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安全国家与华盛顿的回路
2026
关于内塔尼亚胡，市面上已经有两种现成的讲法。
一种把他写成英雄：在一个被敌意包围的小国，他是那个看清伊朗威胁、拒绝天真、用强硬换来安全的人。另一种把他写成反派：一个为了保住权位不惜撕裂社会、纵容极右、把战争当作政治工具的犬儒政客。这两种讲法都不算错，各自都能找到一堆事实支撑。问题是，它们都先有了结论，再去挑事实——读完之后，你对他这个人的好恶更坚定了，对他到底怎么运作的，却没多懂一分。
这本书不走这条路。
它想问的不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一个更冷的问题：一个出身以色列、却在费城郊区长大的人，怎么会成为同时影响耶路撒冷和华盛顿的人物？他靠的是什么样的一套操作，能让一个九百万人口小国的总理，在美国国会里拥有近乎一个党派领袖的分量？他凭什么把“伊朗威胁”这件说了三十年的事，一直说到真的开打？
把这些问题摆在一起看，会浮现出一条线索：内塔尼亚胡更像一个工程师，而非一个信徒。他确实有一套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世界观——犹太民族永远面临生存威胁，安全只能靠实力，任何外部担保都不可信。但他真正的本事，不是信这套，而是把这套“威胁”加工成可用的东西：对内，威胁能凝聚联盟、动员选民、把自己变成那个“不可替代的人”；对外，威胁是说服美国人的通用语言。他一生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恐惧转化为权力。
要看懂这台机器，得先承认它其实是两台。
一台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实行极端的比例代表制，议会被切成十几个碎片，没有任何一个党能单独执政，组阁永远是一场讨价还价。在这台机器里，生存压倒一切——尤其当你身上背着三宗腐败案、随时可能因为一次败选而走进监狱。另一台在华盛顿。那是一台由选区、党争、游说金钱、电视镜头和民意调查驱动的超级大国机器，它的逻辑和耶路撒冷完全不同。内塔尼亚胡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同时把手伸进两台机器，并且利用它们之间的落差——一个外国总理，竟能借助美国的国内政治，来放大自己在本国的不可或缺。
“威胁”就是接通这两台机器的那根电流。而让电流能够流动的导线，是他对美国近乎母语级的理解。这一点常被低估：他不是一个偶然会说英语的外国领导人，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上的高中，在麻省理工拿的学位，在波士顿做过管理咨询。他知道美国人怎么想、电视观众吃哪一套、国会和白宫之间的缝隙在哪里。于是他做了一件别的盟友领导人不敢做的事：绕过白宫，直接对美国国会和公众说话。这套打法不是他的发明，后面会看到，它是他父亲那一代人在 1940 年代就定下的家族战略。
这本书的判断，藏在结构里，不在形容词里。
我尽量不写“他显然错了”或者“这太可怕了”这类句子。我更愿意把事实排出来：谁掏钱、谁拉票、谁承担风险、谁握着信息差、谁在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把这些位置摆清楚，判断自己会从结构里长出来，不需要我替你下。涉及争议最大的地方——比如 2025 至 2026 年那场一路升级的对伊朗的战争究竟是谁推动了谁、伊朗的核计划到底被打成了什么样——我会把互相打架的几种说法并排放着，标明各自的证据等级，而不是替你选一个最顺耳的。有些事，公开材料只能告诉你到某个程度，再往里就是黑箱；遇到这种地方，我会说“目前只能到这里”，而不是用一个漂亮的推断把缝填上。
需要先说清楚两条边界。
其一，这本书谈“犹太游说集团”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但它和“犹太人控制美国”那套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后者是反犹主义的老话术，既不准确，也不诚实。真正能讲清楚的，是具体的机构、具体的钱、具体的票——AIPAC 怎么运作、它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哪几场初选里砸了多少钱、谁是金主、哪一次它其实输了。用可查证的机制说话，而不是用族裔的影子说话，这是本书的纪律，第八章会专门处理。
其二，关于时间。本书完稿于 2026 年年中。书里作为可靠核心来写的那场美以伊战争，已经不是 2025 年 6 月那十二天能装下的了——它从那场冲突起步，延续并升级到 2026 年，一直写到 2026 年 2 月对伊朗最高领袖的斩首、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以及 6 月那份把以色列晾在一边的临时停火协定。这条线索现在是本书正文的一部分，主要在第十、十一章展开。至于更细处——伤亡数字、协定能撑多久、核问题最终怎么了——仍在流动，遇到这种地方我用弱措辞、把互相打架的说法并排放着，而不强行收束成一个完整的结局。一个还在运转中的故事，本就不该被假装已经写完。
内塔尼亚胡这台机器，至今还在转。它放大了以色列的外部杠杆，也在悄悄透支这根杠杆——把以色列从美国两党共识的支柱，一点点变成了一个党派之间的楔子。这是它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一套在短期内极其有效的操作，如何在长期里啃食自己赖以成立的根基。
下面十一章，就是这台机器的拆解图。从它被装配的那个家庭开始。
1949 年 10 月 21 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生于特拉维夫，那是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二年1。这个出生时间点本身就带着某种隐喻：他和这个国家几乎同龄，他的一生将与以色列的国家叙事彻底缠绕在一起。
但要理解他，不能从特拉维夫开始，得从华沙开始。
他的父亲本锡安（Benzion），1910 年生于当时仍属俄罗斯帝国的华沙2。本锡安的父亲——也就是比比的祖父——纳坦·米莱科夫斯基（Nathan Mileikowsky），是一位拉比兼锡安主义演说家。他开始在一些文章上署名“内塔尼亚胡”（希伯来语意为“上帝赐予”），后来他的儿子本锡安把这个笔名正式定为家族姓氏——这是那一代锡安主义移民常见的做法，用一个希伯来名字切断与流散地的关联4。米莱科夫斯基一家在 1920 年移居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先后住过雅法、特拉维夫、采法特，最后定居耶路撒冷。
本锡安不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专攻中世纪西班牙犹太史，毕生的代表作是 1995 年出版的《十五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起源》2。这部书的核心论点很冷峻：他认为，宗教裁判所迫害“皈依者”（conversos）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信仰不虔诚——恰恰相反，他们多数是真诚的基督徒——而是因为他们被视为“一个邪恶的种族”。也就是说，反犹迫害的根子是种族的，不是宗教的，而且早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就已存在2。这个学术结论背后，是一种贯穿本锡安一生的世界观：对犹太人的敌意是永恒的、非理性的、无法靠让步消除的。
他更直白的表达散落在公开场合。1998 年他说过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犹太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大屠杀的历史”2。他的友人、出版人杰森·爱泼斯坦回忆，本锡安把“阿拉伯人看作不共戴天的敌人”，甚至在 9·11 发生的几十年前就预言，穆斯林极端分子会试图撞毁纽约的双子塔3。
本锡安的政治履历，比他的学术头衔更能解释他的儿子。
1940 年，泽埃夫·雅博廷斯基——修正主义锡安主义的创始人——在纽约去世。本锡安接替他，担任新锡安主义组织（New Zionist Organization）的执行主任，一直做到 1948 年2。在此之前，他就在希伯来大学时期投身修正主义运动，并直接在纽约为雅博廷斯基工作3。修正主义锡安主义的主张比主流锡安主义更强硬：它要的不是一个分治方案下的小以色列，而是一个包括今天约旦在内的“大以色列”；它相信，面对英国托管当局和阿拉伯人，犹太人只能靠实力来贯彻自己的意志2。
这套东西，本锡安原封不动地传给了三个儿子。
比比后来用一句话概括父亲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父亲，是你教会了我如何正确地看待现实。”3 这句话说的不是政见，而是“看待现实的方式”——一种把世界默认设置为敌意、把警惕设为常态的认知习惯。比比自己曾这样描述父亲：“他是雅博廷斯基那条公式最纯粹的实践者——通过公众舆论影响政府，通过诉诸正义影响公众舆论，通过诉诸利益影响领导人。”5 这句话后面我们还会反复回到，因为它几乎就是比比自己一生对美打法的说明书：影响美国政策的关键，不在白宫，而在能左右白宫的那个东西——美国的公众舆论。
父子之间并非没有裂痕。1996 年竞选时，比比表示在对等原则下接受奥斯陆协议，本锡安为此震怒，留下一句“凡以策略开始的，终将以背叛原则告终”6。比比则对“你父亲到底影响了你多少”这类问题不耐烦，斥之为“心理呓语”。但传记作者安舍尔·普费弗的判断更可信：比比的世界观，是雅博廷斯基经由本锡安传下来的第三代修正主义——目标始终是大以色列、是拒绝真正的巴勒斯坦主权，变的只是手段20。这条思想谱系，下一章会专门拆开。
如果故事只有华沙和耶路撒冷，比比会是另一个人。让他与众不同的，是费城。
本锡安的学术生涯需要在美国谋职。1956 到 1958 年，以及 1963 到 1967 年，内塔尼亚胡一家两度旅居美国1。第二段尤其关键：1963 年，本锡安把全家搬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一个费城近郊的社区，他在那里任教7。少年比比就在切尔滕纳姆高中念书，化名“本·尼泰”（Ben Nitay）。
同学们记得“那个高个子、长得好看、带着浓重口音的男孩”8。他加入了辩论队和象棋队，在足球场上踢左边锋，参加科学研讨，成绩排在班级前列，据说是第四名78。一个细节很能说明他的去留心态：他后来甚至没去领高中毕业证就走了，回以色列服兵役7。
童年的朋友有一句评价，比任何分析都准——尽管他刚到学校时只会说希伯来语，但很快就变得“完全是个美国人”了1。
这件事的分量，要到很多年后才显出来。一个能在美国电视上用没有口音的英语侃侃而谈、懂得美国人笑点和痛点、知道国会和白宫怎么互相牵制的以色列领导人，和一个需要靠翻译、靠幕僚转述才能理解华盛顿的领导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动物。比比属于前者。这个能力不是天赋，是切尔滕纳姆高中给的。（顺带一提：2025 年加沙战争期间，切尔滕纳姆高中的学生曾发起请愿，要把内塔尼亚胡从校友荣誉榜上除名——这场风波反过来确认了他确实是这所学校登记在册的知名校友9。）
1967 年前后，比比回到以色列服兵役，进了总参侦察营（Sayeret Matkal）——以色列军队中最精锐的特种单位1。他在这里做的事，给他日后“反恐专家”的公共身份打下了第一块底子。
1972 年 5 月 8 日，四名“黑色九月”成员劫持了萨布纳航空 571 航班（从维也纳飞特拉维夫的波音 707），机上 90 名乘客，劫机者要求释放 315 名被囚的巴勒斯坦人10。以色列的应对是“同位素行动”：16 名总参侦察营队员伪装成航空地勤，在卢德机场强攻飞机，指挥官是后来同样当上总理的埃胡德·巴拉克，队员之一就是内塔尼亚胡10。突击在大约两分钟内击毙两名男劫机者、擒获两名女劫机者，90 名乘客获救22。
行动中比比受了伤。在制服女劫机者特蕾莎·哈尔萨时，一名战友的枪意外走火，子弹穿过哈尔萨射进了比比的手臂10。他在侦察营服役大约从 1967 到 1972 年，1973 年赎罪日战争时又回来参战，军衔做到上尉1。
这段经历给了他两样东西：一套关于“恐怖主义只能用武力回应”的亲身经验，和一个可以反复讲述的、带血的资历。但真正把他推上政治舞台的，不是他自己的伤，而是哥哥的死。
约纳坦·内塔尼亚胡——家里都叫他“约尼”——1946 年生于纽约，是三兄弟里的老大11。他 1972 年夏天被任命为总参侦察营副指挥官，后来成为指挥官。
1976 年 7 月 4 日，恩德培行动。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班机被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派突击队远程奔袭，106 名人质中救出 102 名11。约尼是这次行动中唯一阵亡的以色列突击队员——通常被归因于乌干达士兵的射击，确切情形他的家人有过争议11。
哥哥的死，比比说得很重。他称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形容那种痛“像是被活活剥皮”12。他还说过：“但现在轮到我去告诉父母，他们失去了儿子、我失去了哥哥……我的世界塌了。”13 多年以后他说，没有哪一天不想起约尼13。
关键在于这件事之后发生了什么。按照他自己在回忆录里的叙述21和多家媒体的记录，约尼之死把他从一条美国式的私人职业道路上拽了出来，推上了通往总理府的轨道——比比说，这“标志着我政治生命的诞生”12。一个家庭的私人悲剧，被转化成一项公共事业的起点。这种转化能力，是理解他全部生涯的一把钥匙：他擅长把损失、恐惧、威胁这类“负面情绪资产”，重新加工成动员的燃料。（最小的弟弟伊多则走了另一条路，成了放射科医生，业余写剧本和书，也曾在总参侦察营服役13。）
1972 年底，比比回到美国念书。在“本·尼泰”这个名字下，他 1975 年 2 月拿到麻省理工的建筑学学士，1976 年 6 月又拿到 MIT 斯隆管理学院的硕士；其间他还修过政治学，并在哈佛短暂学习14。1973 年赎罪日战争爆发，他中途回以色列归队，打完再回来念书1。
那个美国化的名字“本·尼泰”，据说是为了让美国人念起来方便，但批评者读出了别的意味——这个年轻人也许打算留在美国14。
斯隆毕业后，他被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聘为经济顾问，1976 到 1978 年在波士顿工作14。这段经历常被忽略，却塑造了他后来的经济观：坚定的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这套“撒切尔-里根式”的信念，将在二十多年后他当财政部长时变成一整套私有化改革。在 BCG，他还结识了一位同事并结下长久的友谊——米特·罗姆尼，后来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14。罗姆尼记得内塔尼亚胡“是个性格强硬、观点鲜明的人”。
请记住这条人脉的性质：早在他进入以色列政坛之前，他就已经在美国精英网络的内部了。MIT 的学位、波士顿的咨询行当、和未来共和党要人的私交——这些不是一个外国领导人事后努力经营来的关系，而是他青年时代就长在身上的东西。
1978 年，比比搬回以色列15。
第二年，他做了一件把私人哀悼变成公共平台的事：1979 年，他创办了“约纳坦研究所”（Jonathan Institute），用阵亡的哥哥命名，专门主办关于恐怖主义的高规格国际会议——1979 年在耶路撒冷，1984 年在华盛顿15。这两场会议把一批西方政要、学者、媒体人聚到一起，讨论“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也顺势把这位年轻的以色列人推上国际舞台，让他第一次以“反恐发言人”的身份被西方认识。
比比自己把话挑明了：他对一切恐怖分子的“强硬路线”，正是约尼之死的直接结果15。哥哥的死、反恐的事业、他的公共身份，被他亲手焊成了一个整体。
这是一次极其精明的自我定位。1970 年代末，“恐怖主义”还不是西方政治的中心议题；而内塔尼亚胡早早抢占了这个话语的制高点，把它经营成自己的招牌。等到 2001 年 9·11 之后，全世界突然都在用“反恐”的语言说话时，他已经讲了二十年——这一点，下一章会接着说。
把这些零件摆在一起，这个人的操作系统就清楚了。
从父亲那里，他得到一套默认值：威胁是永恒的，敌意是本质的，安全只能靠实力，外部的善意和担保都不可信。从约尼之死那里，他得到一种把损失转化为动员燃料的本能，和一个永远可以调用的、神圣化的资历。从费城那里，他得到一样别的以色列领导人没有的东西——对美国的“内部人”直觉，一种能绕过翻译、绕过幕僚、直接和美国公众对话的能力。
这三样东西后来会反复出现。当他在联合国举起那张卡通炸弹图、当他绕过白宫站上美国国会的讲台、当他用三十年时间把伊朗经营成头号威胁——你都能看到这个在切尔滕纳姆踢左边锋、在恩德培失去哥哥、在父亲书房里学会“如何看待现实”的少年的影子。
还有一个零件要到很晚才安装，却同样重要：1991 年，他迎娶了第三任妻子萨拉19。在此之前，他有过两段婚姻——1972 至 1978 年与米利亚姆·魏茨曼（育有一女诺亚），1981 至 1988 年与弗勒·凯茨（无子女）；与萨拉的婚姻育有两子，亚伊尔（1991 年生）和阿夫纳（1994 年生）19。萨拉受过儿童心理学训练，早年做过空乘，是个极具争议的公众人物：她被多家媒体描述为丈夫身边的“隐形权力掮客”，据报道对人事任命有不寻常的影响力1617；她曾因挪用公款（一桩关于餐饮开支的认罪）被定罪，也被指控苛待雇员、骚扰政治对手18。她在这台机器里的位置，公开材料只能看到结果，看不到内部——这正是本书在很多地方会遇到的黑箱。
下一章，我们顺着父亲的书房往里走，看清比比那套世界观到底是什么、从哪来、又如何被他写成著作、最终收敛成一个名字：伊朗。
Middle East Eye, “‘Angel of destruction’: What made Benjamin Netanyahu? The early years”（长篇人物侧写；出生、家世、1956–58 与 1963–67 两度旅美、“完全美国化”、总参侦察营服役）。链接 →
Cornell Chronicle, “Benzion Netanyahu, emeritus professor, dies at 102”（2012-04）。本锡安 1910 年生于华沙、2012 年卒于耶路撒冷；修正主义主张含约旦的“大以色列”；1940–48 接替雅博廷斯基任新锡安主义组织执行主任；《十五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起源》；“犹太史是大屠杀史”。链接 →
JTA, “Benzion Netanyahu, historian, Israeli prime minister’s father, dies at 102”（2012-04-30）。在纽约为雅博廷斯基工作；友人称其视“阿拉伯人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预言双子塔遇袭；比比“父亲教我如何正确看待现实”。链接 →
Geneastar, Benjamin Netanyahu 家族谱系（线索源，已对照其他来源）。祖父纳坦·米莱科夫斯基与“内塔尼亚胡”姓氏来源；家族 1920 年移居巴勒斯坦。链接 →
Tablet Magazine, “Bibi’s Political Inheritance”（比比转述雅博廷斯基“通过公众舆论影响政府”的公式；原文抓取受限，经搜索摘要，引用前已标注为二手）。链接 →
TIME archive, “Received Wisdom: How the ideology of Netanyahu’s late father influenced the son”（父子在 1996 年因奥斯陆的分歧；“凡以策略开始的，终将以背叛原则告终”；原文抓取受限，经搜索摘要）。链接 →
JTA Jewniverse, “When Bibi Went to a Philly High School”（2015）。1963 年全家迁至宾州切尔滕纳姆；切尔滕纳姆高中（1963–67）辩论、象棋、足球；未领毕业证即离校参军。链接 →
Philadelphia Inquirer, “Benjamin Netanyahu’s Philadelphia-area roots”（2015-07-15）。化名“本·尼泰”；同学记忆中“带浓重口音的高个子男孩”；成绩约列班级第四。链接 →
JTA, “Students at Netanyahu’s Pennsylvania high school want him ejected from the alumni hall of fame”（2025-07-18）。学生请愿；反向确认其切尔滕纳姆高中校友身份。链接 →
Times of Israel, “When the prime ministers took down the hijackers”（萨布纳 571 航班；1972-05-08；“同位素行动”；巴拉克指挥、内塔尼亚胡参与并被战友走火击伤）。链接 →
Jerusalem Post, 约纳坦·内塔尼亚胡与恩德培行动（约尼 1946 年生于纽约、总参侦察营指挥官；1976-07-04 恩德培；106 人中救出 102；唯一阵亡以军）。链接 →
CBS News, 恩德培 40 周年报道（比比称约尼之死为“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标志着我政治生命的诞生”）。链接 →
Fox News, “Israeli PM Netanyahu remembers historic Entebbe raid 40 years later”（“像被活活剥皮”；“没有哪一天不想起他”；弟弟伊多为放射科医生、剧作家）。链接 →
Seattle Times, “Shared experiences link Romney and Israel’s Netanyahu”（MIT 建筑学学士 1975、斯隆硕士 1976；“本·尼泰”；BCG 1976–78；与罗姆尼的友谊；原文抓取受限，经搜索摘要并与 Middle East Eye 对照）。链接 →
VOA, “Netanyahu’s speech before Congress echoes deep US roots”（1978 年返以；1979 年创办约纳坦研究所；1979 耶路撒冷、1984 华盛顿反恐会议；其反恐强硬路线源自约尼之死）。链接 →
Air Mail, “The View From Here”（2024-01-27）。萨拉·内塔尼亚胡被描述为“隐形权力掮客”，据报对人事任命有不寻常影响。链接 →
France24, “Sara Netanyahu: the ever-present wife of Israel’s prime minister”（2025-07-10）。萨拉的背景与公开角色。链接 →
PBS NewsHour, 以色列总检察长就萨拉·内塔尼亚胡涉嫌骚扰对手展开调查的报道（挪用公款认罪、苛待雇员等指控）。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博客），“Netanyahu’s women”（三段婚姻：米利亚姆·魏茨曼 1972–78、女诺亚；弗勒·凯茨 1981–88；萨拉 1991，子亚伊尔 1991、阿夫纳 1994）。链接 →
Anshel Pfeffer, Bibi: The Turbulent Life and Times of Benjamin Netanyahu（2018），经 Forward 书评转述：比比的世界观是雅博廷斯基—本锡安—比比三代相传的修正主义锡安主义，目标恒定、手段灵活。链接 →
Benjamin Netanyahu, Bibi: My Story（2022，回忆录），见 Hoover Institution 相关介绍；其美国成长、教育与早年自述（作为当事人一手叙述，使用时与第三方来源对照）。链接 →
Jerusalem Post, 萨布纳 571 航班“同位素行动”补充报道（两分钟内制服劫机者、90 名乘客获救等细节）。链接 →
1923 年，修正主义锡安主义的创始人泽埃夫·雅博廷斯基写下一篇文章，标题就叫《铁墙》。
他要反驳的，是当时主流的劳工锡安主义的一个乐观假设：只要犹太人带来经济发展、改善当地阿拉伯人的生活，对方迟早会接受犹太国家。雅博廷斯基说这是幻想。他写道：“世界上每一个原住民族，只要还存有哪怕一丝阻止殖民的希望，就会抵抗殖民者。”1 所以，犹太人的事业“只能在一道独立于当地居民的力量的保护之下推进——在一道铁墙之后”1。
这道“铁墙”指的是军事实力。雅博廷斯基的逻辑不是消灭对方，而是用压倒性的力量，让阿拉伯人放弃“逆转这个项目”的希望——只有当希望熄灭，他们才会真正接受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1。换句话说，和平不是谈出来的，是被实力逼出来的。这套学说在 1925 年随修正主义运动正式成形，它反对任何领土妥协，强调犹太人的尚武精神，与劳工派的社会主义针锋相对1。
一百年后，理解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人、对让地、对一切“和平进程”的态度，几乎只需要这一篇文章。
铁墙怎么从 1923 年的一篇文章，变成 2020 年代一个总理的本能？靠的是一条家族传输线。
学者埃兰·卡普兰梳理过这条线：内塔尼亚胡的世界观，是经由他父亲本锡安传下来的1。上一章说过，本锡安做过雅博廷斯基的秘书，是修正主义在美国的领袖3；他把犹太历史看成“一个不断重演的、被试图毁灭的循环”——从罗马人一直到阿拉伯人1。本锡安对阿拉伯人的看法极其阴郁：据其友人和多篇报道，他认为冲突的倾向就在“阿拉伯人的本质”里，称对方是“本质上的敌人”，其存在状态就是“永恒的战争”4。他拒绝两国方案的理由也很彻底——他认为这片土地上不存在两个民族，只有一个犹太民族和一群“阿拉伯人口”4。《国土报》后来用一个标题概括了这种观念：“当内塔尼亚胡的父亲把阿拉伯人看作野蛮人。”5
一篇马来亚大学的同行评审论文，把这条谱系说得最直白：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是本锡安的“思想之子”，是雅博廷斯基的“思想之孙”2。还有一个被反复引用的细节：内塔尼亚胡把雅博廷斯基的著作放在书架上，常常翻读，办公室里还摆着雅博廷斯基的纪念物2。《时代》周刊在本锡安去世时也直接点明这种父子传承——父亲那套强硬、悲观、被威胁感浸透的世界观，是儿子战略观念的成型模板6。
要注意这里的因果分寸：本锡安的影响是“解释”，不是可量化的“事实”。比比本人就烦人家追问这个，斥之为“心理呓语”。但当一个人的公开行为、著作、几十年的政策选择，全都和这条家族学说严丝合缝时，把它当作理解他的钥匙，是合理的。
内塔尼亚胡没有停在继承上。他做了一件更主动的事：把这套世界观，加工成一套可以输出给西方的理论。工具，就是上一章提到的约纳坦研究所。
1979 年，研究所在耶路撒冷办了据称是史上第一场专门讨论“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会议，召集人是本雅明和本锡安父子，把以色列的政军精英（贝京、佩雷斯）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聚到了一起8。1984 年的华盛顿续会规格更高：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以色列总理拉宾发表主旨演讲，到场的还有莫伊尼汉、杰克·肯普、埃德温·米斯、电视主持人科佩尔等人8。这场会议催生了一本由内塔尼亚胡主编、1986 年出版的文集——《恐怖主义：西方如何取胜》9，它把比比正式确立为西方世界关于恐怖主义的头号发言人。
这套理论的核心很值得拆开看。它主张：恐怖主义不是由具体诉求驱动的战术，而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连贯进攻，并且常常是“国家支持”的——先是苏联集团，后来是伊朗和激进政权；西方不该被动防御，而要去对抗、去剥夺这些“赞助国”的合法性7。在这套叙事里，恐怖分子被描绘成非理性的、近乎“撒旦式”的、西方价值的敌人7。
批评者指出了这套框架的两个后果。其一，它在修辞上把“恐怖主义”和阿拉伯人、穆斯林、巴勒斯坦人整体划上了等号7。其二，也是更惊人的一点——它比 9·11 后美国的“反恐战争”“邪恶轴心”那套语言，整整早了二十年7。等到 2001 年世贸双塔倒塌、全世界突然都开始用这套词汇说话时，内塔尼亚胡已经讲了二十年，并在事发后几天就以这套逻辑赴美国国会作证。他不是在追赶时代的话语，他是这套话语的早期供应商之一。
如果说《恐怖主义》一书是他对外的理论产品，那么 1993 年出版的《在万国之中：以色列与世界》，则是他世界观最系统的一次书面陈述12。
这本书的历史叙事，按一位书评人的概括，是三件事的反复交织：西方对犹太人承诺的无尽背叛、阿拉伯人凶猛的敌意、以色列人英雄式的成就10。它的核心论点是：任何以阿和解都不可能持久，除非“牢牢建立在真相之上”——而问题在于，“以色列人讲的是具体事实，阿拉伯人讲的是夸大的臆想”10。书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战略地理论证：以色列国土极小，而阿拉伯世界的面积“是这个犹太国家的五百多倍”——以此论证以色列绝不能让出任何领土，必须守住“可防御的边界”10。
这本书的史学根基并不牢。《外交事务》的书评毫不客气，说书中的历史部分“事实根基薄弱……是为政治目的而重新发明的历史”11。但对本书来说，它准不准确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完整地展示了这台机器的设定值：以力求和、对“土地换和平”的深刻怀疑、对阿拉伯人意图和西方担保的双重不信任10。三十年后他的每一个重大决定，几乎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出处。
铁墙学说落到日常操作层面，有一个不那么体面、却很精确的名字：“割草”（mowing the grass）。
军事分析者用这个词，指一种周期性的、有限规模、有限时长的军事行动：你打不垮、或者不打算彻底打垮一个敌人（比如哈马斯），于是隔一段时间就去“修剪”一次，削弱它，换来一段安静，等它重新长起来，再剪一次14。它配套的是“冲突管理”和维持现状。割草的要害在于，它是政治解决方案的替代品，而非通向解决的步骤——它是“因为双方的政治力量都无力解决根本矛盾，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操作”14。
内塔尼亚胡的版本，是用海上和经济封锁、用铁穹等导弹和边境防御、加上周期性突袭来遏制哈马斯，同时拒绝承诺任何战后政治安排15。批评者很早就警告：只杀武装分子、却不给对方任何政治或经济出路，这套打法“注定要失败”16。
这背后是一个明确的战略选择：管理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他本人说得很坦白——“这里的冲突无法解决，只能被管理。”18 与之配套的是他从 2009 年第二任期起力推的“经济和平”：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经济、松动一部分管控，但这是建国的替代品，不是台阶17。自 1996 年首次当选起，他就一直在设法绕开、架空巴勒斯坦领导层，因为他相信，以色列不需要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照样能繁荣17。第九章会看到，这套“绕过”逻辑如何一路走到 10·7。
威胁的理论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经济侧面。
经济学者阿里耶·克兰普夫给内塔尼亚胡的经济观起了个名字：“鹰派新自由主义”——利用自由市场来服务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把自由市场当作目的本身19。2003 到 2005 年任财政部长期间，他推行了一套激进改革：2003 年的《经济复苏计划》大幅削减预算和福利、私有化国有资产、压缩赤字；个人最高税率从 64% 砍到 44%，企业税从 36% 砍到 18%19。
克兰普夫指出了这套改革的战略意图，而它和“威胁”主题的接口就在这里：这轮改革把以色列从一个依赖外部资本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本盈余的国家（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充足）——而这降低了它对外部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的脆弱性，让它有底气推行独立的、单边的外交政策19。和拉宾时代“把和平当成经济红利”的思路相反，比比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是“为了增强以色列抵御外部政治压力的能力”19。代价是 2000 年代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与贫困、公共投资的萎缩——在克兰普夫看来，这些是比比为国家自主性而甘愿付的账19。
这一节其实和铁墙同源：经济上的强健，是军事铁墙的财政地基。一个不缺钱、不求人的国家，才扛得住外部压力、才敢单边行动。
所有这些线索——铁墙、永恒的威胁、以力求和、对担保的不信任——最终收敛成一个词：伊朗。
伊朗是内塔尼亚胡整个生涯里最稳定的组织性威胁。把他历年的公开预警排成一条时间线，会看到一种惊人的一致性，调查记者穆尔塔扎·侯赛因称之为“喊狼来了”13：
1992 年，还是议员的他在以色列议会断言，伊朗距离核能力“只有三到五年”，要求国际社会行动13。1995 年，他在《对抗恐怖主义》一书里又重复了同一个“三到五年”22。1996 年，他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警告：“如果伊朗获得核武器，其灾难性后果将不只波及我的国家、不只波及中东，而是波及全人类”，并称“达成这一目标的最后期限正在极速逼近”13。2009 年，他对美国代表团说伊朗“大概还有一两年”、“现在就有能力造一枚炸弹”13。2012 年，他站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举起那张著名的卡通炸弹图，说伊朗“只差几个月”13。2015 年，他又说伊核协议“为伊朗铺平了通往核弹的道路”13。
反方的声音同样要记一笔：2011 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局长梅厄·达甘公开表示，伊朗的核武器“并不迫在眉睫”，直接和比比的公开警报相矛盾13。这条裂缝很重要——它说明，“伊朗威胁迫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反复经营的政治叙事，而不总是与以色列自身情报评估同步。但无论这条叙事在每个时间点上准不准，它都完成了一件事：把伊朗钉成了比比生涯的头号议题，钉成了那个意识形态（永恒的存在性威胁）与政策（必须先发制人）贴合得最紧的地方。这条主线一直通到 2025 年那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并在 2026 年升级到斩首伊朗最高领袖——那是第十章的事。
把这八节合起来，一个常见的疑问就能解开了：既然他这么强硬、这么不信妥协，为什么又签过希伯伦协议、韦伊河协议，还在 2020 年和好几个阿拉伯国家握了手？
答案在于区分目标和手段。传记作者克罗伊托鲁的判断是：内塔尼亚胡“从未改变过他的核心意识形态——拒绝一个巴勒斯坦国”20。变的只是手段。1993 年他激烈反对奥斯陆协议，可当上总理后，又在美国的压力下签了希伯伦（1997）和韦伊河（1998）——这是“被逼到墙角时就做交易”的模式20。而 2020 年的亚伯拉罕协议，恰恰可以读成铁墙学说的另一种兑现：阿拉伯国家越过巴勒斯坦人的头顶、直接和以色列正常化，等于在不向巴方让步的前提下，实现了与阿拉伯世界的和平——这正是“只有靠实力，阿拉伯人才会接受以色列”那个赌注的胜利姿态21。
所以他的“务实”和“意识形态”并不矛盾。目标是恒定的：没有巴勒斯坦国、以力求和、不信任让步。手段是弹性的：该签约时签约，该正常化时正常化，该换联盟伙伴时换联盟伙伴——只要在战略上有利，或者被外部逼到非做不可。
理解了这台机器的电源，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怎么通电、怎么转起来。答案要从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找——不是耶路撒冷的议会，而是 1980 年代美国的电视演播室。
