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把问题讲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都没解好。
一国攒下的储备,是历届政府、历代国民的共同积累。但花钱的权力,握在当下这一届政府手里。当选举临近、当民众要求派福利、当政客需要政绩,动用储备的诱惑永远存在。短期看,把祖辈攒下的钱拿来收买选票,是最省力的执政方式;长期看,这是把国家的未来一口口吃掉。经济学里把这叫“时间不一致”问题:今天的决策者总有动机去违背昨天的承诺,因为代价由明天的人承担。
多数国家靠两样东西防这件事:政治传统和市场惩罚。但传统会被强人打破,市场惩罚往往来得太晚——等到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钱早已花光。一些资源国家试过别的办法,比如把石油收入装进主权基金,再用一条财政规则限制每年能从中提取多少;但规则是法律层面的东西,新的国会可以再修一次法把它松开。新加坡不满足于一条普通法律就能改掉的纪律,它要的是一道连执政党自己都解不开的锁——锁在宪法这一层,改它需要的票数远高于改一部普通法。
这个不信任有具体的来历。1981 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安顺区补选中第一次丢掉一个国会议席,多年牢不可破的全胜纪录出现裂缝。时任总理李光耀由此开始反复表达一种担忧:万一某次选举出现“反常结果”(freak election result),让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上台,它就能对几代人攒下的国家储备拥有“不受约束的支取权”1。这种“一夜之间被掏空”的恐惧,是后来一切制度设计的起点。在执政党的叙述里,新加坡没有腹地、没有资源,储备就是这座城邦在风暴里唯一的压舱石;一旦被一届草率的政府花掉,没有第二次机会重来。新加坡政府由此得出的结论很直接:光靠选举出来的国会不足以守住储备,必须再加一道宪法层面的保险,把“防止储备落入未来不负责任政府之手”写成硬约束2。
把财政纪律从“政治习惯”升级成“宪法条文”,这本身是一个不寻常的选择。多数民主国家刻意不把当届预算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一个非选举产生的机关,因为那被视为对民意的越权。新加坡反其道而行,是因为它对“民意可能在某个时刻集体短视”这件事,比对“专业守门人可能越权”更警惕。于是有了“过去储备”这个概念,以及守护它的那把钥匙。
二
1991 年 1 月,新加坡通过《宪法(修正)法案》,把原本基本上是象征性、礼仪性的总统职位,改造成由全民直选、并握有若干自由裁量权的角色,核心目的就是守护国家储备和公共服务的廉正34。从这一年起,总统不再只是剪彩的国家元首,而成了储备的托管人,对政府握有某些行政性的制约权5。
这就是新加坡反复强调的“两把钥匙”系统:政府和总统各持一把,政府只有在总统同意(concur)的情况下,才能动用过去储备6。财政部对这套机制的官方表述是:总统和总统顾问理事会对储备信息拥有完全的获取权,在守护过去储备上扮演关键角色7。
“两把钥匙”这个比喻并不只是修辞。在大多数议会制国家,预算的最终关口只有一道:政府提案、国会表决通过,钱就能花。新加坡在这道关口之外又加了一道——即便国会通过了预算,只要它可能动用过去储备,还得再过总统这一关。两把钥匙必须同时插入、同时转动,保险柜才打得开;任何一方单独行动都不够。这种结构在民主政体里并不常见,因为它等于在民选国会之上,再叠了一个对特定事项有否决权的民选总统,刻意制造了一个“谁也无法单独说了算”的局面。
作为新加坡过去储备的托管人,总统可以拒绝对任何拨款法案、补充拨款法案或最终拨款法案给予同意——也就是说,如果某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很可能动用过去储备,总统可以否决整份预算,从而把它卡住8。同样的逻辑也覆盖政府提供担保、举借贷款这类可能侵蚀储备的交易:没有总统点头,政府就动不了9。
这里要分清两个概念。“当期储备”是本届政府任期内自己积累的,可以动用。“过去储备”是上届及更早政府留下的,受第二把钥匙保护10。一届政府可以花掉自己挣的,但碰不了前人留下的——除非总统同意。这道区分,把“代际公平”从一句道德口号,变成了一条可执行的宪法红线。每逢大选换届,账本就清零一次:新政府上台那一刻,前任攒下的全部余额自动转入“过去储备”,锁起来;新政府只能在自己这一任里重新积累可花的部分。这意味着,越接近任期尾声、越想用储备拉选票的政府,能动的钱反而越少。
更细的层面上,受保护的“过去储备”不是一个笼统的总数,而是被拆进每一个相关机构分别上锁。宪法第五附表点名的法定机构和政府公司——包括中央公积金局、建屋发展局、裕廊集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以及 GIC 和淡马锡——各自的过去储备都受同一道护栏保护,任何一家想做可能动用自身过去储备的交易,都要先报总统11。这种“分仓上锁”的设计有个好处:储备不是集中在一个账户里、被一道闸门看守,而是分散在多家机构、每家都各自挂着同一把锁。想绕开总统去掏空储备,不是攻破一个点就够,而要同时撬开六七个相互独立的机构——难度被刻意叠高了。
这套区分的法律地基也在不断加固。政府在 1999 年把一份界定“如何确定与守护政府及第五附表机构累积储备”的原则文件提交国会,目的正是确保任何对过去储备的实质性支取都绕不过总统的同意;2001 年的另一次修宪,又把投资过去储备所产生的净投资收益本身也纳入保护范围,免得有人用“这只是收益、不是本金”的说法把保护范围悄悄掏空11。每一次补丁,都是在堵一个被发现的口子。
