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从一个数量级讲起。中央组织部所统辖的干部系统，覆盖的是一个超过一亿党员的政党：截至2024年底，中共党员总数为1.0027亿。它名义上经管的党政干部约60万人。可是真正由党中央直接任免、文件意义上握在中组部手里的，只有大约5000个最高层级的领导职位。1一亿、六十万、五千，三个数字之间的落差，正是这套制度的精巧所在：党不必亲自去管一亿人，它只要牢牢攥住那几千个位子的人事权，整座金字塔的顶端就尽在掌握。

这几千个位子的清单，学界给了它一个借自俄语的名字：nomenklatura。约翰·伯恩斯（John P. Burns）在1987年那篇至今仍是英文世界绕不开的研究里下过断语，称这套制度“arguably the major instrument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over contemporary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可以说是共产党控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机构的主要工具。2这句话分量很重。它把一份看似枯燥的人事表格，抬到了与军队、宣传机器并列的地位。

为什么一份名单能有这样的分量？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最根本的难题。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没有办法亲自去经营一个大陆规模的国家：它不可能替每一家国企决定生产，也不可能坐到每一所大学、每一个地市的办公室里去拍板日常事务。但它可以做一件更省力、也更要害的事，那就是决定谁去当这些机构的一把手。控制了“谁能当官”，就等于在不直接经营任何一摊业务的前提下，把所有这些机构的方向盘攥在了手里。这份清单就是“谁能当官”这件事被写下来、可核查、可执行的载体。

官方对这套机器的运作守口如瓶，唯一一次较成规模的对外介绍，是2014年几家党媒对中组部的“揭秘”。那组报道里出现了一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口径：全国约有“5000多名中央管理干部”。3这个数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至今没有被更新过，党中央从未公布过这份名单本身，于是2014年这个半官方的“约5000多名”，成了外界能拿到的、最接近权威的承重数字。后面会看到，连这个数字也需要小心拆解：5000说的是“位子”，还是“人”？两者并不相等。

这一章接下来要做的，是把这张没人见过全貌的清单，从它的定义、结构、历史改动、与编制的区别、功能分工，一直追到它的苏联母本，再回到今天名单上究竟是哪些人。能讲清楚的部分会讲到底；讲不清楚的部分，比如当代名称表的逐条内容，会如实标出那是一片盲区。

二

要拆这张清单，先得知道“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五个字到底指什么。

伯恩斯给过一个被后来者一再援引的定义。1987年那篇文章的第36页写道：nomenklatura 制度“consists of lists of leading positions over which party committees exercise the power of appointment, lists of reserve cadre for the available positions, and the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for making the appropriate personnel changes”。2拆开来，这套制度由三样东西组成：第一，一份份领导职位的清单，党委对这些职位握有任命权；第二，与这些职位相配的后备干部清单；第三，做出相应人事变动所依托的机构与程序。职位、后备、程序，三者缺一不可。光有一张职位表而没有后备人选，名单就成了空账；光有名单和人选而没有一套审查、酝酿、批准的程序，任命就无从落地。

这个洋名字落到中文里，对应的术语是固定的。康奈大学出身的丹麦学者柯雷（Kjeld Erik Brødsgaard）在2002年那篇校正性质的长文里点明：“The Chinese concept for nomenklatura is zhiwu mingcheng biao (job title list)”——中文里与 nomenklatura 对应的概念就是“职务名称表”。4词根的含义可以追到更早。加拿大学者哈拉西米夫（Bohdan Harasymiw）在1969年研究苏联干部录用制度时给出的原始定义是：a list of positions, arranged in order of seniority, includ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duties of each office——一份按资历高低排列、并附有各职务职责说明的职位清单。5伯恩斯与柯雷在各自的脚注里都援引了哈拉西米夫这句话作为词源。所以“职务名称表”不是泛指任何一张干部花名册，它是一份带等级、带职责描述、专门圈定“哪些位子归上级党委任免”的目录。