The Conversation / Eran Kaplan, “Israel’s ‘Iron Wall’: A brief history of the ideology guiding Benjamin Netanyahu”（2024-03-25）。雅博廷斯基 1923 年《铁墙》原文引述；修正主义 1925 年成形；经本锡安传至比比；后 10·7 军事回应被读作铁墙的重申。链接 →
Journal of Al-Tamaddun（马来亚大学，同行评审），“The Iron Wall Doctrine … A Prolongation of the Zionist Revisionist Ideology”（2024）。称比比为本锡安的“思想之子”、雅博廷斯基的“思想之孙”；书架与办公室的雅博廷斯基纪念物细节（引用前已对照标注）。链接 →
JTA, Benzion Netanyahu 讣告（2012-04-30）。本锡安为美国修正主义领袖、雅博廷斯基秘书、宗教裁判所史学家；“犹太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大屠杀的历史”；对儿子世界观影响巨大。链接 →
+972 Magazine, “The late Benzion Netanyahu’s appalling views on Arabs”（2012；原文抓取受限，经搜索摘要，引用前标注）。本锡安称阿拉伯人为“本质上的敌人”、存在状态为“永恒战争”；拒绝两国方案。链接 →
Haaretz, “When Netanyahu’s father adopted the view of Arabs as savages”（2018-07-05）。本锡安对阿拉伯人的“半野蛮”看法及其思想来源。链接 →
TIME archive, “Received Wisdom: How the ideology of Netanyahu’s late father influenced the son”（2012；403，经索引/摘要）。父→子意识形态传承的二手佐证。链接 →
Boston Review, “Instruments of Dehumanization”（403，经摘要）。乔纳森研究所的恐怖主义理论：恐怖主义=对西方文明的国家支持型进攻；批评其把恐怖主义与阿拉伯/穆斯林划等号、预演了 9·11 后“反恐战争”叙事。链接 →
Powerbase, “Jonathan Institute” 条目。1976 年由内塔尼亚胡家族为纪念约纳坦而设立；1979 耶路撒冷、1984 华盛顿反恐会议的召集人与出席名单（舒尔茨、柯克帕特里克、拉宾、莫伊尼汉等）。链接 →
Benjamin Netanyahu（编），Terrorism: How the West Can Win（1986），书目记录。1984 华盛顿会议的成果文集，确立比比作为西方反恐头号发言人的地位。链接 →
Paul Johnson, 书评《A Place Among the Nations》，Commentary（1993；403，经摘要）。书的核心论点（和解须“建立在真相之上”、“五百多倍”的战略地理论证、拒绝让地）。链接 →
Foreign Affairs, capsule review of A Place Among the Nations（1993-12-01；403，经摘要）。批评其历史部分“事实根基薄弱……为政治目的重新发明的历史”。链接 →
Benjamin Netanyahu, A Place Among the Nations: Israel and the World（1993），原书（Internet Archive 馆藏）。比比意识形态最系统的书面陈述。链接 →
The Intercept / Murtaza Hussain, “Benjamin Netanyahu’s Long History of Crying Wolf About Iran’s Nuclear Weapons”（2015-03-02）。伊朗“迫近拥核”预警时间线 1992/1995/1996/2009/2012/2015；摩萨德局长达甘 2011 年“并不迫在眉睫”的反方评估。链接 →
War on the Rocks, “Israel and the Demise of ‘Mowing the Grass’”（2014-08）。“割草”概念：周期性有限打击替代政治解决，是因双方政治力量无力解决根本矛盾而采取的操作。链接 →
RAND commentary, “The Inevitable, Ongoing Failure of Israel’s Gaza Strategy”（2023-10）。封锁+导弹防御+周期性突袭遏制哈马斯、拒绝战后政治安排。链接 →
The National Interest, “Mow the Lawn: Israel’s Strategy of Perpetual War with the Palestinians”。只杀武装分子而不给政治/经济出路“注定失败”的批评。链接 →
The Century Foundatio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Peace in Israel and Palestine”。“经济和平”作为建国的替代品而非台阶；架空巴勒斯坦领导层的长期取向。链接 →
NPR, “Israel’s lack of a strategy is the strategy”（2023-11-19）。比比“冲突无法解决，只能被管理”的表述。链接 →
Arie Krampf, “The Netanyahu Doctrine,” Jerusalem Strategic Tribune（2022-11）。“鹰派新自由主义”；2003 复苏计划与税率削减（个税 64%→44%、企业税 36%→18%）；改革旨在把以色列变成资本盈余国、增强对外抗压自主性。链接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enjamin Netanyahu”。务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拉扯；反对奥斯陆却在美压力下签希伯伦（1997）、韦伊河（1998）；传记作者克罗伊托鲁“从未改变核心意识形态——拒绝巴勒斯坦国”的判断。链接 →
Foreign Policy, 关于亚伯拉罕协议与以美沙关系的分析（2023-02-08）。把 2020 年正常化读作铁墙的另一种兑现——阿拉伯国家越过巴方与以色列和解。链接 →
Benjamin Netanyahu, Fighting Terrorism: How Democracies Can Defea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ts（1995）。书中重复“三到五年”的伊朗拥核估计（经 The Intercept 时间线转引并对照）。链接 →
1982 年，内塔尼亚胡出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的副馆长，做到 1984 年1。两年后，1984 年，年仅 35 岁的他被任命为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一直干到 1988 年1。从履历的字面看，这是一段中规中矩的外交生涯。但他在这两个位置上真正经营的东西，不在外交照会里，而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
他有一项当时以色列政坛几乎无人具备的资产：一口近乎母语的美式英语。这口英语是他少年时代在费城郊区上学时学来的——父亲本锡安到美国任教职，他在宾州的切尔滕纳姆高中念书，连名字的拼写都改成了英文的 “Benjamin”2。后来他又回到美国读大学，在麻省理工拿了建筑学学士和管理学硕士，也在麻省理工和哈佛修过政治学2。1976 到 1982 年间，他还在美国私营部门干过，先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后来在一家工业企业做高管2。这段履历给了他两样别人没有的东西：一口让美国人听不出外国口音的英语，和一个商科出身者对美国制度——市场、媒体、国会、游说——如何运转的直觉。
他在美国度过的岁月，远不止读大学那几年。他在纽约上过小学，在费城郊区读完中学17。一位长期为他工作的顾问后来形容，他对美国的熟悉到了血液里的程度。这种浸泡式的成长，使他在面对美国受众时有一种本土感——他知道美国人怎么听、信什么、被什么打动。对一个要在美国电视上替以色列辩护的人来说，这是最难仿造的底子。
于是他做了一件别的以色列外交官想不到、也做不来的事——直接对着美国观众说话。传记作者普费弗的描述是：1980 年代初，他作为一个“上镜的年轻外交官”在华盛顿和联合国一举走红，凭着“一条银舌头和流利的英语”，去塑造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看法3。在那个年代，能够把以色列强硬政策用美国人听得懂、信得过的方式讲出来的人极少；耶路撒冷很快注意到了这位副馆长的“电视人格”，欣赏他为强硬立场辩护的能力1。
PBS 的纪录片《内塔尼亚胡之战》把这一点说得更直白。资深电视人马文·卡尔布回忆，“比比作为一个电视表演者，这事得追溯到很久以前……他做这件事时带着巨大的骄傲和自信”4。《纽约客》主编大卫·雷姆尼克的评价更短：“他有一口完美的美国口音……他对 CNN 来说太好用了。”4 他成了周日时政访谈节目的常客；CNN 的沃尔夫·布利策后来对《名利场》说，他是自己报道过的最出色的大使之一，而拉里·金给这位嘉宾打 8 分（满分 10 分）1。
更要紧的是他扮演的角色。每当中东出事、尤其是发生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事件，他就以一个“解说员”的姿态出现在镜头前——不只替本国政策辩护，更替整个西方解释“恐怖主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和第二章拆过的约纳坦研究所是同一套东西的两端：那边是把威胁理论制成学术会议和文集，这边是把同一套理论用电视语言零售给美国客厅里的观众。普费弗用了一个不太客气的词来概括这种本事：一种“直觉性的媒体精明”，正是它加速了他日后的上位3。
同一部纪录片里，学者彼得·贝纳特点破了这件事最反常的地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政治生涯，是从美国开始的。在 1980 年代的以色列，他根本无人知晓。”4 中东之眼的一篇长报道也勾勒过这个轮廓：这位年轻外交官在华盛顿和纽约“工作媒体的门路”，迅速成了美国新闻节目上的熟面孔，他在镜头前替以色列硬线政策辩护的能力，远超同代的任何以色列官员17。他在 1980 年代经营的，已经远远超出一份普通外交工作的范围；他真正在打造的，是一个面向美国公众的个人品牌。
一个以色列政客在本国默默无闻，却已是美国电视上的熟脸，这本身就是一条极不寻常的成名路径：常规是先有国内权力、再被国际社会认识，他却把次序整个颠倒了过来。
镜头里攒下的名气，要变成耶路撒冷的选票，需要一次回流。这个回流的窗口，开在 1988 年。
那一年，他被从联合国召回以色列，正式加入利库德党，当选第十二届议会议员，并出任副外长5。此后他还做过总理办公室主管新闻事务的副部长1。也就是说，他踏进以色列国内政坛的第一步，踩的就是“对外发声”这块他最熟的地砖。
理解这次回流，得先看清他带回去的到底是什么。他带回去的几乎没有国内资历可言；他真正握在手里的，是一种在别处铸成、可以兑换的权威——美国主流媒体认可的、能代表以色列对世界说话的权威。普费弗指出，以色列的记者们对他始终抱有不信任，因为他那套“民族主义政治，是用美式的光鲜和金句包装起来的”3。这句话里藏着一个判断：本土媒体一眼看穿了他的“进口”属性，但这个属性恰恰是他的卖点——在一个高度依赖美国、又时刻焦虑自身国际形象的国家，“能在美国镜头前替以色列把话说圆”，本身就是稀缺的政治商品。
他在 1988 年接受《时刻》杂志采访时，已经是以联合国大使身份在美国舆论场上长袖善舞的人物6。那种在美国被验证过的表达能力，回到国内就成了别人难以复制的优势：当其他利库德政客还在用希伯来语对国内选民喊话时，他能调动一套美国观众和美国政界都熟悉的语言和姿态。这种优势的天花板很高。
普费弗那本传记把这条脉络追得更远。他把内塔尼亚胡的世界观上溯两代——祖父是早期的右翼宗教锡安主义者，父亲本锡安是雅博廷斯基修正主义运动里的重要人物，曾被雅博廷斯基亲自指派去美国代表这场运动18。也就是说，“把美国当成舞台”这件事，在内塔尼亚胡家是祖传的。Forward 的书评注意到一个相关的侧面：他对美国犹太人社群的“使用”——既把他们当作以色列在美国的政治资产来调动，又在需要时与他们保持距离18。这种把美国舆论场当成可操作资源的本能，与其说是后天习得，不如说是从小耳濡目染的家学。
1993 年是分水岭。这一年他公开抨击《奥斯陆协议》，并借此赢得了利库德党的主席之位，主导了这个党在 1992 年败给拉宾工党之后的重整5。从入党到坐上党魁，他只用了五年。要知道，1992 年利库德刚刚在大选中失利，党内士气低落、群龙无首；一个 1988 年才回国、国内根基尚浅的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登顶，靠的并非几十年熬出来的派系班底，而是一项别人没有的本事——他是党内最能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在美国，为利库德的强硬路线赢得能见度和正当性的人。国际知名度，被他撬成了党内的领导权。
这里得拿捏个分寸：说他“先在美国成名、再回流变现”是一条解释主线，并非说他国内什么都没做。他终究是踏踏实实地入了党、选了议员、当了副部长。但这些步骤的次序和别人是反的：通常是国内政绩先行、国际身份随后；他这里是国际身份先行、国内政绩随后补课。这条反向的成长曲线，是理解他全部生涯的一把钥匙。
回流的故事，在 1996 年迎来第一次大丰收，也迎来第一次对“电视能力能否换成总理宝座”的真正考验。
起点是一场刺杀。1995 年 11 月 4 日，工党总理拉宾遇刺身亡7。刺杀发生后，举国震动同情，民调显示佩雷斯领先内塔尼亚胡约 30 个百分点7。从这个起点看，内塔尼亚胡几乎没有胜算。
但佩雷斯做了一个后来被反复检讨的决定：他没有趁着同情情绪正浓时立刻举行“同情大选”，而是把投票推到了较晚的时间7。时间一拖，刺杀带来的创伤情绪逐渐消退，选民的取向慢慢回归到刺杀之前的状态7。与此同时，另一股情绪在上涨——哈马斯发动了一连串自杀式爆炸袭击，这些袭击直接动摇了佩雷斯在和平进程上的公信力7。同情的水位在退，恐惧的水位在涨，两条曲线在投票日之前交叉了。
电视，在最后关头帮了内塔尼亚胡决定性的一把。1996 年的大选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由选民直接选举总理7。这个新规则本身就抬高了“个人形象”和“镜头表现”的权重——选民不再只是给一个党投票，而是在两个具体的人之间挑一个。对一个把镜头当母语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合身的赛制。竞选期间安排了一场一对一的电视辩论，内塔尼亚胡为此做了极其密集的准备，辩论结果被广泛判定为他的一次清晰胜利7。这一仗打的正是他十几年来在美国演播室里练出来的本事——镜头感、节奏、把复杂议题压成几句让人记得住的话。前一节说的那套“进口”能力，在这一刻直接折算成了选票。佩雷斯是个资历远比他深厚的政治家，却恰恰输在这套以色列政坛此前不太计较、如今头一回成为胜负手的技能上。
1996 年 5 月 29 日，内塔尼亚胡以 50.4% 对 49.5% 击败在任总理佩雷斯，赢得这场直选8。两个百分点都不到的差距，让他在 46 岁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5。《华盛顿邮报》在选后第三天的报道，记录下了这位新总理庆祝胜利的场面9。
这场胜利的内在机理，值得讲透。从领先 30 个百分点到反输，中间发生的事，并非内塔尼亚胡说服了选民相信和平——是恐惧替他完成了说服。哈马斯的炸弹让“土地换和平”显得危险，而他恰好是那个把“安全靠实力、让步通向背叛”讲了十几年的人——第二章拆过的那套铁墙世界观，在 1996 年第一次找到了它的选举市场。当代研究者的概括是：这场胜利既展示了他对竞选和媒体的掌控，又是在一片自杀式爆炸的背景下取得的，正是这片背景削掉了佩雷斯在和平进程上的可信度7。把威胁变成选票——他在美国学会的表达术，加上他从父辈继承的威胁理论，第一次合流成了通往权力顶峰的路。
赢得总理之位，和坐稳总理之位，是两件事。镜头前的能力把他送上了台，却没能帮他处理上台之后真正棘手的关系——和华盛顿的关系。
1996 年 7 月，他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去白宫见克林顿。美国资深谈判代表丹尼斯·罗斯的回忆是，内塔尼亚胡“进来时相当自负……几乎是在教总统该怎么跟阿拉伯人打交道”10。另一位官员桑迪·伯杰的印象是：“他那副姿态像是在说，‘让我来给你讲讲中东是怎么回事。’”10 据资深中东谈判专家亚伦·戴维·米勒转述，这次会面之后，克林顿气冲冲地离开，对幕僚撂下一句话：“这儿到底谁他妈才是超级大国？”11
这句脏话，把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之间那种结构性的摩擦点了出来。他在美国镜头前的成功，靠的是把自己摆成“替西方解释世界的权威”；可一旦当上总理、坐到美国总统对面，这种姿态就变成了对实力位次的冒犯——他拒绝接受一个初级伙伴的角色，反过来想教美国总统怎么办事11。在演播室里管用的东西，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成了麻烦。米勒后来还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他打过交道的几位美国总统里，特朗普是第一个“回答了那个问题”的人——也就是第一个肯让内塔尼亚胡在某种程度上主导这段关系的人11。这反过来说明，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绝大多数美国总统都在用“谁才是超级大国”这把尺子，把内塔尼亚胡按回初级伙伴的位置上。这种顶撞与被按回，构成了他和华盛顿关系的长期主旋律。
摩擦不止于姿态。这位以反对《奥斯陆协议》起家的总理，发现自己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一步步做出他原本拒绝的让步。
1997 年 1 月，他的政府签署《希伯伦协议》，从希伯伦约八成的区域撤出以军——对一个奥斯陆批评者来说，这是个相当扎眼的妥协12。1998 年 10 月，克林顿亲自把他和阿拉法特拽到马里兰州的韦伊河庄园，主持了将近九天的艰苦谈判，最终签下《韦伊河备忘录》，同意进一步从约旦河西岸撤军13。这次撤军把多达四成的西岸领土置于巴勒斯坦控制之下，还约定了经济合作与恢复最终地位谈判12。
签字是有代价的。韦伊河的让步触发了联盟内部宗教和右翼派系的反弹，几个派系退出12。进入 1999 年初，他冻结了协议的执行，联盟随之瓦解，被迫提前大选12。1999 年 5 月，他败给了工党的埃胡德·巴拉克，结束了第一个任期12。
第一任期的轨迹，构成了对“电视权威”的一次尖锐反驳。把以色列强硬立场讲得漂亮，是一种能力；把一个分裂的联盟、一个施压的盟友和一份份不情愿的撤军协议同时摆平，是另一种能力。前者送他上台，后者他这一回还没学会。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第一任期里他做的事，和后来的他几乎相反：他签的是“土地换和平”的协议——正是他日后的自己、以及他后来的极右伙伴所要全盘否定的那种行为12。这条线索留到第四章去拆。眼下要记住的是因果次序：电视把他送上了 1996 年的高位，治理的笨拙又在 1999 年把他摔了下来。《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这段的概括，恰好印证了第二章那句“目标恒定、手段弹性”——他公开反对奥斯陆，当上总理后却在美国压力下签了希伯伦与韦伊河，这是“被逼到墙角时就做交易”的模式24。这次下台逼他去补传播之外的功课，而补课的成果，要到他 2009 年卷土重来时才看得清。
内塔尼亚胡身上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方法论：他从不把媒体当成政治的附属品，而是把它当成政治本身的主战场。这个习惯，是从美国带回去的。
它的源头甚至比他本人更早。第二章交代过，他父亲本锡安是雅博廷斯基修正主义运动在美国的执行人。1940 年，本锡安随雅博廷斯基的团队抵达华盛顿，为一支犹太军事力量奔走、为拯救欧洲犹太人和建立犹太国家游说14；1942 年初，他出任美国修正主义锡安主义者的执行主任，操办了一系列高调的公共信息运动，向英国施压、要求开放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14。这是一条把美国舆论当作决定性战场的家族传输线——老内塔尼亚胡示范的，正是那种绕过政府、直接经营公众意见的策略14。
本锡安看得更远的一点是：他早就认定，塑造战后世界的将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他对雅博廷斯基说过一句话：“你的想法是对的，但你站错了地方。去美国。”15 他说服雅博廷斯基把重心转向美国的舆论与影响力，并在 1942 年游说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把支持犹太建国和无限制移民的条款写进了共和党党纲，三个月后民主党也采纳了同样的措辞——这被视为美国两党共识的起源15。这段往事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尾巴：父亲当年是先撬动共和党、再带动民主党，最终织成两党共识；儿子日后的做法却走向反面，越来越把以色列绑到共和党一侧，亲手磨损那张两党共识的网19。但“到美国去、对着美国的政治系统直接说话”这个根本姿态，父子两代是同一个20。
到了本雅明这一代，这套家族策略被电视放大了。他在 1980 年代练就的，是一种把政治直接转化为传播的能力——绕过官方渠道，直接对美国公众说话4。他的顾问埃亚尔·阿拉德（1984 至 1996 年间为他工作）说得很透：“内塔尼亚胡是真心仰慕美国，仰慕美国文化、美国的语言，仰慕关于美国的一切。”4 作家阿里·沙维特的观察更具体：“他太美国了。跟内塔尼亚胡聊天，当他真正投入进去的时候，他会从希伯来语切换成英语。”4
这套“绕过政府、直接对美国公众和美国国会说话”的打法，在他后来的生涯里有过一次最极端、也最能说明问题的演出。2015 年 3 月 3 日，他绕过白宫，应众议院议长博纳之邀、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公开反对奥巴马政府正在推进的伊朗核谈判21。这次邀请事先没有知会白宫、国会民主党人，甚至连亲以游说组织 AIPAC 都没打招呼，被普遍视为对外交礼节的破坏21。奥巴马的前顾问阿克塞尔罗德的评价一针见血：“一个外国领导人走进美国国会、把它当作平台来试图削弱本届政府的政策，这是非同寻常的。”21 把 1982 年那个上电视的副馆长和 2015 年那个站上国会讲台的总理放在一起看，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跳过在任的美国政府，直接去争取美国的公众与立法机构。变的只是舞台的级别——从周日访谈节目，升到了国会两院联席会议。
这种把美国当主战场的取向，几十年里逐渐沉淀成一套清晰的政治策略。据《华盛顿邮报》的梳理，内塔尼亚胡后来与拜登政府、与民主党的公开冲突“酝酿已久”：他判断美国进步左翼这块阵地正在丢失，于是干脆倒向右翼——倒向有神学承诺的福音派基督徒，和共和党的鹰派22。前总理奥尔默特批评这套党派化策略“侵蚀了美国公众对以色列国的支持”22。这条线，要到本系列后面的章节才会完整展开；但它的起点，正是 1980 年代那个发现“美国舆论可以直接经营”的电视外交官。把美国当成可以下注、可以分阵营、可以越过政府直接动员的舞台——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就再没改过。
这套对媒体与美国舞台的经营，也有它向内反噬的一面。普费弗的判断是，那种加速了他上位的、直觉式的媒体精明，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质成一种近乎自恋的执念”3。与此对应的是他和以色列本土媒体长期紧张的关系——本国记者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这个用美式包装兜售民族主义的人16。这条裂痕会一路延伸：后面的章节会看到，当他把对媒体的经营推到极致——直至涉及那几桩用监管让利换取正面报道的案子时——这个在美国镜头前起家的人，最终是被自己对媒体的过度经营反噬的。胡佛研究所对他自传《Bibi: My Story》的评介也点出，对媒体形象的精心经营，是贯穿他整段政治生涯的主线之一23。
内塔尼亚胡是史上最“美国化”的以色列领导人，他的第一块政治基石，并非在耶路撒冷的议会里凿出来的，而是在 1980 年代美国的演播室里浇出来的。他先让美国认识了他，再把这份认识带回国内兑现。机器 A 的第一次启动，电流来自机器 B。也得补一句分寸：说他的权威“被美国认证”，并不意味着这套认证在国内是万能的钥匙；他终究还要面对议会、联盟、选票这些本土规则。但在 1996 年那个时间点上，正是这份从美国带回的能见度，把一个国内根基尚浅的人，托举到了别人需要几十年才够得着的高度。但这台进口的发动机也有它的极限——它能把人送上台，却不保证坐得稳；它能赢一场靠恐惧定胜负的选举，却处理不了一份份被盟友逼着签下的撤军协议。下一章要看的，正是当他第二次回到权力顶峰之后，如何把这台机器和国内那套生存逻辑重新焊接到一起。
Encyclopedia.com，“Benjamin Netanyahu” 传记词条（经搜索聚合）。1982–84 任驻美副馆长，以电视“人格”与为强硬政策辩护打动耶路撒冷；1984 年 35 岁任驻联合国大使至 1988 年；常上美国新闻节目，沃尔夫·布利策称其为报道过的最佳大使之一、拉里·金给 8 分；后任副外长、总理办公室新闻事务副部长。链接 →
CNN，“Benjamin Netanyahu Fast Facts”；Hoover Institution 对《Bibi: My Story》的评介。1949 年生于特拉维夫；1963 年随父赴美（费城地区），就读切尔滕纳姆高中，改用英文拼写 “Benjamin”；后返美在麻省理工取得建筑学学士、管理学硕士，并在麻省理工与哈佛修政治学。链接 →
Anshel Pfeffer，《Bibi: The Turbulent Life and Times of Benjamin Netanyahu》（传记，经 Nieman Reports 等转述）。少年时代在费城郊区学得“无瑕的美式英语”；1980 年代初作为“上镜的年轻外交官”在华盛顿与联合国走红，以“银舌头与流利英语”塑造国际舆论；以色列记者不信任其“用美式光鲜与金句包装的民族主义政治”；“直觉性的媒体精明”后变质为“近乎自恋的执念”。链接 →
PBS FRONTLINE，纪录片《Netanyahu at War》文字记录（2016-01-05 首播）。马文·卡尔布谈其“电视表演者”由来已久、带着骄傲与自信；大卫·雷姆尼克“完美的美国口音……对 CNN 太好用”；彼得·贝纳特“其以色列政治生涯始于美国，1980 年代在以色列无人知晓”；顾问埃亚尔·阿拉德谈其仰慕美国文化与语言；阿里·沙维特谈其投入时从希伯来语切换为英语；绕过官方渠道直接对美国公众说话。链接 →
HonestReporting，“Benjamin Netanyahu: A Political Timeline”；Al Jazeera 解说（2022-12-29）；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传记。1988 年入利库德、当选第十二届议会议员、任副外长；1993 年批评《奥斯陆协议》并赢得利库德党魁、重整 1992 年败选后的政党；1996 年 46 岁成为以色列最年轻总理；三任总理（1996–99、2009–21、2022– ）。链接 →
Moment Magazine，“From 1988 | An Interview with UN Ambassador Benjamin Netanyahu”（原刊 1988）。其以驻联合国大使身份在美国舆论场活跃的同期记录。链接 →
HistoryCentral，“1996 — Netanyahu Defeats Peres”；MERIP，“On Elections in Israel”（1996-12）。1995-11-04 拉宾遇刺后民调一度领先佩雷斯约 30 个百分点；佩雷斯未立即举行“同情大选”、把投票推后，创伤消退、选民回归刺杀前取向；1996 年系以色列首次总理直选，密集准备的一对一电视辩论被判为内塔尼亚胡明显获胜；胜利在哈马斯一连串自杀式爆炸削弱佩雷斯和平进程公信力的背景下取得（直选机理与社会情绪逆转分析另见 MERIP，https://www.merip.org/1996/12/on-elections-in-israel/）。链接 →
HistoryCentral，“1996 — Netanyahu Defeats Peres”。1996-05-29 以 50.4% 对 49.5% 击败在任总理佩雷斯，赢得以色列首次总理直选。链接 →
The Washington Post，“Netanyahu Celebrates Victory”（1996-06-01，存档）。选后第三天对新总理庆祝胜利场面的报道。链接 →
PBS FRONTLINE，《Netanyahu at War》文字记录。1996-07 首次白宫会晤，丹尼斯·罗斯回忆其“相当自负……几乎是在教总统该怎么跟阿拉伯人打交道”；桑迪·伯杰“他那副姿态像是‘让我来给你讲讲中东是怎么回事’”。链接 →
Aaron David Miller（资深美国中东谈判代表）转述，经 X 与 Responsible Statecraft 转载（语出 1996）。1996 年首会后克林顿气冲冲撂下”这儿到底谁他妈才是超级大国“；内塔尼亚胡拒绝初级伙伴角色、反向施压。系可信的转述轶事，非逐字记录。链接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Wye Memorandum”；INSS；ECF 议题页。1997-01《希伯伦协议》从约八成区域撤军；1998-10《韦伊河备忘录》进一步从西岸撤军，最多四成西岸交巴方控制，约定经济合作与恢复最终地位谈判；签字致右翼/宗教派系退出，1999 年初冻结执行、联盟瓦解、提前大选，1999-05 败给巴拉克。链接 →
PBS FRONTLINE，《Netanyahu at War》文字记录；INSS 韦伊河战略评估。1998-10 克林顿亲自在马里兰州韦伊河庄园主持其与阿拉法特近九天谈判，最终签署《韦伊河备忘录》。链接 →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JTA），“Benzion Netanyahu’s role in U.S. politics”（2012-04-30）。本锡安 1940 年随雅博廷斯基团队抵华盛顿、为犹太军事力量与拯救欧洲犹太人游说；1942 年初任美国修正主义锡安主义者执行主任，操办高调公共信息运动向英国施压开放移民；示范了绕过政府、直接经营美国公众意见的策略。链接 →
Wyman Institute 百科（学术），Benzion Netanyahu 词条。本锡安对雅博廷斯基说”你的想法对，但站错了地方，去美国“；判断塑造战后世界的是美国而非英国；1942 年游说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将支持犹太建国与无限制移民写入共和党党纲，三个月后民主党采纳同样措辞，成为两党共识起源。链接 →
Nieman Reports，“Netanyahu vs. the Israeli Media”。以色列本土记者对其”美式包装的民族主义“长期不信任；媒体精明随时间变质为近乎自恋的执念，预示日后他与媒体关系的紧张走向。链接 →
Middle East Eye，“‘Angel of destruction’: What made Benjamin Netanyahu?”。其在纽约上小学、费城郊区读中学的成长背景；1980 年代在华盛顿与纽约”工作媒体门路“，迅速成为美国新闻节目熟面孔，镜头前为以色列硬线政策辩护的能力超过同代以色列官员。链接 →
Forward，对 Anshel Pfeffer《Bibi: The Turbulent Life and Times of Benjamin Netanyahu》的书评（2018）；Portside 转评。普费弗把其世界观上溯祖父（早期右翼宗教锡安主义者）与父亲本锡安（修正主义重要人物、经雅博廷斯基亲自指派赴美代表运动）；并剖析其对美国犹太人社群的”使用与疏离“。链接 →
zionist.org，“The Roots of Zionism: The Netanyahu Legacy and America’s Role in a Jewish State”。本锡安先撬动共和党、再带动民主党，织成两党共识的源头；并将本雅明后期向共和党倾斜、磨损两党共识的做法，框定为对这份遗产的继承兼风险。链接 →
Aaron David Miller 转述帖（X），关于内塔尼亚胡与历任美国总统的关系（语出 1996，转述）。父子两代”到美国去、直接对美国政治系统说话“的共同姿态之佐证语境；及克林顿”谁才是超级大国“一语的原始转述来源。链接 →
The Washington Post（2015-03-03）；NPR（2015-03-03）；并见 FRONTLINE 文字记录中 David Axelrod 评论。2015-03-03 经众议院议长博纳之邀、绕过白宫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演讲反对伊朗核谈判，事先未知会白宫、国会民主党与 AIPAC，被视为破坏外交礼节；阿克塞尔罗德称外国领导人把美国国会当平台削弱本届政府政策”非同寻常“。链接 →
The Washington Post，“How Netanyahu’s embrace of Republicans deepened Israel’s divisions”（2024-05-26；正文 403，经搜索摘要）。其与拜登/民主党的冲突”酝酿已久“：判断进步左翼阵地正失，遂倒向福音派与共和党鹰派，把对以支持变成党派楔子；奥尔默特称该策略”侵蚀了美国公众对以色列的支持“。链接 →
Hoover Institution，对 Benjamin Netanyahu 自传《Bibi: My Story》的评介。对媒体形象的精心经营贯穿其整段政治生涯，与美式教育、商科背景及对美国制度的熟稔相互印证。链接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Benjamin Netanyahu”。第一任期”目标恒定、手段弹性“的概括：公开反对奥斯陆，任内却在美国压力下签希伯伦（1997）与韦伊河（1998），属”被逼到墙角时做交易“的模式。链接 →
把内塔尼亚胡的几个画面摆在一起，会让人困惑。
1997 年 1 月，他的政府签署了《希伯伦协议》，把这座城市约八成的区域移交给巴勒斯坦一方1。这对一个公开批评奥斯陆的人来说，是个相当扎眼的让步。要知道，1993 年正是他猛烈抨击奥斯陆协议、并借此赢得利库德党魁之位的13。1998 年 10 月，他在马里兰州的韦伊河庄园和阿拉法特谈了八天，签下《韦伊河备忘录》，同意进一步从约旦河西岸撤军，把多达四成的西岸领土置于巴勒斯坦控制之下，约定经济合作并恢复最终地位谈判1。签字的代价是联盟内部的反弹，几个宗教和右翼派系当场退出；进入 1999 年，他冻结了执行，联盟随之瓦解，提前大选，他输给了工党的巴拉克1。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里，他确实签过“土地换和平”的协议——这正是他后来的自己、以及他后来的极右伙伴所要全盘否定的那种行为1。
到了 2009 年 6 月 14 日，在巴伊兰大学，他做了一件生涯里头一回的事：公开表态接受一个巴勒斯坦国2。当然，是带着一长串前提条件的——那个国家必须非军事化，必须先承认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难民问题要在以色列境外解决，边界要“可防御”，耶路撒冷要作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2。