三
那么谁来当这个守门人?这正是民选总统制度的由来。
新加坡的总统是民选的,但它的选举设有很高的资格门槛,确保候选人有足够的资历——通常是管理过大型机构或担任过高级公职的人——来真正看懂政府递上来的财政账本12。这个设计的逻辑是:守护储备需要专业判断,不是任何受欢迎的人都能胜任。总统的角色,从礼仪性元首,变成了带有部分执行权的储备守护者13。
门槛有多高,看具体条款就知道。候选人须年满 45 岁、是新加坡公民、在提名日前已在本国居住至少十年,并要让总统选举委员会确信其品格、操守与声誉14。在此之上,还要满足“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二选一的从业资格:公共部门一路,须曾担任部长、首席大法官、国会议长、总检察长、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审计长、会计总长、常任秘书,或第五附表实体的首席执行官等高级职位满三年;私营部门一路,则须担任过一家公司的最高执行官满三年,而这家公司在其任职最近三年里的平均股东权益须达到至少 5 亿新元,且整段任期内税后盈利1516。
这道门槛在 2016 至 2017 年又被显著抬高。私营部门一路的标准,从早先约 1 亿新元的实缴资本,一举提到 5 亿新元的股东权益,并要求公司持续盈利、候选人须是公司“最资深的执行人员”——把非执行的董事长之类排除在外1718。设计的逻辑是:守护一笔可能以千亿计的储备,候选人最好亲手管理过规模相称的财务盘子,才看得懂政府账本里的门道。这个调整把合格的私营候选人池子缩到极小:据政府 2023 年披露,全国仅有约四百家公司的股东权益越过这条线19。能从这样一家公司爬到最高执行官位置、又愿意出来选总统的人,本就寥寥。
这套安排有它的批评者,而且批评相当具体。门槛越抬越高,意味着合格者越来越少,“是否在筛选合意人选”的质疑就越难打消。2017 年的总统选举被定为“保留选举”——只对马来族裔开放,理由是该族裔已多届无人担任总统——结果合格者只剩前国会议长哈莉玛一人,选举沦为没有对手的走过场,网络上一度涌现“#NotMyPresident”的批评,有评论者认为“精英标准”和“选举公平”这两项新加坡核心价值被为了政治目的而互相牺牲45。本书无意把这套制度说成完美设计。但从结构上看,它想解决的是一个真问题:让储备的最后一道闸门,落在一个不由执政党单方面任命、且需要专业资格的人手里。资格门槛越严,守门人越内行,可挑选的人却越少——专业性和代表性之间的这道张力,是它甩不掉的影子。
四
民选总统并不孤身一人。在他和那把钥匙之间,还隔着一个机构:总统顾问理事会(Council of Presidential Advisers,简称 CPA)。
这个理事会通常由八名成员组成:其中三名由总统自行裁量任命,三名由总统按总理提名任命,余下两名分别由首席大法官和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提名20。总统在动用涉及储备与关键任命的自由裁量权时,必须先咨询这个理事会21。它的角色,是在总统行使守护过去储备和公共服务廉正的“托管权”时,提供专业意见22。
理事会的存在还连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制衡:总统的否决并非绝对。如果总统拒绝对一份预算或一笔关键任命给予同意,而这个决定与理事会的建议相反,国会可以用不少于全体民选议员三分之二的多数,把总统的否决推翻23。
这一条很关键,它说明第二把钥匙不是一把可以反过来挟持政府的钥匙。设计者要的不是一个能单方面瘫痪政府的超级总统,而是一个“逼着分歧摊到台面上”的机制:当总统、理事会、国会三方意见一致时,储备纹丝不动;当三方撕裂时,争论被迫公开,且最终由一个高门槛的国会多数来收场。换句话说,这把锁防的是“一届政府偷偷掏空储备”,但它本身也被防着——防它变成“一个总统单方面绑架国家财政”。
这套三方结构里藏着一个精算过的平衡。总统一个人否决的分量,被顾问理事会的专业意见和国会的三分之二门槛同时托住与压住:理事会让总统的判断不至于太任性,三分之二门槛让政府推翻总统并不容易。三分之二,是一个刻意设在“多数”和“压倒性多数”之间的数字——它高到让一个仅靠普通多数执政的政府无法轻易越过总统,又没高到让推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设计者似乎想要这样一种结果:动用过去储备这件事,要么三方达成共识,要么需要一个分量足够重、足够公开的国会多数来背书;任何一方都别想关起门来单独拍板。
总统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止于钱。他还在关键公职任命上握有否决权——首席大法官、总检察长、审计长、贪污调查局局长、公共服务委员会成员、三军总长与警察总监等职位的任免,都要经过总统这一关;他对内部安全法下的羁押、对贪污调查局的某些调查也握有同意权,比如即便总理不同意,调查局也可在总统同意下推进某些调查24。储备只是这套“廉正护栏”里最重的一块,但它和公共服务的清廉,被刻意绑在了同一把钥匙上。把“管钱的机构”和“查贪腐的机构”同时纳入总统的视野,背后是一个判断:储备最可能的失血方式,从来不是被光明正大地花掉,而是被关联交易、被人事安排、被一笔笔说不清的处置悄悄漏掉。要守住钱,先得守住管钱和监督的人。
从历史比例上也看得出这套设计被反复打磨的程度。有研究统计,截至 2007 年,新加坡自 1965 年独立以来的全部宪法修正中,接近三分之一与总统职位相关,其中约一半涉及总统的财政权力23。一个职位的权限被这样高频地反复增删,说明设计者一直在边用边改:哪里被发现有空子,就在下一次修宪里补上。
