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台机器，不是一场失败

把美国的监狱称作“产业”，最初像是一种修辞。但当你把数字、合同、股价、判决书一项项排到一起，修辞就变成了字面意思。

这个国家关押着将近两百万人。按人口比例算，它长期是地球上把自己人关得最多的国家之一，是德国、法国这些同类富裕民主国家的五到八倍。这不是一句控诉，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事实：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是这个数量级，为什么是现在。

一个流行的答案是犯罪——美国人更暴力，所以监狱更满。但数据不支持这个答案。美国的监禁率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初，半个世纪几乎是一条平线；然后在此后四十年里翻了大约七倍。在同一段时间里，犯罪率先涨后落，并不与监禁同步——监狱继续填满的那些年，街头其实在变得更安全。把人关进去的，主要不是犯罪的潮汐，而是一系列可以指认的决定：法律怎么写，毒品怎么管，检察官手里握着多大的权力，一笔联邦拨款附带什么条件。

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把“监狱”这个词拆开。它不是一栋楼，而是一条链。链的上游是宪法里一句很少有人逐字读过的话、是一场被政治制造出来的“战争”、是一部以两位后来的总统命名的法案。链的中段是关押本身——联邦的、州的、地方看守所的、私营公司的、移民拘留的，每一格里关的人画像并不相同。链上还挂着一圈靠监狱吃饭的生意：向被关押者的家人按分钟收通话费的电信公司，在小卖部里把一支牙膏卖到12美元的供应商，把医疗合同做成“省钱就是利润”的承包商。链的下游，是刑满之后——一个出狱的人会发现，刑期结束并不等于惩罚结束，他可能不能投票、租不到房、找不到工作、还不清法院的费用，而这些处境本身，又把他一步步推回起点。

在这条链上，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受益，而且是不同的人。纳税人为私营监狱合同里“哪怕空着也得付钱”的床位买单；运营商赚走差价；一支私募基金同时握着监狱的小卖部、餐食和医疗，让差一点的伙食变成多一点的小卖部消费；靠“对犯罪强硬”赢得选票的政客收获政治资本；靠监狱维持就业的狱警工会维护着自己的岗位。没有谁需要坐在一间黑屋子里密谋。每个人只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合起来，就是一台没有总开关的机器。

所以这本书不打算替读者喊“这很可怕”。我相信，判断藏在结构里：把谁付钱、谁获利、谁承担风险、谁在什么时候进来又在什么时候出去，老老实实排出来，结论会自己浮现，而且比任何形容词都更难反驳。

我也想尽量诚实地处理这件事的复杂。这本书会认真讲一本叫《新种姓》（The New Jim Crow）的书——它把大规模监禁理解为一套沿着种族线运转的种姓制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我也会同样认真地讲它遭遇的批评：有学者指出它过于聚焦毒品而回避了暴力犯罪，过于聚焦黑人经验而抹去了阶级与其他族群，过于聚焦一个“自上而下的种族阴谋”而低估了当年黑人社区自己对严刑峻法的诉求。种族是理解这台机器的一把关键钥匙，但它不是唯一的那把锁。一本想被五年后的人还愿意读的书，不能只给一个让人舒服的答案。

需要先说清楚这本书的边界。它完全建立在公开可查的材料上——政府统计、上市公司财报、司法文书、监管文件、学术研究、严肃媒体的调查报道、非营利机构的数据。它不依赖任何无法复核的内部消息或现场访谈。这意味着它有它看不到的地方：私营监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移民拘留中心的真实条件，小卖部定价合同的细节，这些往往要靠诉讼才被掀开一角。凡是只能靠田野才能补强的判断，我都尽量用更弱的措辞标出来，并把“如果有人要继续往下挖，该去哪里挖”集中写在了全书最后的一节里。读者可以只读不动，读完之后，对这件事的理解应当不亚于一个刚入门的研究者。

最后一句关于语气。这本书里会出现很多具体的人——被关押者、他们的家人、狱警、承包商的高管、写法案的议员。我尽量把每一个都当作有处境、有逻辑、有局限的人来写，而不是论点的标本。不嘲笑，也不悲情。真实的同情，包含承认对方的选择、限制和代价。

那么，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到底关了多少人，为什么是这么多。

数字

一

先说总量。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日子里，美国各类监禁设施合计关押着大约190万到200万人。1这个数字把州监狱、联邦监狱、地方看守所、青少年拘留、移民拘留、军事监狱、territory 设施和一部分精神司法收容都算了进去，是一张完整的清单，而不是某一类设施的局部。

这个总量需要先校准一个常见的混淆。人们说“两百万”，有时指的是某一天在押的人，有时把缓刑、假释也算进去，于是又有了“五百多万”“七百多万”的说法。两者都对，只是回答的问题不同。前者回答“此刻有多少人被关在墙内”，后者回答“有多少人正被这套系统直接管着”。本章用“将近两百万”指的是前者——被实际关押、失去人身自由的人。这是一条相对干净的线，便于和别国比较，也便于看清增长的来源。

如果把范围放宽到所有受刑事司法系统直接管束的人，数字还要再大。截至2023年，处于某种矫正监管之下的总人口约为562万,其中约185万人正被关押，另外约377万人处在缓刑或假释这类社区监管之中。2也就是说，被铁门关住的人，只是这套系统触及的人群里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脚镣可以是电子的，门可以是一纸每月报到的命令。

把总量换算成比率，更便于和别处比较。计入看守所在内，美国的总监禁率长期在每十万人530到600上下浮动，不同口径给出的具体数字不同——这是分母选择的差异，而非彼此矛盾。3仅就州与联邦监狱而言，2023年的监禁率约为每十万居民360，比上一年略升。4无论用哪个口径，结论的方向一致：这是一个把相当高比例的人口持续关押的国家。

这里需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好几个看起来不一样的数字。有人引用505，有人引用541，有人引用608。它们并不打架。差别来自两件事：一是分母——是按全部居民算，还是只按成年人算；二是分子——是只数州与联邦监狱里的人，还是把地方看守所、移民拘留、青少年设施也加进来。把成年人当分母、把所有设施当分子，得出的数字自然偏高；只算监狱、用全部人口做分母，数字就偏低。讨论监禁时，弄清对方说的是哪一个口径，往往比争论具体数值更重要。本章在引用每一个比率时，都会尽量交代它对应的范围，避免把不同的量装进同一个比较里。

还有一个容易被略过的细节：监禁率的分子是“某一天在押的人数”，是一张快照，而不是“一年里有多少人进过监所”。后者要大得多。仅地方看守所一年的收押就有约700万人次。也就是说，受这套系统直接触碰的人，比任何一天的在押数字都多出一个量级。快照看到的是水位，看不到水的流动。这一点，后面谈看守所时还会回到。

二

要理解这个比率意味着什么，需要把它放进国际坐标里。截至2025年9月的一份跨国统计，美国的总监禁率约为每十万人541，在全球各主权国家中排在第五位，前面是萨尔瓦多等少数几个国家。5排名会随各国政策起落而变动，但量级几十年来相当稳定。

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和同类国家的对照。德国的监禁率约为每十万人67，法国约109，英格兰与威尔士约146。6这些都是富裕的、有成熟法治的民主国家，犯罪结构与美国并非天差地别。把它们和美国摆在一起，美国的监禁率是它们的五到八倍。换一个角度感受这个倍数：如果美国把监禁率降到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水平，墙内的人数将减少到现在的约四分之一；降到德国的水平，则只剩下约八分之一。这不是空想的算术——它说明现在这个数量级，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维持秩序所必需”的下限，因为别的发达国家在更低的水平上同样维持着秩序。

还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比较。在美国内部，各州的监禁率差异极大，南方一些州远高于东北部一些州。但即便取美国监禁率最低的那个州，它的数字仍然高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7这意味着，美国的高监禁不是某几个州拉高了平均值的结果——它是一种贯穿全国、深入到每一个司法辖区的常态。

值得停一下的，是这种比较容易招来的一种反驳：是不是因为美国犯罪更多、更暴力，所以监狱才更满，因此跟德国、法国比并不公平？这个反驳听上去合理，但用它来解释五到八倍的差距并不成立。各富裕国家之间的犯罪率，尤其是非暴力犯罪，差距远没有监禁率那么悬殊；即便是凶杀这类各国统计口径较为一致的重罪，美国高于这些国家的倍数，也远小于它在监禁率上高出的倍数。换句话说，犯罪的差距解释不了监禁的差距。两国之间真正拉开距离的，是面对同样一桩行为时，把人关进去的概率有多大、关多久。这恰恰把问题推回到了政策本身——它将在下一节里成为整章的主线。

把视野再放回到“同类国家”这个限定上也有意义。拿美国去和战乱国家、威权国家比，意义不大，因为那些地方的关押逻辑和法治国家不同。真正有说服力的，是把它放在一组与它最像的国家中间：同样富裕，同样有独立法院，同样标榜个人自由。在这一组里，美国是显著的离群点。一个把个人自由写进立国文献的国家，在“关押自己人”这件事上，做得比它的同类多出几倍——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事实，而不是一句可以一笔带过的统计。

三

数字之所以能反驳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因为它有历史的纵深。

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从1925年到1972年，将近半个世纪，美国的监禁率几乎是一条平线，稳定在每十万人110上下。8这段平稳横跨了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繁荣与早期民权运动——社会动荡剧烈，关押的比例却没有大的起伏。

转折发生在1970年代之后。此后约四十年，监禁人数与监禁率持续攀升，到2008年前后达到顶点：监狱与看守所合计关押约231万人，总监禁率接近每十万人760。9与半个世纪前的平线相比，这是大约7倍的增长。一个国家在并不算长的时间里，把关押同胞的规模放大到了原来的7倍。

把这条曲线画在纸上，它的形状会让人记很久：左边是近五十年几乎贴着横轴的一条直线，右边是一道几乎垂直拔起的陡坡，两段之间没有平缓的过渡。半个世纪的稳定，被四十年的暴涨彻底压成了背景。如果监禁的水平真由某种深层的社会规律决定，它不该呈现这种形状——稳定太久，又上升太急。这种折线更像是规则在某个时点被改写的痕迹，而不是社会自然演化留下的轨迹。

这条曲线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尾部。它在2010年代缓慢下行了一段，又在2020年因新冠期间法院停摆而短暂下跌——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政策的作用：当审判这道工序被迫放慢，进入监狱的人就随之减少，与犯罪是否减少关系不大。然后，随着法院恢复运转，曲线又掉头向上。它对程序的敏感，远大于对犯罪的敏感。

这段增长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特征：它跨越了党派。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白宫几度易主，国会多次翻盘，监禁曲线却一路向上，几乎没有受到党派轮替的扰动。无论哪一方执政，“对犯罪强硬”都被当成不容退让的政治正确，加重刑罚的法案在两党之间往往是叠加而非互相抵消的。这条曲线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的平滑：它不像是某一届政府的一次性失误，更像是一套被长期共识固定下来的制度方向。

美国国家科学院在2014年那份关于监禁增长的权威报告里，专门处理了一个问题：这7倍是犯罪逼出来的吗？报告的回答是否定的。监禁的暴涨，与犯罪率的走势对不上。10

四

对不上的地方，值得说细一点。

如果监禁是犯罪的镜像，那么两条曲线应当同步起落。实际情况是：犯罪率在监禁开始飙升之前的若干年就已经上行，而当犯罪率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明显回落时，监禁人数非但没有跟着下降，反而继续填满。11监狱最满的那些年，正是街头逐渐变得更安全的那些年。两者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了很长一段路。

国家科学院的报告由此给出了它的核心判断：监禁规模的扩大，主要是刑事政策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犯罪行为变化的结果。12具体而言，是更多的行为被定为可入狱的罪、更多的被定罪者被判入狱而非其他处置、以及刑期被一再拉长——强制最低刑、累犯加重、对毒品犯罪的严厉化，这些都是写在法条里、握在检察官手里的决定。

把这一点说穿，整章的命题就立住了：让监狱填满的，是政策，不是犯罪。这并不否认犯罪是真实的、伤害是真实的、被害者的痛苦是真实的。它只是指出，在犯罪这个常量之外，关押多少人、关多久，是一组可以被改写、也确实被反复改写过的选择。

这里要小心不把话说过头。政策驱动，不等于犯罪与监禁毫无关系——更高的犯罪当然会推高监禁，被害者要求严惩也是正当的诉求。报告所说的，是程度问题：在解释这四十年的增长时，政策变量能解释的部分，远大于犯罪变量能解释的部分。同一桩盗窃、同一次毒品持有，在1965年和1995年，被起诉、被定罪、被判入狱、被判长刑的概率截然不同，而这种概率的变化，来自立法者和检察官的选择，不来自行为本身。

这个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改变了责任的落点。如果监狱的满，是犯罪的潮汐自然涨上来的，那么这件事更像天气，只能承受。如果它主要是政策一步步堆出来的，那么它就是有人做出的决定，而决定可以被追问、被归因、也可以被改回去。把因果链从“坏人变多了”改写成“规则改严了”，整本书后面要追踪的对象，就从抽象的犯罪率，变成了一连串具体的、有名有姓的决定。

五

总量之下，是结构。两百万人并非装在同一种设施里，不同的格子，关着画像很不一样的人。

联邦监狱局（BOP）的在押人数，截至2024年底约为15.7万，近年还在小幅下降。13它运营约120个设施，雇员约3.5万人，其中20多个设施关押女性。14联邦系统在整个监禁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块，却因为媒体关注度高，常被误当成美国监狱的代表。重大的金融犯罪、跨州贩毒、恐怖主义这类案件多在联邦审理，新闻里出现的也多是它们，于是公众对“美国监狱”的想象，往往被这块只占总量约一成的部分占据。真实的主体在别处。

真正关押了最多已决犯的，是各州的监狱，合计约105万人。15州监狱里的人，大多数是因暴力犯罪在押——约62%,而毒品犯罪和财产犯罪各约占13%。16这是一个关键的事实，后面会反复用到：州一级，也就是美国监狱人口的主体，关的主要是暴力犯罪。

这个分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顶住了一种讨论监禁时常见的简化。人们谈到“美国关了太多人”，脑子里浮现的常是因吸毒、偷窃这类非暴力小罪被长期关押的形象。这种形象在联邦系统、在某些个案里确实存在，但它不是州监狱这块主体的真实构成。承认这一点，并不削弱对过度监禁的批评——一个人被定为暴力犯罪，并不等于他就该被关到现在这么久，量刑过长本身就是政策问题。但它确实要求批评更精确：要缩减监禁，无法绕开“社会如何回应暴力”这个真正困难的问题，而这正是后面几章会反复绕回来的地方。

再往下是地方看守所，某一时点关押约65.7万人。17看守所的人数看似不如州监狱，但它的流动量惊人，一年的收押次数高达约700万人次——它是绝大多数人第一次接触这套系统的入口。

把这几格按“谁来管、关什么人”排在一起，画面会清楚很多。联邦系统由华盛顿统一运营，人数最少，却因为它管辖的罪名里毒品占比高，给了公众一个偏差的印象。州系统由各州自管，人数最多，关的主要是暴力重罪的已决犯，是“监狱里到底关着谁”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所在。看守所由县、市这一级运营，关的是短期羁押、审前等待、轻罪服刑和等待转送的人，流动极快。这三格的运营者不同、经费来源不同、关押逻辑也不同，把它们笼统称作“美国监狱”，会丢掉最关键的区别。后面还会出现第四格、第五格——私营运营的设施，以及移民拘留——它们不在传统的刑事监狱序列里，却同样关着人，而且正是当前增长的来源。

这种切分有一个直接的用处：它让“减少监禁”这件事从一句口号，变成可以分别下手的几个具体对象。想动州监狱的主体，绕不开暴力犯罪的量刑；想动看守所，要改的是保释和审前羁押；想动联邦的毒品案，要碰的是联邦量刑准则；想动移民拘留，要面对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法律授权。把它们摊开，是为了不让一个含混的总数，把本可以分别讨论的问题搅成一团。

六

看守所这一格，需要单独停一停，因为它关押的人在法律上的身份，和大多数人的直觉不同。

在地方看守所里，约70%的人尚未被定罪。18他们处在审前羁押状态，法律上仍被推定为无罪。把他们关在里面的，多数不是已经坐实的罪，而是付不出的那笔保释金——这是本章唯一一次用到这种对照，因为这里的对照本身就是事实。重罪保释金的中位数约为1万美元，而被收押者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19一个数字压在另一个数字上，留不出多少余地。

要体会这件事的分量，可以把它具体到一个人。一名被指控的人，等待开庭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久。如果他能凑出保释金，这几个月他照常上班、回家、接送孩子、维系着把生活托住的那些细线。如果他凑不出，这几个月他在看守所里度过：工作大概率丢了，租约可能断了，孩子由别人照看，而所有这些发生时，法律上他还是一个无罪的人。等到开庭，他面对的处境已经被羁押本身重塑过——研究反复发现，被审前羁押的人更可能接受认罪协议，哪怕只是为了早点出去。自由在这里被明码标价，而价格之外的代价，账单上并不写出来。

需要说清楚的是，审前羁押在制度上有它的正当理由：对有潜逃风险或对他人构成现实危险的被告，开庭前先行羁押是合理的安排。问题不在于这套制度是否该存在，而在于它实际筛选的标准。如果决定一个人开庭前是回家还是坐牢的，主要是他能否凑出那笔钱，那么它筛出的就未必是“危险的人”，更像是“没钱的人”——这两类人只有偶然的重叠。一个被指控轻罪、毫无危险的低收入者可能被关上几周，一个有能力的人即便面对更重的指控也能照常在外等待。

这意味着，看守所里关着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穷而无法赎回自由的人。同样一桩待审的指控，有钱的人可以回家等开庭，没钱的人只能在牢里等。看守所因此成了整套系统里流动性最强、也最贴近贫困的那一格：人来人往，一年700万人次的收押，多数停留不久，却足以在每个人的生活上划开一道口子。它不像州监狱那样关着长刑期的人，它关的是被生活的意外撞进来、又一时赎不出去的人。

把州监狱与看守所放在一起看，美国监禁的两个主体——暴力已决犯，与审前未决的贫困被告——就都浮现了出来。它们的成因不同，需要的解释也不同，却被同一个“两百万”笼统地装在了一起。把这两类人混为一谈，会让任何关于“该不该减少监禁”的讨论一开始就失焦：减少前者，要面对的是公共安全与量刑政策的硬问题；减少后者，很大程度上只需要重新设计保释与审前羁押的规则，而后者牵涉的人数并不小。一个粗糙的总数，掩盖了一个其实可以分别处理的结构。

七

谈数字，绕不开两个被广泛引用、却需要校准的说法。校准它们，并非出于挑剔；而是因为不准确的版本，反过来会削弱本来站得住的事实。

第一个是“美国占世界人口的5%,却关押了世界四分之一的囚犯”。这句口号流传极广，常被政治人物和倡导者挂在嘴边。逐一核对后，《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与 PolitiFact 都指出，更准确的数字是：美国约占世界人口的4.4%，关押了世界约22%的在押人口。20差距来自两头的取整与各国数据的不完整：世界监禁总数本身就难以精确统计，不少国家的数字偏低或缺失，分母一旦含糊，得出的占比就会被推高。即便用校准后的数字，那个不成比例的核心仍然成立：一个占世界人口二十几分之一的国家，关着全球五分之一强的被监禁者。把口号从四分之一改成五分之一强，损失的是一点修辞的冲击力，换来的是一个无法被轻易反驳的事实。

第二个误解更顽固：“监狱里大多数人是因为毒品被关的。”这个说法听上去顺理成章，却与数据相反。在约190万在押者中，因毒品犯罪在押的约为36万。21用监狱政策倡议组织的说法，每五个被关押的人里，约有四个是因为毒品以外的事被关进去的。22毒品主导监狱人口的图景，只在联邦系统里成立——联邦在押者中约46%因毒品犯罪在押。23但联邦系统本身只占全国监禁总量的不到一成，约8%。24把联邦的图景套到全国，是把一小格当成了整张拼图。

这两个误解之所以值得逐字校准，是因为关于美国监狱的争论，常常败在用了错的弹药。一句夸大的口号被对手轻易驳倒，连带着把背后真实的问题一起拖下水。一个倡导者若坚持说“大多数人是因毒品被关”，对方只需搬出州监狱里六成是暴力犯罪这个数字，整段论证就显得不可信了——哪怕他真正想说的那件事（量刑过重、毒品执法的种族偏差）其实站得住。准确的数字更难反驳，也更经得起放大。

这里还藏着一层更要紧的提醒。“大多数人因毒品入狱”这个误解，常被用来支撑一种乐观的改革设想：只要把毒品去罪化、放掉非暴力的毒品犯，监禁问题就能大半解决。数据不支持这种捷径。既然州监狱的主体是暴力犯罪，那么任何想实质性缩减监禁规模的努力，迟早都要正面面对“如何处置暴力犯罪”这个困难得多的问题，而不能停在最容易获得共识的那一类案件上。把误解纠正过来，目的不在泼冷水，而在让改革的目标对准真正承载着人数的那一格。一个建立在错误前提上的方案，省下的力气会在后面加倍还回来。

八

数字落在人身上的方式，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沿着种族的线条展开。

2023年，黑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4%,却占监狱人口的33%。25在刑期最长的那一端，这个比例更高：在服刑10年以上的人当中，黑人约占46%；在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人当中，约占55%。26若把所有有色人种合在一起，他们约占全部在押者的七成。

这种差距不是某几个州的局部现象。在美国的每一个州，黑人被监禁的比率都至少是白人的2倍,全国平均约在五到六倍之间。27“每一个州”这四个字值得加重。它意味着这并非南方的遗留，也非某一两个保守州的特例，而是一种从东北到西海岸、从蓝州到红州都能观察到的、稳定的不均匀。看守所一级同样如此：黑人的羁押率约为每十万人552,白人约为155。28

把差距换算成一生的概率，更让人停顿。对1981年出生的黑人男性，一生中入狱的风险估计约为三分之一。改革使这个数字有所下降——对2001年出生的黑人男性，估计约为五分之一。29下降是真实的，但即便是下降后的五分之一，仍意味着每五个黑人男孩里就有一个,在他出生的那一刻,统计上就背着一段尚未发生的牢狱。同一代人里，黑人男性入狱风险约为白人男性的四倍,拉丁裔约为两倍半。30这些是事实，本章只负责把它们摆清楚；至于这台机器为什么会沿着肤色分配它的产出，是后面的章节要回答的问题。需要预先说明的是，这种回答会很复杂，也会有争议。把种族差距完全归因于一个自上而下的、蓄意的种族计划，是一种解释；指出它同时掺杂着贫困、地理、警务部署密度、以及当年一些黑人社区自身对严刑峻法的诉求，是另一种解释。本书后面会同时认真对待这两种讲法，也会认真对待它们各自遭遇的批评。这一章不预判结论，只把它需要被解释的那个事实，原样钉在这里：差距是真实的，普遍的，可测量的，而且大到无法用偶然来打发。

把这组概率放进一间普通小学的教室里，它就不再是抽象的统计。按2001年出生那一代约五分之一的风险算，几个黑人男孩中，统计上就会有一个在未来的某天走进牢门——而这件事在他们识字之前，已经写在了表格里。把同一代人换成白人男孩，这个概率要低得多。数字落在哪些人身上、落得有多不均匀，到这里已经不需要任何形容词来强调。

九

种族不是唯一一条把人筛进监狱的线。还有两组人，他们在这个数字里的占比变化，同样揭示着政策的手。

一是女性。被关押的女性约有19万人，在总量里仍是少数，但增速值得注意：自1970年的约6000人算起，女性在押人数增长了约17倍，扩张的步伐大约是男性的2倍。36她们当中很大一部分关在地方看守所，多数尚未定罪，处境与前面讲过的审前贫困高度重叠。一个女性被羁押，背后往往牵着她照看的孩子——监禁的代价，从来不止落在被关的人身上。

二是老年人。55岁以上的在押者，在1993到2013这20年间增长了约400%，从约2.6万人升到约13万人。37到2022年前后，每六名在押者中约有一名属于这个年龄段，成为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38这并非因为犯罪在向老年人转移，而是早年那一轮长刑期判决的人，正在监狱里慢慢变老。一道几十年前签下的量刑决定，会以养老和医疗成本的形式，在几十年后回到这套系统的账本上。人口在牢里老去，是政策延时显影的又一张底片。

这两组人的存在说明，“两百万”并不是一团均质的数字。它由很多条不同的线分别筛出：种族、贫富、性别、年龄。每一条线，都对应着一组可以被指认的规则。把这些规则一条条找出来，是后面各章的工作。

十

最后，把镜头拉回当下，因为这个数字正在重新变大。

经过2010年代的缓慢下降，又经历了2020年新冠期间因法院停摆而出现的短暂回落，美国的监禁人数在近年重新上行。2022年和2023年，州与联邦监狱人口连续两年增长，各约2%，2023年有39个州的监狱人口在上升。31这一轮回升发生在犯罪率处于历史低位的背景下——又一次，关押的曲线和犯罪的曲线没有同向。32

而推动当前增长的，主要不在传统的监狱系统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拘留人数在2025到2026年间急剧上升，在两份年度统计之间增长约58%，达到约6.9万人,并在2026年1月中旬触及超过7.34万人的高点。33监狱政策倡议组织据此指出，移民拘留几乎吸收了当前大规模监禁的全部增量。34与此同时，联邦监狱局的在押人数仍在小幅收缩。35增长的来源换了一个口子，但增长本身回来了。

移民拘留有一个法律上的特点，使它特别值得留意。它在形式上不属于刑事惩罚，而属于行政羁押——被拘留的人，多数面对的并非刑事指控，而是一道决定是否驱逐出境的行政程序。这层定性带来一连串后果：刑事被告享有的一些程序保障，在这里并不当然适用；它的扩张不太需要经过国会的量刑立法，更多取决于行政分支的执法选择和预算投放。也正因如此，它能在短短一两年里成倍增长，速度远快于需要靠立法慢慢堆积的传统监禁。这恰好又印证了本章的命题：决定有多少人被关的，是一组可以被迅速改写的政策杠杆。当杠杆被推向移民这一格，墙内的人数就在那一格里迅速积起来，而别处其实还在缓慢下降。

把这两条线索叠在一起看——传统刑事监禁的缓慢回升，加上移民拘留的急剧膨胀——当前这个数字的形状就清楚了。它不是某种自然的反弹，也没有伴随犯罪的上行。它是一系列新近选择叠加出来的结果，而选择是有方向的。谁被这一轮增长装了进来，谁因此获得了合同、岗位与政治资本，正是本书接下来要逐格追踪的。

把这一章的几个数字并排放好，一条线索其实已经贯穿始终。半个世纪的平线接着四十年的陡坡，与犯罪反向而行的填满，跨党派的一致向上，因疫情停摆而下跌、又随法院复工而回升，最近这一轮被行政羁押推动的膨胀——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墙内有多少人，取决于一连串可以被书写、也确实被反复书写的规则。犯罪是这台机器的原料之一，但不是开动它的那只手。

这就是数字的现状：将近两百万人，重新上行，被一套不断被改写的政策决定着它的高度。把它看清楚之后，剩下的问题不再停在“有多少人”这一层；它变成了“为什么是这些人、由谁决定、谁因此获益”。这个数字并非某个失败的副产品。它是一台机器稳定运转时留下的产出。从下一章开始，这本书要做的，就是顺着这条线索，把这台机器一格一格拆开来看——从写在宪法里的那一句话，到挂在监狱外那一圈靠它吃饭的生意。数字已经摆在这里。接下来要找的，是开动它的那些手。

参考文献

1.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6，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美国各类设施合计在押约一百九十万至两百万人。链接 →

2.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23，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24——矫正监管总人口约562万，其中在押约185万、社区监管约377万。链接 →

3. States of Incarceration: The Global Context 2024，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4——美国总监禁率不同口径约531至608/100k，差异源自分母选择。链接 →

4. Prisoners in 2023 – Statistical Tables，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24——2023年州与联邦监禁率约每十万居民360，较上年略升。链接 →

5. Comparison of United States incarceration rate with other countries（World Prison Brief 数据），2025——美国总监禁率约541/100k，全球排名约第五，萨尔瓦多居首。链接 →

6. Incarceration Rates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The Sentencing Project——德国约67、法国约109、英格兰与威尔士约146/100k。链接 →

7. States of Incarceration: The Global Context 2024，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4——即便美国监禁率最低的州，仍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链接 →

8. Mass Incarceration Trends，The Sentencing Project，2026——1925至1972年监禁率长期平稳在约110/100k。链接 →

9. Mass Incarceration Trends，The Sentencing Project，2026——监狱与看守所合计约2008年达峰，约231万人、约762/100k。链接 →

10. The Growth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2014——监禁约七倍的增长与犯罪率走势不符。链接 →

11. The Growth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2014——犯罪率于1990年代至2000年代下降期间监禁仍持续上升。链接 →

12. The Growth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2014——监禁扩张主要由刑事政策变化驱动，而非犯罪行为变化。链接 →

13.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BOP 统计），2024——联邦在押约15.7万，截至2024年12月约157,504人，近年小幅下降。链接 →

14.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BOP 统计），2024——联邦监狱局运营约120个设施，雇员约3.5万人。链接 →

15.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6，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州监狱关押绝大多数已决犯，合计约105万人。链接 →

16.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6，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州监狱在押约62%为暴力犯罪，毒品与财产犯罪各约13%。链接 →

17. Jail Inmates in 2023 – Statistical Tables，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25——地方看守所某一时点关押约65.75万人，年收押约700万人次。链接 →

18. Updated jail data，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4——地方看守所约70%在押者尚未定罪，处于审前羁押。链接 →

19.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6，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重罪保释金中位数约1万美元，被收押者约三分之二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链接 →

20. Does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have five percent of world’s population and one quarter of the world’s prisoners?，Washington Post Fact Checker，2015——更准确为美国约占世界人口4.4%、在押人口约22%。链接 →

21.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6，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约190万在押者中因毒品犯罪在押约36万。链接 →

22.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6，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每五名在押者中约四名因毒品以外的事在押。链接 →

23. BOP Inmate Offenses，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联邦在押者约46%因毒品犯罪在押。链接 →

24.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6，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联邦系统约占全国监禁总量的8%。链接 →

25. One in Five: Ending Racial Inequity in Incarceration，The Sentencing Project，2024——黑人约占总人口14%、占监狱人口33%（2023）。链接 →

26. One in Five: Ending Racial Inequity in Incarceration，The Sentencing Project，2024——服刑10年以上者黑人约46%，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者约55%。链接 →

27. Updated race data by state，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3——每个州黑人监禁率至少为白人两倍，全国平均约5至6倍。链接 →

28. Updated race data by state，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3——看守所羁押率黑人约552/100k、白人约155/100k。链接 →

29. A Generational Shift in the Demography of Incarceration，Demography（Duke University Press），2023——黑人男性一生入狱风险由1981年出生者约1/3降至2001年出生者约1/5。链接 →

30. A Generational Shift in the Demography of Incarceration，Demography（Duke University Press），2023——2001年出生者黑人男性入狱风险约为白人男性4.1倍、拉丁裔约2.5倍。链接 →

31. Prisoners in 2023 – Statistical Tables，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24——2022、2023连续两年州与联邦监狱人口各约增长2%，2023年39个州上升。链接 →

32. America’s Incarceration Crossroads，The Sentencing Project，2025——监禁回升发生于犯罪率处历史低位之际。链接 →

33.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6，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ICE 拘留在2025至2026年间增长约58%至约6.9万人，2026年1月中旬逾7.34万人。链接 →

34.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6，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移民拘留几乎构成当前大规模监禁增长的全部来源。链接 →

35. Prisoners in 2023 – Statistical Tables，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24——联邦监狱局在押人数近年仍在小幅收缩。链接 →

36. Women’s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4，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4——被关押女性约19万，自1970年约6000人增长约17倍，扩张速度约为男性两倍。链接 →

37. Aging of the State Prison Population, 1993–2013，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16——55岁以上在押者二十年间增长约400%，由约2.63万升至约13.15万人。链接 →

38. America’s aging prison population is posing challenges for states，Stateline，2025——至2022年前后每六名在押者约一名为55岁以上，为增长最快群体之一。链接 →

例外条款

一

先把那行字原原本本地放在这里。1865年12月6日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第一节全文是这样的：

“在合众国境内或受其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与非自愿劳役都不得存在，作为对依法定罪之人的犯罪惩罚者除外。”（Neither slavery nor involuntary servitude, except as a punishment for crime whereof the party shall have been duly convicted, shall exis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place subject to their jurisdiction.）1

句子的主干是废除，从句是保留。“作为对犯罪惩罚者除外”——这十几个英文词，常被后来的人称作例外条款（the punishment clause），也有人直接叫它漏洞。2它的措辞并非凭空而来：早在1787年的《西北法令》里就有几乎相同的表述，议员们起草时是把一段现成的、看上去无害的旧文字搬了过来。3

值得停一下的，是这道缝当年几乎没有引起争论。修正案在国会辩论时，焦点几乎全在“是否废奴”“联邦权力边界”这些大问题上，那句惩罚例外几乎是顺势通过，没有谁站起来追问：当一个州可以自己决定什么算“犯罪”、又可以自己决定谁更容易被定罪时，这道缝会有多宽。1研究第十三修正案的学者后来反复指出，正是这种“无人细看”，让一句看似技术性的限定，留下了可以被反复使用的空间。2

理解这道缝的关键，在于它把“自由”和“定罪”绑在了一起。修正案没有说哪一类人不再能被奴役，它说的是哪一种状态——被定罪——仍然可以。于是问题就从“谁是奴隶”，悄悄换成了“谁会被定罪”。在一个刚刚打完内战、400万被解放者一夜之间成为公民却几乎一无所有的南方，回答后一个问题的权力，握在原来的奴隶主和他们选出的州议会手里。

要体会这一点，可以设想当年一个废奴派议员的处境。他争取了大半生、流了无数人的血，终于要把“废除奴隶制”几个字写进宪法。在那个时刻，“被定罪的人除外”这半句看上去再正当不过——监狱里关的本就是该受罚的人，让他们劳动抵罪，似乎是任何文明社会都接受的常识。问题不在这半句话当时听上去对不对，而在于它把一个本该受到严格约束的权力——决定谁有罪——交还给了最不该被信任来行使它的那些州。当“定义犯罪”和“挑选被告”都由同一群人把持时，“该受罚的人”这个看似中立的范畴，就可以被悄悄填满某一肤色的脸。把好意的措辞和它日后的用途分开看，是读懂这一章的前提。

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给这种延续起过一个直白的名字——“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奴役”。21这个说法的分量在于：它不是说战后的南方“有点像”奴隶制，而是说，在制度的实质功能上——谁劳动、为谁劳动、能否拒绝、违抗会怎样——它就是奴役本身，只是换了一套合法外壳。

废奴并没有结束那套劳动制度，它给那套制度换了一个入口。原先的入口是出生——你生为奴隶；新的入口是判决——你被判为罪犯。门还是那扇门，钥匙换了一把。

二

新的钥匙很快就被打磨出来了。1865到1866年间，南方各州的议会接连通过了一批后来被统称为“黑人法典”（Black Codes）的法律。4它们表面上用的是中立的语言——流浪、游荡、违反劳动合同、夜间聚集、未经许可更换雇主——但执行起来几乎只对着一类人。

最常被用到的是流浪罪（vagrancy）。在密西西比、阿拉巴马这些州的法典里，一个没有固定雇佣关系、不能当场证明自己有“正当生计”的黑人，就可以被认定为流浪者而被捕。4这条规定的要害在于，它把“没有为白人雇主工作”本身定义成了犯罪。一个刚刚获得自由、想要离开旧种植园去别处找活、或者只是想为自己耕一小块地的人，恰恰最容易落进这张网。法律没有点名种族，却精确地对准了刚刚被解放的那群人——道格拉斯·布莱克蒙在《以另一种方式奴役》里把这套机制称为“用法律重建奴役”，并因这本书获得了普利策奖。5

被这样定了罪，接下来是罚款。法典往往规定，被判流浪的人要缴一笔他根本付不起的罚金和讼费；付不起，就由法院判处劳役抵偿，或者干脆把他“租”给愿意替他垫付这笔钱的人。6于是这条循环合上了：一个自由人因为没有为别人劳动而被定罪，再因为付不起这次定罪的费用，而被判去为别人劳动。第十三修正案那道缝，到这里第一次被完整地走通了一遍——抓人的是州，定罪的是州法院，而劳动力，流向了出钱的私人。

这里要小心，不要把它讲成一份阴谋的剧本。黑人法典是公开立法，写在州议会的会议记录里，登在当时的报纸上。它不需要密室。它只需要三样东西凑在一处：可以由白人议会自由定义的“犯罪”、由白人法庭自由裁量的判决、以及一个急需廉价劳动力、又刚刚失去了无偿劳动力的战后南方经济。三样凑齐，制度自己就会运转。

黑人法典还有一类常被忽略的条款，叫“学徒法”。它授权地方法官把所谓“无人照管”的黑人未成年人，强制指派给白人雇主当“学徒”，而旧主人往往拥有优先权——也就是说，刚刚被解放的孩子，可能在没有犯任何罪的情况下，被法律重新安置回从前奴役他的那户人家。4把成年人用流浪罪送去劳动，把孩子用学徒法绑回旧主，黑人法典从两头收紧，几乎不给一个黑人家庭留出“作为自由人重新开始”的缝隙。

北方曾在重建时期对最露骨的黑人法典施加压力，一些条文被国会和军事当局废止或重写，第十四、第十五修正案也在此时通过，试图给这些新公民一层宪法保护。4但那套核心逻辑——把黑人的日常生活刑事化，再把刑罚兑换成劳动——并没有随之消失。等到1877年重建结束、联邦军队撤出南方，约束一松，这套逻辑就换了一身更耐穿的衣服，走进了下一个阶段。17

三

那个阶段，叫罪犯租赁（convict leasing）。

它的做法很直接：州不再自己关押和使用囚犯，而是把囚犯整批地“租”给私人——矿主、铁路公司、伐木场、种植园主。承租方支付一笔费用给州，换来在合同期内对这些人的支配权：让他们干什么活、住什么地方、吃什么、被怎样管束，大体上由承租方说了算。6州省下了建监狱、养囚犯的开销，反而能从中收钱；企业拿到了一批不能辞职、不能罢工、不能讨价还价的劳动力。

把这套交易和自由劳动市场摆在一起看，它的吸引力一目了然。一个自由矿工可以辞职、可以要求加薪、可以在塌方风险太高时拒绝下井，还可以组织起来罢工——这些权利，每一项都是企业的成本。而一个租来的囚犯什么都没有：他被合同固定在矿上，逃跑是新的罪，反抗招来鞭打，受伤或死亡不必赔偿，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是被雇来的，是被租来的。7对一个追求利润的企业来说，这几乎是劳动力的理想形态。也正因如此，自由的白人矿工最痛恨这套制度——囚犯压低了整个行业的工价，让他们的谈判筹码贬值。后来推动废止罪犯租赁的力量里，这群自由劳工的愤怒占了相当分量。6

它的兴起还踩准了一个时机。内战把南方的种植园经济打得稀烂，铁路、矿山、伐木场急需人手重建，可旧的无偿劳动力——奴隶——刚刚在法律上消失。罪犯租赁正好补上了这个缺口：它把“重建南方经济”和“继续支配黑人身体”这两件事，用一纸租约缝在了一起。6对一个战败、缺钱、又不愿放弃旧种族秩序的南方而言，这几乎是量身定做的解法。

这套制度并不是1865年才发明的。早在1846年，南方就已有州尝试把囚犯外租；只是内战之后，随着监狱里黑人比例的急剧上升和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它才真正扩张成一个支柱。7从1846到1928年，它在南方各州断续运转了八十年上下。8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并不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而是堂堂正正写在合法性之内。第十三修正案那半句惩罚例外，恰好为它提供了宪法上的许可：既然“作为对犯罪惩罚”的劳役被明文豁免，那么把被定罪者的劳动卖给私人，在字面上就并不违宪。1于是州议会立法、州法院判决、承租公司签约，每一道手续都盖着官方的印章。一套日后被普遍视作“另一种奴役”的制度，是踩着完整的法律程序、在白纸黑字的授权下运行了几十年的——这比任何暗箱操作都更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当不义被写进了法律的正文，它会比藏在角落里活得更久。21

一个细节最能说明监狱人口的构成怎样在战后翻转。内战之前，南方的州监狱里关的多半是白人——因为黑人作为奴隶，由奴隶主自行“处置”，很少进州的监狱系统。废奴之后，这层私人惩罚机制消失，黑人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州的刑事系统，监狱里的黑白比例在很短时间内倒了过来。5这不是因为黑人忽然变得更“危险”，而是因为定义犯罪、抓捕、定罪的整套机器，第一次被对准了他们。罪犯租赁正是踩着这一翻转扩张起来的：当囚犯越来越多地是黑人，把囚犯当作劳动力出租，在那套种族秩序里就显得越来越“自然”。

阿拉巴马是把这套制度做得最彻底、也维持得最久的地方之一。那里的煤矿尤其依赖租来的囚犯。承租名单上有当时响当当的名字：田纳西煤铁与铁路公司（Tennessee Coal, Iron and Railroad，简称 TCI），还有普拉特煤矿（Pratt Coal）、斯洛斯钢铁（Sloss Iron and Steel）。71888年，TCI 拿下了一纸合同，几乎把阿拉巴马州所有身强力壮的州囚犯都揽进了自己的矿井。8而 TCI 本身，在1907年被并入了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最现代、最有名的工业巨头，它的一部分根，扎在租来的、戴着镣铐的囚徒身上。7