然后是反差最大的一幕。2015 年大选投票前夜，他对选民说：如果他当选，就不会有巴勒斯坦国2。2019 年，他更进一步，承诺要吞并西岸的定居点，“任何一个定居点的所在地，都是以色列的”2。到了 2025 年 9 月，他的表述已经没有任何修饰：“约旦河以西不会有巴勒斯坦国。”11
从签让地协议、到口头接受建国、再到事实上把两国方案埋掉——按时间排开，这像是一条清晰的右滑曲线。但若把它读成一次“转变”，就读错了。第二章已经给过判断：传记作者克罗伊托鲁认为，内塔尼亚胡“从未改变过他的核心意识形态——拒绝一个巴勒斯坦国”，先反奥斯陆、当上总理后又在美压下签希伯伦与韦伊河，是“被逼到墙角时就做交易”的模式3。
再回到那篇巴伊兰演讲，事情就清楚了。J Street 援引传记作者普费弗的判断说，巴伊兰演讲是一次修辞上的“重新包装”，不是真正的政策转向——他在 1978 年和 2000 年的立场，本就拒绝真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自决2。批评者也指出，那一串前提条件其实抽空了“国家”一词的实质：没有军队、领空和边界都归以色列控制，剩下的不算主权2。而且在同一篇演讲里，他明确表示定居点不会被拆除2。普费弗在那本传记里把这种连续性追到了更深处：内塔尼亚胡的世界观经由父亲本锡安上溯到雅博廷斯基的修正主义；在反对巴勒斯坦自决这一点上，他“仍然是他父亲的儿子”14。分析者那句双重评语也指向同一处：能从边缘试探中全身而退时，他是意识形态分子；意识到该停下来谈了，他是务实主义者15。
所以前后并不矛盾。变的是话术和时机，不是底牌。2009 年那句“巴勒斯坦国”，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外交压力骤增时被挤出来的；后来的反悔，几乎是同步于那股压力的消退，以及他对亲定居点右翼的依赖一步步加深2。要解释这条曲线，与其追问他的信念什么时候变了，不如去看是什么样的外部条件，让一个本就反对建国的人，能够越来越不加掩饰地说出口。
第一股外力，来自以色列社会自身。
这里要先把一个诱人的叙事按住：把以色列的右转说成内塔尼亚胡一手制造，是高估了一个人。国际危机组织把 2022 年底上台的极右政府，定性为以色列社会“长期右移的顶点”，而不是一次突然的断裂4。在他们的分析里，驱动这场漂移的是几股结构性的力量：宗教人口和定居者人口的增长、第二次起义之后和平进程左翼的崩塌、以及占领状态的常态化4。
最关键的转折点，是 2000 年爆发的第二次起义。在那之前，以色列主流社会里还存在一个相信“土地换和平”的左翼。一连串自杀式袭击之后，这种信念大面积瓦解。选民得出的结论，从“要更努力地谈”翻转成了“谈了也没用”。和平阵营就此失去群众基础，而这种程度的社会情绪逆转，没有哪个政客能凭一己之力办到。
人口结构提供了更慢、也更难逆转的底流。在内塔尼亚胡现任政府期间，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定居者约有 70 万人，占以色列 770 万犹太人口的近一成11。这是一个高度组织化、投票率高、且利益与“不撤离”直接绑定的群体；叠加生育率更高的宗教人口，整个选民盘的重心在持续往右挪。
这股底流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时代》以色列报道还指出，定居者人口在他的某一任期内激增了 18%——这是个会随时间自我强化的数字，定居点越大，撤离的政治成本越高，反对让地的选票盘也越稳16。
欧洲民粹研究中心访谈过的学者本-波拉特，把这层意思说得更透。他认为以色列的右移“不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它是一场更深层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内塔尼亚胡是顺势而为、并加以加速，而不是凭空创造了它5。中东研究所的判断与此呼应：以色列极端主义的“主流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而非某次选举的偶发结果17。
这个反方很重要，得给它足够的分量。承认社会先右移了，并不等于替内塔尼亚胡卸责。结构性漂移解释了水位为什么在涨，却没解释为什么是他、以什么样的速度，把那些最极端的人请进了权力中枢。危机组织在指出“长期漂移”的同时，也点明了他的具体贡献是战术性的：把过去被视为禁忌的卡赫主义人物拉进政府，从而拼出一个既能凑够多数、又能在法律上为他遮风挡雨的联盟4。换句话说，潮水是社会涨起来的，但选择在哪个时刻、把哪条船开进港口，是他的决定。
第二股外力，是选举数学。它像一个越收越紧的牢笼。
2019 到 2021 年间，以色列在两年里举行了四次议会选举——2019 年 4 月、2019 年 9 月、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始终走不出僵局6。再加上后来 2022 年的那次，他在生涯后段一连经历了五次选举。从 2019 年起，他再也没能组建起一个稳定的多数6。2020 年 4 月他和甘茨勉强拼凑的联合政府，撑了七个月就因为议会通不过 2020 年预算而垮台6。到 2021 年 3 月那次大选结果确认，僵局依旧——双方都无法稳稳越过 61 席18。
僵局的成因，危机组织讲得很清楚：这几次选举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公投，公投的主题已经不再是左与右的分野，而落到了一个正在受审的总理该不该继续执政上6。议会被劈成了“挺比比”和“反比比”两个阵营。他的法律处境让他对潜在的伙伴变得有毒——那些人拒绝和一个被起诉的总理同坐一条板凳；而他自己这一侧的阵营又不肯抛弃他。两边都动不了，整个系统就冻住了6。
把这个困局和议会的碎片化放在一起，组阁就变成了一道很窄的算术题。以色列的比例代表制本就容易产生大量小党，而当主流右翼因为他的官司、以及他多年纵横捭阖留下的旧账，一个接一个不愿再与他合作时，能帮他凑到 61 席这条生死线的，就只剩下极端正统派和极右9。
这就是 2022 年那场选举之前，他面对的真实局面。可供他选的联盟伙伴名单，被法律处境和过往恩怨削得只剩窄窄一条。要么放弃执政、独自面对审判，要么去依赖那些此前被主流政治拒之门外的力量。结构性的右移把右翼的水位抬高了，选举数学则把他逼进了那个水位最高、也最极端的角落。两股外力在这里合流，下一步几乎是被推着走的。
第三步，是亲手洗白卡赫主义。
2022 年 11 月大选之前，内塔尼亚胡做了一件后果深远的事：他撮合了斯莫特里赫的“宗教锡安主义党”、本-格维尔的“犹太力量党”（以及 Noam 党）合并成一张联合名单，好让他们越过进入议会的门槛7。这不是被动接受一个既成事实的盟友，而是主动去帮一股原本可能被门槛挡在外面的极右势力进了门。
结果，这个联盟拿下约一成选票、14 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三大力量7。在内塔尼亚胡那个 60 多席的执政联盟里，极右一方握着约 20 席，足以让他们成为“造王者”7。
这两个人是谁，值得说清楚。本-格维尔是已故拉比梅厄·卡赫内的崇拜者——卡赫内创立的“卡赫”运动被定为恐怖组织；本-格维尔本人有八次定罪记录，罪名包括种族主义和支持恐怖组织7。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上了主管警察的国家安全部长7。他所在的“犹太力量党”主张吞并西岸、却不给当地巴勒斯坦人公民权7。斯莫特里赫是定居者 NGO 组织 Regavim 的联合创始人，出任财政部长，并实际成为西岸民政事务的主管，他上任之后，违法定居点的建设明显提速7。有评论用“理论家与煽动者”来概括这一对组合——斯莫特里赫给出意识形态蓝图，本-格维尔负责在街头和警权上推动它19。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联盟？多位分析者给出的解释相当一致：到了 2022 年，没有一个主流右翼政党愿意和内塔尼亚胡同坐——多年的合纵连横已经把他们得罪遍了——他手里只剩下极端正统派和极右两类伙伴7。于是他主动去为卡赫主义这条边缘线翻案、抬举，把他们扶上台面，好重新拼出一条通往 61 席的路7。
这一步把第三章的选举牢笼和这一章的政策后果焊到了一起。把极右请进内阁，不只是凑席位，还顺带织出一张法律保护网。先交代他的法律处境：2019 年他被控欺诈、受贿、背信，横跨三宗案件——1000 号案收受米尔坎等人的奢侈礼物，2000 号案与《新消息报》就有利报道做交易，4000 号案对 Bezeq 电信监管让利换取 Walla 新闻网的正面报道；2020 年 5 月开庭，他拒不认罪，称之为“政治迫害”8。
司法改革之所以能推进，恰恰因为有一个对他不离不弃的极右联盟在议会里撑着。耐人寻味的是，由于这桩官司，总检察长以利益冲突为由禁止他亲自处理改革，于是由联盟部长们出面操盘10。前总理奥尔默特的判断很尖锐——那场改革存在，就是“为了给内塔尼亚胡提供对抗起诉的必要防御”10。细节留给第五章，这里看的是因果链条的形状：法律处境让他对主流伙伴有毒，极右成了唯一肯收留他的人，而收留是有偿的——他得用政策和制度回报他们。
阿拉伯中心的研究者阿布·拉斯把这层依赖量化成了具体的权力关系：斯莫特里赫掌财政、本-格维尔掌国安，两人控制着议会第三大党团，且拒绝任何永久停火12。2025 年 1 月，本-格维尔因为一次停火协议而退出联盟，逼得内塔尼亚胡在 3 月重启战事以保住政府12。造王者三个字，在这一刻有了最直白的注脚：决定战与和的，未必是总理本人。
回到第二章那个判断：目标恒定，手段弹性。这一章走完，可以给它补上一个动力学的说明。
把三股外力叠起来看：社会的结构性右移抬高了整个右翼的水位，让“拒绝建国”从一种需要包装的立场，变成可以公开宣示的主流情绪；五次选举的僵局和议会碎片化，把他的组阁选项削到只剩极右；而三宗案件带来的法律处境，既堵死了主流伙伴这条路，又给了他一个用极右换取司法保护的强烈动机。意识形态决定了他始终朝着“没有巴勒斯坦国”这个方向走；这三股外力决定了他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不必遮掩。
值得反复强调的是，这条因果链是一种解释，不是一道可以精确求解的算式。证据足够支撑“右转的方向来自内核、加速度来自生存压力”这个稳健的判断；但要警惕把它讲成“内塔尼亚胡单枪匹马造出了今天的以色列右翼”。危机组织和本-波拉特的反方提醒得很到位：他更像那股大潮里最会借力、也最敢把船开进禁区的舵手，而不是制造潮汐的人45。乘势与造势之间，他占的是前者，但他的加速效应又真实地改变了潮水冲刷的方向。
这条路径最终落在一个具体的后果上：两国方案在事实层面被埋掉了。在极右政府治下，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与前哨点，从 2022 年的 141 个增至 2025 年的 210 个，增幅近五成；仅 2025 年 5 月一次就批准了 22 个，是数十年来最大的一笔11。斯莫特里赫把这件事说得毫不含糊：“我们正在阻止巴勒斯坦恐怖国家的建立。”11 而像 E1 这样的项目，一旦推进，将把西岸从中间切断，让一个连续的巴勒斯坦领土在物理上不再可能11。
埋葬两国方案，靠的不只是定居点这一手。把巴勒斯坦人在政治上拆成对立的两半，是同一目标的另一条腿。内塔尼亚胡 2019 年 3 月对利库德党团的话被多家媒体记下：“任何想挫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人，都必须支持强化哈马斯、向哈马斯转移资金”，这是“把加沙与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隔离开来”战略的一部分20。逻辑很直白：加沙与西岸一旦裂成互相敌对的两个实体，他就能宣称“没有可谈的对象”，让两国方案在程序上无从谈起2124。须留意分寸：“默许、便利卡塔尔资金流入加沙以维持巴方分裂”是有据的政策记录，把它直接说成酿成某场灾难的因果则含较强推断，宜作事后定性。这套架空巴方谈判的取向能回溯到 1990 年代初——他早就批评奥斯陆“把巴勒斯坦人带回以色列腹地”23。
绕开巴勒斯坦人还有更体面的第三种方式。2020 年的亚伯拉罕协议让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随后摩洛哥、苏丹）建交，刻意把以巴冲突搁在一边，打破了“以巴和平是以色列融入阿拉伯世界前提”这个长期共识22。第二章说过，这可以读成铁墙赌注的胜利姿态：不向巴方让步，照样拿到与阿拉伯世界的和平。定居点扩张、维持巴方分裂、越顶正常化三件事叠在一起，两国方案被掏空的方式就立体了——没有哪一道公开的废除令，靠的是让它在地面上、在桌面上、在外交格局里同时失去依托。
所以从韦伊河到极右，不是一个人改变了主意。那个 1998 年签字让地、2009 年说出“巴勒斯坦国”的人，和 2022 年把卡赫主义抬进内阁的人，目标是同一个。变的是他周围的水位、他脚下的算术、和悬在他头上的官司——这些东西联手，把当年那点不得不做的让步姿态，一寸寸地收了回去。第二章拆的是这台机器的设定值，这一章拆的是把它推到极限的三股外力。下一章要看的，是当生存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他如何动手去改写那套本该约束他的规则。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Wye Memorandum”；INSS；ECF 议题页。1997 年《希伯伦协议》撤离约八成区域；1998 年《韦伊河备忘录》进一步撤军、最多四成西岸交巴方、约定经济合作与恢复谈判，签字致右翼派系退出，1999 年冻结执行、联盟瓦解、败给巴拉克；首任期确曾签“土地换和平”协议。链接 →
J Street, “Bar Ilan: Did Bibi ever support a two-state solution?”（2019-06-17）；IMEU、ECF。2009-06-14 巴伊兰演讲首次公开接受附条件巴勒斯坦国（非军事化、承认犹太国家、难民境外解决、可防御边界、耶路撒冷为不可分割首都），普费弗读作“重新包装”，条件抽空主权、同篇声明不拆定居点；2015 大选前夜“不会有巴勒斯坦国”、2019 承诺吞并定居点。链接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enjamin Netanyahu”。传记作者克罗伊托鲁判断其“从未改变核心意识形态——拒绝巴勒斯坦国”；反对奥斯陆却在美压力下签希伯伦（1997）、韦伊河（1998），属“被逼到墙角时做交易”的模式。链接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srael’s Winning Coalition: Culmination of a Long Rightward Shift”（2022–23；403，经摘要）。把极右政府定性为社会“长期右移的顶点”而非突变，驱动力为宗教/定居者人口增长、第二次起义后左翼崩塌、占领常态化；其贡献是战术性地把卡赫主义人物拉进政府以拼多数并求法律庇护。链接 →
ECPS, “Professor Ben-Porat: Israel’s Rightward Shift Is More Than Political Strategy”（与 Guy Ben-Porat 教授访谈）。本-波拉特认为右移“不只是政治策略”，是更深层社会/文化转型，内塔尼亚胡顺势加速而非创造。链接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wo Years, Four Elections: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Israel’s Political Deadlock”（2021；403，经摘要）。两年四选（2019-04/09、2020-03、2021-03）持续僵局；2019 年起无法组建稳定多数；甘茨联合政府七个月因预算未过垮台；选举沦为“挺比比/反比比”公投，法律处境使其对伙伴有毒。链接 →
The Conversation（Leonie Fleischmann, 2025-06-16）。2022-11 大选前撮合宗教锡安主义党与犹太力量党（及 Noam）合并过门槛，约一成选票、14 席成第三大力量、极右约 20 席成“造王者”；本-格维尔（卡赫崇拜者、八次定罪含种族主义与支持恐怖组织）任国安部长主管警察，犹太力量党主张吞并西岸不予公民权，斯莫特里赫任财长兼西岸民政主管致违法建设提速；主流右翼拒绝合作，故主动抬举卡赫主义以拼 61 席。链接 →
Al Jazeera, “Are Netanyahu’s legal troubles behind push for judicial change?”（2023-07-24）。2019 年就三宗案件被控欺诈、受贿、背信：1000 号案（米尔坎等奢侈礼物）、2000 号案（与《新消息报》交易）、4000 号案（对 Bezeq 监管让利换 Walla 正面报道）；2020-05 开庭，拒不认罪、称“政治迫害”。链接 →
Al Jazeera, “Who is Israel’s new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2022-12-29）；HonestReporting 时间线。以色列比例代表制下议会碎片化、多次组阁失败的背景；主流伙伴流失后，能凑齐多数的只剩极端正统派与极右。链接 →
NPR（2023-03-28，Ehud Olmert 访谈）；Israel Policy Forum（2023-03-29）。因受审，总检察长以利益冲突为由禁止比比亲自处理司法改革，由联盟部长主导；前总理奥尔默特称改革存在只为“给内塔尼亚胡提供对抗起诉的必要防御”。链接 →
Al Jazeera, “Illegal settlement expansion: How Israel is redrawing occupied West Bank”（2025-12-22）。定居点/前哨点由 2022 年 141 个增至 2025 年 210 个（近五成），2025-05 一次批 22 个；约 70 万定居者占以色列 770 万犹太人口约一成；斯莫特里赫“阻止巴勒斯坦恐怖国家”、内塔尼亚胡 2025-09“约旦河以西不会有巴勒斯坦国”；E1 项目将切断西岸连续性。链接 →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Thair Abu Ras, 2025-04-16）。斯莫特里赫掌财政、本-格维尔掌国安，控制议会第三大党团且拒绝永久停火；2025-01 本-格维尔因停火退出联盟，迫使内塔尼亚胡 2025-03 重启战事以保政府。链接 →
HonestReporting, “Benjamin Netanyahu: A Political Timeline”；Al Jazeera 解说（2022-12-29）。1988 年入利库德当选议员、任副外长；1993 年批评奥斯陆协议并赢得利库德党魁；三任总理（1996–99、2009–21、2022– ）为以色列在任最久。链接 →
Forward, 书评 Anshel Pfeffer《Bibi: The Turbulent Life and Times of Benjamin Netanyahu》（2018）；Portside 转评。普费弗把其世界观上溯祖父、父亲本锡安与雅博廷斯基的修正主义——视犹太与阿拉伯诉求不可调和、须以力强加意志；在反对巴勒斯坦自决上“仍是其父之子”，后期右转更像长期修正主义内核的浮现而非转变。链接 →
NPR, “Netanyahu: Pragmatic Politician?”（2010）。分析者的双重评语：能从边缘试探脱身时是意识形态分子，意识到该谈时是务实主义者；被形容为“极有野心、政治生存大师”。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Settler population surges 18% under Netanyahu”（正文 403，经搜索索引可见标题与主旨）。西岸定居者人口在内塔尼亚胡某一任期内激增 18%，与约 70 万定居者、年均逾 1.2 万套住房的扩张趋势一致，作为定居点持续扩张、撤离成本上升的趋势佐证。链接 →
Middle East Institute, “The mainstreaming of Israeli extremism”（403，经搜索摘要）。以色列极端主义的“主流化”是长期过程，非某次选举的偶发结果。链接 →
Al Jazeera, “Final Israeli election results confirm deadlock”（2021-03-26）。2021 年 3 月大选结果确认僵局，两大阵营均无法稳过 61 席，构成第五次选举前的政治背景。链接 →
Neue Zürcher Zeitung（英文版）, “The ideologue and the agitator: who are the two far-right politicians driving Netanyahu forward”。把斯莫特里赫与本-格维尔概括为“理论家与煽动者”的组合，前者提供意识形态蓝图、后者在街头与警权层面推动。链接 →
The Jerusalem Post, “Netanyahu: Money to Hamas part of strategy to keep Palestinians divided”（2019-03，报道其 2019-03-12 对利库德党团讲话）。比比称“任何想挫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人都必须支持强化哈马斯、向哈马斯转移资金”，是“把加沙与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隔离开来”战略的一部分；为该论题中其本人最直接的公开陈述。链接 →
+972 Magazine（引述以色列史学者 Adam Raz / Haaretz 研究，2023）。以色列档案显示，多届以方政府长期默许、便利卡塔尔资金进入加沙、强化哈马斯统治，以维持加沙与西岸的政治分裂，使两国方案缺乏单一巴方对话者；“故意养虎致祸”含较强推断，宜作事后定性。链接 →
Carnegie Endowment（Alexandre Kateb）, “The Abraham Accords After Gaza: A Change of Context”（2025-04-25）。2020-09-15 亚伯拉罕协议使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随后摩洛哥、苏丹）建交，“刻意绕开”以巴冲突，打破“以巴和平为以色列融入阿拉伯世界前提”的长期共识。链接 →
IMEU, “Benjamin Netanyahu: Putting ‘an End to the Oslo Accords’ & the Two-State Solution”（资源页/立场性机构，作时间线线索）。整理其自 1990 年代初持续削弱以巴谈判、阻止两国方案下巴勒斯坦建国的时间线，批评奥斯陆“把巴勒斯坦人带回以色列腹地”。链接 →
CBC News, “How Netanyahu’s Hamas policy came back to haunt him — and Israel”（2023）。报道指其多届政府削弱愿谈判的 PA 主席阿巴斯、同时强化誓言消灭以色列的哈马斯，逻辑是巴方分裂为对立实体后可主张“无人可谈”，从而阻断两国方案。链接 →
三宗案子是同一天端上来的。2019 年 11 月 21 日，时任总检察长曼德尔卜利特（Avichai Mandelblit）对内塔尼亚胡正式提起诉讼，编号 1000、2000、40001。这是以色列历史上头一回，一位在任总理被控受贿1。同一天的另一家报道把罪名拆得很清楚：1000 号案和 2000 号案的指控是欺诈与背信，4000 号案则加上了受贿2。需要反复提醒的是，下面逐案讲的“指控了什么”，全部是检方的主张；内塔尼亚胡对三宗案件均拒不认罪，否认一切不当行为5。
先看 1000 号案，外界给它起的外号是“礼物案”，更俗一点叫“雪茄香槟案”。检方指控他和妻子萨拉多年里从好莱坞制片人阿尔农·米尔坎（Arnon Milchan）那里收受礼物，总值约 70 万谢克尔（约合 20 万美元），还有来自澳大利亚富商詹姆斯·帕克（James Packer）的另一批馈赠3。指控里的“回报”是：帮米尔坎重新拿到美国签证，并推动一项对他有利的税法修改3。礼物的成色后来在庭上有了更细的数字——米尔坎作证确认，多年间送出的雪茄、香槟（外加珠宝）累计达 701,146 谢克尔（约 19.5 万美元）4。米尔坎本人转为污点证人；内塔尼亚胡的辩方则把这些说成朋友间的寻常心意，在证词里淡化其分量4。这一案对他的指控止于欺诈与背信，不含受贿3。
2000 号案是“媒体案”，对手是《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h）的出版人阿尔农·莫泽斯（Arnon Mozes）。检方主张，在 2008 到 2014 年间，内塔尼亚胡与莫泽斯谈过一笔交易：他出面推动立法，打压竞争对手免费报《今日以色列》（Israel Hayom，背后金主是赌业大亨阿德尔森），换取《新消息报》对他的报道更友好38。一句关键录音里，莫泽斯对他说“我会尽我所能让你想干多久就干多久”3。要害的细节有两个：这笔交易从未真正落地，是一桩未遂的安排；而且莫泽斯被控的是受贿，内塔尼亚胡被控的只是欺诈与背信38。打压《今日以色列》的具体设想，包括砍掉它的免费周末版或令其缩水；那几段秘密录音在 2017 年 1 月被公开819。
最重的一宗是 4000 号案，“Bezeq-Walla 案”。它之所以被普遍视为三案中最严重的一桩，是因为唯有它对内塔尼亚胡挂上了受贿罪名，而受贿在以色列最高可判十年35。检方的指控是：他在担任通讯部长期间，推动了一系列对电信集团 Bezeq 有利、价值数亿谢克尔的监管决定——这家集团由沙乌勒·埃洛维奇（Shaul Elovitch）与妻子伊里斯控制——以此换取旗下 Walla 新闻网对他本人及家人有利、近乎被干预的正面报道3。指控聚焦的监管动作，一是 2014 年的批发市场改革（开放固网与互联网市场、要求 Bezeq 在 2017 年 3 月前把基础设施租给竞争者），二是 Bezeq 与 Yes 的合并案35。埃洛维奇夫妇被控与受贿相关的罪名3。内塔尼亚胡否认任何利益交换，称与媒体的往来属常规、监管决定是专业而合法的3。
三宗案子的形状各异，但有一条共性值得记下：它们都围绕“好报道”展开。礼物案里他被指拿好处，媒体案和 Bezeq 案里他被指用权力换取媒体待他更宽厚。检方讲的是一个关于权力与曝光度如何对价的故事；这故事至今仍只是检方的故事，未经法院认定。
把起诉到受审的时间线拉直，能看出这台机器转得有多慢，慢到本身就成了政治事实。
起点是 2019 年 11 月 21 日的三案起诉1。半年多以后，2020 年 5 月 24 日，审判在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开庭，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副庭长里夫卡·弗里德曼-费尔德曼（Rivka Friedman-Feldman）主审，另两位是莫舍·巴尔-阿姆与奥德·沙哈姆617。证人作证从 2021 年 4 月开始5。这中间还插着一段未走通的岔路：2022 年 1 月，他与即将卸任的曼德尔卜利特谈过认罪协议，卡住的关键是曼德尔卜利特坚持要写入“道德败坏”（moral turpitude）的认定——那会让他七年内不得从政，虽然能免于牢狱9。谈判在 1 月底破裂，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自己从未同意接受“道德败坏”的认定18。
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发生在 2024 年。法院裁定他必须在 12 月开始作证4。2024 年 12 月 2 日，他登上证人席——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以刑事被告身份出庭作证的在任总理4。一周后的 12 月 10 日，他首次面对交叉质询；随后 12 月的几场庭审因他要做疝气手术而延期45。辩方主导的直接询问拖了好几个月，控方的交叉质询到 2025 年 6 月才正式启动；检方放话说，交叉质询所需的庭审次数大概是直接询问的三倍，约一百场45。1000 号案的相关证词到 2025 年 11 月才告一段落5。
到 2026 年，这台机器依旧没有吐出结果。哈阿雷茨在 2026 年 4 月的报道里写到，他的证词因安全与外交原因（包括对伊朗的战事造成的停顿）一再被取消、推迟；交叉质询已从 4000 号案推进到 2000 号案的莫泽斯部分，但审判仍在进行——没有判决16。
把这条时间线读一遍，会注意到一个数字层面的事实：从起诉到本章落笔，已经过去六年多，他在这六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色列的总理。审判越长，它对政治的塑形作用就越大——因为悬而未决本身，比任何一种判决结果都更适合被两边各取所需。挺他的人说久拖不决正证明案子站不住脚，反他的人说一个被告不该坐在总理位子上。无论哪种解读，前提都一样：案子还没结。
起诉如何变成政治冻结，得从“有毒”这个词说起。
它的机制并不复杂。一位被正式起诉、正在受审的总理，对许多潜在的联盟伙伴而言成了不能同坐一条板凳的人——那些主流政党不愿与一个刑事被告共治，而他自己一侧的阵营又不肯抛弃他。两边都不肯动，整个系统就卡死了7。
后果是连续五次选举的僵局。2019 到 2021 这两年里，以色列接连举行了四次议会选举——2019 年 4 月、2019 年 9 月、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始终走不出死结7。从 2019 年起，他再没能组建一个稳定的多数7。2020 年那个与甘茨勉强拼起来的联合政府只撑了七个月，因议会通不过 2020 年预算而垮台7。加上 2022 年那次，他在生涯后段一口气经历了五次大选。司法处境是这台冻结机的核心零件：早在 2019 年起诉一落地，关于一位被起诉总理能否继续执政的争论便压过了一切常规议题1。
国际危机组织把僵局的成因点得很透：这几次选举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公投，主题不再是左右之争，而落到一个正在受审的总理该不该继续执政上7。议会被劈成“挺比比”和“反比比”两半，他的法律处境让他对潜在伙伴有毒，而他自己这边又不愿弃他，于是双方都动弹不得7。这里值得分清因与果：把政治冻成一场公投的，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的胜负，而是一个人的法律命运被摆到了天平正中央。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这条逻辑往下推的必然。议会本就碎片化，主流右翼又因为他的官司、加上他多年纵横捭阖留下的旧账，一个接一个不愿再与他同坐，能帮他凑到 61 席这条生死线的，就只剩极端正统派和极右7。把这一步与上一章接起来看：社会的结构性右移抬高了右翼的水位，而三案带来的“有毒”，则把他能选的伙伴削到只剩那个水位最高、也最极端的角落。换言之，是法律处境，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偏好，把他推向了极右联盟。本-格维尔与斯莫特里赫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的造王者，部分原因正是他们是少数仍肯收留一个刑事被告的人。
到这里，三案对政治格局的第一重塑形已经完成：它没有改变内塔尼亚胡想去哪里，但它替他关上了所有别的门，只留下一扇通往极右的门。
第二重塑形，发生在制度层面，也就是 2023 年的司法改革。
先把改革的内容讲清楚。2023 年 1 月，司法部长雅里夫·列文（Yariv Levin）抛出的方案，目标有三：一是改变“司法遴选委员会”的构成，让联盟掌握法官任命的主导权；二是废除司法审查政府与部长决定时所依据的“合理性”标准；三是设一个“否决条款”，允许议会以简单或 61 席多数重新通过被推翻的法律12。这套方案激起了以色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运动之一，2023 年 1 月到 10 月每周都有大规模示威12。
立法真正落地的，是其中一项。2023 年 7 月 24 日，议会通过对《基本法：司法》的修正案，废除了“合理性”标准1120。9 月 12 日，最高法院史无前例地由全部 15 名大法官审理相关申诉11。2024 年 1 月 1 日，高等法院以 8 比 7 推翻了这项修正案，这是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否决一条《基本法》条款，738 页的判决书称该修正案极端偏离了议会作为制宪机关的权限11。案名是《以色列良政运动诉以色列议会》21。这是本章唯一一处法院的实质裁决——再强调一次，它针对的是一项立法，不是内塔尼亚胡个人的罪与非罪。
改革与三案之间那条引人遐想的连线，得分两层来说，且必须标注清楚哪层是事实、哪层是解释。
事实层面有一个硬节点：因为这桩官司，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亚拉（Gali Baharav-Miara）在 2023 年 2 月以利益冲突为由，告知内塔尼亚胡不得介入司法改革10。3 月 24 日，她进一步警告说，他在公开把自己卷入改革之后，已经违反了利益冲突相关的法律与约定，称其言行“非法且被利益冲突所玷污”1022。需要给这一节点贴上准确的标签：这是总检察长的一项法律与行政判断，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它不是一项刑事认定10。其结果是，改革名义上由联盟的部长们出面操盘，而非他亲自主导。
解释层面，是“逃生通道”那套说法。批评者与反对派主张，这场改革是他逃避审判的“escape route”——比如，让政府掌握法官任命，可能使他得以安插同情他的法官；副总检察长曾论证，改革会“在审理其案件的层面上让总理受益”13。这类批评里最有分量的发声者，是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他本人曾因腐败定罪而服刑约十六个月23。在上一章引述过的访谈里，他的判断很尖锐：那场改革存在，就是为了给内塔尼亚胡提供对抗起诉的必要防御23。这里必须把分寸拿死：“司改是为脱罪”是一种解释，不是已被证实的事实，本书将其标注为 C 级——它源自奥尔默特等批评者的观点，而内塔尼亚胡本人否认改革与他的审判有任何关联13。证据足以支撑“他的法律处境与改革在时间和动机上高度纠缠”这一观察，但不足以把“改革=脱罪手段”当成定论来写。
这场仗在 2024 年初的高院裁决后并未真正终结。2025 年，一项扩大政治力量对遴选委员会控制的法官任命法获得通过，抗议随之重燃1224。把这一节读完，制度层面的塑形便清晰了：三案不只决定了他和谁组阁，还被卷进了一场关于谁来任命法官、谁来约束政府的根本争执——一个被告，恰好坐在那台本该约束他的机器的操纵杆旁边。
最后一重，是把这套生存政治推向国境之外，引来一位外部玩家。
2025 年 6 月 26 日，特朗普公开发帖，称内塔尼亚胡的审判“应当立即取消，或给这位伟大的英雄一份赦免”，把案子斥为一场“政治迫害”（witch-hunt），还说美国“拯救”了以色列，“现在要去拯救比比”14。同年 10 月，他在以色列议会的演讲里重申了这一呼吁；11 月，他给总统赫尔佐格写信，敦促对内塔尼亚胡施以宽赦1425。以色列内部反应分裂：利库德党内不少人附和，而横跨光谱的批评者则斥之为对以色列司法不当的外国干预14。
紧接着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动作。2025 年 11 月 30 日，他通过律师阿米特·哈达德（Amit Hadad）向赫尔佐格正式递交了一页纸的赦免请求15。这份请求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特征：它没有认罪，也没有对他的政治前途作任何承诺，只说赦免有助于“弥合国家裂痕”“降低火势”1526。赫尔佐格至少暂时把它挡了回去，转而推动重启认罪协议谈判15。
赦免这条路本身横着一道法律上的难题。按机制，总统赫尔佐格接收赦免请求后会转交司法部赦免司处理；但在以色列法律里，给一个尚未被定罪的政治人物赦免，没有先例5。这道难题恰好把全章的纪律线再勾了一遍：之所以“定罪前赦免”史无前例，正因为到这一刻还没有定罪。一份不认罪的赦免请求、一位暂不松口的总统、一场仍在交叉质询里爬行的审判，三者并置，构成了 2026 年的未了局。
把五节合起来看，因果链条的形状就出来了。三宗悬而未决的案子，先让他对主流伙伴有毒，把政治冻成一场关于他个人的公投，逼他靠极右才能凑齐多数；这套依赖关系又把他卷进一场关于司法权力的制度之争，而他个人的法律自保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在那场争执里难解难分；到最后，连一位外国领导人的施压、一份不认罪的赦免请求，都成了同一道求生题的延伸。这就是所谓生存政治的实质：当一个人的自由与他的政治存亡被捆在一起，国家的制度便被卷入了他个人的法律自保。