五
写在纸上的权力,和真正用得出来的权力,是两回事。这套设计第一次露出牙齿,是在它运转的第三年。
1993 年 9 月,曾任副总理的王鼎昌当选新加坡首位民选总统,任期六年25。上任不久他就发现一个尴尬:宪法要他守护过去储备,可他连储备到底有哪些、值多少都说不清。于是 1996 年起,他向会计总长索取一份政府不动产的清单——土地、楼宇、道路、水库等等,想先搞清楚自己要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26。
得到的回答后来成了新加坡政治史上一个著名的数字:政府方面表示,仅仅给这些不动产估值,就要耗费“56 个人年”(man-years)的工作量27。这个说法常被误读成“要花 56 年”,但人年是工作量单位而非时长——56 人年意味着 56 个人干一年,或 28 个人干两年。王鼎昌在咨询了会计总长和审计长后判断,这件事其实可以加快;最终,政府用了大约三年时间,才把他要的完整信息交到他手上28。
这场拉锯里还有一个具体插曲。据已公开的记述,王鼎昌是从报纸上读到政府打算把邮政储蓄银行卖给星展银行的——而邮储行的储备本应在总统的保护范围之内,事前他却没有被告知29。一个被宪法指定守护储备的人,要靠看报纸才知道一笔关涉储备的交易,这恰恰暴露了制度刚落地时的磨合成本:宪法写明了总统“有权获取信息”,却没有自动配齐一套让信息及时流到总统案头的机制。条文是死的,要让它活起来,得有人真的去拧那把钥匙、去逼出那份本该主动呈上的账本。
这件事的张力,正在于王鼎昌本人并非局外人。他是行动党出身的资深政治人物、当过副总理,按理说和政府是同一阵营;可一旦坐上总统这个位置,宪法赋予的守护职责就把他推到了和政府讨价还价的对面。这恰恰是设计者想要的效果——把守门的角色从“政治忠诚”里剥离出来,让它只对那道宪法红线负责。但同一件事也暴露了制度的脆弱:如果坐上这个位置的人不愿较劲、乐于盖橡皮图章,第二把钥匙就只剩一个空壳。钥匙握在谁手里、那个人肯不肯用力拧,制度本身决定不了。
1999 年,王鼎昌选择不竞选连任,公开理由包括妻子重病与离世等个人原因30。卸任前他留下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大意是:有一个好政府,比有一个好总统去监督一个坏政府更重要。这句话耐人寻味——它既是对自己这六年较劲的一种和解,也精确点出了第二把钥匙的内在限度:它能在制度上设一道闸,却无法替代政府本身的自律。
王鼎昌的这段经历,是这套设计从“宪法条文”变成“活的制度”的关键一步。正因为有人真的去拧了那把钥匙、真的去要那份账本,后来的总统才有了可循的先例:守护储备意味着有权穿透到信息底层,而不是在拨款法案上盖个橡皮图章。
六
有了王鼎昌打下的先例,这把钥匙后来在真正的危机里被用了起来——而且用得相当克制。
值得一提的是,机制建成后的头十几年,那道闸门一次都没真正打开过。1997 至 1999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里,外界曾揣测新加坡会不会动用储备,但实际并没有发生支取31。第一次真正动用过去储备,要等到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09 年初,时任总统纳丹(S R Nathan)原则上同意政府从过去储备中支取至多约 49 亿新元,用于“工作信贷计划”和“特别风险分担计划”等救急措施,以稳住就业和企业融资31。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真正打开那道闸门,且额度被严格圈定在特定用途上——它不是一笔可以随意调度的活钱,而是对着具体危机、具体项目开出的有名目的支取。后来政府还把当时实际未用完的部分归还回了储备,进一步坐实了“借出去要还回来”的逻辑。
规模大得多的一次是新冠疫情。2020 至 2022 三个财政年度,政府向总统哈莉玛(Halimah Yacob)申请动用过去储备:2020 年获批至多约 520 亿新元、2021 年约 110 亿、2022 年约 60 亿;不过三年下来实际支取的总额是约 429 亿新元,用于检测、疫苗、隔离设施、边境管理以及对企业和民生的经济支援32。每一笔申请都对应一份预算,总统在顾问理事会协助下逐份审议、逐份同意,批准的是有上限的额度而非一张空白支票,事后再公布实际用了多少。
这两次实战,把第二把钥匙的真实性质显示得很清楚。它不是一把永远锁死的锁——遇到真正的系统性冲击,闸门会打开。但每一次打开都要走完整套程序:政府提出明确用途、总统审议、批准有上限的额度、事后向国会和公众交代实际数字。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疫情这种几十年一遇的冲击,前后三年实际动用的也不过约 429 亿新元,相对于外界估算的储备体量只是一小块。锁的意义,不在于永远不开,而在于开的每一次都被看见、被限定、被记录——它把“动用储备”从一个可以悄悄完成的财政动作,变成了一件必须公开走完程序、留下痕迹的事。
七
第二把钥匙的保护范围,并不止于“花钱”这一个动作。它还延伸到了管理储备的两家投资机构本身。
淡马锡和 GIC,在新加坡宪法里都是所谓的“第五附表实体”33。这个略显技术性的身份,带来一个具体后果:这两家机构要对总统负责。总统根据宪法被赋权获取信息,以便守护国家的储备34。换句话说,总统不只是在预算环节把关,他还能穿透到管理储备的机构内部,要求它们交出信息——王鼎昌当年要账本的权力,正源于此。