这条线索值得记住，因为它打破了一种常见的安慰：以为奴役与现代工业是两件先后分开的事，前者属于愚昧的旧南方，后者属于进步的新美国。在阿拉巴马的矿井里，两件事是同一件事。州政府靠出租人命获得财政收入——在某些年份，罪犯租赁带来的收入是阿拉巴马州库的重要一项；而一个正在走向全国市场的钢铁帝国，就建在这笔收入对应的那些身体上。9

伯明翰这座城市的兴起，与这套劳动制度几乎同步。它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从一片荒地长成“南方的匹兹堡”，靠的正是周边煤矿与铁矿的扩张——而那些矿，相当一部分是靠租来的囚犯在挖。7后人把那段繁荣记作工业奇迹，记得的是高炉和铁路，不大记得高炉脚下的镣铐。把这两样放回同一幅画里，并不是要抹去工业化的成就，而是要承认这成就的账单，有一部分是用看不见的身体支付的。承包这些劳动力的企业账本上，囚犯是一笔可以精确计算的成本：每人每月若干美元租金，换来不限时的劳动、不必支付的工资、不必负责的伤亡。8

四

被租出去的，是人。在继续讲制度之前，应该先讲清楚这些人在矿井底下过的是什么日子，因为制度的全部代价，最终是由他们的身体支付的。前面那些公司名、合同年份、收入数字，读起来都很干净；干净是因为它们把人折算成了行号和金额。要看清这套制度，得先把折算反过来做一遍，让数字重新变回有体温的人。

布莱克蒙的书是从一个具体的人讲起的。1908年，阿拉巴马一个名叫格林·科顿汉姆（Green Cottenham）的年轻黑人，被以“游荡”——一项几乎无法自证清白的罪名——逮捕，定罪，然后被卖进了美国钢铁公司下属的一座矿。5他没有犯下任何伤害他人的事，却在井下染病，几个月后死去，葬在矿区无名的乱坟里。7布莱克蒙用整本书去还原这一个人的下落，正是因为他想说明：被这套制度吞掉的，不是一个抽象的“40%”，而是一个个像科顿汉姆这样、有名有姓、本可以好好活下去的人。记住他的名字，比记住任何死亡率都更接近这段历史的真相。

被租出去的人大多是黑人，许多人是因为前面说过的那类轻微“罪名”——流浪、小偷小摸、付不起罚款——被判几个月到一两年。5可一旦进了矿，刑期长短常常失去意义，因为很多人活不到刑满。井下没有像样的通风和支护，塌方、瓦斯、积水随时会要命；地面上是拥挤的木棚，痢疾、肺病和坏血病在里面蔓延。7承租方按“产出”算账，完不成当日定额的人会被鞭打——管束的工具是皮鞭、铁链和一种叫“出汗箱”的密闭惩罚柜。8

死亡率是这套制度最冷的证据。在1870年的阿拉巴马，被租出去的囚犯有超过40%在那一年死去。7这个数字需要慢慢念一遍：不是终其刑期，而是一年之内，超过四成的人没能活下来。某些矿营的年死亡率超过三成。8作为对照，同时期北方监狱里的年死亡率通常在1%到2%之间。6

要理解这个落差，得看清承租方的算盘。一个奴隶主即便残忍，也至少有保住奴隶性命的经济动机，因为奴隶是他花钱买下的资产，死了就是亏本。而承租来的囚犯不是资产，是租来的——这一批用坏了、用死了，州里还会送来下一批。5布莱克蒙等研究者反复指出，正是这层产权上的差别，让罪犯租赁在某些方面比奴隶制本身更不顾人命：使用者不必为损耗负责，损耗就被推到了极限。这不是说奴隶制温和，而是说，当一个人连“被当作财产去保全”的资格都失去时，他的处境会更糟。

应当把他们当人记住，而不是当一个百分比。每一个百分点背后，是有名字、有家、有具体活法的人：他们中有人原本是想去邻县打短工，有人是为了一头走失的牲口被指认偷窃，有人只是在错误的时刻出现在街上。他们被一句听上去公正的判词送进矿井，再没出来。死亡率是统计学的说法，矿井底下没有统计学，只有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在黑暗里咳着血干完最后一班。

这些人的家人，大多无从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葬在哪里。承租公司没有义务通报，州也无意追查；许多遗体被草草埋在矿区的乱坟里，没有名字，没有记号。7近些年，在阿拉巴马的旧矿区附近，人们陆续掘出过成片的无名墓——一座当年的工业小镇底下，压着不知多少未被记录的死亡。18这是这套制度留给后世最沉默的一笔账：它不仅夺走了这些人的命，还几乎抹去了他们曾经活过的痕迹。把名字一个个找回来，是今天一些研究者和后人正在做的事；而这件事之所以困难，本身就说明了当年这些人被当作了什么——不是公民，不是囚犯，甚至不是尸体，而是用尽即弃的损耗品。

五

像这样残忍而公开的制度，为什么能维持得那么久？

一部分答案是它太好用了。对州财政，它是收入而非支出；对企业，它是不会罢工的劳动力；对一套刚刚失去奴隶制的种族秩序，它提供了一个继续支配黑人劳动与身体的合法外壳。每一方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得到好处，没有谁有强烈动机去拆掉它。这一点和本书前言里讲的那台机器是一回事：维持它不需要一个总指挥，只需要每个环节上的人各自把对自己有利的事做下去，合起来就足以让它运转几十年。废止它的力量，主要来自外部：白人自由劳工的抗议——因为囚犯压低了工价、抢走了工作；偶尔见报的惨状激起的舆论；以及进步时代改革者持续的施压。6

废止的过程是零碎而漫长的，各州一个接一个地退出，前后拖了几十年。促成阿拉巴马最终收手的，还有一桩具体的丑闻：1924年，一个名叫詹姆斯·诺克斯（James Knox）的白人囚犯，在矿营里被泡进盛着发酵清洗液的大桶后死去。一个白人的惨死，引发了黑人之死从未引发过的舆论震动，把这套制度的残忍摆到了全州面前。9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几十年里，成千上万黑人在同样的矿营里死去，没能撼动这套制度；一个白人的死，却成了压垮它的最后一块石头。

最终，在1928年州长比布·格雷夫斯（Bibb Graves）任内，阿拉巴马正式终结罪犯租赁制度——此时距离第十三修正案废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8把这个时间放回坐标里看会更清楚：1928年，美国已经有了汽车流水线、有声电影和摩天大楼，而在阿拉巴马的矿井里，戴着镣铐为私人公司挖煤的囚徒，才刚刚被这个制度松开。9

但“废止”这个词需要打个折扣。罪犯租赁的终结，不等于囚犯劳动的终结，更不等于那道宪法缝隙的关闭。租赁退场之后，留下的真空很快被另一种安排填满——州把囚犯收回到自己手里，但仍然让他们劳动，只不过劳动的地点从私人的矿井，搬回了州自己拥有的土地。

那片土地，往往就是从前的种植园。

六

两个名字，是这一段历史最直白的注脚：帕奇曼（Parchman）和安戈拉（Angola）。

帕奇曼农场，正式名称是密西西比州立监狱，1901年建立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一片约两万英亩的土地上。10它在设计上几乎就是按一座棉花种植园来运作的：囚犯被按“工组”编排，天不亮就被赶下地，在持枪的看守和骑马的“枪手”（trusty shooters，本身也是囚犯）监视下采棉、锄地，唱着劳动号子，回到分散在田间的“营房”。11无论是建筑布局、作息节奏还是惩罚方式，帕奇曼都刻意复制了奴隶制种植园的样子——它不是无意中长得像，而是照着那个模板建起来的。10它存在的这一百多年，几乎成了密西西比种族史的一个缩影：从这里走出过布鲁斯乐手的劳动号子，也走出过一桩桩冤案与酷刑的记录，直到晚近仍有关于其恶劣关押条件的诉讼。22

帕奇曼还有一层制度上的算计常被略过：它被刻意设计成“自给自足、还能盈利”的农场。州希望这座监狱不靠纳税人的钱养活，而是靠囚犯种棉花、产粮食的收成来支撑，甚至向州库上缴利润。11这等于把罪犯租赁里“让囚犯的劳动产生收益”那条逻辑，从私人企业手里收回，原样移植进州自己的监狱。承租方换成了州，剥削的算式没变。

安戈拉的来历更直接。它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坐落在一片同名的旧种植园上；而那片种植园，原本属于一个名叫艾萨克·富兰克林（Isaac Franklin）的人——美国历史上做得最大的奴隶贩子之一。12“安戈拉”这个名字，据说来自当年被贩运到这里耕作的奴隶的非洲故乡。21901年前后，州把这片土地买下，改成监狱。10同一片土地，先是奴隶种植园，后是关押黑人为主的监狱农场，连名字都没改。土地的用途变了，土地上劳动的人的法律身份变了，劳动的内容却惊人地连续：同样的田，同样的作物，同样在烈日下弯腰的身体。这片农场至今仍占地约一万八千英亩，比许多城市还大。13

从黑人法典，到罪犯租赁，再到种植园监狱，这条线索是一条直线。第十三修正案那道缝，在每一个环节都被重新走通了一次：先用刑事化制造“罪犯”，再用判决把他们的劳动合法化，最后把这些劳动安置在一片有名有姓的、从奴隶制延续下来的土地上。每一步都换了形式，地基却始终是同一块。这正是这一章想说清的事：机器的种族地基不是被拆掉了，而是被一层层盖了新楼。

七

把镜头拉回今天，会发现这道缝并没有成为历史。它还在通着电。

安戈拉至今仍在运作。这座监狱关押着数千人，其中黑人占大多数，他们中的一部分仍然在那片旧种植园的田里劳动——所谓“农作线”（the farm line），囚犯成排走进田间采收作物，由骑马持枪的看守监视，时薪以美分计，拒绝劳动会招致惩罚。13从奴隶到囚犯，从1800年代到现在，那片田始终有人在弯腰干活，只是法律给他们换了不同的名字。把这种连续性叫作巧合，恐怕需要很强的想象力。

如果只看其中一帧画面，几乎分不清年代：成排的黑人在棉花地里劳作，地头是骑马持枪的监工，远处是当年奴隶主住过的宅子。区别在于法律文书——前一个世纪那张纸写着“奴隶”，这个世纪写着“服刑人员”，而第十三修正案那道缝，正是让这两张纸得以接续的那一行字。2这并不是说今天的囚犯就等同于当年的奴隶，他们的法律地位、刑期、申诉渠道都不同；但在“被强制劳动且几乎无法拒绝”这一核心处境上，那条贯穿一个半世纪的线，确实没有断过。

这种连续并不只是文学化的联想。研究大规模监禁的权威综述——美国国家科学院2014年那份长篇报告——在追溯今天监狱体量的来历时，明确把战后南方的种族控制制度列为这段历史的起点之一，而不是一段无关的前史。19也就是说，把第十三修正案的例外条款、黑人法典、罪犯租赁与今天的监狱放在一条线上看，不是某一派的偏激说法，而是严肃学术对这段因果的共同认识：今天的地基，确实是从那时浇下的。

更能说明这道缝仍然有效的，是近几年试图填它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遇到的阻力。从2018年起，已有8个州——科罗拉多最先，随后是阿拉巴马、内布拉斯加、内华达、俄勒冈、田纳西、犹他、佛蒙特——通过公投，把各自州宪法里那条“惩罚例外”式的奴役条款删除。14这件事本身说明，那条文字至今仍写在许多州的根本法里，需要专门投票才能拿掉。要注意，删除州宪里的例外条款，并不会自动改写联邦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那一句——那句话依然原封不动地立在合众国的根本法里。1

而2024年11月，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尝试失败了。当地的六号提案（Proposition 6）本想修改州宪，禁止把强迫劳动作为刑罚——可它没有通过。15事后复盘提到一个细节：投票表决的提案文本里没有出现“奴隶制”这个词，许多选民未必看懂自己究竟在投什么。15耐人寻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次选举里，内华达一份措辞相近的提案以约六成的支持率获得通过。14同样的内核，在一个州被接受，在另一个州被否决——这说明，一百六十年过去，那道写进宪法的缝，依然是一个需要逐州、逐次去争取才能填上的活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段早已盖棺的往事。

类似的拉锯也发生在联邦层面。近年被反复提起的一些立法，比如试图抹平毒品量刑里残留种族落差的改革法案，往往在众议院获得跨党派的高票，却在参议院卡住，迟迟走不完最后一步。20方向是有的，阻力也是真的——填这道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能办成的事。

把这些近年的争论放回这一章的脉络里，会看清它们争的究竟是什么。表面上是几条州宪条文、几次公投的措辞，底下却是同一个一百六十年没解决的问题：被监狱强制的劳动，到底算不算第十三修正案要废除的那种奴役。今天美国监狱里数十万人在从事各种劳动，从田间到车间到后勤，报酬往往低到以美分计，许多州可以对拒绝劳动者施加惩罚——而这一切之所以在法律上站得住，靠的仍然是那半句惩罚例外。13把“奴隶制”这个词从州宪里删去的努力，争的不是历史的定性，而是当下这些人此刻的处境。这条线索一直牵到今天还没断，正说明这一章讲的不是一段封存的旧事。14

回头看这一章走过的路，会发现它讲的始终是同一件事在不同年代的化身。1865年，它是宪法里一句几乎没人争论的“除外”。1866年，它是黑人法典里一条把“没有为白人干活”定为犯罪的流浪罪。十九世纪末，它是阿拉巴马矿井里逾四成的年死亡率，和美国钢铁公司账本上一笔精确的租金。二十世纪初，它是帕奇曼两万英亩棉田和安戈拉那块连名字都没改的旧种植园。而今天，它是安戈拉农作线上以美分计价的时薪，是加州一次失败的公投，是仍然写在合众国根本法里、需要逐州去删的那行字。形式一直在换，地基始终是同一块。

从黑人法典到罪犯租赁，从种植园到今天安戈拉的农作线，把谁被定罪、谁因此而劳动、谁从这劳动里获益，老老实实排下来，就能看见这台机器最早的那块地基。它是种族的，也是宪法的；它从未被拆除，只是被反复翻修。16本书后面专门讲监狱劳动的那一章，会接着这根线往下走，去看那道1865年留下的缝，如何在今天的监狱小卖部、车间和田垄里，仍然按分按美分地兑现着它的承诺。13地基既然没拆，往后每一层楼，都还压在它上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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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mystifying the 13th Amendment and Its Impact on Mass Incarceration”，Africa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ociety（AAIHS）。例外条款被称作“漏洞”及其与大规模监禁的关系；安戈拉地名来历。链接 →

3. “The 13th Amendment’s ‘Slavery Loophole’ and Jim Crow Prisons”，HISTORY。例外条款措辞与《西北法令》的渊源。链接 →

4. “Black Codes (United States)”，Wikipedia。1865至1866年南方各州黑人法典，流浪罪与劳动合同法的选择性适用，及学徒法条款。链接 →

5. Douglas A. Blackmon，《Slavery by Another Name》（2008，普利策奖），Penguin Random House。以法律重建奴役、格林·科顿汉姆案、租来囚犯的产权差异与人命代价。链接 →

6. “Prison Labor and the 13th Amendment”，Equal Justice Initiative。罚款抵债与劳役、罪犯租赁机制、南北方狱中死亡率对照、废止压力来源。链接 →

7. “Convict Leasing in Alabama Coal Mines”，Equal Justice Initiative。阿拉巴马煤矿、TCI/Pratt/Sloss、TCI 并入美国钢铁、井下条件与1870年逾四成死亡率。链接 →

8. “Convict-Lease System”，Encyclopedia of Alabama。租赁制度的起止（约1846–1928）、1888年 TCI 合同、惩罚方式、阿拉巴马1928年最后废止。链接 →

9. “The Day Convict Leasing Ended in Alabama”，Alabama News Center（2018）。阿拉巴马1928年在格雷夫斯州长任内终结租赁、诺克斯之死引发的舆论与时间坐标。链接 →

10. “The Lasting Legacy of Parchman Farm”，Innocence Project。帕奇曼1901年建于约两万英亩三角洲、按种植园模式运作；安戈拉等以种植园监狱取代租赁。链接 →

11. “Mississippi State Penitentiary at Parchman (1901– )”，BlackPast。帕奇曼的工组、田间劳动、trusty 看守、营房布局与自给盈利设计。链接 →

12. “Demystifying the 13th Amendment and Its Impact on Mass Incarceration”，AAIHS。安戈拉前身为奴隶贩子艾萨克·富兰克林的种植园、州于1901年前后购入。链接 →

13. “From Convict Leasing to Today’s Prison Labor System”，New Jersey State Bar Foundation（2025）。安戈拉农作线与占地、当代监狱强制劳动与租赁制度的延续。链接 →

14. “America’s Incarceration Crossroads”，The Sentencing Project（2024–25）。八州移除宪法奴役例外、内华达近似提案约六成通过等近况。链接 →

15. “California Rejects Proposition 6 to Ban Forced Prison Labor”，CBS News San Francisco（2024年11月）。加州六号提案2024年公投失败、文本未含“奴隶制”一词。链接 →

16. “Causes of Mass Incarceration”，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大规模监禁的种族与历史结构成因。链接 →

17. “Black Codes (United States)”，Wikipedia。重建结束、联邦约束撤出后种族控制制度的延续。链接 →

18. “Convict Leasing in Alabama Coal Mines”，Equal Justice Initiative。矿区无名墓与被抹去的死亡记录。链接 →

19. “The Growth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National Academies（2014）。把战后南方种族控制制度纳入大规模监禁的历史成因。链接 →

20. “The EQUAL Act”，The Sentencing Project。改革法案在众议院高票通过却在参议院搁置的联邦拉锯。链接 →

21. “Slavery by Another Name”，Wikipedia。“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奴役”这一概括及其制度实质。链接 →

22. “The Lasting Legacy of Parchman Farm”，Innocence Project。帕奇曼作为种族史缩影、冤案与关押条件诉讼。链接 →

制造一场战争

一

1971年6月17日，尼克松在白宫的简报室里对记者说，毒品滥用是“头号公敌”（public enemy number one），美国需要发动一场“全面进攻”1。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几乎成了缉毒战的出生证明。

要理解它为什么重要，得先看它站在什么之上。前一年，国会通过了《1970年综合毒品滥用预防与控制法》（Comprehensive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把各类管制物质按危害分级，确立了沿用至今的“附表”（schedule）制度2。这部法律给了联邦政府一套现成的法律工具：它把大麻、海洛因这类物质归进危害最重、几乎没有合法医疗用途的第一类，等于在法律层面预先认定，凡是沾上它们的人都站在管制的对立面。附表制度的关键，在于它把“某种物质有多危险”这个本该由科学回答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由行政与立法说了算的分类——一旦某物被划进第一类，针对它的执法、量刑、缉查就全部水涨船高，而这个分类本身是否准确，反倒成了次要的事。大麻被与海洛因并列在最高一档，这个在医学上备受争议的归类，几十年后仍在争论，但它在当年就已经为后来所有针对大麻的严厉执法，铺好了法律上的地基。1971年的那句话，则给了这套工具一个名字、一个敌人、一种紧迫感。工具加上战争的修辞，缉毒从此不再是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可以年年追加拨款、可以衡量“战果”、可以拿来竞选的战场。

值得停下来看的是次序。通常的讲法是：先有毒品泛滥，再有政府回应。但这里的次序是反的——立法工具先到位，宣战在后，而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毒品危机（80年代的快克潮）还要再等十几年才到来。被宣布的战争，跑在了它要对付的危机前面。这一点不是修辞上的巧合。它意味着，要解释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点、以那种语气被发动，光看毒品本身是不够的；得把镜头转向发动它的人当时正站在一片什么样的政治地形上。

“战争”这个比喻还带着一层不容易察觉的后果。一旦一件事被定性为战争，它就自动获得了战争才有的那套逻辑：要有前线，要有敌人，要有战果可以汇报，要有不断追加的军费。和平时期的公共政策需要论证收益、权衡成本，战争却天然地豁免于这种权衡——质疑军费的人，很容易被说成动摇军心。把缉毒装进战争的框子里，等于给它办了一张可以年年续费、且很难被叫停的通行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场战争一旦发动，就再没有真正停下来过：它早已不只是一套对付毒品的政策，而是一架自带燃料供给的机器，每一次扩张都为下一次扩张准备好了理由。

二

1968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的大选，尼克松打的是“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的旗号。这四个字本身是中性的，但在那个年份，它落在一片特定的土壤上：城市骚乱接连不断，反战示威席卷校园，民权运动刚刚把南方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从法律上拆掉，而南方的白人选民正对联邦的民权立法满腹怨气。1968这一年本身就充满裂痕——马丁·路德·金在4月遇刺，引发上百座城市的骚乱；越战的伤亡数字每晚出现在电视上；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外，警察与示威者的冲突被全程直播。对一个心神不宁、在客厅里看着这一切的中间选民来说，“秩序”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承诺。在这样的背景里，“秩序”这个词不需要任何人挑明，听者也能在脑海里替它填上一张脸、一个肤色、一片街区。把混乱、犯罪与某一类人不动声色地焊在一起，这是“法律与秩序”这套话语真正的工作方式。

这套话语之所以好用，正在于它把两件本来可以分开的事——对失序的真实恐惧，和对某个族群的敌意——拧成了一股绳。一个选民可以真心地害怕犯罪，同时又被引导着把这份恐惧投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而他自己甚至不必意识到这种引导发生过。政客因此得到一种双重收益：既回应了选民真实的不安，又激活了选民未必愿意承认的偏见，而且全程不必说出任何一个会被记录在案的种族字眼。

共和党战略家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1969年出版《正在浮现的共和党多数》（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直言不讳地把南方白人选民的转向当作共和党长期执政的地基3。这本书的算盘并不复杂：民主党刚刚靠着林登·约翰逊签署民权与投票权法案，赢得了几乎全部黑人选民的忠诚，却也因此把南方白人推向了门外；共和党要做的，就是接住这批被推出来的人，让他们成为新的多数。这套后来被称作“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的打法，核心是用看似与种族无关的语言——犯罪、秩序、福利、州权——去触动种族焦虑4。它的精妙之处在于可否认性：每一个词单独拎出来都站得住，谁也无法指着“打击犯罪”这四个字说它是种族主义；可这些词组合起来投向特定的选民，唤起的是一套大家心照不宣的联想。

这不是事后的揣测。尼克松的幕僚长霍尔德曼（H. R. Haldeman）在日记里记下过总统的一句指示：要害在于设计一套系统，“承认黑人问题的全部，同时又显得不是这么回事”5。这句话几乎是把整套策略的操作手册压缩成了一行字——它要的并非否认问题，而是用一层别的语言把问题包起来，让做的人能够一边针对，一边卸责。更直白的供述来自共和党操盘手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1981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解释这套语言是怎么进化的：到了某个时候，你不能再直接喊那个种族蔑称了，那会适得其反；于是你改说“强制校车接送”“州权”之类抽象的东西，再往后，你谈的全是减税之类的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附带的结果，是某些群体受伤更深——话说得越抽象，种族的内核藏得越深6。阿特沃特这段话之所以分量重，是因为它出自操盘者本人，讲的就是种族编码（racial coding）这门手艺本身：它怎样从赤裸的辱骂，一步步退到“校车”，再退到“减税”，每退一步都更体面、更难指认，而结果却朝着同一个方向累积。

这条记录是结实的地面。菲利普斯写在书里，霍尔德曼记在日记里，阿特沃特说在录音里——三个来源，三种载体，互相印证。它们指向一件事：把犯罪和毒品作为政治议题来经营，从一开始就与种族政治缠绕在一起。这并非某个人的一时失言，而是一套被反复设计、反复使用、并由当事人自己讲述出来的方法。三者还彼此独立：菲利普斯是为共和党出谋划策的战略家，霍尔德曼是尼克松最贴身的幕僚，阿特沃特属于更晚一代的操盘手——他们不在同一个房间里，却描述着同一门手艺，这种来自不同位置、不同年代的相互印证，正是它分量所在。

但它们能说明的，到此为止。它们说明了语言的策略，说明了这套语言瞄准的是谁，却并没有直接说出“缉毒战是为了关押黑人而设计的”这样一句话。这里需要保持一种克制：种族编码的存在是确凿的，但从“用种族编码的语言经营犯罪议题”到“蓄意制造一场针对黑人的牢狱战争”，中间还隔着一道需要更强证据才能跨过的沟。前者讲的是赢得选举的修辞手段，后者讲的是一个有预谋的监禁计划——两者方向相近，分量却不同，把前者的证据直接搬来证明后者，就是在没有桥的地方假装有桥。

三

而恰好有一句话，正好想替人跨过这道沟。它流传极广，需要单独拎出来，小心处理。

2016年，《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刊出记者丹·鲍姆（Dan Baum）的一篇长文，引述了尼克松的内政顾问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的一段话。按鲍姆的说法，埃利希曼曾对他讲：尼克松政府有两个敌人，反战左派和黑人；当局没法把反战和当黑人定为非法，但可以把它们与大麻、海洛因绑在一起，然后狠狠地把这两类毒品定罪，就能扰乱这两个群体——逮捕他们的头面人物、搜查他们的家、打断他们的集会、夜复一夜在晚间新闻里抹黑他们；“我们知道我们在毒品上撒了谎吗？我们当然知道”7。

这段引文极具冲击力。它几乎是把前一节那些隐晦的编码，翻译成了一句赤裸裸的自白——前面那些来源讲的是“怎么说”，这一段直接讲“为什么做”，而且讲得毫无遮拦。正因为如此，对它要格外当心。一句话越是把一切都解释得严丝合缝、越是让人想拍案而起，越值得先停下来问一句：它从哪里来，经过了几道手，又有谁能为它作证。

需要把它的来历摆清楚。这段话出自鲍姆1994年的一次采访，但埃利希曼1999年去世，采访内容直到2016年、也就是采访过去22年、当事人去世17年之后，才首次公开发表8。它没有录音佐证，也没有出现在鲍姆1996年那本专写缉毒战的书里——一句如此重磅的自白，鲍姆写整本相关的书时竟然搁置未用，这件事本身就需要一个解释。埃利希曼的子女公开质疑这段话的真实性，认为那不像他们父亲会说的话，更可能是一个被简化、被加工过的版本9。把这些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单一来源、身后发表、家属否认、且与采访者本人此前著作有出入的引述。

这里要避免另一种过度反应。家属否认、孤证、身后发表，这些都让人没法把它当作事实——但它们同样不足以证明这句话是被凭空捏造的。鲍姆是一位有声望的记者，他坚称采访真实发生过；而埃利希曼当年深度参与尼克松的内政事务，是有可能听过、甚至说过类似看法的人。诚实的姿态，是既不把它升格为定论，也不把它贬成谎言，而是把它准确地停在它应得的位置上：一段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出处单一、当事人已无法对质的引述。

所以它不能被当作既成事实来用。把它写进这一章，是因为它确实存在、确实被广泛传播，回避它反而不诚实；但它的位置，只能是“一句著名的、有争议的引语”，而不是论证的承重墙。承重的活儿，仍然交给上一节那些有书、有日记、有录音的硬记录。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区别值得讲清楚：上一节那些材料证明的是一套语言策略的存在，是“怎么说”这个层面的事实；埃利希曼这句话想证明的，是一个具体的、有意识的密谋——“为了关押黑人而撒谎发动战争”。前者的证据足够支撑前者，但用前者去给后者背书，就是把证据用过了头。埃利希曼这句话至多是一个旁证，说明在当年的当事人圈子里，这样的理解并非天方夜谭——但旁证不是定论，而一段查无实据的引语，再有冲击力，也撑不起一个比它本身更大的结论。

四

把镜头从华盛顿的话语转向州一级的法律，会看到“战争”是怎么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刑期的。话语制造氛围，法律才制造囚犯。

1973年5月8日，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签署了一套日后以他命名的毒品法（Rockefeller Drug Laws）。它的核心是强制最低刑：持有或贩卖大约4盎司（约一百一十几克）管制毒品，最低判15年、最高终身监禁——15年起步，关到死封顶10。这个量刑标准在当时是惊人的：4盎司毒品换来的最低刑期，与一桩谋杀大致相当。洛克菲勒本是以温和派著称的共和党人，几年前他还主张过把成瘾当作公共卫生问题来处理；这套以严厉著称的法律出自他手，本身就说明“对毒品强硬”在当时已经变成一种跨派别的政治正确，连温和派也要靠它来证明自己11。一个有总统野心的人，需要一张“强硬”的名片，而毒品恰好是当时最安全、最不会引来反对的强硬对象。

这套法律的意义，在于它改写了“谁会进监狱、进去多久”的算法。强制最低刑这个设计的要害，是它把判决的裁量权从法官手里整体拿走，交给了两类人：写法条的立法者，和决定起诉什么罪名的检察官。法官在法庭上看见的那个具体的人——他的处境、他的初犯还是累犯、他到底是大毒枭还是末端的瘾君子——在强制最低刑面前统统不再算数；只要落进那个重量区间，刑期就是写死的。这是一个看上去技术性、实则影响深远的转移：判决本来是法庭上、面对一个具体的人当场做出的判断，现在被前置成了立法机关在抽象层面、面对一整类行为预先写下的公式。法官从裁判变成了执行公式的人，而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他被控以哪条罪名——而这件事，握在检察官手里。检察官多写一克、少写一克，多挂一项、少挂一项，对应的可能是相差十几年的刑期，而这种选择几乎不受任何公开监督。结果是可量化的：毒品犯在纽约州监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73年的约11%，涨到1994年的约35%12。20年间翻了三倍多，而这20年里纽约街头的吸毒人数并没有同比例暴涨——多出来的囚犯，主要是法条本身变严的产物，不是街头变乱的产物。而到2000年前后，依这套法律被关押的人里，黑人和拉丁裔男性占了90%以上13。法条文本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肤色，但执行的结果有清晰的颜色。这套法律一直到2004年和2009年才被大幅修改，那时距它签署已过去三十多年，几代人已经在它的刑期里走完了大半生14。

洛克菲勒法值得记住的地方，不在于它的措辞有多狠，而在于它示范了一种机制：通过强制最低刑，一个州可以在不改变街头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单方面地、大幅地拉长一类人待在监狱里的时间。犯罪没变，被捕的人数也可以没变，只要每个被捕的人对应的刑期被法律拉长，监狱人口就会自动膨胀。这是一个值得反复体会的要点：监狱填满的速度，不只取决于多少人被送进去，更取决于送进去的人多久才出得来。把后一个数字调大，哪怕前一个数字纹丝不动，监狱里的总人数也会持续上涨——因为新进来的还在进来，旧的却迟迟出不去，水位只能往上走。

这种机制后来被一个州接一个州地复制，并最终在联邦层面被放大——它是整场监禁大爆炸最朴素、也最有效的发动方式之一。纽约的示范效应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在政治上行得通：一位以温和著称的州长，靠一套严厉的毒品法，既没有付出明显的政治代价，又给自己挣得了“强硬”的声誉。这等于向全国的政客发出了一个信号——在毒品上加码，是一桩低风险、高回报的买卖。此后十几年里，“对毒品强硬”从一种选择，慢慢变成了一道几乎人人都得过的政治门槛。

五

70年代过去，缉毒战在里根任内换挡加速。如果说尼克松宣布了战争、洛克菲勒示范了刑期，那么里根时代做的，是把这场战争从政府的政策，变成全社会的氛围。

1982年10月，里根把毒品提升为国家安全层面的威胁，宣布要把缉毒战打到底15。值得留意的是这个时间点：1982年，全国性的快克危机其实还没有真正爆发，街头并没有出现一个新的、足以解释这种升级的紧急状况。又一次，宣战跑在了它声称要对付的东西前面。与法律层面的收紧并行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动员。第一夫人南希·里根推出“对毒品说不”（Just Say No）运动，把拒绝毒品浓缩成一句朗朗上口、连小学生都能复述的口号，铺满学校的走廊、电视的广告时段和印着标语的文化衫16。1983年，洛杉矶警察局长达里尔·盖茨（Daryl Gates）牵头创立“防毒意识教育”项目（D.A.R.E.），把穿制服的警察送进小学课堂讲反毒课17。这个项目后来铺向全国数以千计的学区，成为一代美国孩子的共同记忆。这个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长：在孩子第一次系统地听人讲毒品时，站在讲台上的既非医生、也非社工，而是警察——毒品从一开始就被框定为一个执法问题，而非健康问题。把警察请进教室这件事，潜移默化地教给孩子一种世界观：毒品的对立面是法律，是逮捕，是惩罚，而不是治疗或预防。一个把成瘾理解成犯罪而非疾病的社会，自然会更倾向于用监狱而不是诊所去回应它。

这一波动员里，媒体扮演了放大器。1985到1986年间，快克可卡因开始出现在城市的贫困街区，而新闻报道几乎在同时把它渲染成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耸人听闻的标题、“快克婴儿”将毁掉一整代人的预言、毒贩占领街区的画面，密集地灌进晚间新闻。后来的研究指出，这一波报道的强度远远超出了快克实际使用规模所能解释的程度，恐慌本身被制造和放大的成分，不亚于它所反映的真实18。当年广为流传的“快克婴儿”灾难，日后的医学追踪也大幅修正了——产前接触快克的长期影响，被证明远没有当时宣称的那样毁灭性，许多被预言为废人的孩子，长大后与同龄人并无本质差别19。

这种放大有它特定的政治用处。一个被渲染成失控瘟疫的危机，能让本来需要辩论的严厉立法变得顺理成章——危机当前，谁还有心思讨论比例与代价。值得分开来看的是两件事：街头确实出现了一种廉价、易成瘾、对贫困社区造成真实伤害的新毒品，这是真的；而这种伤害被报道、被想象、被立法回应的规模和方式，远远偏离了它的真实尺度，这也是真的。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就会把一场被放大的恐慌，误当成对一个等比例危机的合理反应。后来的研究反复指出，这一波恐慌里被制造的成分，本身就是理解随后那部严厉法律的关键，而不是可以略过的背景噪音。

这一波动员的特点，是把缉毒战从执法行动扩展成一种全民氛围。它让“毒品”成为一个不需要论证的反派，让强硬政策有了几乎不可质疑的道德外衣。在这种氛围里，谁要主张对毒品宽容，谁就得先承担“纵容毒贩、危害孩子”的政治成本——而几乎没有政客付得起这个成本。于是氛围本身成了立法继续加码的燃料：媒体的恐慌喂养选民的恐惧，选民的恐惧逼出政客的强硬，政客的强硬又被媒体当作新的素材报道出去。等到这套循环转够了圈，只需要一颗火星，就能引爆一部新的、更严厉的法律。

六

火星在1986年6月来了。

马里兰大学的篮球明星莱恩·拜亚斯（Len Bias）刚在选秀中被波士顿凯尔特人队选中，被普遍看好将成为联盟的下一个超级巨星，2天后却因可卡因过量猝死。一个年轻、有天赋、本该前程似锦的黑人青年，在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倒下，这件事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把抽象的“毒品危害”具体成了一张谁都忘不掉的面孔。当时凯尔特人的主场所在地，正是国会众议院议长奥尼尔（Tip O’Neill）的选区——他从家乡感受到的震动，迅速变成了国会立法的动力。几个月内，国会以极快的速度、在缺乏通常听证与辩论的情况下，通过了《1986年反毒品滥用法》（Anti-Drug Abuse Act of 1986）20。

拜亚斯之死的政治效应，值得和它的实际规模分开来看。一个人的猝死，无论多么令人痛惜，本身并不构成一场全国性公共卫生危机的证据；但在已经被前几年那套媒体恐慌烧热的氛围里，这一个死讯足以充当点火的引信。法律回应的强度，对应的并非一组流行病学数据，而是一种情绪的峰值——而情绪的峰值，往往是仓促立法的温床。在缺乏听证、缺乏对替代方案的权衡、缺乏对量刑后果的测算的情况下，那道100比一的公式就这样被写进了联邦法律，并将在此后二十多年里，决定成千上万人要在牢里待多久。

这部仓促写就的法律里，埋着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数字：快克可卡因（crack）和粉状可卡因（powder cocaine）之间100比一的量刑悬殊。具体说，持有5克快克，触发的强制最低刑——5年——与持有500克粉状可卡因相同21。把这道算式摊开看：5克快克，大约相当于几包方糖的重量，街头一个零散的吸食者就可能持有；500克粉状可卡因，是半公斤，是批发层级的量。法律却把这两者放在了同一条5年的起跑线上。而两者在药理上其实是同一种物质——快克不过是把粉状可卡因用小苏打煮过、做成可吸食的晶体，区别主要在形态和价格：快克便宜、单次剂量小，在贫困的城市黑人社区更常见；粉状可卡因贵，更多出现在富裕的白人圈子。于是这条100比一的换算，等于把同一种毒品按使用者的阶级和肤色，配上了轻重悬殊的刑期。一个穷人末端持有，可能比一个富人批发持有判得还重。

这部法律还做了另一件后果同样重的事：它为单纯持有快克设立了5年的联邦强制最低刑。在此之前，联邦法律对单纯持有任何毒品都不设强制最低刑——快克是头一个例外。这意味着一个既不贩卖、也不持枪、手里只有几克快克的人，仅凭持有这一项，就要面对5年起步、不得假释折抵的牢狱。入口就这样被又一次拓宽了：不再需要证明你是毒贩，只要证明你携带，机器就会把你收进去，并按那条100比一的尺子，把你关上很久。

后果同样是可量化的。到2009年，因快克犯罪而获刑的人里，黑人占了79%22。这个比例远远超出黑人在吸食可卡因人口中的占比——同一种化学物质，因为它在街头的两种形态被法律差别定价，就把刑期沿着肤色精确地分配了下去。要体会这道公式有多不对称，只需把它和现实里的使用情况对照：吸食可卡因的人口里，白人无论从绝对数还是比例上都占着相当大的一块，但走进监狱、领到那条更重的快克刑期的，却以黑人为主。法律真正选择惩罚的，并非“使用可卡因”这件事本身，而是“以快克这种形态、在那些街区使用可卡因”——后者被它精确地对应到了特定的肤色和阶级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后来的报告把这部法律称作一台加深种族不平等的机器：它没有写明针对谁，但通过对两种形态的差别定价，系统性地把更重的刑期压在了黑人社区身上23。这道100比一的鸿沟存在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2010年的《公平量刑法》（Fair Sentencing Act）才被收窄到18比一——注意，是收窄，不是填平。18比一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份迟来的承认：那条线确实倾斜了二十多年，而即便改革之后，它依然倾斜着，只是没那么陡了24。

七

把这几步连起来看，一条清晰的传动链就显出来了。

1970年的法律备好工具；1971年的宣战给了它名字和紧迫感；1968年以来的南方战略提供了把犯罪与种族绑定的政治语言；1973年的洛克菲勒法示范了用强制最低刑拉长刑期的州级机制；里根时代的文化动员和媒体恐慌把强硬变成不可质疑的常识；1986年的法律则用一道量刑公式，把这套常识精确地落在了特定人群身上。每一步都在做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扩大“谁可以被关进去”的范围，延长“关多久”的年限。附表制度扩大了哪些物质算违法，宣战扩大了执法的力度与正当性，强制最低刑延长了每个案子对应的年数，单纯持有入罪又扩大了够得着的人群，量刑悬殊则决定了这延长出来的年数主要压在谁的肩上。一头是入口变宽，一头是出口变窄，中间这台机器自然越填越满。

把这台机器拆开看，会发现它的扩张并不依赖任何一个环节的暴力或戏剧性。它靠的是一连串安静的、技术性的调整：把一种物质的等级调高一格，把一个重量阈值定低一点，把某种持有从不入罪改成强制入罪，把判决的裁量从法官移到检察官。每一个调整单独看都不起眼，都能找到一个听上去合理的理由，但它们累积起来的效果是惊人的——监禁率从1925到1972年间长期稳定在每10万人一百出头的水平，此后却一路攀升，到本世纪初翻了好几番。这种规模的变化，并非某一场街头风暴吹出来的，而是这些纸面上的、可以追溯到具体日期和签名的决定一点一点垒起来的。

这条链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它和犯罪本身的关系相当松。把全国监禁率和犯罪率叠在同一张时间轴上，会看到犯罪上升早于监禁攀升约十年，而当监狱在80、90年代继续填满时，犯罪其实已在回落——两条曲线并不同步，这是判断“政策而非犯罪驱动了监狱扩张”的关键依据25。缉毒战的宣布跑在毒品危机前面；强制最低刑改变的是判决而非犯罪；快克的量刑悬殊对应的是形态与肤色，而非药理危害。研究监狱人口膨胀成因的机构反复指出，量刑政策与缉毒战是其中最直接的推手——把监禁率推到1925至1972年间那条长期平稳的基线之上、并使其在数十年里持续翻番的，主要并非犯罪的起落，而是这一连串关于“怎么判、判多久”的政策决定26。把人源源不断送进监狱的，主要不是街头发生了什么，而是这一连串可以指认、可以追溯到具体日期和具体签名的决定。