要守住的边界，本章从头到尾只有一条，结尾必须再钉一遍：以上这一切，都建立在“受审”而非“定罪”之上。三案至今没有一项罪名成立，2024 年 1 月那次唯一的法院裁决推翻的是立法、不是他的清白；“司改为脱罪”是奥尔默特等人的解释、被本人否认，本书以 C 级处理。理解 2019 年之后的内塔尼亚胡，钥匙确实是这三宗案子——但拿这把钥匙时，得记住它打开的是一扇关于“一个被起诉者如何求生”的门，而不是一扇关于“一个已定罪者”的门。下一章要看的，是这种生存政治在 2023 年 10 月之后，如何与一场战争交缠在一起——那场战争并未止步于 2025，而是一路延烧、升级到 2026 年那道把个人存亡与国家命运一并摊开的结算。
The Times of Israel, “Netanyahu indicted for corruption in three cases, in first for a sitting PM”（2019-11-21；正文返回 403，经搜索摘要与交叉来源核证）。2019-11-21 总检察长曼德尔卜利特就 1000、2000、4000 三案提起诉讼，为以色列史上首位被控受贿的在任总理；1000、2000 号案为欺诈与背信，4000 号案另含受贿。链接 →
Haaretz, “Netanyahu Charged With Bribery, Fraud and Breach of Trust, Capping a Dramatic Political Year”（2019-11-21）。确认 2019-11-21 起诉、三宗案件、受贿罪名为在任总理首例。链接 →
Middle East Eye, “Netanyahu corruption trials: What are the charges and will he be pardoned?”（2025 更新）。1000 号案（米尔坎逾 70 万谢克尔礼物、帕克额外馈赠，指控回报为美签与税法修改，罪名为欺诈与背信）；2000 号案（2008–2014 与莫泽斯就《新消息报》报道的未遂交易、以立法打压《今日以色列》换取，含莫泽斯录音，罪名为欺诈与背信）；4000 号案（含受贿、最高十年，指控对 Bezeq 数亿谢克尔监管让利换 Walla 正面报道，涉 Bezeq–Yes 合并，业主埃洛维奇夫妇）。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In testimony, Milchan confirms ‘conveyor belt’ of cigars, champagne to Netanyahus”；及 Toom/Yahoo（路透）作证报道（2024-11 至 2025-06）。1000 号案礼物累计 701,146 谢克尔（约 19.5 万美元），多为雪茄、香槟与珠宝；米尔坎转污点证人、辩方淡化；内塔尼亚胡 2024-12-02 首次以刑事被告身份作证，12-10 首次受交叉质询，12 月因疝气手术延期；控方交叉质询 2025 年 6 月启动、估需约百场。链接 →
Middle East Eye 同上（时间线与赦免机制）。起诉 2019-11、初步聆讯 2020-05、证人作证始于 2021-04、本人交叉质询首现 2024-12-10、交叉质询 2025-06 启动、1000 号案证词 2025-11 结束；4000 号案因含受贿（最高十年）为三案最重；赦免请求由总统赫尔佐格接收后转司法部赦免司，定罪前赦免政治人物在以色列法律中无先例；内塔尼亚胡拒不认罪、否认一切不当行为。链接 →
PBS NewsHour, “Israeli court orders Netanyahu to appear at trial’s opening”；及 Inquirer/AA 报道。审判 2020-05-24 在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开庭，三名法官合议庭由副庭长里夫卡·弗里德曼-费尔德曼主审，另含莫舍·巴尔-阿姆、奥德·沙哈姆。链接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wo Years, Four Elections: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Israel’s Political Deadlock”（2021；403，经摘要）。两年四选（2019-04/09、2020-03、2021-03）持续僵局；2019 年起无法组建稳定多数；甘茨联合政府七个月因预算未过垮台；选举沦为“挺比比/反比比”公投，法律处境使其对伙伴有毒，主流右翼流失后只剩极端正统派与极右可凑 61 席。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前助手就 2000 号案作证报道）。莫泽斯被控受贿、内塔尼亚胡被控欺诈与背信；未遂的利益交换为以立法打压《今日以色列》（含取消或缩减免费周末版，金主为阿德尔森）换取《新消息报》缓和报道；2017 年 1 月公开内塔尼亚胡—莫泽斯秘密录音。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 Axios（2022-01 认罪谈判报道）。2022 年 1 月与即将卸任的曼德尔卜利特谈认罪协议，卡点为后者坚持“道德败坏”认定（七年内不得从政但免牢狱）；谈判 1 月底破裂，内塔尼亚胡公开称从未同意“道德败坏”。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总检察长利益冲突警告报道）；US News（2023-03-24）；NPR（2023-03-28，奥尔默特访谈）。2023-02 总检察长巴哈拉夫-米亚拉以利益冲突为由告知内塔尼亚胡不得介入司法改革，2023-03-24 警告其已违反利益冲突法律/约定、言行“非法且被利益冲突玷污”（系总检察长之法律行政判断、本人拒绝接受，非刑事认定）；奥尔默特称改革存在只为“给内塔尼亚胡提供对抗起诉的必要防御”。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In historic ruling, High Court strikes down key judicial overhaul legislation”；IDI；Versa（Cardozo）。2023-07-24 议会通过修正《基本法：司法》废除“合理性”标准；2023-09-12 最高法院首次以全部 15 名大法官审理；2024-01-01 高等法院 8–7 推翻该修正案，为史上首次否决《基本法》条款，738 页判决称其极端偏离议会制宪权限；案名《以色列良政运动诉以色列议会》（针对立法，非个人罪责）。链接 →
Lawfare, “Israel’s Renewed Judicial Overhaul”；JTA（2025-01-09）；Al-Monitor（2025-03）。2023 年 1 月司法部长列文方案三项核心：改变司法遴选委员会构成以掌控法官任命、废除“合理性”标准、设否决条款使议会可重过被推翻之法；激起以色列史上规模最大抗议之一（2023 年 1–10 月每周示威）；2025 年扩大政治控制遴选委员会的法官任命法通过，抗议重燃。链接 →
Al Jazeera, “Are Netanyahu’s legal troubles behind push for judicial change?”（2023-07-24）；NPR（2023-03-28，奥尔默特访谈）。【解释/C 级】批评者与反对派称改革为逃避审判的“escape route”——政府掌控法官任命或可安插同情法官，副总检察长称改革会“在审理其案件层面让总理受益”；最具分量的批评者为曾因腐败定罪服刑约十六个月的前总理奥尔默特；内塔尼亚胡否认改革与审判相关。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Al Jazeera（2025-06-26）；PBS NewsHour（特朗普 2025 呼吁报道）。2025-06-26 特朗普发帖称审判“应立即取消，或赦免这位伟大英雄”、斥为“witch-hunt”、称美国“救了以色列、现在要救比比”；2025-10 在以色列议会演讲重申；2025-11 致信赫尔佐格敦促宽赦；以色列反应分裂，利库德多附和、跨光谱批评者称之为不当外国干预。链接 →
CNN（2025-11-30）；Al Jazeera（2025-11-30）；The Times of Israel（赫尔佐格回应）。2025-11-30 内塔尼亚胡经律师阿米特·哈达德向总统赫尔佐格递交一页纸正式赦免请求，不认罪、不承诺政治前途，称赦免可“弥合国家裂痕”“降低火势”；赫尔佐格至少暂时拒绝推动，转而推动重启认罪协议谈判。链接 →
Haaretz（2026-04-27，审判状态报道）。截至 2026 年 4 月，内塔尼亚胡证词因安全与外交原因（含对伊朗战事造成的停顿）一再取消、推迟；交叉质询已从 4000 号案推进至 2000 号案的莫泽斯部分；审判仍在进行——无判决。链接 →
Inquirer（newsinfo），转载审判开庭报道。佐证 2020-05-24 审判于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开庭、内塔尼亚胡须出庭等开庭细节。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Netanyahu says he didn’t agree to turpitude in plea deal, will keep leading Likud”（2022-01）。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从未在认罪协议中同意“道德败坏”认定，并称将继续领导利库德。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Ex-aide testifies Netanyahu enlisted Sheldon Adelson to take down rival paper”。就 2000 号案，前助手作证称内塔尼亚胡曾借助《今日以色列》金主阿德尔森打压对手报；佐证打压《今日以色列》之具体设想与背景。链接 →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IDI），司法改革与“合理性”标准解析。说明 2023-07-24 修正《基本法：司法》废除“合理性”标准的内容与法理背景。链接 →
Versa（Cardozo Law），Movement for Quality Government in Israel v. The Knesset 判决英译。2024-01-01 高院 8–7 推翻“合理性”修正案、首次否决《基本法》条款之判决文本与案名出处。链接 →
US News（2023-03-24）。报道总检察长警告内塔尼亚胡违反利益冲突规则、其介入司法改革之言行被指非法；系总检察长之法律行政判断、非刑事认定。链接 →
NPR（2023-03-28，Ehud Olmert 访谈）。【解释/C 级】前总理奥尔默特（本人曾因腐败定罪服刑约十六个月）称司法改革存在只为“给内塔尼亚胡提供对抗起诉的必要防御”；属批评者观点，非已证实事实。链接 →
JTA（2025-01-09），“Israel’s judicial overhaul is back, so are the protests”。2025 年司法改革重启、抗议再起；佐证高院裁决后改革并未终结。链接 →
PBS NewsHour, “Trump urges Israel to pardon Netanyahu, sparking concerns over US influence”（2025）。特朗普敦促以色列赦免内塔尼亚胡、引发对美方影响其司法的担忧；佐证 2025 年 10–11 月的施压与以色列内部反应分裂。链接 →
CNN（2025-11-30），“Netanyahu pardon: Israel president”。报道 2025-11-30 内塔尼亚胡向总统赫尔佐格递交不认罪的正式赦免请求、其措辞与背景。链接 →
要理解内塔尼亚胡为什么敢越过总统说话，得先回到他父亲那一代。
1940 年，本锡安·内塔尼亚胡跟随修正主义锡安主义的领袖泽埃夫·雅博廷斯基的代表团抵达华盛顿，去游说组建一支犹太军团、呼吁拯救欧洲犹太人、争取建立一个犹太国家1。1942 年初，本锡安出任美国修正主义锡安主义者组织的执行主任，操办了一系列高调的公共信息运动，向英国施压，要求开放巴勒斯坦让犹太人移民1。第一、二章已经交代过这条家族传输线；这里要补上的，是它的“地理”那一面。
本锡安有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判断。他对雅博廷斯基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但你站错了地方。去美国。”2 他很早就看明白，决定战后世界的不是英国，而是美国，于是说服雅博廷斯基把重心转向美国的舆论和影响力2。1942 年，当罗斯福因为英国和阿拉伯方面的反对而拒绝支持犹太建国时，本锡安找上了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说服他把支持犹太国家、支持无限制移民的条款塞进了共和党的政纲；三个月后，民主党也采纳了同样的措辞——美以之间那条著名的两党共识，源头就在这里2。这个细节值得记住：那条两党共识，是本锡安一手促成的；而几十年后，正是他的儿子，把它推到了断裂的边缘。
到了儿子这一代，这套“去美国、诉诸美国舆论”的祖训，又叠加上了一层别人不具备的本钱：本雅明本人就是半个美国人。1963 年，父亲在费城郊区谋到一个教职，全家搬到美国，他在切尔滕纳姆高中读完中学3。后来他回美国念大学，在麻省理工拿了建筑学士和管理学硕士，也在 MIT 和哈佛读过政治学，毕业后先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再到一家公司做高管，1976 到 1982 年都在美国私营部门里3。这段经历给了他一口近乎母语的美式英语，和一个生意人对美国制度的实感。
《我应许之地》的作者阿里·沙维特说，他“太美国了”——和他认真聊起来，他会从希伯来语切换成英语4。他的顾问埃亚尔·阿拉德说，比比是真心仰慕美国，仰慕美国文化、美国语言，仰慕关于美国的一切4。1980 年代，他作为驻华盛顿的副馆长和驻联合国大使，成了美国电视周日时政节目上的常客，以“恐怖主义专家”的身份出镜4。记者大卫·雷姆尼克说得直接：“他有一口完美的美国口音……非常适合 CNN。”4 传记作者普费弗的概括是：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政治生涯，是从美国开始的——1980 年代的以色列没几个人认识他，可他已经在华盛顿和联合国，用一口流利英语去塑造国际舆论了5。
把这两层叠起来，他能越过总统说话的原因就清楚了。祖训告诉他，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国会，才是真正决定性的战场；而他的成长背景，又让他有能力直接走上那个战场，用美国人听得懂的语言、在美国人熟悉的媒介上，越过白宫，对美国人说话。
第一个领教这套打法的总统，是克林顿。
1996 年，比比第一次当选总理后赴美与克林顿会面。多位在场的美方人士留下了一致的印象。谈判代表丹尼斯·罗斯回忆，内塔尼亚胡“进来时相当自负……基本上是在教总统该怎么跟阿拉伯人打交道”6。国安顾问桑迪·伯杰记得他的姿态是：“让我来给你讲讲中东。”6
会后，克林顿气冲冲地离开，对幕僚撂下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资深美国中东谈判官阿伦·戴维·米勒转述说，克林顿当时怒道：“这儿到底谁才是该死的超级大国？”7 须说明分寸：这句话是米勒的回忆转述，不是会谈的逐字记录，宜当作有据的轶事而非原始档案。但它精准地点出了摩擦的来源——内塔尼亚胡不肯接受那个“小伙伴”的角色。米勒后来还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他遇到的所有总统里，特朗普是“第一个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人”，也就是唯一一个让内塔尼亚胡实际上主导了这段关系的总统7。
摩擦既是个人层面的，也是政治层面的。1998 年 10 月，克林顿亲自出马，在马里兰州的韦伊河会议中心主持了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之间长达九天的艰苦谈判，促成《韦伊河备忘录》6。这场谈判要靠美国总统亲自坐镇九天才谈得下来，本身就说明了这位以色列总理有多难对付。在他眼里，美国是不可或缺的，但美国总统不是可以对他发号施令的上级。
如果说克林顿是摩擦，奥巴马就是结构性的敌对。两人从第一次见面起，气氛就不对。
2009 年 5 月初次会面，奥巴马公开要求以色列冻结定居点建设。《国土报》的谢米·沙列夫回忆：“那不是一个请求，那是一个要求。我觉得这让内塔尼亚胡很震动，让他身边的人也很震动。”8
真正成为标志性场面的，是 2011 年。当年 5 月，奥巴马发表演讲，提出以 1967 年边界线加上双方同意的领土交换，作为划界的基础9。5 月 20 日，内塔尼亚胡到访白宫，就坐在总统身旁，对着镜头，给奥巴马上了一堂关于以色列脆弱处境的历史课。他把 1967 年前的边界称为“无法防御的”，警告这会把主要定居点群落甩在以色列境外，并说出那句：“建立在幻想之上的和平，终将撞碎在中东现实的礁石上。”9
这一幕的反常，需要由在场的人来定性。当时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的证言最有分量：“我从没见过一个外国领导人这样对总统说话，尤其是当着公众的面。”8 记者彼得·贝克描述当时的画面：“你看着奥巴马总统，他的手扶着脸，你能看出来，这事让他很不受用。”8 训完总统之后，内塔尼亚胡没有就此打住——5 月 23 日他去了 AIPAC，5 月 24 日又登上国会联席会议的讲台，重申 1967 年边界“无法防御”10。当与总统意见相左时，就把诉求直接带到国会和亲以色列的基本盘那里——2011 年这套动作，已经是 2015 年那场演讲的完整预演。
敌对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几周走到了顶点。2016 年 12 月 23 日，联合国安理会以 14 比 0 通过了第 2334 号决议，美国投了弃权票（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执行），决议宣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11。这是内塔尼亚胡的一次重大外交挫败。他指控奥巴马政府“发起并支持”了这项决议，背弃了美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为以色列遮风挡雨的承诺11。一个用否决权保护、一个放手让决议通过——奥巴马八年任期，就以这样一个姿态收尾。
2015 年 3 月 3 日那场演讲，是这台机器运转得最彻底、也最不加掩饰的一次。它几乎可以被称作一场政变式的演讲——一个外国领导人，绕过美国总统，借用美国国会的讲台，去拆这位总统正在推进的外交政策。
故事要从一通电话说起。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共和党，俄亥俄州）邀请内塔尼亚胡到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反对正在谈判中的伊朗核协议——而他事先没有知会白宫、没有知会国会的民主党人，连 AIPAC 也没通知12。这个邀请被广泛视为对外交惯例的破坏。它发出的时间也极具挑衅意味：就在奥巴马于国情咨文中誓言要否决任何新的对伊制裁的第二天12。
居中操盘的，是以色列驻美大使罗恩·德尔默。多年后，德尔默自己在一档播客里复盘了来龙去脉。他说，是博纳主动联系了他这个以色列大使；而且博纳在那通电话里明确告诉他：“我会通知白宫。”13 德尔默把保密的责任推给了博纳——议长当面对他说，通知白宫“是他的权限，我尊重这个权利”13。他还把这种保密说成是一种信任：“信任这种货币非常重要。”13 据 JTA 的报道，博纳和德尔默商定对这个邀请保密，德尔默在请示内塔尼亚胡之后，应议长的要求同意了保密；保密的目的，是“不让奥巴马把演讲搅黄”14。
被瞒住的，是奥巴马政府、国会的民主党人、包括 AIPAC 在内的亲以色列团体，以及公众14。白宫是怎么知道的？本·罗兹后来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从以色列政府那里得知的。我们是从一份新闻稿里得知的”——那份新闻稿来自博纳13。维基百科的事实梳理也印证了这一点：博纳是在 2015 年 1 月 21 日发出邀请的，奥巴马政府只在公开宣布前“不久”才被告知15。一国总理要在另一国的立法机关公开拆这国总统的台，而这国总统是从一纸新闻稿里听说的。
时机的安排同样耐人寻味。演讲原定 2 月 11 日，后来改到了 3 月 3 日——这一改，就把它挪到了以色列议会选举（3 月 17 日）的两周之前；而出访的官方说法，是去参加 AIPAC 的年会15。参议院民主党人德宾和范斯坦曾提出 2 月 23 日与他私下会面，被他婉拒，理由是这“可能会让误会更复杂”15。
代价是立竿见影的。据广泛报道，约有 58 名国会议员（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抵制了这场演讲；缺席者里包括以参议院议长身份本应到场的副总统拜登，以及最资深的参议员之一帕特里克·莱希16。须标注分寸：各家媒体给出的抵制人数在 50 到 58 之间浮动，“50 多人”是保守下限，“58 人”是被引用得最多的具体数字16。连以色列政治顾问出身的大卫·阿克塞尔罗德都说，一个外国领导人走进美国国会、把它当成一个削弱本届政府政策的平台，这“极不寻常”12。
最有意思的反方，来自以色列阵营自己。当时的 ADL 全国主任阿伯拉罕·福克斯曼公开呼吁取消这场演讲，称它是“一场充满意外后果的悲剧”，说它“已经被政治绑架了”，把整件事“变成了一场马戏”，会适得其反17。事后,连 AIPAC 的官员都承认演讲帮了倒忙：“内塔尼亚胡在国会的演讲，把伊朗问题变成了一个党派问题”，一旦他坚持把这步棋走下去，“我们就失去了民主党的相当一部分，而没有这部分，根本不可能挡住协议”18。结果也确实如此：演讲没能阻止伊核协议，JCPOA 在 2015 年 7 月 14 日如期宣布15。AIPAC 还在 7 月 17 日另起炉灶，成立了“公民促成无核伊朗”，花了大约两三千万美元去国会游说反对协议，广告“主要针对民主党议员”——最终“他们的努力失败了”19。
这里值得为操盘手德尔默立个小传，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是这套打法的化身。德尔默 1971 年 4 月 16 日生于佛罗里达迈阿密海滩，父亲杰伊·德尔默做过迈阿密海滩市长，哥哥大卫也当过市长20。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金融与管理（优等毕业），又去牛津念了 PPE，还在华盛顿跟共和党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共过事20。1996 年他移居以色列，1997 年入籍，2009 年起出任内塔尼亚胡的高级顾问，2013 年 7 月到 2021 年 1 月任以色列驻美大使20。一个美国出生、沃顿训练、给共和党民调专家打过工的人，去做以色列驻美大使——这本身就说明，内塔尼亚胡的对美战略，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深谙美国党派政治肌理的人。德尔默被“广泛认为是组织了内塔尼亚胡‘最自豪的时刻’——也就是 2015 年那场反对伊核协议的争议性国会演讲”的人20。他任内还谈成了那份 380 亿美元的美国对以军援谅解备忘录（2016）21。
特朗普和拜登，是这套打法的两种极端结果：一个让他几乎不用绕，一个绕也绕不开几十年的私交。
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给了内塔尼亚胡一长串他梦寐以求的成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把美国大使馆迁了过去（2018 年 5 月开馆）；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2019 年 3 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2018 年 5 月）；主持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2020 年 9 月），让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实现关系正常化22。每一项都在国内为内塔尼亚胡加分。这就是米勒说的那个“回答了问题”的总统——在这段关系里，内塔尼亚胡几乎不需要再去绕过白宫，因为白宫本身就站在他这边。
然后是破裂。2020 年 11 月 7 日，各大电视网刚把大选判给拜登几个小时，内塔尼亚胡就发推、发视频向拜登道贺23。特朗普后来在接受以色列记者巴拉克·拉维德采访时，为这种“不忠”大发雷霆，说出那句：“去他妈的（F**k him）。”23 他把这称作“终极的背叛”；据报道，特朗普卸任后两人就再没说过话23。拉维德书里还有一个细节，恰好照出内塔尼亚胡的本色：在向拜登道贺之前，他曾私下打听特朗普翻盘的概率，把其中的政治账算得很仔细23。这个人对美国权力现实的计算，永远是冷的。
破裂之后还有再交易。特朗普 2025 年回归后，这段同盟被重新搭了起来。2025 年 6 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突袭，美国的打击在 6 月 22 日跟进，命中伊斯法罕、纳坦兹和福尔多——“特朗普重新归队，回到了内塔尼亚胡的‘队伍’”24。但裂痕也随即浮现：据报道，特朗普曾骂内塔尼亚胡“他妈的疯了”，指责他在拿外交冒险——特朗普想要一场速胜，内塔尼亚胡却想哪怕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仗，也要彻底击垮伊朗25。2025 年 12 月的一次会面里，内塔尼亚胡提出可能发动“第二轮”打击；特朗普则表示，如果伊朗重建核计划，美国会再次出手，但他更想要一份协议25。即便是最贴合他的那个总统，目标也终究不完全一致——这道裂痕到 2026 年彻底摊牌，对伊战争升级到斩首与六月美伊临时协定，而以色列被排除在外、内塔尼亚胡被特朗普公开边缘化（详见第十章）。
拜登则是另一种关系。两人相识超过三十年。拜登反复讲起他在一张两人的旧照片上写下的题词：“比比，我爱你，但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赞同。”26 2023 年 12 月 11 日的白宫光明节招待会上，他又把这句话拿出来说了一遍，并加了一句“今天也差不多”，谈到以色列正处于“艰难的处境”，说自己“和某些以色列领导层有过分歧”26。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那种持久的私人温情与深刻的政策分歧并存的状态。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袭击之后，拜登一度对以色列报以“熊抱”，但随着加沙战争推进，两人的关系因为平民伤亡、人道准入、缺乏“战后安排”而严重紧张27。据报道，拜登私下的不满日益加深，部分原因正是内塔尼亚胡又一次去拉拢共和党、抵制美国的压力——党派那套老剧本，再演了一遍27。
把六十年放在一起看，一条线索贯穿始终：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父亲那一代）始终把美国的国内政治当成一根杠杆。但杠杆是有支点的，撬动一头，另一头必然落下。
他用这根杠杆的方式越来越清晰：当与总统相左时，就转向国会、转向公众、转向那个对以色列有神学承诺的群体。据《华盛顿邮报》的梳理，他和拜登、和民主党的冲突“酝酿了很多年”——他的盘算是，美国的进步左翼正在流失，于是他索性押注右翼：福音派基督徒和共和党的鹰派28。一次次地激怒民主党领导层、一次次地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演讲，他把对以色列的支持，变成了一个党派楔子28。前总理奥尔默特的判断是，这套党派化策略“侵蚀了美国公众对以色列国的支持”28。
代价在 2015 年那场演讲后就已经有人当场点破。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说，这次访问注入了“一种党派性，这不仅令人遗憾”，而且“破坏了这段关系的根基”29。参议员德宾警告内塔尼亚胡，他这是在伤害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的未来“过去是一项两党事业”，而他正在把它变成“一党独占的联盟”29。这两句话，几乎是把本锡安 1942 年的成就反着念了一遍——父亲费力促成的两党共识，儿子正在亲手拆掉。
要给这套因果留出分寸。把美以两党共识的瓦解全算在内塔尼亚胡头上，是高估了一个人。皮尤的民调显示，到 2026 年，美国对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的负面看法持续上升，尤其在年轻人中；连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对他处理国际事务的信心，也从约八成跌到约六成五30。INSS 把以色列在美国地位的恶化，连同它对一个日益不那么友善的美国的依赖加深，定性为一种战略威胁31。但也有学者提出反方：美国政治整体的“大分拣”——每一个突出的议题都被吸进党派认同——本就让一个两党共识在结构上难以为继；内塔尼亚胡是加速者，而不是唯一的肇因31。这个反方很重要：水位是美国政治自己涨起来的，但选择在哪个时刻、用哪种方式去推一把的，是他。
证据足够支撑一个稳健的判断：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理解，让他得以一次次绕过白宫、直接对国会和公众说话；而这套打法的红利是即时的（国内加分、政策成果），代价是缓释的（两党共识的侵蚀）。1996 年克林顿那句“谁才是该死的超级大国”，问的是谁说了算；2015 年那场新闻稿里才让白宫知情的演讲，给出的是他的回答——在他看来，决定美以关系的不只是白宫的那位总统，还有他能直接说话的国会与公众。这套打法把以色列越来越深地绑上了美国的党派战车。它带来的后果——对以色列国际地位的损耗，对一个分裂的美国的依赖——会在第七章和第十一章继续展开。本锡安当年说“去美国”，赌的是美国会善待这个犹太国家；八十年后，他的儿子把同一个赌注，押到了美国两党之中的一党身上。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JTA），“Benzion Netanyahu’s role in U.S. politics”（2012-04-30）。本锡安 1940 年随雅博廷斯基代表团抵华盛顿；1942 年初任美国修正主义锡安主义者组织执行主任，操办公共信息运动向英国施压开放移民——“越过政府、诉诸公众”的家族原型。链接 →
Wyman Institute Encyclopedia, “Benzion Netanyahu” 条目；Zionist.org 传承文章。本锡安对雅博廷斯基说“你站错了地方，去美国”；1942 年说服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把支持犹太建国与无限制移民写入共和党政纲，三个月后民主党采纳同样措辞——两党共识的源头。链接 →
CNN “Benjamin Netanyahu Fast Facts”；Hoover Institution 对《Bibi: My Story》的评介。1963 年举家迁美、就读费城近郊切尔滕纳姆高中；MIT 建筑学士与管理硕士、MIT/哈佛政治学；1976–82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及企业任高管——近母语英语与对美制度的实感。链接 →
PBS FRONTLINE（WGBH），纪录片《Netanyahu at War》文字稿（2016-01-05 首播）。沙维特“他太美国了”、顾问阿拉德“真心仰慕美国”、雷姆尼克“完美美国口音……适合 CNN”；1980 年代作为副馆长/驻联合国大使成为周日时政节目常客。链接 →
Nieman Reports, “Netanyahu vs. the Israeli Media”；Anshel Pfeffer《Bibi: The Turbulent Life and Times of Benjamin Netanyahu》（传记，作线索）。普费弗称其以色列政治生涯始于美国——1980 年代以色列鲜有人识，却已在华盛顿与联合国以流利英语塑造国际舆论。链接 →
PBS FRONTLINE 文字稿；INSS 关于 1998 韦伊河峰会的战略评估。1996 年首会，罗斯称其”相当自负……在教总统怎么跟阿拉伯人打交道“，伯杰记其姿态”让我来讲讲中东“；1998-10 克林顿亲自主持韦伊河九天谈判促成备忘录。链接 →
Aaron David Miller（资深美国中东谈判官），经 X/Twitter 及多家转述（事涉 1996；属回忆转述，非逐字档案）。克林顿首会后怒道”这儿到底谁才是该死的超级大国“；米勒补称特朗普是”第一个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人“。链接 →
PBS FRONTLINE 文字稿。2009-05 首会，沙列夫称冻结定居点”不是请求，是要求“，令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震动；2011 椭圆办公室，副国安顾问本·罗兹”从没见过外国领导人这样对总统说话，尤其当众“；记者贝克描述奥巴马”手扶着脸……不受用“。链接 →
NPR, “Obama, Netanyahu And The 1967 Lines”（2011-05-26）；AP/NBC/CBS 通讯社报道。奥巴马提 1967 线加双方同意的领土交换；5-20 会后内塔尼亚胡称该边界”无法防御“、会甩开主要定居点群，并称”建立在幻想之上的和平终将撞碎在中东现实的礁石上“。链接 →
Washington Post（2011-05-19）；NPR（2011-05-26）。2011-05-23 内塔尼亚胡赴 AIPAC、5-24 登国会联席会议重申 1967 边界”无法防御“——确立”与总统相左即直接诉诸国会与亲以基本盘“的模板，为 2015 演讲的预演。链接 →
Times of Israel；Brookings；Lawfare（2016-12-23）。安理会 14–0 通过第 2334 号决议、美国弃权（鲍尔），宣布定居点”无法律效力“、”公然违反“国际法；内塔尼亚胡指控奥巴马政府”发起并支持“决议、背弃在联合国护以的承诺。链接 →
Washington Post（2015-03-03）；NPR；Yahoo/Reuters（“Obama blindsided”）；JTA。博纳（共和党）未与白宫、国会民主党人或 AIPAC 商量即邀内塔尼亚胡到国会演讲反对伊核谈判，被广泛视为破坏外交惯例；邀请发于奥巴马国情咨文誓言否决新对伊制裁的次日；阿克塞尔罗德称外国领导人借国会平台削弱本届政府政策”极不寻常“。链接 →
Jewish Insider, “Boehner was supposed to notify the White House, Dermer says of Netanyahu’s 2015 speech to Congress”（2021-06-07）。德尔默播客复盘：博纳主动联系他，并称”我会通知白宫“、通知白宫”是他的权限，我尊重这个权利“、”信任这种货币非常重要“；本·罗兹称白宫”不是从以色列政府得知的，是从一份新闻稿里得知的“。链接 →
JTA（Ron Kampeas），“Now Boehner can tell us what really happened with Netanyahu’s speech”（2015-09-25）。博纳与德尔默商定对邀请保密，德尔默请示内塔尼亚胡后应议长之请同意；保密目的为”不让奥巴马把演讲搅黄“；被瞒者含奥巴马政府、国会民主党人、含 AIPAC 在内的亲以团体与公众。链接 →
