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把这根管子叫什么、怎么工作说清楚，因为它的设计细节本身就藏着这一章后面要讲的全部政治含义。

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 GIC、金管局（MAS）和淡马锡投资的相关净资产所产生的净投资回报（Net Investment Returns，NIR）中，至多 50%；二是从其余过去储备资产中获得的净投资收益（Net Investment Income，NII）中，至多 50%1。

这两个术语的差别值得停一下。NII 是“实收”的口径——指真正落袋的利息、股息、租金等投资收入，扣掉管理费用之后的部分2。NIR 则是“预期”的口径——指相关资产预计在长期内能赚到的实际回报率（已扣除通胀，且含尚未变现的资本利得）3。前者看的是这一年实际进了多少钱，后者看的是这笔资产“按它的长期赚钱能力，今年理应分出多少给当代人花”。

把这一整套翻成人话：政府每年可以从国家储备的投资回报里，拿走最多一半，放进预算花掉1。剩下的至少一半，连同全部本金，留在储备里继续滚动、继续增值。它和上一章讲的“第二把钥匙”，正好是同一套储备制度的两面：第二把钥匙管“本金不能被动”，NIRC 管“收益只能花一半”。一个守底，一个限流。

为什么要分 NIR 和 NII 两套口径，而不是合成一条简单的规则？因为新加坡的储备不是一锅同质的钱，而是被分成了风险态度不同的几块。GIC 和金管局管的，是更偏长期、更看重资产增值的那部分，用“预期长期实际回报”来度量才不至于把它账面上的浮盈白白晾着；而另一些资产更适合按实收口径来算，于是保留 NII。两套口径合在一起取至多 50%，是为了让“今年能花多少”既不至于错过真实的增值，也不至于把还没落袋的纸面富贵提前花掉。这是一种刻意的折中：既要花得到，又不能花得太满。

这里还要厘清一个常见误解：NIRC 花的不是“本金的一部分”，而是“回报的一半”。本金这一块，由第二把钥匙单独看守，任何一届政府想动它都得过民选总统这一关。NIRC 这根管子接的，只是回报水龙头——它从源头就被设计成够不着水池本身。两道闸门叠在一起，一道管流量、一道管存量，几乎堵死了任何一届政府透支国家未来的路径。

二

这套规则不是一次成型的，它是分三步、用了十几年、靠三次宪法层面的调整才长成今天的样子。这段演化史本身就说明了新加坡财政设计的一个习惯：先小心地开一道缝，确认无害，再把缝开大一点。

第一步是 2001 年引入的 NII 框架。它确立的原则很朴素：储备每年真正赚到的投资收益里，至少要留下 50% 不能花3。当时能算进预算的，只是“实收”的那一部分——已经变现的利息、股息——而像 GIC 这种长期持有、靠资产升值赚钱的机构，它账面上巨大的、尚未卖出的资本利得，是不算在内的。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真实回报，在制度上是“看得见、花不着”。

第二步是 2008 年通过、2009 年生效的 NIR 框架。这一次的关键改动，是把 GIC 和金管局所管资产的口径，从“实收收益”换成了“预期长期实际回报”——也就是允许把那些尚未变现的资本利得，按一个长期预期回报率折算进来，再取其中的至多 50%34。换句话说，政府可花的“分子”被显著做大了，但“只花一半”这道闸门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第三步是 2015 年，宪法修正案把淡马锡也并入了 NIR 框架。在那之前，从 2000 年到 2015 年，政府只能动用淡马锡派发“股息”的至多一半，其余锁进过去储备；2015 年之后，淡马锡的贡献也改成按其净资产的预期长期实际回报来计算，同样含已变现与未变现的资本利得3。至此，国家储备的三个主要管理人——GIC、金管局、淡马锡——被装进了同一套“预期回报、只花一半”的算法。