这套东西在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有。按照党媒自己梳理的脉络，“党管干部”作为一种主张，最早由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作为一个正式党内术语，到1953年4月20日才头一回写进中组部的党内文件；作为一条被明确确立的“原则”，则要等到1983年的干部制度改革。6毛泽东1938年那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把干部抬到了“决定的因素”的高度，要求党学会爱护干部、善于使用干部，这是这条原则在党内最早的源头。7而把这条原则落成具体名单的关键一步，发生在1955年：那一年党中央颁布了第一份《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按照当时的规则管到司局级。2伯恩斯的判断是，到1955年，一套仿照苏联的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从1955年到今天，名单的范围几经扩缩，等级几经调整，但“职位＋后备＋程序”这个三件套的骨架始终没变。

值得补一句的是，1980年代那批被翻译、注释、整理出来的实际名单，并非凭空想象。伯恩斯1989年主编的那部资料集，把1979年至1984年间党控制领导人选的若干真实文件译成英文公开出版，外界才得以隔着一层看见这张表的局部纹路。8名单本体不公开，研究者能做的，是把流出的、过期的、被引用的碎片拼起来，复原它的结构。这一章后面所有关于“它长什么样”的描述，凭借的都是这种拼图式的复原，而非任何一份现行清单的原文。

三

把镜头推近一层，会发现1984年以后的中央名单其实由两张并行的表组成。这是整套机制里最容易被忽略、却最要害的设计。

伯恩斯在1987年文章第39到40页把这两张表点得很清楚。第一张叫《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是“管理表”，也可以叫主管表。它上面是全国最高层级的大约5000个职位。它的机制只有一句话：在任何干部被任命到、或被免去这些职位之前，党中央——通常通过中组部——必须事先批准。2没有这道事先的批准，任命无效。中央在这里扮演的是“事前的守门人”角色。一个省委书记要换人，一家中央部委的副部长要调整，动作发生之前，中组部的章必须先盖下去。

第二张叫《向中央备案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是“备案表”。它上面是数以万计的职位，多数恰好处在管理表所列那批要害岗位的下面一层。这张表的机制和第一张截然不同：地方党委可以自行任免这些位子上的人，但每一次变动都必须向党中央报告备案。2中央不在事前批准它们，而是在事后被告知，并据此审核。柯雷在2002年文章的脚注里印证了这套双名单结构，并补充说，第二张“向中央备案”的表把党的控制延伸进了第一张表所列的许多机构，也覆盖了经济企业和服务性单位；他把两张表的出处都系在中组部1990年5月10日那份修订通知上。4

两张表的区别，落到操作上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管理表是“任免须批准”，备案表是“任免须报告”。前者是闸门，后者是探照灯。而备案表的监督牙齿，藏在一个不起眼的程序里。伯恩斯记下了它：每半年一次，各党的单位必须就这些备案职位上的干部，向中组部报送一份报告，一式10份；同时向任何共同负责管理该职位的中央部门各报2份。2这套“六月一报”的设计，等于让中央的视线，在它实际握有任免权的那一层之下，又往下多看了整整一级。它批准的是上面一层，它盯着的是下面两层。

在这套双名单之上，1984年改革之前还有一层更细的内部分级。因为中央直管的那一批职位实在太多，党中央把它们分了甲乙两等。伯恩斯记录道：甲类职位——比如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驻外大使、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各省的党委书记和常委、省长和副省长——在1980年10月之后，需经相关的“党中央领导干部”或分管副总理批准；其余较低层级的职位列为乙类。2分级的逻辑很务实：不是所有名单上的位子都同等要害，越靠近权力顶端，签字的层级就越高。

四

这套两张表、甲乙分级的格局，是1984年那场改革的产物。要看清这场改革改了什么，得先回到它之前的状态。

1984年以前，名单遵循的规则叫“下管两级”。伯恩斯的描述是：nomenklatura 制度起步于1950年代初，到1955年已建成一套仿苏体系；党委对高级人事的任免、调动握有正式权力，范围向行政层级“两级”之下延伸——北京的党中央不只批准中央一级领导干部的人事变动，还要批准省一级和地区一级高级官员的人事变动。2具体说，北京的否决权越过省，一直伸进地区（地市）这一层。后果是中央直管的名单被撑得很大，达到约13000个职位，批准本身也退化成了走过场。伯恩斯注意到，省级党委渐渐把这道批准程序“视为纯粹的形式”。管得太宽，反而管不动。

