国治理学习中的样板老师。它在两个体系里都嵌得很深，深到谁都不愿意轻易失去它。这正是一个没有腹地、没有资源的城邦，把“对别人有用”经营成生存筹码的方法。

但这种平衡正变得越来越难维持，而且裂痕已经出现在数字里。新加坡对中国的经济敞口在收缩——淡马锡的投资组合里，中国占比从 2024 年的 19% 降到 2025 年的 18%，被美洲反超，是十年来第一次19；与此同时，它对美国的技术与安全合作在加深14。软件输出攒下的善意，挡不住资本撤离和技术站队带来的结构性疏远。何况，“被学习”这件事本身也在退潮：如果中国对新加坡模式的兴趣确实在下降18，那么这条曾经独一无二的影响管道，水流也会变细。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新加坡输出的是“治理软件”，而软件的价值取决于有没有人愿意安装。当年中国需要一个证明“开放经济+集中政治可以并存”的样板，于是新加坡奇货可居；今天的中国，体量、自信和自己的治理叙事都已今非昔比，对外来样板的需求自然不同。一个把“对别人有用”当作生存策略的国家，最怕的或许不是被取代，而是有一天对方觉得自己不再需要老师。

新加坡能否继续同时当好美国的支点和中国的老师，是它在未来要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之一。这个不确定性，连同人口塌陷和建国神话退潮的问题，会在本书最后一章被一并质询。

但在转向未来之前，还有一个人必须先正面写到——这套对美、对华、对内、对外的全部方法的总设计师，以及他留下的那份制度之外、机器无法处理的遗产。下一章，回到李光耀，和那座他想拆掉、却被改成国家纪念物的房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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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hina and Its Mentor, Singapore”, Fair Observer — 引述邓小平 1978 年访新后“应借鉴其经验”的表态。https://www.fairobserver.com/economics/china-and-its-mentor-singapore/

  3. “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 1994-02-26 李光耀与李岚清签政府间“软件转移”协议；国务院“国函〔1994〕9 号”批文要求“积极、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与公共行政经验”。https://www.nlb.gov.sg/main/article-detail?cmsuuid=a39009c5-2b4f-406e-a3b7-cadf896d3fb6

  4. “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National Library Board — 苏州园作为改革开放一部分，定位为现代化、国际标准城市规划与公共行政的样板。https://www.nlb.gov.sg/main/article-detail?cmsuuid=a39009c5-2b4f-406e-a3b7-cadf896d3fb6

  5. “Suzhou joint industrial park hail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邓小平与李光耀共同构想，体现两国互补关系。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040654/suzhou-joint-industrial-park-hailed-singapore-steps-china

  6. “Suzhou Industrial Park”, Wikipedia — 软件转移；首年约 14.2 亿美元 FDI；1990 年代后半段年均亏损约 2350 万美元、2000 年底预计累计亏损约 9000 万美元；2001-01-01 股权由 65/35 翻为中方 65%、首十个月盈利约 380 万美元；2014 年约 2.5 万家企业、91 家世界 500 强；2019 年约 80.8 万人、278 平方公里；模式影响中新天津生态城。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zhou_Industrial_Park

  7.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The 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 Harvard Kennedy School Case Program — 苏州新区（SND）与中新园区竞争；双方期望分歧；跨国界制度移植之困难。https://case.hks.harvard.edu/same-bed-different-dreams-the-china-singapore-suzhou-industrial-park-a/

  8. “I am not proud of this project: Philip Yeo o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Eddy Wu blog — 新加坡经发局元老杨烈国对苏州园项目的罕见坦白。https://blog.wuyuansheng.com/2018/05/12/i-am-no-proud-of-this-project-philip-yeo-on-suzhou-industrial-park/

  9. Liu,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ransnational policy transfer: The 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s a case stu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Wiley — 把苏州园作为跨国政策转移的案例研究。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pad.1956

  10. “NTU Mayors’ Class students ‘adopt’ village in China to showca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urekAlert — 市长班学员就读 MPA / MME；多为内定将任市长的中高层官员。https://www.eurekalert.org/news-releases/484894

  11. “China’s government officials study in Singapore”, ECNS (China News Service) — 1992 年起南洋理工为中国官员办培训；2001 年两国签备忘录制度化；中组部、教育部派员；学城市管理、廉政、环境治理等。https://www.ecns.cn/feature/2011/06-14/47.shtml