哪些是文件里写死的事实，哪些是对动机的解读，这一章一直试图分开摆放。日期、刑期、人口比例、量刑公式——这些是结实的，它们写在法条里、记在统计中，谁也改不动。“这一切是为了关押黑人而蓄意设计的”——这是一种解读，它有阿特沃特那样的硬记录撑着一部分，也有埃利希曼那样存疑的引语想替它说更多的话。把证据按可靠程度排好，硬的归硬，软的归软，剩下的判断，留给把这条链看完的人。需要承认的是，这条链上也并非全是冷血的算计：60年代末那场真实的犯罪上升、拜亚斯之死带来的真实震动、贫困社区里居民对毒品和暴力的真实恐惧，都在推着这台机器往前走。把这一切简化成一小撮政客的阴谋，既不准确，也低估了它的难缠——一台只靠少数坏人才能运转的机器，拆起来反而容易；真正难拆的，是这样一台由真实的恐惧、合理的诉求、精明的算计和惯性的政治一起喂养、谁都说不清该由哪一环负责的机器。种族算计与真实恐慌交织在一起，很难一刀切开——而这恰是看清它的必要，而非放过它的理由。把哪些是文件里写死的事实、哪些是对动机的解读分开摆放，不是为了替谁开脱，而是为了让接下来的判断，落在结实的地面上。把这条传动链看完，会留下一个不太舒服的结论：这么多人被关进监狱，最直接的原因写在法条里、记在拨款单上、刻在一个个具体的签署日期上，而不是写在街头的犯罪报告里。下一章会接着往下走：当这么多人被这套机制送进监狱，关押他们的，又是哪些彼此并不相同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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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story.com, “War on Drugs”——综述《1970年综合毒品滥用预防与控制法》及附表制度的确立。链接 →

3. Southern Cultures (UNC), “The Southern Strategy from Nixon to Trump”——论凯文·菲利普斯《正在浮现的共和党多数》与南方战略的形成。链接 →

4. Wikipedia, “Southern strategy”——南方战略的定义、种族编码语言与文献综述。链接 →

5.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Fifty Years Ago Today, President Nixon Declared the War on Drugs”——引霍尔德曼日记中尼克松关于种族议题策略的记述。链接 →

6. Wikipedia, “Southern strategy”——李·阿特沃特1981年访谈中关于种族编码语言如何“抽象化”的原话。链接 →

7. Dan Baum, “Legalize It All,” Harper’s Magazine, Apr. 2016——首次刊出埃利希曼关于缉毒战针对“反战左派与黑人”的引述。链接 →

8. CNN, “Report: Nixon’s war on drugs targeted black people,” Mar. 2016——交代该引语出自1994年采访、2016年方才发表的来历。链接 →

9. CNN, “Report: Nixon’s war on drugs targeted black people,” Mar. 2016——载埃利希曼家属对该引述真实性的公开质疑。链接 →

10. TIME, “New York’s Rockefeller Drug Laws”——记述1973年5月8日签署的洛克菲勒毒品法及15年至终身的强制刑。链接 →

11. Wikipedia, “Rockefeller Drug Laws”——洛克菲勒其人、立法背景与跨派别的“对毒品强硬”政治。链接 →

12. Wikipedia, “Rockefeller Drug Laws”——纽约州毒品犯占监狱人口比例由1973年约11%升至1994年约35%。链接 →

13. TIME, “New York’s Rockefeller Drug Laws”——至2000年前后依该法被关押者中黑人与拉丁裔男性逾90%。链接 →

14. Wikipedia, “Rockefeller Drug Laws”——2004年与2009年的修法。链接 →

15. History.com, “War on Drugs”——里根1982年将毒品升格为国家安全威胁、缉毒战升级。链接 →

16. History.com, “Just Say No”——南希·里根“对毒品说不”运动的缘起与传播。链接 →

17. History.com, “Just Say No”——1983年洛杉矶警察局长达里尔·盖茨创立 D.A.R.E. 项目。链接 →

18. History.com, “War on Drugs”——记述1980年代中期快克可卡因的出现与随之而来的媒体恐慌及强硬立法回应。链接 →

19. History.com, “Just Say No”——记述“快克婴儿”叙事的传播及后续对其长期影响被夸大的修正。链接 →

20. Wikipedia, “Anti-Drug Abuse Act of 1986”——莱恩·拜亚斯之死、奥尼尔选区的政治动力与该法的快速通过。链接 →

21. Wikipedia, “Anti-Drug Abuse Act of 1986”——快克与粉状可卡因100比一的量刑悬殊及5克／500克对应的5年强制最低刑。链接 →

22. ACLU, “ACLU Releases Crack Cocaine Report”——2009年快克犯罪获刑者中黑人占79%。链接 →

23. ACLU, “ACLU Releases Crack Cocaine Report”——论1986年法如何加深种族不平等。链接 →

24.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Analyzing the First Step Act’s Impact”——记述2010年《公平量刑法》将快克／粉状量刑比由100比一收窄至18比一及后续改革。链接 →

25. National Academies, “The Growth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犯罪潮先于监禁上升、监禁随政策而非犯罪持续攀升的证据综述。链接 →

26.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Causes of Mass Incarceration”——量刑政策与缉毒战作为监狱人口膨胀驱动因素的总体分析。链接 →

高墙的扩张

一

先把一个直觉摆正。

要让一个蓄水池的水位上升，可以拧大进水的龙头，也可以拧小出水的阀门。监狱是同一个道理。进来的人多——逮捕多、起诉多、定罪多——水位会涨；但如果每个进来的人待得更久，哪怕进水的速度不变，水位同样会一年比一年高。

1990年代美国做的，主要是后一件事。

这件事不容易被看见，因为它发生在判决书的措辞里，发生在假释委员会被取消的权限里，发生在一笔联邦拨款附带的小字条件里。它没有逮捕现场的画面，没有戴上手铐的瞬间。但正是这些不上镜的技术细节，把一座本已在扩张的监狱系统，推上了它的最高点。

这一期想说清楚的，就是这套“让人待得更久”的量刑架构是怎么搭起来的，由谁搭的，以及为什么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到了2020年代，刑期长度已经取代逮捕，成为美国监狱人口最主要的驱动力。13

这条线索其实在本书第一期就埋下了一半。那里给出过一组数字：美国的监禁率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初，半个世纪几乎是一条平线，之后40年翻了大约七倍；而在同一段时间里，犯罪率先涨后落，并不与监禁同步。15第一期把这条曲线作为一个需要解释的事实摆了出来：把人关进去的，主要不是犯罪的潮汐，而要归到一系列可以指认的决定上。这一期要做的，是走进其中一组决定，看清它们具体是怎么写成的。

要把这组决定看清，得先承认它们落在一片早就被翻松的土壤里。1971年，尼克松把毒品称作“头号公敌”，把治理犯罪和毒品的语言抬到了“战争”的高度；此后的20年，“法律与秩序”成了两党都不敢示弱的政治正确。22到1990年代初，犯罪率正处在战后的高位，城市里的暴力事件被电视一遍遍放大，公众的恐惧是真实的。一部要在那样的氛围里通过的法律，几乎注定是往“更严”的方向写的。这一期不打算把90年代的那些决定描述成几个人的失误；它们更像是一片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土壤是几十年累积的恐惧与修辞，而长出来的，是一套把这种情绪固化进法条、并让它在情绪退潮之后仍然继续生效的技术装置。

二

故事的中心，是一部1994年的法律：《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它的两个名字至今仍被反复提起：起草者是时任参议员、后来的副总统与总统乔·拜登，签署者是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篇幅最长的犯罪法案，包含三百多页条文，由当时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于1994年9月13日签署生效。12

它做了很多事，其中四件与高墙的扩张直接相关。

第一，钱给警察。法案授权拨款，用于在街头增加多达10万名警察。这是它最常被引用的卖点，也是克林顿政府最愿意挂在嘴边的政绩。1

第二，钱给监狱。法案为各州修建和扩建监狱提供了约97亿美元的拨款。12钱本身不是关键，关键是这笔钱里有约87亿美元附带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才是这一期真正的主角。3

第三，联邦版“三振出局”。法案规定，某些重罪的累犯第三次被定罪后，将面临强制性的终身监禁。12

第四，扩大死刑适用的联邦罪名。1

把这四件事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的指向是一致的：不只是抓更多人，而是把抓进来的人关得更久、放得更难。其中影响最深、最技术性、也最少被普通人读懂的，是那笔附带条件的钱——它有一个朴素得近乎温和的名字，叫“真相量刑”。

这套思路在1994年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早它20年，纽约已经做过一次更激烈的试验。1973年，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签署了一组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毒品法，规定持有约4盎司管制毒品即面临15年至终身的强制刑期。4效果立竿见影：纽约州监狱里因毒品入狱的人，从1973年的约11%,涨到1994年的约35%；到了2000年，依这组法律服刑的人里，黑人和拉美裔男性占了九成以上。5洛克菲勒毒品法后来在2004年和2009年被大幅修订，但它已经把一个模板交了出去：把刑期写死在法条里，让某一类行为自动对应某一段不可商量的年数。1994年的联邦法案，把这个模板从一个州放大到了全国。

三

“真相量刑”（truth-in-sentencing）听起来像一句道德口号，意思也确实如字面：让判决书上的刑期，成为被关押者实际要服的刑期。

在它之前，美国很多州的实际服刑时间远短于判决书上的年数。一个被判10年的人，可能因为表现良好、因为假释委员会的裁量、因为各种“折抵”，实际只服了三四年。支持“真相量刑”的人说，这是对受害者和公众的欺骗：法庭说10年，社会以为是10年，实际却是4年。

1994年法案给出的解法，是用钱来买齐这个差额。它规定，州若想拿到那约87亿美元里的“真相量刑激励拨款”，就必须立法保证：被判暴力重罪的人，至少要实际服满刑期的85%，才能获释。36

85%这个数字，值得用一点算术把它的分量摊开。一个被判20年的人，在旧制度下若能靠表现良好和假释提前折抵一半，大约9到10年就能出来；而在85%的门槛下，他至少要服满17年。同样一纸20年的判决，落到一个真实的人身上，前后相差了七八年——而这七八年，没有经过任何一次新的审判，没有任何一个新的罪名，纯粹是出口处的阀门被拧紧的结果。这个差额，乘以几十万被判暴力重罪的人，就是监狱人口在此后20年里持续累积的那部分。

更要紧的是这套机制改变州政府行为的方式。在“真相量刑”之前，一个州的监狱人口有一道隐形的减压阀：假释委员会。当牢房快满了、预算吃紧了，委员会可以稍微放宽尺度，多放一些表现良好的人出去，让进出大致平衡。这道阀门是行政性的、可调的，它让监狱人口对现实的成本压力还保有一点弹性。“85%”做的，恰恰是把这道阀门焊死。一旦写进法律，一个被判暴力重罪的人要服满多少年，就不再取决于这个州当年有没有钱、牢房还剩多少、这个人这些年表现如何——它由判决之日的法条一次性决定，此后十几年里几乎不可更改。州政府于是失去了一个本可以用来给系统泄压的旋钮。它换来的，是一笔当年就能拿到的联邦拨款；付出的，是此后十几年里一格接一格、必须被填满也无法提前腾空的牢房。这笔账在签字的那一刻看上去是划算的，因为成本要到很多年后才真正显形——那时签字的人多半已经离任，账单留给了后来的纳税人。

钱是有效的诱因。为了拿到这笔联邦拨款，各州纷纷立法，把“85%”写进自己的量刑条文，或者取消、削减假释委员会的提前释放权。到1998年，已有27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修改了量刑法律，达到了拿这笔拨款所需的门槛。3联邦没有命令任何一个州延长刑期——它只是把钱放在那里，附上条件，让各州自己走过来拿。这是这台机器一贯的运作方式：不需要强制，只需要把激励摆对位置。一个州议会要权衡的，往往落不到抽象的“正义”上，真正摆上桌面的，是一笔具体的、当年就能进账的钱，对上一笔模糊的、要在十几年后才显形的关押成本。前者看得见，后者看不见，于是天平几乎总是倒向修法。

它的效果不在逮捕那一端，而在出口那一端。同一批罪行、同样数量的人走进监狱，但每个人要在里面多待好几年。阀门被拧小了，而进水的龙头一点没关。

这种“在出口处做手脚”的政策，有一个常被忽视的好处，正是它在政治上格外好卖的原因：它几乎不产生任何戏剧性的画面。延长刑期不需要在街头多抓一个人，不会制造可供电视播放的冲突场面，受影响的人早已被关在墙内、远离公众视线。一个被判20年的人本该9年出来，现在要服满17年——多出来的那8年，没有新闻，没有抗议，没有镜头，只有一个人在同一间牢房里安静地多待下去。政策的代价被推到了未来，也被推到了视野之外，于是它几乎不引发任何即时的反弹。一项能让监狱持续变满、却几乎不被看见的政策，对任何想表现“对犯罪强硬”又不想承担可见成本的政客来说，都近乎完美。这也是为什么这套架构能在30年里安然存续：它最关键的运作，恰恰发生在没有人盯着看的地方。

四

为了理解“真相量刑”为什么是结构性的，不妨看看它的近亲——“强制最低刑”与“三振出局”——是如何在同一时期改变量刑权力的分布的。

传统上，判多久，是法官的事。法官面对具体的人、具体的情节，有裁量的余地。而强制最低刑和三振法做的，是把这份裁量从法官手里拿走，写死在法条里：符合某某条件，就是不少于多少年，法官无权减让。

权力并没有凭空消失，它转移了——转移到了检察官手里。决定一个案子按哪条罪名起诉、要不要叠加那个触发强制刑期的指控，是检察官的权力。一旦罪名选定，刑期几乎就由法条自动算出，法官沦为盖章的人。这意味着，真正决定一个人要在高墙里待多久的，越来越少是公开的庭审，更多是检察官办公室里一场不公开的认罪协商。7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转变。一般人以为量刑的严厉体现在法官的判决里，其实它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一份份没有进入审判的认罪协议里。强制最低刑给了检察官一张极重的牌：如果你不认罪、坚持要上庭，万一败诉，等着你的是法律写死的、长得吓人的刑期。被告在“认一个轻点的罪、马上结束”和“赌一把、可能被判20年”之间，往往别无选择。7于是绝大多数案子根本走不到审判。高墙的高度，是在一个没有旁听席的房间里决定的。

五

如果说联邦版三振是一根象征性的标杆，那么把“三振出局”推到极致、并因此付出最具体代价的，是加利福尼亚。

1994年11月，加州选民以约3比1的压倒优势通过了第184号公投提案（Proposition 184），把“三振出局”写进州法。8它的核心条款是：一个人若此前已有两次“严重或暴力”重罪前科，那么第三次被定罪——无论第三次是什么罪——都将被判处25年至终身监禁。89

请注意“无论第三次是什么罪”。这是加州三振法最被诟病之处：前两振必须是严重或暴力的，但第三振可以是任何一项重罪——包括一些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罪。

它的通过，被两桩广为人知的命案推动。一桩是1992年18岁的金伯·雷诺兹（Kimber Reynolds）在弗雷斯诺被一名有前科者枪杀；她的父亲此后成为三振立法的主要推动者。另一桩是1993年12岁的波莉·克拉斯（Polly Klaas）被一名假释中的累犯绑架并杀害，此案传遍全加州，成为公投通过前最有力的情感动员。910

这两桩案件本身都是真实的悲剧，凶手都是有暴力前科的累犯。但法律一旦写下，就不再只适用于它最初想针对的那种人。法条不会读案情，它只读分类：两振在册，第三案成立，刻度就跳到25年。至于第三案是绑架还是顺手牵羊，法条本身并不在乎。

六

加州立法分析办公室（Legislative Analyst’s Office）在三振法实行10年后做过一次评估。报告里的数字，比任何控诉都更冷静。

到2004年，加州约有4.2万名在押者是依据三振法被加重判刑的——其中约7500人是“三振”满格，被判了25年至终身。11更需要停下来看的是这7500人里“第三振”的罪名分布：相当一部分人的第三次定罪并非暴力或严重罪行，而是诸如盗窃、毒品持有这类罪。11

立法分析办公室那份报告的语气，通篇是会计式的、不带感情的，而正是这种语气让它更有分量。它没有说三振法“残忍”，它只是把账算给加州看：依三振法加重关押的这几万人，每年要多花掉数以亿计的州预算，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第三罪轻到，按旧法本来只需服很短的刑期。报告还点出一个时间上的问题——这些被判25年至终身的人，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老去，而老年在押者的医疗开支极其昂贵；也就是说，加州在用一笔越来越贵的钱，把一批因小罪入狱的人一直关到他们衰老、患病、需要轮椅和透析为止。这份冷静的成本核算，后来成了2012年那场修法最有力的论据之一——把人关到老死，不只是道义上的问题，也是一笔越滚越大、终究要由纳税人结清的账。

把抽象的统计还原成一个人，是这样的。加里·尤因（Gary Ewing）此前有过入室盗窃等前科，2000年，他从一家高尔夫球商店走出来时，裤管里藏着三根球杆，价值约1200美元。这是一次盗窃，在加州属重罪；而它落在了他已有的两次严重前科之后，于是触发第三振。法官把它判成了25年至终身。12这个案子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Ewing 诉加州，2003），法院以5比4维持了原判，认定如此量刑并不违反宪法对“残酷而非常之刑罚”的禁止。12在加州被反复援引的同类案例里，还有人因偷几盘录像带、偷几块披萨而触发第三振，被判25年起、上不封顶的牢狱。11

这里不需要形容词。一个人因三根球杆要在监狱里度过大半生，这件事的分量，排出来就够了。判断藏在这组对照里：触发刑罚的行为很轻，刑罚很重，而两者之间的距离，是由一部法律、而不是由那一次行为本身决定的。

值得停一下的是最高法院那5比4的多数意见怎么说。多数意见并没有否认这个量刑很重，它的逻辑是另一层：尤因受罚的，不只是这一次偷球杆，而是他作为一个屡教不改的累犯整体所代表的风险；州有权决定，对这样的人，社会愿意付出长期隔离的代价。这套逻辑在抽象层面自洽，问题在于它把“这次行为”和“这个人的全部过往”绑成了一笔账，而绑定的方式——两次旧案加任何一次新罪即跳到25年——是立法者一次性写死的。法院的分歧，恰恰落在这台机器最核心的地方：当刑罚的轻重由一个人的标签、而非由他眼下这次行为来决定时，宪法那条关于“罚当其罪”的古老约束，还管不管得住。4位异议的大法官认为管得住，5位多数认为管不住——一根高尔夫球杆，就这样把一个抽象的宪法分歧，压成了一个具体的人的余生。

七

到2012年，加州选民自己修正了这部法律。

那一年通过的第36号提案（Proposition 36），修改了三振法的核心：今后，只有当第三次定罪本身也是严重或暴力重罪时，才适用25年至终身的量刑。14它还允许一部分此前因非暴力第三振被重判的人申请重新量刑。这是同一批选民，在18年后，对自己当年那张选票的部分收回。14

值得记下的，是这个回摆的节奏。1994年3比1通过，2012年再以多数通过修正——中间隔着18年。法律可以在一个恐惧的夏天里几周内写成，却要花将近一代人的时间、用一个一个具体的不成比例的案子，才能被重新拧回来一点。高墙垒起来容易，拆下来难，这种不对称本身，就是这台机器的一个特征。它和前面那个“激励”的逻辑是连着的：修法时省下的关押成本看不见，所以修法容易；改回去时要正视的“放谁出来”却人人看得见，于是改回去难。

这18年里发生的事，也不能被简单读成“民意终于清醒了”。更准确的说法是，恐惧退潮需要时间。1994年那个夏天，波莉·克拉斯案的细节正铺天盖地，每个有孩子的家长都在那张失踪女孩的照片里看见自己的孩子；在那样的情绪里，没有一个想连任的政客敢投反对票。到了2012年，那一代被恐惧动员起来的选民已经老去，加州的财政也实实在在被三振法撑出来的庞大在押人口压得喘不过气——重新量刑省下的钱，这一次变成了看得见的东西。换句话说，回摆之所以发生，一半靠的是十几年里累积起来的具体案例让人于心不忍，另一半靠的是账本终于把成本摊到了所有纳税人面前。道德的不安和财政的压力，要等到同一个时刻才推得动一部已经写死的法律。

八

现在把镜头拉远，看整个系统的体量变化。

1990年代的这套量刑架构，效果是可以测量的。全美的矫正设施数量，在1990到2005年间增长了约43%。1这个比率背后，是实实在在多盖出来的、需要被填满也确实被填满的牢房。把这个数字放回更长的时间里：以监狱论，关押率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初长期停在每10万人约110人，到2007、08年前后涨到约506人；若把地方看守所一并算入，这条曲线从每10万人约160人升到约760人，大约七倍；到2012年前后，被关押的总人数约为223万。15这是一座在十几年里被反复加盖、且每一层都住满了人的高墙。

把“43%”翻译成具体的景象，是这样的：在那十几年里，美国平均每隔十几天就有一座新的州或联邦监狱投入使用，许多建在经济凋敝的乡镇，被当地当作能带来稳定就业的“增长产业”来争取。一座监狱一旦盖起来，它就不只是一栋楼，而是一笔需要持续偿付的承诺——狱警的薪水、维护的开支、为它发的债券，都要靠把床位填满来摊销。空着的牢房是纯粹的成本，住满的牢房才让这笔投资“合理”。于是建得越多，把人留得越久的动力就越强；而把人留得越久，又为下一轮扩建提供了理由。90年代那套延长刑期的法律，和这一轮土木工程，是互相喂养的：法条保证了客流，工程提供了容量，两者咬合着把高墙一层层垒了上去。这也正是下一期那门生意得以成立的物质前提——先有了这么多需要被填满的床位，床位的空与满才会变成一个有人精打细算的商业问题。

但更深的变化，不在建了多少楼，而在每个人待多久。把美国监狱人口的长期曲线摊开会看到一个反直觉的事实：犯罪率在这段时间里先涨后落，并不与监禁同步——监狱继续填满的那些年，街头其实在变得更安全。15把人留在里面的，主要不是犯罪的潮汐，更多是一系列让人待得更久的决定。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es）2014年那份关于监禁增长的权威报告，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刑期变长，是监禁人口暴增的核心机制之一，而不是边缘因素。15到了2020年代，这个机制变得更加突出——量刑改革倡议组织“量刑项目”（The Sentencing Project）的数据显示，如今每6名在押者中就有约1人正在服终身刑或事实上的终身刑。13

每六人中有一人。这就是1990年代那些不上镜的技术细节，30年后留下的形状。它不是关于今年抓了多少人，而是关于很多年前那批进来的人，至今还没出去。

九

关于这部法律的政治归因，需要诚实，也需要克制。

把1994年法案简单贴上某个党派或某个人的标签，无论是用来攻击还是用来辩护，都会错过更重要的事实。这是一部民主党主导起草、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民主党总统签署的法律——这是事实。12但同样是事实的是，它在当年得到了广泛的两党支持，是在一个犯罪率高企、公众恐惧真实存在、连许多黑人社区领袖也呼吁严厉执法的政治环境里通过的。2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略过、却很关键的事实：当年最坚决要求严刑峻法的，并不全是远在郊区的白人选民。许多黑人社区的领袖、牧师、市议员，当时也在呼吁更多警察、更长刑期——因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大量就是这些社区里的居民。把1994年法案讲成一群白人政客单方面强加给黑人社区的东西，会抹掉这段更复杂、也更难堪的历史：在恐惧最盛的那几年，一部分被这套政策伤得最深的社区，自己也曾是它的推动者之一。这并不为法案开脱，它只是提醒，恐惧是会跨越阶层和肤色的，而政客对恐惧的回应，往往比恐惧本身更持久。

更值得记下的，是后来的反转。到了2010年代，对这部法案的批评变成了跨党派的共识。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的回顾指出，连当年的关键参与者——包括克林顿本人——都公开表示，这部法律在延长刑期上做得过了头。2这件事更适合被呈现为一个结构性的教训，而不是一份谁该负责的清单：在恐惧的高点上写成的法律，往往要在很多年后、由后来的人、用具体的代价去重新评估。归因可以留给读者，事实摆在这里就够了。

十

也正因如此，这一期不能以高墙的最高点收尾。紧接着的，是一个真实的、虽然不彻底的回摆。

第一步发生在毒品量刑上。1986年的《反毒品滥用法》曾把“快克可卡因”与粉末可卡因的量刑比例定在100比1——持有5克快克，与持有500克粉末，触发同样的5年强制最低刑。16这部法律是在篮球新星伦·拜厄斯（Len Bias）因可卡因猝死、举国哗然之后，几周内匆匆通过的，本身就是“恐惧的高点上写成的法律”的又一个样本。16而快克使用者中黑人比例极高——到2009年，约79%的快克量刑对象是黑人——这条比例因此成为种族不平等最赤裸的量刑条款之一。172010年，《公平量刑法案》（Fair Sentencing Act）由奥巴马签署，把这个比例从100比1降到了18比1。18差距缩小了，但并未消除。

第二步，是2018年的《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它由特朗普签署，在参议院以87比12的悬殊票数通过——这本身就是一个罕见的两党合作样本。19它做了几件具体的事：让2010年的《公平量刑法案》可以追溯适用，使数千名此前因旧比例被重判的人有资格申请减刑；放宽了某些强制最低刑；扩大了“赚取减刑时间”的机制。1920

美国量刑委员会（U.S. Sentencing Commission）对《第一步法案》实施1年的评估显示，最早一批因追溯适用而获得减刑的人数以千计——这是把“让人待得更久”的逻辑，第一次成规模地往回拧。20把这一步和90年代那一步对照，会看清一个不对称：当年靠一笔联邦拨款，27个州在4年内就修了法；如今要松开同一个阀门，却要逐案申请、逐人审核，一个人一个人地往外放。

这个不对称值得多看一眼，因为它揭示了这台机器为什么这么难拆。90年代往“严”里改时，用的是一种批发式的工具：一条联邦拨款的条件、一部公投提案，一笔下去，几十万人的刑期同时被改写，几乎不需要任何个案的审查。而2018年往“宽”里改时，用的却是一种零售式的工具：每一个想减刑的人,要自己提出申请，由法院逐案权衡他是否符合条件、是否仍有危险，再决定放不放。批发式地关进去，零售式地放出来——这两种节奏天然不对等。把一个人的刑期写长，只需要立法者动一次笔；把它改短，却要司法系统为每一个具体的人重新做一次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政治风向已经转了，监狱人口的下降仍然慢得让人不耐烦：进来的门是宽的、自动的，出去的门是窄的、手动的，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推开。而且《第一步法案》本身只覆盖联邦监狱，而美国绝大多数被关押的人是在各州的系统里——联邦这一步能松动的，只是整座高墙的一小角。

十一

但要避免把这个回摆讲得太圆满。

那道把快克与粉末拉开的鸿沟，到今天仍未填平——18比1不是1比1，旨在彻底消除它的《平等法案》（EQUAL Act）虽然在众议院以361比6的压倒票数通过，却始终没能在参议院获得表决，悬在那里。21

回摆的不彻底，在2024年又添了一个注脚。那一年，加州把一项叫第6号提案（Proposition 6）的公投交给选民，内容是把州宪法里那条允许“作为犯罪惩罚”而强制劳动的例外条款删掉。这本是个象征性极强、看上去理所当然会通过的修正，结果却在11月被否决了——一个常被提及的原因是，公投的措辞里没有出现“奴役”这个词，许多选民没看懂自己在投什么。23而内华达州一项措辞几乎相同、却点明了字眼的提案，同一时间以约六成通过。这件小事很说明问题：连一个几乎没有实际成本的象征性修正，要往“宽”的方向走都如此磕绊。垒墙时不需要解释，拆墙时却要逐字句去争取人心——这种不对称，30年后依然在起作用。

需要补一句的是，这条“作为犯罪惩罚”的例外，并非90年代的发明，而是写在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里、可以一路追溯到内战之后的旧条款。本书后面的章节会专门去看它怎样从奴隶制的废墟里延续下来、又怎样在今天的监狱劳动里继续生效。24把它放在这里只是为了说明：90年代那套延长刑期的技术装置，是嫁接在一根更古老的主干上的；高墙之所以能垒得这么高、这么久，一部分原因是地基早就备好了。

而在更宏观的层面，“量刑项目”2024至25年的报告指出：尽管暴力犯罪率已较1991年的峰值下降逾五成、处于历史低位，美国的监狱人口却在2022到2023年间于多数州不降反升——这个国家又一次站在了“监禁的十字路口”。13

把这一期开头的那个比喻拿回来：进水的龙头这些年确实拧小了一些——犯罪在降，逮捕在降。但出水的阀门，那个1990年代被悄悄拧紧的阀门，松得很慢。一个被判了25年至终身的人，不会因为今年的犯罪率创了新低就提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把人关更久”比“把人关更多”更要紧：前者一旦写进法律，会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地、安静地决定着高墙里站着多少人。

法律可以在一个夏天里写成，刑期却要在一个人的余生里服完。这是这一期最想留下的一句话。下一期走进高墙之内，去看一门把空床位本身变成商品的生意——当一座座新监狱在90年代被盖起来、又被“85%”的规则填满之后，那些床位的空与满，本身就长出了一笔生意。垒高墙的决定，和靠高墙赚钱的人，是同一条链上前后相连的两环。

参考文献

1. FactCheck.org，《Bill Clinton and the 1994 Crime Bill》——对1994年法案条款（10万警察、约97亿美元监狱拨款、联邦三振、扩大死刑、矫正设施 1990–2005 增长约 43%）的事实核查。链接 →

2.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The Complex History of the Controversial 1994 Crime Bill》——法案的两党背景、起草与签署归因，及后来跨党派的反思。链接 →

3.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The Growth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2014）——“真相量刑”激励拨款约 87 亿美元、85% 服刑门槛，及到 1998 年 27 州加华盛顿特区达标。链接 →

4. TIME，《New York’s Rockefeller Drug Laws》——1973 年洛克菲勒毒品法：约4盎司毒品触发 15 年至终身强制刑期。链接 →

5. Wikipedia，《Rockefeller Drug Laws》——毒品犯占纽约州监狱人口 1973 年约 11%、1994 年约 35%；2000 年依该法服刑者九成以上为黑人与拉美裔；2004/2009 改革。链接 →

6.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Truth in Sentencing in State Prisons》——真相量刑（85% 规则）制度与各州采纳概况。链接 →

7.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Causes of Mass Incarceration》——强制最低刑、量刑裁量从法官向检察官转移、认罪协商的作用。链接 →

8. Ballotpedia，《California Proposition 184, Three Strikes Sentencing Initiative (1994)》——提案文本、约3比1通过比例与核心条款（25 年至终身）。链接 →

9. Wikipedia，《Three-strikes law》——加州三振法机制（第三振可为任何重罪）及 Kimber Reynolds、Polly Klaas 案的推动作用。链接 →

10. Wikipedia，《Murder of Polly Klaas》——案件经过及其对加州三振立法与公投动员的影响。链接 →

11. California Legislative Analyst’s Office，《A Primer: Three Strikes – The Impact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2005）——三振在押人数、“三振满格”约7500人，及第三振罪名分布。链接 →

12. Wikipedia，《Ewing v. California》（2003）——Gary Ewing 因偷三根高尔夫球杆触发第三振、25 年至终身量刑，最高法院 5–4 维持原判。链接 →

13. The Sentencing Project，《America’s Incarceration Crossroads》（2024–25）——刑期长度成为主驱动、每6名在押者约1人服终身/事实终身刑；2022–23 监狱人口在多数州回升而犯罪处历史低位。链接 →

14. Ballotpedia，《California Proposition 36, Changes in the “Three Strikes” Law (2012)》——2012 年改革：第三振须本身为严重或暴力重罪，并允许部分重新量刑。链接 →

15.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The Growth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2014）——监禁率 1925–1972 平稳、之后约 7 倍暴增而与犯罪率脱钩（监狱约 110→506/10 万，含看守所约 161→767/10 万，总数约 223 万），刑期延长为核心机制。链接 →

16. Wikipedia，《Anti-Drug Abuse Act of 1986》——Len Bias 之死后仓促立法、100:1 快克/粉末量刑差与5年强制最低刑。链接 →

17. ACLU，《Cracks in the System: 1986 Anti-Drug Abuse Act and the 100:1 Crack/Powder Disparity》——100比1量刑差、2009 年约 79% 快克量刑对象为黑人及其种族不平等后果。链接 →

18. Wikipedia，《Fair Sentencing Act》（2010）——将快克与粉末可卡因量刑比从 100:1 降至 18:1。链接 →

19.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Analyzing the First Step Act’s Impact o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参议院 87–12 通过、追溯适用、强制最低刑与赚取减刑改革。链接 →

20. U.S. Sentencing Commission，《The First Step Act of 2018: One Year of Implementation》——追溯减刑的实施数据与最早一批受益人数。链接 →

21. The Sentencing Project，《The EQUAL Act》——旨在彻底消除 18:1 差距的法案；众议院 361–6 通过、参议院未表决。链接 →

22.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Fifty Years Ago Today, President Nixon Declared the War on Drugs》——1971 年尼克松宣布毒品为“头号公敌”，及“法律与秩序”作为政治语境的起点。链接 →

23. CBS News San Francisco，《California Proposition 6》——2024 年 11 月加州删除宪法强制劳动例外的提案被否决；措辞未含“奴役”被视为原因之一，内华达州近似提案同期通过。链接 →

24. New Jersey State Bar Foundation，《From Convict Leasing to Today’s Prison Labor System》（2025）——第十三修正案“作为犯罪惩罚”例外的由来及其与当代监狱劳动的延续。链接 →

床位的生意

一

1983年1月，三个人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注册了一家公司，名叫美国惩教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缩写 CCA）1。三位创办人里，有一个叫 T. Don Hutto 的人，此前管过州一级的监狱系统；另一位 Thomas Beasley 当过田纳西州共和党主席。这家公司后来改名叫 CoreCivic，是今天美国规模最大的两家私营监狱运营商之一12。它第一座设施在1984年投入使用。

几乎同时，1984年，George Zoley 在佛罗里达把一家安保公司 Wackenhut 的惩教部门独立出来，做的是同一门生意2。这家公司2003年改名叫 GEO Group。两家几乎同龄，做的事也几乎一样：和政府签合同，替政府关人。

这门生意的出现不是偶然。1980年代正是美国监禁人数开始陡升的年头——毒品战争、强制最低刑期、各州监狱迅速塞满。当州政府发现自己一时盖不出那么多牢房、也不想立刻背上几十年的建设债务时，一个看似干净利落的方案就有了买家：让私人公司去盖、去运营，政府只管按人头付钱。供给跟不上需求，私营运营商正是踩着这个缺口长出来的。

早期为这套安排辩护的说法，听上去很有公共财政的常识感：私人公司有效率压力，能盖得更快、管得更省，政府只需为实际使用的床位付钱，不必背上沉重的资本债务，纳税人因此得利。这套说辞里，私营监狱被描述成一种“外包”——把一项政府本来就要做的事，交给据说做得更便宜的人。后面几节会逐一检验这套说辞兑现得如何：更省的钱省在了哪里，省下来的代价又落到了谁身上。

值得先把它的位置摆正。这两家公司加在一起，在公众想象里几乎等同于“私营监狱”这件事的全部，但它们关押的人，在全美州与联邦囚犯里只占很小一块。这一点后面会专门讲，因为它是理解整件事的关键。先记住公司的来历：它们不是某种阴谋的产物，而是一个制度缺口的产物。缺口是公共部门挖的——是各州在监禁人数陡升时，既缺牢房又怕背债——填进去的是私人资本。私人资本进来，带着它自己的算术：要回报，要增长，要把每一张床都尽量算成收入。这套算术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只是当年很少有人把它读出声。

二

要理解这门生意，得先理解它怎么收钱。

核心是一个词：per-diem，按日计费。政府机构——可能是联邦监狱局，可能是联邦法警，可能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也可能是某个州的惩教厅——和运营商签一份合同，约定每关押一个人、每过一天，付给运营商固定的一笔钱。于是运营商的收入大致是一道乘法：日费率，乘以被占用的床位数，再乘以天数1。

这道乘法里藏着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对一家按日计费的公司来说，每一张空床都是没赚到的钱，每一天提前释放都是收入的减少。它不需要谁去主动延长任何人的刑期——它只需要床位被填着。激励是温和的、结构性的，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多关一点，关久一点，床位满一点。

把这套激励和公共监狱对照一下，差别就清楚了。一座州立监狱关满了人，对管理者来说往往意味着麻烦——预算吃紧、人手告急、责任加重，没人会因为多关了人而账面变好看。它的激励是中性的，甚至略微偏向“别再多了”。而一座按日计费的私营监狱，多关一个人就是多一笔收入，关空了反而是损失。同样是关人，一边把它当成需要消化的负担，一边把它当成需要做大的营收——同一件事，被装进了两套相反的算术里。这门生意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比公共监狱更坏，而在于它把“关押”和“收入”这两件本该分开的事，第一次明明白白地焊在了一起。

更进一步，运营商在谈合同时，常常会争取一项保障条款，业内叫“床位保证”或者“占用率保证”，更直白的叫法是 lockup quota——占用配额。意思是：无论实际关了多少人，政府都得按某个最低占用率付钱。一份2013年的合同分析发现，在所抽样的私营监狱合同里，约65%含有这类占用保证，保证水平多在80%到100%之间，其中以90%最常见；亚利桑那、路易斯安那、俄克拉荷马、弗吉尼亚的一些合同要求高达95%到100%3。

这意味着什么，值得慢慢说。占用配额把“需求风险”从公司转嫁给了纳税人。在一桩正常的生意里，卖不出去的货砸在自己手上是经营者的风险。但在一份带占用配额的监狱合同里，如果某个州的犯罪率下降、判刑变少、牢房空了出来，赔钱的不是运营商，而是州财政——它得为那些空床照付。同一份报告记录，科罗拉多州曾因为这类条款，为空着的床位支付了约200万美元3。

把这件事放慢一帧看：一个州如果成功地少关了人，本该是省钱的好事，却可能因为一纸合同而变成额外的账单。激励被拧了一下，朝着和公共利益相反的方向。

需要把话说得公道些。占用配额并非监狱行业独有的发明，长期合同里写入最低使用量保证，在能源、基建等领域并不罕见——运营商投了重资产，要一份现金流的确定性，本身有它的商业道理。问题不在条款存在，而在它附着的对象。当被“保证”的是一座座牢房、被当成存货来计量的是人的关押天数时，一个本该越少越好的东西，被合同改写成了一个越满越好的东西。一份普通的供货合同卖不动货只是亏钱；一份监狱合同关不满人，却让“把人放出来”这件好事带上了财政惩罚的尾巴。条款没变，标的变了，意义就全变了。

三

2013年，这门生意做了一次结构上的改造，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一年，CCA 和 GEO 先后把自己重组成了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12。REIT 本是为持有商业地产——写字楼、商场、仓库——设计的一种税务结构。它的核心交换条件是：一家公司如果把应税收入的至少90%以分红的形式发给股东，就可以在联邦层面几乎不缴企业所得税4。

监狱运营商套用这个结构，逻辑是把自己重新讲成一个“持有不动产、收租金”的房东：它拥有的是一栋栋设施，政府是租客，per-diem 是租金。一旦被认定符合 REIT，它就把那笔本该缴给联邦的企业所得税省了下来。据估算，CCA 在转制当年因此节省的联邦税大约在7000万美元量级1。

这一步带来两个后果，都不容易一眼看穿。

其一，它把这门生意进一步金融化了。REIT 必须把绝大部分利润派发出去，于是它天然成了一种“收益型”标的——买它的不再主要是赌它成长的人，而是想要稳定分红的人，包括大量被动型的指数基金。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这意味着一个把退休金交给某只宽基指数基金的普通人，很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持有了这门按天关押人的生意的一小片。监狱的现金流，被接进了一套以“派息率”来衡量好坏的金融语言里。

其二，少缴的那部分联邦税，等于由其余纳税人补上。一家公司的税务安排本是它自己的事，但当它的客户是政府、它的收入来自公帑、它关押的是公共系统送进来的人时，“少缴税”这件事就有了另一重含义：公共财政两头出力——既付了床位费，又默许了税基的流失。

还有第三重后果，值得单独点出。REIT 这套话术，悄悄改写了这门生意的自我叙述。一家“房东”和一家“监狱运营商”，在公众观感、在法律责任、在投资者眼里，都不是一回事。把自己重新定义为持有不动产、向政府收租的房东，等于把墙内每天发生的事——人手、安全、医疗、暴力——从公司故事的中心挪到了边上，挪到了“租客如何使用物业”那一栏里。资产负债表上最显眼的，于是成了设施的估值与租金的稳定，而不是被关押者的处境。语言的这一处微调，是这门生意能被平静地放进退休金组合里的前提之一。

需要说明，REIT 这条路后来并不平坦。有法律学者把它称作一段“兴衰”，因为围绕私营监狱以 REIT 形式融资，后续出现了不少争议与压力4。其中一段插曲是金融机构的撤离：到2019年前后，在持续的活动人士施压下，多家大银行宣布不再为私营监狱与移民拘留运营商提供新融资，据估算涉及这两家公司绝大部分的信贷额度24。融资的门一度收紧，公司转向其他渠道续命。但2013年这一步本身，作为“把惩罚做成可派息资产”的标本，已经足够清楚。

四

现在到了这一期最要紧、也最容易被讲错的地方。

如果只看上面三节，很容易得出一个干脆的结论：私营监狱因为有这套按日计费、空床照付、派息免税的激励，所以是它们把美国推向了大规模监禁。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听上去也顺。但它和数字对不上。

按司法统计局和量刑项目（Sentencing Project）的口径，私营设施关押的人，约占全美州与联邦囚犯的8%，2022年的数字是90,873人56。更要紧的是，这个比例在过去约二十年里大体持平——既没有随着监禁总量同步膨胀，也没有把公共系统挤到边上去。换句话说，在美国近两百万被关押者里，绝大多数始终关在公办的联邦、州和地方设施里，由政府自己运营。