这三步对预算的实际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 2008 年那一步。在只能花“实收收益”的年代，GIC 这种把钱长期投在全球股票、不动产、私募上的机构，每年真正变现、能算进预算的钱相当有限——它的回报大量沉淀在尚未卖出的资产升值里。一旦改成按“预期长期实际回报”计算，这部分浮盈就被合法地折算进了可花的基数。可以这样理解：2008 年的改动没有让储备多赚一分钱，却让政府每年能从同一笔储备里多拿出一大块来花，而且不必逼着投资机构为了凑预算去提前卖出本该长期持有的好资产。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加坡式精算——在不破坏投资逻辑的前提下，把“赚到但还没落袋”的钱，按一个稳健的口径提前请进预算。

三步走完，这根管子的口径达到了今天的样子。值得留意的是：每一次扩口径，扩的都是“分子”（可计入的回报基数），而那道 50% 的闸门，三次都没动。这是理解新加坡财政纪律的一个细节——它愿意让自己花得更多，但始终不肯让自己花得更狠。也正因为口径是分步、谨慎地放开的，每一步都能先验证不会动摇本金，再决定要不要走下一步。这种“先开缝、再开门”的做法，本身就是这台机器对待自己财富的基本态度：宁可慢，不可险。

三

为什么是“一半”，而不是全部，也不是更少？这个比例背后，是一份没有写进任何一句口号、却被反复用来挡住各种加码请求的代际契约。

逻辑其实不复杂。如果政府把储备回报全部花掉，储备的实际规模就会被通胀慢慢蚀薄，下一代继承到的购买力会缩水。如果一分都不花，那么攒储备就失去了现实意义——钱存着不用，对活着的人没有任何好处。“花一半、留一半”是一个折中：留下的那一半保证储备至少能跑赢通胀、随经济一起增长，花掉的那一半让当代人真实受益。

这就是为什么这套规则被官方反复描述为“支持可持续的预算”1。“可持续”在这里有精确含义：它指的是这根管子可以一代接一代地用下去，而不是某一届政府把它拧到最大、然后留给后人一个空保险柜。当代人和后代人，通过这个 50% 的比例，被绑在了同一条利益线上。

为了不让这个比例随某一届政府的口味漂移，NIR 框架还配了一套防止“自己给自己多算”的程序设计。可计入的“预期长期实际回报率”（官方缩写 ELTRROR），由投资机构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判断给出，并须经民选总统在征询总统顾问理事会意见后表示同意34。万一政府与总统在反复讨论后仍谈不拢某个回报率，就退回到一个不由任何一方临时拍板的兜底口径——用该资产此前 20 年的历史平均实际回报率来定4。这道兜底很关键：它让“今年到底能花多少”，最终落在一个相对客观的长期数字上，而不是某届财长的乐观情绪上。

这份代际契约还有一层不常被提起的功能：它替未来留了一个应急缓冲。储备如果被一届届政府花到见底，遇上真正的危机时就无险可守；保留至少一半回报、外加全部本金，等于始终在账上压着一笔“以备不时之需”的钱。政府之所以一再拒绝把 50% 的上限往上调，给出的正是这套逻辑——今天多花，等于减少留给未来的储备，可能意味着将来更高的税或更少的开支，还会削弱应对冲击的缓冲17。历任部长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前几代人省下、攒起了这笔储备，后几代人也有责任做它负责任的看管者17。这套说辞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把一个本可以纯讲财政技术的问题，转译成了一个关于“对得起谁”的道德问题。

把视野放到国际上，更能看清这个 50% 的克制程度。挪威管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它的财政规则只允许政府每年动用基金的“预期实际回报”，2017 年还把这个预期回报率从 4% 主动下调到 3%，目的就是让支出更可持续、把本金更牢地留给后代5。新加坡的“只花预期回报的一半”，在精神上和挪威同源——都把“动本金”视为禁区，都把当代人的胃口压在长期回报之内。两者的差别更多在口径而非原则：都在用一条事先写死的规则，替未来挡住当下的手。这类规则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不信任“当届政府会自觉克制”，而宁可把克制写进制度，让它不依赖任何一任领导人的品性。