改革的动议出现在1983年7月的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组部在会上提出一份方案，要把党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人数“从13000减到7000”。2方案在1984年8月落实。落实的方式有两步。第一步，把此前由党中央控制的职位中约三分之二，下放给省级党委、以及中央各部委办的党组。第二步，也是更关键的一步，把各级党委的管理权限收紧到只管“一级”之下的职位。这就是“下管一级”：从此每一级党委只任免紧挨着它下面那一层。中央管省（以及行政级别相当于省的中央部委、央企），省管地市，地市管县，县管乡镇。每一个位子的任免权，恰好落在它上面一级的党委手里，不多一级，不少一级。

这场改革的精明，在于它表面像放权，实质是为了管得更牢。伯恩斯一语道破：这次改革“并没有减少 nomenklatura 的总规模，而是把对许多职位的权力，重新分配给了更低层级的党委和党组”。2中央交出去的是“够得着的范围”，换回来的是“管得动的控制”，也就是一份它真正盯得过来的名单。同样以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单位为例，它列入中央名单的职位，在改革后下降了至少87%。中央直管的数字，从13000一路收缩到伯恩斯本人统计的、1984年管理表上约5000个职位。

有一处加法逆着这股收缩的潮流。1984年的名单里，新添了散布在中央各机关的纪检组负责人。2这是日后那套反腐机器在结构上的一次早期预演：把管纪律的人，也纳入党中央直接任免的范围。

这里要把几个数字摆清楚，全部锚定在伯恩斯1987年的文本上。13000，是1983年“下管两级”时代中央直管的干部数。7000，是1983年方案打算保留的数。约4290，是按“三分之二被下放”严格折算出来的、改革后中央干部的一个估值（即13000的三分之一）。约5000，则是伯恩斯本人对1984年管理表上职位数的统计。24290与5000之间为什么会有出入？伯恩斯自己点破了关窍：因为有些干部身兼数职——同一个人既可能是某部的副部长，又可能是该部党组的书记——所以中央管理的“职位”数，本就应当多于填充这些职位的“人”数。算位子，约5000；算人头，要少一些。这个“位子多于人”的区分，是后面解开“到底有多少中管干部”这道题的钥匙。

这套收紧并非一锤定音。1989年之后，最高层判断1980年代的下放“走得太远了”。伯恩斯在1994年的研究里追踪了这次回摆：1990年5月10日，中组部重新颁发了一份修订过的《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9他估计1990年的中央名单约有4100个领导职位，比1984年的约5000还要少一些，并伴有三处标志性的改动：顾问类职位被整个删去；约55家经济企业由中央下放给地方；与此同时还有真正“再集中”的一招，党对媒体人事的控制被扩大，从1990年9月起，相关任命须由组织部门与宣传部门联合考察。9放与收并不矛盾。1984年的下放是为了能管得动，1990年的上收是因为判断管得松了。同一套制度，在“够得着”与“管得牢”这两端之间来回校准，每一次调整都朝着同一个目标：让中央对关键人事的控制，既不至于撑破，也不至于失手。

五

讲到这里，必须处理一个在中国研究里被混淆得最久的概念对子：名单（nomenklatura）和编制（bianzhi）。柯雷2002年那篇文章，存在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把这两者掰开。

柯雷给的区分干净利落。他在第363到364页写道：编制制度“appears to encompass millions of state-salaried employees”——似乎涵盖了数以百万计的国家工资雇员；而 nomenklatura“only include cadres in leadership positions”——只包括从中央党政领导到地方乡镇领导的“领导职位上的干部”。他又补一句：编制指的是一个党政机关、一个事业单位或一个企业里“经核定的人员数额（即设定的岗位数）”，它覆盖一个单位里所有受雇者；而 nomenklatura 只列出其中最重要的那些职位。4用一句话提炼这两者的分工：编制问的不是“谁来填这个位子”，而是“这个单位准许设多少个位子”；名单问的，才是“这些位子里，哪几个由上一级党委保留任免权”。