各州之间差别很大。蒙大拿的私营比例最高，约49%；夏威夷约39%，新墨西哥约31%，亚利桑那、田纳西约29%5。而有23个州一座私营监狱都不用5。也就是说，全美近一半的州，把人大规模关起来这件事，完全是在没有这两家公司参与的情况下做到的。这组州际差异本身就是一个反证：如果私营资本是大规模监禁的引擎，那么那些一张私营床位都不用的州，监禁率本该明显更低——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一样把人关得很满，只是关在自己的公办设施里。

这个校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一刀切开了两种判断。把私营监狱当成大规模监禁的“病因”，在事实上是错的：它太小了，小到无法解释那条从1970年代翻了约七倍的曲线。真正把人源源不断送进牢房的，是法律怎么写、毒品怎么管、检察官手里有多大权力、刑期定得多长——这些几乎全部发生在公共系统里，和私营公司的财报无关。

但反过来，因为它小，就说它无关紧要、不值得专门拿出来讲，也同样是错的。私营监狱的价值不在体量，而在它把那套激励暴露得最彻底。公共监狱里，把关押做成收入的逻辑被预算、官僚、公共话语层层包裹，不容易看清；私营监狱把同一套逻辑提炼成了一张可以朗读的损益表——日费率、占用率、派息率。它是这台机器的一块切片标本，体积不大，但切面干净。

这个校准还有一层实践意义。如果有人真心想缩小美国的监禁规模，把火力全部对准两家私营公司，会把方向引偏。哪怕这两家公司明天就关门，被它们关押的那九万人也不会因此获释——他们会被转回公办监狱，由州政府接手继续关。真正决定关多少人的开关，在立法、在量刑、在检察裁量，在那些把私营公司当成下游承包商的公共决定里。私营监狱是这台机器末端的一个出口，不是它的发动机。盯着出口，发动机会继续轰鸣。

两个判断要同时拿住：它不是病因，但它是最清晰的样本之一。承认它小，是为了不把整个问题外包给一个替罪羊；承认它清晰，是为了不放过那张被它印得格外工整的损益表。

五

如果只看激励，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真正让“按床位赚钱”这件事变得沉重的，是它在墙内落成了什么。

2016年8月，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OIG）发布了一份编号 16-06 的审查报告，对象是联邦监狱局承包给私人运营的那些设施7。报告把私营承包监狱和可比的公办联邦监狱放在一起对照，结论相当不客气：在所审查的多数安全与治安指标上，私营监狱的表现更差。囚犯之间的袭击多出约28%；查获的违禁手机数量是公办监狱的约8倍；而最刺眼的一项是，私营设施进入封闭管理（lockdown）的频率，是公办的9倍还多——一组对照里是101次对11次7。

为什么会这样，并不神秘。一家按床位收钱、又要给股东派息的公司，省钱就是利润，而最大的一笔可省的钱往往是人——狱警的人数与薪资。人手不足，墙内的秩序就更难维持，冲突更多，应对手段也更粗暴。封闭管理频繁，某种程度上正是人手不足的一个症状：管不过来，就把所有人锁回牢房。

这里要给监察长那份报告留一点余地。它本身也承认，比较并不完美：私营承包监狱主要关押的是一类特定人群——非美国公民、低安全级别但即将被驱逐的人，和公办联邦监狱的整体在押结构并不完全可比，因此某些指标的差距未必全能归到“私营”二字上。报告同时也指出，有个别指标上私营监狱表现并不更差。把这些保留意见一并放进来，结论会更稳，而它依然站得住：在多数与安全直接相关的指标上，省下来的成本，是以墙内更高的风险为代价的，而承受这风险的，是被关在里面的人。

一个具体到了名字的例子，是爱达荷州的一座 CCA 设施，绰号“角斗士学校”（Gladiator School）。它因为暴力频发而臭名昭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2010年就此提起诉讼8。诉讼过程中暴露出的事实里，有一项格外说明问题：公司被发现伪造了约4800小时的值班记录——账面上有人在岗，实际无人9。CCA 因人手不足并就此撒谎而被法院判定藐视法庭10。到2014年，爱达荷州把这座监狱收回了自营9。

4800小时这个数字，是这门生意的激励在最细处的样子。在岗的每一小时都是成本，于是省下来；省下来又不能让合同看着没人守，于是在纸上补回来。没有谁需要憎恨被关押的人，账本自己会做这道减法。值得停在这个绰号上想一想：“角斗士学校”不是新闻标题的夸张，而是被关在里面的人对一座监狱日常的命名——它意味着暴力被默许、被纵容，甚至在管理者的不作为里被当成了一种省人手的秩序。一座以安全为名收钱的设施，最后把不安全本身变成了它的运行常态，这中间的距离，恰好就是省下来的那笔人力成本。

六

围绕私营监狱的联邦政策，在过去十年里来回掉了好几次头，掉头的方式本身就值得记下。

2016年8月，紧接着监察长那份报告，时任副司法部长 Sally Yates 发出一份备忘录，指示联邦监狱局逐步停用私营监狱——不再续签、逐渐缩减11。两家公司的股价当天大跌。这看上去像一个转折点。

转折点没维持多久。2017年2月，新一任司法部长 Jeff Sessions 发出一纸备忘录，撤销了 Yates 的指示，理由是它“妨碍了监狱局满足联邦惩教系统未来需求的能力”12。政策一夜回到原点。

2021年1月，拜登上任头几天签署行政令，指示司法部不再续签私营监狱合同；联邦监狱局据此陆续终止了相关合同13。这一次力度更大，但它有一个被反复强调的边界：这道行政令只管司法部和联邦监狱局，不覆盖国土安全部和 ICE 的移民拘留13。而移民拘留，恰恰是这门生意当时增长最快的部分。结果是，禁令落在了正在收缩的那条业务线上，绕开了正在膨胀的那条14。

2025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撤销了拜登的这道行政令15。一来一回之间，没有任何一项关于“私营监狱到底安不安全、值不值”的事实被推翻——监察长的报告还在那里，角斗士学校的记录还在那里。变的只是政治。这门生意的命运，被绑在了四年一轮的钟摆上：备忘录、行政令、再撤销，股价随之起落。它的稳定，从来不来自经营得多好，而来自下一任政府愿不愿意续约。

七

钟摆的方向，最近这一摆甩得很远，而且甩向了一个新的地方：移民拘留。

这条业务线的转移，学术上有清楚的记录。一项发表于2024年的研究追踪了两家公司二十年间的收入构成，发现它们正从“私营监狱”稳步转向“私营拘留”——ICE 业务在 CoreCivic 收入里从约7%涨到约三成，在 GEO 收入里从约6%涨到四成以上，二十年里翻了数倍16。今天美国的移民拘留床位，约79%由私人运营1617。当联邦监狱这扇门被拜登关上一半时，移民拘留这扇门一直敞着，而且越开越大。

移民拘留与刑事监狱在法律上是两件不同的事，这一点对理解整件事很关键。移民拘留在名义上是“行政性”的，不是刑罚，而是为了确保一个人出席移民法庭或等待遣返而采取的羁押；被拘留者很多没有被指控任何犯罪。正因为它被归在行政羁押而非刑罚之下，它受到的司法约束更薄，扩张起来的阻力也更小。拜登那道只管刑事监狱、不碰移民拘留的行政令，恰好绕开了这片约束最薄、增长最快的地带——对运营商而言，等于关了一扇正在缩小的门，留了一扇正在放大的门。

2025年7月1日，一项大规模拨款落地，为 ICE 的拘留扩建拨出约450亿美元，另有数百亿用于执法18。被拘留的移民人数随之冲到历史高位：据非营利机构 Vera 追踪 ICE 数据，到2026年初，在押人数突破了7.3万人，远高于一年多前的三万多人，超过了2019年的旧峰值19。床位需求被政策一口气抬了上去，而供给的大半，握在这两家公司手里。这是一个干净的传导：一笔联邦拨款先把需求做大，按日计费的合同再把这份需求逐天换算成收入，最后落在两张财报的净利润那一行上。

财报把这场顺风量化得很清楚。GEO 在2026年2月披露的 FY2025 业绩里，全年净利润为2.544亿美元，合每股摊薄收益1.82美元，相比上一财年的3200万美元，增长约695%——接近七倍；全年总收入26.3亿美元20。GEO 在2025年内把它的 ICE 床位从约2万张扩到约2.6万张20。CoreCivic 同期披露的 FY2025 净利润为1.165亿美元，较上一年的6890万美元增长约69%，摊薄每股收益1.08美元；全年总收入约22亿美元，增长约13%21。仅2025年第四季度，CoreCivic 来自 ICE 的管理收入就达到2.447亿美元，是上一年同季1.203亿美元的两倍多21。

这里需要把证据的成色标清楚。净利润、总收入这些来自正式披露文件（8-K）的数字，可靠度高。但“ICE 占两家公司全部收入的比重”——常被引为 GEO 约四成八、CoreCivic 约三成——目前主要来自业绩说明会材料而非逐行的分部报表，成色要弱一档，需等各自的年度 10-K 报告落定后才能钉死20。把高成色和待确认的数字混在一起读，是这类题目最容易出的错。

八

财报之外，还有一条更短的链，连着钱与决定。

2024年大选周期里，两家公司及其相关方向特朗普阵营投入了约280万美元；进入2025年，两家又各向就职典礼捐了约50万美元，是它们2017年那次捐款的大约两倍22。2024年的游说支出，GEO 约138万美元，CoreCivic 约177万美元22。

这套产业影响政策的做法，并非只在选举季临时启动，它有更长的历史。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2010年亚利桑那那部严厉的移民法 SB1070：相关报道指出，CCA 当年身处一个由保守派立法者与企业组成的政策网络之中，而这部法律的主要推手就在其间；该法案的多数共同提案人，随后收到了来自这一产业的政治捐款25。把人关进拘留中心的法律，与靠拘留中心赚钱的公司，在政策制定的早期就已经有了交集。

人事上也有可指认的接点。出任司法部长的 Pam Bondi，此前曾受雇为 GEO 做过游说23。把这些放在一起——撤销禁令的政府、给它捐款的公司、曾替公司游说而后执掌司法部的官员、早年就介入移民立法的产业网络、随后落地的450亿美元拨款——很容易讲成一个赤裸的交换故事。

这里要克制。捐款、游说、旋转门，每一项都有确凿的公开记录，但把它们连成一句“花钱买到了政策”的因果，需要的证据要多得多，而那种证据通常不在公开材料里。政策本可以因为别的理由而改变——意识形态、选民情绪、对边境的政治判断——产业的偏好恰好与之同向，未必就是它单方面促成的。更稳妥的说法是：制度提供了一组接口——竞选献金、就职捐款、政府与产业之间来回流动的人——这些接口让产业的偏好有渠道被听见、被回应。运营商在做的，不过是在这套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证据的成色也要诚实交代：净利润、收入这些数字来自正式披露，可靠；献金与游说金额来自公开备案，可靠；而“某笔捐款换来了某项决定”这种因果，目前只能停在更弱的措辞上。

这正是这本书一以贯之的看法：判断藏在结构里，而不在个人的善恶里。GEO 和 CoreCivic 的高管，并不是一群比别人更冷酷的人。他们经营着一门按床位收钱的生意，REIT 结构要他们派息，股东要他们增长，合同里写着空床照付，政策的钟摆决定他们续不续约——他们做的，是这套激励奖励他们去做的事。换一批人来坐那些位置，只要激励不变，做出来的多半是同一张损益表。

要追问的，从来不是某个高管的良心，而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社会，为什么要把“多关一个人、多关一天”设计成一笔有人能稳定收息的现金流。一旦这样设计了，就会有一群利益相关者——股东、被动基金、靠合同吃饭的小镇、收到捐款的政客——天然地希望这笔现金流别断。他们不需要密谋，只需要在各自的位置上维护各自的那一份。把人关着这件事，于是有了一圈靠它分红、靠它就业、靠它收税的人，而被关着的人，恰恰是这圈人里唯一没有发言权的。这门生意只占8%，却把这个问题问得最清楚——它像一台被调到最高对比度的显示器，让那套在公共系统里模糊不清的激励，显出了清晰的轮廓。下一期会顺着这条链往外走一步——离开关押本身，去看那一圈靠被关押者和他们的家人吃饭的生意：电话、小卖部、汇款、医疗。私营监狱把惩罚做成了房东的租金，而那一圈生意，把惩罚做成了向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收的零售价。

参考文献

1. CoreCivic, Inc. 10-K 年度报告（FY2024），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EDGAR。链接 →

2. The GEO Group, Inc. 10-K 年度报告（FY2024），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EDGAR。链接 →

3. “Criminal: How Lockup Quotas and ‘Low-Crime Taxes’ Guarantee Profits for Private Prison Corporation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2013.链接 →

4. “Dead to REIT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Private Prisons Financed Through REITs,” Georgetown Journal on Poverty Law & Policy.链接 →

5. “Prisoners in 2022 – Statistical Table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JS).链接 →

6. “Private Pris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ntencing Project, 2024.链接 →

7. “Review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Monitoring of Contract Prisons”（编号 16-06），美国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DOJ OIG），2016 年 8 月。链接 →

8. “CCA: It Does It Again — Held in Contempt for Understaffing a Prison and Lying About It,” ACLU.链接 →

9. “Newly unsealed CCA documents say staffing logs falsified,” The Spokesman-Review, 2013.链接 →

10.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关于爱达荷惩教中心人手不足与藐视法庭一案的记录。链接 →

11. “More of the Same: Private Prison Corporations and Immigration Detention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含 Yates 备忘录背景），ACLU，2022。链接 →

12. “DOJ Memo on Private Prisons Rescinded”（Sessions 撤销 Yates 备忘录），美国联邦监狱局／司法部，2017 年 2 月。链接 →

13. “Trump Reverses Biden Order That Eliminated DOJ Contracts with Private Prisons,”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2025.链接 →

14. “From Private Prisons to Private Detention,” Christopher Burkhardt, Socius (SAGE), 2024.链接 →

15. 同前，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关于 2025 年撤销拜登行政令的分析。链接 →

16. “From Private Prisons to Private Detention”（ICE 业务占比的二十年变化），Burkhardt, Socius, 2024.链接 →

17. “Private Prison Companies’ Enormous Windfall: Who Stands to Gain as ICE Expands,”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2025.链接 →

18. 关于 2025 年 7 月 1 日通过的约 450 亿美元 ICE 拘留扩建拨款的报道，TIME。链接 →

19. “Ten Things Vera’s ICE Detention Trends Dashboard Reveals,”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2026.链接 →

20. The GEO Group, Inc. 8-K “Fourth Quarter and Full Year 2025 Results”，2026 年 2 月（SEC EDGAR CIK 0000923796）。链接 →

21. CoreCivic, Inc. 8-K 第四季度及全年 2025 业绩公告，2026 年 2 月（SEC EDGAR CIK 0001070985）。链接 →

22. “Some Major Trump Donors Are Now Reaping Billions in ICE Contracts”（含献金与游说支出），OpenSecrets，2026 年 3 月。链接 →

23. “Private Prison Firm CoreCivic Gave $500K to Trump’s Inauguration”（含 Pam Bondi 曾为 GEO 游说的背景），ABC News，2025。链接 →

24. “Big Banks Are Divesting From Private Prisons, Thanks to Anti-ICE Activism,” Sludge, 2019.链接 →

25. “Prison Economics Help Drive Ariz. Immigration Law”（How Corporate Interests Got SB 1070 Passed），NPR，2010。链接 →

几美分一小时

一

先把数量摆出来，因为这一章的判断，几乎全藏在数量里。

今天美国的监狱与看守所里，约有80万人在劳动，占被关押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二。1这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与芝加哥大学2022年那份名为《被监禁的劳动》（Captive Labor）的报告里的核心数字。他们一年创造的产值，保守估计在110亿美元上下——其中约20亿来自可以出售的商品，另外约90亿，来自一类很少被单独拎出来说的东西：监狱自身的维护服务。1研究者特意提醒，这90亿很可能还是被低估的——因为这类劳动从不开发票、不进入任何市场，它的价值只能靠“如果雇一个自由人来干要花多少钱”去倒推。1

这个90亿和20亿的比例，是理解整件事的钥匙。人们谈论监狱劳动时，注意力几乎都落在那20亿——军装、家具、车牌、为某个食品品牌采收的作物，因为那些有具体的买家、具体的商标，看得见摸得着。但真正占大头的，是那90亿看不见的维护：做饭、洗衣、打扫、理发、刷油漆、修水管、在食堂打菜、在洗衣房叠床单、把走廊的地一遍遍拖干净。这些活没有外部买家，它们的“买家”就是监狱本身。一个被关押者做这些事，省下的是州本来要付给一个自由雇员的工资。芝加哥大学发布这份报告时把话说得很重：把人关进去再逼他们近乎无偿地劳动，这套做法触犯的是一系列基本人权标准，而不只是某种劳资纠纷。23

所以这一章的命题可以一句话讲完：监狱劳动的第一功能，不是对外赚钱，而是对内省钱——把关押一个人的成本，让被关押的人自己用劳动补上一大块。早在2017年，监狱政策倡议（Prison Policy Initiative）就已经把这件事的骨架画出来了：让监狱日常运转所需的绝大部分活计，由被关押者本人以几乎为零的工资承担，是各州压低监狱开支的一种惯常手段。2280万这个数字，因此不该被当成一群在“接受改造”的人，而该被当成一支撑起整个系统日常运转、却几乎不被计入成本的劳动力。把这个规模放到全国劳动力市场里看会更直观：80万人，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全部就业人口的体量，他们干着真实的活、产出真实的价值，却几乎全部游离在最低工资、工时、工伤这些最基本的劳动统计之外。一个普通人若想象“美国有80万劳动者，平均时薪几美分，没有最低工资保障，拒绝上班会被关禁闭”，多半会觉得这是在描述别的国家、别的世纪；而它说的，就是此刻的美国监狱。

二

把这80万人按他们干的活分一分，会出现四个层级，规模与报酬都极不均匀。它们叠起来像一座金字塔：越往下，人越多，钱越少，活却越是维持系统本身所必需。

最底下，也是最大的一层，是设施维护工。在所有劳动的被关押者里，超过八成属于这一层。1他们做的就是上一节说的那些事——维持监狱日常运转的一切杂务。一座关着上千人的监狱，本身就是一座小城：每天要供应几千份餐食，要洗几千件衣物和床单，要清扫成片的牢房、走廊、操场，要维修水电管线，要在医务室、图书馆、理发室里有人当班。这些岗位绝大多数由被关押者填满，而他们拿到的报酬最低，许多地方近乎于无。前面那笔90亿美元的维护产值，基本就是由这一层撑起来的。这个国家把成本压得最狠的那群劳动者，干的恰恰是让监狱能开下去的活——把这两件事并排放，金字塔的底座就显出它真正的形状：不是边角料，是承重墙。

往上一层，是州属“矫正工业”（state correctional industries）的工人，约占被关押者的6%。2他们不再只为本监狱服务，而是在州办的车间里生产可以对外销售的东西——办公家具、车牌、清洁用品、监狱系统自用的桌椅床铺。时薪大致在33美分到1.41美元之间。2这一层的活更像“工厂”，报酬也略高于维护工，但能进车间的只是少数，名额有限，往往被当作一种奖励发放给表现好的人。值得分清的是，这一层和最底下的维护工虽然报酬都低，性质却不同：维护工省下的是州本来要付出的开支，矫正工业卖出的东西则能为州换回现金。前者是“省钱”，后者是“赚钱”，但两者的劳动力都来自同一个被压到地板价的池子。一个被关押者从维护岗被调进矫正工业车间，时薪可能从几美分涨到几十美分，这点差距在墙内已经足以让人去争——而这恰恰说明，这个池子的底有多低。

再往上，是联邦层面的那家工厂——UNICOR，又叫联邦监狱工业公司，规模、章程、销路都自成一格，下一节单独讲它。

最上面一层，是公共工程与公私合营：去打火、修路、种地，或者通过一个叫 PIECP 的认证项目，为私营企业干活。3这一层人数最少，却最常出现在新闻里，因为它直接把监狱劳动和外面的市场、外面的灾情、外面货架上的商品接到了一起——加州山火季电视画面里的消防员，安戈拉甘蔗田里的采收者，都在这一层。塔尖那些有商标、有故事、容易上头条的劳动，反倒是整座金字塔里最稀薄的一片。人们对监狱劳动的全部想象几乎都集中在这片塔尖，而底下那三层、尤其是最沉的底座，反而很少有人去数。

三

把联邦那家工厂单独拿出来讲，是因为它把“监狱劳动”做成了一门有章程、有营收、有强制销路的正经生意。

UNICOR 的正式名字是联邦监狱工业公司（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1934年由国会授权成立，是司法部下属的一家政府全资公司。4它诞生的年代值得记一笔：那是大萧条的谷底，设立它的初衷之一，是给联邦监狱里无所事事的人找点活干，让劳动本身成为一种秩序工具。九十多年过去，这个机构活了下来，逻辑也一直很直白——让联邦监狱里的人劳动，生产实物和服务，卖给政府自己。

到2023财年，它雇用约11,489名联邦被关押者，比2017财年的1.6万多人有明显回落。5这一万多人分布在数十家工厂和两座农场里，但相对于所有符合条件、想干活的联邦被关押者来说，名额其实很紧——能进 UNICOR 的只是一小部分，外面排着长长的等待名单。5这一点本身就说明，问题从来不是被关押者不愿劳动，而是连这份几美分一小时的活，都成了需要排队争取的稀缺资源。它的工资按五级工资表发放，区间是每小时23美分到1.15美元。6对一个身上背着法院判定赔偿义务的人，规则还要求他把至少一半的收入拿去抵偿——也就是说，账面那点钱，到手前先被切走一大块。6

它生产什么？军装与纺织品、电子与军用部件、办公与宿舍家具、车辆改装、回收、眼镜、交通标志，还有一类越来越重的服务业务——呼叫中心、数据录入、印刷。7把这份清单念一遍，会发现一个被关押者的劳动可以离普通人的生活有多近：你打过去的某个政府服务热线，可能正由一个在监狱里的人接听；公路边那块反光的交通标志，可能出自一间高墙内的车间。它的产品不对公众零售，销路被限定在联邦机构、军方和哥伦比亚特区。72023财年，它的净销售额约为4.71亿美元。5

最值得停一下的，是它的销路是怎么来的。根据联邦采购条例第八部分第六分部（FAR 8.6），UNICOR 对许多类别的产品是联邦机构的“强制采购来源”——也就是说，一个联邦部门要买某样东西，得先看 UNICOR 有没有，有就得优先向它采购，除非走豁免程序去外面买。8这一条把市场竞争里最难的那一环——找到肯买的客户——直接用法规替它解决了。一家普通工厂要靠产品和价格去抢订单，UNICOR 不必，它的客户被规则指派过来。把这一点和它每小时23美分起的工资放在一起，这门生意的两端就都清楚了：进货端的劳动力被法律压到极低的价，出货端的客户被法规强制送上门。两头都不用经过自由市场的议价，中间这家公司因此稳稳地有活干、有钱赚。

需要诚实地说，UNICOR 一直把自己讲成一项再就业与技能培训计划——让被关押者出狱前学一门手艺、养成劳动习惯，官方研究也确实显示参加过它的人再犯率更低、出狱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个说法不能简单抹掉，对某些亲历者而言，那间车间可能确实是高墙里少有的、能学到点东西、能挣到一点自己的钱的地方。但它和“以极低工资为政府省钱”这两件事，是同时成立的，并不互相取消。一个机构可以既在客观上训练了人，又在客观上依赖着一种自由市场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廉价劳动力——承认前者，不等于要替后者开脱。

四

工资究竟低到什么程度，需要把范围铺开来看，而不只是看某一个平均数。

在全美最常见的那些监狱岗位上，时薪大约在13到52美分之间。1把这个区间换算成日常的尺度：一个人干满一小时，挣到的钱买不起监狱小卖部里的一包方便面。但“几美分一小时”还不是最低的那一档。有7个州，对监狱里的大多数工作根本不付钱——分文没有。这7个州是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佐治亚、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和得克萨斯。1在这些地方，前面说的那些维持监狱运转的活——做饭、洗衣、清洁、维修——是在零工资下被完成的。一个人一天干八小时、一周干五天，年复一年，账面收入是零。

而即便是拿到工资的人，到手的也远不是账面那个数。各州普遍要从被关押者的工资里扣钱——扣的名目包括税、所谓“食宿费”（room and board，也就是让被关押者为自己被关押这件事付钱）、法院费用、罚款、对受害者的赔偿、对家庭的抚养。这些扣款加起来，可以高达工资的80%。1把这个比例落到具体的人身上：一个时薪挣到几十美分的人，干完一小时，先被切走八成，最后落到自己账上的，只剩个零头。监狱小卖部里一支牙膏、一通打给家里的电话、一包卫生巾的价钱，本书前面已经讲过；把那些价钱和这里的工资放在一起看，就知道这点钱在高墙里能买到多少东西——常常是买不起。那份调查里有一个数字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七成受访者说，靠监狱里这点工资，他们买不起基本的生活用品。1这里藏着一层很难被外人察觉的循环：监狱往往不充分供应肥皂、卫生用品、御寒的衣物、能下咽的食物，被关押者只能去小卖部自费购买；而能用来购买的，又主要是这份被扣到只剩零头的工资。换句话说，一个人先是被迫为远低于市价的报酬劳动，再被迫用这份报酬去买本应由设施提供的必需品——劳动的钱，绕一圈又流回了关押他的系统。那些“食宿费”的名目尤其刺眼：让一个被国家强制关押的人，反过来为“被关押”这件事本身付费，等于把惩罚的账单也开到了他头上。

那么，能不能不干？多数地方的答案是：不能，或者代价很大。在那份《被监禁的劳动》调查里，76%的受访被关押劳动者报告说，拒绝劳动会招致惩罚——被关单独监禁、被取消可以缩短刑期的“良好表现折抵”（good time）、被剥夺探视。1这三样惩罚的分量需要单独掂一掂。单独监禁是把一个人关进一间狭小的隔离室、一天二十二三个小时不见人，这本身被许多研究视作一种酷刑。取消“良好表现折抵”意味着实际刑期被拉长——你拒绝干一小时几美分的活，换来的可能是在牢里多待几个月甚至几年。剥夺探视则是切断他和家人之间仅剩的那点联系。把这些代价摆在一份几美分的工资对面，“要不要干”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一道经济选择题。同一份调查里，还有七成人说自己上岗前没受过任何培训，六成多人说自己担心岗位上的安全。1劳动几乎不付钱，拒绝劳动却要受罚，岗前还没有培训、做着担心受伤的活——把这几条并排放，“自愿”这个词很难站得住。

阿拉巴马的一桩诉讼，把这种强制的轮廓画得格外清楚。2023年底，一群被关押者把该州告上法庭，指控州方经营着一套现代版的强迫劳动体系：他们被租借给私营雇主去干活，州政府从他们的收入里抽走四成，而据诉状估算，仅2023年一年，州方就从这套强迫劳动里获益约4.5亿美元。24原告里有人直接把它称作一种形式的奴役。252024年5月，一桩平行的州法院诉讼也被提起，要求废止这种非自愿劳役。26这些官司是否最终胜诉是另一回事，但它们呈上法庭的事实——抽成、租借、拒绝即受罚——本身已经把“自愿劳动”这层说法戳穿了。

五

要让这套安排在法律上成立，需要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正是本书第二期讲过的那道宪法缝隙。

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奴役，但留了半句例外：作为对依法定罪之人的犯罪惩罚者除外。9这半句话在今天兑现成了一个具体的法律地位：被关押的劳动者，不被视作法律意义上的“雇员”。10这个判定听起来抽象，后果却极其具体。一旦不是雇员，一整套保护自由劳动者的法律就都不适用了——《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和加班费，《职业安全与健康法》（OSHA）要求的工作场所安全标准，工伤赔偿制度，以及《国家劳资关系法》（NLRA）赋予的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的权利。10这些，被关押的劳动者一概没有。11

把这件事翻译成日常的话：一个在监狱洗衣房被滚烫的蒸汽烫伤的人，多半得不到工伤赔偿，伤好不好、留不留疤，都算他自己的事；一个觉得手里那台机器危险、随时会绞到手的人，没有 OSHA 可以投诉，因为在法律眼里他不是“工人”，那里也不是“工作场所”；一群想为涨几美分工资而联合起来争取的人，没有合法的工会可组，一旦串联，等着他们的是前一节说的那些惩罚。法律研究者把这种处境概括得很冷静：现行各项劳动保护法在被关押者身上留下的不是个别漏洞，而是一片系统性的空白——保护普通劳动者的那张网，到了高墙边上整个消失了。11

而所有这些之所以成立，最终都回到那半句“作为犯罪惩罚者除外”。第二期讲的是这道缝在十九世纪如何长成租囚制下的矿井和棉田，这一期则是它在二十一世纪如何兑现成最低工资法管不到的拖把和炒勺。地基没变，盖在上面的楼换了。值得多说一句的是，把奴役与“犯罪惩罚”这两件事用同一个修正案连在一起，本身就埋下了一种危险的逻辑：只要先把一个人定罪，就可以合法地剥夺他作为劳动者的几乎全部权利。这层排除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后果：因为不算雇员，被关押者的这些劳动时间，通常也不计入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等退休保障的累积。一个人在牢里干了十年活，这十年对他将来的养老金而言，几乎等于没有发生过。等他出狱、年纪渐长，才发现那段被强制劳动的岁月，连一份普通工人理应攒下的那点保障都没给他留下。劳动被取走了，连劳动本该换来的未来，也一并被取走了。经济政策研究所（EPI）追溯这段脉络时指出，这道惩罚例外从一开始就带着种族的印记——它在十九世纪被用来把刚获自由的黑人重新纳入强制劳动，而这条线索一直延续到今天监狱劳动力的人口构成里。9

六

要看清这道缝今天仍然通着电，没有比路易斯安那的安戈拉更直白的地方了。

安戈拉，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建在一片旧奴隶种植园上，本书第二期讲过它的来历——它的名字本身就来自当年被贩卖到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的原籍。今天它仍在运作，关押着数千人，黑人约占四分之三。12这里有一项被称作“农场线”（the farm line）的劳动：被关押者成排走进田里，采收棉花、玉米、大豆、甘蔗，由骑马持枪的看守在田头监视。12把这幅画面里的每一个元素单独拎出来——种植园、成排弯腰的黑人、骑马持枪的监工、棉花与甘蔗——它和一个半世纪前那张众所周知的图景，几乎逐一对应。

新来的人往往要先无偿干上几年，之后才有资格拿到一份以美分计的报酬。12在路易斯安那，被关押者的时薪区间是2到40美分，而农场线上最低的那一档，是每小时2到4美分。132到4美分是个什么概念：一个人在烈日下弯腰采一整天甘蔗，挣到的钱凑不齐一枚25美分的硬币。更要紧的是，这份农活并非可以挑选的工种——它常常是新来者绕不开的第一站，拒绝的代价，同样是前面说过的那一套惩罚。原告里有人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疾病，仍被要求在路易斯安那夏天30多度的高温下连续在田里劳作；诉讼特别指出，这种农活种出的作物，相当一部分甚至并非出于任何经济上的必要——田里产出有限，与其说是为了收成，不如说是为了让人“有活干”，让劳动本身成为一种管束手段。一群人在烈日下采着卖不出几个钱的甘蔗，骑马的看守在田头盯着——如果这片劳动连经济上的理由都站不太住，那它留下的，就只剩惩罚与服从这一层意思了。

这幅画面太像一个世纪以前，以至于近年有人把它告上了法庭。14诉讼主张，强迫人在烈日下进行这种几乎不付钱的农活，构成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的“残酷而非常之刑罚”。庭审在2026年春天进入尾声，外界一度以为这会是一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152026年5月底，联邦法官布莱恩·杰克逊（Brian Jackson）作出裁决——他判州方胜诉。16耐人寻味的是法官自己的话：他说，如果是在几个月之前，这个判决“本会不同”，但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新近的一项裁定削弱了第八修正案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标准，使他不得不如此判。16一位法官一边判原告败诉，一边几乎是在说“换个时间我会判你们赢”，这本身就把判决的脆弱暴露了出来——决定胜负的不是事实变了，而是上一级法院刚刚把那把尺子改短了。有评论把这个结果概括为“一场没有救济的胜利”——原告在道义上的主张被听见了，事实也大体被采信，却拿不到任何实际的补救。17

把这件事放回这一章的脉络：那道1865年留下的缝，到2026年仍然有效，而且刚刚被一家联邦法院再次确认它够宽。2到4美分一小时的农场线，不是历史的回声，是现在进行时。第二期里那道写进宪法的例外，在安戈拉的甘蔗田里，至今每天清晨都在被重新执行一遍。

七

并不是所有这类劳动都藏在高墙之内。有一类被关押的劳动者，每年都会出现在全加州人的电视画面里——监狱消防员。

每当加州山火季来临，会有数千名被关押者从“护林营”被派往火线，挖防火带、清理可燃物，背着几十斤的装备在陡坡上连续作业，与职业消防员并肩、甚至走在更前面的位置。这是一份真正危险的活：有人在火场受重伤，也有人因此丧命。州政府之所以乐于使用这支队伍，账算得很清楚——一支由被关押者组成的消防力量，成本只是雇用职业消防员的零头，每年能为加州省下一笔可观的开支。换个角度说，加州的山火防线，有一部分是靠几乎不付钱的被关押劳动力撑起来的。它的争议，全在报酬上，而它的报酬经历了三个阶段，必须分清，否则极易讲错。

第一个阶段是长期沿用的旧标准：被关押的消防员日薪大约在几美元到10美元出头，外加在实际扑火时每小时1美元。18也就是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挡一场山火，最关键的扑救时刻，时薪是1美元。第二个阶段是2024年4月的一次上调，把营地的日薪大致翻了一倍，调整后的区间大约在每天5.8美元到10.24美元之间。18翻倍听上去幅度不小，但起点实在太低，翻完仍是以“一天10美元上下”计的活。第三个阶段，也是当前的标准，来自2025年10月——州长签署了 AB247 号法案，规定被关押消防员在实际参与扑救事件时，时薪提高到7.25美元，也就是联邦最低工资。19与它配套的 AB799 号法案，则为因公殉职的被关押消防员设立了5万美元的死亡抚恤金。20这两部法案合起来，是几十年抗争换来的一次真实进步。

但这里有一个需要克制地处理的细节。7.25美元，只在“实际参与扑救事件”时适用；不在火线上的日常训练、待命、营地维护，仍然按那低得多的日薪计。21一个消防员的工作时间，绝大部分并不在熊熊燃烧的火场上，而在训练、整备、待命这些同样辛苦却被算作“非扑救”的时段里。所以即便这是一次真实的进步，把它说成“加州监狱消防员现在拿最低工资了”也是不准确的——他们只在最危险的那些小时里，才拿到这个国家给最普通劳动设定的法律下限。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挡住一场山火，这件事的报酬刚刚够到联邦最低工资，而这已经是抗争多年的结果。判断藏在这组数字里，不需要再加形容词。

还有一层苦涩值得补上：这些人在火场上练就的本事，出狱后未必用得上。长期以来，一项重罪记录会卡住他们考取急救与消防从业资质的门路——他们在牢里是被信任去扑救山火的人，出了牢却可能因为同一份案底当不成消防员。27加州后来通过 AB2147 等立法，为符合条件的前消防员开辟了清除案底、走向职业消防岗位的通道，27但这条通道附带诸多条件，能走通的只是一部分人。一个人在最危险的工种上被当作可靠的劳动力使用，到了论资格、论报酬的时候，那份案底又立刻把他打回原形。

顺带一提，加州选民曾有机会从根上改变这类劳动的法律地位。2024年11月的六号提案，本想把“强迫劳动作为刑罚”从州宪里删去，却在公投中失败了——投票文本里没有出现“奴隶制”一词，许多选民未必看懂自己在投什么。28几乎同一次选举，内华达一份措辞相近、却明确点出问题实质的提案，以约六成支持通过。28同样的内核，一州接受，一州否决，差别可能只在于选票上的措辞够不够直白——这说明那道缝今天仍是一个需要逐州去争、而且连怎么把问题说清楚都会影响成败的活问题。

八

把这四个层级、这些数字、这些判决放回一处，会看见监狱劳动真正的形状，和流行印象不太一样。

流行印象是：大公司在监狱里榨取免费劳力造商品牟利。这件事确实存在——通过 PIECP 这样的项目，约175家私营企业与30多个州、几个县的项目对接，按规定它们要付“现行工资”，但允许从中扣除最多八成，再从中拨出5%到20%作为受害者补偿。32024年初美联社那项著名的调查，更揭示出监狱农场的产出如何流入许多知名食品品牌的供应链——这项调查后来拿下了新闻业的奖项。29这些都是真的，本书后面专门讲对外销售的那一章会细说。

但它不是主干。主干是那超过八成、报酬最低、甚至分文没有的设施维护工，是那90亿美元看不见的维护服务。监狱劳动最先廉价化的，不是某家公司的成本，而是关押本身的成本。一个州之所以能用更少的钱关押更多的人，部分原因正是关押所需的大量人力——做饭、洗衣、清洁、维修——是由被关押者自己以近乎零的工资提供的。被关在里面的人，亲手维持着关住自己的那座设施的运转，而维持得越便宜，这座设施就越容易继续扩张、继续填满。这是一个安静而要命的回路：劳动让关押变便宜，便宜的关押让更多人被关进来，更多人又提供更多近乎免费的劳动。这个回路之所以难以被外界看见，正因为它最大的那一块——90亿美元的维护——没有商标、没有发票、不进入任何一份对外销售的报表。它不像一件印着监狱字样的家具那样能被举起来给人看，它就藏在每一顿被按时端上的午饭、每一条被叠好的床单、每一段被拖干净的走廊里。一座监狱越是运转得井井有条、看上去越“正常”，背后那支几乎不拿钱的劳动力就出力越多。把这一层看穿之后，再去看各州反复念叨的“关押成本”，就该多问一句：这个成本之所以压得住，是不是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根本没被算进账，而是被转嫁给了被关押者本人的劳动？

这就把这一章接回了全书那台机器。把谁劳动、为谁省钱、谁因此承担风险、谁连工伤赔偿都拿不到，老老实实排出来，判断会自己浮现：监狱劳动不是机器边上的一项副业，它是机器赖以低成本运转的一个齿轮。22那7个零工资的州、那2到4美分的农场线、那只在火线上才够到最低工资的消防员，都不是失常，而是同一套逻辑在不同地方的正常输出。地基是1865年那半句话，齿轮是今天80万人手里的拖把、炒勺和锄头。9这种状况并非无法改变——国会里始终有人在推动给被关押劳动者一份公平工资的法案，比如2023年提出的《被监禁工人公平工资法》，试图直接撬动那道惩罚例外定下的底价。30这类法案大多没能走远，但它们的存在本身提示着：几美分一小时不是一条自然法则，而是一个可以被重新立法的选择。

最后还是要回到人。这80万里的每一个，都不是一行产值。有人在洗衣房里一天叠几百条床单、被蒸汽烫出红痕，挣不到1美元；有人在安戈拉的甘蔗田里弯一整天腰，骑马的看守在田头看着，时薪2美分；有人在山火的浓烟里背着重装备挡住火舌，只在那几个小时里被算作值最低工资的人，伤了却未必有人赔。他们做的事，维持着别人的安全、别人的午餐、别人的整洁、别人的房子不被烧掉，唯独换不来法律对一个普通劳动者最起码的那点保护。把这些活儿干完的，是一个个有名字、有家、本可以在墙外领一份正常工资的人。几美分一小时，是这个国家为他们的劳动标出的价；而这个价之所以标得出来，是因为有半句宪法，早在一百六十年前，就替他们把“是不是劳动者”这个问题回答了。

参考文献

1. ACLU & University of Chicago Global Human Rights Clinic，《Captive Labor: Exploitation of Incarcerated Workers》（2022）——约80万人劳动（占比约65%）、产值约110亿美元（约20亿商品＋约90亿维护服务，且后者可能被低估）、常见岗位时薪13–52美分、7州对多数工作零报酬、扣款高达80%、76%因拒工受罚、七成无培训、七成买不起基本用品、六成多担心安全。链接 →

2. ACLU，《New ACLU/GHRC Report Finds Widespread Coercion and Exploitation of Incarcerated Workers》（新闻稿，2022）——州属矫正工业约占被关押者6%、时薪0.33–1.41美元。链接 →

3. 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Prison Industry Enhancement Certification Program (PIECP) Overview》——须付“现行工资”、扣款上限80%、受害者补偿5–20%，约175家私营企业与37个州、4个县项目对接。链接 →

4.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UNICOR / 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 — About》——FPI 1934年由国会授权成立、司法部下属政府全资公司的性质与宗旨。链接 →

5. 《Verified Figures》整理自 DOJ OIG／UNICOR Annual Management Report 与 BOP《UNICOR Straight Facts》——FY2023 雇用约11,489人（较FY2017的16,891人回落）、净销售额约4.71亿美元、仅约8%符合条件的联邦被关押者能入职且存在等待名单。链接 →

6.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UNICOR About》（工资条目）——五级工资表，时薪0.23–1.15美元；有法院判定义务者须至少以50%收入抵偿。链接 →

7. UNICOR / 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Schedule of Products》及《About FPI Programs》——军装纺织、电子、家具、车辆、回收、眼镜、交通标志及呼叫中心、数据录入、印刷等服务；销路限于联邦机构、军方与哥伦比亚特区。链接 →

8. UNICOR / 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About FPI Programs》——依联邦采购条例第8.6分部，UNICOR 为联邦机构许多产品类别的强制采购来源（除非获豁免）。链接 →

9.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Rooted in Slavery: Prison Labor Exploitation》（2022）——第十三修正案惩罚例外作为当代监狱强制劳动的法律根源及其种族脉络。链接 →