更细的护栏体现在人事上。以淡马锡为例,它的股东(财政部)依据公司法有权任命、续任或罢免董事会成员,但这要服从总统的同意;董事会任命或罢免 CEO,同样需要总统点头35。这些约束正是“第二把钥匙”概念的一部分,目的是保护董事会和 CEO 的廉正,使他们在守护淡马锡过去储备这件事上不被轻易动摇36。
这里出现了本书第二章提过的那个悖论的另一半。淡马锡的董事会主要由独立的私营部门商界领袖组成,没有任何新加坡政府或其他政府的提名董事37。形式上,它是一家完全商业化、董事会独立的公司。但实质上,董事和 CEO 的任免都被一道宪法护栏锁住——动这些人,要总统批准。
商业独立和国家护栏,在这里不是矛盾,而是刻意的叠加。新加坡要的是一家在日常经营上完全按商业逻辑跑、但在最关键的人事和储备安全上插着国家保险栓的机构。这种“形式独立、实质上锁”的双层结构,正是理解新加坡国家资本主义的钥匙之一。
八
董事会和 CEO 之上,是一套常规的问责链条。
淡马锡的股东依据长期回报来评估、问责董事会的整体表现;董事会再把日常管理下放给高级管理层38。除了对公司的正常受信责任之外,董事会和 CEO 还对总统负责,要确保每一笔投资的处置都按公允市场价值成交39。
“按公允市场价值成交”这句看似平淡的要求,其实在防一件很具体的事:贱卖国有资产。如果国有资产可以低于市价卖给关系户,储备就会从一个看不见的口子里漏掉。把“公允市价”写成对总统负责的义务,等于在反腐和反裙带之间又加了一层。这也呼应了总统在贪污调查上的同意权——储备的安全和公职的清廉,被设计成同一道护栏的两面40。
审计层面,淡马锡的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协助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责,审查内部控制系统、财务报告流程,并监督公司对法律法规和道德行为准则的遵守41。
这一整套——独立董事会、总统同意权、公允市价义务、独立审计委员会——构成了新加坡国家资本主义的“廉正基础设施”。它的目的不是让机构跑得更快,而是让储备在几十年、几代人手里传递时,不被任何一届政府、任何一个 CEO、任何一笔关联交易掏空。
把这套护栏和别国的主权基金摆在一起看,新加坡的特别之处就清楚了。很多国家也有主权基金,也写过“独立运作”“市场化投资”的章程,但真正卡住“任免管钱的人”这一环、并把它锁进宪法的并不多。多数地方,基金的董事会和高管说到底由政府任命、也能由政府撤换,所谓独立更多是一种自我约束。新加坡的做法是把这一环从政府手里部分拿走,交给一个独立民选、且有专业门槛的总统——任免淡马锡的董事和 CEO,财政部能提、能撤,但总统不点头就动不了35。这一笔,把“机构独立”从一句承诺变成了一道别人插手不进来的程序。
九
现在回到这套设计里最反直觉的一环:储备总额不公开。
新加坡的国家储备,全口径的真实总额是不对外披露的;GIC 的完整资产规模也不公布,外界看到的多是研究机构的估算4243。这件事经常被批评为不透明,但放在第二把钥匙的逻辑里看,它其实是同一套设计的延伸。
理由有几层。对外,一个连储备规模都不让外界确切知道的国家,敌对势力在评估它的承受力、在算计它的脆弱点时,就少了一个关键参数——你不知道对方的底牌有多厚,就不敢轻易掀桌。对一座没有战略纵深、靠金融与开放生存的城邦来说,储备的真实厚度本身就是一种威慑:让对手相信“它扛得住”,比真的扛得住同样重要,而模糊正好放大了这种不确定。对内,一旦公布一个惊人的储备总数,“我们这么有钱,为什么不分”的政治压力会立刻聚焦,第二把钥匙再硬,也扛不住持续的民意冲刷。模糊储备规模,等于把这种压力提前卸掉——你没法对一个具体数字喊“分掉它”,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数字。
这种保密还和前面那道“过去储备 vs 当期储备”的区分咬合在一起。如果总额完全透明,每一次大选都会演变成一场围绕“该从那笔巨款里拿出多少来派”的拍卖;而总额模糊,加上动用过去储备必须过总统这一关,就把这场拍卖从源头掐断了。换句话说,保密不是单独的一项政策,它是同一台机器上和第二把钥匙配套的另一颗螺丝——一个负责“不让人惦记”,一个负责“惦记了也动不了”。
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公开。政府会公布投资回报的相关数据、公布每次动用过去储备的额度与用途,并通过财政部和总统的双重把关来确保问责44。前面提到的 2009 年和 2020 至 2022 年两次支取,金额、用途、实际使用额都见诸公开记录,正是这种“流向透明、总额保密”取舍的具体体现。新加坡的逻辑是:公开“规则”和“流向”,而非“总额”。规则透明保证了可问责,总额保密保留了战略模糊。
这套取舍并非没有代价。储备保密曾被反对派和公众反复追问:到底有多少、谁在替全民看着、出了问题谁负责。王鼎昌当年要一份账本要了三年,本身就说明,“总统有权获取信息”和“政府真的把信息及时、完整地交出来”之间,存在过实打实的落差。储备保密在制度上是为安全服务的,但它也意味着公众无从独立核对那把钥匙到底守得好不好——只能信任程序。新加坡在“安全与透明”“专业守门与民主问责”之间,始终踩在一条让一部分国民不舒服的线上。它在透明和安全之间,选了一个大多数民主国家不会选、也不敢选的点。
十
把这一章和上一章合起来看,新加坡的财富机器有两个互锁的部分。
一部分是赚钱:淡马锡主动持股、GIC 全球配置,让储备保值增值。另一部分是守钱:第二把钥匙、第五附表、公允市价、储备保密,确保赚来的钱不被任何一届政府花光、贱卖或掏空。
赚和守,缺一不可。只会赚不会守,储备会被政客分掉;只会守不会赚,储备会被通胀蚀掉。新加坡的特别,在于它把这两件事做成了一台咬合的机器,而总统的第二把钥匙,是这台机器上那颗最关键的保险栓。它有真实的牙齿——1996 年的账本之争、2009 年和疫情期间的实际支取证明了这一点;它也有自己的限度——三分之二国会多数可以推翻它,门槛之高又让一部分人质疑它究竟在守护什么、又在筛选谁。