Wikipedia（作事实骨架，已交叉核证），“Benjamin Netanyahu’s 2015 address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博纳 2015-01-21 发出邀请、白宫仅在公开宣布前”不久“被告知；演讲由 2-11 改至 3-3，落在以色列大选（3-17）两周前、出访以参加 AIPAC 年会为名；德宾/范斯坦提议 2-23 私下会面遭婉拒；JCPOA 仍于 2015-07-14 宣布。链接 →
The Hill；Newsweek；CNN（部分页面 403，经搜索摘要）。广泛报道约 58 名国会议员（众/参两院民主党人）抵制 2015-03-03 演讲；缺席者含以参议院议长身份本应到场的副总统拜登、资深参议员莱希等；各家计数在 50–58 间浮动，“50 多”为保守下限、”58“为最常引用的具体数。链接 →
The Forward, “Abe Foxman Calls on Benjamin Netanyahu To Scrap Speech to GOP Congress”（2015-02-06）。时任 ADL 全国主任福克斯曼称演讲是”一场充满意外后果的悲剧“、”已被政治绑架“、”把整件事变成了一场马戏“，会适得其反，建议只在 AIPAC 年会发言或推迟到以色列大选之后。链接 →
Times of Israel, “AIPAC official: PM’s Congress speech hurt Iran deal opposition”（正文 403，经搜索摘要）。AIPAC 官员事后承认：演讲”把伊朗问题变成了一个党派问题“，”我们失去了民主党的相当一部分，而没有这部分根本不可能挡住协议“。链接 →
Wikipedia（作事实骨架），“Citizens for a Nuclear Free Iran”。AIPAC 于 2015-07-17 设立该 501(c)(4)，花约 2000–3000 万美元反对伊核协议、广告”主要针对民主党议员“，由 AIPAC 公关帕特里克·多顿运营，顾问含五名民主党人；”其努力失败，未能阻止协议落地“。链接 →
Wikipedia（作生平骨架），“Ron Dermer”。1971-04-16 生于迈阿密海滩，父兄皆任市长；宾大沃顿（金融与管理，优等）、牛津 PPE，曾与共和党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共事；1996 移居以色列、1997 入籍；2009 起任内塔尼亚胡高级顾问；2013-07-09 至 2021-01-20 任驻美大使；被”广泛认为组织了内塔尼亚胡‘最自豪的时刻’——2015 国会演讲“。链接 →
Jerusalem Post, “Ron Dermer steps out of Israel’s power center…”（article-873817）。确认其 2013–2021 任驻美大使，谈成 380 亿美元美以军援谅解备忘录（2016）、在保护边缘行动（2014）期间确保铁穹补给；伦茨称其专注”政策“、记忆惊人。链接 →
Al Jazeera（2025-06-22）；Atlantic Council（2025 综述）。特朗普一期成果清单：承认耶路撒冷为首都并迁馆（2018-05 开馆）、承认戈兰主权（2019-03）、退出 JCPOA（2018-05）、主持亚伯拉罕协议（2020-09）使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关系正常化。链接 →
Barak Ravid《Trump’s Peace》相关报道；Newsweek、NPR、Forward（2021-12 访谈；事件 2020-11-07）。开票后数小时内塔尼亚胡发推/视频道贺拜登，特朗普在拉维德采访中怒斥”不忠“、说”去他妈的“、称为”终极背叛“，卸任后两人再无往来；拉维德另载其道贺前曾私下打听特朗普翻盘概率。链接 →
Al Jazeera, “US attacks Iran: How Trump rejoined ‘team’ Netanyahu”（2025-06-22）。2025 特朗普回归后同盟重建；以色列 2025-06 突袭伊朗，美国 6-22 打击伊斯法罕、纳坦兹、福尔多——“特朗普重新归队，回到内塔尼亚胡的‘队伍’”。链接 →
PBS NewsHour；Iran International（Axios 来源，2025-12）。2025 拉力再起：特朗普曾骂内塔尼亚胡“他妈的疯了”、指其在拿外交冒险；特朗普求速胜、内塔尼亚胡欲彻底击垮伊朗；2025-12 会面中内塔尼亚胡提“第二轮”打击，特朗普称若伊朗重建核计划将再出手、但更想要协议。链接 →
Israel Hayom；NPR, “Biden And Bibi Go Way Back”；CNN（CNN 451，经搜索摘要）。事件：旧照题词“比比，我爱你，但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赞同”；2023-12-11 白宫光明节招待会再述并加“今天也差不多”，谈以色列处境“艰难”、自承与某些以色列领导层有分歧。链接 →
CNN（2024-03-08，经搜索摘要）；NBC News。2023-10-07 后拜登一度“熊抱”以色列，随加沙战争因平民伤亡、人道准入、缺“战后安排”关系严重紧张；拜登私下不满加深，部分因内塔尼亚胡再度拉拢共和党、抵制美国压力——党派旧剧本重演。链接 →
Washington Post（2024-05-26，正文 403，经搜索摘要）。其与拜登/民主党的冲突“酝酿多年”：盘算进步左翼正在流失，遂押注右翼（福音派基督徒、共和党鹰派），把对以支持变成党派楔子；奥尔默特称党派化策略“侵蚀了美国公众对以色列国的支持”。链接 →
NPR（2015-03-03）；Gulf News。国安顾问苏珊·赖斯称 2015 访问注入“一种党派性……破坏了这段关系的根基”；参议员德宾警告内塔尼亚胡在伤害自己国家——以色列未来“过去是一项两党事业”，他正把它变成“一党独占的联盟”。链接 →
Pew Research Center（2026-04-07）。到 2026 年美国对以色列与对内塔尼亚胡的负面看法持续上升，尤以年轻人为甚；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对其处理国际事务的信心从约 80% 跌至约 65%。链接 →
INSS, “A Strategic Threat”；Times of Israel 博客（David E. Bernstein）。INSS 把以色列在美地位恶化、对一个日益不友善的美国的依赖加深定性为战略威胁；伯恩斯坦反方：美国政治整体的“大分拣”本就使两党共识在结构上难以为继，内塔尼亚胡是加速者而非唯一肇因。链接 →
先把那四次演讲摆出来，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份记录。
2024 年 7 月 24 日，内塔尼亚胡第四次站上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的讲台。凭这一次，他成了史上第一个四次在国会联席会议上演讲的外国领导人——1996、2011、2015、2024——超过了温斯顿·丘吉尔，后者一生三次（1941、1943、1952）1。这个“比肩丘吉尔”的说法，在 2024 年那场演讲的报道里被反复使用1。一个外国政客能在美国立法机关获得这种待遇本就罕见，四次更是孤例。
但四次的政治含义，逐次都不一样。
第一次是 1996 年 7 月 10 日。那是他刚在 5 月 29 日击败佩雷斯、当上总理几周之后2。访问期间，他第一次公开对克林顿表态，说自己会遵守前任谈成的《奥斯陆协议》——而这些协议，他在竞选时是骂过的2。《华盛顿邮报》当时的报道把这趟行程定性为一次强硬派的亮相，标题就叫《内塔尼亚胡坐实他的强硬形象》2。这一次发生在克林顿任内，台下的接待基本还是两党性的——彼时对以色列的支持，仍是华盛顿最经得起考验的两党支柱之一3。
第二次是 2011 年 5 月 24 日，由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邀请4。这一次留下了“28 到 29 次起立鼓掌”的记载，博纳和副总统拜登就坐在他身后4。掌声最热烈的一句，正面顶撞了奥巴马：“以色列不会回到 1967 年那条无法防御的边界。”4 这句话说出口，距奥巴马公开提出“以 1967 年线加双方同意的领土交换”为划界基础，只隔了几天4。评论者把那场近乎狂热的接待读作一个刻意发给白宫的信号——施压以色列，是要在美国国内付政治代价的4。这是内塔尼亚胡借国会对抗一位民主党总统的早期标记。
第三次是 2015 年 3 月 3 日，反对正在谈判中的伊核协议。这场演讲第六章已经拆过：博纳没知会白宫就发出邀请，被白宫斥为“对外交礼仪的公然破坏”5。它落在以色列大选两周之前，奥巴马拒绝会面，事后只评价它“没什么新东西”5。这一次的含义，是把前两次的“暗示”挑明了：外国领导人借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公开拆一位民主党总统的台。
第四次是 2024 年，加沙战争正酣。表面上，2024 年的邀请比 2015 年“规矩”——由四位国会领袖联署，包括议长约翰逊、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众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其中两位是民主党人6。可台下的景象，却比 2015 年更分裂。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当时还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与其安排一场演讲，更实在的挺以姿态，是把那笔停摆中的、给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国家安全补充拨款案通过6。形式上的两党合署，挡不住实质上的两党分裂。
把四次连起来看，是一条清晰的下行曲线：1996 年是两党齐聚的强硬派亮相，2011 年是当着奥巴马的面用掌声发信号，2015 年是绕过白宫公开拆台，2024 年是半数民主党人空着座位。同一个人，同一座讲台，二十八年里接待他的那间议事厅，颜色一次比一次单一。这条曲线不是某一天突然拐弯的，它是一点一点压下去的——而每一次演讲，都在往下压的过程里出了力。
抵制，是这条下行曲线上最直观的刻度。两次抵制，2015 一次，2024 一次，正好夹住了党派化最剧烈的十年。
2015 年那次，据广泛报道，约有 58 名国会议员——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抵制了演讲7。须标注分寸：各家媒体给出的数字在 50 到 58 之间浮动，“50 多人”是保守下限，“58 人”是被引用得最多的具体数字7。缺席者里，有以参议院议长身份本应到场的副总统拜登，有最资深的参议员之一帕特里克·莱希7。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到了场，却发了一份措辞尖锐的声明，说自己“几乎落泪”，为“对美国人智识的侮辱”而难过，并说国会议事厅不该被用作政治表演的场地8。这一幕被普遍当作美以关系被公开党派化的转折点8。
九年后，刻度更深了。2024 年 7 月 24 日，据报道约有半数国会民主党人——“超过 50 人”、“近半数”——抵制了演讲9。须再次标注分寸：各家媒体的最终计数有出入，统一的口径是“约半数民主党人”9。被点名的抵制者份量很重：前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民主党在参院的二号人物迪克·德宾，前众议院多数党党鞭詹姆斯·克莱本，参议员桑德斯，以及最初“四人帮”里的三位（特莱布、奥马尔、AOC）9。
最刺眼的缺席，来自副总统哈里斯。作为参议院议长，她本可以主持这场演讲，却以早有行程为由拒绝了——那天她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在一个姐妹会的大会上做主旨发言10。排在她后面的民主党人、参议员帕蒂·穆雷也拒绝了；最后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本·卡丁以“临时议长”的身份主持10。共和党人（如众议员尼克·朗沃西）把哈里斯的缺席骂作“可耻”10。须说明，哈里斯当时正处在被推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关口，这个“不主持”的姿态既是抗议，也是选举算计。
议事厅内外都有戏。厅内，内塔尼亚胡把场外那些支持加沙的抗议者称作“伊朗的有用的傻瓜”：“当那些把同性恋吊在吊车上、因女性不蒙头就杀害她们的德黑兰暴君，在赞扬你、推广你、资助你的时候，你就正式成了伊朗的有用的傻瓜”——这句话换来一片起立鼓掌9。他戴着一枚声援人质的黄色别针，被释放的人质和人质家属坐在旁听席上9。这套布置本身就是一种修辞：把镜头对准人质，把抗议者推给德黑兰，让一场关于加沙伤亡的争论，被重新框成一场关于伊朗的争论——这正是他二十多年来对国会最熟练的那一手，伊朗永远是他能把两党拉到同一边的题目。
但 2024 年的议事厅里，这一手也不再灵了。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国会里唯一的巴勒斯坦裔议员——坐在席上，举着一块写着“战争罪犯”“种族灭绝有罪”的牌子9。厅外，数千人抗议，有人被警方喷了胡椒喷雾9。把 1996 年那场两党齐聚的亮相，和 2024 年这幅有人鼓掌、有人举牌、有人缺席、有人在街上被驱散的画面叠在一起，二十八年的距离就全在里头了。
抵制的另一面，是那张网里始终站在他身边的人。要给这些“朋友”一一点名，最清楚的方式是看具体事件——谁在什么时候，为他做了什么。
约翰·博纳。这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是两次邀请的发出者：2011 年那场 29 次起立鼓掌的演讲，是他请的4；2015 年那场绕过白宫的伊核演讲，也是他请的5。据德尔默后来的复盘，是博纳主动联系了以色列大使，并称自己会去通知白宫——这一笔第六章已经记过5。一位议长两次把国会联席会议的讲台借给同一位外国总理、其中一次还瞒着本国总统，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博纳是这张网里最关键的一个开关。议长掌握着议事厅的钥匙，而 2011 和 2015 那两把钥匙，都攥在共和党手里。
米奇·麦康奈尔。2024 年 3 月 14 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史上职位最高的犹太裔民选官员舒默在参议院议事厅做了一篇约四十分钟的演讲，称内塔尼亚胡是“和平的障碍”之一，呼吁战后举行新的以色列大选11。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当场予以回击：“以色列应该得到一个表现得像盟友的盟友”，并说外部观察者“不该对另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层指手画脚”11。这场你来我往，把党派裂痕摆到了台面上。
汤姆·科顿，和那封“47 名参议员致伊朗的信”。2015 年 3 月 9 日——内塔尼亚胡演讲后仅六天——新科参议员科顿起草了一封致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由 54 名共和党参议员中的 47 名联署12。信里警告说，奥巴马签下的任何核协议，未来的总统都可以“大笔一挥”撤销，国会也可以修改12。白宫和副总统拜登称这是前所未有地破坏在任总统外交政策的举动；伊朗外长扎里夫则把它斥为一个“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宣传伎俩”12。这封信直接接在那场演讲后面，是共和党参议员配合内塔尼亚胡议程、对抗民主党白宫的标准范例12。
这封信的下文也值得记一笔。它给以色列议题划出了一道边界：哪些共和党参议员愿意把对在任民主党总统的攻击推到“致信对方谈判对手”这一步，哪些不愿意。没有联署的七位是亚历山大、柯林斯、科克、科茨、弗莱克、穆尔科斯基、科克伦12。换言之，连共和党内部，对“配合到什么程度”也有分歧；但能凑出 47 个签名这件事，已经说明内塔尼亚胡在国会右翼那边的动员力有多深。
剩下几位也都各有出处。林赛·格雷厄姆、特德·克鲁兹、马尔科·鲁比奥，都是国会里反复出现的支持者；鲁比奥后来在 2025 年成了特朗普的国务卿13。据 ABC 新闻 2024 年 3 月的报道，舒默那篇演讲之后，参议院的共和党人直接与内塔尼亚胡通了话，坐实了“在支持以色列上的党派分裂”13。迈克·约翰逊则是 2024 年那次邀请的发起人——身为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路易斯安那州），他在 2024 年 5 月 23 日的以色列使馆独立日活动上递出邀请14。据报道，约翰逊最初抛出这个邀请，本就是冲着舒默去的——在舒默呼吁内塔尼亚胡下台之后，用它来给舒默施压，最后才拿到舒默“最后一刻的点头”14。
这些名字摆在一起，共性一目了然：博纳、麦康奈尔、科顿、格雷厄姆、克鲁兹、鲁比奥、约翰逊——几乎清一色是共和党人。这种格局并非某一年的偶然站队，它是几十年里慢慢沉淀下来的。要解释这块沉淀物为什么这么厚、这么稳，得往这些政客脚下再挖一层，看那个把他们送进国会、又盯着他们投票的群体。
要理解这张网为什么以共和党为骨架，得看清它下面那张更厚、更安静的底牌：福音派基督徒。
2006 年，圣安东尼奥的电视布道家约翰·哈吉牧师创立了“团结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CUFI）15。这个组织号称拥有超过一千万会员，是全美最大的亲以色列组织15。哈吉本人到国会发言，CUFI 每年在华盛顿办峰会，把会员派去游说他们各自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支持以色列15。哈吉那套基督教锡安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圣经》命令基督徒支持以色列、支持犹太人重返这片土地15。CUFI 提供的，正是共和党国会支持背后的草根和选票力量15。
为什么基督教锡安主义是一个更“可靠”的票仓？分析者估计，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福音派加起来占美国选民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以色列政策上几乎一致投票，更广义的基督教锡安主义人口超过三千万16。NPR 和布鲁金斯学会的观察很关键：福音派的态度，解释了共和党对以色列支持中的绝大部分——“如果没有福音派，共和党人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态度，跟美国其他人不会有实质差别。”16 这句话几乎可以反过来读：共和党对以色列那份看似牢不可破的支持，大半是这块底牌撑起来的；抽掉它，共和党人的立场会回落到全国平均水平。
这就是这张底牌的分量所在。它的可靠，来自它的来源——不是被某次政策、某场战争催出来的临时好感，而是扎在神学承诺里的长期支持。对一个犹太裔的、世俗的、为选举算计的政客来说，一个把支持以色列写进《圣经》解读的群体，远比随民意起伏的世俗选民来得稳：新闻会变，战况会变，加沙的画面会变，但“《圣经》命令支持以色列”这句话不会随每天的头条改口。哈吉每年把会员组织起来去国会山游说，等于给共和党议员的挺以立场上了一道选区保险——议员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转向，要付的是初选里的代价。一个外国领导人能把美国一个宗教群体的神学，变成自己在国会的常备票仓，这在国际政治里是不多见的资产。
但底牌也在松动，松动从年轻人开始。据布鲁金斯学会，18 到 34 岁的福音派里，只有约 32% 在以巴之间更同情以色列——比年长的福音派低了 30 多个百分点16。一个群体内部出现 30 多个百分点的代际落差，意味着随着老一代凋零，这块底牌的厚度本身就在变薄。这与皮尤记录的另一个现象彼此呼应：50 岁以下的共和党人，对以色列的态度也在分化——2022 年他们里还有 63% 持好感，到 2025 年已变成 48% 好感对 50% 反感，几乎对半开17。换句话说，松动不止发生在民主党那一侧，连共和党的基本盘里，年轻那一层也开始裂。底牌还在，牌面却不像从前那么齐整了；内塔尼亚胡押注的这个票仓，是一个正在缓慢缩水的资产。
把民调数据铺开，党派化就不再是印象，而是一条可以量出来的裂痕。
皮尤研究中心 2025 年 4 月的调查（数据采集于 2025 年 3 月）给出了一组干净的数字：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总体好感度是 47% 好感、53% 反感；按党派拆开，共和党人 63% 好感、37% 反感，民主党人 31% 好感、69% 反感17。一边 63%，一边 31%，这道沟一目了然。趋势同样刺眼：2022 到 2025 年，总体反感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42% 升到 53%），“非常反感”大致翻倍（10% 升到 19%）17。对内塔尼亚胡本人有信心的，2025 年 3 月总体只有 32%——共和党人 51%，民主党人仅 15%17。
党派差距不是新事。早在 2018 年 1 月，皮尤就记录到：79% 的共和党人在以巴之间更同情以色列，民主党人只有 27%——那是一道当时创纪录的 52 个百分点的鸿沟18。这条数据线很要紧，因为它把时间往前推了：党派分裂早在 2023 年加沙战争之前就存在，并在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个时代里持续拉大18。把 2018 年的 52 个百分点和 2015 年那场演讲放在一起看，时间顺序就清楚了——演讲在前，鸿沟在后，且越拉越宽。这并不证明前者单独造成了后者，但至少说明，那场演讲发生在裂缝正在加深的时刻，而它没有去弥合，反而踩了一脚。
盖洛普把这道沟量到了史上最宽。其调查发现，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在对以色列好感度上的差距,达到约 50 个百分点——被形容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值，打破了 2023 年前后约 30 个百分点的旧纪录19。盖洛普还首次发现，美国人在以巴之间不再更同情以色列一方19。须把这两组数据分开锚定：党派好感度的 63% 对 31% 出自皮尤17，“史上最大党派差距”这一定性出自盖洛普19，二者口径不同，不宜混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分析则更进一步，认为这道党派鸿沟已经从周期性的波动，变成了结构性的裂痕——由代际更替、福音派整体倒向共和党、进步派民主党人日益认同巴勒斯坦事业三股力量推动20。该分析把内塔尼亚胡自己的选择——2015 年那场博纳演讲、与特朗普的结盟、定居点扩张——列为加速因素20。
裂痕最近的一次实地演练，发生在 2025 年。2024 年 3 月舒默那篇“和平障碍”的演讲、麦康奈尔的当场回击，已经把民主党内部的分歧挑明11。进步派那一翼的立场也越走越远：桑德斯早在 2023 年 12 月就主张对以色列的军援应附加条件，说在以色列的军事与政治行为发生“根本改变”之前，“一分钱”都不该无条件流过去21；AOC、特莱布等人则推动过削减对以援助的修正案22。到 2025 年中，连传统上亲以的民主党人也开始想方设法把“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内塔尼亚胡”区分开来，以遏止本党的左倾23。
然后是伊朗，那个内塔尼亚胡反复回到的题目。2025 年 6 月 21 日，美国打击了伊朗的三处核设施（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就在以色列 6 月 13 日发动袭击、拉开“十二日战争”八天之后24。一场闭门简报之后，参议员们按党派线分裂——共和党人称打击有效，民主党人说还有问题没得到回答24。一项要求停止对伊敌对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后来在众议院以 215 比 208 通过（四名共和党人加入了民主党一边），参议院的版本则被共和党人挡下24。
把 2015 和 2025 摆在一起，会看到同一出戏换了角色重演。2015 年，是共和党参议员写信给伊朗、去拆民主党总统的协议；2025 年，是共和党议员挡下战争权力决议、去护住共和党总统的打击。十年前内塔尼亚胡需要绕过白宫，因为白宫在民主党手里；十年后他几乎不用绕，因为白宫换了主人。但两次的投票分布几乎是一个镜像——伊朗这个题目，曾经是他用来弥合两党的，如今成了两党对掐的引线。攻守的角色被特朗普的总统身份重新分配了一遍，分裂本身却原样保留了下来24。而这场战争并未在 2025 年画上句号——它在 2026 年一路升级到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再到六月那纸把以色列晾在一边的美伊临时协定，那笔最终的账，本书留到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去结。
代价的账，要到第十一章才结清，但欠条早就开出来了。2015 年那场演讲过后，连 AIPAC 的官员都承认它帮了倒忙——“内塔尼亚胡在国会的演讲，把伊朗问题变成了一个党派问题”，一旦失去民主党的相当一部分，就“根本不可能挡住协议”25。这是亲以阵营自己承认这套打法反噬了自己。须给因果留出分寸：把两党共识的瓦解全算在他一个人头上，是高估了一个人。美国政治整体的“大分拣”——每个突出议题都被吸进党派认同——本就让一个旧的两党共识难以为继；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也直言，民主党支持的崩塌是以色列的一种战略风险，部分原因正是内塔尼亚胡与共和党、与特朗普的公开结盟26。水位是美国政治自己涨起来的，内塔尼亚胡是加速者，不是唯一的肇因20。
内塔尼亚胡在国会的那些“朋友”，是一张以共和党与福音派为骨架的网；四次站上讲台的纪录，既记录了他借这张网一次次绕过白宫的本事，也记录了以色列议题如何在这二十多年里，从两党的共识滑成了两党之间的楔子。本锡安当年在国会两党之间各塞进一句支持犹太建国的政纲，赌的是美国会善待这个犹太国家；八十年后，他的儿子把同一个赌注，越押越深地压在了两党中的一党身上。这一注押下去，赢的是即时的掌声，输的是另一半人——而那另一半人，迟早会轮到他们当家。
The Jerusalem Post（jpost.com，article-811582，2024 年 7 月）。2024-07-24 演讲使内塔尼亚胡成为史上首位四次（1996、2011、2015、2024）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演讲的外国领导人，超过丘吉尔的三次（1941、1943、1952）；“比肩/超越丘吉尔” 的框定在 2024 演讲报道中被广泛使用。链接 →
Jewish Virtual Library / American Rhetoric（演讲原文）；Washington Post（1996-07-10，Netanyahu Affirms His Hard-Line Image）。1996-07-10 首次联席会议演讲，时在 1996-05-29 击败佩雷斯当选数周后；访问期间首次公开向克林顿表态将遵守《奥斯陆协议》；WaPo 将此行定性为强硬派亮相，时值克林顿任内、接待仍大体两党性。链接 →
NPR（2015-03-03，Netanyahu Speech Is Latest Glitch in U.S.-Israel Relations）。报道框定：直到 2015 年，对以色列的支持都是华盛顿最持久的两党支柱之一——为四次演讲的下行曲线提供基线。链接 →
Daily Caller（2011-05-24）；VOA News；Al Jazeera（2011-05-24，Netanyahu rules out return to 1967 borders）。2011-05-24 演讲经博纳邀请，记 28–29 次起立鼓掌、博纳与拜登坐其身后；最受鼓掌之句直接顶撞奥巴马——以色列不回到 1967 年那条无法防御的边界，时距奥巴马提出 “以 1967 年线加双方同意的领土交换” 仅数日；评论读作发给白宫的刻意信号。链接 →
Wikipedia（作事实骨架，已交叉核证），Benjamin Netanyahu’s 2015 address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博纳 2015-01-21 未协调白宫即发出邀请，白宫斥为 “对外交礼仪的公然破坏”；演讲落在以色列大选（2015-03-17）两周前，奥巴马拒绝会面、评价其 “没什么新东西”；据德尔默复盘博纳主动联系以色列大使并称会通知白宫（详见第六章）。链接 →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JTA，2024-05-23）；The Hill。与 2015 不同，2024 邀请形式上为两党性——由四位国会领袖联署：议长约翰逊（共和党）、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民主党）、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共和党）、众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民主党）。链接 →
The Hill；Newsweek；CNN（部分页面 403，经搜索摘要）。广泛报道约 58 名国会议员（众/参两院民主党人）抵制 2015-03-03 演讲；缺席者含以参议院议长身份本应到场的副总统拜登、资深参议员莱希；各家计数在 50–58 间浮动，“50 多“为保守下限、”58”为最常引用的具体数。链接 →
Common Dreams（2015-03-03，Nearly 60 Lawmakers Boycott Netanyahu Speech）；Newsweek（回顾）。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到场却发尖锐声明，称自己 “几乎落泪”、为 “对美国人智识的侮辱” 而难过，并称议事厅不应被用于政治表演；该事件被普遍视为美以关系被公开党派化的转折点。链接 →
Axios（2024-07-24，Half House Senate Democrats boycott Netanyahu）；CNN；Foreign Policy（Axios/FP 正文 403，经搜索摘要）。约半数国会民主党人（“超过 50”/“近半数”）抵制 2024-07-24 演讲，点名者含佩洛西、党鞭德宾、克莱本、桑德斯及“四人帮”三位（特莱布、奥马尔、AOC）；厅内内塔尼亚胡称场外抗议者为“伊朗的有用的傻瓜”并获起立鼓掌，戴黄色人质别针、人质家属在席，特莱布举“战争罪犯”“种族灭绝有罪”牌；厅外数千人抗议、有人被喷胡椒喷雾。计数各家有出入，统一口径为“约半数民主党人”。链接 →
CBC（2024-07-24，正文 403，经搜索摘要）；CNN；Foreign Policy。副总统哈里斯（参议院议长）以早有行程为由拒绝主持，赴印第安纳波利斯为某姐妹会大会作主旨发言；下一顺位的参议员帕蒂·穆雷亦拒绝；最终由外交委员会主席本·卡丁以 ”临时议长“ 身份主持；共和党人（如众议员朗沃西）称哈里斯缺席 ”可耻“。链接 →
Jewish Insider（2024-03，Chuck Schumer Benjamin Netanyahu Israel Hamas McConnell）；Times of Israel；ABC News。2024-03-14 舒默（史上职位最高犹太裔民选官员）作约 40 分钟参院演讲，称内塔尼亚胡为 ”和平的障碍“ 之一、呼吁战后举行新以色列大选——”他已迷失方向“；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当场回击 ”以色列应得一个表现得像盟友的盟友“、外部观察者 ”不该对另一民主国家的领导层指手画脚“。链接 →
Cotton 参议员办公室（原始）；PBS NewsHour；Brookings。2015-03-09（演讲后六天）新科参议员科顿起草致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由 54 名共和党参议员中的 47 名联署，警告任何核协议可被未来总统 ”大笔一挥“ 撤销或被国会修改；白宫与拜登称其前所未有地破坏在任总统外交，伊朗外长扎里夫斥为 ”没有法律效力“ 的 ”宣传伎俩“——配合内塔尼亚胡议程对抗民主党白宫的范例。链接 →
composite（JTA、The Hill、Jewish Insider、ABC News，1996–2025）；ABC News（2024-03）。国会内反复出现的共和党支持者：博纳、麦康奈尔、格雷厄姆、克鲁兹、科顿、鲁比奥（2025 任特朗普国务卿）、约翰逊；ABC News 报道舒默演讲后参院共和党人直接与内塔尼亚胡交谈，坐实 ”支持以色列上的党派分裂“。链接 →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JTA，2024-05-23）；The Hill。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共和党，路易斯安那州）于 2024-05-23 在以色列使馆独立日活动上递出邀请；约翰逊最初抛出邀请意在对舒默施压（在舒默呼吁内塔尼亚胡下台后），最终获舒默 ”最后一刻的点头“；众院民主党人主张更实在的挺以做法是通过停摆中的乌克兰/以色列援助补充案。链接 →
JNS.org（John Hagee / 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CDAMM。CUFI 由圣安东尼奥电视布道家约翰·哈吉牧师于 2006 年创立，号称超千万会员，为全美最大亲以组织；哈吉到国会发言，CUFI 年度华盛顿峰会派会员游说各自参众议员；其基督教锡安主义主张《圣经》命令基督徒支持以色列与犹太人重返土地——共和党国会支持背后的草根与选票力量。链接 →
NPR（2016-03-22，Republican Support For Israel Linked To Evangelical Ties）；Brookings。分析估计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福音派占美国选民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以色列政策上近乎一致投票，广义人口逾三千万；NPR/Brookings 指福音派态度解释共和党挺以的绝大部分——”没有福音派，共和党人在以色列问题上与美国其他人无实质差别“；但 18–34 岁福音派中仅约 32% 更同情以色列，比年长者低 30 余个百分点。链接 →
Pew Research Center（2025-04-08，数据采集于 2025-03）。以色列总体好感 47%/反感 53%；共和党人 63% 好感、37% 反感，民主党人 31% 好感、69% 反感；2022→2025 总体反感 +11 点（42%→53%）、”非常反感“ 约翻倍（10%→19%）；50 岁以下共和党人由 63% 好感（2022）转为 48% 好感/50% 反感（2025）；2025-03 对内塔尼亚胡有信心总体 32%（共和党 51%、民主党 15%）。链接 →
Pew Research Center（2018-01-23，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Grow Even Further Apart in Views of Israel）。截至 2018-01，79% 共和党人在以巴间更同情以色列、民主党人 27%——当时创纪录的 52 个百分点党派鸿沟；说明党派分裂早于加沙战争，并在奥巴马、特朗普两个时代持续拉大。链接 →
Gallup（news.gallup.com，Israelis No Longer Ahead of Americans’ Middle East Sympathies）；JTA（2025-06-12）。盖洛普测得共和党—民主党对以好感度差距约 50 个百分点，称为有记录以来最大、打破约 30 点（2023 前后）的旧纪录；并首次发现美国人不再更同情以色列一方；JTA（2025-06）报道连共和党选民中对以色列人的同情也在下降。链接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博客，The partisan gap in support for Israel seems permanent，2023–2024）。CFR 论证该党派鸿沟已由周期性变为结构性，由代际更替、福音派整体倒向共和党、进步派民主党人日益认同巴勒斯坦事业三股力量推动；将内塔尼亚胡自身选择（2015 博纳演讲、与特朗普结盟、定居点扩张）列为加速因素——他是加速者而非唯一肇因。链接 →