柯雷给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他写道：北京大学在教育系统的编制上有好几千人，但只有校长和党委书记两人，会被列进党中央的 nomenklatura。4编制是这所大学整个机构的人头额度，足有几千个；名单是党在这所大学顶端保留亲自任免权的那两个职位。一所大学如此，一个部、一个省、一家国企，莫不如此。编制以万计、十万计，名单以个计、十计。

两个体量也对得上这种悬殊。按柯雷的表，国家单位编制上的人数，从1978年的1472万，升到1988年的2538万，再到2000年的3413万这一“当时的峰值”；此外还有“军队和武警系统三百多万”。其中约三分之二在事业单位，约三分之一在党政机关。作为治理核心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从1978年的370万增长到2000年的972万，这一数字是“整个治理系统的核心”。编制上的人，对应着民间所说“吃皇粮”的群体；这个群体占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的约五十分之一，升到2000年的约三十八分之一，与明清两代约三千分之一、约九百分之一的比例相比，已是另一个量级。4三四千万的编制，对应的是几千个的名单。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拿编制的数字去想象党直接任免的范围：差了四个数量级。

把编制错当成 nomenklatura，按柯雷的说法，是这个领域反复犯的一桩“归类错误”。他在脚注里点了名：从舒尔曼（Franz Schurmann）那部奠基性的《意识形态与组织》10，到李鸿永（Hong Yung Lee）研究干部技术官僚化的专著11，再到郑世平（Shiping Zheng）论党国制度困境的著作12，几代研究者都曾在这两个概念之间滑动。4这桩错误之所以要紧，是因为一旦把名单的边界放大到编制那么宽，就会高估党直接经手的人事范围，也就看不清这套制度真正省力的地方：它管的从来是“顶端的几千个”，靠的是少而精的控制，而非多而泛的占有。

柯雷在2012年的综述里，把党的人事控制收束成三件相互咬合的工具：其一是编制（机构的人头与岗位布局），其二是 nomenklatura（对领导职位的任免权），其三是干部调动与档案制度。他在那里重申，由中组部控制的中央 nomenklatura 约有5000个顶层职位；并指出这套名单也是党控制国企的杠杆：约50余家最大的中央国企，其负责人享副部级，由中组部任免管理。1314编制划定有多少把椅子，名单决定顶上那几把由谁来坐，档案则提供了核验坐上去的人是否合格的依据。三者合起来，才是党管干部完整的操作面。

六

约5000个任免，党中央并不是从一根管子里走完的。事情被切成若干条功能性的“系统”，民间也叫“口”，每一口归口于一个牵头的党的机构，由它会同主管去考察本领域的人事。这套归口管理，是名单之外的另一根承重柱。

它的源头可以定在1953年。1953年秋的第二届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催生了同年11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确立了“分部分级管理”，即按类别、再按层级分头管理，这套办法正是“归口”的直系祖先。这份决定把全部干部分成九类，每一类归一个对口的党的部门管理，明白无误地仿照苏联模式。1516这九类是：军队干部；文教工作干部；计划工业工作干部；财政贸易工作干部；交通运输工作干部；农林水利工作干部；统战及民族宗教方面的代表人物；政法工作干部；党群工作干部。每一类对应一个口，每一个口对应一个管它的党的部门。

与此并行的，是周恩来在1953年对国务院工作的重新编组。政府事务被归进几个大“口”：计划、财贸、工交、文教、政法、农林、外事；而党群与组织一条线，由党委直接抓。17这套以“口”划界的格子，构成了至今仍在组织中国治理的那张网。人事并非漫无边际地报到中组部一处，而要先沿着各自的口归拢，由对口的党的机构会同考察，再汇入名单的批准程序。