10. OnLabor（Harvard Law School），《“Free” Labor: The Law of Prison Labor》——被关押劳动者不被视作“雇员”，因而被排除于 FLSA、OSHA、工伤赔偿与 NLRA 之外。链接 →

11.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Immigration & Human Rights Law Review，《Labor Behind Bars: Exploring the Gaps in Workplace Protections for Incarcerated Workers》（2025）——被关押劳动者在各项劳动保护法上的系统性缺口。链接 →

12. WWNO，《Q&A: What to Know as Landmark Angola Farm Line Trial Nears Ruling》（2026）——安戈拉“农场线”的作物、骑马持枪看守、约四分之三为黑人及无偿起步年限。链接 →

13. ACLU of Louisiana，《Report Finds Incarcerated Workers Earn Between $0.02 and $0.40 an Hour in Louisiana》（2022）——路易斯安那时薪区间0.02–0.40美元，农场线最低档每小时2–4美分。链接 →

14. Louisiana Illuminator，《Angola Farm Line》（2026-02-05）——农场线诉讼的诉求与背景，主张其构成第八修正案禁止的残酷刑罚。链接 →

15. WWNO，《Q&A: What to Know as Landmark Angola Farm Line Trial Nears Ruling》（2026-05-06）——庭审进入尾声时对其“里程碑”意义与争点的梳理。链接 →

16. Louisiana Illuminator，《State Wins Angola Farm Line Suit》（2026-05-28）——法官 Brian Jackson 判州方胜诉，并称“几个月前判决本会不同”，因第五巡回新裁定削弱了第八修正案标准。链接 →

17. ScheerPost，《Federal Judge Upholds Infamously Brutal Farm Labor at Angola Prison》（2026-05-30）——“一场没有救济的胜利”之评述与判决后果。链接 →

18. Prison Legal News，《California Approves Higher Wage for Prisoner Firefighters, Still Underpays》（2025-11-01）——历史日薪约5.80–10.24美元（2024年4月翻倍后）及活动时每小时1美元的旧标准。链接 →

19. CalMatters，《New California Laws Increase Prison Firefighter Pay》（2025-10）——2025年10月签署的 AB247，实际扑救事件时时薪提高至7.25美元（联邦最低工资）。链接 →

20. California Legislature，《AB 247 Bill Text》（2025–2026）——被关押消防员活动时工资及配套 AB799 5万美元死亡抚恤金的法条文本。链接 →

21. Prison Legal News，《California Approves Higher Wage for Prisoner Firefighters, Still Underpays》（2025-11-01）——7.25美元仅适用于“实际参与扑救事件”，训练、待命与营地维护仍按低得多的日薪计。链接 →

22.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How Much Do Incarcerated People Earn in Each State?》（2017）——各州监狱劳动工资与“维持监狱运转的劳动由被关押者承担、借以压低关押成本”这一结构的早期梳理。链接 →

23. University of Chicago News，《US prison labor programs violat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new report finds》（2022-06-15）——对《Captive Labor》报告的发布说明，强调强制低偿劳动触犯一系列基本人权标准。链接 →

24. Alabama Reflector，《Lawsuit alleges Alabama prisons using forced labor》（2023-12-13）——Council v. Ivey 集体诉讼：被关押者被租借给私营雇主、州方抽成约四成、据估2023年获益约4.5亿美元。链接 →

25. NPR，《Prisoners are suing Alabama over forced labor, calling it a form of slavery》（2023-12-14）——原告将该州的强迫劳动体系称作一种形式的奴役。链接 →

26.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Imprisoned Workers Bring State Lawsuit to Abolish Involuntary Servitude》（2024-05-01）——平行的阿拉巴马州法院诉讼，要求废止非自愿劳役。链接 →

27. UC Berkel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and Employment，《Creating Career Opportunities for Formerly Incarcerated Firefighters》（2022）及 AB2147 立法说明——重罪记录长期阻碍前消防员考取从业资质，AB2147 为符合条件者开辟清除案底、转入职业消防的通道。链接 →

28. CalMatters，《California Election Result: Proposition 6 Fails》（2024-11）——加州六号提案失败、文本未含“奴隶制”，内华达近似提案约六成通过。链接 →

29. Associated Press（via MPR News），《Prisoners in the US are part of a hidden workforce linked to hundreds of popular food brands》（2024-01-30）——监狱农场产出流入众多知名食品品牌供应链的调查，后获 2024 年 2 月 Sidney Award。链接 →

30. Congress.gov，《Fair Wages for Incarcerated Workers Act (S.516, 118th Congress)》（2023）——拟为被关押劳动者设定公平工资、撬动惩罚例外定下的底价的联邦立法尝试。链接 →

谁买了这些劳动

一

先把最大的那个买家说出来，它常常被名单漏掉，因为它不是一家公司。

是政府自己。

在联邦层面，有一家叫 UNICOR（正式名称为“联邦监狱工业公司”，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的国有企业，专门雇用联邦在押者生产货物和服务——办公家具、文档数字化服务、电子线缆、军用纺织品。它的工资区间是每小时0.23到1.15美元；有法院判定赔偿义务的在押者，须将所得的至少一半用于偿还。1

让 UNICOR 与众不同的，与其说在于它付多低，不如说在于它卖给谁——以及凭什么卖得出去。根据《联邦采购条例》（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第8.6节，联邦各机构在采购 UNICOR 生产的某类商品时，必须优先向它购买，除非依规获得豁免。2这项强制优先权的法律根基，写在《美国法典》第十八编关于联邦监狱工业的条款里。3换句话说，联邦政府用一纸法规，为监狱里生产的东西锁定了一个不必竞争的买家：它自己。机构采购员翻开供应目录，看到 UNICOR 那一栏标着“强制来源”，按规定就得先问它有没有货，有，就得买；要绕开它去市场上找别家，反倒需要走一道豁免手续、留下书面理由。

这种“强制来源”的安排，多年来一直是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等机构关注与争议的对象——私营供应商抱怨它扭曲了竞争，国防部一类大买家抱怨它有时交期慢、规格旧，而 UNICOR 则以“为在押者提供工作技能、降低再犯”为其辩护。21这一点值得停一下。讨论监狱劳动的受益者时，人们往往本能地去找一家贪婪的私企。但在联邦这一格里，最大的买家是带着法定采购义务的政府机构本身：买它的是军队、是监狱系统自己、是各部委的后勤处。受益链的起点不在华尔街，而在一条写进联邦法典的采购规则里。

UNICOR 的体量这些年其实在缩。在押雇员从2017财年的约16,891人，降到2023财年的约11,489人，净销售额从2017财年的约4.84亿美元，落到2023财年的约4.71亿美元。4它不是这条受益链上数额最大的那一笔钱，但它是最干净地写在法条里的那一笔：不需要任何阴谋，制度本身就规定了谁来买、凭什么买、买不到才需要解释。把它放在第一格，是因为它纠正了这个题目最常见的第一个误解——以为受益者总是私人资本。在联邦这一层，第一个受益者是政府，而且是依法受益。

这套强制采购的逻辑，还能往下推一层。一家私营的办公家具厂，本可以去投标一笔联邦机构的订单；可只要那类家具被列进 UNICOR 的强制来源目录，它就连竞标的机会都没有——机构得先向 UNICOR 询价，除非 UNICOR 给出书面豁免，私企才轮得上。多年来，正是这一点引来私营供应商和它们在国会的代言人不断施压，几度推动立法，要求把“强制”改成“竞争”，让 UNICOR 与普通供应商同台投标。21这些改革有的通过、有的搁浅，UNICOR 的强制范围也因此逐年收窄——它今天的萎缩，一部分正是这场拉锯的结果。把这段写出来，是想说明：所谓“政府是最大买家”，并不是一句静态的控诉，它背后是一套持续被争论、被修改的具体规则。受益链的第一格，从设立的那天起就是政治的，而非自然的。

二

联邦之外，还有一条更靠近私营企业的通道，名字叫 PIECP。

它的全称是“监狱产业增强认证计划”（Prison Industry Enhancement Certification Program），1979年由国会设立。它的设计意图，表面上是进步的：在此之前，联邦法律（如 Ashurst-Sumners 法案一脉）严格限制监狱产品跨州销售，PIECP 则开了一道口子，允许经认证的私营企业进入州与地方监狱设厂，雇用在押者，并要求支付“当地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让监狱劳动不至于沦为无偿苦役、也不至于以白菜价冲击州外的自由劳动力市场。5它的初衷里其实同时装着两样东西：给在押者一份接近市场价的工钱，和给守规矩的私企一条合法用工的路。

问题藏在“现行工资”之后那一串扣减里。法律允许从工资中扣除食宿、税款、家庭赡养、受害者赔偿等多项；这些扣减加起来，可以占到工资的相当大一块，扣完之后，在押者实际拿到手的，可能只剩很小一部分。据美国司法援助局（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对该计划的要求说明，这些扣减有明确的法定项目与上限——食宿与税赋之外，扣往受害者赔偿基金的部分通常不得超过工资的20%，扣往家庭赡养的部分也有上限。6账面上一切合规，可独立研究的核查更直接：在 PIECP 框架下，有的州扣减后近乎为零，有的留在每小时一角几到五角几之间。7“现行工资”四个字写在纸上，落到口袋里就成了另一个数字。

这串扣减背后还有一层很少被讲清的设计。PIECP 之所以要求“现行工资”，不全是出于善意，更是为了平息自由劳工与工会的反对——如果监狱劳动能以远低于市价的工钱合法跨州销售，自由市场上的工人就会被它压价。“现行工资”这道门槛，名义上是保护在押者，实际上同时也在保护监狱外的劳动力市场。可一旦允许从这份工资里大额扣减，门槛就被悄悄抹平了：账面上，私企付的是“现行工资”，监狱劳动看上去没有压价；扣减之后，在押者实拿的却又回落到接近无偿的水平。两头的好处都拿到了，代价由那个不能讨价还价的工人独自承担。把这层机制摆出来，比单说一句“工资被扣光了”更接近事情的真相。

PIECP 把私营资本与监狱劳动正式接上了线，但它的规模需要被诚实地校准：它覆盖约37个州和约4个县，登记在册的合作私企以百计——这是一个真实存在、却远没有传言中那样无所不在的通道。7说它“几乎覆盖了全美的大企业”，与统计对不上；说它“只是个别州的小打小闹”，又低估了它的制度意义。它的真正分量不在数量，而在它确立了一个原则：私人资本可以合法地、成规模地雇用不能拒绝、不能跳槽、不能罢工的劳动力，并把这件事写进认证、写进合同、写进会计核算。把它说成“几乎所有大公司都在用”，是夸大；把它说成“几乎不存在”，是回避。它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一个有名有姓、有规则也有漏洞的合法接口——参与的州与县、登记的合作私企，都能在司法援助局的认证名录里一家家查到。23把它和 UNICOR 加在一起，在押者每年生产的货物据估算超过20亿美元，提供的服务再以数十亿美元计。8这是受益链的第二格：依法设厂的私企，按一套打了折扣的“现行工资”，雇着一批不能跳槽、不能罢工、不能讨价还价的工人。

三

真正让这个题目在2024年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的，是一项调查报道。

2024年1月，美联社（AP）发表了一份历时两年的调查，被概括为“从监狱到餐盘”（Prison to Plate）。它追踪了美国州属监狱农场出产的农产品和牲畜的去向，结论用两个数字钉住：在约六年时间里，价值约2亿美元的农场货物与牲畜，可以被追溯到与监狱劳动相关；其中自2018年以来，约6000万美元的牛，来自约一打州的监狱农场。910

为什么是农场？因为监狱农场是这条链上最古老、也最容易被追踪的一环。美国南方不少州的大型监狱本身就建在前种植园的土地上——路易斯安那州的安哥拉监狱（Angola）得名于它脚下那片曾经的奴隶种植园，今天仍有大片棉花、大豆与放牧的牛群，由在押者耕作。那些农场里的工资，与 UNICOR 同处一个量级，甚至更低——每小时2分到4角，或者干脆没有。925美联社记者做的事，是把这些农场的出栏记录、过磅单、拍卖与运输凭证一笔笔接起来，看一头在监狱里被养大的牛，最后走进了谁的链条——这套以原始凭证为底的追踪方法，是它的结论站得住的原因。24

这份调查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那两个数字，而在它如何区分“谁直接买”与“谁的供应链被触及”。把这条线划清楚，是理解整件事的关键，也是不冤枉任何人的前提。接下来的几节，会沿着这条线，从离监狱农场最近的那一圈人，一圈一圈往外走。越往外，关系越远，措辞就必须越克制。这不是文字游戏。每往外一圈，证据的强度都在递减，陈述的语气得跟着递减，才算诚实。

四

直接从监狱农场买走原料的，不是你熟悉的快餐招牌，而是几家大宗商品贸易商。

美联社点名的直接买家包括：嘉吉（Cargill）、邦吉（Bunge）、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阿丹米（ADM）以及“联合谷物与驳运”（Consolidated Grain & Barge）。这些名字普通消费者大多陌生，因为它们处在食物链的最上游——收购、仓储、转运谷物与牲畜，再卖给下游的加工与品牌企业。它们是把一头牛、一车豆从“监狱农场”运向“市场”的那只手，美联社用的词是这些货被“直接从监狱里收走”（scooped up straight from prisons）。910

它们对美联社的回应，本身就是这份调查可信度的一部分，值得逐家照实记下。嘉吉承认曾在田纳西、阿肯色、俄亥俄等州购入此类货物，称其只占自身采购的“很小一部分”，并表示已采取补救措施。9这家公司本身就把“零强迫劳动”写进了对外的人权与负责任采购承诺里——把它公开的承诺，与它被点名承认的事实并置，这正是这种报道的价值所在：它的用意不在抓住一句矛盾去羞辱谁，而在让读者自己看见承诺与采购之间的缝隙有多宽。22邦吉则表示，相关设施已于2021年出售，自己已经退出。10阿丹米援引了自身的反强迫劳动政策。11路易达孚与联合谷物则被列为美联社点名、但回应有限的一方。10

请记住这一格里的人——大宗贸易商——是真正“把手伸进监狱农场”的那一环。它们直接付钱给监狱、直接把货拉走，钱与货的两端都清清楚楚。把“买了监狱劳动产出”这句陈述安放在这里，是站得住的。难就难在下一格：货物离开贸易商的仓库之后，进入了一条越来越长、越来越难追的链条，而链条的另一端，挂着的是你天天看见的牌子。

五

下一格，是那些你天天看见的品牌。它们与监狱劳动的关系，必须用一种克制到近乎啰嗦的措辞来表述。

美联社的原话是：这些监狱农场的产出，“最终进入了”（wound up in the supply chains of）某些知名品牌的供应链。它没有说、这一期也绝不会说，这些品牌“雇用囚犯”或“直接使用监狱劳动”。这两种说法之间的距离，就是事实与诽谤之间的距离。前一句描述的是一条链条在某个节点接上了监狱，后一句指控的是一家公司明知故犯地用囚犯当工人——两者之间隔的不是程度，是性质。10

按这种措辞，可以这样排列：

在牛肉这条线上，路易斯安那州安哥拉监狱（Angola）农场出产的牛，被运往得克萨斯的一家屠宰场，其产出据美联社追踪进入了麦当劳（McDonald’s）、沃尔玛（Walmart）、汉堡王（Burger King）、山姆会员店（Sam’s Club）以及泰森食品（Tyson Foods）的供应链。912请注意这句话里的每一个环节：安哥拉的牛—得州的屠宰场—下游的品牌。中间隔着至少一道屠宰加工，下游品牌买的是“牛肉”，不是“安哥拉的牛”；它们大概率不知道自己买的牛肉里，有一部分曾在监狱农场里被在押者养大。

在鸡蛋这条线上，希克曼家禽（Hickman’s）使用监狱劳动的蛋品，据追踪进入了好市多（Costco）、克罗格（Kroger）、Eggland’s Best 以及 Land O’Lakes 的供应链。1012这条线和牛肉那条线有同样的结构：一头出自监狱农场的产出，经过一到几道加工与分销，最后挂在了你认得的牌子下面，而那个牌子大概率从未直接和监狱打过交道。

此外，美联社列出的、其供应链曾触及监狱农场货物的产品还包括：Frosted Flakes（一款知名玉米片）、Ball Park 热狗、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旗下的 Gold Medal 面粉、可口可乐（Coca-Cola）、以及 Riceland 大米；相关零售渠道则涉及克罗格、塔吉特（Target）、Aldi 与全食（Whole Foods）。10

这里必须为上一段的写法多说一句，因为这一句的克制，正是这一期方法论的缩影。这里写的是“Frosted Flakes”这款产品，而不是它背后那家母公司的名字——因为美联社核到的是这款产品的供应链，把它上推到整个母公司、断言“某某公司使用监狱劳动”，就超出了证据能支撑的范围。同理，可口可乐是被美联社点到供应链的，但仅限“供应链触及”这一层，不能据此说它“雇了囚犯”。这种逐字的克制看起来很笨，甚至有点啰嗦，但它撑起的是整篇报道的可信：宁可说得窄，不可说得宽；宁可让句子难看，不可让指控走样。

六

这些品牌怎么回应，同样是证据的一部分，值得照实记下。

全食超市表示，公司政策“不允许”供应商使用监狱劳动。9阿丹米与通用磨坊援引了各自的反强迫劳动政策。11麦当劳表示将就此展开调查。9邦吉重申已于2021年出售相关设施。10而被美联社问及的大多数其他公司，没有回应。12“未回应”本身也是一条值得记下的信息——它既不是承认也不是否认，把它如实标成“未回应”，而不是含糊地算进“被指控者”，是这种报道诚实的另一面。

把这些回应排在一起，会浮现出一个比“谁是坏人”更准确的图景：在一条足够长、足够分工细密的供应链里，一头牛从监狱农场到一个汉堡，中间隔着收购商、屠宰场、加工商、分销商——下游品牌很可能确实不知道，也确实在采购合同里写了禁止强迫劳动的条款。这不替任何人开脱，但它解释了为什么“直接雇佣”和“供应链触及”必须分开：前者是明知故犯，后者更多是一条没人完整看过的链条，在某一节点接上了监狱。

供应链的一个特点，恰恰是让每一环都能诚实地说“下一环的事，既管不着，也不清楚”——它把“不知情”做成了每个环节的常态。贸易商把货卖给屠宰场，屠宰场把肉卖给加工商，加工商把成品卖给品牌，品牌再上架到零售——每一手交易都合规、都有发票，可没有任何一方掌握从田头到货架的完整链路。这台机器之所以高效，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把责任稀释到了没有任何单一环节需要为整体负责的程度。13追责之所以难，难的地方不在有人藏得深，而在根本没有一个“知情的全局者”可供追问。

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合同里写了禁止条款”这句辩护，既是真的，又不够。一家品牌完全可以拿出一份白纸黑字的采购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禁止供应商使用强迫或监狱劳动——这往往并非临时编出来的托词，而是早就存在的标准条款。可问题在于，这条款约束的是它的直接供应商，而不是供应商的供应商，更不是再上一层把牛从监狱农场收走的那个贸易商。链条每多一节，合同的约束力就衰减一分，到了监狱农场那一头，禁止条款早已够不着。于是出现一种谁都没撒谎、却谁也没拦住的局面：每一层都遵守了对自己下一层的承诺，而那头在监狱里长大的牛，依然一路畅通无阻地走到了货架上。要真正拦住它，靠的不是更严厉的合同措辞，靠的是有人愿意把整条链路一节节追到底——这恰恰是美联社做了、而供应链上没有任何一方有动力去做的事。

七

讲到这里，必须回头处理那种相反的失真——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反复刷屏的“使用监狱劳动的公司名单”。这一节是整期的重心，因为校准这种失真，和揭露真实的受益链，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你大概见过这类帖子：一张图，列着麦当劳、沃尔玛、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星巴克、AT&T、美国银行，配文“这些公司都在用监狱奴工”。它传播得极广，因为它简单、愤怒、点名了人人认识的招牌。转发它，感觉像是在站队正义。

问题是，它大多经不起核查。事实核查机构 PolitiFact 在2020年专门核过一份这样的名单，评级为“大体不实”（Mostly False）。它的问题不在于完全捏造——名单里几乎每一家，历史上确实都和监狱劳动有过某种沾边——而在于把不同年代、不同性质、早已停止的事，打包成一张“现在进行时”的清单。14真假被搅在一起，恰恰是这类名单最难拆、也最有害的地方。

举几个常被引用的例子，看它们各自错在哪一种地方。维多利亚的秘密确实曾与监狱劳动有过关联——但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早已不是当下；把一桩四十年前的旧账当成今天的罪证，错在“时态”。14全食超市确实曾出售过用监狱劳动生产的产品——但它在2016年4月已停止这一做法，而这恰恰是它在美联社2024年报道中回应“不允许”的背景；把一件2016年就停掉的事当作今天的罪证，错的同样是“时态”。914还有沃尔玛：它曾说明，公司本身并不使用监狱劳动，但其部分供应商运行过自愿性质的在押者用工项目——把“供应商行为”说成“公司直接用工”，错的是“主体”。14

把这几种错误并排放，能看出一份“站在正义一边”的名单可以从哪几个方向失真：错时态（把停掉的旧事说成现在），错主体（把供应商的行为算到品牌头上），错强度（把“供应链触及”说成“直接雇佣”），以及错来源（把不同确信度的传闻拼成一张等价的图）。学会分辨这四种错，就有了一把尺子，可以拿去量任何一份转到你面前的“黑名单”。

拿这把尺子，再回头量一遍美联社那份报道，会更明白它和病毒名单的差别在哪里。它没有错时态——它核的是过去六年、一直到报道见报前仍在发生的交易，并明确标出哪些公司已经退出（邦吉2021年售出设施）、哪些做法已经停止（全食2016年起不再采购）。它没有错主体——它把直接付钱给监狱的贸易商，和只是供应链末端被触及的品牌，分成两格，绝不混写。它没有错强度——对直接买家用“收走”，对下游品牌只用“最终进入供应链”，措辞随证据强度逐级收紧。它也没有错来源——每一条都注明信源与各方回应，连“未回应”都照实记下。同样在指控同一批知名招牌，一份经得起核查，一份评级“大体不实”，差别从来不在愤怒的多少，只在这四把尺子量得准不准。

这里值得把方法本身再说透一点，因为它不只适用于监狱劳动这个题目。每当一份“某某都在作恶”的名单递到面前，可以依次问四个问题：这件事是现在还在发生，还是早已停止？做这件事的，是这家公司本身，还是它管不到的某个供应商？证据支持的是“它直接干了”，还是只到“它的链条沾到了”？这条信息的来源，是可核查的一手调查，还是一张层层转发、出处不明的图？四个问题里只要有一个答不上来，这份名单里的对应条目就得降级——从“罪证”降回“待核实”。这套降级，并不替谁开脱，它做的是把“愤怒”和“事实”重新分开放，让前者不再透支后者。

八

为什么要花两节去拆一份“站在正义一边”的名单？

因为夸大的指控，最终会替被指控者免责。

设想一下：一份名单把二十家公司不加区分地骂作“监狱奴工受益者”，其中十九家的关联或已过时、或仅是远端供应链、或纯属张冠李戴。那么只要任何一家拿出证据自证清白——“这事2016年就停了”“那是供应商的行为，且早已被合同禁止”“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旧账”——整份名单连同它本可成立的那一两项，就一起失去了可信度。愤怒被反驳，真问题被淹没。造谣者递给了被批评者一把最好用的盾：你看，他们连这都搞错了，那他们说的其它是不是也是编的？一份本想伤人的名单，最后保护了它想伤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题目上，精确远不止是洁癖：它是策略，更是伦理。美联社那份调查之所以有分量，恰恰因为它克制：它不说麦当劳“雇用囚犯”，只说一条供应链在某节点接上了监狱农场；它逐一记录每家公司的回应，包括“未回应”；它把直接买家（大宗贸易商）和远端品牌分两格放，不让弱证据搭强证据的便车。910这种克制不削弱指控，反而让指控变得难以反驳——一句你无法证伪的话，比十句夸张的口号更难被推翻。同一份调查也提醒读者，监狱劳动至今仍由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里那条针对受刑人的例外条款所允许——废奴的那一条法律，单单为“作为犯罪惩罚”的强制劳役留了一个口子，这是它合法存在的根基。15

所以判断不必由谁来高声喊出，它就藏在这条被划清的线里：一边是有据可查的供应链触及，另一边是以讹传讹的都市传说。把两者混为一谈的人，无论出于愤怒还是出于辩护，最终都模糊了同一件事。能区分“安哥拉的牛进了麦当劳的供应链”和“麦当劳用囚犯”的人，比转发黑名单的人更接近真相，也对这台机器更有杀伤力——因为他说出的每一句，对方都无从反驳。

九

还有一类关系，需要被单独放进一个格子，免得它和上面的“食品供应链”搅在一起。

那就是“租赁劳动”——私营企业直接在监狱里、或借监狱劳动力设点用工。在一些报道与汇编里，Russell Stover（糖果）、Cal-Maine（鸡蛋）、Taylor Farms（生鲜加工）、Chipotle（其供应商）等名字，曾以“租用在押者劳动”或“其供应商使用在押者”的形式出现。16

这一格和第五节那一格，性质不同，证据等级也不同，所以必须分开放——这是这一期方法论的延伸：不同来源、不同确信度的事，不能混进同一句话里。“安哥拉的牛进入了麦当劳的供应链”（美联社直接追踪，确信度高）和“某品牌的供应商据报道使用在押者劳动”（更间接、更需逐案核实），是两种不同强度的陈述。把它们写成同一种语气，就是在偷偷地把弱证据冒充成强证据——这恰恰是上两节拆掉的那种病毒名单的做法。一篇想揭露这台机器的文章，如果自己也犯这个毛病，就和它要批评的对象站到了同一条船上。

公允地说，连一些行业组织也承认这种用工的存在。例如美联社报道提到，“美国乳业农场主”（Dairy Farmers of America）名下有一家“成员奶场”设在监狱。10这类事实，单独成立，但不该被借来给第五节那张供应链清单加码。监狱劳动的范围其实更广——从田纳西到亚利桑那，州属惩教机构长期把在押者派往公私两端的岗位，相关学术与倡议研究对此有系统记录，工资数据可逐州查证。17这些研究还指出，许多州的劳动是带强制色彩的——拒绝劳动可能招致纪律处分，乃至影响减刑与假释。18“不干活就关禁闭、就别想减刑”，这一层强制，才是“监狱劳动”和“一份普通工作”最根本的区别，也是为什么哪怕付了“现行工资”，这份工也始终不是自由劳动。

把租赁劳动单独成格，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好处：它逼着人对每一个名字分别核实，而不是把它们当成一份现成的名单照搬。Russell Stover、Cal-Maine、Taylor Farms、Chipotle 这几个名字，在不同报道里出现的方式并不一样——有的是企业自己曾被报道在监狱里设点用工，有的只是它的某一家供应商被指使用在押者，时间、地点、是否仍在持续，也各不相同。16把它们打包成一句“这些公司都在监狱里用工”，就又掉回了上两节拆掉的那种病毒名单里。所以这一格的正确读法，与其说是“记住这几个名字”，不如说是“记住这几个名字各自需要被分别求证”——名单可以提示线索，但提示不等于结论。

监狱劳动的整体图景，因此比任何一张流传的清单都更广、也更碎。它既包括 UNICOR 那种写进联邦法条的强制采购，也包括 PIECP 那种登记在册的私企合作，还包括监狱农场流向大宗贸易商、再渗进品牌供应链的食品链条，以及这一节说的租赁式用工。这几条线性质不同、证据强度不同、合法性的争议点也不同，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接在同一个事实上：在美国，作为刑罚的强制劳动至今合法，工钱可以低到每小时几分钱，而干活的人没有说“不”的权利。把这些线分门别类地排清楚，而不是搅成一团去喊一句口号，才是这个题目真正难、也真正要紧的地方。

十

把这一圈买家排完，可以回到全书那个反复出现的结构上来。

向监狱劳动付钱的，并非一个密谋的集团，而是一连串各自合理的买家：带强制采购义务的联邦机构，依法设厂的私营企业，逐利收购的大宗贸易商，以及在一条没人完整看过的供应链末端、可能确实不知情的品牌。没有谁需要坐进一间黑屋子。每个人只是在自己的位置上买了更便宜的原料、履行了一纸法规、签了一份合规的合同，合起来，就是一台把监狱里2角钱一小时的劳动，安静地接进国民经济的机器。19这台机器的总规模——倡议组织“价值上升”（Worth Rises）的测算——是一个每年逾800亿美元的矫正开支盘子，其中半数以上流向各类供应商，约4000家企业从中获利。19需要把这个数字和另一个更大的数字分清楚：800亿是政府的矫正开支，不等于监狱政策的全社会总成本——后者据监狱政策倡议（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年的测算高达4000多亿美元，两者量级不同、口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20而把家庭直接承担的部分单独拎出来看，仅小卖部与通话两项，每年就以数十亿美元计——这预告了下一期的主角。20

也正因为它是机器而非阴谋，对它的批评才更要精确。情绪化的、张冠李戴的指控，看起来更有冲击力，实则替这台机器提供了最好的挡箭牌——因为它一旦被驳倒，连同真问题一起被驳倒。而把“谁付钱、谁获利、买的是哪一格、证据有多强”老老实实排出来，结论会自己浮现，并且比任何形容词都更难反驳。

把这一期排过的几格并到一张表上看，受益链的层次就清楚了。第一格，联邦机构，凭一纸强制采购规则买 UNICOR 的产出，依法受益。第二格，经 PIECP 认证的私企，付着打了折扣的“现行工资”，合法用着不能拒绝的劳动力。第三格，大宗贸易商，直接从监狱农场把谷物与牲畜收走，钱货两清。第四格，下游品牌与零售，在一条没人看全的供应链末端，被动地沾上了监狱农场的产出，多半并不知情。第五格，则是另起一栏的租赁式用工，证据更散、更需逐案核实。五格的合法性、知情程度、证据强度各不相同，把它们分开摆，目的不在替谁脱罪，而在于只有分开摆，每一格该承担的那一份责任才落得下去——混成一团，反而谁都跑得掉。

如果这一期只留下一句话，希望是这句：陈述的强度，必须匹配证据的强度。多一分则诽谤，少一分则回避。对一台靠“没人为整体负责”而运转的机器，唯一能真正咬住它的，从来不是更大的声量，是更准的刻度。

下一期，话题离开农场和货架，转向另一类买家——他们要的不是监狱产出的劳动，做的是向被关押者和他们的家人收费的生意：按分钟计价的通话，被卖到12美元的一支牙膏，以及把“省钱就是利润”做成商业模式的承包商。

参考文献

1.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 UNICOR，《UNICOR (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 — About》——在押雇员工资区间 $0.23–$1.15/小时，有法院判定义务者须将所得至少 50% 用于偿还。链接 →

2.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FAR Subpart 8.6 — Acquisition from 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 Inc.》——联邦各机构对 UNICOR 某类商品的强制优先采购义务及豁免程序。链接 →

3. U.S. Code, Title 18, Chapter 307 §§4121–4129，《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联邦监狱工业的法定授权与政府采购优先权的成文依据。链接 →

4. UNICOR / 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Annual Reports & Program Data》——在押雇员由 FY2017 约 16,891 人降至 FY2023 约 11,489 人，净销售额由约 4.84 亿美元降至约 4.71 亿美元。链接 →

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Prison Industry Enhancement Certification Program (PIECP) — Overview》——1979 年设立、私营合资、放宽监狱产品跨州销售限制、“现行工资”要求。链接 →

6.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PIECP — Program Requirements》——工资扣减（食宿、税、家庭赡养、受害者赔偿）的法定项目与上限。链接 →

7. ACLU /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Captive Labor: Exploitation of Incarcerated Workers》（2022）——PIECP 各州实付差异（部分州扣减后近乎为零、其余约 15–52 美分）、覆盖范围（约 37 州 + 4 县、合作私企以百计）。链接 →

8. ACLU，《Captive Labor — Key Findings / Press Release》（2022-06-15）——在押者每年生产价值逾 20 亿美元货物、另提供数十亿美元服务的总量估算。链接 →

9. Associated Press（via WAFB），《Angola prisoners are part of a hidden workforce linked to hundreds of popular food brands》（2024-01-30）——“Prison to Plate”调查：直接买家（嘉吉等）、安哥拉牛→得州屠宰场、各公司回应、农场工资 2–40 美分/小时、Whole Foods 2016 年 4 月停止。链接 →

10. Associated Press（via The Seattle Times），《Takeaways from AP’s investigation into how US prison labor supports many popular food brands》（2024-01）——约 2 亿美元/6 年、约 6000 万美元牛/2018 起；大宗贸易商、下游品牌“wound up in the supply chains of”措辞、各方回应、Dairy Farmers of America 成员奶场。链接 →

11. Associated Press，《Prison labor investigation — company statements》（2024-01）——ADM、General Mills 等公司援引反强迫劳动政策的具体回应。链接 →

12. Associated Press（via Georgia Public Broadcasting），《Prisoners in the US are part of a hidden workforce linked to hundreds of popular food brands》（2024-01-29）——下游品牌与零售渠道名单（McDonald’s、Walmart、Costco、Kroger、Target、Aldi 等），多数未回应。链接 →

13. Associated Press（via SeafoodSource 转载/汇编），《US prison labor used to make products in seafood supply chain》（2024-02）——监狱农场产出经多级分销进入品牌供应链的链条结构与责任稀释。链接 →

14. PolitiFact，《Instagram post shares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bout companies and prison labor》（2020-06-22）——病毒名单评级“大体不实”，含 Victoria’s Secret（1980 年代）、Whole Foods（2016 年 4 月停止）、Walmart（供应商自愿项目而非公司直接用工）等过时或被混淆的关联。链接 →

15. ACLU /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Captive Labor》（2022）——美国监狱劳动的法律根基：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针对受刑人的劳役例外条款。链接 →

16. Associated Press / SeafoodSource 等转载与汇编（2024）——租赁式用工与“供应商使用在押者劳动”相关报道（Russell Stover、Cal-Maine、Taylor Farms、Chipotle 等，须逐案核实）。链接 →

17. ACLU /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Captive Labor — State Findings & Wage Data》（2022）——州属惩教机构将在押者派往公私岗位的系统记录与逐州工资数据。链接 →

18. ACLU /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Captive Labor》（2022），第三章——多数州劳动的强制色彩：拒绝劳动可招致纪律处分乃至影响减刑与假释。链接 →

19. Worth Rises，《The Prison Industry: How It Started, How It Works, How It Harms》（2020）——美国每年逾 800 亿美元矫正开支、半数以上流向供应商、约四千家企业获利的产业结构概览。链接 →

20.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Following the Money of Mass Incarceration（2026）》——大规模监禁全社会总成本约 4450 亿美元、家庭在小卖部与通话上每年承担数十亿美元，构成监狱经济中由家庭直接支付的一环。链接 →

21.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 (UNICOR): Background and Mandatory Source Issues》——UNICOR 强制来源采购规则、对私营供应商与国防部采购的影响及历次改革争议。链接 →

22. Cargill，《Human Rights / Forced Labor &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Commitment》——嘉吉对外公布的禁止强迫劳动与负责任采购政策（与其被 AP 点名承认的事实并置参照）。链接 →

2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PIECP — Certification & Cost Accounting Center (Participating Jurisdictions)》——PIECP 认证州与县名录、私营合作方登记与“现行工资”核算要求。链接 →

24. Associated Press，《Prison to Plate: AP investigation on prison farm labor and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s》（2024-01-29）——安哥拉等南方监狱建于前种植园土地、监狱农场出栏与运输凭证的追踪方法、“scooped up straight from prisons”措辞。链接 →

25.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The economics of prison labor / How much do incarcerated people earn?》——在押者工资区间、扣减机制与监狱劳动经济规模的概览。链接 →

向家人收费

一

先看一个很小的场面。

一位母亲站在便利店的收银台前，手机响了。是儿子从看守所打来的。她接，还是不接，取决于一件很具体的事：这个月卡里还剩多少钱，以及她手里这一篮东西。如果接，这通15分钟的电话会从她的账户里扣掉一笔——在改革之前，某些州的某些设施里，这笔钱可以高到17美元，2018年个别极端的例子甚至到过22.56美元。2那差不多是这一篮牛奶、面包、鸡蛋的钱。她得在“和儿子说十五分钟话”与“这一周的早餐”之间选一个。

这个场面不是为了煽情编出来的，它是这一圈生意的日常底色。围着监狱转的那些公司，它们真正的客户从来都不是被关押的人。被关押的人几乎没有收入，监狱里的劳动报酬常常以分计，真正掏钱的是外面那些还在挣扎的家人。一项被反复引用的估算说，这些家庭每年仅为电话和小卖部就要支付大约29亿美元。1这是一笔从最穷的人手里抽出来、流向几家公司和它们背后私募基金的钱。它收得很安静，因为它收得很碎。

前面几期讲的那些受益者——私营监狱、押注“对犯罪强硬”的政客、靠监狱维持岗位的狱警工会——多少还停留在公众视野里，它们的合同会上头条，它们的游说会被记者追问。这一期讲的这一圈，更隐蔽。它不签那种会引发争议的大合同，它把成本拆成一通电话、一支牙膏、一张卡的手续费，一毛一毛地收。账单太小，所以没人替它愤怒；可一旦乘上将近两百万被关押的人和他们各自的家庭，它就是一门年入数十亿、稳定得像水电费一样的生意。这一期要做的，就是顺着电话、小卖部、出狱的卡、医疗、脚镯、保释这几条线，一条条看清楚：谁在收钱，向谁收，靠什么机制收，钱最后流进了谁的账上。

二　按分钟收费

监狱电话这门生意，高度集中在两家公司手里。

一家叫 Securus，现在的母公司叫 Aventiv，背后是私募基金 Platinum Equity；另一家原来叫 GTL，现在改名 ViaPath，背后是 American Securities。这两家加起来，控制了全美监狱电信市场大约74%到83%的份额。3这是一个几乎没有第三家能挤进来的双头垄断。Securus 一家的年收入，曾被估算在7亿美元上下。4

在改革之前，价格是这样的：一通15分钟的电话最高能到17美元；接通第一分钟单收的费用最高到3.95美元；长途每分钟还能再加到1美元。2把这些数字放在通信技术的背景里看，它们格外刺眼——在围墙外面，一通跨州电话的边际成本早已趋近于零，视频通话更是免费工具的标配。所以这里真正需要解释的，与其说是“为什么这么贵”，不如说是“为什么没人去压价”。在一个正常的市场里，价格这么高、成本这么低，总该有人靠降价来抢生意；可在监狱电话这门生意里，降价的人反而拿不到合同。

答案藏在一个词里：场地佣金（site commission）。这是监狱电信生意的核心机制，也是它最该被记住的一件事。运营商要拿下一个监狱或看守所的独家合同，靠的不是给被关押者更低的价格，而是给设施方更高的回扣。一份合同签下来，监狱或县看守所能从通话收入里抽走一笔提成——这笔回扣平均超过通话收入的40%，个别合同高到90%；全美算下来，每年大约有4.6亿美元以这种方式流回给设施。3Securus 自己在监管程序里承认过：2004到2014这十年间，它支付的佣金累计达到13亿美元。5这13亿，最终都是从打电话那一头的家庭账户里一通一通扣出来的。

把这个机制讲透，判断就自己出来了。它构成的是一场“反向竞标”：在正常的招标里，谁开价低谁中标；而在这里，谁承诺给设施方的回扣高谁中标，因为设施方拿的是通话收入的提成，通话费越高，回到它自己手里的钱越多。于是设施方没有任何动力去替家属压低通话费——它和运营商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分的是同一笔钱。被关押者的家人，是这场交易里唯一没有座位、却要付全款的一方。这套激励之所以拧反，并非某家公司一时贪婪，而是合同结构本身把“替谁省钱”和“向谁分钱”这两件事彻底拆开了：能分钱的设施方，恰恰不是付钱的那个人。一个把价格抬到天上的机制，就这样被写进了一份份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政府采购合同里，年复一年地自动运转。

把这套机制放回那位母亲的处境里，它的重量才显出来。一个家庭要维系和被关押者的联系，靠的就是这几通电话——孩子要听见父亲的声音，老人要确认儿子还好。这种联系不是奢侈品，研究里反复说，狱中能和家人保持稳定联系的人，出狱后重新犯罪的概率更低，更容易站稳脚跟。可这套收费结构恰恰把最该被鼓励的事——多打几个电话、多说几句话——变成了一笔要反复掂量的开销。每分钟的计价，等于在亲情上装了一个一直在跳的计价器。家庭越穷，能买得起的“联系”就越少；而联系越少，那个被关起来的人就越孤立。一门生意，就这样建在了它本不该去定价的东西上面。视频通话的兴起也没有改变这个逻辑——同样的两家公司，把视频会面也做成了按次、按分钟计费的项目，有的设施甚至借此取消了原本免费的当面探视，逼着家属改用付费的屏幕。3

三　一次改革，和一次缓刑

这件事本来快要有个结局。

监管它的权力在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手里。2024年7月，FCC 通过了一项以 Martha Wright-Reed 命名的命令——这个名字属于一位为了和坐牢的外孙通话而长年抗争的祖母，她没能等到规则落地就去世了。命令做了两件关键的事：把监狱和大型看守所的通话费上限压到每分钟6美分，并且，直接禁止场地佣金。FCC 当时估算，这每年能为家庭省下大约3.86亿美元。6对上一节那个反向竞标的机制来说，这几乎是釜底抽薪：佣金一禁，把价格往上抬的那个动力就断了根；价格上限一压，7亿美元收入里靠高价撑起的那一大块也随之塌掉。从被关押者家庭的角度看，这是几十年里离“电话费回到合理水平”最近的一次。