四

现在讲这根管子的政治后果，这是它最被低估、却最重要的部分。

NIRC 长期是新加坡政府收入里最大的单一来源之一。官方的说法是，今天 NIRC “是新加坡政府用于年度开支的最大收入来源之一”6。把数字摆出来更直观：2024 财年，政府从 NIRC 拿到了约 240 亿新元，比上一财年的约 230 亿又有增长7。每年大约 20% 的政府开支，是由 NIRC 资助的；自 2020 财年以来，这笔收入平均每年相当于 GDP 的约 3.5%6。这意味着新加坡政府的运转，有相当大一块不是靠向公民收税，而是靠国家储备的投资收益。

放在整个收入盘子里看更清楚：财政部自己的口径是，超过七成的政府收入来自各类税收，而 NIRC “如今提供了年度预算的约五分之一”22。也就是说，税收仍是大头，但有整整一块预算是不向公民征收、而由储备生息支撑的。财政部同时承认，近年大涨的公司税“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投资环境竞争加剧、经济波动、国际税制又在变22——这恰恰反衬出 NIRC 这块“不靠税基”的收入为什么对它如此要紧。

需要补一个时间维度上的细节，因为它本身说明了问题。NIRC 与税收谁是“最大单项”，会随年份变化。在 2025 年的预算里，黄循财就指出公司所得税成了最大的收入来源，反超了 NIRC——背景是该财年公司税收入跳增 6.5% 至 309 亿新元，把 2024 财年的预算盈余推到 64 亿新元8。换句话说，NIRC 不是永远第一，但它常年稳居前二，而且这一大块收入几乎不需要向选民“伸手”。这一点，比“是不是当年第一”更重要。NIRC 的趋势也仍在往上走：2025 财年的 NIRC 估算约 271 亿新元，较上一年增约 12.9%8；到 2026 财年，官方估算已达约 285 亿新元6。

把这件事的含义摊开：在多数国家，政府想多花钱，要么加税，要么借债。加税得罪选民，借债留下利息和债务。这两条路都有政治代价，也都构成对政府的天然约束——你想花更多，就得先付出政治成本。新加坡用 NIRC 给自己开了第三条路。政府想多花钱，可以动用储备回报的那一半，既不必加税，也不必借债。这就是这一章标题的含义：不加税而花钱。

这条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和靠资源吃饭的“食利国”不一样。中东产油国的财政也大量不靠税收，但那靠的是地底下的油，油价一塌、财政就晃；而新加坡没有油、没有矿，它的“第三条路”靠的是一笔被几代人攒下、再被专业机构投到全球去生息的钱。它不是从地里挖出来的运气，而是攒出来、投出来的存量。这让它比食利国更稳——回报来自分散的全球资产，而不是单一商品的行情；但也让它换了一种脆弱：财政的命，从此和全球资本市场的长期表现绑在了一起。这层脆弱后面会专门讲。眼下要记住的是结论：一笔不向选民伸手、又不向债主低头的稳定收入，给了执政者一种罕见的财政从容。

五

这条第三条路，深刻地改变了执政党和选民的关系。

在一个靠税收过活的国家里，政府和纳税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紧张：我交了税，所以我有权要求你花得明白、花得让我满意，否则下次选举我换人。税收是民众约束政府的杠杆，也是政府必须讨好民众的理由。

NIRC 在很大程度上松开了这根杠杆。当政府的钱有一大块来自“祖辈攒下、现在投资生息”的储备，而不是“当代人这一年交的税”，政府对当代选民的财政依赖就下降了。它可以在不增加税负的前提下提供福利、补贴、基建——这让执政党在选举中拥有一种别国政府羡慕的底气：派糖不必先伸手要钱。

这种底气在每一份预算案里都看得见。新加坡的财政打法，是把可观的盈余和储备收益，转化为名目繁多的现金补贴、消费券、组屋津贴、育儿和医疗补助，定向发到不同人群手里。当 GST 上调时，政府能同步推出“安心配套”，为低收入家庭抵冲多年内的多缴部分10；当账面有大额盈余时——比如 2024 财年的 64 亿新元盈余8——又能拿出一部分回馈居民。这套“加税的同时退钱”的组合拳之所以打得出来，背后正是 NIRC 这一不依赖税基扩张的稳定流量在托底。别国政府要做同样的事，往往得先借债或先加另一种税，而新加坡可以让储备的回报替它垫上一截。