这张1953年画下的格子，大体仍能映到今天的领导小组与委员会架构上，这里只能说“大体对应”，因为口与机构的对应关系几经改名重组，并非一一锁死。党群、组织一口，归党委自身，经由组织部、统战部，人事更直接握在书记与副书记手里。政法一口，归政法委，管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国家安全与维稳；这一口的组织史血脉，可以一直追到1953年那个“政法工作干部”的类别。15宣传、文教一口，归宣传部，管媒体、教育、文化与院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90年以后媒体人事要由组织与宣传两家联合考察。财贸、工交所合成的经济一口，今天经由中央财经委员会与国务院经济线协调，国企人事则归口于中组部加上国资委党委。外事一口，归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农业一口，归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那条线。15

归口之上，还叠着一层“双重管理”。一个职位，可能同时压在一条垂直的系统或部门线（俗称“条”）和一条属地的党委线（俗称“块”）之下，两条线共同握有任免权，这就是经典的“条块”关系。对口管理的意思，是每一级的功能部门，去管它下面一级的对口部门。归口把约5000个任免按领域分了流，双重管理则让其中许多职位同时受两条线节制。名单解决“谁有权任免”，归口解决“沿哪条线去考察、报批”，两者合起来，才让这台机器在一个大陆规模的党政军群体系里转得起来。

七

这套制度，从名字到结构，都是一次有据可查的移植。它的母本在苏联。伯恩斯说过，到1955年中国已建成“一套仿苏体系”；柯雷也写道，人们普遍相信，中共发展出的这套制度是“仿照苏联范例”而来。24要理解中国这张名单，得回头看俄国的原版。

先看这个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源自拉丁文，本义是“名称的清单”。在苏联的用法里，按哈拉西米夫的定义，它是“一份按资历排列、附有各职务职责说明的职位清单”；它的政治分量来自一点——党的 nomenklatura，且唯有它，囊括了社会一切有组织活动中最重要的领导职位。5这个定义，和它日后在中国的化身，几乎是同一句话。

再看它的官僚起源。这套制度脱胎于俄共（布）中央1919年设立的“记录分配部”（Уч сно-рас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й отдел，简称 Uchraspred），到1923年前后定型。181923年4月的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在斯大林的推动下，中央被要求在经济、合作社与地方政府各领域挑选干部；一个由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牵头的委员会起草了那份“关于任命”的决议，于1923年底经中央组织局（Orgburo）通过。19任命的控制权，就此走经中央书记处与组织局，以及那个记录分配部，这正是斯大林1922年起以总书记身份亲手搭建的那套机关。《乌克兰百科全书》的概括很直白：通过 nomenklatura，“斯大林控制了党，党控制了国家”。18政治社会学意义上对这一统治阶级的经典剖析，则见于沃斯连斯基那部《Nomenklatura：苏联的统治阶级》。20

最值得对照的，是苏联当年那两张名单，中国后来抄的正是这个样式。按《乌克兰百科全书》的记述，其一是“基本名单”（основн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列着“只能由党来填充的最重要的职位”，这就是中国“管理表”的直系对应；其二是一张“记录监督名单”（учётно-контрольная），列着“重要性较次、其填充只需经党批准的职位”，这就是中国“备案表”的对应；此外还有一份供晋升用的后备名单，对应中国的后备干部。18伯恩斯把这层平行说得很明白：两套制度都运行着主名单与次名单，改革之后也都把 nomenklatura 权限定在行政层级“下一级”。2三件套——主名单、次名单、后备——是从莫斯科一并搬来的。

规模上，两边却差着一个量级。哈拉西米夫估计，苏共中央一级的 nomenklatura 约有51000个职位，伯恩斯据此换算，约为1984年以后中国党中央职务名称表所覆盖职位数的十倍。2放到整个苏联，到1985年 nomenklatura 职位约有930万个，其中约200万列在党自己的名单上。18母本比仿本大得多。

仿本也并非全盘照搬，有两处中国特有的分岔，伯恩斯都记下了。其一，中国党中央的这张名单略去了军队，高级军职另有一份由中央军委维护的单独名单，而苏共中央的名单是把总参谋部和政治委员一类职位包含在内的。其二，苏联的名单还列入了经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中国的名单则不列。2党与军，在中国的名单结构里，从一开始就是两本账。