然后，到这本书写作的时候，它还没有生效。

2025年6月30日，换届之后的 FCC——主席是 Brendan Carr——以“合规存在困难”为由，把2024年命令里的几个关键期限推迟了，一直推到大约2027年4月1日。7这意味着，旧的收费模式又被允许多运行将近两年。大约1000份意见反对这个推迟，FCC 自己的委员 Anna Gomez 公开表示异议，这件事还被告到了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7而推动这场延期、并从延期中直接获益的，正是 Securus 和 ViaPath 这两家——它们和它们背后的私募基金，是这两年“缓刑”里唯一稳赚的一方。10

这是这一期里最该记住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一项已经通过、已经白纸黑字写明要为最穷家庭省钱的规则，可以在生效前夕被推迟将近两年。这两年里继续流动的那些钱——一通通电话、一笔笔佣金——并没有凭空消失，它只是被延期了，继续一分一秒地流进 Securus 和 ViaPath 的账上。一个为家庭省钱的政策，反过来给了榨取它的产业一段喘息。这件事老实记下来，比任何形容词都更说明问题：在这台机器里，连“已经赢了的改革”都可以在最后一公里被往后推；而每往后推一天，账单都还是寄到那位站在收银台前的母亲手里。她不知道华盛顿在2024和2025之间发生过什么，她只知道电话费没降。

四　越差的伙食，越多的消费

电话之外，第二条收钱的线，是小卖部。

监狱里的小卖部（commissary）是被关押者补充日用品的地方——牙膏、肥皂、方便面、一点能填肚子的东西。全美这门生意每年大约16亿美元，覆盖差不多190万人、约5000所设施。8钱主要来自两处：家人往账户里打的钱，和被关押者那点以分计的劳动报酬。价格则常常高得离谱——有调查记下过一支 Fixodent 假牙黏合剂在小卖部卖到12.28美元，是外面药店价格的好几倍。9一个戴着假牙的老人想把牙固定住，得为此付出超市价格几倍的钱，而他几乎没有别的地方可买。

这里有一个值得停下来看清楚的结构。监狱小卖部的最大玩家之一，是 Keefe Group；监狱餐饮的最大玩家之一，是 Trinity Services Group。这两家，同属一家叫 TKC Holdings 的公司，而 TKC 背后是私募基金 H.I.G. Capital。10也就是说，监狱里给人做正餐的那家，和监狱里卖零食、日用品的那家，是同一个老板。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一个很难看的激励就浮出来了。同一个所有者，一边管着监狱里的正餐合同，一边管着小卖部货架。正餐越差、越不够吃，被关押者就越要去小卖部花钱补——而小卖部也是它的。把伙食做差，对这家公司来说不是经营失误，是把利润从一个口袋挪进另一个口袋。倡导机构把这叫“垂直冲突”：它不需要任何人去刻意苛待谁，只需要让两个本该相互制衡的环节——“把饭做好”和“别让人多花钱”——归到同一个钱包里，制衡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个方向的动力。11一个被关押者的家人往账户里打的钱，于是在这套结构里走了一条隐蔽的循环：先被克扣在变薄的伙食上，再被收回到变贵的零食里。

监狱餐饮本身的记录，也支撑这个判断。另一家大供应商 Aramark，多年来在多个州留下了一连串食品丑闻：密西西比州在2021年终止了与它的合同，相关的联邦诉讼里提到变质、发霉的食物，甚至粪便污染；密歇根州把合同从 Aramark 换到 Trinity，结果又爆出食物里有蛆和霉，最后干脆改回监狱自营。12这些不是几起孤立的卫生意外。当“省下来的伙食成本”直接变成承包商的利润、而吃饭的人没有任何别处可去时，把饭做差就成了一种被结构悄悄奖励的行为——奖励它的并非哪个恶人，而是合同本身的算法。一顿饭省下几毛钱，乘以190万人乘以365天，就是一笔可观的利润；而这笔利润的另一面，是一盘没人愿意吃、却不得不吃的饭。

承包商之间的并购，还在把这种结构越做越大。Aramark 在2022年收购了 Union Supply Group，把监狱里另一块卖商品的生意也并了进来；几家巨头彼此收购、相互吞并，市场被进一步攥到少数几只手里。8对一个被关押者的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选择越来越少：正餐是它的，零食是它的，连出狱时领钱的卡也可能是同一个体系的。一个人在监狱里能花钱的每一个口子，几乎都通向同几家公司，而这些口子的价格，由它们单方面定。被关押者没有第二家店可逛，家属没有第二个供应商可选——垄断在围墙外面尚且要受反垄断法管，到了围墙里面，连这点外部约束都被合同的独家条款挡在门外。把饭做差和把价格抬高，因此不需要任何一方刻意为之，只要让“供应”这件事失去竞争，结果就会自动朝着对家庭最不利的方向滑。

五　为取自己的钱付费

第三条线，发生在一个人刚刚走出监狱的那一刻。

一个人服刑期间，账户里可能还剩一点钱——家人打进来的，或者干活挣下的。出狱时，这点钱怎么还给他？很多地方的做法，是发一张预付借记卡。JPay 是这门生意的主要玩家之一，它也属于 Securus／Aventiv 这个体系，背后同样是 Platinum Equity。13一个人坐牢期间被这套体系收过电话费，出狱时领到的卡，还是这套体系发的。

问题在这张卡的收费上。2021年10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对 JPay 处以600万美元罚款，认定它在这些“释放卡”上违规收费——人们要取出本属于自己的钱，却被收取各种名目的手续费：开卡费、月费、查询余额费、不活跃费。监管机构估计，大约50万人为了拿回自己的钱而付过这类费用，其中还涉及对联邦《电子资金转账法》的违反。1450万人，每个人都是在自己最没钱的时刻，被自己的钱收了一次过路费。

这条线之所以值得单独拎出来，是因为它把这一圈生意的逻辑推到了一个几乎赤裸的位置。前面收的至少还披着“服务”的外衣——你打了电话，你买了商品；到这里，被收费的对象，是一个人取回自己本来就有的那点钱的权利，没有任何新的服务发生。更要命的是时机：一个人刚出狱，往往一无所有、急需现金应付头几天的吃住和交通，正是在这个最没有讨价还价能力的时刻，账单又一次递了过来。15他没有别的卡可换，没有别的窗口可去，要么接受被扣掉的那部分，要么连本属于自己的钱都拿不到。把这条线和第二期那笔通话费接起来看，会发现同一个名字、同一个私募体系，从一个人入狱那天收到他出狱那天，一头一尾都没有放过。

六　把“省钱”做成“利润”的医疗

前面几条线，钱大多是从家人手里收的。监狱医疗这条线换了一个方向：它向政府收合同的钱，再靠少提供服务来省成本——省下的每一笔，都直接变成利润。

监狱医疗大多外包给私营承包商。这门生意里，有一条可以追溯的血脉：Correct Care、Corizon 这些名字，几经并购，汇成了今天的 Wellpath，而 Wellpath 同样握在 H.I.G. Capital 手里。162024年11月11日，Wellpath 申请了第十一章破产保护，身上压着大约1500起关于医疗不到位的诉讼。16这门生意的盈利模式，本身就把“省下的医疗”和“赚到的利润”划上了等号——少做一次检查、晚转一次院、拖一次该开的药，省下来的钱都直接落到账面上。当照护本身成了成本项，少照护就成了增收的办法。

它的同行还演过一出更精巧的戏。Corizon 在2023年做了一次被称为“德州两步”（Texas Two-Step）的操作：把约2亿美元还在赚钱的合同留在一家新公司 YesCare，把大约12亿美元的负债——主要是医疗事故索赔——甩进另一家叫 Tehum 的壳公司，让这个壳去申请破产。2024年7月达成的和解，最终只拿出了大约7500万美元。17把这步棋拆开看：赚钱的合同留下，欠下的命债扔给一个空壳，而那些因为医疗不到位而受伤、甚至失去亲人的原告，最后能分到的，是12亿负债里的一个零头——7500万，连负债的零头都不到。这不是破产清算里的意外，是一套被律师精心设计出来、专门用来甩掉责任的法律动作。

这里要诚实地标一个边界。这些承包商的所有权和资金链，很多细节只能从破产文书、诉讼记录和监管文件里看到一角；私募基金到底从中拿走了多少、怎么拿走的，外人很难完全复核到每一笔。所以这一节里那些更激烈的指控，本书不替原告下结论。但仅凭已经公开、已经经过法庭程序的这些——1500起诉讼、一次第十一章破产、一个把负债装进壳公司再让壳破产的操作——已经足够看清这条线的形状：当一家公司靠“少花在病人身上”来挣钱，又能在被告到资不抵债时把责任装进壳里抖掉，那么照护质量往哪个方向走，几乎不用猜。

这条线和前面几条还有一处不同，值得点明。电话、小卖部的账单，钱是从家属手里直接出的，疼在自己身上，至少还看得见。医疗这条线，付钱的是政府，承受后果的是被关押者本人，而省下来的差额进了承包商的口袋——付钱的、受害的、获利的，是三拨不同的人。这种三方错位，让“少给一点照护”几乎没有外部的刹车：被关押者投诉无门，家属在墙外看不见，政府只看到一份按时履约的合同。等到出了人命、官司打到媒体上，往往已经是几年之后。Wellpath 在2025年走出了破产程序，H.I.G. 也达成了某种和解安排；17但走出破产的是公司，那些诉讼背后真实的伤病和死亡，并不会随着一纸重整方案一并了结。结构修好了报表，没修好的是当初为省成本而被拖延的那些治疗。

七　脚踝上的生意

第四条线，戴在人的脚踝上。

电子监控——脚踝上的 GPS 脚镯、手机上的打卡 App——常被说成监禁的“人道替代”。它确实把人留在了家里，没有把人关进牢房，这一点是真的。但它同时也是一门正在快速扩张的生意。这门生意里最大的玩家之一，是 BI Incorporated，它在2011年被 GEO Group 收购——GEO 正是美国最大的私营监狱运营商之一。换句话说，关人的公司，同时也在做“不关人、但盯着人”的生意。18

2025年9月30日，BI 拿下了移民执法部门 ISAP 项目一份为期2年、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合同，用脚镯、SmartLINK 打卡 App、VeriWatch 手表等手段，追踪大约18万名移民；当年12月，又追加了一份1.21亿美元的合同。18母公司 GEO 在2025年报出创纪录的约2.54亿美元利润，比前一年大幅跃升，并明确把电子监控这块业务当成新的增长引擎。19一边是被监控的人数往18万、20万爬，一边是利润往新高走，两条曲线指向同一个方向。

值得点出的是这条线的扩张方向。它长得最快的地方，是移民执法——一个被关押人数和被监控人数都在快速上升的领域。20从做这门生意的公司的角度看，电子监控并不是监禁的减法，它把“被这台机器管着的人”的范围，从围墙里头又向外推了一圈：原本够不上关押、本来不会进任何名册的人，现在脚踝上多了一只脚镯，也进了被监控者的台账。一个人戴上脚镯，对他自己是少坐了牢，对这门生意却是多了一个按月计费的客户。监控的网越铺越宽，盈利的面也就越铺越宽——这是同一件事的两个说法。

“人道替代”这个说法里藏着一处需要拆开看的东西。和关押相比，戴脚镯当然好得多，没有人会愿意拿牢房去换一只脚环。可问题在于，这门生意扩张时填补的，往往并非本来要坐牢的那部分人，恰恰是本来什么都不必戴的那部分人。当监控变得便宜、利润可观、又能被包装成“宽大处理”，执法系统就有了把更多人纳入管控的理由——反正不是关押，听上去总没那么重。于是一只脚镯，可能并没有替谁省下牢狱，它只是替这台机器新圈进来一个原本自由的人。对 GEO 这样的公司，这是把客户群从“被判刑的人”扩大到“被怀疑、被等待、被审查的人”；对那18万戴着脚镯的移民和他们的家庭，这是日常生活里多了一只随时定位、随时震动、随时提醒“你被看着”的设备。这条线的危险，恰恰在于它温和的外表——它让“扩大管控”这件事，变得几乎不需要解释。

八　保释：把不退的钱收成产业

最后一条线，在一个人刚刚被捕、还没有被定罪的时候就开始收钱。

商业保释是美国一个相当独特的制度。一个人被捕后，法院定一个保释金额；付不起全款的，可以找保释商，交一笔通常是保释金10%左右的保费，由保释商出面向法院担保。关键在于这笔保费的性质：它不退。无论这个人最后是被判无罪、被撤诉，还是按时出庭、案子顺利了结，这笔钱都不会回到他家里。它是为“先回家等审判”支付的价格，而这个价格，付了就拿不回来。

这门生意每年的保费规模大约20亿美元。21它的结构很特别：站在保释商背后真正兜底的，是大约9家担保保险公司，它们支撑着约140亿美元的保单，而实际赔付出去的损失常常不到保费的1%——也就是说，风险几乎全被转嫁给了交保费的家庭，以及他们被迫拉来的共同担保人。21保险公司收着保费，却几乎不承担它名义上承保的那个风险，因为一旦被保释的人没出庭，追债的压力会先落到家属和担保人头上。

这门生意还很懂得保护自己。保释业通过自己的行业组织 American Bail Coalition，并借助前面几期出现过的 ALEC（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一起推动了一系列维护商业保释、阻挠保释改革的模板法案，数量不下十几部。22这一点尤其要紧：别的几条收钱的线，至少还是在既有制度里被动地榨取，而保释业更进一步，它出钱、出人，主动地去塑造制度本身，把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写进一个又一个州的法典里。每当有州想推动保释改革、用风险评估或无现金保释来取代这套交保费的旧办法，这套游说机器就会启动，把改革拦下或拖慢。它保护的并非某一笔具体的生意，而是整门生意赖以存在的那个前提——“被捕的人想回家，就得先掏一笔不退的钱”。所以这一条收钱的线，并不只是被动地存在于司法流程里，它还主动地、通过立法，把自己的生意写进了制度，让“未定罪先付钱、且这钱不退”成为许多州的常态。当别的国家用法院自己评估的保证金、或者干脆放人候审来处理同一件事时，美国这套制度把它做成了一个有保险公司兜底、有立法机构护航的产业。它最终收的，是一个还没被证明有罪的人的家庭，为“先回家等审判”而付的、永远拿不回来的钱。

九　一个反复出现的名字

把这几条线排到一起，会发现一个名字反复出现。

电话背后是 Platinum Equity（Securus、JPay）和 American Securities（ViaPath）；小卖部和餐饮背后是 H.I.G. Capital（Keefe／Trinity）；医疗背后还是 H.I.G.（Wellpath）；电子监控背后是 GEO Group（BI）。23这些钱链本身也在持续运转、持续加码——Platinum Equity 甚至还在向 Securus 追加投资。26这些都不是各自为战的小公司。几家私募基金把围着监狱的不同生意，一块一块买进了自己的投资组合，再像管理任何一组资产那样去经营它们的现金流。

其中最集中的，是 H.I.G. Capital。它同时握着小卖部、餐饮和医疗这三块——也就是说，一个被关押者在里面吃什么、买什么、生病了能得到怎样的照料，相当大一部分都通向同一个钱包。11这正好把第四节那个“垂直冲突”从一顿饭放大成了一个人的整段牢狱生活：当吃、用、医都归同一个所有者时，每一处“省下来”的成本——更薄的伙食、更贵的牙膏、更少的检查——都同时是这个所有者在别处的收入。它不需要任何阴谋，不需要谁下达过苛待的指令，只需要把几本原本该各自独立的账合并到一张资产负债表上，相互制衡的激励就自动拧成了同一个方向。一个人在监狱里过得越差，某种意义上，这张表就越好看。

倡导机构 Worth Rises 做过一张更大的图：美国每年在监禁上的政府矫正开支超过800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流向各类供应商，大约4000家公司从中获利，分布在12个行业。24本期讲的这几家，只是这4000家里、离“向家庭直接收钱”最近的那一小撮。这是“政府花了多少”的那张账。

十　两个数字，不要混为一谈

讲到总量，需要先把两个常被混用的数字分清楚，否则容易把判断建在一个错误的地基上。

一个是上一节提到的、Worth Rises 的800亿美元——这是政府每年的矫正开支，是“国家在监禁这件事上花掉了多少财政预算”。24

另一个，来自监狱政策倡议（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6年那份《追踪大规模监禁的钱》。它算的是全口径的社会总成本，达到约4450亿美元——这里面不仅有政府开支，还有家庭直接支付的那一大块（罚款、规费、保释合计约151亿美元，民事没收约53亿，电话和小卖部约55亿多），以及种种间接成本。25在同一份报告里，增长最快的一块，是移民执法相关的开支，约543亿美元。25这条增长曲线，正好和第七节里那只越铺越宽的脚镯对得上。

把这两个数字分清，很重要。800亿是“财政掏了多少”，4450亿是“整个社会、连同家庭自己被掏了多少”，两者口径不同，不能相加，也不能互相替换。本期讲的这一圈生意，恰恰大量落在后者里那部分政府账本看不见的钱上——它不走预算，不计入任何一张政府支出表，它走的是一位母亲在收银台前的那个选择，走的是一个刚出狱的人被自己的钱扣下的那笔手续费。这也正是它最隐蔽的原因：政府的账本上找不到它，因为掏钱的根本不是政府。

十一　让结构说话

回到开头那位站在收银台前的母亲。她手里那一篮牛奶、面包、鸡蛋还没结账，电话还在响。

这一期没有打算替她喊冤，也没有打算把任何一家公司画成脸谱化的恶人。该被记住的，是把账单一张张递到她手里的那套结构：电话费靠反向竞标被抬高，刚要被改革压下去，禁佣金的规则又获得了将近两年的缓刑；伙食和小卖部归同一个所有者，于是把饭做差成了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出狱的人要为取回自己本就有的钱付费；脚镯把被管控的范围向围墙外又推了一圈；保释让一个还没被定罪的人的家庭，先付一笔永远拿不回来的钱。每一处，单看都只是一笔很小的账，小到不值得为它愤怒；可一旦合起来，就是一门年入数十亿、专门向最付不起的人收钱的生意，而它的现金流，最终汇进了几家私募基金的投资组合，其中尤以 H.I.G. Capital 最为集中。

这台机器最不容易被看见的本事，就在这里。它不向被关押者收钱——他们没有钱可收；它绕过围墙，向外面那些还在挣扎的家人收，把最重的负担压在了最没有发言权、也最没有积蓄的那一端。这些家庭里，很大一部分本就处在贫困线附近，她们要替一个被关起来的人维系着外面的联系、外面的牵挂，而维系这份牵挂本身，被明码标价成了一通通电话、一笔笔手续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圈生意几乎从不引发众怒。它分摊得太均匀、太琐碎：一次几美元的通话，一支贵几美元的牙膏，一张卡上扣掉的几块手续费，单看都像是“可以理解的成本”，谁都说不上是抢劫。可正是这种碎，让它格外难以被反对——你很难为一支牙膏的定价去打一场官司，很难为一通电话的几美元去上街。而把这些碎片乘以两百万人、乘以一年365天，再乘以一个人从被捕到出狱、有时还延续到出狱之后的整段时间，它就汇成了那条年入数十亿的稳定河流。受害者的痛是分散的、私人的、说不出口的；获利者的收入是集中的、可预测的、写在季度报表上的。这种不对称，本身就是这门生意能安稳存在这么久的原因。

判断不必由谁来高声替她说出。把谁付钱、谁获利、谁在什么时候被收了一笔什么钱，老老实实排出来——一位母亲要在和儿子通话与这一周的早餐之间二选一，而在几家私募基金的季度报表里，这通电话只是一笔稳定、可预测、几乎零风险的现金流——这两件事并排放着，已经够清楚了。她在收银台前犹豫的那几秒，是这门生意全部利润的真正来源；而她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自己那几秒钟的迟疑，最后会变成谁报表上的一个数字。

参考文献

1.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Following the Money of Mass Incarceration”（2026 版，家庭每年电话与小卖部支出约 29 亿美元）。链接 →

2. Slate, “Who Controls Prison Communications”（改革前定价：15 分钟通话最高 17 美元、2018 年个别达 22.56 美元、首分钟费、长途加价）。链接 →

3. Prison Legal News, “FCC Slashes Prison and Jail Phone Rates”（市场份额 74–83%、场地佣金平均逾 40%、最高至 90%、约 4.6 亿美元／年）。链接 →

4. AFSC Investigate, “Communications Services”（电信运营商收入与市场数据，Securus 年收入约 7 亿美元）。链接 →

5. Private Equity Stakeholder Project, “New FCC Regulations Impact Private Equity Prison Telecom Profiteers”（Securus 承认 2004–2014 年支付佣金 13 亿美元）。链接 →

6. Prison Legal News, “FCC Slashes Prison and Jail Phone Rates”（Martha Wright-Reed 命令：每分钟 6 美分上限、禁场地佣金、预计每年省约 3.86 亿美元）。链接 →

7.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The FCC just postponed its own rules”（2025-06-30 推迟至约 2027-04-01；约千份反对意见；Gomez 委员异议；第一巡回上诉法院）。链接 →

8. The Appeal, “Locked In, Priced Out”（小卖部约 16 亿美元／年，覆盖约 190 万人、约 5,000 所设施）。链接 →

9. Prison Legal News, “Aramark: Prison Food for Thought”（Keefe 加价，如 Fixodent 售 12.28 美元）。链接 →

10. Private Equity Stakeholder Project, “H.I.G. Capital’s Prison Food & Commissary Businesses”（TKC Holdings 同时拥有 Keefe 与 Trinity，背后为 H.I.G. Capital；私募电信运营商从 FCC 延期中获益）。链接 →

11. Private Equity Stakeholder Project, “H.I.G. Capital’s Prison Food & Commissary Businesses”（垂直冲突：餐食越差越推高小卖部消费；H.I.G. 兼营餐饮、小卖部、医疗）。链接 →

12. Prison Legal News, “Aramark: Prison Food for Thought”（密西西比 2021 终止 Aramark 合同、联邦诉讼提及变质发霉食物与粪便；密歇根 Aramark→Trinity 蛆／霉后改自营）。链接 →

13. Slate, “Who Controls Prison Communications”（JPay 属 Securus／Aventiv 体系，背后为 Platinum Equity）。链接 →

14.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CFPB Penalizes JPay”（2021-10 罚款 600 万美元；约 50 万人为取自有资金付费；违反《电子资金转账法》）。链接 →

15.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Insufficient funds: How prison and jail release cards perpetuate the costs of incarceration”（释放卡手续费在出狱最脆弱时刻收取）。链接 →

16. NPR, “Wellpath, a major prison health care provider, faces lawsuits and bankruptcy”（Wellpath 属 H.I.G.、承继 Correct Care／Corizon 血脉；2024-11-11 申请第 11 章破产；约 1,500 起诉讼）。链接 →

17. Prison Legal News, “Maryland Extends Contract with YesCare”（Corizon“德州两步”：YesCare 保约 2 亿美元合同、Tehum 装约 12 亿美元负债；2024-07 和解仅约 7,500 万美元）。链接 →

18.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GEO Group filings（BI Inc. 2011 被 GEO 收购；2025-09-30 中标 ISAP 逾 10 亿美元两年合同，追踪约 18 万移民；12 月追加 1.21 亿美元）。链接 →

19. Prison Legal News, “Private Prison Firm GEO Group Reports Record $254 Million Profit”（GEO 2025 创纪录约 2.54 亿美元利润，以监控为增长点）。链接 →

20. State of Surveillance, GEO Group surveillance pivot（电子监控向移民执法领域扩张）。链接 →

21. ACLU & Color of Change, “Selling Off Our Freedom: How insurance corporations have taken over our bail system”（商业保释保费约 20 亿美元／年；约 9 家担保保险商支撑约 140 亿美元保单、赔付不足 1%）。链接 →

22. ACLU & Color of Change, “Selling Off Our Freedom”（American Bail Coalition 与 ALEC 推动不下十余部模板法案、阻挠保释改革）。链接 →

23. Slate, “Who Controls Prison Communications”（私募所有权：Platinum Equity／American Securities／H.I.G./GEO 分别持有相关公司）。链接 →

24. Worth Rises, “The Prison Industry: How It Started, How It Works, How It Harms”（政府矫正开支逾 800 亿美元／年，过半流向供应商，约 4,000 家公司获利，覆盖 12 个行业）。链接 →

25.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Following the Money of Mass Incarceration”（2026 版：全口径约 4,450 亿美元；家庭直接支付明细；移民执法开支约 543 亿、增长最快）。链接 →

26. Private Equity Stakeholder Project, “Where is Platinum Equity Getting the Money to Invest $400 Million More in Securus”（Securus 私募资金链、追加投资）。链接 →

新种姓？

一

2010年，一本叫《新种姓：色盲时代的大规模监禁》（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的书出版了。1它的作者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是一位民权律师，曾主持北加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种族正义项目。2这本书带来的声望，后来把她推上了一个不寻常的位置：2018年，《纽约时报》把她聘为全职评论专栏作者，这在一位以刑事司法和种族为题的学者身上并不常见。15这本书出版时并没有立刻轰动，它的影响是慢慢累积起来的——靠校园的共读、教会团体的讨论、读书会一本传一本，最终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前后停留了大约二百五十周。1它拿下了2011年的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形象奖年度非虚构作品，2020年又出了十周年纪念版，作者为它写了新的序言。3到2024年，《纽约时报》评选二十一世纪百佳图书，它排在第六十九位。3

一本社会科学的论著能走到这一步，并不常见。要理解它为什么能走这么远，得先把它真正说了什么，原原本本地摆出来——不是摘要式地压扁，而是顺着它自己的逻辑走一遍。

二

这本书的核心句子很短：“我们并没有终结美国的种族种姓制度；我们只是把它重新设计了一遍。”4

亚历山大画了一条历史的脊柱。第一段是奴隶制，它随着南北战争而崩塌。崩塌之后，南方很快用一套新制度替补上来——种族隔离、投票限制、私刑威慑，也就是历史上被称作“吉姆·克劳”（Jim Crow）的那套体系。这套体系又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里崩塌。亚历山大要问的是：崩塌之后，那个维持种族等级的功能去了哪里？她的回答是，它没有消失，而是再一次被重新设计，化身为今天的大规模监禁。4奴隶制、吉姆·克劳、大规模监禁——每一套制度都是在前一套垮掉之后，为同一个目的重新搭起来的脚手架。

她还引入了一个更早的线索，叫“种族贿赂”。它要追溯到1676年的培根起义——当时弗吉尼亚的贫穷白人和黑人、契约奴一起反抗种植园主精英。精英们从这场跨种族的联合里嗅到了威胁，于是给贫穷白人一点特权、一点身份上的优越感，把他们和黑人区隔开来，瓦解掉那种本可能形成的跨种族阶级团结。4在亚历山大看来，这一手“种族贿赂”在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都被重新打了出来：每当下层有可能联合，就用种族把他们再切开一次。

这条脊柱有一种很强的解释力。它把三段看上去毫不相干的历史——南方种植园、隔离时代的“白人专用”、今天的州监狱——串成了同一个故事的三幕。每一次，旧的控制形式在道德上变得无法维持、被一场社会运动推倒之后，社会并没有真的放弃“维持一个底层种姓”这件事，而是给它换上一套在当时听起来更体面的语言。奴隶制讲的是财产，吉姆·克劳讲的是“隔离但平等”，大规模监禁讲的是“法律与秩序”“对犯罪强硬”。语言在变，被锁在底层的那群人，画像却惊人地连续。亚历山大要读者看见的，正是这种“形式换了、功能没换”的连续性——这也是为什么她不说“种族主义残留”，而说“重新设计”：残留是被动的、正在消退的，重新设计是主动的、有人在做的。

如果说历史是脊柱，那么这台当代机器的引擎，在她的叙述里就是缉毒战争。

三

缉毒战争（War on Drugs）以里根政府1982年的宣布为一个标志性起点。5亚历山大的论证是：这场“战争”名义上针对毒品，实际的火力却高度集中在黑人社区。在她梳理的那段增长期里，缉毒相关的关押贡献了联邦监狱增量的约三分之二、州监狱增量的约一半。6她还摆出一组更尖锐的数字：在一些州，因毒品罪被收押的人里，黑人和拉美裔合起来占到了八成到九成——这远远超出他们在吸毒人口里的比例。6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快克可卡因与粉状可卡因之间那条100比1的量刑线。它来自1986年的《反毒品滥用法》。在那条线下，携带5克快克就要面对5年的强制最低刑，而要让一个携带粉末可卡因的人吃到同样的5年，他手里得有500克——整整100倍。21法条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肤色，可快克在黑人社区里更常见，粉末在白人和富裕人群里更常见，于是一条“色盲”的法律，结出了一颗种族分明的果实。5这条线后来在2010年的《公平量刑法》里被改成了大约18比1，并取消了单纯持有快克的5年强制最低刑——100比1终于不再，但18比1这个数字本身就承认了：过去那条线，确实倾斜了二十多年。21

这里就接上了书名里那个关键词——色盲（colorblindness）。亚历山大说，今天这套体系真正难对付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从不明说种族。它通过种族中立的法律来运作，它给每一个执法者留好了否认歧视意图的退路：我只是在执行法律，我针对的是罪行，不是人种。正因如此，想在法庭上挑战它变得极其困难。4歧视不必再写进法条，它可以分散地、悄悄地藏在每一次拦截、每一次搜查、每一次起诉的个人裁量里，而每一次单独拿出来看，都说不上是“故意”。

她举的法律例子是1987年的麦克莱斯基诉肯普案（McCleskey v. Kemp）。沃伦·麦克莱斯基是一名黑人，在一次抢劫中枪杀了一名白人警察，被佐治亚州判处死刑。他上诉时拿出的，是一项后来被称为“鲍德斯研究”（Baldus study）的统计——它分析了佐治亚州两千多起谋杀案，在控制了数百个其他因素之后仍然发现：被告若杀害的是白人受害者，被判死刑的概率大约是杀害黑人受害者时的四倍多。19这是一份极其严谨的研究，统计上的种族差异清清楚楚。但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定，仅有这样的统计模式还不够；要推翻他这一个具体的判决，麦克莱斯基必须拿出针对他自己这个案子的证据，证明经手者怀着有意识的歧视意图。19统计上的整体倾斜，被判定不足以构成宪法上的平等保护违反。20

这条“必须证明故意”的门槛，在亚历山大眼里几乎是把整套体系焊死了：当歧视藏在亿万次分散的、个人化的裁量里，你永远抓不到那个握着冒烟枪的人，也就永远凑不齐法院要的那种“故意”。18色盲意识形态厉害的一层就在这里——它和法律的证明标准恰好咬合：只要没人把种族写进去、说出口，统计上再清楚的倾斜，在法庭上也无从下手。一套不需要任何人公开承认种族动机就能持续产出种族结果的制度，几乎是为“色盲”量身定做的。后来连参与判决的大法官鲍威尔都被记述为对这一票感到后悔——这个案子日后被许多人视作刑事司法里关于种族最沉重的判例之一。20

四

色盲是这台机器的外壳，而它真正运转，靠的是一连串具体的机制。

第一是警察的裁量权。第四修正案对“无理搜查”的限制，在一系列判例里被一点点削薄，让“借故拦截”变得合法——警察可以用一个轻微的交通违章作由头，把真正想做的搜查做下去。把警力投向哪些街区、拦下哪些人，这中间的选择空间巨大，而它落点在哪里，并不是随机的。4

第二是认罪协商与强制最低刑的组合。强制最低刑给了检察官一张极重的牌：如果你不认罪、坚持要上庭，万一败诉，等着你的是法律写死的、长得吓人的刑期。于是绝大多数案子根本走不到审判，被告在“认一个轻点的罪、马上结束”和“赌一把、可能被判二十年”之间，往往别无选择。4陪审团审判这个宪法权利，在实践中被这套压力机制悄悄抽空了。

第三，也是亚历山大着墨极深的，是出狱之后。她用了“次等种姓”（undercaste）这个词，还有一个更刺人的说法——从摇篮到坟墓。一个人一旦被贴上“重罪犯”的标签，他获得的就不只是一段刑期，而是一种近乎永久的二等公民身份。在就业、住房、投票、陪审资格、公共福利上，针对他的歧视都是合法的——这些不是社会偏见的副产品，而是写在规则里的、对“重罪犯”这一类人公开许可的排斥。4刑期结束，惩罚并没有结束；它换了一种形式，继续把人按在原地。这一层，和前面讲历史脊柱的那一层扣在了一起：吉姆·克劳当年也正是靠这样一套“合法的、公开的、针对某一类人的排斥”来维持种族等级的。

把这三层机制连起来看，亚历山大想说明的是一种循环。一个在被高度盯防的街区长大的年轻人，更容易被拦下、被搜出点什么；进了系统，强制最低刑的阴影逼他认罪；认了罪，他带着“重罪犯”的标签出来；标签让他租不到房、找不到工作、投不了票；走投无路又把他推回那个最初盯着他的街区。每一步单看都“合法”，都能找到一个种族中立的理由，但合在一起，它们高效地把特定一群人一遍遍送回起点。这台机器不需要任何人心怀恶意，它只需要每个环节按规则运转——而规则本身，是沿着历史那条脊柱一点点搭起来的。

五

这本书里有几个被反复引用的数字。要公平地评价它，就得把这些数字逐一放到检验台上——看它们究竟站不站得住，又是在什么样的措辞下才站得住。

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是：“今天处于矫正控制之下的非裔美国成年人，比1850年被奴役的还要多。”7这句话听上去几乎不可能是真的，但在她精确的措辞下，它确实成立——关键词是“矫正控制”（correctional control），而不是“关在监狱里”。“矫正控制”是一个比“监狱”宽得多的范畴，它把监狱、看守所，加上缓刑和假释里受监管的人全都算进去。1850年的被奴役人口与今天处于这一整套控制之下的黑人成年人口相比，前者确实更少。7第三方的事实核查机构在审视这一类表述时确认了这一点，但同时反复强调了那个限定：它说的是“矫正控制”这个总范畴，不是“坐牢”。13问题在于，这句话在传播中极容易被磨掉那个限定词。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某次奥斯卡颁奖礼上的获奖感言，把它说成了“今天戴着镣铐的黑人比1850年被奴役的还多”——一旦换成“戴镣铐”“在牢里”，这个说法就从“成立”滑向了“失真”。14所以这个数字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引用者反复犯的口误；而要忠实地对待亚历山大，恰恰就得把她原话里那个精确的范畴守住。这件事也提示了一种更普遍的麻烦：一个在严格措辞下成立的论断，一旦进入大众传播，往往会被磨得更顺口、也更失真——而失真之后的版本，又会被对手抓住，反过来用来质疑那个本来站得住的原话。认真对待一本有影响力的书，包含一项不太起眼的工作，就是把它的原话和它的口水版本分开，替前者守住边界，也不替后者背书。

第二个数字更硬，也更经得起检验：不同种族的人吸食毒品的比例相差无几，但被执法的力度天差地别。联邦机构自己的调查显示，无论是近些年还是历史上，白人与黑人吸食违禁毒品的比例大致相当。22可执法的落点完全是另一回事：黑人因毒品被逮捕的概率明显高于白人，因毒品被监禁的差距还要更大。22量刑项目（The Sentencing Project）后来的一份报告把这一点说得很具体——以大麻持有为例，黑人被捕的概率约为白人的3.6倍，而黑人使用大麻的比例只比白人高出大约两成。22更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警察在拦车之后搜查黑人和拉美裔司机的概率，明显高于搜查白人；但在被搜的人里，从黑人和拉美裔身上搜出毒品或武器的概率，反而比白人更低。22也就是说，更密集的怀疑落在了更不“值得怀疑”的人身上。监狱政策倡议（Prison Policy Initiative）等机构对州监狱在押人口的族裔构成所做的核算，也一再印证黑人被关押的比例远超其人口占比。23用率相近、执法悬殊，这八个字几乎是亚历山大整套论证里最坚实的一块地基。如果说有什么经验事实能直接支撑“一条色盲的法律结出种族分明的果实”，那就是它。

还有一些数字，方向是对的，但需要更小心地标注。比如重罪剥夺投票权曾经使约13%的黑人男性失去选票——这是她写作那个年代的图景，此后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佛罗里达州2018年的公投恢复了大量重罪犯的投票权就是一个转折。13再比如“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一生中会进监狱”、某些城市里大多数适龄黑人男性都有案底——这些数字撞击人的力量很大，但有的偏地方性、偏特定年份，搬到全国、搬到今天就要打折扣。6认真对待这本书，意味着既承认它最强的那块地基，也老实标出哪些砖块是松动的。

六

在讲批评之前，有一件事很值得停下来说，因为它几乎是这本书命运的一个隐喻。

《新种姓》被一些监狱禁止带入。9新泽西州2018年在两所监狱里禁了它，ACLU新泽西分部发去抗议信，当天就被解禁；2022年1月禁令又一次出现，几个小时内再次被撤回。10北卡罗来纳州把它禁掉，给出的理由是这本书“可能在不同种族群体之间挑起对抗”，ACLU要求撤销。11佛罗里达州也传出禁令，连同北卡，受影响的在押人员据报道达到约13万人，而佛州在撤销上动作最慢。12

把这件事说得再直白一点：一本论证监狱是种族控制工具的书，被监狱当局拦在了监狱门外。9这个画面太完整了，完整到几乎像是替作者亲手补上了最后一个论据。它当然不能证明书里每一个论点都对，但它至少说明，这本书戳中的那个地方，让某些手握权力的人感到了不安。

这种影响力也体现在别的地方。这本书被无数高校和社区选作“共读书目”，进了教会的讨论小组，被法官在判词里引用，被认为帮助塑造了后来被称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那场运动的语汇——一些评论者甚至把它和马歇尔计划项目、艺术促进正义基金这类机构的诞生联系起来。1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能渗进这么多种不同的场所——课堂、教堂、法庭、街头——本身就说明它提供的不只是一套数据，而是一个能让人迅速“看懂”一团混乱现实的框架。框架的力量，恰恰也是框架的危险：它让人看见某些东西的同时，也会让人对另一些东西视而不见。这就是为什么，越是有影响力的框架，越需要被认真地盘问。

正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对它的反驳才显得格外重要。一个被五年后、十年后的人还会拿起来读的论断，不能只因为它有力、它正义、它读起来让人热血，就免于被同样认真地盘问。需要先说清楚的是：接下来要讲的批评，没有一条是想替这台机器辩护的。它们争的不是“监狱该不该这么满”——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替它说话；它们争的是“为什么这么满”和“该怎么把它变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改革的方向该往哪里使劲，因此值得较真。

下面要讲的两位批评者，都不是站在这本书对面想推翻它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大体认同它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认为它给出的那把钥匙，开不了所有的锁。把他们读成“反对亚历山大”是一种误读；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想把那把钥匙磨得更精确一点，好让它真的能打开几扇此前打不开的门。

七

第一位是詹姆斯·福尔曼（James Forman Jr.）。他在2012年的《纽约大学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就把立场写清楚了——《对大规模监禁的种族批判：超越新种姓》。4这位作者本人是民权律师之子，长期为刑事司法中的黑人辩护，他对亚历山大有明确的敬意。5但他认为，“吉姆·克劳”这个类比虽然有力，却也遮蔽了几样不该被遮蔽的东西。

第一样，是对毒品的过度聚焦，和对暴力犯罪近乎沉默的回避。这是最要害的一处。州监狱里关押的人，大约一半是因为暴力犯罪进来的，因毒品进来的只占约五分之一。4缉毒战争确实是监狱在某一段时间里扩张的重要推手，但如果你看的是任何一个时点上监狱里到底关着谁——也就是所谓的“存量”——那么主体始终是暴力犯，而不是毒品犯。一套把缉毒战争放在正中央的叙事，很容易让读者以为，只要结束毒品战争，监狱就能空一大半。福尔曼提醒：事情没有那么轻。

这个区分听上去技术性，后果却很大。把缉毒战争当成主因，会导向一种让人舒服的政治结论——只要停止抓那些手无寸铁的吸毒者，问题就解决了大半，而吸毒者是最容易让公众产生同情的一类“罪犯”。可一旦承认监狱里多数人是因暴力犯罪进来的，问题就变得棘手得多：社会愿不愿意、敢不敢去重新讨论该如何对待一个真正伤害过别人的人？这是一道远比“释放毒品犯”艰难的题。福尔曼担心的是，“新种姓”这个框架因为太顺手，反而让改革者绕开了这道最难、也最关键的题。

第二样，是黑人社区自己对“严刑峻法”的支持。这一点对“自上而下的种族阴谋”叙事是个不小的修正。福尔曼举出，二十世纪60年代哈莱姆的NAACP分部曾经要求过更长的强制最低刑；在黑人占多数的华盛顿特区，社区里也曾有过对强硬治安的真实诉求。4原因并不难理解：犯罪的受害者，往往也是这些社区里的黑人居民。把今天的局面完全描述成白人精英强加给黑人社区的东西，就抹掉了黑人社区内部那些复杂的、有时彼此冲突的声音——其中也包括对安全的渴望。

第三样，是阶级被抹平了。亚历山大笔下的“黑人经验”，在福尔曼看来过于均质。风险并不是平均落在所有黑人头上的：一个高中辍学的黑人男性，一生中入狱的概率高达约六成；而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黑人男性，这个概率只有约5%。4同样是黑人，这两个数字之间隔着一条深沟。一套只讲种族、不讲阶级的叙事，看不见这条沟，也就看不见监禁的重负其实极不均匀地压在了底层身上。