这正是理解人民行动党长期支配地位的一把钥匙。2025 年大选里它拿到 65.57% 的选票9，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条结构性原因是：它能持续兑现“低税、有福利、有基建”的组合，而这个组合的财源，很大程度上来自 NIRC 而非加税。它不必在“加税”和“砍福利”之间做那道让无数民主政府输掉选举的痛苦选择题，因为储备替它垫付了一部分账单。

这并不是说新加坡完全不加税。事实上它的消费税（GST）就在 2023 年 1 月从 7% 升到 8%、2024 年 1 月再升到 9%10——说明 NIRC 也不是万能的提款机，政府仍要在某些环节向公民收钱。加税的理由也很结构性：人口老龄化推高了刚性开支，按财政部的测算，医疗卫生支出预计将从此前的约 113 亿新元增加到 2030 年的约 270 亿新元，相当于从 GDP 的约 2.1% 升到接近 3%11。但即便是这种加税，新加坡也有底气把它做得相对从容——它配上了一整套“安心配套”（Assurance Package）来抵冲低收入家庭多年内的多缴部分10，因为它知道自己背后还垫着一大块不依赖税基扩张的储备收入。

也正因如此，有研究强调，确保 NIRC 这一主要收入来源的可持续，对新加坡至关重要——因为它在进一步加 GST 或开征财富税上，回旋余地其实有限12。新加坡至今没有一种基于净资产征收的“纯财富税”，而根据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这类税制实施起来既困难又不划算12。这是一个被低估的约束：NIRC 越重要，恰恰是因为别的开源渠道越窄。

把这条线拉到底，就触到了本章命题的核心：NIRC 不只是一项财政技术，它还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一块财务地基。很多国家的执政合法性，建立在“我能向你收税、又把税花得让你满意”的循环上——这个循环逼着政府持续回应选民。新加坡的合法性则多了一根别人没有的支柱：它能持续提供一个相对低税、有福利、有一流基建的生活，而其中一大块财源不来自当代人的口袋。当一个政府能年复一年兑现“日子在变好、税还没怎么涨”的承诺，它在选举里就握有一种结构性优势。这不是说选举不重要，而是说储备的回报，替执政者预先垫平了许多别国政府必须靠政绩或妥协才能换来的民意空间。

这也不是说新加坡政府可以随便花。50% 的上限、第二把钥匙、以及它一贯的财政审慎，都在约束它。但相比一个纯靠税收的政府，它的财政自由度高得多——而财政自由，最终会转化为政治自由。

六

这套安排也有它的暗面，本书不打算回避。第一个暗面是问责的稀释。

当政府花的钱有一大块不来自当代税收，公民“用钱约束权力”的能力就被削弱了。你很难对一笔“不是你交的税”的钱，理直气壮地要求它对你负责。这个抽象的担忧，在新加坡有相当具体的版本：储备总额不公开。政府不披露储备的整体规模，给出的理由是它属于国家的“战争储备金”，对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国尤其如此——若公开全口径，等于把家底亮给可能针对新元发动投机攻击的市场，也会削弱它作为战略防御的作用13。能公开的只是其中两块：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金管局管理的官方外汇储备约 5140 亿新元，淡马锡的净投资组合值约 4340 亿新元；GIC 的全口径资产则始终不披露，官方只说它“管理着远超 1000 亿美元”1314。

把这两件事叠在一起，监督的抓手自然变弱：公民花的是一笔自己不知道总量、又不完全由自己出的钱。反对党的批评正是冲着这个缝隙去的。工人党的毕丹星在国会反复主张更高的透明度，他的一个论点很尖锐——议员要对“动用过去储备”投票，却往往根本不知道动用之后还剩多少15。他还援引政策研究所（IPS）的公众商议研究指出，若所花之处能产生清晰可衡量的回报，相当一部分公民其实支持把 NIRC 的动用比例提高到 60%15。到了 2026 年的预算辩论，他进一步要求政府为“前进新加坡”（约 400 亿新元）、RIE2030（约 370 亿新元）这类大额计划提供可追踪的“成绩单”，让公众看清钱花到了哪、有没有效果16。