八

绕了一圈，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今天这张名单上，究竟是哪些人？

把2014年党媒那次“揭秘”和后续的解读拼起来，约5000名中管干部的构成大致是这样几块。在中央，是党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机关、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的正副职，以及部分部长助理、正厅级的高级职位。在地方，是全部31个省（区、市）、1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班子的正副职——党委书记、省长或市长、人大与政协的主要负责人、高级法院院长、检察长这一层。在国企，是约50余家副部级中央企业的正副负责人，覆盖国资委旗下的大型工业集团、主要国有银行与金融机构、关键文化企业。在高校，是31所中管高校（北大、清华等）的党委书记与校长，享副部级。此外，还有驻外大使一级的高级外交官、顶尖媒体与研究院所的负责人、以及武警系统的高级干部。21名单上的，是各条线、各层级金字塔的塔尖。

这里要把“5000”这个数字最后拆解一次，因为它同时被讲成约5000、约2000到3000，两种说法都在流传，而它们其实各算各的东西。第一个对象，是管理表上的“职位”数：约5000，这是伯恩斯1987年对位子的统计，也是柯雷2012年的口径。第二个对象，是真正坐在这些位子上的“人”数：要少于5000，因为干部常身兼数个上榜职位，伯恩斯按严格折算给出约4290，1994年那份1990年的名单约为4100个职位。第三个对象，是最窄义的“核心中管干部”头数，即大致副部级以上、剔除备案表外围的那一圈领导，这就是约2000到3000这个较低估值的来历。221三个对象、三个数字，谁都没错，错的是把它们混着用。最稳妥的当下表述只能是：党中央直接任免约五千个最高层级的领导职位，由数千名干部填充；而最新的权威官方口径，仍是2014年那句“约5000多名中央管理干部”。3党中央从未公布过这份名单，所以每一个总数都是估计，承重的锚点，无非是1980年代的文献记录加上2014年这句官方表述。

名单决定谁能坐上去，可坐上去的人是否合格，靠的是另一套数据底座，也就是档案。2018年11月起施行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是这套底座当前的规章；它配着一道“凡提四必”的程序：凡是提拔任用干部，干部档案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必核、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必听、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必查。22而把一个人从酝酿到任命走完整套流程，依据的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民主推荐、考察、酝酿、由党委或党组讨论决定、最后任免。23名单圈定范围，档案提供凭据，条例规定程序，三者环环相扣，到第03期会专门拆这套“谁升谁降”的程序。顺带一提，1993年起逐步建立、2018年再修订的公务员制度，是在党的干部控制旁边另起的一套，从未取而代之。24党管干部这条主线，始终压在公务员法这条副线之上；现行党章在总纲里把“党是领导一切的”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一并写定，正是这张名单在最高党内法规上的落款。25

最后必须如实交代这张名单的盲区。能讲到这一步，凭的全是过期的、流出的、被学术著作引用过的文献碎片。当代的职务名称表本身——它现在到底列了哪些职位、删了哪些、加了哪些、每一类的边界划在哪里——从未公开。外界对它逐条内容的可靠追踪，基本止步于1990年代：伯恩斯1994年依据1990年5月那份通知做出的约4100职位的复原，是学界手里最后一份较成体系的“快照”。此后三十年，名单一定改过许多回，经济结构变了，机构几度合并拆分，新的领域不断被纳入，但这些改动的具体文本，外人看不到。所以本章给出的每一个当代数字，都该读作“基于公开证据的估计”，而不是从某份现行清单上抄下来的实数。换句话说，这张决定了谁来统治这个国家的名单，它最新的全貌，恰恰是这套制度里最严实的一片空白。

名单管的是“哪些位子归党任免”。下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在这些位子上，一个干部究竟是怎么被一步步选上来的，凭的是政绩，还是别的什么？这是第03期要追的事。

参考文献

  1. “解密中组部”，《环球人物》经人民网刊载，http://paper.people.com.cn/hqrw/html/2014-09/16/content_1498090.htm ，2014年9月16日。

  2. John P. Burns，“China’s Nomenklatura System”，《Problems of Communism》第36卷第5期（1987年9—10月），第36—51页，香港大学公共行政学系藏全文PDF，https://ppa.hku.hk/wp-content/uploads/2025/02/ProfBurns_problemsOfCommunism-1.pdf ，1987年。