第四样，是白人和拉美裔囚犯的隐形。监狱里大约三分之一是白人，拉美裔约占两成。4“新种姓”这个框架把焦点全部收束到黑人身上，代价是让这数以百万计的非黑人在押者从画面里消失了。福尔曼认为，这不只是一个准确性问题，还是一个策略问题——它错过了一个本可以跨种族结成的改革联盟。

第五样，是起源被简化了。把今天的局面解释成一场精心策划的种族反扑，就低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场真实的犯罪潮——暴力犯罪在1959到1971年间翻了大约两番。5当时公众对治安的恐惧是真实的，由此产生的强硬政策回应里，既有种族算计，也有对一个真实问题的（哪怕过度的）反应。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会让人误判这台机器是怎么造出来的。

八

第二位批评者，给出的是迄今对“新种姓”叙事最系统的经验挑战。他是法学者约翰·普法夫（John Pfaff），2017年的著作《锁定》（Locked In）。7

普法夫给亚历山大那一套叙事起了个名字，叫“标准故事”（the Standard Story）——大意是：大规模监禁主要是缉毒战争的产物，主要是把大批非暴力的毒品犯关进去的结果，所以解药就是结束毒品战争、放掉毒品犯。7这个故事流传极广，《新种姓》是它最有影响力的版本之一。普法夫的工作，是用数据去逐条检验它。

他算出的一个结果，常被引用：哪怕把今天监狱里所有因毒品入狱的人全部释放，全美的监狱人口也只会下降约16%。7这个数字几乎是对“标准故事”的釜底抽薪——如果毒品犯只占六分之一，那么即便缉毒战争完全停火，剩下的六分之五依然在牢里。换句话说，要真正缩小监狱，绕不开一个谁都不愿正面谈的话题：暴力犯罪，以及社会准备如何对待暴力犯。8

那么，如果引擎不是缉毒战争，真正的驱动力在哪里？普法夫指向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环节——检察官。他发现，在犯罪率其实已经在下降的那些年里，检察官把一个被捕者升格为重罪起诉的概率，大约翻了一番。7也就是说，进入司法系统的人数没怎么变，变的是这个系统对每一个进来的人有多狠。检察官这个角色权力极大、几乎不受约束、又最不透明——他们决定起诉谁、用什么罪名、要不要顶格，而这些决定基本不在公众的视野里。8普法夫的结论是：监狱之所以填满，与其说是某一场自上而下的种族战争，不如说是成千上万个地方检察官，在各自的辖区里，日复一日地把每一个案子往更重里办。

来自左翼的另一种声音，和普法夫的进路不同，落点却有相通之处。一些社会主义的评论者批评《新种姓》把种族置于阶级之上——在他们看来，把这台机器首先理解成“种族的”，反而遮住了它“阶级的”那一面：底层的白人、拉美裔同样被这台机器碾过，而真正贯穿其中的，是资本与贫困的逻辑，种族只是它最显眼的表层。17这一批评和福尔曼讲的“阶级被抹平”在事实上重叠，只是动机不同：一个出于让分析更准确，一个出于让政治更有联合的可能。

把福尔曼、普法夫和这种左翼批评放在一起看，它们其实指向同一个方向：种族是这台机器的一部分，但它远不是全部；要解释存量，得讲暴力犯罪；要解释驱动，得讲检察官；要讲清谁在承受，得讲阶级。这些东西，“新种姓”这个框架要么放在了边上，要么没有给够位置。

九

那么，亚历山大怎么回应？

她的回应，核心是一句话——这些“存量”数据“没说到点子上”（misses the point）。7意思是，普法夫式的算法虽然在算术上没错，却用错了尺子。在她看来，缉毒战争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它直接关了多少毒品犯”这个静态的存量数字所能衡量的。它是一个“文化与政治上的局面改变者”（a game-changer）。7缉毒战争重塑了警察怎么巡逻、把警力投向哪里、谁被当成“嫌疑人”、整个社会怎么想象“罪犯”这个形象。它输送进系统的，不只是一批毒品犯，而是一整套关于谁危险、谁该被盯住的文化预设——而这套预设，会顺着前面讲过的那些机制，去影响每一个被拦下、被起诉、被加重的人，无论他最后是因为毒品还是别的什么进的牢房。

这个回应是有力的，它把争论从“算术”抬高到了“因果与文化”。缉毒战争确实改变了警察怎么看待一个街区、公众怎么想象一个“罪犯”，而这些改变会顺着前面那些机制，渗进每一个被拦下、被起诉的人的命运里，哪怕他最后并不是因为毒品入狱。从这个角度看，缉毒战争的影响远比“它直接关了多少人”要深。

但这个回应也确实没有正面回答普法夫那个最硬的问题：如果你想真的把监狱人口降下来，光放掉毒品犯只能解决六分之一，剩下的怎么办？文化层面的论证再深刻，也变不出那六分之五的牢房。两边其实在用不同的语言说话——一边量的是结构、象征与文化，一边量的是人头、年份与起诉概率——而这恰恰是为什么这场争论难以一锤定音：它们各自都对，对的却不是同一个问题。一个谈的是这台机器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副样子，一个谈的是要把它拆小到底该动哪颗螺丝。这两件事都得回答，而它们的答案，不一定指向同一个地方。

十

到这里，可以回到标题上那个问号了。

亚历山大的回应里有一个真实的洞见：今天的体系确实在用“色盲”当外壳，确实在把惩罚延伸到刑期之外、变成一种近乎世袭的二等身份，确实在黑人社区里留下了远超人口比例的伤痕——“用率相近、执法悬殊”那一块地基，结实得无可争辩。把这一切叫作一种新形态的种族控制，并非夸张。

但批评者那一边也站得住脚，而且站得同样结实：监狱里的主体是暴力犯而非毒品犯，放掉所有毒品犯也只能让监狱空出六分之一；真正的驱动力可能藏在检察官的裁量里，而不是某一份自上而下的种族剧本里；监禁的重负沿着阶级被极不均匀地分配，一个辍学的黑人和一个大学毕业的黑人面对的是两个世界；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白人和拉美裔在押者，根本不在“种姓”这个画面里。这些都不是吹毛求疵，它们触及的是这个框架最核心的解释力。

“种姓”这个词，预设的是一套刚硬的、世袭的、把某一整个族群锁在底层的等级制度。可眼前这台机器，在黑人内部按阶级分层，大量关押着非黑人，而且当年还得到过黑人社区自己的部分支持——它确实带着种姓的某些特征，却又装不进种姓那个严丝合缝的盒子里。这正是标题那个问号存在的理由。它不是作者的谦辞，而是这件事本来的形状：种族是理解这台机器的一把关键钥匙，少了它，许多门根本打不开；但它不是唯一的那把锁，只用它，另一些门会一直关着。

值得一提的是，把“种姓”这个比喻推到极致，也有它在政治上的代价。一个高中辍学、入狱风险高达六成的黑人男性，和一个大学毕业、风险只有5%的黑人男性，他们之间隔着的那条阶级深沟，是“种姓”这个词照不到的；同样被这台机器碾过、却从“种姓”画面里消失的几百万白人和拉美裔在押者，也是这个词照不到的。如果改革的语言只讲种族，它就可能在无意中把这些人推到对立面，错过一个本可以更宽的联合。福尔曼当年的担忧，有一半正是出于这种策略上的考虑：让分析更准确，和让联合更可能，往往是同一件事。

诚实的做法，不是在“它说得全对”和“它已被推翻”之间选一个让人安心的答案。亚历山大让一代人第一次看清了这台机器的轮廓，这个功劳真实存在、无法抹去；福尔曼和普法夫又让人看清了这个轮廓画得太满、太齐、太聚焦于一个变量，这个修正同样真实、同样无法抹去。两者都对，而它们对的不是同一件事——把这种不舒服的两难原样端住，不急着替它收口，可能才是对这本书、对它的批评者、也对那二百万人最起码的尊重。

亚历山大本人后来其实也在移动。她从“改革”逐渐走向了“废除”，并且开始警告一种新的东西：电子监控、算法风险评估、居家电子镣铐——她把这些叫作“下一代的吉姆·克劳”，担心当街头的牢房被技术的牢房接替时，那套熟悉的种族等级会换上一身更难辨认的外衣再来一次。16这个忧虑和她那条历史脊柱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控制的形式总在被“重新设计”，那么下一次重新设计，很可能就不再是高墙和铁窗，而是脚踝上的定位器、手机里的打卡、一套替法官打分的算法。它们看上去更人道、更省钱、更“色盲”，也因此更难被指认成控制。

她甚至说过，如果要把这些新变化都写进去，或许得另写一本全新的书。18这本身就是一种诚实——它承认，第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门，门后是更多的门。一本能让五年后、十年后的人还愿意拿起来读的书，往往不是因为它给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答案，而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足够重要、又足够经得起反复盘问的问题。《新种姓》就是这样一本书：它的论断会被修正，它点燃的争论却不会过时。

所以这一章不打算替读者在两边里选一个。亚历山大那把名为“种族”的钥匙，确实拧开了很多人此前根本看不见的东西——那道沿着肤色铺设的执法落差、那条从历史一路延续下来的脊柱、那个刑满之后还在继续的二等身份。这些不会因为它的某些数字被修正就消失。而福尔曼、普法夫他们的修正，也同样无法被一句“你没说到点子上”打发掉——监狱里坐着的多数人、检察官手里的那支笔、底层与中产之间那条阶级深沟，是任何想真正把监狱变空的人都绕不过去的现实。把这两件都端在手里，不替任何一边收口，标题那个问号才算被认真地对待了。

而在这一系列的门里，下一扇要推开的，是钱。种族解释了谁被这台机器碾过，却没有解释是谁在它的运转里收了钱。把视线从“谁受苦”移到“谁获利”，会看见另一层同样真实、却长得很不一样的图景。

参考文献

1. The New Press, The New Jim Crow（图书页，含畅销榜与获奖信息）。链接 →

2. newjimcrow.com，官方图书网站（作者背景、ACLU 种族正义项目）。链接 →

3. Wikipedia, “The New Jim Crow”（十周年版、二十一世纪百佳第69位等出版史细节）。链接 →

4. James Forman Jr., “Racial Critiqu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Beyond the New Jim Crow,” 87 N.Y.U. L. Rev. 21 (2012)（含亚历山大核心论点的引述与五点批评）。链接 →

5. Prison Legal News，对 Forman《种族批判》一文的综述（缉毒战起点、暴力犯罪潮、社区支持）。链接 →

6.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The American Prospect（作者本人的概述文章，含用率相近、执法悬殊与增长期数据）。链接 →

7. John Pfaff,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Mass Incarceration Is Wrong,” The Marshall Project, Feb 2017（“标准故事”、放囚仅降约16%、亚历山大“miss the point”回应）。链接 →

8. Fordham Law News, “We’ve Been Explaining Mass Incarceration in All the Wrong Ways”（普法夫论检察官起诉概率翻倍、暴力犯罪不可回避）。链接 →

9. ACLU, “New Jersey Prisons Reverse Course on Banning The New Jim Crow”（监狱禁书及当日解禁）。链接 →

10. ACLU-NJ，关于 2022 年再度禁书的声明（“违宪且不可容忍”）。链接 →

11. ACLU, “ACLU Calls for North Carolina Prisons to Lift Ban”（北卡“可能挑起种族对抗”的理由）。链接 →

12. Jezebel, “The New Jim Crow Has Been Banned in Both Florida and North Carolina”（约13万在押者受影响）。链接 →

13. PolitiFact，对“比1850被奴役者还多”一说的事实核查（“矫正控制”措辞的限定）。链接 →

14. The Washington Post，“There’s a disturbing truth to John Legend’s Oscar statement…”（传播中被磨掉限定词的典型口误）。链接 →

15. Common Dreams，《纽约时报》聘亚历山大为专栏作者（2018 年身份转变）。链接 →

16. Nonprofit Quarterly，“Michelle Alexander Warns of Digital Surveillance as Next-Gen Jim Crow”（电子监控/居家电子镣铐）。链接 →

17.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对《新种姓》的左翼批评（“以种族压过阶级”）。链接 →

18. PBS Frontline, “Michelle Alexander: A System of Racial and Social Control”（McCleskey 案、色盲意识形态、“或需另写一本书”）。链接 →

19. McCleskey v. Kemp, 481 U.S. 279 (1987)，Justia U.S. Supreme Court Center（鲍德斯研究、4.3倍差异、“须证明故意”的多数意见）。链接 →

20. 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The Legacy of McCleskey v. Kemp”（统计差异不足以构成违宪、判例的长期影响、鲍威尔大法官的后悔）。链接 →

21. U.S. Sentencing Commission，“2015 Report to the Congress: Impact of the Fair Sentencing Act of 2010”（100:1 起源、2010 年降为约 18:1、取消单纯持有快克的强制最低刑）。链接 →

22. The Sentencing Project, “One in Five: Disparities in Crime and Policing”（用率相近、大麻持有逮捕约3.6倍、搜查率与命中率的反差）。链接 →

23.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Ra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州监狱在押人口族裔构成与人口占比的偏离）。链接 →

出狱之后

一

先从一个数字说起。2024年，全美大约有400万名美国人因为一项重罪定罪而不能投票，占到了成年人口的1.7%，差不多每五十九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1这个数字本身已经够大，但它真正刺人的地方，藏在它的内部构成里。

这400万人并不都还在牢里。事实上，关在监狱中的只占其中约29%；另有约32%处在缓刑或假释的监管之下，人在社区，活在日常生活里。1而剩下的那一部分，约40%，刑期早已完整地服完——他们坐完了牢，走完了缓刑、假释的全程，按理说已经把欠社会的那笔账还清了，却依然被挡在投票站门外。1换一种说法，在这400万被剥夺选票的人里，每十个就有七个生活在你我之间的社区，照常上班、纳税、送孩子上学，只是到了选举日，他们没有那张所有邻居都有的纸。

这件事的分量，值得先掂一掂。投票权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不只是一项具体的福利，它是公民身份本身的标志——你是不是这个共同体里平等的一员，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你说话算不算数。一个人纳着同样的税、守着同样的法、和邻居住在同样的街区，却被单独剥夺了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资格，这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你属于这里，但你不完全属于。把这种状态加在一个已经服完刑的人身上，等于在法律上宣告他的赎罪并不彻底——刑期可以结束，但某种次等的标记会继续留在他身上。这正是这一章想反复说明的那种东西：惩罚不在刑满那一刻干净地停下，它换了形式，继续生效。

这个数字也不是静止的。和2016年的约590万相比，它下降了大约31%，差不多少了190万。1这个降幅不是凭空来的，它来自过去几年里一个州接一个州的法律修改——有的恢复了刑满者的投票权，有的取消了出狱后的等待期。这条下降的曲线说明一件事：被剥夺选票的人数，从来不是某个自然规律算出来的，它是一笔笔具体的政治决定的总和。决定可以往一个方向做，也可以往另一个方向做。

这一轮恢复的浪潮，在2023、2024两年尤其密集。明尼苏达和新墨西哥在2023年通过立法，让人一出狱就恢复投票权；内布拉斯加在2024年取消了刑满后2年的等待期，这一改动后来还经受住了州最高法院的审查。22明尼苏达那次恢复涉及约5万人，2024年8月被州最高法院维持。22自2020年以来，已有约11个州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重罪者的投票权。23把这些动作合起来看，会发现“重罪犯能不能投票”这件事在美国并没有一个稳定的答案——它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移动，而且整体方向是向恢复的一侧倾斜。这种持续的移动本身也在说明，旧的剥夺规则并不是什么不可撼动的传统，它只是一种可以被改、也正在被改的政策选择。

二

把这四百万人按肤色拆开，曲线立刻变得陡峭。

在所有适龄黑人成年人里，每二十二个就有一个因重罪定罪而失去选票，比例约为4.5%；而在非黑人成年人中，这个比例只有1.3%。1两者之间隔着三倍多的差距。全美有15个州，剥夺了5%以上的黑人成年人的投票权——在这些地方，黑人社区里每二十个成年人就有一个以上被排除在选举之外。1

需要先说清楚一件事，因为这个数字在传播里很容易被搬错。常被引用的是“每十九个黑人成年人里有一个”，甚至更早版本的“每十六个”，但那些是旧年份的图景。按2024年最新的核算，准确的数字是每二十二个里有一个。1比例在下降，这本身是好消息，但忠实地对待这件事，就得用当下的数字，而不是一个听起来更骇人、却已经过期的旧数。即便是每二十二分之一，放在“因肤色而失去政治声音”这个语境里，差距也已经足够刺眼，不需要靠一个旧数来加码。

性别上的差距同样存在但方向相反。被剥夺选票的男性约有320万，占适龄男性的2.7%；女性约76万。1拉美裔被剥夺选票的约有49.5万人。1把这些数字叠起来，浮现出的是一张被精确分层的脸：失去选票的概率，沿着肤色、性别、阶级被不均匀地分配——它落在谁头上，从来不是随机的。

三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出狱后还能不能投票？答案出人意料地简单：他住在哪个州。

这件事在美国是交给各州自己定的，于是结果天差地别。光谱的一端是缅因、佛蒙特和华盛顿特区——在这三个地方，重罪定罪根本不影响投票，哪怕人还关在牢里，也照样可以投票。1关押不剥夺一个公民的政治身份，这是它们的立场。往中间走，约有23个州只在关押期间剥夺投票权，人一出狱、选票就自动恢复；还有14到15个州，把剥夺一直延伸到缓刑、假释结束为止。1

光谱的另一端，是约10个州——在那里，刑满之后投票权也不会自动恢复，对某些人来说甚至可能是永久的丧失。亚拉巴马、亚利桑那、佛罗里达、肯塔基、密西西比、田纳西、弗吉尼亚都在这一列里。1在这些州，一个服完全部刑期的人想拿回选票，往往要走一套额外的、不确定的程序，或者干脆没有出路。佛罗里达和田纳西尤其突出，两州各自剥夺了超过6%的成年人的投票权，也就是每十七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以上。1田纳西的比例约为7.7%，全美居前。1

这些“永久剥夺”的州，恢复路径往往不是一条自动的法律通道，而是要靠州长行政赦免或一套个案审批——程序漫长、标准模糊、结果全凭裁量。24在弗吉尼亚，恢复投票权长期系于州长一支笔，换一任州长，政策的松紧就可能整个翻转；在肯塔基，类似的恢复也一度随着行政命令的签署与撤销而反复。24对一个普通的刑满者来说，这意味着他能不能投票，最终取决于一个他根本无从影响的政治人物，在某个他无从参与的时刻，做出的一个决定。

同一个国家，同一种“刑满”，因为住在边界的哪一侧，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可以从“完整”到“永久作废”。这种差异本身就提示，所谓“重罪犯不该投票”从来不是一条天经地义的原则，而是一种各地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不同，是因为它本可以是别的样子。一个在缅因服刑的人可以在牢里投票，一个在弗吉尼亚刑满多年的人却可能终身投不了票，两人之间的区别不在罪行的轻重，只在他们脚下的那条州界。

四

在所有这些州里，佛罗里达的故事最值得完整地讲一遍，因为它把“恢复投票权”这件事如何被一步步抽空，演示得格外清楚。

2018年11月6日，佛罗里达举行了一次公投，史称“第四号修正案”（Amendment 4）。它以约65%的赞成票通过，要恢复多达140万名已服完全部刑期者的投票权——谋杀和重罪性犯罪除外。2这是美国当代史上一次性恢复投票权规模较大的事件之一。140万，这个数量级足以改变一个摇摆州的政治版图。公投通过那一刻，看上去像是一扇门终于被推开了。

但门很快又被关上了。2019年6月28日，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一项法律，编号 SB7066。它给“恢复投票权”加上了一个条件：你必须先付清所有与定罪相关的法律财务义务——罚金、规费、赔偿，统称 LFO（legal financial obligations），才能恢复投票资格。3批评者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花钱买选票”（pay-to-vote）。更糟的是，佛罗里达根本没有一个集中的系统能让一个人查清自己到底还欠多少——欠款散落在不同的县、不同的法院、不同的年份里，许多人连自己欠了多少都无从知道。3一个想守法、想投票的人，会发现他连第一步“我欠了多少”都迈不出去。

接下来是一场漫长的官司。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欣克尔（Hinkle）审理后认定，把投票权和缴清欠款绑在一起，对那些有能力付的人或许无妨，但对那些付不起的人，等于设置了一道因贫穷而失去选票的门槛——这违反了宪法，本质上是一种早已被禁止的“人头税”（poll tax）。4“人头税”这个词在美国有特定的历史分量：它正是吉姆·克劳时代南方用来把贫穷黑人挡在投票站外的工具之一，后来被宪法修正案明令禁止。欣克尔把 SB7066 比作人头税，等于是在说，一条看上去只关乎“欠债还钱”的新法律，干的是一件历史上被判定为违宪的旧勾当。这个判决一度让人以为门又要被推开。但2020年9月11日，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以全席合议、6比4的票数推翻了欣克尔的判决，维持了 SB7066。5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拒绝介入。6“花钱买选票”就此生效。

结果是：在佛罗里达约96.2万名被剥夺选票的人里，有约73万人其实已经服完了全部刑期，却仅仅因为还欠着罚金和规费，依然被挡在选举之外。1第四号修正案承诺的那扇门，对这73万人来说，等于从未真正打开。一场以65%民意通过的公投，被一条以钱为门槛的法律，悄悄地兑了水。

值得停下来想象一下这73万人中某一个的处境。他服完了刑，想做一件公投明明已经允许他做的事——投票。第一步，他得知道自己还欠多少；可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窗口能给他一个确切的数字，欠款分散在他十年前、二十年前定罪的那个县的法院系统里，本金之外还可能滚着利息和催收费用。第二步，就算他知道了数字，他多半也付不起——一个刚出狱、失业率高企的人，哪来余钱去清一笔陈年旧债。第三步，即便他咬牙凑钱付了，他也无法百分百确定自己已经付清、确实恢复了资格。在这样的不确定里，他每投出一票，都像是在赌一项可能成立的重罪指控。公投给了他一个权利，州的执行却让这个权利变得几乎无法安全地行使。

五

故事还有一个更冷的尾声，它关乎一种叫“寒蝉效应”的东西。

2022年8月，德桑蒂斯新设立的“选举犯罪办公室”起诉了约20人，罪名是非法投票。7但这些人里，大多数手里都握着州政府发给他们的选民登记卡——是州政府主动告诉他们“你有资格”，他们才去投的票。7后来其中好几起被法院驳回。这件事的荒诞之处在于：在一个连官方都说不清谁欠了多少、谁有没有资格的系统里，一个人怎么可能确知自己投票是不是“合法”？他信任了州政府发的卡，却因此被州政府起诉。

后续的立法进一步降低了起诉这类案件的门槛，让追诉变得更容易。8它真正的作用，可能不在那20个被起诉的人身上，而在那70多万还在观望的人心里。当“投错票”可能意味着一项新的重罪指控，而你又无从确知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时，最安全的选择就是干脆不投。一个本意是恢复投票权的州，最终用一种弥漫的不确定和零星的起诉，让许多本有资格的人主动放弃了那张选票。门没有被明文锁上，但站在门口的人，自己后退了。

这就是债务如何转化为政治排斥的第一条线索：在佛罗里达，一笔还不清的法院费用，直接变成了一张投不出去的选票。而债务能做的，远不止这一件事。

六

把视线从投票站移到住处。一个刚出狱的人，最先要解决的往往不是抽象的“公民权”，而是今晚睡哪里。这件最基本的事，对他来说异常艰难。

数据上，曾被关押过的人无家可归的概率，大约是普通公众的10倍——每一万名曾被关押者里约有203人无家可归，而在普通人群里这个数字要低得多。9这个倍数还会随着关押次数叠加：只被关押过一次的人，无家可归的概率约为普通人的7倍；被关押过不止一次的人，这个倍数跳到约13倍。9这个递增本身就讲了一个循环的故事——每多被关押一次，重新落脚就更难一分，而无处落脚又让人更容易再次被卷回系统。住房的不稳定不是这条循环的终点，它是其中一个不断自我加重的环节。风险也并非平均分布——在曾被关押的黑人中，无家可归的比例约为每万人240；在曾被关押的女性中，约为每万人264，都明显高于平均。9这两个群体，恰好也是前面在投票和就业数据里失去得最多的群体——不同的墙，反复砸向同一批人。

为什么找不到住处？一部分原因写在公共住房的规则里。从1988年到1998年间，联邦层面逐步建立起一套被称为“一击出局”（one-strike）的政策——公共住房管理局有权依据犯罪记录拒绝或驱逐租户。10联邦层面真正写死的终身禁令其实只有两类，但各地的住房管理局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践中常常演变成一刀切的全面排斥，连仅有逮捕记录、从未定罪的人也被一并挡在门外。10逮捕不等于定罪，定罪不等于此人此刻有任何危险，但在一张全面禁入的名单面前，这些区别统统消失了。

这道墙还会牵连一整个家庭。公共住房的“一击出局”不只针对申请人本人，它也允许因为同住者或访客的行为而驱逐整户。10于是常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个母亲住在公共住房里，她刚出狱的儿子想回家暂住，房管局可以据此把整户人都赶出去。结果是，许多有案底的人为了不连累家人，连投奔亲属这条最后的退路都不敢走——他一旦搬进去，全家就可能失去住处。住房的排斥就这样从个人扩散成了家庭的连带责任。

2024年4月，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提出了一项改革规则，想松动这道墙。11它拟禁止仅凭逮捕记录就拒人于门外，禁止一刀切的定罪禁令，并缩短回溯审查的年限。11这是一个方向上的修正，但需要老实标注它的限度：住房管理局的裁量权依然保留，私人房东的背景调查也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即便公共住房的门松了一道缝，私人租赁市场那道更大、更隐蔽的门，仍然牢牢关着。一个有案底的人去租房，房东扫一眼背景报告就可以拒绝，而这种拒绝完全合法，甚至不必给出理由。住处的不稳定还会反过来咬住别的环节：没有一个固定地址，办证、求职、接收法院通知、向监管官报到，样样都更难——而漏掉一次报到，对一个在假释期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被重新关押的理由。

七

住处和工作是绑在一起的——没有稳定的住处难找工作，没有工作付不起房租。而找工作这道关，数字同样冷峻。

曾被关押者的失业率约为27%。12这个数字需要一个参照才能掂出分量：大萧条最严重时期，全美失业率的峰值约为25%。12也就是说，曾被关押的人作为一个群体，长年生活在一种比大萧条谷底还要严峻的就业处境里——只不过这种处境从不上头条，因为它只压在一个特定的、不太被看见的群体身上。

把这个数字再按肤色和性别拆开，差距继续拉大。曾被关押的黑人男性，失业率约为35.2%；曾被关押的黑人女性，约为43.6%。13近一半的曾被关押黑人女性找不到工作——这个比例放在任何一个被当作“经济危机”讨论的群体身上，都足以成为头条。更要命的是时间点：这种就业上的惩罚在出狱后的头两年最重，13而这恰恰也是一个人重新被关押的风险最高的窗口。一个人最需要一份工作来站稳脚跟的时候，正是这扇门关得最紧的时候。这里需要补充一句：这27%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不想工作”——研究显示他们求职的积极性其实高于普通人群，是雇主的拒绝、而非他们的退缩，造就了这个数字。12

针对就业这道墙，也有一种叫“撤栏”（ban the box）的改革——“栏”指的是求职申请表上那个“你是否有犯罪记录”的勾选框。撤掉它，意味着雇主不能在招聘的第一关就用案底把人筛掉，而要等到面试甚至发出录用意向之后才能问。目前已有37个州和150多个城市采纳了某种形式的撤栏政策，其中15个州把它延伸到了私营部门，覆盖人口超过2.67亿。14这是个有意义的进展，但它移动的只是“何时问”，而不是“能不能拒”。框被撤掉了，背景调查还在；只是把拒绝推迟到了流程的更后面。对一个求职者来说，被拒得晚一点，终究还是被拒。

八

现在回到债务，因为它是把上面这些墙串在一起的那根线。

前面说过的 LFO——罚金、规费、赔偿——不只挡住佛罗里达人的选票，它还以另一种方式追着人跑：吊销驾照。当一个人付不清法院相关的欠款，许多州会直接吊销他的驾照。全美因为这类债务被吊照的人，多达约1100万。15约有43个州为了未付的法院欠款而吊销驾照，其中只有约4个州，在吊照前会先核查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付。15

把这条线接到前面去看，它的破坏力才显出来。一个刚出狱的人，本就背着一身 LFO；他付不起，于是驾照被吊销；没了驾照，他在多数美国城市里就几乎无法通勤——而通勤恰恰是找一份工作、保住一份工作的前提。没有工作，他更付不起那笔欠款；欠款继续滚动，吊照继续维持；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州，这笔还不清的欠款又直接锁死了他的选票。债务、驾照、就业、投票，这四样东西被拧成了一根越收越紧的绳：每一环都在给下一环上锁，而每一把锁又都被算作他“自己的责任”。

这套逻辑有一处特别值得指出的地方：它惩罚的对象是“付不起”，而不是“不愿付”。在那约43个为债务吊照的州里，只有约4个会在动手吊照之前，先去核查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能力支付。15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地方，一个真心想还、只是暂时拿不出钱的人，和一个有钱却故意赖账的人，受到的是同样的对待——吊销驾照。可这两种人之间的区别恰恰是最关键的：吊照对后者或许是一种合理的施压，对前者却是把唯一能让他挣到钱去还债的工具给夺走了。规则不区分这两者，于是它对最该被宽待的那群人，下手最重。

值得一提的是，这道墙近年也在松动。约有22到25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已经限制或废除了因债务而吊销驾照的做法。16有机构估算，仅这一类改革，就为相关家庭挽回了约151亿美元的收入潜力，并免除了约26亿美元的债务。16这两个数字反过来也在丈量旧政策的代价：当一项改革能释放出上百亿美元的收入，意味着旧的那套规则，原本正把同样数量级的钱按在地上。

九

债务之外，还有一整片更广阔、也更零碎的障碍地带，它的总称叫“附带后果”（collateral consequences）。

这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概念。它指的是，一项定罪除了刑期本身之外，还会自动触发的、散落在各种法律条文里的资格剥夺——不能从事某些职业、不能领某些福利、不能持某些证照、不能担任某些角色。一个专门编目这些条款的机构，全美收录在册的“附带后果”已超过44,000项。1744,000项，这个数字的意思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在重新生活时撞上的，不是一两道明显的墙，而是一张密布着四万多个小孔的网，他往往要在撞上某一项的那一刻，才知道它的存在。

福利是其中最沉重的一类。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曾对有毒品重罪记录的人设下领取食品券（SNAP）和现金援助（TANF）的终身禁令。18这条禁令允许各州自行选择退出，到2023年12月，已有25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对两项福利都完全退出了禁令。18而南卡罗来纳州，是唯一一个对食品券和现金援助两项都完整保留毒品禁令的州。18这意味着，一个有毒品案底的人，在他刚出狱、最脆弱、就业惩罚最重的那个窗口里，恰恰被切断了最基本的食物和现金救济——惩罚在他最需要扶一把的时刻，加码而非松手。19

教育这道门，近年倒是开了一条缝。长期以来，有毒品定罪会影响一个人申请联邦学生资助，而被关押者也基本拿不到联邦的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2020年12月的《FAFSA 简化法》取消了助学金申请表上的毒品定罪问题，并自2023年7月1日起，恢复了被关押者申请佩尔助学金的资格，约76万人因此重新获得了资格。20教育是少数几条被验证能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的路径之一，这扇门的重开，方向是对的。但它也只是44,000项里被松动的一项，墙的其余部分依然立着，而且松动一项需要一部联邦法律、几年的过渡，而当初设下这一项，往往只需要立法者在某个法案里随手加上一句话。建墙容易，拆墙难，这种不对称本身就是这套制度得以持久的原因之一。

附带后果里还有一类格外沉重，落在非公民身上，叫“加重重罪”（aggravated felony）。这是移民法里的一个特殊范畴，名字听起来像是专指最严重的暴力犯罪，实际上涵盖30多类行为，其中有些在刑事法上其实相当轻微。25一旦一项定罪被归为“加重重罪”，一个合法居留多年的非公民就可能被列为可驱逐，而且常常无需经过正式的庭审，还会被挡在庇护和其他救济之外。25对这一类人来说，刑满之后的“次等身份”有一个更极端的版本：不是失去选票或租房资格，而是直接失去留在这个国家的资格——服完了刑，再被遣送出境。

十

把上面这些墙连起来，还差一个把它们重新拧回监狱的装置。这个装置叫“社区矫正”，也就是缓刑和假释。

在美国，处于某种矫正控制之下的人约有550万，其中大部分并不在牢里，而是在社区接受监管。26在20个州，受缓刑、假释监管的人数超过了在押人数的三分之二。26监管听上去比关押温和，但它带着一套密集的条件：定期向监管官报到、不得离开辖区、保持就业、按时缴纳监管费用、远离特定的人和场所、随时接受药检。这些条件里的每一条，都可能在前面那些墙的挤压下变得无法满足——没有稳定住处就难以报到，没有工作就交不起监管费，吊销了驾照就无法按时赶到指定地点。

于是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转换：贫穷本身，被这套规则翻译成了“违规”。一个人没有犯任何新罪，只是因为漏了一次报到、交不出一笔费用、或者药检没过，就可能被认定为“技术性违规”而重新关押。272023年，全美有超过12.5万人因为这类规则违反、而非新的判刑被送回监狱。27在所有的入狱人次里，大约每四个就有一个来自监管违规，而不是新的犯罪。27这意味着，前面那些看似分散的墙——住房、就业、债务——并不只是让人过得艰难，它们还通过监管这道闸门，被直接接驳到了“重新关押”的开关上。一个被这套装置反复推回原处的人，离回到牢里，往往只差一次他根本无力避免的违规。

这种监管的密度，近年也开始受到一些州的反省。新墨西哥在2025年取消了假释期间的月度费用——这笔费用积累起来一年可达约1800美元，本身就是把贫穷转化为违规的来源之一。27新泽西也出现了反对因非犯罪性违规就自动重新关押的立法动议。27这些动作和前面投票、住房、债务上的改革是同一种性质：它们承认，旧规则把太多本不该回到监狱的人送了回去。但和那些改革一样，它们目前还只覆盖一部分州，对大多数仍在严密监管下的人来说，那道闸门依然敞着。

这也提示了一件更冷的事：所谓“重新犯罪率”这个常被引用的指标，本身就把许多并非新犯罪的东西算了进去。它常常统计的是“是否再次被捕”，而再次被捕只需要“合理怀疑”，远低于定罪的门槛，于是它系统性地高估了“真正的犯罪”。28有研究者指出，这个指标把性质迥异的行为捆在一起，追踪的其实是一个人和系统又发生了多少次接触，而非他本人是否真的变了——而系统接触的多少，恰恰高度依赖于执法投向哪里、监管收得多紧。28把这一点记在心里，再看那些动辄百分之六七十的“重新犯罪率”，就该多一分警惕：它量的，可能不是出狱者有多危险，而是这台装置把人重新捞回去的效率有多高。

把这一章里的墙一面面排到一起，会看见它们并不是各自孤立的障碍，而是一套彼此咬合的装置。

一个人带着重罪标签出狱，立刻撞上44,000项附带后果中的若干项。失业率约27%的就业市场让他难找工作；约10倍的无家可归风险让他难有稳定住处；而住处和工作互为前提，缺一个就保不住另一个。他背着一身 LFO，付不起，于是驾照被吊销，通勤断了，工作更难找，欠款继续滚；在某些州，这笔欠款又直接锁死了他的选票。在他最脆弱的头两年，有的州还把食品券和现金援助一并切断。每一道墙都在加固另一道墙：没有住处影响找工作，没有工作还不起债，还不起债吊销驾照，吊销驾照又回头堵死了住处和工作。

而在这一切之上，是政治声音的缺席。约400万人不能投票，意味着这套规则最直接的承受者，恰恰被排除在了修改这套规则的过程之外。一个有案底的人想改变那条吊销驾照的法律、那项福利禁令、那道住房的“一击出局”，他手里却没有那张能向立法者施压的选票。承受规则的人无法触碰规则，规则于是格外稳固。债务锁住选票，选票的缺失又让债务的规则更难被推翻——这是整套装置里最安静、也最难破的那一环。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障碍没有一面是写着恶意的。每一道墙都自称中性：公共住房说自己在保护其他租户的安全，雇主说自己在尽审慎义务，吊照说这是对欠款的合理追偿，福利禁令说这是对毒品犯罪的应有态度。每一条单独拿出来看，都能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合在一起，它们高效地把一个特定的群体按在“次等公民”的位置上——有刑满之实，无刑满之名。这种状态有个被研究者称作“监禁公民身份”的说法：监狱不再是一栋你走出来就告别的楼，而是一个“像鬼魂一样跟着你”的身份，刑满之后仍附在身上。21

这里也值得为这套制度说一句公道话，免得把判断下得太轻。它的每一道墙，最初未必都源于恶意，有些确实是在回应一个真实的顾虑——房东担心其他租户的安全，雇主担心招错人要担责，社会担心把福利发给毒品犯罪者会引发道德上的不满。这些顾虑不是全然无理的。问题不在于任何单独一道墙的初衷，而在于这些墙被叠加、被永久化、被施加于一个本就处在最脆弱时刻的人，且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协调——没有谁站在高处看一眼这些规则合起来对一个具体的人意味着什么。每一个部门都只管好自己那一格，而那个出狱的人，要同时撞上所有格子。

判断不必由谁来高声说出。把谁失去选票、谁租不到房、谁找不到工作、谁因一笔欠款丢了驾照，一项项老实排出来，再看它们如何彼此上锁，结论会自己浮现：所谓“出狱”，在制度的设计里，从来不是一条线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没有刑期的服刑的起点。

而这段服刑，并不总能服满。当住处、工作、福利、选票一道道被关上，当一个人被这套装置反复推回最初盯着他的那个处境，他离重新被关押，往往只差一次技术性的违规。下一章要推开的，正是这扇门——那条把刚出狱的人重新送回牢里的回路，它如何运转，又为什么如此难以挣脱。

参考文献

1. The Sentencing Project, Locked Out 2024: Four Million Denied Voting Rights Due to a Felony Conviction（约400万被剥夺投票权、1.7%、自2016降约31%、构成比例、1 in 22黑人成人、州差异、FL/TN >6%、FL约73万刑满者被锁等）。链接 →

2.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Litigation to Protect Amendment 4 in Florida”（2018年第四号修正案约65%通过、恢复多达140万人投票权）。链接 →

3. Campaign Legal Center, “Jones v. DeSantis”（2019年SB7066缴清LFO方可恢复、“花钱买选票”、无集中查询渠道）。链接 →

4.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Litigation to Protect Amendment 4 in Florida”（地区法院Hinkle判LFO构成违宪人头税）。链接 →

5. Campaign Legal Center, “Jones v. DeSantis”（2020年9月第十一巡回法院全席6-4推翻、维持SB7066）。链接 →

6. 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Supreme Court Allows Florida’s Pay-to-Vote System”（最高法院拒绝介入、“花钱买选票”生效）。链接 →

7. NPR, “Florida charges 20 people with voter fraud in the first major effort of its kind”（2022年8月起诉约20人、多数持州发选民卡、部分被驳回）。链接 →

8.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Florida Changes Law to Boost Unjust Voter Fraud Prosecutions”（降低追诉门槛、寒蝉效应）。链接 →

9.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Nowhere to Go: Homelessness among formerly incarcerated people（约10倍无家可归、203/万、多次13倍、单次7倍、黑人240/万、女性264/万）。链接 →

10. Human Rights Watch, “No Second Chance: People with Criminal Records Denied Access to Public Housing”（“一击出局”、住房管理局裁量权、对逮捕记录的一刀切排斥）。链接 →

11. Federal Register (HUD), “Reducing Barriers to HUD-Assisted Housing”（2024年4月拟改：禁止仅凭逮捕拒人、禁止一刀切定罪禁令、缩短回溯期；裁量权与房东背景调查保留）。链接 →

12.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Out of Prison & Out of Work: Unemployment among formerly incarcerated people（约27%失业、高于大萧条峰值约25%）。链接 →

13.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New report: Formerly incarcerated people unemployed at higher rates than the Great Depression”（黑人男性35.2%、黑人女性43.6%、出狱头两年惩罚最重）。链接 →

14.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NELP), “Ban the Box: U.S. Cities, Counties, and States Adopt Fair Hiring Policies”（37州、150+城市、15州延伸至私营、覆盖超2.67亿人）。链接 →

15. Fines and Fees Justice Center, “Free to Drive: National Campaign to End Debt-Based License Suspensions”（约1100万人被吊照、约43州为法院债务吊照、仅约4州先核查支付能力）。链接 →

16. Fines and Fees Justice Center, “Report Showing Billions in Relief to Families from Reforms”（22-25州+DC限制债务吊照、约151亿美元收入潜力、约26亿美元债务免除）。链接 →

17. National Inventory of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onviction (NICCC)，由 NIJ 等支持的全美附带后果数据库（收录超44,000项）。链接 →

18.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Resource Center, “National SNAP/TANF Drug Felony Study”（1996年PRWORA毒品禁令、截至2023年12月25州+DC两项全退出、南卡为唯一两项全保留的州）。链接 →

19. The Sentencing Project, “A Lifetime of Punishment: The Impact of the Felony Drug Ban on Welfare Benefits”（福利禁令落在最脆弱窗口的影响）。链接 →

20.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Federal Student Aid,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FSA Simplification Act’s Removal of Drug Conviction Requirements; Restoration of Pell to Incarcerated Students”（2020年12月取消毒品定罪问题、2023年7月恢复被关押者佩尔资格、约76万人新获资格）。链接 →