这里有一个值得分层看待的张力，两边都有它的道理。政府一侧的论证是：储备的整体规模是战略机密，公开它会招来对新元的投机攻击、削弱国家的防御13；同时它强调自己有一整套程序约束——第二把钥匙、50% 上限、总统同意 ELTRROR——足以保证不乱花。反对一侧的论证则是：正因为公民出的那一份在缩小，问责才更不能放松；议员若连“动用后还剩多少”都不知道，所谓监督就只剩形式15。两种论证其实指向同一个事实的两面：一笔越是来自储备、越少来自当代税收的钱，越需要别的问责机制来补位，而新加坡选择的补位方式，主要是“相信制度与官员的审慎”，而不是“公开账目让公众核验”。

政府这一侧的回应，恰好暴露了这套安排的又一重张力。面对“为什么不直接多花一点 NIRC、少向公民收税”的提议，财政部一直用代际公平来挡：今天多花，等于减少留给未来的储备，可能意味着将来更高的税或更少的开支；维持 50% 的上限，能让储备随经济一起增长，也能维持财政纪律17。黄循财更把“改动用储备的规则”称为应当留到最后一步的“最后手段”17。于是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同一套不透明，既被用来论证“我们很审慎，不会乱花”，也让外界难以独立核验它到底有没有那么审慎。透明度与纪律，在这里被绑在了同一个结上——你要么相信这个结，要么没有别的抓手去解开它。

七

第二个暗面是路径依赖——当一个国家的财政长期靠投资回报养着，它对回报本身就会变得敏感。

NIRC 的“分子”是储备的预期长期回报。这意味着，储备投得好不好、市场行不行，会经由这根管子直接传导到财政空间。靠投资收益过日子的好处是不必看纳税人脸色，坏处是要看市场脸色。如果某一年储备投资跑输——正如本书第二章提到的，2025 年淡马锡和 GIC 双双跑输同行，并由此引发了对其对华策略与未来方向的质疑18——那么 NIRC 这根管子里的水，长期看就会变少，财政的回旋空间随之收窄。

这种传导被 ELTRROR 的设计部分地“平滑”了，但没有被消除。因为 NIRC 用的是预期长期回报，而不是当年的实际涨跌，所以某一年股市暴跌不会让明年的 NIRC 应声砍半——它隔着一层长期假设，缓冲了短期波动4。这是好事，它让财政不至于跟着市场坐过山车。但平滑只是把冲击摊薄到更长的时间里，并没有让冲击消失：如果储备的长期回报率确实结构性地下了一个台阶，那么经过几年的重新评估，可计入的预期回报率就会被下调，NIRC 的天花板也随之降低。换句话说，新加坡躲得过单年的坏运气，躲不过长期的趋势性变化。一笔越来越倚重投资回报的财政，最终要赌的是“未来几十年这些钱还能继续这么会赚”。

这种敏感性在极端年份会被放大。新冠疫情期间，新加坡第一次大规模动用过去储备：2020 财年到 2022 财年间约动用 400 亿新元，单是 2020 年 4 月哈莉玛总统批准的那一笔，上限就接近 210 亿新元19。这次动用是在“第二把钥匙”的程序下进行的，事后政府还专门安排把这笔钱补回储备19。它说明储备这层缓冲确实管用——危机时不必靠借债或紧急加税就能托住经济；但它同时提醒：缓冲一旦被启用，补回它本身就是一笔将来要还的账。把一国财政的相当一部分系于全球资本市场的长期表现，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脆弱——不是借来的钱，而是赚来的钱，可它同样会随行情起落。

NIRC 还制造了一种更隐蔽的依赖：预算编制的舒适感。当每年有相当于 GDP 约 3.5% 的稳定流量自动进账6，决策者面对结构性开支上升时，第一反应未必是“如何提高税基效率”，而可能是“储备这边还能不能多匀一点”。前面提到的“是否把 50% 提到 60%”之争，本质上就是这种诱惑的制度化表达——好用的工具，总会被不断试探它的边界。

