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把那个最锋利的事实摆在最前面：在印度，曾经有人因为认证失败而饿死。

最为人所知的，是 2017 年 9 月发生在贾坎德邦辛姆德加县的一起。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因为家里的口粮卡没能和 Aadhaar 绑定而被注销，全家失去了领取补贴粮食的资格；据报道，这个女孩在去世前已经断粮近八天1。同年 10 月，同在贾坎德邦的德奥加尔县，一位六十岁的阿迪瓦西（原住民）老人，因为生物识别认证失败、连续两个月被拒发口粮后去世2。

这些个案的因果，需要被精确地表述。一个人的死亡，往往是贫困、疾病、行政失能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把它单一地归因于“Aadhaar 杀了人”，既不准确，也不公正。但反过来，把这些死亡和认证失败之间的关联完全否认，同样是不诚实的。更稳妥的说法是：这些案例中，Aadhaar 关联的认证失败或口粮卡注销，是导致他们失去基本生存保障的直接环节之一。“权利的粮食运动”（Right to Food Campaign）对 2015 到 2018 年间的五十七起饿死案例做了调查，发现其中至少十九起与 Aadhaar 相关的问题有关，至少十三起是直接因为认证失败或缺少 Aadhaar 而被拒发口粮或养老金3。

二

要理解这些死亡是怎么发生的，得理解一个技术性的失败是如何变成一个生存性的灾难的。

机制是这样的：当一个邦决定把领取补贴粮食的资格和 Aadhaar 认证强制绑定，那么领粮食的那一刻，受益人就必须在配给点的设备上完成一次生物识别——通常是按指纹。如果这次认证失败，系统就拒绝发粮。而认证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指纹被磨平；老人的指纹和虹膜随年龄退化；配给点的网络信号不稳，连不上中央数据库；或者数据库里登记的信息和现实对不上。

这些失败率有多高？据引用过的预算文件，在贾坎德邦，生物识别认证的失败率一度高达约百分之四十九4。差不多每两次就有一次失败。对一个城市中产来说，认证失败只是个麻烦，重试一次或者换个方式就行；但对一个住在偏远村庄、靠每月那点补贴粮食活命、又没有其他申诉渠道的穷人来说，认证失败意味着这个月没饭吃。同一个技术故障，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后果天差地别。系统的失败不是随机分布的，它精确地、系统性地落在了最没有能力承受它的那群人身上。

三

更结构性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口粮卡注销。

在推行 Aadhaar 绑定的过程中，那些没能及时完成绑定的口粮卡，被大批量地注销。仅在贾坎德邦，那一年就有约一百一十万张口粮卡因为未与 Aadhaar 关联而被注销5。官方的逻辑是：这些注销掉的卡，是冒领的、重复的、虚假的“幽灵卡”，注销它们正是 DBT 节省财政的来源。

但这里就回到了前面讲 DBT 时埋下的那个问题：这一百一十万张被注销的卡里，有多少是真的幽灵，有多少是真实存在、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完成绑定的人？一个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劳动者、一个住在没有网络覆盖村庄里的家庭——他们的卡被注销，不是因为他们是幽灵，而是因为他们没能跨过那道技术门槛。把他们统统算作“省下的钱”，是把排斥伪装成了效率。前面那个十一岁女孩家的卡，就是这一百一十万分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省下 X 万亿”这个数字必须打上引号。它的分子里，混入了真实的人被排除后省下的“成本”；而这些被排除的人，恰恰是这套基建最初宣称要服务的那些人。一套为穷人设计的系统，在执行中把一部分最穷的人挤了出去，再把挤出去省下的钱，记成了自己的功绩。

这里还有一层更隐蔽的不公平，值得专门点出。生物识别的失败，不是在人群里均匀分布的——它系统性地偏向那些本就最脆弱的人。指纹磨损，最严重的是常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也就是最穷的那一批；虹膜退化，最严重的是老人；网络信号最差的地方，是最偏远、最贫困的村庄。也就是说，认证失败的概率，和一个人的贫困程度、年龄、地理边缘程度高度正相关。这套系统在技术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它的失败却精确地、不成比例地砸在那些最经不起砸的人头上。一个为穷人设计的普惠系统，它的故障恰恰最常发生在最穷的人身上——这不是一个可以靠“优化算法”解决的技术问题，而是生物识别这种认证方式与贫困、衰老、劳损之间，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的不兼容。