  12. “NTU sets up Nanyang Centr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NTU Media — 市长班累计上千名 MPA/MME 毕业生；自 1990 年代以来逾 5 万名中国公职人员在新加坡受训或就读。https://media.ntu.edu.sg/Pages/newsdetail.aspx?news=9d7663ec-80df-4254-9a07-327abc25fb1b

  13. “NTU’s Nanyang Centr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lebrates a Double Anniversary”, Nanyang Centr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NTU — NCPA 培训逾 1.5 万名中国官员（不含市长班逾 1400 人）；1992 年起办学。https://www.ntu.edu.sg/ncpa/news-events/news/detail/ntu’s-nanyang-centre-for-public-administration-celebrates-a-double-anniversary

  14.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Singapore Relations” (IF10228, updated May 9, 2025) — 美新 FTA 2004（美对亚首个 FTA）、樟宜可泊美航母、places-not-bases、技术与安全合作加深。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IF10228

  15. Zha Daojiong, “Lee Kuan Yew: A Towering Inspiration for China”, China-US Focus — 部分评论视“亚洲价值观+威权+计划”模式为中国现代化蓝图（本书作为争议性解释呈现，非定论）。https://www.chinausfocus.com/society-culture/lee-kuan-yew-a-towering-inspiration-for-china

  16. “China and Its Mentor, Singapore”, Fair Observer — 称新加坡为中国“导师”；国家主导发展、选择性引资、长期目标导向上中国从新加坡找到印证。https://www.fairobserver.com/economics/china-and-its-mentor-singapore/

  17. “How Deng and his heirs misunderstood Singapore”, New Mandala — 反方：中国只取“坚定领导”而弃“独立有效法治”；“以法治国”非“法治”；系统性误读。https://www.newmandala.org/how-deng-and-his-heirs-misunderstood-singapore/

  18. “China and Its Mentor, Singapore”, Fair Observer — 把影响定位为“意识形态确认”而非制度照搬；并指近年中国对新加坡模式兴趣下降。https://www.fairobserver.com/economics/china-and-its-mentor-singapore/

  19. “Singapore’s Temasek China bets trail Americas for first time in a decade”, Yahoo Finance — 淡马锡对华敞口 2024 年 19%→2025 年 18%，十年来首次被美洲反超（年报口径）。https://sg.finance.yahoo.com/news/singapores-temasek-china-bets-trail-americas-for-first-time-in-a-decade-031027015.html

  20. “Suzhou Industrial Park”, CSSD IBCC — CSSD 1994 年由两国政府合资设立为总开发商；“软件”指新加坡公共行政与经济管理的政策做法，用于帮中方制定亲商政策、透明高效治理园区。https://cssd-ibcc.sg/about-us/suzhou-industrial-park/

  21. “Suzhou Government Delegation Visits Singapore”, SIPAC (苏州工业园区官网英文版) — 自 1994-04 首批职业经理人赴新培训起，园区累计派出上百批、数千人学城市规划与公共行政，整理出上百份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https://www.sipac.gov.cn/szgyyqenglish/hotpicture/201209/d0a2b78abf8440f0a108e90bd85bf6d5.shtml

  22. Kean Fan Lim & Niv Horesh, “The ‘Singapore Fever’ in China: Policy Mobility and Mu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8 (Dec 2016), pp. 992–1017, Cambridge — 中国吸收新加坡政策时发生显著变异而非照搬；以苏州园、天津生态城为案例。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hina-quarterly/article/abs/singapore-fever-in-china-policy-mobility-and-mutation/9CC462CC154D1BEEFD456E0DCF6D3941

  23. Hong Liu & Ting-Yan Wang, “China and the ‘Singapore Model’: Perspectives from Mid-level Cadr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6 (Dec 2018), pp. 988–1011, Cambridge — 逾 1350 名“市长班”干部数据；最受认可的是清廉政府(约87%)/任人唯贤(约89%)/法治(约81%)/公共住房(约75%)，“一党主导”约29%、“威权”约45%；学习取向务实而非意识形态。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hina-quarterly/article/china-and-the-singapore-model-perspectives-from-midlevel-cadres-and-implications-for-transnational-knowledge-transfer/932FD456103899E6DFCB961F53C88B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