NPR（2023-12-07，Bernie Sanders Israel aid conditional）。桑德斯主张鉴于加沙平民伤亡，对以军援应附条件，反对额外约 101 亿美元 ”无附加条件“ 援助；称在以色列军事与政治行为发生 ”根本改变“（含暂停行动、承诺政治解决）之前 ”一分钱“ 都不该流过去——民主党内分裂的标志。链接 →
Times of Israel；Axios（2020–2024）。AOC 牵头、桑德斯与特莱布等联署的信件呼吁若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则削减/暂停美援；奥马尔与特莱布支持削减对以拨款的修正案；这些一度边缘的立场到 2023–24 成为民主党内可见的一派，加深与内塔尼亚胡的裂痕。链接 →
CNN Politics（2025-08-03，Democrats Netanyahu Israel Gaza）。到 2025 年中，连传统上亲以的民主党人也试图把 ”支持以色列“ 与 ”支持内塔尼亚胡“ 区分开，以遏止本党在加沙人道危机下的左倾——裂痕已从进步派一翼移向民主党主流。链接 →
Congress.gov CRS（IN12571）；USNI News（2025-06-27）；The Hill。2025-06-21 美国打击伊朗三处核设施（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在以色列 2025-06-13 袭击、拉开 ”十二日战争“ 八天后；闭门简报后参议员按党派线分裂；一项停止对伊敌对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在众院以 215–208 通过（四名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参院版本被共和党人挡下——2015 伊核之争的逐帧重演。链接 →
Times of Israel, AIPAC official: PM’s Congress speech hurt Iran deal opposition（正文 403，经搜索摘要）。AIPAC 官员事后承认：演讲 ”把伊朗问题变成了一个党派问题“，”我们失去了民主党的相当一部分，而没有这部分根本不可能挡住协议“——亲以阵营自认这套打法反噬。链接 →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INSS，以色列，Danger Zone: Collapsing Support for Israel Among Democrats，2024–2025）。以色列智库警告民主党支持崩塌是以色列的战略风险，部分归因于内塔尼亚胡与共和党、与特朗普的公开结盟——以色列建制机构自承其选择加速了党派化。链接 →
先把话说清楚。
亲以游说的核心，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但 AIPAC 这台机器历史上的运转方式，和外界想象的“砸钱买票”相去甚远。它本身并不直接给候选人捐款。它登记在册的游说支出甚至算不上巨额：2023 年约 306 万美元，2024 年约 332 万美元——比许多行业协会都小1。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单看游说花销，AIPAC 在华盛顿并不显眼。
它真正的力量来自三件事。其一，直接游说国会——派人上山，逐个办公室谈。其二，发布投票“评分卡”与立场指南，对议员在以色列相关议案上的表现打分、做教育性引导1。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它长期扮演一个“枢纽”的角色，把成员个人的捐款，引导、归集到它青睐的候选人那里1。钱不经它的手，而是经它的指挥棒——它不出钱，它告诉愿意出钱的人，钱该往哪儿去。这套打法合法、公开、可披露，也正因为如此，它经得起“机制”这把尺子去量。
把这三件事拆开看，重点在于它们都走程序、留痕迹：评分卡是公开的，议员们知道自己被怎么打分；引导捐款走的是合法的政治献金渠道，每一笔都要在联邦选举委员会备案。一个组织能不能影响国会，靠的从来不是它“掌握了什么”，而看它能不能把分散的政治意愿组织起来、让议员相信投错票会有选举上的代价。AIPAC 几十年来做的，正是把这种代价变得可信。它不需要自己出钱，它只需要让议员知道，愿意出钱的人在看。
这台机器还嵌在一个更大的背景里，这个背景常常被游说叙事盖过。从 1967 年至今的约九十四次盖洛普民调里，美国公众对以色列的平均同情度约 49%，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约 13%；2023 年皮尤的调查里，美国人仍把以色列列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2。这种持久的公众支持本身，就是美国对以政策的一个独立地基——它支撑的，是“战略与意识形态亲和加公众舆论”这套解释，而不是“游说一手遮天”那套。把这个地基放在前面，后面所有关于游说机制的讨论才有分寸：在一个本就广泛同情以色列的选民结构里，游说集团是在顺水推舟，还是在逆流而上，得看具体议题；它推得动的，往往是公众本来就不反对的方向。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 2022 年：AIPAC 第一次让自己的钱直接下场。
2021 年底，AIPAC 干了两件结构性的事。2021 年 12 月 15 日，它成立了 AIPAC PAC，这是一个可以直接给候选人捐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2022 年 1 月 3 日，它又成立了一个超级 PAC——联合民主项目（United Democracy Project，UDP），公开宣称要为“支持国会中美以关系”的候选人发声3。作为超级 PAC，UDP 不能直接给候选人捐款，但它可以筹集和花费不设上限的资金，用于独立支出——也就是明确为某位联邦候选人“拉票或拆台”的广告与活动3。
这一步为什么算转折，要放回 AIPAC 几十年的自我定位里看。长期以来，它刻意不设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对外强调自己是“游说”而非“出资”——这层区隔既是法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护身符，让它能说自己不左右选举、只影响政策1。2021 年底成立 AIPAC PAC 与 UDP，等于主动放弃了这层区隔。它从此既出钱、又直接介入党内初选这个最敏感的战场，把候选人的去留摆上了台面。数字能说明这一步迈得有多大。2022 年这一轮，UDP 筹款逾 3590 万美元，支出逾 3290 万美元，其中独立支出 2610 万美元3。到 2024 年这一轮（截至当年八月），UDP 筹款约 6840 万美元，支出约 5600 万美元，独立支出逾 3560 万美元——在所有超级 PAC 里排到第九3。把 AIPAC 旗下各政治实体合在一起，2024 年的总支出预计接近 1 亿美元3。另据 Punchbowl News 与 Common Dreams 援引联邦选举委员会与 OpenSecrets 的口径，AIPAC 及其超级 PAC UDP 在 2024 年选举中报告的支出为 9510 万美元，是 2022 年约 4400 万美元的两倍多45。须标注分寸：各家媒体的金额因统计窗口、是否计入 AIPAC PAC 的直接捐款而有出入，约 1 亿美元是合并口径的预估上限5。
2024 年的两场民主党初选，是这套机制最清晰的展示。纽约第十六选区，UDP 花了近 990 万美元反对现任众议员贾马尔·鲍曼，又花了近 480 万美元支持挑战者乔治·拉蒂默；拉蒂默以 58% 比 41% 胜出3。密苏里第一选区，UDP 花了逾 520 万美元反对现任众议员科里·布什，并以 330 万美元支持挑战者韦斯利·贝尔；布什在 2024 年 8 月 6 日的初选中落败3。布什那场被形容为当时有记录以来最昂贵的众议院提名之争4。UDP 由此成为 2024 年民主党初选里最大的外部支出方，其独立支出的主体，瞄准的是那些进步派、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的现任议员4。
须把方法论的分寸点明：不同媒体给出的单场总额差异不小（有的把电视广告全算进去，得出鲍曼一役约 1460 万、布什一役约 860 万），本章一律以 FactCheck.org 拆分到“反对/支持”的逐项数字为保守基准34。要看清这套机制的边界，得记住一点：UDP 砸钱的对象，几乎全是民主党初选里的进步派现任议员，而非两党的全部对手。它解决的是党内的一个特定问题——挡住那批对以色列最不友好的声音爬上来，而不是去改写整个国会的版图。
这个生态里，AIPAC 不是唯一的玩家，而且玩家之间并不齐心。
民主党这一侧，有“支持以色列的民主党多数派”（DMFI）。它成立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6，同年 7 月又设立了配套的 DMFI PAC7。它诞生的直接动因，是民调显示民主党人、尤其年轻选民对以色列的支持在松动——它要在党内初选里替亲以的民主党人撑腰，做法常常与 AIPAC 步调一致，一起对付进步派挑战者6。
福音派这一侧，有“联合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CUFI），由约翰·哈吉牧师领衔，成立于 2006 年。按成员人数算，它自称是全美最大的亲以组织，号称有七百万到一千万会员，动员的是福音派、基督教锡安主义的草根8。须标注：这类会员数字是组织自报的，应当如此对待8。它的群众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比 AIPAC 更深，与 AIPAC 关系也密切——这意味着，亲以游说的草根动员，相当一部分其实来自基督徒而非犹太人，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拆掉“犹太人统一行动”的想象。
更能说明“两党并存”的，是两位横跨党派的巨额金主。共和党这边是赌场富豪谢尔登·阿德尔森——特朗普等共和党人的顶级金主，也是内塔尼亚胡仕途的关键支持者9。2007 年，阿德尔森在以色列创办了第一份免费日报《今日以色列报》（Israel Hayom），它被广泛描述为亲内塔尼亚胡、亲利库德的喉舌；有研究把接触该报与右翼阵营支持率的上升相联系，估计它在历次选举中为右翼阵营增加了约两个议席10。须严格区分指控与定罪：内塔尼亚胡的一名前助手在庭审中作证称，内塔尼亚胡曾推动阿德尔森办这份报纸，部分目的是“扳倒”竞争对手《新消息报》——这构成内塔尼亚胡 2000 号案/4000 号案腐败诉讼的核心情节之一11。这里写的是庭审证词与指控，不是已决之罪；这桩案子在阿德尔森本人身上更难有定论，因为他已于 2021 年去世，关键证人已无法再出庭12。阿德尔森去世后，其遗孀米丽娅姆继续经营该报，继续资助以色列右翼与美国共和党9。
民主党这边是以色列裔媒体富豪哈伊姆·萨班。2016 年，他向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超级 PAC 捐了约 1150 万美元，对克林顿相关事业的总投入据报超过 2700 万美元，还以约 1300 万美元的创始拨款，在布鲁金斯学会设立了萨班中东政策中心13。他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自述：“我是个单一议题的人，我的议题就是以色列。”（语出 2010 年《纽约客》康妮·布鲁克的人物报道）13 2015 年 6 月，他建议克林顿在以色列问题上与奥巴马拉开距离；2018 年，他又抨击了民主党参议员们关于加沙的联名信14。一个共和党巨富、一个民主党巨富，各自在自己那一侧砸钱——这恰恰说明，所谓“游说生态”横跨两党，靠的是一个个具名的个人金主，而非一只统一的手。
机制讲完了，必须讲它的限度。游说不是万能的，记录在案的失败，要写足。
最经典的一次失败，是 2015 年的伊核协议。协议（JCPOA）的反对决议在 2015 年 9 月面临国会表决之前，AIPAC 发起了它历史上最猛烈的游说行动之一，计划通过一个分支机构“公民促成无核伊朗”投入逾 2000 万美元，在三四十个州投放广告15。这个 501(c)(4) 机构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成立，最终花了大约两三千万美元反对协议，其广告“主要针对民主党议员”，由 AIPAC 公关帕特里克·多顿运营，顾问委员会里还有五名民主党人16。结果呢？反对决议没能推进——参议院民主党人成功发起阻挠议事，闭会动议没能凑够 60 票，于是 JCPOA 存活，奥巴马甚至不必动用否决权17。这是亲以游说在一项最高优先级议题上、面对一位下定决心且有本党撑腰的总统时，正面落败的标准案例——“他们的努力失败了，没能阻止协议落地”16。还有一个值得记下的反讽：那一年 AIPAC 一边花重金反对协议，一边却在支持着 27 名投票赞成该协议的民主党人——它从不是一个只认单一议题就一刀切的机器18。
失败不止这一桩。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在布鲁金斯撰文指出，这个游说集团“屡次未能阻止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先进武器”19。军售这条线尤其能戳破“无所不能”的想象：亲以游说一次次反对对海湾国家的大单、一次次被总统和国会的多数压过——因为那背后站着美国自己的石油利益、地区安全盘算和军工出口需求，这些利益的体量，游说集团撼不动19。
而且它内部并不统一。拉宾诺维奇强调，实践中亲以团体彼此利益冲突、相互对立，所谓“统一力量”根本不存在19。这种分裂不只是理论上的。2015 年那场国会演讲里，连 AIPAC 自己都被博纳和德尔默瞒在鼓里，事后还有 AIPAC 官员承认演讲帮了倒忙、把伊朗问题党派化、丢掉了挡协议所需的民主党票20。同一个“亲以阵营”内部，对该不该把以色列议题党派化，看法南辕北辙。把它们当成铁板一块，本身就是误判。这一层分歧，下一节的学术争论里还会再现。
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在移动。2026 年皮尤的一项调查发现，60% 的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正面看法为 37%，降幅最大的群体是民主党人和五十岁以下的选民21。这个数字提示了一层因果上的反转：游说集团在初选里大手笔砸钱，部分恰恰是对民主党联盟内部草根支持流失的一种回应——它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舆论背景下运转的一套机制，而非在真空里随心所欲21。花得起钱，未必拦得住趋势。
谈这个话题，绕不开一桩学术争议。这里严格把它当作一个有争议的学术论点来呈现，并配齐反方。
2006 年 3 月，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与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斯蒂芬·沃尔特在《伦敦书评》发表长文，2007 年 9 月又出了同名著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22。他们的论点是：美国给予以色列的物质与外交支持异乎寻常，这“无法仅用战略或道义理由来充分解释”，并把这种支持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一个“由个人和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即以色列游说集团——他们认为该联盟把美国的中东政策推向了偏离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23。这篇工作论文引发轩然大波：肯尼迪学院从论文上撤下了自己的标识，并加上免责声明与之划清界限；包括反诽谤联盟在内的批评者称其为“反犹长文”，艾伦·德肖维茨提交了一份约四十页的反驳24。须明确标注其触雷风险：围绕“反犹”与“双重忠诚”框架的指控，是这场争论双方的核心交锋点，应作为有争议的内容呈现，本章不采用任何此类框架去下结论24。
反方同样有据。拉宾诺维奇在布鲁金斯逐条反驳：其一，米沃二人描述的那种“统一力量”并不存在，现实中亲以团体利益冲突、相互对立；其二，该书倚重以色列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却忽略了主流学术；其三，它误解了美国外交政策实际的形成方式19。他给出的替代性解释是：冷战时期的战略结盟（共同的对手）、真实存在的文化／宗教／历史亲和，以及对地区稳定的盘算19。在反驳游说集团的“威力”时，他举出多项反证：该集团屡次未能阻止对沙特的先进武器出售；自尼克松以来历届政府其实都吸纳了阿拉伯／巴勒斯坦方面关于西岸／加沙的部分主张；伊拉克战争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迪克·切尼并无任何游说集团背景，其背后是石油精英利益，而非新保守派或“犹太游说”19。再叠上前面那条公众舆论的地基——长期高位的同情度本身就足以解释相当一部分对以政策2——以及 2015 年伊核协议这桩正面失败，米沃论点作为“游说决定一切”的强版本，证据上是站不住的。把它当成一个值得认真对待、但被有力质疑的学术假说，是这一章唯一稳妥的处理方式。
回到内塔尼亚胡。他在这个生态里的位置，不是“操控者”，而是一个高明的放大者——他借既有的机制和平台，把自己的杠杆撑到最大。
他用得最熟的平台，是 AIPAC 的年会。2011 年 5 月，他与奥巴马在 1967 边界问题上公开交恶后，转身就去了 AIPAC 年会、又登上国会联席会议讲台，重申那条边界“无法防御”28；2015 年那场国会演讲的官方出访理由，干脆也是“去参加 AIPAC 年会”25。耐人寻味的是，AIPAC 本身对 2015 年那场党派色彩浓厚的国会演讲并不安心——它事先连消息都没收到20。这说明，即便是最大的游说组织，也不总能与内塔尼亚胡的算计同步；他用它的平台，但未必听它的劝。当年连 ADL 的负责人都公开呼吁取消演讲，称它已被政治“绑架”、会适得其反——亲以阵营自己就在劝阻他26。
他的第二根杠杆，是与阿德尔森的联盟。阿德尔森既是他在以色列的报纸后盾（《今日以色列报》），又是美国共和党的顶级金主——这条线让内塔尼亚胡的影响力在以美两地同时被放大9。前述庭审证词显示，这层关系深到牵进了他的腐败诉讼11。
他的第三步，是战略性地向共和党和福音派倾斜。这一步有数据上的算计：美国犹太社群多数偏自由派、靠近民主党，而对以色列态度松动也恰恰发生在民主党与年轻选民里21；福音派那一侧，CUFI 号称数百万计的草根会员，提供的是一个稳定、热忱、且与共和党高度重叠的票仓8。把支持的重心从前者挪向后者，对内塔尼亚胡是一笔划算的买卖。2015 年那场国会演讲被许多民主党人和美国犹太领袖视为党派操作，加深了“内塔尼亚胡把以色列绑上共和党”的观感；改革派领袖里克·雅各布斯就批评这“极不明智”27。他的驻美大使罗恩·德尔默后来更把这层倾斜说白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批评“不成比例”，而福音派基督徒才是更“可靠”的支持者27。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内塔尼亚胡的取向——押注右翼，疏远那个多数偏自由派的美国犹太社群。代价也在这句话里：把一个本应跨越党派的议题，越推越深地塞进美国党派认同的一侧。
这就是这一章的判断，留足分寸：内塔尼亚胡确实借助了一套真实、可证、合法登记的机制——超级 PAC 的独立支出、年会的讲台、阿德尔森的报纸、福音派的票仓——来放大自己的杠杆。但这套机制有它清晰的限度：2015 年斥资逾两千万也没拦住伊核协议，对沙特的军售屡次拦不住，内部并不统一，两党金主各站一边，而美国公众的水位正在朝不利的方向移动。把这一切说清楚，靠的是这些点得出名字、数得出金额的事实。游说集团是一台有力的、被充分记录在案的机器；它同时也是有边界的、内部分裂的、横跨两党的。内塔尼亚胡向共和党与福音派的倾斜，让他赢得了即时的红利，也把他推得离多数自由派的美国犹太社群越来越远——这笔账，会在后面的章节里继续算。
Tablet Magazine, How Influential Is AIPAC（2023–2024 游说披露口径）。AIPAC 登记在册的游说支出约 306 万美元（2023）、约 332 万美元（2024），小于许多行业协会；其力量历来来自直接游说国会、发布投票评分卡与立场指南、以及作为枢纽引导成员个人捐款流向青睐的候选人——它本身不直接捐款，长期刻意不设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链接 →
Jewish Virtual Library,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Israel: An Overview；Gallup 系列（1967– ）。自 1967 年以来约 94 次盖洛普民调中，美国对以色列平均同情度约 49%、对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约 13%；2023 年皮尤调查中美国人仍把以色列列为最重要盟友之一——持久公众支持构成对以政策的独立地基，支撑“战略与意识形态亲和加公众舆论”的解释。链接 →
FactCheck.org（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2024-09），United Democracy Project。UDP 系超级 PAC，成立 2022-01-03，为支持国会中美以关系的候选人发声；AIPAC PAC 成立 2021-12-15，可直接捐款。UDP 不能直接捐款，但可不设上限地做独立支出。2022 轮筹款逾 3590 万、支出逾 3290 万、独立支出 2610 万；2024 轮（截至八月）筹款约 6840 万、支出约 5600 万、独立支出逾 3560 万（超级 PAC 中第九），AIPAC 各政治实体合计预计近 1 亿美元。NY-16：反鲍曼近 990 万、挺拉蒂默近 480 万，拉蒂默 58%–41% 胜；MO-01：反布什逾 520 万、挺贝尔 330 万，布什 2024-08-06 初选落败。链接 →
Punchbowl News, Pro-Israel groups affect Democratic primaries（2024，援引 FEC／OpenSecrets）。UDP 成为 2024 民主党初选最大外部支出方，独立支出主体瞄准进步派、批评以色列的现任议员；布什一役为当时有记录最贵众议院提名战。各家单场总额因是否计入电视广告而有差异（鲍曼一役约 1460 万、布什一役约 860 万的更宽口径），本章以 FactCheck.org 逐项数字为保守基准。链接 →
Common Dreams, AIPAC 100 Million（2024，援引 FEC／OpenSecrets）。AIPAC 及其超级 PAC UDP 在 2024 年选举中报告支出 9510 万美元，为 2022 年约 4400 万的两倍多；金额因统计窗口与是否计入 AIPAC PAC 直接捐款而异，约 1 亿美元为合并口径预估上限。链接 →
Democratic Majority for Israel 官网, Who We Are。DMFI 成立 2019-01-29，因民调显示民主党与年轻选民对以支持松动而设，在初选中替亲以民主党人撑腰、常与 AIPAC 一致对付进步派挑战者。链接 →
DMFI PAC 官网。DMFI 的姊妹政治行动委员会，成立于 2019 年 7 月，在党内初选中支持亲以的民主党候选人。链接 →
Waging Nonviolence（2025-07），关于全美最大亲以基督教游说团体的报道。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CUFI）由约翰·哈吉牧师领衔、成立 2006，自称全美最大亲以组织、号称 700 万–1000 万会员（自报数字，应如此对待），动员福音派／基督教锡安主义草根，与 AIPAC 关系密切，草根规模可能超过 AIPAC。链接 →
Haaretz, How Adelson Shaped Israel’s Media and Netanyahu’s Legal Entanglements（2021-01-13）。谢尔登·阿德尔森系美国共和党顶级金主（资助特朗普等）、内塔尼亚胡仕途关键支持者；2007 年创办以色列首份免费日报《今日以色列报》；2021 年去世后遗孀米丽娅姆续办该报并继续资助以色列右翼与美国共和党。链接 →
972 Magazine, Israel Hayom voters Netanyahu。《今日以色列报》被广泛描述为亲内塔尼亚胡／利库德喉舌，研究把接触该报与右翼阵营支持率上升相联系，估计在历次选举中为右翼阵营增加约两个议席。链接 →
Times of Israel, Ex-aide testifies Netanyahu enlisted Sheldon Adelson to take down rival paper（庭审证词／指控，非定罪）。内塔尼亚胡一名前助手在庭审中作证称，内塔尼亚胡曾推动阿德尔森办《今日以色列报》，部分目的是“扳倒”竞争对手《新消息报》——此为内塔尼亚胡 2000 号案／4000 号案腐败诉讼核心情节之一；此处写的是庭审证词与指控，区分于已决之罪。链接 →
Foreign Policy, Dead Men Don’t Testify（2021-02-08）。阿德尔森 2021 年去世，使其在内塔尼亚胡腐败案中作为关键证人无法再出庭作证，相关指控因此更难有定论——再次提示须区分指控与定罪。链接 →
The Forward, Jewish Billionaire Haim Saban Is Clinton’s Favorite Donor（2016-11-04）；New Yorker（Connie Bruck，2010，转引）。以色列裔媒体富豪萨班 2016 年向支持克林顿的超级 PAC 捐约 1150 万美元、对克林顿事业总投入据报超 2700 万，并以约 1300 万创始拨款在布鲁金斯设萨班中东政策中心；自述“我是个单一议题的人，我的议题就是以色列”。链接 →
The Intercept（2018-06-20），论萨班与民主党参议员加沙联名信。萨班 2015-06 建议克林顿在以色列问题上与奥巴马拉开距离，2018 抨击民主党参议员关于加沙的联名信——显示游说生态横跨两党、靠具名个人金主而非统一的手。链接 →
CNN Politics, AIPAC Iran nuclear deal Congress（2015-08-03）。2015-09 表决前，AIPAC 发起其史上最猛烈游说之一，计划通过分支机构“公民促成无核伊朗”投入逾 2000 万美元、在 30–40 州投放广告。链接 →
Wikipedia（作事实骨架，已交叉核证），Citizens for a Nuclear Free Iran。AIPAC 于 2015-07-17 设立该 501(c)(4)，花约 2000–3000 万美元反对伊核协议、广告“主要针对民主党议员”，由 AIPAC 公关帕特里克·多顿运营，顾问委员会含五名民主党人；“其努力失败，未能阻止协议落地”。链接 →
Ballotpedia, Iran nuclear agreement: Congressional review（投票计数）。反对决议未能推进——参议院民主党人成功阻挠议事、闭会动议不足 60 票，JCPOA 存活、奥巴马无须动用否决权；游说集团在最高优先级议题上、面对决意且有本党撑腰的总统时正面落败的标准案例。链接 →
Times of Israel, AIPAC hates the Iran deal but its backing 27 Dems who supported the 2015 accord。AIPAC 一边斥重金反对 JCPOA，一边仍在支持 27 名投票赞成该协议的民主党议员——说明它并非只认单一议题就一刀切的机器。链接 →
Brookings（Itamar Rabinovich，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2008-03-01），Testing the Israel Lobby Thesis。逐条反驳米沃论点：其描述的“统一力量”不存在，亲以团体利益冲突、相互对立；该书倚重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而忽略主流学术；误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形成方式。替代解释：冷战战略结盟、真实的文化／宗教／历史亲和、地区稳定盘算。反证：游说集团屡次未能阻止对沙特的先进武器出售；历届政府吸纳了阿拉伯／巴勒斯坦方面部分主张；伊战主要设计者切尼并无游说集团背景，背后是石油精英利益。链接 →
Times of Israel, AIPAC official: PM’s Congress speech hurt Iran deal opposition（正文 403，经搜索摘要）。AIPAC 官员事后承认 2015 国会演讲“把伊朗问题变成了党派问题”，令其失去挡协议所需的民主党票；AIPAC 本身事先未获通知、对该党派色彩浓厚的演讲并不安心。链接 →
Pew Research Center（2026 调查）；Common Dreams, Israel polling。2026 年皮尤调查发现 60% 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37% 正面，降幅最大者为民主党人与 50 岁以下选民；提示游说集团在初选大手笔砸钱，部分是对民主党联盟内草根支持流失的回应——一套在变化的舆论背景下运转的机制，而非在真空中。链接 →
Logos Journal, Deconstructing the Lobby: Mearsheimer and Walt, The Israel Lobby（书评）。米尔斯海默（芝加哥）与沃尔特（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文章见《伦敦书评》2006-03、专著（Farrar, Straus & Giroux）2007-09。链接 →
Weatherhead Center（Harvard）,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摘要。米沃论点：美国对以异常支持“无法仅用战略或道义理由充分解释”，主要归因于一个“由个人与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认为其把美国中东政策推离国家利益。链接 →
NPR（2006-04-21），Paper on Israel Lobby Sparks Heated Debate。肯尼迪学院从论文撤下标识并加免责声明；ADL 等批评者称其为反犹长文，德肖维茨提交约 40 页反驳；“反犹”“双重忠诚”指控是争论核心，作有争议内容呈现，本章不据此下结论。链接 →
The Forward, Netanyahu Changed the Way Americans View Israel…。内塔尼亚胡反复以 AIPAC 年会为平台；2015-03-03 国会演讲的官方出访理由即“参加 AIPAC 年会”，2011 年亦借年会与国会讲台重申 1967 边界“无法防御”。链接 →
The Forward, Abe Foxman Calls on Benjamin Netanyahu To Scrap Speech to GOP Congress（2015-02-06）。时任 ADL 全国主任福克斯曼公开呼吁取消 2015 国会演讲，称其已被政治“绑架”、会适得其反，建议只在 AIPAC 年会发言或推迟——亲以阵营内部对该演讲的劝阻。链接 →
CBS News, Five things about Netanyahu’s speech to Congress。2015 演讲被许多民主党人与美国犹太领袖视为党派操作，改革派领袖里克·雅各布斯批其“极不明智”；驻美大使罗恩·德尔默后称美国犹太人对以批评“不成比例”、福音派基督徒才更“可靠”——概括其押注右翼、疏远多数偏自由派美国犹太社群的取向。链接 →
NPR, Obama, Netanyahu And The 1967 Lines（2011-05-26）。2011-05 内塔尼亚胡与奥巴马就 1967 边界公开交恶后，5-23 赴 AIPAC 年会、5-24 登国会联席会议讲台重申该边界“无法防御”——确立“与总统相左即直接诉诸国会与亲以基本盘”的模板，并以 AIPAC 年会为反复使用的平台。链接 →
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人的核心做法，可以浓缩成一句古老的政治术语：分而治之。
这套做法的目标对象有两个。一个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由法塔赫主导、主席阿巴斯领导，名义上接受两国方案、愿意坐到谈判桌前。另一个是统治加沙的哈马斯，一个把消灭以色列写进章程的武装组织。常识会以为，以色列应当扶持前者、压制后者。内塔尼亚胡治下的实际操作恰好相反：愿意谈的被削弱，誓言开战的被默许做大1。
逻辑并不难懂。退役的以军将领什洛莫·布罗姆把它讲得很直白——阻止两国方案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把加沙和西岸分割开来，从而让内塔尼亚胡可以声称“无谈判对象”2。巴勒斯坦人若分裂成两个相互敌对、各说各话的实体，那么任何一方在谈判桌上签的字，都不能代表全体巴勒斯坦人；既然找不到一个能代表全体、说了算数的对手，那么“没有人可谈”这句话，就成了拒绝建国谈判的现成理由。
这件事最有分量的证据，来自内塔尼亚胡本人。2019 年 3 月 12 日，他对利库德党议员表示：任何想挫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人，都必须支持强化哈马斯、向哈马斯转移资金，这是“我们战略的一部分——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与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隔离开来”3。这是该论题里内塔尼亚胡留下的最直接的一段公开陈述，以色列官方此后并未实质否认其核心3。这段话定下了一个基调：维持巴方分裂，不是事态失控的副产品，而是被明白说出来的政策。
资金的流向，可以作旁证。据《纽约时报》报道并经多家媒体转述，卡塔尔在内塔尼亚胡明确鼓励下，每月向加沙输送“数百万美元”，由卡方情报人员携“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分发2。时间线上还有更早的铺垫：2012 年 12 月，内塔尼亚胡据称对记者丹·马加利特表示，维持哈马斯实力可作为对 PA 的制衡21；2015 年，财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说过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PA 是负担，哈马斯是资产”21。这套思路在以色列内部并非秘密。
以色列本土的历史研究也指向同一处。历史学者亚当·拉兹梳理以色列档案与公开记录，论证以方历届政府（包括内塔尼亚胡的多届任期）长期默许并便利卡塔尔资金进入加沙、强化哈马斯对加沙的统治，以维持加沙与西岸的政治分裂4。到了 2024 年，据报道，以色列安全总局（辛贝特）的一项调查指出，卡塔尔每月向加沙转移约 3000 万美元，并称资金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批准下流入哈马斯5。须标注的是，这条 3000 万美元的具体数字与“流入武装部门”的表述，来自一篇正文无法完整抓取的报道，金额与措辞以可见的搜索摘要为准，宜作旁证而非定论5。
还有一个时间点值得记下：据报道，就在 2023 年 10 月袭击前的数周，摩萨德的高层仍在与卡塔尔官员会面2。这条线索常被援引来说明，资金渠道直到事发前夕仍在运转。但援引它的人需要克制——它能说明渠道存在，却不能由此倒推出渠道与那场屠杀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