还要看到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残酷。在纸质时代，一个人即使没有完美的证件，也还有人情、有熟人社会、有基层办事员的酌情空间——配给点的人认识你，知道你家什么情况，会通融。而当认证被交给一台机器、一个中央数据库，这种酌情的空间就被抹掉了。机器说“认证失败”，就是失败，没有商量，也没有一个能看着你的眼睛、知道你快饿死了的人来网开一面。数字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抽走了系统里那一点点本可以救命的人情弹性。把这一点和“省下万亿”的叙事放在一起，残酷之处就清楚了：被抹掉的人情弹性，在账面上恰恰表现为“减少了漏损”。

四

面对这些，需要做两个方向上的克制，两个都不能省。

第一个克制，是不要否认。这套基建的支持者有一种倾向，把这些死亡说成是地方执行不力、是个别意外、是任何大系统都难免的边缘成本，从而把问题从“系统设计”转移到“个别失误”。但当失败率高达一半、当注销以百万计、当饿死的案例在同一个邦反复出现，这就不再是边缘的意外，而是系统性的特征。否认这一点，是对那些死去的人的二次抹除。

第二个克制，是不要夸大。把 Aadhaar 描述成一台蓄意杀人的机器，同样是不诚实的。这套系统的设计初衷不是要饿死谁，它的大规模普惠效果也是真实的。这些死亡，是一套追求效率的系统，在缺乏足够的失败兜底机制、又被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强制绑定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的代价。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恶意，而在于这套系统在设计时，把“认证失败”当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技术误差，而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可能致命的、需要无条件兜底的生存风险。

真正该追问的是：当一个系统明知道认证会以一半的概率失败、明知道失败会落在最脆弱的人身上，它为什么没有一个“认证失败也绝不让人饿死”的强制兜底？答案藏在那个被反复颂扬的效率叙事里——兜底意味着漏损，意味着“省下的钱”变少，而省钱正是这套系统最重要的政治卖点。于是在效率和兜底之间，系统一次次选择了效率。这不是恶意，是一种被激励结构塑造出来的、对边缘人群苦难的系统性钝感。

五

这一章不打算给出一个煽情的结尾，因为这些人的处境，配不上一个被修饰过的结论。

只把事实留在这里：一套被国际机构称赞、被两个对立政党共同维护、被视为全球南方样板的基础设施，它的运转，在最末端，是以一部分最穷、最老、最边缘的人被挡在生存线之外为代价的。这个代价，大部分时候是不可见的——它不出现在交易量的图表里，不出现在“省下万亿”的通稿里，只在偶尔有记者或民间组织追下去时，才以一个具体的名字、一个具体的死亡浮现出来。

至于这些案例之外，到底有多少人在更安静地承受着排斥——多少人放弃了申诉，多少人在系统的拒绝面前默默退回了贫困——这是公开数据无法回答的。UIDAI 至今拒绝公开认证失败的具体数字6。信息差本身，就是这套治理结构的一部分：看不见的失败，比看得见的失败更安全——对系统而言，但不是对人而言。这恰恰是为什么“认证失败的人”这一章，必须被写下来。

参考文献

  1. Scroll.in，贾坎德邦 Simdega 县 11 岁女孩因口粮卡未与 Aadhaar 绑定被注销、断粮近八天后饿死的报道（2017 年）。scroll.in（访问于 2026-06）。

  2. 贾坎德邦 Deoghar 县 60 岁阿迪瓦西老人因生物识别失败被拒粮两月后去世，见 Business Standard 调查报道（2018 年）。business-standard.com（访问于 2026-06）。

  3. “权利的粮食运动”（Right to Food Campaign）对 2015–2018 年 57 起饿死案例的调查，至少 19 起涉 Aadhaar 相关问题、至少 13 起直接因认证失败或缺少 Aadhaar 被拒粮拒养老金，见 Business Standard 与 Scroll.in 综合报道。business-standard.com（访问于 2026-06）。

  4. 贾坎德邦生物识别认证失败率一度约 49%（引自预算文件），见 Business Standard 报道。business-standard.com（访问于 2026-06）。

  5. 贾坎德邦约 110 万张口粮卡因未与 Aadhaar 关联被注销，见 The Wire 与 Business Standard 报道。m.thewire.in（访问于 2026-06）。

  6. UIDAI 拒绝公开认证失败具体数字，及对“更诚实地承认、记录、检视排斥”的呼吁，见 MIT Technology Review（2026 年 1 月，引 Internet Freedom Foundation 的 Apar Gupta）。technologyreview.com（访问于 20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