八

第三个暗面更微妙：NIRC 让“少生孩子”在财政上变得没那么可怕。

一个主要靠人口和税基扩张来增加收入的国家，会本能地恐惧人口萎缩——人少了，纳税人就少了，养老和医疗的账却更重了。而一个相当程度上靠存量储备生息的国家，对人口下降的财政痛感会迟钝一些：哪怕劳动人口在缩，储备依然在全球市场里替它赚着那份不依赖本国人口的回报。

这种迟钝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给了新加坡一层别国没有的缓冲——前面说过的医疗开支到 2030 年要翻倍11，老龄化带来的刚性支出本会逼着许多国家要么大幅加税、要么砍福利，而新加坡可以用 NIRC 垫一部分。换个角度看，正是因为有这层缓冲，新加坡才敢在 GST 这种最直接触及民生的税上一年内连加两档，而不必担心立刻撕裂社会——储备收益替它分担了“如果不加税、刚性开支怎么办”的那部分焦虑。另一方面，缓冲也可能麻痹紧迫感：当账面上的财政压力被储备收益悄悄吸收掉一截，决策层在生育率塌陷面前，少了一点本该有的、由钱包直接传来的疼。一个靠人头税基过活的政府，会把生育率下滑当成迫在眉睫的财政威胁；一个靠存量生息过活的政府，更容易把它当成一个可以慢慢处理的长期议题。两种紧迫感的差别，可能正是 NIRC 这根管子在人口问题上最隐蔽的副作用。

而生育率的数字并不留情。2025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跌到 0.87，创历史新低；65 岁及以上人口已占两成以上20。它的对冲手段是大规模引进新移民——计划每年新增约 2.5 万至 3 万名新公民21。但移民补的是人口和劳动力，补不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一台财政机器越来越不靠“本国人”来供养，它和“本国人”之间那条最古老的契约——你纳税、我负责——也就越来越松。

这里藏着一个值得追问的连锁反应。靠 NIRC 与储备生息，让政府在财政上不那么害怕人口下降；不那么害怕，就可能在催生这件最难、最慢、最不讨好的事上，少一分非做不可的劲头；而对生育率的迟疑，又会被移民这条更快见效的路径进一步掩盖——人头能补上，财政能稳住，于是结构性的人口塌陷被一层层缓冲材料包裹起来，痛感被推迟，问题却没解决。一台为“小国生存”设计的财富机器，能不能也帮这个小国生出足够的下一代人？这正是同一套逻辑在它没被设计应对的领域里露出的破绽。这条线，本书会在最后一章重新拾起。

九

把前三章合起来，新加坡财富机器的全貌就清楚了。

赚钱的是两条河——淡马锡的主动股权和 GIC 的全球配置。守钱的是第二把钥匙——民选总统对动用过去储备的否决权。用钱的是 NIRC——一根只引走预期回报一半、留下本金的管子，而且它的口径用了 2001、2008、2015 三步才长成今天的样子，每一步都在做大可花的基数，却始终没动那道 50% 的闸门。三者咬合，构成了一个闭环：储备投资生息，预期回报的一半流进预算，另一半连同全部本金留下继续滚。

这个闭环给了新加坡一样别的小国求之不得的东西：财政上的从容。它不必为了一笔国际贷款向大国低头，不必因为一次危机就被迫紧缩——疫情时它动用储备、事后补回，而不是举债度日19。这种从容，是它在中美之间能够“既不必投靠、也不会崩溃”地玩对冲的物质基础——一个手头有几代人储备垫底的国家，谈判时的耐心和底气，是借钱过日子的国家给不了的。

值得把这份从容的来历再说清楚一点：它不是天上掉的，而是用纪律换的。NIRC 之所以能年复一年地稳定供血，前提是历届政府都没有把它拧到极限——没有在选举年破例多花、没有在危机后赖着不补、没有把 50% 偷偷改成 60%。这条管子的可靠，恰恰建立在它一直被克制地使用之上。一旦哪一届政府开始把它当成无限提款机，它提供的那份从容就会从根上动摇。所以这台机器真正稀缺的零件，与其说是钱，不如说是“明明能多花却选择不多花”的那份自我约束——而自我约束能不能一代代传下去，本身就不是钱能保证的事。