更深一层的限度,是这台机器对“人”的依赖始终甩不掉。第二把钥匙写在宪法里,但拧钥匙的是一个具体的总统:他肯不肯像王鼎昌那样去要账本、去较劲,制度本身保证不了。资格门槛可以筛出“看得懂账本的人”,却筛不出“愿意得罪政府的人”;顾问理事会能提供专业意见,三分之二国会能在分歧时收场,可这两道设计同时也意味着,当政府、理事会和国会多数高度同源时,那把钥匙能独立发力的空间是有限的。一党长期执政、精英层高度重叠的现实,让“互锁的三方”在很多时候其实站在同一边——这正是后面几章要追问的另一个主题。把守门的职责设计得再精巧,最终守不守得住,还要看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以及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政府。
但这台机器存在的全部意义,不只是把钱存住。它存住的钱,最终要变成一种能力——一种政府不必加税就能花钱的能力。这种能力怎么从储备里被合法地、可持续地提取出来,会不会让“守钱”的初衷在日复一日的提取中慢慢松动?那就是下一章要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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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总统行使涉储备与任命的自由裁量权时须咨询理事会。https://www.istana.gov.sg/presidents-office/council-of-presidential-advi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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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理事会就总统守护过去储备与公共服务廉正的托管权提供意见。https://www.istana.gov.sg/presidents-office/council-of-presidential-advi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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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 of the president of Singapore”, Wikipedia — 若总统否决与理事会建议相反,国会可以不少于全体民选议员三分之二多数推翻。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wers_of_the_president_of_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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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tana, “Constitutional” — 总统在关键任命、内部安全法羁押、贪污调查等领域的同意权;须咨询顾问理事会。https://www.istana.gov.sg/the-president/presidents-duties/co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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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 Teng Cheong”, Wikipedia — 王鼎昌 1993-09-01 至 1999-09-01 任首位民选总统,以 58.7% 得票当选。https://en.wikipedia.org/wiki/Ong_Teng_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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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1996 起王鼎昌索取政府不动产清单(土地、楼宇、道路、水库等)以厘清储备。https://en.wikipedia.org/wiki/Ong_Teng_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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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政府称为不动产估值需“56 个人年”工作量。https://en.wikipedia.org/wiki/Ong_Teng_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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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经咨询会计总长与审计长,王判断可加快;政府约用三年才交出完整信息。