21. Reuben Jonathan Miller & Forrest Stuart, “Carceral citizenship: Rac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age of mass supervision,” Theoretical Criminology（“监禁公民身份”、监狱“像鬼魂一样跟着你”）。链接 →

22. Stateline, “More states restore voting rights to residents with felony convictions”（MN/NM 2023出狱即恢复、NE 2024取消两年等待期并获州最高法院维持、MN约5万人2024年8月被维持）。链接 →

23.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 (NCSL), “Felon Voting Rights”（各州恢复路径、自2020年以来约11州扩大重罪者投票权的50州梳理）。链接 →

24.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 (NCSL), “Felon Voting Rights”（永久剥夺州的恢复程序依赖行政赦免与个案审批、弗吉尼亚与肯塔基随行政命令反复）。链接 →

25. 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Aggravated Felonies: An Overview”（“加重重罪”涵盖30余类含轻微行为、可被驱逐常无需庭审、阻断庇护与救济）。链接 →

26.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Probation and parole”（约550万处于矫正控制、多数在社区受监管、20州监管人数超在押2/3）。链接 →

27.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Punishment Beyond Prisons 2026（技术性违规驱动重新关押、2023年超12.5万人因规则违反返狱、约每4次入狱有1次来自监管违规）。链接 →

28.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The Limits of Recidivism”（再次被捕仅需合理怀疑而高估犯罪、指标捆绑异质行为、追踪系统接触而非个人改变）。链接 →

循环

一

先看一个被反复引用的数字。

2018年，美国司法统计局（BJS）发布了一份追踪期长达9年的累犯研究。它跟踪了2005年从30个州监狱里释放的401,288人，一直观察到2014年。结论是：这些人当中，约44%在出狱后第一年内被重新逮捕；3年内，这个比例升到68%；到第九年，累计达到83%。平均每人在这9年里被逮捕约5次。1

83%。这个数字被印在无数篇报道、演讲和政策简报的开头，用来证明同一件事：监狱不管用，放出去的人几乎都会再犯，所以把人关着是必要的。它听上去像一句铁案——既然八成以上都会回去，那么问题就在这些人身上，在他们改不掉的本性里。在很多关于刑事政策的争论里，这个数字几乎扮演了句号的角色：只要它一出现，对话就被默认终结，因为它把责任牢牢地按在了被释放者一方，让“加大关押”显得不仅合理，而且仁慈——既然这些人放出去也要回来，那么把他们留在里面，反倒像是在保护社会。

这一章想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句号拆开，看清它到底是用什么材料铸成的。因为一旦看清楚，会发现它远不是一句铁案，而更像一面被精心打磨过的镜子——它照出来的不是被释放者的危险，而是这套系统盯着他们的那束目光本身。指标，在这里就是论证。怎么数、数什么、把哪些事算进“再犯”，这些看似技术性的选择，恰恰决定了人们会得出“问题在个人”还是“问题在结构”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

可只要把这个数字拆开看一层，它讲的就是另一个故事。

关键在三个词的区别：重新逮捕（rearrest）、重新定罪（reconviction）、重新入狱（reincarceration）。这三件事不是一回事，差得很远。1逮捕，在法律上只需要“合理根据”（probable cause）就能成立——警察认为某人可能与某起事件有关，就可以把他带走。逮捕不等于起诉，起诉不等于定罪，定罪也不一定带来监禁。一个有前科的人，在自己住的街区被例行盘查、被怀疑、被带回警局问话，哪怕最后什么都没查出来、当场释放，这一次接触在统计上也会被记成一次“重新逮捕”，计入那个83%。

于是，那个被当作“再犯率”四处传播的数字，量度的并不是“这些人又犯了多少罪”，而是“这些人又有多少次与警察、与司法系统发生了接触”。对一个出狱的人来说，与系统发生接触的概率，本来就远高于普通人——他住在被高强度巡逻的社区，他的名字在数据库里，他身上还挂着假释的条件。逮捕这把尺子量的，一部分是他做了什么，另一部分是这套系统盯着他看得有多紧。

这一点值得多停留一会儿，因为它常被忽略。同样一个夜里站在街角的年轻人，如果他没有前科、住在巡逻稀疏的郊区，警察很可能从他身边开过去；如果他有前科、住在被反复巡查的街区、又恰好出现在某起事件发生的附近，他被叫住、被盘问、被带回去登记的概率就高得多。两个人做的事可能一模一样，但只有后者会在统计上贡献一笔“重新逮捕”。逮捕率因此天然地偏向那些被系统盯得最紧的人——而被盯得最紧的，往往正是穷人、少数族裔、住在执法资源密集投放的社区里的人。这把尺子，在量人的同时，也在悄悄量警力的部署。把这样一把尺子产出的数字，当成对个人本性的判决，等于让被巡查的密度替被巡查的人背了锅。

二

把尺子换成“重新入狱”，画面立刻变了。

同一批被释放的人，3年内真正因为新的罪行被定罪、被重新关进监狱的比例，远低于那个耸动的逮捕率。更晚近、更聚焦“入狱”这个口径的研究给出的图景是：3年内重新入狱的比例，从2008年出狱那批人的约35%，下降到2019年出狱那批人的约27%。23这是一条向下的曲线，降幅接近四分之一。

83%和27%，描述的是同一群人、同一段人生。差出来的那五十多个百分点，不是统计误差，而是被“逮捕”这把过宽的尺子塞进去的东西——盘查、怀疑、未起诉的接触、技术性的违规、以及一切“与系统又一次照面”却并未构成新罪与新刑期的事件。选哪把尺子，决定了你看到一个“几乎无可救药的人群”，还是一个“多数人出狱后并没有重新犯罪、而且情况在逐年好转”的人群。

这两个数字的悬殊，本身就该让任何引用累犯率的人停下来。一个负责任的说法，至少要交代清楚自己用的是哪把尺子、追踪了多长的窗口。“3年内”和“9年内”会得出很不一样的数；“重新逮捕”和“重新入狱”更是隔着一道天堑。可在公共讨论里，这些限定常常被悄悄抹掉，只剩下一个最大、最吓人的数字裸露在外。被抹掉的恰恰是最关键的信息——因为正是这些限定，决定了那个数字到底在说什么。一个不带口径的累犯率，几乎是个没有意义的数；而它之所以仍被反复使用，正因为它没有意义的那部分，留出了可以随意填充的解释空间。

这条下降的曲线，本身也在反驳那个“本性难改”的故事。如果回到监狱真的是出狱者难以改变的本性使然，那么无论政策怎么变，返监率都该大体稳定。可它没有稳定，它在十几年里明显地往下走。能让一群人“本性”集体改善的力量并不存在；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制度的某些部件——量刑略有松动，重返社区的支持稍有增加，对技术性违规的处理在个别州变得克制了一点。返监率随这些制度变化而起落，恰恰说明它度量的从来不是个人的某种固定属性，而是制度此刻拧得有多紧。一个会随政策升降的指标，不可能同时是对个人本性的可靠判决。

这里需要把话说得更稳一点。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es）2022年的一份评估，专门把“累犯率”这个指标本身拿出来检视。它指出，累犯率作为一个测量工具，存在几个结构性的毛病：它把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捆在一起——一次暴力重罪和一次错过会面被记成同一类“再犯”；它测量的是“与系统的接触”，而不是一个人内在是否真的发生了改变；它对执法力度的变化极其敏感——同样一群人，在巡逻更密、政策更严的地方，“累犯率”会自动升高，哪怕他们的实际行为一模一样。4

也就是说，“累犯率”这个被用来衡量“出狱的人有多危险”的指标，相当大一部分量的其实是“系统对出狱的人盯得有多紧”。把它当成对个人的判决，等于把系统自身的强度，记到了被它盯着的那个人头上。

这一点，是这一章的入口。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正是那套“盯着看”的装置——它叫监督（supervision）。它才是把人送回监狱的真正引擎。

三

在美国，被关在监狱和看守所里的人，是这套刑事体系最显眼的部分。但它远不是全部。

把所有处于“矫正控制”（correctional control）之下的人加在一起——既包括被关押者，也包括在外面但仍受司法约束的人——总数大约是550万。5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并不在高墙之内，而是在外面，处于缓刑（probation）或假释（parole）的监督之下。缓刑通常是定罪后用以替代或缩短监禁的社区刑罚，假释则是刑期未满提前释放后附带的条件。两者的共同点是：人虽然在外面，但并不自由——他要定期向监督官报到，要遵守一长串规则，要随时接受检查，而这套约束随时可以被收回。

这个群体的规模常被低估。在20个州里，处于矫正控制之下的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二并不在监狱里，而是在缓刑或假释的监督之下。56监督，而不是关押，才是大规模监禁在数量上的主体。讨论这台机器时，如果只盯着监狱的床位，就会漏掉外面这几百万被无形的绳子拴着的人。

监督被宣传成监禁的温和替代品——把人放在社区里，给他改过的机会，省下关押的成本。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问题在于，监督同时也是一张密密麻麻的网，网上每一个结，都是一个可以把人重新拽回监狱的理由。而拽回去的那些理由里，有很大一部分，与是否犯下新罪毫无关系。

监督的规模与时长，同样关键。缓刑和假释往往一挂就是数年，有的长达十年以上。在这漫长的窗口里，一个人的生活被持续地置于审查之下：他的住处要登记，他的出行要报备，他的收入要交代，他的社交要受限。这不是关押，但也远不是自由。它更像一种被拉长、被稀释、却始终不曾解除的羁押——把高墙拆掉，换成一套贴身的规则，让人带着这套规则去过日子。规模上，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数，长期数倍于被实际关在牢里的人。如果只用监狱的人数来衡量大规模监禁，就会系统性地低估这台机器真正笼罩的范围。监督，是它伸进社区、伸进千家万户的那部分触手，安静，却覆盖得更广。

四

要理解监督怎么变成引擎，得先弄清一个词：技术性违规（technical violation）。

假释和缓刑都附带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可以很长：必须按时向监督官报到，必须保住一份工作，必须住在登记过的地址，不得擅自离开所在的县或州，不得与有前科的人来往，不得饮酒，要定期接受尿检，要按时缴纳监督费用，有时还包括宵禁、电子脚镣、随时上门检查。违反这些规则中的任何一条，就构成一次“技术性违规”——它不是新的犯罪，没有新的受害者，没有新的指控，只是没能遵守监督本身设下的条件。

而技术性违规，足以把一个人送回监狱。

2023年，仅仅因为技术性违规——不是因为犯下新罪、被判新刑——而被重新关进监狱或看守所的人，超过12.5万。67把视角放到全部新入狱的人头上：每四个被新关进州监狱的人里，大约就有一个，来自监督违规，而非一桩新的罪行。6

把这两件事并到一起看：一边是那个被反复引用、用来证明“出狱的人多么危险”的累犯率；另一边是监狱进口处实实在在的人流——其中四分之一，进来的原因并不是又伤害了谁，而是错过了一次会面、换了住处没及时报备、一次尿检没通过、欠下监督费没交上。这些事被统计进“累犯”，于是又反过来证明“看，这些人果然管不住”。装置在这里完成了一次自我循环：它先制造接触，再把接触记成再犯，最后用再犯证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

技术性违规之所以致命，是因为它把贫穷直接翻译成了监禁。一个出狱的人，如果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前一章已经讲过，这几乎是常态），他可能付不起监督费、可能为了打零工而错过报到、可能因为付不起房租而频繁搬家、住进不合规的地方。这些在一个有钱、有车、有稳定住所的人身上根本不会发生的“违规”，在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身上几乎注定会发生。监督把“穷”和“乱”这两种本不该被关押的状态，悄悄换算成了可以被关押的理由。

设想一个具体的人。他刑满出狱，分到一位监督官，拿到一张写满条件的清单。他得在2周内找到工作——可背景调查一次次把他刷掉。他得保住一个登记在册的住址——可房东查到前科就不肯续租，他只能搬去朋友的沙发，那个地址没在清单上。他得每月按时报到——可他白天打零工的工地在邻县，去一趟监督官办公室要请半天假，请假就意味着丢掉那天的工钱。他得按月缴纳监督费——可他连房租都凑不齐。他得通过随机尿检——而他正靠酒精勉强压住出狱后的焦虑。这些条件里的每一条，单独看都不算苛刻；可叠在一个没钱、没车、没稳定住处的人身上，它们就织成了一张几乎不可能不被绊倒的网。他迟早会漏掉一次报到，或欠下一笔费，或被查到一次违规。那一刻，监督官手里的那支笔，就能把他重新送回高墙之内——不需要他犯下任何新的罪。

更微妙的是，这套规则给了系统极大的裁量空间。同一次错过报到，遇上一位宽容的监督官，可能只是一句警告；遇上一位严苛的、或案头堆满卷宗无暇分辨的监督官，就可能直接触发收监程序。一个人会不会因为技术性违规回去，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碰上了谁、那个州的政策有多严、那个郡的看守所还有没有床位。这意味着，决定他自由与否的，不只是他做了什么，还有这套装置当下被调到了多紧。把这样一种处境的产物，记成“他又犯事了”，是对发生了什么的彻底误述。

五

现在可以把整本书串起来了。因为循环不是从出狱那一刻才开始的，它是这台机器前面所有环节的合力，在出口处汇成的一个循环。

一个人刑满释放。他带着一张前科记录走出大门——这张记录会触发的限制，全美编目在册的已经超过4.4万条，从就业、住房到执照、福利，几乎渗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8

第一步，是歧视。前一章已经详细讲过：有前科的人，失业率长期在27%上下，高过大萧条最严重时全社会的失业峰值；9他们无家可归的概率，是普通人的约10倍。10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这不是他个人不努力，而是4.4万条限制和无数房东、雇主的背景调查共同筑起的墙。

第二步，是债务。出狱时，他往往背着法院的各种罚款和规费（fines and fees），还有刑期里累积的债。很多州用一种格外有效的手段来催讨这笔债：吊销驾照。因欠下法院债务而被吊销驾照的美国人，数量级在1100万左右，有约43个州允许为court debt而停掉一个人的驾照，其中只有极少数几个州在动手前会先确认这个人是否真的有能力还。1112没有驾照，在大部分美国城市意味着无法通勤、无法上班——于是更难就业，于是更还不起债，于是债越滚越大。这是一个会自己收紧的结。

第三步，是监督违规。把前两步叠加：一个失业、欠债、住所不稳的人，正好踩中了技术性违规几乎所有的触发点。他错过报到，他付不起监督费，他搬了家没报备，他为了找活儿越过了县界。前面已经说过，每四个新入狱的人里就有一个来自这里。贫穷和歧视在这一步，被监督这台换算器，正式翻译成了监禁。

第四步，他被重新关回监狱。循环回到了起点——只是这一次更糟。每一次重返，都会让他下一轮出狱时的处境更恶劣：住房的门关得更紧，再次无家可归的概率会从约7倍跳到约13倍；10就业的窗口更窄，因为雇主看到的是一张更长的记录。

六

这循环还差最后一道锁，而这道锁是政治性的。

一个人本来可以做的事，是用选票去改变那些把他困住的法律——投票给主张废除债务型吊照的候选人，支持改革监督制度的议案，把“对犯罪强硬”的政客换下去。可这条出路，恰恰被堵死了。

因为重罪定罪，全美约有400万人失去了投票资格。13这400万人里，约40%已经服满了全部刑期、回到了社会，却仍然不能投票；13另有约三分之一，正处在缓刑或假释的监督之下。换句话说，被这套系统盯得最紧、最该有动力去改变它的那群人，恰恰被剥夺了改变它的最基本工具。

各州的差异极大。缅因、佛蒙特和华盛顿特区不设任何限制，人在监狱里也能投票；约23个州只在关押期间剥夺；还有约10个州把剥夺延伸到刑满之后，在某些情况下近乎永久。14佛罗里达是最刺眼的例子。2018年，该州约65%的选民通过了第四号修正案，本应恢复多达140万名已服满刑期者的投票权；可第二年，州议会通过SB7066，把恢复投票权的前提，设成必须先付清所有法律经济义务（legal financial obligations）——而州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渠道能让人查清自己到底欠了多少。1516一审法官把这种安排称作违宪的“投票税”（poll tax）；但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个判决，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介入，“花钱才能投票”的安排得以维持。16

种族的烙印在这里格外深。每22个达到投票年龄的非裔美国人里，就有一个因重罪而被剥夺投票权；这个比例在白人当中要低得多。13有15个州，被剥夺投票权的黑人成年人占到该群体的5%以上。13当一个群体被高强度地送进系统、又在出来后被剥夺改变系统的政治权利，这个循环就不再只是个人命运的循环，它变成了一整个社区在代际之间被持续地排除在政治之外。

投票权的剥夺还有一重少被提及的后果：它削弱的不只是某个人，而是他所在的整片社区在政治上的分量。当一个社区有相当比例的成年人被划出选民名册，这片社区在候选人眼里的权重就随之下降——竞选者会把时间和承诺投向票能投出来的地方。于是，被这台机器影响最深的社区，恰恰在能够约束这台机器的政治市场里，声音最弱。它们最需要改变政策，却最缺乏改变政策的筹码。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沉默，而是一整片地方被结构性地调低了音量。

至此，锁扣合上。释放，导向歧视；歧视叠加债务；债务触发监督违规；监督违规导向重新入狱；而公民权的剥夺，抽走了用政治手段打开这个循环的可能。每一环都不需要谁的恶意，每一环都只是制度在按自己的逻辑运转——可它们合起来，构成了一个会自我维持、自我证明、自我加固的循环。

七

有一个概念，能把上面这一整套描述准确地命名出来。

社会学家罗伊本·米勒（Reuben Miller）用“监禁式公民身份”（carceral citizenship）来描述刑满之后那种特殊的存在状态。17他的意思是：一个有前科的人，在刑期结束之后，并没有回到完整的公民身份里。他获得的是一种残缺的、附带条件的成员资格——名义上自由，实际上被一整套专门为他设置的法律和规则所规训。他要遵守只适用于他这类人的规定，被排除在只对“干净”的人开放的资源之外，活在一种“自由但不平等”的中间状态里。这不是刑罚的余波，而是刑罚的一种延续形态——惩罚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个不带铁窗的样子。

米勒在他2021年的著作《半路回家》（Halfway Home）里写下一句话，几乎是这整个循环的题词：监狱会像幽灵一样跟着你（prison follows you like a ghost）。18幽灵这个比喻很准。它说的是：高墙、铁门、刑期，这些有形的东西都过去了，可它们留下的东西没有形体，却无处不在——它在每一次背景调查里，在每一张被拒的租房申请里，在每一个“请如实填写犯罪记录”的方框里，在每一次向监督官报到的等候里，在每一张不能投出的选票里。人走出了那栋楼，却走不出那栋楼投下的影子。

米勒的研究里有一个常被提到的观察：刑满之后的生活，并不只是“原来的生活减去几年”，而是一种被重新定义过的生活。一个人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自由人，也不再是被关押者，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身份——拥有名义上的全部权利，却被一层一层的例外条款挖空。他可以申请工作，但雇主有权因为那张记录拒绝他；他可以申请住房，但公共住房机构可以因为那张记录把他排除在外；他名义上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却在投票这件最基本的公民行为上被划了出去。这种“有资格申请、但注定被拒”的处境，比直接的禁止更消耗人——因为它要求他一遍遍地去试、去希望、去被拒绝，把希望本身变成了一种缓慢的惩罚。

把这种状态命名出来很重要，因为命名改变了归因。当一个出狱的人反复碰壁、最终又回到监狱，旁观者的本能解释是“他没把握住机会”。可“监禁式公民身份”这个概念指出：他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机会场，而是一个专门为他这类人布满暗门和绊索的场。机会在名义上存在，在实际上被系统性地收回。看不到这一层，就会把一个被结构反复拒绝的人，误读成一个反复拒绝改变自己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把循环写成“个人失败”是一种根本的误读。一个人重新入狱，被默认解释为他自己不争气、改不好、本性如此。可把上面这条链一节节排开之后，会看到：在他出狱的那一刻，墙已经砌好，结已经打好，绳子已经拴好。他要不重新入狱，需要的不是普通的努力，而是在一个处处与他为敌的环境里持续地、近乎不间断地走运。把这种结构性的必然，记到个人的意志薄弱上，既不准确，也不公正。

八

讲到这里，需要给这台机器补上它另一面的真实，否则就成了另一种简化。

循环不是铁板一块，它在松动。前面那条向下的曲线——3年重新入狱率从约35%降到约27%——本身就说明，这台装置的转速并非不可改变。23近些年，在好几个州，这循环的某一环正在被人为地撬开。

投票权这一环，是松动得最明显的地方。2023年起，明尼苏达和新墨西哥相继立法，让人在走出监狱、重新回到社区的那一刻就恢复投票权，而不必等到缓刑或假释结束。19内布拉斯加在2024年取消了刑满后还要再等2年才能恢复投票权的规定，这一改革还经受住了该州最高法院的审查。19自2020年以来，已有约11个州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重罪者的投票权。20400万这个数字本身，相比2016年的近590万，已经下降了约三成，下降主要来自各州的改革，而非别的。13

监督和债务这两环，也在被触碰。新墨西哥取消了假释期间的月度收费——这笔费用一年累积下来可达近1800美元，对一个刚出狱、本就一贫如洗的人，正是把他推向技术性违规的那一类负担。21债务型吊照这条催收链，也有二十多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出手收紧或废止，把驾照从催债的工具里解放出来，让人至少还能开车去上班。22

这些改革有一个共同点值得记下来：它们大多很新，集中在过去这几年。23这台机器从1970年代起转了40年，把监禁规模推高了数倍；而开始系统地往回拧某几颗螺丝，不过是这十年之内的事。这意味着，循环虽然是被设计出来的，但设计是可以被改的——它不是物理定律，是一连串人为决定的叠加，因而也可以被另一连串人为决定拆解。

九

但把改革的清单列完，并不等于可以松一口气。

需要诚实地标出这些改革的边界。它们大多是局部的、可逆的、分散在各州的。一个州恢复了投票权，邻州可能仍然终身剥夺；一个州取消了假释月费，监督本身那张密网纹丝未动。投票权的扩大令400万这个数字下降，可佛罗里达式的“花钱才能投票”仍在生效，仍在制造寒蝉效应——2022年，该州起诉了20名据其所知本以为自己有资格、甚至持有州政府发放的选民卡的人。164.4万条附带后果，被删去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技术性违规每年仍然把超过12.5万人送回去。7

更要紧的是，所有这些改革，针对的都是循环的下游——出狱之后的那一段。它们让出口处不那么致命，让回去的那条路不那么顺滑。但它们没有、也无法触及前面那台机器本身：把人以这个数量级、沿着这些线送进来的那套上游装置——法律怎么写，毒品怎么管，检察官手里握着多大的权力，私营运营商和承包商如何从床位与通话费里取利。下游的疏导再用力，只要上游的进水量不变，这个池子就永远是满的。

而且，下游的每一项改革都还在不断地与反向的力量拉锯。投票权可以被一州恢复，也可以被另一州、或同一州的下一届议会重新收紧；佛罗里达的故事本身就是先扩张、再收回的活教材。监督费可以被取消，但取消之后，监督这套机制对穷人的偏向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少了一个最露骨的收费窗口。债务型吊照可以被废止，但制造那笔债务的罚款和规费体系仍在运转，仍在源源不断地把法院的账单压到付不起的人头上。这些改革像是在一条仍在涨水的河上，一处一处地加固堤坝——它们是真实的进展，可只要上游的闸门没动，加固的速度就未必追得上漫上来的水。把“已经有改革”当成“问题正在解决”，是一种过于轻松的乐观；改革标出的，与其说是终点，不如说是一份“哪里还堵着”的清单。

这恰好回到了整本书一开头的那个判断。这从来不是一栋楼，而是一条链；不是一场失控，也不是一个阴谋，而是一台被很多只手一起开动、各取所需的机器。循环，是这台机器在它最后一个环节上的表现形态——它把“惩罚已经结束”这句承诺，悄悄改写成“惩罚换了一副样子继续”。出狱的人以为自己走出了系统，系统却只是把他从一种形态的控制，交接给了另一种形态的控制。从关押，到监督；从高墙，到记录；从铁门，到那张投不出的选票。

这种交接的代价，并不只落在被关过的人身上。一个无法投票的群体，意味着一整片选区的政治声音被削弱；一个被反复送回监狱的父亲或母亲，意味着一个家庭被反复抽走支柱；一笔笔因吊照而中断的收入、因背景调查而落空的雇佣，意味着整片社区的经济活力被持续地往下压。循环把成本分散到很多人头上——纳税人为返监的床位买单，家庭为缺席的亲人承重，社区为流失的劳动力和政治代表权埋单——却把“失败”的标签，单单贴在那个回去的人脸上。这是这台机器最巧妙、也最不公正的一道工序：它让承担最多代价的人，同时背上最多的指责。

十

把这一章和前面所有章节并在一起看，会浮现出一个完整的形状。

宪法里那句很少有人逐字读过的话，把强制劳动留了一个口子；一场被政治制造出来的“战争”，把进口的水阀开到最大；联邦的、州的、地方的、私营的、移民拘留的各色牢房，构成了关押的主体；通话费、小卖部、医疗承包，把被关押者和他们的家人变成了利润的来源；刑满之后的歧视、债务、监督和公民权剥夺，则确保了从这台机器里出来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会被重新送回去。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受益，而且是不同的人；没有谁需要坐在黑屋子里密谋，每个人只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合起来，就是一台没有总开关、却运转得相当好的机器——它产出的，是数百万人的不自由，和一笔笔流向不同口袋的钱。

循环是这台机器的收尾，也是它最隐蔽的部分。隐蔽，是因为它把系统的责任，伪装成了个人的失败。那个83%的累犯率，被用来证明“这些人本性难改”，可它真正量度的，是这套系统对他们盯得有多紧、把多少次普通的接触记成了再犯。把尺子换成“重新入狱”，画面就降到约27%，而且在逐年下降——多数人出狱后并没有重新犯罪，多数人本可以不必回去。把他们送回去的，很大程度上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这台装置被设计成会把他们送回去。

这一章不打算给出一个温暖的结尾，因为现实没有提供一个。改革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但它们目前还只在循环的下游修修补补，而那台决定进水量的上游机器，基本完好如初。

所以，比起一个结论，更诚实的做法是把问题原样交还。这本书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到底关了多少人，为什么是这么多。走到这里，它能给出的回答是：因为有一台机器，它把人关进去，从中取利，再确保他们出来之后会以可观的比例回去。它不会自己停下来，因为它没有一个可以被关掉的总开关——它的每一颗螺丝，都拧在某个具体的人手里。要让它慢下来，得有人一颗一颗地去拧。那些已经被拧动的螺丝证明这件事做得到；而那些纹丝未动的，标出了往后还要从哪里下手。

机器仍在运转，循环仍在闭合，每一年仍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因为没能遵守一套为穷人量身设下的规则而被送回去。这本书能做的，是把它的构造尽量看清楚地画出来，标明每一颗螺丝拧在谁手里、每一处水流来自哪个上游，然后把这张图纸，连同那些尚未被拧动的螺丝，一并交到读者手上。

参考文献

1. U.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8 Update on Prisoner Recidivism: A 9-Year Follow-up Period (2005–2014)，记录九年追踪期内重新逮捕率约44%（第一年）、68%（三年）、83%（九年），平均每人约5次逮捕，并区分重新逮捕、重新定罪与重新入狱。链接 →

2. U.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Recidivism of Prisoners Released in 24 States in 2008: A 10-Year Follow-Up Period (2008–2018)，按“重新入狱”口径追踪释放人群的返监情况。链接 →

3.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 Justice Center, 50 States, 1 Goal（2024），汇总各州数据，显示三年重新入狱率从约35%（2008年出狱群体）降至约27%（2019年出狱群体）。链接 →

4.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The Limits of Recidivism（2022），批评累犯率指标捆绑异质行为、测量系统接触而非个人改变、对执法力度变化高度敏感。链接 →

5.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Punishment Beyond Prisons 2026，估算约550万人处于矫正控制之下，并指出在20个州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控者处于缓刑或假释而非关押。链接 →

6.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Punishment Beyond Prisons 2026（blog, 2026-04-07），讨论监督规模、技术性违规与监督违规在新入狱人流中的占比（约四分之一）。链接 →

7.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Probation and Parole Research，记录2023年因技术性违规（非新罪）被重新关押者超过12.5万人。链接 →

8. National Inventory of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onviction（CSG/ABA/NIJ），编目全美超过4.4万条因定罪而来的附带后果。链接 →

9.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Out of Prison & Out of Work（2018），估算有前科者失业率约27%，高于大萧条时期全社会失业峰值。链接 →

10.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Nowhere to Go: Homelessness among formerly incarcerated people（2018），曾被监禁者无家可归概率约为普通人的10倍，曾入狱一次者约7倍、多次者约13倍。链接 →

11. Fines and Fees Justice Center, Free to Drive，记录因法院债务被吊销驾照者数量级约1100万，约43个州允许为court debt吊照。链接 →

12.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Driver’s License Suspensions for Unpaid Debt，指出只有极少数州在吊照前要求确认当事人的还款能力。链接 →

13. The Sentencing Project, Locked Out 2024: Four Million Denied Voting Rights Due to a Felony Conviction，约400万人被剥夺投票权（其中约40%已服满刑期），自2016年下降约三成；每22名达投票年龄的非裔成年人中有1人被剥夺。链接 →

14.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 Felon Voting Rights（50州对照），缅因、佛蒙特、华盛顿特区不设限制，约23个州仅在关押期间剥夺，约10个州延伸至刑满之后。链接 →

15.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Litigation to Protect Amendment 4 in Florida，2018年第四号修正案约65%通过，本应恢复多达140万人投票权；2019年SB7066将恢复条件设为付清全部法律经济义务。链接 →

16. Campaign Legal Center, Jones v. DeSantis，记录“花钱才能投票”诉讼始末：一审认定为违宪投票税，上诉法院推翻，最高法院拒绝介入；并涉及2022年佛州对持卡选民的起诉。链接 →

17. Reuben Jonathan Miller & Forrest Stuart, “Carceral citizenship: Rac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age of mass supervision,” Theoretical Criminology（2017），提出“监禁式公民身份”概念。链接 →

18. Reuben Jonathan Miller, Halfway Home: Race, Punishment, and the Afterlife of Mass Incarceration（2021），书中以“监狱像幽灵一样跟着你”描述刑满之后惩罚的延续形态。链接 →

19. Stateline, More states restore voting rights to residents with felony convictions（2024-10-23），记录明尼苏达、新墨西哥（2023）在释放时恢复投票权，内布拉斯加（2024）取消两年等待期并经州最高法院维持。链接 →

20. The Sentencing Project, Locked Out 2024（PDF），统计自2020年以来约11个州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重罪者投票权。链接 →

21.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Probation and Parole Research（监督费用部分），记录新墨西哥取消假释月费等近期改革；此类费用一年可累积近1800美元。链接 →

22. Fines and Fees Justice Center, Reforms relief report（2026-04），统计已有二十多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收紧或废止债务型吊照，并估算由此挽回的收入与豁免的债务。链接 →

23. Council on Criminal Justice, New National Recidivism Report（2023/24），讨论第二次机会法案时代以来重新入狱率下降的趋势与近期改革的时点。链接 →

后记

一

这本书没有走进任何一座监狱。

这句话需要先说清楚，因为它既是这本书的限制，也是它的方法。书里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份合同、每一笔利润、每一桩判决，都来自公开可查的材料：联邦司法统计局的年度报告，上市公司递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财报，法院的判决书，监管机构的命令，大学和非营利机构的研究，以及严肃媒体耗时数年完成的调查。没有一处依赖无法复核的内部消息，没有一处建立在“据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之上。

这样做有代价。监狱是一个被高墙、铁丝网和层层审批保护起来的世界，它最真实的那一面——一个人在牢房里的23个小时，一通被收了17美元的电话另一头母亲的脸，一片被持枪监工盯着的棉花地里弯下去的腰——往往恰恰是公开材料最难抵达的地方。靠桌面材料写监狱，注定会漏掉这些。书里凡是只能靠现场才能补强的判断，都尽量用了更弱的措辞，并在最后一节里集中标了出来。

但这样做也有它的理由。公开材料有一个被低估的优点：它可以被任何人复核。任何一位读者，只要愿意，都可以顺着脚注里的链接，去打开那份财报、那份判决、那份统计，自己看一遍数字对不对。这本书不要求读者相信作者的人格，只要求读者愿意核对来源。在一个关于监狱的讨论里——这个话题太容易被情绪、立场和道德义愤推着走——可核对，本身就是一种诚实。

二

写作过程中，最反复出现的一个动作，是往回退。

一条线索看上去越是耸动，越值得往回退一步，去问它的来源到底有多硬。这本书里有几个地方，最初的草稿写得比现在重，后来都被改轻了。

一个例子是关于尼克松的那段话——他的助手埃利希曼据称承认，缉毒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打击反战左翼和黑人。这句话被引用了无数次，因为它太符合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直觉了。但它只有一个来源，来自一位记者1994年的采访笔记，直到2016年、当事人去世17年之后才发表，而且当事人的子女公开否认。一句话越是好用，越要小心它是不是因为好用才被传得这么广。这本书把它留下了，但把它放在了它该在的位置：一句著名的、但有争议的引述，而不是一块地基。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企业的。网上流传着一份又一份“使用监狱劳动的公司”名单，麦当劳、沃尔玛、星巴克赫然在列。这些名单大多经不起核对——有的把80年代的旧事当成现状，有的把“某家供应商的某个环节”说成“这家公司直接雇佣囚犯”。但与此同时，美联社2024年那篇耗时2年的调查是扎实的：监狱农场的牛和粮食，确实通过大宗贸易商，流进了许多人厨房里的供应链。难的地方在于，要把“供应链触及”和“直接雇佣”这两件事分开——前者有据可查，后者多半是讹传。这本书花了一整章去做这件分辨的工作，因为在指控具体的公司这件事上，宁可少说，不可错说。

三

这本书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压成一个让人读完就能站队的结论。

关于美国的监狱，有一个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框架，叫《新种姓》。它说大规模监禁是一套沿着种族线运转的种姓制度，是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之后的第三种形态。这个框架有力量，书里认真地讲了它。但书里也同样认真地讲了它遭遇的批评——它可能过于聚焦毒品而回避了暴力犯罪占了州监狱的一半，可能过于聚焦黑人经验而抹去了阶级的分层和其他族群的存在，可能过于强调一个自上而下的种族设计而低估了当年黑人社区自己对治安的诉求。

把一个框架和它的反对意见并排放在一起，会让读起来不那么痛快。它没有给出一个干净的答案。但我相信，一本想被五年后的人还愿意翻开的书，欠读者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张尽量完整的地图——包括地图上那些还没探明的、相互矛盾的、画不清楚的部分。种族是理解这台机器的一把关键钥匙，但它不是唯一的那把锁；承认这一点，不会削弱对不正义的判断，只会让这个判断更难被驳倒。

四

最后想说的，关于语气。

这本书里出现了很多人：被关押的人，他们在小卖部和电话费之间精打细算的家人，握着脚踝监控合同的高管，在量刑法案上签字的议员，握着私募基金的投资人，在棉花地里被监工盯着的劳动者。写他们的时候，我尽量提醒自己一件事：他们都不是论点的标本。

那个把医疗合同做成“省钱就是利润”的承包商，多半并不觉得自己在作恶，他只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了对季度财报最有利的事。那个投票支持更严厉量刑的黑人社区居民，也许刚刚失去了一个被街头暴力夺走生命的孩子。这台机器之所以可怕——如果它可怕的话——恰恰在于它不需要任何一个坏人。它只需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格子里，做合乎自己利益的、甚至合乎善意的事，然后这些事合起来，把两百万人关在了里面。

所以这本书没有反派，也没有英雄。它只想把谁付钱、谁获利、谁承担风险，老老实实排出来，然后退到一边，让这个结构自己说话。

如果读到这里，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比翻开之前更复杂了一点、而不是更简单了一点，那这本书就做到了它想做的事。

附录：田野调查建议

这本书的每一章都在某处撞到了公开材料的边界。把这些边界集中起来看，会发现它们大致落在六类地方。

A. 需要现场才能从“线索”升到“定论”的核心判断

有几处判断，书里只能用“据报道”“有理由认为”“目前仅见于单一来源”这样的措辞写下，因为公开材料只到这一步。它们最需要现场材料来加固：

• 私营监狱与移民拘留中心的内部条件（关联第05期）。两家上市公司的财报告诉我们它们赚了多少钱、关了多少人，但赚钱的方式如何具体地转化为墙内的日常——人手配置、医疗响应、暴力发生率——公开材料几乎只能靠诉讼文书一鳞半爪地拼出。司法部监察长2016年的那份报告之所以珍贵，正因为这类系统性的内部审计极少。现有证据等级：B 到 C。现场能提供的：一手的条件记录、员工证言、被拘留者证言。

• 小卖部与电话定价合同的细节（关联第08期）。家属每年付出的总额可以估算，但单个设施与供应商之间的分成合同——回扣的确切比例、定价的形成过程——多被作为商业机密。现有证据等级：B。现场能提供的：通过公共记录申请（FOIA / 各州的阳光法）调取的合同原件。

• 被监禁者家庭的真实经济负担（关联第08期、第10期）。“一年约29亿美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估算。它落到一个具体家庭头上是什么样子——一个月在通话、汇款、探视路费上花掉多少、占收入几成、挤掉了什么——只有走到家庭那一端才能看清。现有证据等级：B（总量）/ 缺（个体）。

B. 值得访谈的人（按“可达性 × 重要性”排序）

这里不点名具体的个人，只按角色与位置描述。

• 刚出狱半年到两年内的人。这是再入狱风险最高、也是各种附带后果叠加最密集的窗口（第10期、第11期）。他们对“刑满不是终点”这件事有最直接的经验。可达性相对高（通过再就业组织、社区机构）。
• 缓刑与假释官。监督系统如何把一次错过的尿检或一次迟到的报到，转化成一次技术性违规、再转化成一次重新入狱（第11期），监督官是这个转化过程的实际操作者。可达性中等。
• 监狱内劳动的组织者与被组织者——州矫正工业的管理人员、UNICOR 车间的负责人、以及在其中劳动的人（第06期、第07期）。劳动如何被分派、报酬如何被扣减、拒绝劳动会发生什么，这些细节在公开材料里是骨架，访谈能补上血肉。可达性：墙外的管理者中等，墙内的劳动者低。
• 被监禁者的家属（第08期）。可达性高，且是被现有研究严重忽视的一群人。

C. 值得进入的场域（按“可观察密度 × 信息独占性”排序）

• 保释听证与初次过堂的法庭。审前羁押决定一个人是当庭回家还是被关进看守所等待数月（第01期），而这个决定往往在几分钟内做出。法庭是公开的，可观察密度极高，却极少被持续记录。
• 假释撤销听证。技术性违规如何被裁决（第11期），是循环机器最关键也最不透明的一道阀门。
• 监狱探视室与其外的等候区。家属经济与情感负担最集中的物理空间（第08期）。
• 再就业与“洗底”（重罪记录封存）的法律援助现场。4.4万多条附带后果（第10期）如何具体地卡住一个人，在这里看得最清楚。

D. 需要通过现场渠道才能获得的数据集

• 单个设施层面的小卖部、电话、汇款定价与分成合同（第08期）。公开聚合数据存在，但设施级原件需要逐个通过公共记录申请获取。
• 地方看守所的逐日人口与羁押事由数据（第01期）。全国约三千个县各自为政，数据高度分散，没有统一的公开口径，需要逐州、逐县申请。
• UNICOR 与各州矫正工业的逐年财务与产品买家清单（第06期、第07期）。联邦层面有年度报告（其中部分年份的精确净利仍需查阅监察长审计原件），但完整的下游买家链条不透明。
• 移民拘留的逐日在押与设施数据（第05期）。部分由非营利机构通过诉讼和申请持续追踪，但仍有大量缺口。

E. 需要现场语境才能解码的“内部话语”

有些词，在公开材料里只能看到表层，需要进入具体语境才能听懂它真正的意思：

• 监狱系统内部对“good time”（善时折减）的运用与剥夺——它名义上是奖励，实际上常被当作劳动纪律的杠杆（第06期）。
• 假释条件里“稳定住所”“稳定就业”这类要求的实际执行尺度——同样的措辞，在不同监督官手里可以宽到无害、也可以严到几乎必然违规（第11期）。
• 私营监狱合同里“occupancy guarantee”（占用保证）在谈判桌上的真实分量——它在文本里是一个条款，在实际运营和政治游说中是另一回事（第05期）。

这些话语的解码，需要长期浸泡在具体场域里，不是查一份文件能完成的。

F. 已知边界与诚实声明

最后，把这本书的边界一次说清。

公开材料能告诉读者的，是这台机器的骨架：关了多少人、为什么是这个数量级、钱从哪里来又流向谁、法律怎么一步步把它搭建起来、刑满之后的人面对一张怎样的限制清单。这些，书里尽力做到了证据充足、来源可核。

公开材料不能告诉读者的，是墙内的体感：一个具体的人，在一个具体的牢房里，在一个具体的电话亭前，在一片具体的棉花地里，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一层，需要现场，需要时间，需要被允许走进那些被高墙挡住的空间。这本书没有走进去，所以它在这些地方保持了克制，用了更弱的措辞，并把缺口标在了上面。

一个读者可以只靠这本书，对美国的大规模监禁形成一个研究者入门级的理解。但若要把任何一章推到更深、更硬、更不可辩驳的地步，路就在这一节里——它通向那些这本书停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