把这些放在一起，能稳妥地说的是：默许、便利卡塔尔资金以维持巴方分裂，是一项有据可查的政策。这项政策的逻辑也并不隐晦——只要加沙与西岸各有一个互不统属的政权，以色列就握有“无人代表全体巴勒斯坦人”的现成说辞，两国方案因此被悬置在一个无人负责的位置上。后面会反复回到一条分寸线——“这项政策直接导致了 10 月 7 日”，是另一回事，那是事后的归因与推断，证据不足以下定论。把一项维持分裂的政策，和那个具体清晨发生的事，用一根因果箭头连起来，需要的证据远不止“政策存在”这一条。
如果说分而治之是台面上的政治算计，那么台面下还有一台一直在转的慢机器：定居点。
数字最能说明这台机器的转速。在内塔尼亚胡现任的极右政府之下，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和前哨点数量，从 2022 年的 141 个增至 2025 年的 210 个，三年里增幅接近 50%6。过去三年批准了 69 个定居点，仅 2025 年 5 月一次就批准 22 个，被称为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6。住房单元的扩张同样持续：2017 至 2022 年间年均新增约 12,815 套，2025 年的扩张据联合国数据是 2017 年以来的最高6。
人口的体量给这些数字加上了重量。如今约有 70 万定居者居住在西岸与东耶路撒冷，约占以色列 770 万犹太人口的一成6。另据《以色列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与索引，西岸定居者人口在内塔尼亚胡某一任期内激增了 18%；该文正文无法抓取，此处只作趋势线索，与上述年均逾万套住房、约 70 万定居者的图景方向一致7。
这台机器的政治意图，被相关人物说得毫不含糊。财长斯莫特里赫称“我们正在阻止巴勒斯坦恐怖国家的建立”；内塔尼亚胡本人在 2025 年 9 月表态，“约旦河以西不会有巴勒斯坦国”6。一句话堵死了两国方案在地理上的全部可能。
而在所有定居点项目里，最关键的一个叫 E1。它位于东耶路撒冷与马阿勒阿杜明定居点之间的那片地。一旦推进，E1 会把西岸从中间一分为二，切断巴勒斯坦领土南北之间的连续性6。当一块未来国家的领土被一道犹太定居带从腰上切断，所谓的“国”就只剩下互不相连的几块飞地——在地图上画一个连续的巴勒斯坦国，会变得越来越难。
内塔尼亚胡反对两国方案、削弱以巴谈判的立场，可以一路追溯到 1990 年代初。立场性机构 IMEU 整理过一条时间线：他自那时起便持续削弱美方主导的以巴谈判、阻止两国方案下的巴勒斯坦建国，并批评奥斯陆协议“把巴勒斯坦人带回以色列腹地”8。这条线索来自一个有立场的机构，宜与主流报道相互核证后使用，但它指出的方向，和定居点数字所呈现的趋势是吻合的。
定居点扩张与分而治之，合起来构成了一种常被概括为“管理而非解决”的姿态。冲突不被推向终局，而是被维持在一个可控的水位：一边谈着遥遥无期的和平，一边在地面上不断改变事实。表面的平静，靠的是这台慢机器日复一日地转动。
这种“管理”有它具体的形态。它不需要一份正式宣布废除两国方案的文件——那样的文件会招来美国与欧洲的压力。它需要的，是每年批准一批住房、每隔一段时间追认几个前哨点、在地图上一点点改变事实，让“连续的巴勒斯坦领土”这个概念在物理上慢慢失去依托。等到外界回过神来，西岸已经被定居点、绕行公路与军事区切割成了碎片。慢，正是这台机器的伪装色：每一步单看都不足以构成危机，叠加起来却足以让一个国家无从诞生。对内塔尼亚胡而言，这恰好契合他自 1990 年代以来的一贯立场——他从不曾真正相信，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能容下两个主权国家。
绕过巴勒斯坦人的策略，还有朝外的一面：直接越过巴方，和阿拉伯世界做正常化。这就是亚伯拉罕协议。
2020 年 9 月 15 日，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正式建交，摩洛哥与苏丹随后跟进9。协议带来了实打实的成果：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开通直航、互免签证、签署自贸协定，目标是到 2027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00 亿美元；巴林成为首个与以色列签署安全协议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摩洛哥以换取美国承认其对西撒哈拉的主权来实现正常化；印度、以色列、阿联酋与美国还组成了 I2U2 技术伙伴关系9。
这套框架最关键的特征，是它“刻意绕开”了以巴冲突。在亚伯拉罕协议之前，阿拉伯世界长期有一条共识：解决以巴问题，是以色列融入阿拉伯世界的前提。协议打破的正是这条共识——以色列不必先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就可以和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建立正式关系9。对巴勒斯坦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手里那张“阿拉伯世界会为我们守住门槛”的牌，被抽走了一大半。
把这一对齐推动起来的，是对伊朗的共同恐惧。随着伊朗威胁上升、以及奥巴马政府推进 2015 年伊核协议，海湾国家开始把与以色列的关系视为有利10。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与中东其他国家之间出现了“10 年前无法想象的对齐”10。分析者把这一变化称为“逆周边”战略：以色列传统上的“周边战略”是与土耳其、伊朗这类非阿拉伯的边缘国结盟，以制衡身边的阿拉伯邻国；如今格局反了过来，以色列转而与海湾的阿拉伯国家默契对齐，共同对付伊朗这个新的核心威胁22。
这套对齐的韧性，在加沙战争中受到了一次严酷的考验。战争造成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亡，给所有正常化国家的国内舆论都施加了巨大压力。但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评估，尽管如此，原签署国中没有一个正式退出亚伯拉罕协议9。这说明长期的战略与经济利益，压过了即时的政治压力；同时也得承认，“正常化的政治成本在上升”9。分析者还警告，只要西岸与加沙的紧张持续，阿拉伯签署国就会面临国内的反对压力，从而制约这套以阿（反伊）正式对齐的进一步演进22。协议没散，但它头顶悬着的那把剑，越来越沉。
对内塔尼亚胡而言，亚伯拉罕协议是绕开策略最漂亮的一笔。它把巴勒斯坦问题从地区外交的中心位置挪开，证明以色列可以不解决占领、就赢得阿拉伯世界一部分的接纳。它在国内为他加了分，也在国际上稀释了“以色列被孤立”的叙事。但这笔交易的前提，是地区的注意力可以一直从巴勒斯坦人身上移开。10 月 7 日之后，巴勒斯坦人的处境重新回到了阿拉伯街头与全球舆论的中心，绕开策略赖以成立的那个前提，被动摇了。签署国没有退出，靠的是利益的惯性；可一旦下一轮危机来临，这份惯性还能撑多久，没有人敢打包票。
2023 年 10 月 7 日清晨，绕开策略撑起的那片平静，被一次突袭彻底炸开。
那天，哈马斯沿加沙边界发动突袭，约 1,200 名以色列军民被杀，251 人被掳为人质11。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袭击。前总理巴拉克称之为“以色列国史上最大的失败”11。
失败首先是情报上的。西点军校反恐中心的评估指出，以色列情报界长期抱持一种成见——认定哈马斯不愿升级冲突——这种成见压制了发出预警的分析师11。更刺眼的一个细节：在入侵前约三小时，一份详述哈马斯可疑活动的以军备忘录已经送到内塔尼亚胡的情报官手里，却没有被上报28。一支训练有素的安全机构，握着碎片化的预警，却没能把它拼成警报。
到这里，必须把那条分寸线划清楚。10 月 7 日之后，以色列主流舆论迅速把矛头指向了内塔尼亚胡多年的对哈马斯政策——《以色列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多年来，内塔尼亚胡扶植哈马斯，如今它在我们脸上炸开了”，概括了这种事后的定性5。加拿大广播公司也报道，这套削弱 PA、强化哈马斯的政策，在 10 月 7 日后被广泛视为反噬1。但“扶植哈马斯的政策”是一回事（有据），“这套政策直接导致了 10 月 7 日”是另一回事（事后归因、含较强的因果推断）。证据可以证明分裂政策的存在，却无法证明从政策到那场屠杀之间那条直接的因果链。这一点应当写成被广泛如此批评，而非已被证实的定论。
袭击之后是加沙战争，以及一组沉重而口径不一的死亡数字。这里需要多个来源并注。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截至 2026 年 2 月 16 日，至少有 72,063 人死亡12。一项发表于顶级医学期刊的加沙死亡率独立调查估计，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2025 年 1 月 5 日间约有 75,200 例“暴力死亡”，约占战前 220 万人口的 3.4%，比同期卫生部记录的 49,090 高出约三成半；另有约 8,540 例因饥饿、疾病与医疗系统崩溃导致的间接死亡，使总数接近 84,00023。该调查还显示，死者中妇女、儿童与老人约占 56.2%23。此外，一名以军官员在 2026 年 1 月私下承认约有 7 万人死亡12。三方数据有差异，但大致收敛在一个量级。
在加沙战争之前，内塔尼亚胡任内对加沙已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构成了一种被外界称作“割草”的累积威慑思路：2012 年 11 月的“云柱行动”，开场即定点清除哈马斯军事首领艾哈迈德·贾巴里，11 月 21 日在埃及斡旋下停火；2014 年 7 月的“护刃行动”，分三阶段推进，导火索之一是三名以色列青少年被绑架杀害；2021 年的“护墙行动”13。分析普遍指出，这种“割草”式的反复行动，在 2008 至 2009 年的“铸铅行动”、以及 2012、2014、2021 各役里，都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威慑，最终在 10 月 7 日彻底失效13。
这种“割草”思路本身就是“管理而非解决”在军事层面的延伸：不试图根除哈马斯，而是每隔几年用一轮军事行动把它的能力削回一个可控的水平，再回到下一轮平静的循环。它在十余年里维持了一种脆弱的稳态，也让以色列的安全系统逐渐习惯了这种节奏，习惯到失去了对一次彻底破局的想象力。10 月 7 日撕碎的，正是这种习惯。
而对于这场灾难，内塔尼亚胡的姿态是拒认直接责任。他坚拒就未能阻止 10 月 7 日承担直接责任；他的办公室承认幕僚在袭击前数小时收到预警却未转达14。直到 2025 年底，他才终于宣布对政府失误成立调查——但因这项调查由他主导，而非由现任或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领衔的国家调查委员会负责，招致了广泛的愤怒，被视为延续执政、规避问责的手段14。一场被称为国史最大失败的事件过去了两年多，对责任的清算才刚刚以一种受质疑的形式开始。
10 月 7 日之后炸开的，不止是加沙的废墟，还有两道朝向内塔尼亚胡本人的法律围墙，以及伊朗经营多年的那个“抵抗轴心”的瓦解。
第一道墙来自国际刑事法院。2024 年 11 月 21 日，ICC 预审分庭一驳回了以色列对管辖权的异议，对内塔尼亚胡和时任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了逮捕令15。分庭认定，有合理理由相信，至少自 2023 年 10 月 8 日至 2024 年 5 月 20 日间，两人作为共同正犯，对以下行为负有刑事责任：以饥饿作为作战方法的战争罪，以及谋杀、迫害与其他不人道行为的危害人类罪15。这里的措辞要字字精确：逮捕令是一项刑事指控，认定的是“有合理理由相信”，而不是定罪。124 个 ICC 成员国理论上有义务在两人入境时予以逮捕，但 ICC 本身没有执法力量24。一纸逮捕令，更多是限制了他能踏上的国土，而非把他送上被告席。
这两道法律围墙的实际效力，常被高估也常被低估。高估者以为一纸逮捕令或临时措施就能约束一国总理的行为；低估者则把它当作毫无分量的政治表态。比较接近实情的说法是：它们改变的是内塔尼亚胡的活动空间与国际形象，而非他眼下的处境。逮捕令让他出访 124 个成员国时都要先掂量法律风险，临时措施则把“防止种族灭绝行为”这样的措辞，第一次以司法形式压到了以色列政府头上。这些都是真实的约束，但它们既不能让战争停下，也尚未对任何人作出有罪的裁定。法律的程序，走得比战场上的事态慢得多。
第二道墙来自国际法院。2024 年 1 月 26 日，ICJ 应南非的请求，要求以色列防止任何构成“种族灭绝”的行为，警告巴勒斯坦人面临“真实且迫近的”“不可弥补伤害”的风险，并须确保人道援助送达16。这里同样需要把分寸划清：ICJ 下达的是临时措施，针对的是国家间争端（南非诉以色列，依据 1948 年《灭绝种族罪公约》），它要求以色列采取防范措施，但并不等于已经裁定以色列犯下了种族灭绝16。两个法院要分开看：ICC 审理的是对个人的刑事责任（逮捕令针对内塔尼亚胡个人），ICJ 审理的是国家之间的争端（临时措施针对以色列国）16。指控、临时措施、定罪、裁定——这四个词不能混用。
法律的围墙之外，是地区格局的另一场剧变：伊朗“抵抗轴心”的瓦解。
先是黎巴嫩的真主党。2024 年 9 月 17 日，真主党分发给其黎巴嫩与叙利亚特工的数千台寻呼机同时爆炸，次日又有数百台对讲机爆炸；袭击造成 37 人死亡（含儿童）、约 3,000 人受伤（多为平民）17。摩萨德渗透了供应链，在电池旁植入微量塑性炸药并远程引爆17。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称之为“宣战”，他本人于 9 月 27 日在以色列的行动中身亡25。内塔尼亚胡其后在 2024 年 11 月首次公开承认，是以色列实施了寻呼机袭击，以及导致纳斯鲁拉死亡的行动——这属于当事方的事后陈述25。
紧接着是叙利亚。2024 年 12 月 8 日，阿萨德政权在反对派攻势下崩溃，阿萨德逃往俄罗斯，家族逾五十年的统治告终18。布鲁金斯学会的苏珊娜·马洛尼称这是伊朗地区网络的一道“灾难性裂口”——大马士革的陷落，切断了德黑兰通往真主党这颗“代理网络皇冠明珠”的关键补给线；在以色列已重创真主党之后，伊朗很难再迅速重建真主党或哈马斯18。促成阿萨德倒台的因素是多重的：土耳其支持反对派、以色列的打击削弱了伊朗与真主党、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转移了重心18。倒台之后，以色列进入并占据了戈兰高地旁的非军事缓冲区26。
把寻呼机、纳斯鲁拉之死与阿萨德的崩溃放在一起，伊朗经营数十年的地区战略架构出现了严重的塌方。叙利亚是伊朗向真主党、哈马斯、杰哈德转运武器与协调行动的关键通道；失去阿萨德之后，伊朗面临后勤的阻断、战略纵深的收缩、协调盟友能力的下降19。前政权据报欠伊朗逾 300 亿美元27。多方评估的措辞是“受重创但未全灭”（down but not out）19。
这道塌方的意义，正是它为下一步打开了一扇窗。当真主党被打瘫、哈马斯被重创、叙利亚的通道被切断，伊朗这个“抵抗轴心”的中枢，第一次暴露在没有外围缓冲的位置上。据报道，内塔尼亚胡称他早在 2024 年 11 月、纳斯鲁拉被除掉之后不久，就已下令拟定攻击伊朗的计划20。绕过巴勒斯坦人的整套策略在 10 月 7 日炸开，把以色列拖进加沙的战争与法律的围墙；而同一场地区地震，也为内塔尼亚胡毕生紧盯的那个对手，腾出了一个可以直接出手的窗口。
把这一章的几条线收拢起来：对内的分而治之、地面上的定居点、对外的越顶正常化，构成了一套高度自洽的绕开策略，它在将近十年里维持住了一种以色列可以承受、巴勒斯坦人却无从突围的稳态。这套策略的红利同样是即时的——国内的政治分数、阿拉伯世界的接纳、被悬置而非激化的冲突；它的代价则是缓释的，且在 2023 年秋天一次性结清了一大笔：一千余条以色列人的生命、数万条加沙人的生命、两道指向他本人的法律围墙，以及一个被战争重新拖回世界中心的巴勒斯坦问题。值得在结尾留出的分寸是，把这一切都算成一个人精心设计的结果，同样是高估了一个人——地区的火药桶是几代人共同堆起来的，内塔尼亚胡是那个长期选择“管理”而非拆解它的人，而不是唯一往里添柴的人。那场窗口里发生的事——对伊朗的直接打击，从 2025 年的“十二日战争”一路升级到 2026 年的斩首与六月停火——是下一章的内容。
CBC News, “How Netanyahu’s Hamas policy came back to haunt him — and Israel”（2023，袭击后）。报道指内塔尼亚胡多届政府削弱了愿谈判的 PA 主席阿巴斯，同时强化了誓言消灭以色列的哈马斯；其逻辑是巴方分裂为两个对立实体后可主张“无人可谈”，从而阻断两国方案；该政策在 10 月 7 日后被广泛视为反噬。链接 →
The Nation, Jeet Heer, “Why Netanyahu Bolstered Hamas”（2023-12-11），综合《纽约时报》报道。卡塔尔在内塔尼亚胡明确鼓励下每月向加沙输送数百万美元，由情报人员携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分发；2012-12 内塔尼亚胡据称告诉记者丹·马加利特维持哈马斯实力可制衡 PA；2015 斯莫特里赫称 PA 是负担、哈马斯是资产；退役将领什洛莫·布罗姆解释分割加沙与西岸即可声称无谈判对象。链接 →
The Jerusalem Post, “Netanyahu: Money to Hamas part of strategy to keep Palestinians divided”（2019-03，报道其 2019-03-12 对利库德党团讲话）。内塔尼亚胡称任何想挫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人都必须支持强化哈马斯、向哈马斯转移资金，这是“我们战略的一部分——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与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隔离开来”；为该论题中其本人最直接的公开陈述，以色列官方未实质否认其核心。链接 →
+972 Magazine, “The not-so-secret history of Netanyahu’s support for Hamas”（2023，引以色列历史学者亚当·拉兹 / Haaretz 研究）。梳理以色列档案与公开记录，论证以方多届政府长期默许并便利卡塔尔资金进入加沙、强化哈马斯统治，以维持加沙与西岸的政治分裂；核心论点为分裂使两国方案无单一巴方对话者，符合内塔尼亚胡的战略目标。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For years, Netanyahu propped up Hamas. Now it’s blown up in our faces”（正文 403，经搜索摘要）。据报道辛贝特一项调查指卡塔尔每月向加沙转移约 3000 万美元、并称资金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批准下流入哈马斯；金额与“流入武装部门”表述以搜索摘要为准，宜作旁证。该标题概括了以色列主流舆论对该政策的事后定性。链接 →
Al Jazeera（Explainer）, “Illegal settlement expansion: How Israel is redrawing occupied West Bank”（2025-12-22）。西岸与东耶路撒冷定居点及前哨点从 2022 年 141 个增至 2025 年 210 个（增幅近 50%）；过去三年批准 69 个、仅 2025-05 一次批准 22 个；约 70 万定居者占以色列 770 万犹太人口约一成；2017–2022 年均新增住房约 12,815 套；斯莫特里赫称在阻止巴勒斯坦恐怖国家建立，内塔尼亚胡 2025-09 称约旦河以西不会有巴勒斯坦国；E1 项目若推进将把西岸一分为二、切断领土连续性。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Settler population surges 18% under Netanyahu”（正文 403，仅索引可见标题与主旨）。标题与索引表明西岸定居者人口在内塔尼亚胡某一任期内激增 18%，与约 70 万定居者、年均逾 1.2 万套住房的趋势一致；正文细节须以可抓取来源交叉核实，此处仅作趋势线索。链接 →
IMEU（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Understanding，立场性机构，作背景/时间线线索）, “Benjamin Netanyahu: Putting an End to the Oslo Accords and the Two-State Solution”（资源页）。整理内塔尼亚胡自 1990 年代初便持续削弱美方主导的以巴谈判、阻止两国方案下巴勒斯坦建国的时间线，并引其批评奥斯陆协议把巴勒斯坦人带回以色列腹地；作线索，须与主流来源核证。链接 →
Carnegie Endowment, Alexandre Kateb, “The Abraham Accords After Gaza: A Change of Context”（2025-04-25）。亚伯拉罕协议 2020-09-15 签署，使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建交（随后摩洛哥、苏丹）；成果含以阿直航、免签、自贸协定（目标 2027 年双边贸易 100 亿美元）、巴林为首个与以签安全协议的 GCC 成员、摩洛哥获美承认西撒主权、I2U2 技术伙伴关系；框架刻意绕开以巴冲突；尽管加沙战争致数万平民死亡，原签署国均未正式退出，但正常化的政治成本上升。链接 →
The Jerusalem Post, “Inside Israel’s reverse periphery strategy”（分析）；Quincy Institute（多份，2020–2025）。随伊朗威胁上升及奥巴马政府推进 2015 伊核协议，海湾国家开始视与以关系为有利；内塔尼亚胡称出现了 10 年前无法想象的对齐；分析称这是传统周边战略向与海湾阿拉伯国家默契对齐的逆周边转变，并警告若西岸与加沙紧张持续，阿方签署国将面临国内反对压力，制约该对齐演进。链接 →
West Point CTC, “The October 7 Attack: An Assessment of the Intelligence Failings”（事件 2023-10-07，分析为 2024）。2023-10-07 哈马斯沿加沙边界发动突袭，约 1,200 名以色列军民被杀、251 人被掳为人质；以情报界长期持哈马斯不愿升级的成见、压制预警分析师；入侵前约 3 小时一份详述哈马斯可疑活动的 IDF 备忘录未被上报；前总理巴拉克称之为以色列国史上最大失败。链接 →
Al Jazeera, “Gaza death toll exceeds 75,000 as independent data verify loss”（2026-02-18）；Brown University Costs of War（Crawford）。加沙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6-02-16 至少 72,063 人死亡；发表于顶级医学期刊的死亡率独立调查估计 2023-10-07 至 2025-01-05 间约 75,200 例暴力死亡（约战前 220 万人口的 3.4%），比同期卫生部记录的 49,090 高约 34.7%；另约 8,540 例间接死亡使总数近 84,000；死者中妇女、儿童、老人约占 56.2%；一名以军官员 2026-01 承认约 7 万人死亡。链接 →
RAND, “Lessons from Israel’s Wars in Gaza”；INSS 战略评估。内塔尼亚胡任内对加沙主要军事行动：2012-11 云柱行动（开场定点清除哈马斯军事首领贾巴里，11-21 在埃及斡旋下停火）、2014-07 护刃行动（三阶段，导火索含三名以色列青少年被绑杀）、2021 护墙行动；分析普遍指出累积威慑（割草）在铸铅行动及 2012、2014、2021 各役均未达成战略威慑，最终在 10 月 7 日失效。链接 →
Al Jazeera, “Netanyahu finally announces October 7 inquiry: why are Israelis furious”（2025-12-20）。内塔尼亚胡坚拒就未能阻止 10 月 7 日承担直接责任；其办公室承认幕僚在袭击前数小时收到预警却未转达；2025 年底他终于宣布对政府失误成立调查，但因由其主导（而非由现任/退休最高法院法官领衔的国家调查委员会）而招致广泛愤怒，被视为延续执政、规避问责的手段。链接 →
ICC 官方公告（经 UN 转载）；Just Security, “Arrest warrants and state reactions”（2024-11-21）。2024-11-21 ICC 预审分庭一驳回以色列对管辖权的异议，对内塔尼亚胡与时任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分庭认定有合理理由相信至少自 2023-10-08 至 2024-05-20 两人作为共同正犯对以饥饿作为作战方法的战争罪及谋杀、迫害等危害人类罪负刑责；系刑事指控而非定罪；124 个成员国理论上有义务于两人入境时逮捕，但 ICC 无执法力量。链接 →
The Conversation, “Why are the ICJ and ICC cases on Israel and Gaza taking so long”（事件 2024-01-26）；Chatham House。2024-01-26 国际法院应南非请求要求以色列防止任何构成种族灭绝的行为，警告巴勒斯坦人面临真实且迫近的不可弥补伤害风险并须确保人道援助送达；系临时措施而非种族灭绝认定；须区分 ICC 审理对个人的刑事责任（逮捕令）与 ICJ 审理国家间争端（南非诉以色列，依 1948 年《灭绝种族罪公约》）。链接 →
Lieber Institute（West Point）, “Well, it depends: explosive pagers attack revisited”；Axios, “Israel pager attack Hezbollah war”（2024-09）。2024-09-17 真主党分发给黎巴嫩与叙利亚特工的数千台寻呼机爆炸、次日数百台对讲机爆炸，致 37 死（含儿童）、约 3,000 伤（多为平民）；摩萨德渗透供应链、在电池旁植入微量塑性炸药并远程引爆；纳斯鲁拉称之为宣战，于 2024-09-27 身亡；内塔尼亚胡 2024-11 首次公开承认以方实施寻呼机袭击及致纳斯鲁拉死亡的行动（当事方陈述）。链接 →
Brookings, “The Assad regime falls: what happens now?”（2024-12-08/09）。2024-12-08 阿萨德政权在反对派攻势下崩溃、阿萨德逃往俄罗斯，逾五十年家族统治告终；马洛尼称这是伊朗地区网络的灾难性裂口——大马士革陷落切断德黑兰通往真主党的关键补给线，在以色列已重创真主党后伊朗难再迅速重建真主党或哈马斯；促成因素含土耳其支持反对派、以色列削弱伊朗与真主党、俄罗斯因乌战转移重心；倒台后以色列进入并占据戈兰高地旁非军事缓冲区。链接 →
The Soufan Center, IntelBrief（2025-09-18）；INSS, “Syria: a new era”。以色列对真主党军火库的摧毁加上 12 月阿萨德倒台，严重损害伊朗地区战略架构；叙利亚为伊朗向真主党、哈马斯、杰哈德转运武器与协调的关键通道，失去阿萨德后伊朗面临后勤障碍、战略纵深收缩、协调盟友能力下降；前政权据报欠伊朗逾 300 亿美元；各方评估其抵抗轴心受重创但未全灭（down but not out）。链接 →
TIME, “Iran-Israel nuclear program attack”；PBS NewsHour。内塔尼亚胡称其在 2024-11（纳斯鲁拉被除后不久）即下令拟定攻伊计划，原定较早执行、后推迟（当事方事后陈述）；为对伊朗的直接打击与“十二日战争”铺垫，详见下一章。链接 →
The Nation, Jeet Heer, “Why Netanyahu Bolstered Hamas”（2023-12-11），综合《纽约时报》报道的时间线证据。2012-12 内塔尼亚胡据称告诉记者丹·马加利特维持哈马斯实力可作为对 PA 的制衡；2015 财长斯莫特里赫称 PA 是负担、哈马斯是资产；以方对哈马斯资金的默许在以色列内部并非秘密。链接 →
Quincy Institute, “Israel and the Persian Gulf: a source of security or conflict?”；MEI（多份，2020–2025）。随伊朗威胁上升及奥巴马政府推进 2015 伊核协议，海湾国家视与以关系为有利；以色列与务实逊尼派国家的利益首先汇合于对伊朗（核野心、导弹、地区扩张）的共同忧虑，构成传统周边战略（与非阿拉伯边缘国结盟）向与海湾阿拉伯国家默契对齐的逆周边转变。链接 →
Brown University Costs of War（Crawford）；发表于顶级医学期刊的加沙死亡率独立调查（经 Al Jazeera 报道转述）。估计 2023-10-07 至 2025-01-05 间约 75,200 例暴力死亡（约战前 220 万人口的 3.4%），比同期卫生部记录的 49,090 高约 34.7%；另约 8,540 例因饥饿、疾病、医疗崩溃导致的间接死亡使总数近 84,000；死者中妇女、儿童、老人约占 56.2%。链接 →
Just Security, “Arrest warrants and state reactions to the ICC”（2024-11-21）。梳理 ICC 对内塔尼亚胡与加兰特发出逮捕令后的各国反应；124 个 ICC 成员国理论上有义务在两人入境时予以逮捕，但 ICC 本身没有执法力量，逮捕令属刑事指控程序而非定罪。链接 →
Axios, “Israel pager attack Hezbollah war”（2024-09-19）。寻呼机与对讲机连环爆炸后，纳斯鲁拉称之为宣战、于 2024-09-27 在以色列行动中身亡；内塔尼亚胡 2024-11 首次公开承认以方实施寻呼机袭击及致纳斯鲁拉死亡的行动（属当事方事后陈述）。链接 →
Brookings（Natan Sachs 等），“The Assad regime falls: what happens now?”（2024-12-08/09）；SWP。Sachs 指以色列已行动确保化武库点；阿萨德倒台后以色列进入并占据戈兰高地旁的非军事缓冲区；土耳其获益、俄罗斯失地中海基地、海湾国家此前对阿萨德的接触显得误判。链接 →
The Century Foundation；Chatham House；INSS, “Syria: a new era”（2025）。叙利亚为伊朗向真主党、哈马斯、杰哈德转运武器与协调的关键通道，失去阿萨德后伊朗面临后勤障碍、战略纵深收缩、协调盟友能力下降；前政权据报欠伊朗逾 300 亿美元；各方评估其抵抗轴心受重创但未全灭。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West Point CTC, “The October 7 Attack: An Assessment of the Intelligence Failings”（2024）。入侵前约 3 小时，内塔尼亚胡的情报官收到一份详述哈马斯可疑活动的 IDF 备忘录却未上报；其办公室后承认幕僚在袭击前数小时收到预警却未转达。链接 →
2025 年 6 月这个时间点，不是偶然。
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即将拥核，从 1992 年就开始了，一年又一年，几乎成了他的政治签名1。三十多年里他始终没有真正动手，原因之一是代价太高：伊朗有一圈代理人构成的“抵抗轴心”，真打起来，以色列会同时面对黎巴嫩真主党、加沙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的多线还击。
到 2025 年，这圈缓冲被拆掉了大半。真主党的领导层在 2024 年下半年被以色列连续斩首，组织遭重创；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 2024 年 12 月垮台，切断了伊朗经叙利亚向真主党输送武器的陆上通道2。也就是说，伊朗在被直接打击时能调动的反击力量，处在数十年来最弱的时刻3。一个等了三十年的人，终于等到了代价最低的窗口。
这一点值得和他三十年的预警史放在一起看。第二章已经说过，在那条“伊朗即将拥核”的时间线里，以色列自己的情报系统并不总是同意——2011 年时任摩萨德局长达甘就公开说过，伊朗的核武“并不迫在眉睫”1。换句话说，2025 年的“现在不打更待何时”，与其说是因为出现了某个新的、迫在眉睫的情报事实，不如说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代价空前低的军事窗口。这个区分很重要：它意味着开战的时机，更多由战略机会、而非由威胁的突然升级决定。
2025 年 6 月 13 日，以色列发动代号“崛起雄狮”的行动。
第一波打击的目标不只是设施，更是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等一批军方最高指挥官被同时击杀，多名核科学家也在打击名单上4。这是一次典型的斩首式开局——先打掉对方的指挥中枢，制造决策瘫痪，再打设施。
开局之所以能如此干净，靠的不只是空袭。据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开战前已在伊朗境内预置了攻击手段，用于在第一时间瘫痪防空与导弹反击能力——这是一场酝酿已久、而非临时起意的行动11。
伊朗的还击来得不算慢，但被削弱的轴心限制了它的手段。十二天里它向以色列和海湾地区目标发射了数百枚弹道导弹与大量无人机，其中一枚击中了以色列南部一家医院5。它真正缺的，是把战火引向多条战线的能力：黎巴嫩真主党、加沙哈马斯这些本应在此刻策应的力量，已无力形成有效的多线还击——这正是 2024 年那轮拆解的直接后果，也正是内塔尼亚胡选在此刻动手的理由。
但以色列一国打不完这场仗。原因是一个具体的技术事实：伊朗最关键的浓缩设施福尔多深埋山体之下，世界上能可靠打穿它的，只有美国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以及能投掷它的 B-2 轰炸机。
6 月 21 日至 22 日夜间，美国发动代号“午夜铁锤”的行动：出动 B-2 轰炸机投下十余枚 GBU-57，配合潜射巡航导弹，打击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6。两天后，6 月 24 日，特朗普宣布并经卡塔尔斡旋促成停火，十二天的战争告一段落7。
把美国拉进来，是内塔尼亚胡这场战争里最关键的一着。它在军事层面具体兑现了这本书反复出现的那个判断：他不只动用以色列的力量，更把一个超级大国的独有能力，接到了自己三十年的目标上。
还有一层历史性的分量容易被略过。自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美伊断交以来，美国从未直接轰炸过伊朗本土。午夜铁锤跨过了这道四十多年无人跨越的门槛——它让美国从以色列的军火供应者，变成了对伊战争的直接参战方。一次空袭能不能“摧毁”几座工厂，是可以事后争论的；但美国亲自下场打击伊朗这个先例一旦立下，就收不回去了。它的长期代价，比三处设施的损毁更难估算，却更深远。
仗停了，第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立刻浮出来：到底打成了什么样。
围绕损伤程度，几乎同时出现了四种互相矛盾的官方说法。白宫称伊朗核计划被“彻底摧毁”；泄露的国防情报局初步评估却认为只是倒退了“几个月到一年”，离心机大体完好，三处设施只有一处被摧毁8；中央情报局与国家情报总监则反驳说损伤“严重”、需要“数年”恢复9；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态度最克制，他强调的是“无法确定”。
这种分歧不是技术细节上的小出入，而是关于这场仗到底值不值的根本判断，所以它立刻政治化了：泄露的国防情报局评估甚至引来了一场针对泄密者的联邦调查，而“彻底摧毁”这个词本身，更像是一句政治结论而非情报结论。