https://en.wikipedia.org/wiki/Ong_Teng_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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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王鼎昌从报道得知政府拟将邮政储蓄银行售予星展,事前未获告知,而该行储备应受总统保护。https://en.wikipedia.org/wiki/Ong_Teng_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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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1999 王鼎昌不竞选连任,公开理由含妻子病逝等个人原因;卸任名言“有好政府胜于以好总统监督坏政府”。https://en.wikipedia.org/wiki/Ong_Teng_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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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Finance SG, “When has the Singapore President’s approval been sought to tap into past reserves?” — 2009 纳丹原则上同意支取至多约 49 亿新元用于工作信贷与特别风险分担计划。https://sg.finance.yahoo.com/news/when-singapore-president-approval-sought-tap-past-reserves-0519110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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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疫情期间申请 2020 约 520 亿、2021 约 110 亿、2022 约 60 亿新元;三年实际支取约 429 亿新元。https://sg.finance.yahoo.com/news/when-singapore-president-approval-sought-tap-past-reserves-0519110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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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 (sovereign wealth fund)”, Wikipedia;Temasek, “Corporate Governance” — 淡马锡与 GIC 为宪法第五附表实体。https://en.wikipedia.org/wiki/GIC_(sovereign_wealth_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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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 (sovereign wealth fund)”, Wikipedia — GIC 对总统负责,总统被赋权获取信息以守护储备。https://en.wikipedia.org/wiki/GIC_(sovereign_wealth_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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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asek, “Corporate Governance” — 股东任免董事须总统同意;董事会任免 CEO 须总统同意。https://www.temasek.com.sg/en/about-us/corporat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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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这些约束属“第二把钥匙”概念,保护董事会与 CEO 廉正。