但这台机器也把三道暗门一并装了进去：问责被一笔“不是你交的税”稀释；财政被绑上了全球市场的起落；而人口塌陷的痛，被储备收益悄悄吸走了一截。它们都不是设计缺陷，更像是设计代价——你要“不加税而花钱”的自由，就得接受这份自由会让你对某些信号变得不那么敏感。

钱只是机器的一半。机器的另一半，是组织权力——是谁来设计这套规则、谁来守这把钥匙、谁来决定储备投向哪里、谁来在大国之间做那些精算。一笔不向选民伸手的钱，会不会也意味着一个不必太在意选民的政府？这就要从财富转到权力，从两条河转到一个党。下一章开始，讲人民行动党：一台不是用来赢选举、而是用来制造领导人的机器。

参考文献

  1. MOF, “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 — NIRC = NIR 的至多 50% + NII 的至多 50%（GIC/MAS/淡马锡）；NIRC 支持可持续预算。https://www.mof.gov.sg/policies/reserves/net-investment-returns-contribution/

  2. MOF, “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 — NII 指股息、利息等扣除管理费用后的实收投资收入；2001 年 NII 框架保护至少 50% 的实收净投资收益。https://www.mof.gov.sg/policies/reserves/net-investment-returns-contribution/

  3. Wikipedia, “Reserves of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 NII 框架 2001、NIR 框架 2008（含资本利得，至多 50%）、2015 淡马锡并入 NIR 框架的时间线。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serves_of_the_Government_of_Singapore

  4. MOF, “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 — ELTRROR（预期长期实际回报率）的定义、由投资机构专业判断并经总统同意、谈不拢时退回 20 年历史平均实际回报率的兜底。https://www.mof.gov.sg/policies/reserves/net-investment-returns-contribution/

  5. NHH, “When Norway rewrote the fiscal rule” — 挪威财政规则：仅动用基金预期实际回报，2017 年由 4% 下调至 3%，以保本金、跨代平滑支出。https://www.nhh.no/en/research/impact-cases/when-norway-rewrote-the-fiscal-rule/

  6. MOF, “What are the reserves used for?” — NIRC 为政府最大收入来源之一；每年约 20% 政府开支由 NIRC 资助；自 FY2020 平均约占 GDP 3.5%；FY2026 估算约 S$28.48B。https://www.mof.gov.sg/policies/reserves/what-are-the-reserves-used-for/

  7. The Online Citizen (2025-02-18), “PM Wong: Singapore’s FY2024 budget surplus hits S$6.4B as corporate tax revenue surges” — FY2024 NIRC 约 S$24B（较 FY2023 的约 S$23B 增长）。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25/02/18/pm-wong-singapores-fy2024-budget-surplus-hits-s6-4b-as-corporate-tax-revenue-surges/

  8. The Online Citizen (2025-02-18), “PM Wong: Singapore’s FY2024 budget surplus hits S$6.4B as corporate tax revenue surges” — 公司税 309 亿、反超 NIRC、盈余 64 亿；FY2025 NIRC 估算约 S$27.1B（增约 12.9%）。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25/02/18/pm-wong-singapores-fy2024-budget-surplus-hits-s6-4b-as-corporate-tax-revenue-surges/

  9. ELD, “2025 Parliamentary General Election Results” — PAP GE2025 得票 65.57%。https://www.eld.gov.sg/finalresults2025.html

  10. CNBC (2022-12-29), “Singapore is set to hike its goods and services tax in January. Here’s how it will work” — GST 2023-01 由 7% 升 8%、2024-01 升 9%；配套安心配套（Assurance Package）缓冲。https://www.cnbc.com/2022/12/29/gst-increase-singapore-to-raise-goods-and-services-tax-in-january.html

  11. CNBC (2022-12-29), “Singapore is set to hike its goods and services tax in January.” — 医疗卫生支出预计由约 S$11.3B 增至 2030 年约 S$27B（约 GDP 2.1%→近 3%）；老龄化为加税理由。https://www.cnbc.com/2022/12/29/gst-increase-singapore-to-raise-goods-and-services-tax-in-january.html