  3. “揭秘中组部：考察一名正部级干部人选约谈上百人”，新华社经搜狐转载，https://news.sohu.com/20140905/n404082325.shtml ，2014年9月5日。

  4. Kjeld Erik Brødsgaard，“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Bianzhi System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第170期（2002年6月），第361—386页，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图书馆藏PDF，https://library.fes.de/libalt/journals/swetsfulltext/13825401.pdf ，2002年。

  5. Bohdan Harasymiw，“Nomenklatura: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Recruitment System”，《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2卷第4期（1969年12月），第493—512页，剑桥大学出版社PDF，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rvices/aop-cambridge-core/content/view/027489B827B7478F03255AF69EA0CAE4/S0008423900025440a.pdf ，1969年。

  6. “怎样理解党管干部”，《学习时报》经新华网刊载，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6/22/c_1126143926.htm ，2020年6月22日。

  7.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81014.htm ，1938年。

  8. John P. Burns（编），《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omenklatura System: A Documentary Study of Party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1979–1984》，M.E. Sharpe，书目页 https://www.routledge.com/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Nomenklatura-System/Burns/p/book/9780873325431 ，1989年。

  9. John P. Burns，“Strengthening Central CCP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The 1990 Nomenklatura”，《The China Quarterly》第138期（1994年），第458—491页，剑桥大学出版社PDF，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rvices/aop-cambridge-core/content/view/597D16560CAACB73EB019899B859D62B/S0305741000035840a.pdf ，1994年。

  10. 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互联网档案馆 https://archive.org/details/ideologyorganiza0000schu ，1968年。

  11. Hong Yung Lee，《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互联网档案馆 https://archive.org/details/fromrevolutionar0000leeh ，1991年。

  12. Shiping Zheng，《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书目页 https://www.cambridge.org/us/universitypress/subjects/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comparative-politics/party-vs-state-post-1949-china-institutional-dilemma ，1997年。

  13. Kjeld Erik Brødsgaard，“Cadre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the CPC”，《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第10卷第2期（2012年），第69—83页，Project MUSE，https://muse.jhu.edu/article/482925 ，2012年。

  14. Kjeld Erik Brødsgaard，“Cadre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the CPC”（同前文，DOI永久链接），https://doi.org/10.1353/chn.2012.0016 ，2012年。

  15. “党管政法思想的组织史生成（1949—1958）”，中国法学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http://iolaw.cssn.cn/yw/2013/201310/t20131008_4624011.shtml ，2013年。

  16. “试析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中央行政体制的调整”，《中共党史研究》经fx361刊载，https://www.fx361.com/page/2011/0129/17533450.shtml ，2011年。

  17. 侯欣一，“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形成及意义”，明德公法网（中国人民大学），http://calaw.ruc.edu.cn/xfyj/gjzd/db1f281983a04b00862e08b794cc478f.htm ，访问于2026年。

  18. “Nomenklatura”，Encyclopedia of Ukraine，https://www.encyclopediaofukraine.com/display.asp?linkpath=pages\N\O\NomenklaturaIT.htm ，访问于2026年。

  19.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cretariat, the Nomenklatura, and the Politics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the Soviet Order, 1921–1927”，《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第39卷第2期（2012年），Brill，https://brill.com/downloadpdf/journals/spsr/39/2/article-p166_3.xml ，2012年。

  20. Michael Voslensky，《Nomenklatura: The Soviet Ruling Class》，Doubleday，互联网档案馆 https://archive.org/details/nomenklaturasovi0000vosl ，1984年。

  21. “中管干部有哪些？大概有多少？”，腾讯新闻，https://news.qq.com/rain/a/20211208A0BIW200 ，2021年12月8日。

  22. 《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18-11/28/content_5344196.htm ，2018年11月28日。

  23.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9-03/17/content_5374555.htm ，2019年3月17日。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8年修订）》，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12/29/content_5353541.htm ，2018年12月29日。

  25.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二十大通过），新华社，http://www.news.cn/2022-10/26/c_1129079926.htm ，2022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