https://www.temasek.com.sg/en/about-us/corporat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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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董事会主要由独立私营商界领袖组成,无政府提名董事。https://www.temasek.com.sg/en/about-us/corporat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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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股东依长期回报问责董事会,董事会下放日常管理。https://www.temasek.com.sg/en/about-us/corporat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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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董事会与 CEO 对总统负责,确保投资处置按公允市场价值成交。https://www.temasek.com.sg/en/about-us/corporat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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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tana, “Constitutional” — 即便总理不同意,贪污调查局可在总统同意下推进某些调查。https://www.istana.gov.sg/the-president/presidents-duties/co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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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asek, “Corporate Governance” — 审计委员会全独立董事组成,审查内控、财报、合规与道德准则。https://www.temasek.com.sg/en/about-us/corporat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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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 “What are Singapore’s reserves?” — 储备全口径总额不完全披露;公开回报与可动用部分。https://www.mof.gov.sg/policies/reserves/what-are-singapores-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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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s of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Wikipedia — GIC 全口径资产规模不公布,外界多为估算。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serves_of_the_Government_of_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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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 “What are Singapore’s reserves?” — 公布回报与每次动用过去储备的额度用途,通过财政部与总统双重把关问责。https://www.mof.gov.sg/policies/reserves/what-are-singapores-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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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Singapore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kipedia — 2017 保留民选总统选举仅哈莉玛一人合格、走过场当选,引发 #NotMyPresident 争议。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7_Singaporean_presidential_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