  12. NUS BizBeat, “Crucial to Secure Singapore’s Main Revenue Source, Given Little Leeway for More GST or Wealth Taxes” — 进一步加 GST/财富税回旋有限；新加坡无纯财富税，实施困难且不划算。https://bizbeat.nus.edu.sg/thought-leadership/article/crucial-to-secure-singapores-main-revenue-source-given-little-leeway-for-more-gst-or-wealth-taxes/

  13. MOF, “What are Singapore’s reserves?” — 不公开储备总额（战争储备金、防新元投机攻击、战略防御）；截至 2025-03-31 金管局官方外汇储备约 S$514B、淡马锡净组合值约 S$434B。https://www.mof.gov.sg/policies/reserves/what-are-singapores-reserves/

  14. Wikipedia, “GIC (sovereign wealth fund)” — GIC 全口径资产不披露，官方仅称“管理着远超 1000 亿美元”。https://en.wikipedia.org/wiki/GIC_(sovereign_wealth_fund)

  15. Pritam Singh, “Speech on Reserves” (Workers’ Party) — 议员需对动用过去储备投票却不知动用后余额；主张不应排除动用超过 50% 的 NIRC；援引 IPS 研究称若回报清晰可衡量，公众支持用到 60%。https://www.wp.sg/parliament/speech-on-reserves-by-lo-pritam-singh

  16. The Independent (2026), “Budget 2026: S’poreans agree with Pritam Singh’s call for greater transparency” — 主张为前进新加坡（约 S$40B）、RIE2030（约 S$37B）等提供可追踪“成绩单”。https://theindependent.sg/budget-2026-s-poreans-agree-with-pritam-singh-s-call-for-greater-transparency/

  17. IPS / LKYSPP Working Paper 32, “Fiscal Management of Reserves in Singapore: An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Perspective” — 政府以代际公平拒绝提高 NIRC 上限：今天多花将减少未来储备、或致更高未来税；50% 上限维持纪律、令储备随经济增长。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ips-working-paper-32_fiscal-management-of-reserves-in-singapore-an-intergenerational-equity-perspective_270918.pdf

  18. The Online Citizen (2025-12-06), “Temasek and GIC underperform peers, raising questions on China strategy and future direction” — 2025 淡马锡/GIC 跑输同行，引发对其对华策略与未来方向的质疑。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25/12/06/temasek-and-gic-underperform-peers-raising-questions-on-china-strategy-and-future-direction/

  19. MOF, “Replenishing Reserves Drawn During COVID-19 Crisis and Impact on Taxes Imposed on Singaporeans” — FY2020–FY2022 约动用 S$40B 过去储备（2020-04 哈莉玛总统批准上限近 S$21B），第二把钥匙程序下进行，事后补回。https://www.mof.gov.sg/news-resources/newsroom/replenishing-reserves-drawn-during-covid-19-crisis-and-impact-on-taxes-imposed-on-singaporeans/

  20. Bloomberg (2026-02-26), “Singapore’s Fertility Rate Falls to Fresh Low as Population Ages” — 2025 TFR 0.87 创新低；老龄化加剧。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6-02-26/singapore-s-fertility-rate-falls-to-fresh-low-as-population-ages

  21. The Diplomat (2026-03), “Singapore to Ramp Up Immigration as Birth Rate Hits New Low” — 计划每年新增约 25k–30k 新公民；65+ 占比超两成。https://thediplomat.com/2026/03/singapore-to-ramp-up-immigration-as-birth-rate-hits-new-low/

  22. MOF (2025-10-14), “Trends for Singapore’s Tax Sources and Strategies to Ensure Long-term Tax Revenue Sustainability” — 超过七成政府收入来自税收，NIRC 约占年度预算五分之一；公司税与 GST 为最大税源，但公司税“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https://www.mof.gov.sg/news-resources/newsroom/trends-for-singapores-tax-sources-and-strategies-to-ensure-long-term-tax-revenue-sustain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