四种说法背后，是一个谁也绕不开的硬事实：伊朗那约 400 公斤、丰度 60% 的浓缩铀，下落不明——这个量级若提纯到武器级，够造九枚以上的弹头。有卫星图像显示，打击前两天福尔多设施外曾出现十多辆货车，暗示铀料可能已被提前运走；也可能它就埋在被炸塌的设施之下10。无论哪种，打击之后伊朗很快中止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外界从此失去独立核查的渠道。军控界一个偏中间的判断是：三处设施确遭重创，但伊朗保住了核心能力与关键材料，一旦它决定冲刺，离武器级材料的距离已被压得很短9。所以“打成了什么样”这个问题，在 2025 年没有、之后很长时间也不会有一个可被独立验证的答案。能确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一次战术上的重击，却不是一个战略上的了结。
第二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微妙：这场仗，是谁驱动了谁。
流行的说法是内塔尼亚胡把特朗普“拽”进了战争。这个说法有事实基础：他为打击伊朗游说了三十年，据报道，早在 2025 年 2 月他就向特朗普递上了一份打击方案的“菜单”，开战前数月持续施压，并与特朗普一道演了一出“假谈判”的烟幕来麻痹德黑兰11。
但严肃分析对“操纵论”提出了有力反驳。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库尔策与米勒指出，特朗普本就符合一种不计后果的单边行动模式（退出伊核协议、击杀苏莱马尼都是先例），参战是他自己的决定、由他独自负责，内塔尼亚胡至多影响了动手的时机12。而且两人之间的摩擦是真实的：停火前后，特朗普公开表达过对以色列的不满，也始终保留着一条与伊朗谈判的外交线13。
把这些放在一起，比较站得住的表述是：参战的决定权在特朗普手里、并由他行使；内塔尼亚胡塑造了时机与议程，但没有、也无法替这位总统拍板。这个区分在 2025 年还只是一个分析判断，却埋下了一年后真正摊牌的伏笔——当美国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开始分叉，握着总开关的那一方会怎么做。
最后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非打不可。
公开的理由是阻止伊朗拥核。但这个理由解释不了时机。更完整的读法要叠加两件事：一是那条三十年的伊朗主线，它既是他的真实信念，也是他最稳定的政治资产；二是他当时的国内处境——一场针对伊朗的战争，能把国民注意力从加沙的泥潭、从他本人未决的审判上移开。民调显示，战时他的支持率一度被推上高位14。
但这点战时红利没能维持，更要紧的是，十二天的战争没有解决它声称要解决的问题：伊朗的核材料还在，政权还在，浓缩能力没有被根除。一件没了结的事，加上一个尝到了“把美国拉进来”甜头的操作者，几乎注定还会有下一轮。2025 年底，已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讨论对伊朗的“第二回合”——尽管这在当时还是无法独立核实的单一来源15。
下一章，这“第二回合”成了真，而且它的形态，比任何人预想的都更极端。
The Intercept（Murtaza Hussain），Benjamin Netanyahu’s Long History of Crying Wolf About Iran’s Nuclear Weapons（2015-03-02）。伊朗“迫近拥核”预警自 1992 年起的三十年时间线。链接 →
Brookings, The Assad regime falls: what happens now?（2024-12）。阿萨德政权垮台切断伊朗经叙利亚向真主党的陆上补给通道。链接 →
Stimson Center, Iran’s Axis of Resistance: Weakened but Still Dangerous（2025）。真主党被斩首、阿萨德垮台后，伊朗“抵抗轴心”处于数十年最弱状态。链接 →
CNN, Israel strikes Iran, killing top military commanders（2025-06-13）。“崛起雄狮”首波同时击杀革命卫队总司令、总参谋长等军方最高指挥官及多名核科学家。链接 →
Washington Post, Iran strikes Israeli hospital as conflict escalates（2025-06-19）。伊朗以本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多轮还击，一枚击中以色列南部 Soroka 医院。链接 →
CSIS, What 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Iran’s Nuclear Ambitions。2025-06-21/22 美军 B-2 投掷十余枚 GBU-57 + 潜射巡航导弹，打击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链接 →
Washington Post, Trump announces Israel-Iran ceasefire（2025-06-24）。特朗普宣布并经卡塔尔斡旋促成停火，十二日战争告一段落。链接 →
CNN,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of strikes on Iran nuclear sites（2025-06-24）。白宫称“彻底摧毁”，泄露的国防情报局初步评估却认为仅倒退“数月”、离心机大体完好、三处设施仅一处被毁。链接 →
PBS NewsHour, New U.S. intelligence report suggests Iran’s nuclear program only set back by months。CIA/DNI 与 DIA 评估互斥；IAEA 强调“无法确定”。链接 →
IAEA, Board of Governors report GOV/2026/8。约 400 公斤 60% 浓缩铀下落不明（或已转移、或埋于废墟）；伊朗中止合作后无法独立核查。链接 →
Times of Israel, Report: Netanyahu, Trump planned Iran strike far in advance, ran deception campaign。开战前数月协调、合演“假谈判”烟幕的报道（依以色列媒体报道，程度仍有争议）。链接 →
Carnegie Endowment（Kurtzer & Miller），Trump, Netanyahu,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ran war（2026-03）。反驳“内塔尼亚胡操纵特朗普”叙事：参战是特朗普自主决定、由其负责，内塔尼亚胡至多影响时机。链接 →
Al Jazeera, Did Netanyahu really defy Trump in bombing Iran?（2026-06-09）。特朗普与伊朗的并行外交线，及停火前后他对以色列的公开不满。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关于伊朗战争期间内塔尼亚胡与利库德支持率的民调报道。战时支持率一度被推上高位（犹太裔受访者尤高），停火后迅速回落。链接 →
Axios（经 Iran International 转载），内塔尼亚胡 2025-12 与特朗普讨论对伊“第二回合”打击。【单一来源；当时无法独立核实，仅作线索】。链接 →
2025 年那场十二天的战争停了火，却什么都没了结。
伊朗的核材料还在，浓缩能力没被根除，政权也还在。停火之后是一个冬天的僵持：伊朗境内爆发多轮抗议，而美伊在日内瓦的核谈判到 2026 年 2 月连续破裂，卡点还是那个老问题——伊朗坚持保留浓缩铀的权利1。谈判一断，2025 年底还只是单一来源传闻的“第二回合”，就有了发动的借口。
这里要先把因果摆正：不是出现了新的、迫在眉睫的核威胁才动手，而是谈判失败移走了不动手的最后一个理由。第十章的逻辑在这里延续——开战的开关，更多由机会和僵局决定，而非由威胁的突然升级决定。
2 月 28 日，美国与以色列发动联合行动（美方代号“史诗之怒”，以方代号“咆哮雄狮”）。在对伊朗多处目标的打击中，以色列空军空袭了哈梅内伊在德黑兰的住所，将其炸死2。以色列当天宣称击杀，伊朗官方起初称其安然无恙，但到 3 月 1 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确认哈梅内伊死亡，并宣布全国哀悼四十天2。同时被打掉的还有一批军政高层。
执行的分工，据多家媒体报道是这样的：斩首由以色列空军实施，美国提供目标情报与军事支援，行动由摩萨德与中央情报局联合策划——有报道称以方甚至侵入了德黑兰的交通监控系统来锁定行踪3。这些操作层面的细节多依赖匿名信源与事后重建，确切程度仍有保留；但“以色列动手、美国在场、CIA 供情报”这个大框架，是多方一致的。
要紧的是看清，斩首只是一场大得多的联合战役里的一击。据 CSIS 的梳理，史诗之怒是美以分工的一次大规模行动：美方负责“南翼”，动用海空力量打击伊朗的导弹、防空与海军目标，目标数以千计；以色列负责“北翼”1。也就是说，杀掉哈梅内伊不是一次孤立的暗杀，而是一场旨在瘫痪整个伊朗军事—核体系的战争的开幕式——斩首是它最醒目、也最越界的那一笔。
杀掉哈梅内伊，跨过了一条四十多年没人跨过的线。
它不是战场上击毙一名敌方将领，而是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定点清除一个主权国家的在任元首。多位国际法学者（如 Lawfare、Verfassungsblog 的分析）指出，这一举动击穿了二战以来区分“战时打击”与“和平时期暗杀”的那道框架；更尖锐的批评是，它“先制造了一场战争，再用这场战争的法律来为暗杀背书”4。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专门就“史诗之怒与国际法”发文为行动辩护，这本身就说明它的合法性是需要被论证、而非不言自明的5。
这条线的危险在于它的对称性：一旦“可以定点清除敌国元首”成为先例，它就不只适用于哈梅内伊。内塔尼亚胡本人，恰恰是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被多方视为应负战争罪责的争议领导人之一。把规则改写成这样的人，未必是这条规则最后的受益者。面对一次对在任元首的清除，国际社会的正式反应又出奇地沉默——联合国与国际刑事法院或沉默、或措辞含糊，没能形成一次有分量的协同谴责。有法律学者把这种沉默本身，读作那道旧规范已被实质性侵蚀的证据4。（机构反应的确切情形仍依赖学界梳理与二手转述，待一手核实。）
斩首之后，伊朗没有崩溃——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分析。
3 月 9 日，伊朗的专家会议选定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新最高领袖。他 56 岁，被普遍视为比父亲更年轻、更强硬、与革命卫队关系更深6。由这个神职机构在战时一周之内火速完成传位、且选中一个与革命卫队深度绑定的人，本身就是个信号：这套体制在外部冲击下是收紧而非松动的——权力没有外溢，反而向最强硬的核心收拢。美国情报界事前的评估恰恰预判了这一点：无论战争长短，伊朗政权更迭都“不太可能”，哈梅内伊会被一个内部强硬派替代，而不是被推翻7。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说得更直接：斩首带来的是激进化，不是稳定化8。
更深一层的反噬在核问题上。哈梅内伊生前发布过一道限制发展核武器的宗教教令，这道教令随发令者之死失去约束力；而继位的穆杰塔巴更强硬、且背着替父复仇的动机。据此，多位分析者（包括一位前以色列军情系统的伊朗问题官员）判断：这场以阻止伊朗拥核为名的斩首，反而可能把伊朗推得离核武更近9。
那么，杀哈梅内伊这一步，到底是谁拍的板？
这是第十章那个“谁驱动谁”问题的极端版本，而 2026 年的报道让答案更清楚了一些。据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以及《纽约时报》的在记录重建，内塔尼亚胡为这场打击施压了数月：早在 2 月 11 日他就在白宫情报室做了力主开战的简报，并在开战前不到 48 小时致电特朗普，以“哈梅内伊及其副手正聚在德黑兰、情报窗口独一无二”为由主张斩首10。在此之前，据报道他还向特朗普递过一份打击方案的“菜单”，并与之配合演了一出“假谈判”来麻痹德黑兰——这与第十章里 2025 年那场战争的剧本如出一辙。
但拍板的是特朗普——他下达了执行令。而且决策圈内部有过明确反对：副总统万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都曾警告，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称称这个计划“荒唐”10。内塔尼亚胡本人则否认自己“操纵”了特朗普11。把各方说法放在一起，比较站得住的判断仍是第十章那个：内塔尼亚胡是最坚定的鼓吹者、塑造了斩首的时机与方案，但最终决定权握在特朗普手里。区别只在于，这一次他鼓吹的，是杀掉一个国家元首；而一项遭本方情报与军方高层反对、靠总统个人意志拍板的行动，事后被证明在战略上恰如他们所担心。
斩首在战术上无疑是惊人的成功——精确、大胆、震慑十足。可它没有让战争结束。恰恰相反，杀掉对方元首之后，这场仗进入了一个谁也没预料到的阶段：它拖了下去，拖了大约三个半月。
伊朗打出的第一张牌不在战场上，而在一条海峡上。3 月初，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海运石油经此通过。后果是即时的：布伦特原油几天内从八十出头跳到逾百美元，部分机构给出的极端封锁情景甚至指向每桶一百五十美元以上12；有测算认为海峡若维持封锁，会对当季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以个百分点计的拖累13。经此出口的原油大量流向亚洲，海峡一封，受冲击的是整条全球能源链、进而是各国的通胀。对一个把“压低油价、控住通胀”当政绩、又面临国内选举的美国总统来说，这恰恰是最难承受的代价。
接下来是打打停停。4 月初经巴基斯坦斡旋曾达成一次停火，但几天后就在核问题上崩了，特朗普称“唯一重要的核问题没谈成”14。停火破裂后，美国宣布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5 月初战事重启15；期间伊朗导弹还击中过卡塔尔乌代德等美军设施16。这里有一个被新闻节奏盖过的升级：对一国港口实施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接近一种战争行为——一个本想速战速决的总统，反而把自己越陷越深。
而战争最该达成的目标，一个都没真正达成。政权没倒，核材料与核心能力大体保住，浓缩铀去向不明。伤亡更是各说各话：伊朗官方约 3,468 人、海外组织 HRANA 约 3,636、美以估计逾六千，把间接死亡也算进去的聚合估算从八千多一直拉到近一万八17；境内准入受限，独立核实无从谈起。耐人寻味的是双方都在宣告大捷——而当交战各方都需要对内宣布“彻底胜利”，往往恰恰因为战场上没有一个能自己说话的结局。
事后的智库评估几乎一致：这是一场战略上不连贯的战争。查塔姆研究所把伊朗的“前沿防御”称作反噬自身的回旋镖18，卡内基质疑这场仗连美国外交的信誉都一并折损19，还有分析直接说“2025 年的剧本把美以拖进了一场更长的战争”20。这正是第二章那套“管理而非解决”逻辑推到极端后的代价：当“管理冲突”升级为“斩首元首”，它换来的不是解决，而是一个更难脱身、且可能更危险的烂摊子。
把这一章合起来看，斩首是内塔尼亚胡安全学说的逻辑终点，也是它的失灵点。
不再修剪枝叶，而是直接砍向最顶端的那个人——这一刀干净利落，却没能换来它许诺的安全：政权换了个更强硬的接班人，核动机可能不降反升，一条国际法的线被跨过，而仗还在打。一次完美的斩首，并不等于一个被解决的威胁。
更要紧的是，这场拖不动的战争把一个被掩盖很久的问题逼上了台面：以色列想要的，和美国想要的，从来就不是同一件事。以色列要彻底打垮伊朗、哪怕旷日持久；特朗普要一场速胜、一份拿得出手的协议、一个不再推高油价的中东。三个半月的僵持，正是这两种诉求互相拉扯、谁也压不倒谁的产物。战争打到这个份上，真正的较量已经不在以伊之间，而在耶路撒冷和华盛顿之间。下一章，就看这条裂痕怎么从结构性的不对称，走向公开的摊牌。
CSIS, Operation Epic Fury and the Remnant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2026 年 2 月日内瓦核谈因伊朗坚持保留浓缩权而破裂构成触发点；史诗之怒为美以分工的大规模联合行动（美方“南翼”、以方“北翼”）。链接 →
Al Jazeera, Iran begins 40-day mourning after Khamenei killed in US-Israeli attack（2026-03-01）。2-28 以色列空袭德黑兰住所炸死哈梅内伊；以方当天宣称、伊朗 3-1 官方确认并宣布四十天哀悼。链接 →
CNN（2026-03-03，经多源转述）。斩首由以色列空军实施、美方供情报与支援，摩萨德与 CIA 联合策划；有报道称以方侵入德黑兰交通监控系统锁定行踪。【操作细节多依赖匿名源，程度有保留】。链接 →
Lawfare（D. Usher, 2026-06-09）与 Verfassungsblog 的分析。斩首击穿战时打击与和平时期暗杀的界线；“先制造战争、再用战争法为暗杀背书”；国际社会反应的沉默被读作旧规范受侵蚀的证据。链接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Legal Adviser, Operation Epic Fury and International Law（2026-04）。美方为行动合法性所作的官方辩护（其存在本身说明合法性需被论证）。链接 →
Fortune, Iran’s Assembly of Experts picks 56-year-old Mojtaba Khamenei as next supreme leader（2026-03-09）。继任者更年轻、更强硬、与革命卫队关系更深。链接 →
Fortune, U.S. intel assessment: Iran regime change was unlikely in either short or long war（2026-03-09）。事前评估即认为哈梅内伊会被内部强硬派替代而非政权被推翻。链接 →
Carnegie Endowment（2026-03-06）。斩首带来激进化而非稳定化；伊朗安全机器本就为承受此类冲击而设计。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 The National（2026-03，多源）。哈梅内伊限制核武的宗教教令随其死亡失效、继任者更具复仇动机；多位专家（含前以色列军情伊朗处官员）警告战争反而可能抬高伊朗武器化概率。【解释/强主张，并置呈现】。链接 →
The New York Times（Swan & Haberman，2026-04-07，经 Japan Times 转述）与 Reuters（三消息人士，2026-03-23）。内塔尼亚胡施压数月、2-11 情报室简报、开战前不到 48 小时致电主张斩首、并先递“菜单”+演“假谈判”；特朗普下达执行令；万斯、凯恩反对，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称计划“荒唐”。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2026-06）。内塔尼亚胡否认“操纵”特朗普、并称战争主要目标已达成。链接 →
Brookings, From chokepoint to crisis: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global oil markets。3 月初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五分之一海运石油经此），油价数日内由八十出头跳至逾百美元，极端情景更高。链接 →
Dallas Fed / World Bank Commodity Markets Outlook（2026-03/04）。霍尔木兹长期封锁对当季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以个百分点计的拖累。链接 →
NPR, U.S.-Iran peace talks in Islamabad collapse（2026-04-12）。4 月初巴基斯坦斡旋的停火数日后崩裂，卡点为核问题；特朗普称“唯一重要的核问题没谈成”。链接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N12678（2026）。停火破裂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5 月初战事重启。链接 →
Critical Threats Project（ISW/AEI），Iran Update special report（2026-03）。伊朗弹道导弹还击命中卡塔尔乌代德等美军设施。链接 →
Al Jazeera 与 HRANA 等多源伤亡统计（2026）。伊朗官方约 3,468、HRANA 约 3,636、美以估计逾六千、聚合（含间接死亡）八千余至近一万八；境内准入受限无法独立核实。【多口径并置】。链接 →
Chatham House, How Iran’s forward defence became a strategic boomerang（2026-03）。以打击换安全的逻辑反噬发起方。链接 →
Carnegie Endowment, The Iran war and broken US foreign policy（2026-04）。质疑战争折损了美国外交的信誉与能力本身。链接 →
Al Jazeera, 12 days: how the 2025 Iran blueprint trapped the US and Israel in a longer war（2026-03-11）。2025 年的打法把美以拖入更长的战争；双方均宣告“胜利”而战事未止。链接 →
先看账面上的依赖有多深。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至少 38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色列约四成的武器装备来自美国，外加联合国安理会里那张几乎从不缺席的否决票1。在最基本的物质层面，这是一段庇护者与客户的关系：以色列打一场高强度战争所需的弹药、零件、情报、外交掩护，相当一部分握在华盛顿手里。按这个逻辑，能发号施令的应该是美国。
但现实长期不是这样。一个九百万人口的中等强国，常常能让超级大国跟着自己的节奏走——这是这本书前面几章反复出现的事实。理解六月那场摊牌，得先理解这段反常关系为什么能这样运转，又卡在哪里。
“到底谁约束谁”，从来是这段关系里的老问题。
第六章排过这条线。1996 年，内塔尼亚胡第一次以总理身份见克林顿、当面教训这位总统该怎么处理中东，克林顿事后愤愤地问幕僚：“这儿到底谁才是超级大国？”2 2011 年他在椭圆办公室当着奥巴马的面驳斥 1967 年边界，2015 年绕过奥巴马去国会演讲拆台一位在任总统的外交政策。这些都不是孤例，而是一种稳定的模式：以色列一再顶住、甚至越过美国政府的意志行事。
一个客户为什么能拽动庇护者？答案不在中东，在美国国内。第七、八章拆过这套机制：支持以色列曾是两党共识，如今被牢牢焊在共和党与福音派一侧——人数以千万计的福音派选民、组织严密的游说生态、把以色列当作核心议题的国会议员，共同让“公开对以色列施压”对一位美国总统而言代价高昂3。于是那根缰绳几乎从不被拉紧。但这套机制有个上限：一旦以色列的行动开始反噬美国总统最在意的东西，国内压力就压不住结构本身了。
2026 年的战争，把这个结构清清楚楚照了出来，分两步。
前大半段，验证的是“缰绳拉不紧”那一面。美国手里握着随时能叫停的筹码——军援、弹药、政治掩护——可数月里并没有真用。以色列一路升级：斩首哈梅内伊、多线持续打击，把美国越拖越深。纸面上的杠杆，没有转化成现实中的控制1。
转折点是代价。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高了全球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一场本该速胜的战争变成了消耗，而特朗普面对的是国内选举。当继续配合以色列的代价开始压过抛弃以色列的代价，那个一直存在、却被国内政治掩盖的结构性事实，就重新浮了上来。
它浮上来的方式，是一份以色列被关在门外的协定。
2026 年 6 月 11 日，内塔尼亚胡正开着安全会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预告一份即将达成的美伊协议；屋里的人是从这条帖子里得知此事的，一名以色列官员对 CNN 说，以色列“对任何即将达成的协议毫不知情”4。几天后协议宣布：由特朗普主导促成，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居间斡旋，6 月 19 日在瑞士签字；条款是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把核问题留给一个约六十天的谈判窗口5。那个把战争打起来、又拖了三个半月没能解决的核心问题被推迟了；先停下来的，是油价、封锁、和这场拖累全球经济的消耗。对特朗普要的东西来说，这份协议够用；对以色列要的东西来说，它什么都没解决。
协议之前，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矛盾已经公开化，而且一步比一步难看。
6 月初，特朗普私下骂内塔尼亚胡“疯了”，因为后者的持续打击妨碍了他想推进的对伊和谈6。6 月 9 日，他公开放话：“比比，你最好小心点，否则你很快就会孤立无援”——几乎是把那根军援缰绳直接亮了出来7。6 月 15 日对《纽约时报》，他说内塔尼亚胡是“一个非常难搞的家伙”、“应该非常感激我们”，还说如果伊朗真有了核武，“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住”5。
这些话值得引述，不是因为刺耳，而是因为它们暴露了关系的真实位次。一位庇护者用这种口吻公开谈论自己的客户，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宣示。华盛顿研究所的迈克尔·辛格点出了真正反常之处：美以之间有龃龉并不新鲜，“真正不同的是，它这一次如此公开地上演”8。
面对这份协议，以色列的姿态很说明问题：既不在场，也拒绝认账。
它不是缔约方。协议宣布后，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公开说“特朗普的协议不约束我们”，国防部长卡茨称以军会无限期留在黎巴嫩5；内塔尼亚胡本人则回避正面批评，转而宣称战争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9。
但“拒绝受约束”这个动作，恰恰反过来确认了它的处境——你只有在一件自己没份参与决定的事情上，才需要声明不被它约束。抗拒不是力量的表现，而是被排除的证据。国内的反应印证了这一点：从利库德到反对派，跨越光谱的声音把这份协议读作以色列的一次重大失败、内塔尼亚胡的一次公开羞辱，以色列媒体甚至直接用“被特朗普羞辱”来形容自己的总理10。
把这份协议放回全书的脉络，它替“谁驱动谁”这个问题给出了最终答案。
第十章里，2025 年那场战争留下了悬念——这仗到底是以色列拽着美国打，还是美国自己要打，当时的稳妥判断是“特朗普行使决定权、内塔尼亚胡塑造时机”。本章前半又说明，美国那根缰绳长期拉不紧，是因为国内政治的代价。而 2026 年六月，当继续战争的代价终于压过配合以色列的代价，缰绳被拉紧了。多家媒体的判断趋于一致：这场仗“始于一场联合军事行动，终于一个美国主导的外交进程，内塔尼亚胡在其中被大幅边缘化”，特朗普“出手重新夺回了控制权”11。客户可以点火，但收尾由庇护者定。
这并不是一份“和平”协议——它是约六十天的临时停火，核问题被推迟而非解决，以色列还公开拒绝受约束。资深中东外交官亚伦·戴维·米勒说得冷静：这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与伊朗的“和平”12。它结束的是这一轮战火，没结束那个把战火点起来的根本对抗。但对本书而言，它定格了一个画面：一个用四十年把自己经营成华盛顿“绕不开的人”，在生涯最大那场赌局的结算时刻，被关在了门外。这个画面，正是下一章要算的那两笔账的起点——一笔记在以色列国家头上，一笔记在内塔尼亚胡个人头上，而这两笔账并不指向同一个方向。
Al Jazeera, Did Netanyahu really defy Trump in bombing Iran?（2026-06-09）。美国对以结构性杠杆（年均 38 亿美元军援、约 42% 武器来源、安理会否决保护）与“谁约束谁”的回望；纸面杠杆与现实控制的落差。链接 →
PBS FRONTLINE, Netanyahu at War（文字记录）。1996 年克林顿“谁才是超级大国”的反应；2011 椭圆办公室、2015 国会演讲所体现的“顶住/越过美国政府”模式（详见第六章）。链接 →
Pew Research Center, How Americans View Israel（2025-04-08）与本书第七、八章。两党共识被焊向共和党/福音派一侧、游说与国会构成的国内压力，使美国总统难以对以色列施压——客户得以拽动庇护者的机制基础。链接 →
CNN（经 Iran International 转载，2026-06-11）。特朗普 6-11 帖文预告美伊协议；以色列官员称对“任何即将达成的协议毫不知情”。链接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PBS NewsHour / Al Jazeera（2026-06，多源）。协议由特朗普主导、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斡旋、6-19 瑞士签；停火 + 重开霍尔木兹 + 解除封锁 + 60 天核谈窗口；以色列非缔约方，本-格维尔“不约束我们”、卡茨称驻黎“无限期”；特朗普对《纽约时报》“非常难搞”“应该非常感激”“以色列连两小时都撑不住”。链接 →
PBS NewsHour / AP（2026-06）。特朗普私下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因其持续打击妨碍对伊和谈；双方核心诉求分叉。链接 →
Axios（经 Al Jazeera 转载，2026-06-09）。特朗普公开警告“比比，你最好小心点，否则你很快就会孤立无援”。链接 →
Michael Singh（Washington Institute），经媒体引述（2026-06）。美以紧张并不罕见，“真正不同的是它如此公开地上演”。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2026-06-15）。内塔尼亚胡回避正面批评协议，宣称战争“主要目标已经达成”。链接 →
Haaretz（2026-06-15）与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26-06-15）。以色列跨光谱舆论把协议读作国家失败与内塔尼亚胡的公开羞辱，媒体直接用“被特朗普羞辱”形容。链接 →
CNN（2026-05-29）。战争“始于联合军事行动、终于美国主导的外交进程，内塔尼亚胡被大幅边缘化”；特朗普“重新夺回控制权”。链接 →
Aaron David Miller，经媒体引述（PolitiFact / 2026-06）。该协议并非与伊朗的“和平”，核问题悬而未决。链接 →
先说清楚这两本账为什么必须分开算。
第十二章的结尾停在一个画面上：结束对伊战争的协定由特朗普谈成，以色列不在场，事后还公开拒绝认账21。一个把自己经营成华盛顿“绕不开的人”的政客，在生涯最大那场赌局的结算时刻被关在门外——开战前特朗普已公开警告以色列可能很快失去美国庇护20；而 2025 年底两人还在合计的对伊“第二回合”13，到头来怎么收场，已经不由他定。
这个结局之所以是这一章的起点，是因为它把一个长期被混为一谈的东西拆开了：内塔尼亚胡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并不是一回事。过去四十年，他高超地让两者看起来重合——他好，以色列就好。可这场战争的账一摊开，重合的地方和背离的地方都露了出来。下面先算国家这一本，再算他个人那一本，最后看两本账在哪里分的岔。
国家这本账的贷方，得先承认他确实赢过，再看他为这些胜利付了什么。
他赢的是实打实的。2020 年的亚伯拉罕协议让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越过“先建巴勒斯坦国”的旧前提与以色列建交，而且后来加沙战事再惨，没有一个签署国退出1。伊朗的“抵抗轴心”被逐段拆解：真主党领导层被反复斩首，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 2024 年 12 月垮台，切断了伊朗经叙利亚向黎巴嫩的陆上补给2。他本人则成为以色列任期最长的总理，熬过了数任美国总统。
其中最反常、也最能说明他本事的一点是：美国每年给以色列至少 38 亿美元军援、供给其约四成武器，这本该是华盛顿手里的缰绳，可在很多具体决定上，美国并不能真的让他服从20。一个九百万人口小国的总理，能把超级大国的缰绳部分反握在手里——这是真实的影响力，不是错觉。正因为这副牌是真的好，他后来怎么把它一张张换掉，才更值得分析。
他换掉的第一样，是美国对以色列那份不分党派的支持。
这份共识曾是以色列最深的战略储备：无论白宫和国会如何轮替，挺以色列都属于两党不争的少数议题。内塔尼亚胡的选择系统性地侵蚀了它。2015 年绕过奥巴马、应共和党之邀去国会演讲反对伊核协议，是把以色列绑上共和党与福音派一侧的关键一步。十年后，代价以民调的形式显形：皮尤 2025 年的调查里，对以色列有好感的共和党人占 63%、民主党人只剩 31%，对内塔尼亚胡本人的信任度则是 51% 对 15%4；盖洛普测得的党派分歧创下历史新高，美国人首次不再更同情以色列一方3；到 2026 年，六成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且越年轻越甚5。2024 年他第四次在国会联席会议演讲时，约半数民主党议员缺席、副总统拒绝主持——同一个讲台，在 1996 年是两党共识的象征，此刻成了党派对立的标记。
这里要给一个公道的分寸：美国政治整体在极化，任何议题都会被往两端拉，以色列议题的分裂有一部分是这股大势，未必全归于他6。但他的选择明显是加速器，连前以色列官员都判断是他“造成了”这份支持的流失6。
与之配套的是第二样：和美国犹太社群的疏远。美国犹太人多数偏自由派、多数投民主党，而内塔尼亚胡把战略重心压在了人数以千万计、立场更稳的福音派基督徒一侧7。他的长期驻美大使德尔默把这层取舍说得很直白：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批评“过了头”，福音派更可靠8。问题在于，福音派的支持绑着一套与多数犹太人价值观相去甚远的神学议程，而被冷落的恰是这个社群里最老、最有组织的主流；更何况这一注本身也在变软，年轻一代福音派对以色列的认同同样在松动7。他把以色列在美国的根基，越来越紧地系在了政治光谱的一端。
最难算、也最能体现“放大即透支”的，是伊朗这条线。
伊朗是他整个生涯最稳定的议题。从 1992 年起他就反复预警德黑兰即将拥核，一年又一年，被整理成一份“喊狼来了”的清单19。这条预警在 2025 年 6 月兑现成一场十二天的战争，又在 2026 年 2 月升级到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问题是，仗打完，几乎没有评估站在“威胁解决了”那一边。约 400 公斤、丰度 60% 的浓缩铀至今下落不明，可能已被转移，也可能埋在被炸设施之下；2025 年 7 月伊朗中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后，外界再无法独立核查9。军控分析者警告，这场打击最坏的结果，是让伊朗带着幸存的浓缩铀、瓦解的核查与被激出的拥核决心，走上它本来未必会选的路10；查塔姆研究所把伊朗的“前沿防御”称作一只反噬自身的回旋镖11，卡内基则质疑这场战争连美国外交的信誉一起折损了12。
斩首本身可能加重了这一风险。哈梅内伊生前限制核武的宗教教令随其死亡而失效，继任的儿子穆杰塔巴更年轻、更强硬，且有为父复仇的动机；据此，多位分析者（含一位前以色列军情系统的伊朗问题官员）判断，这场以阻止伊朗拥核为名的战争，反而可能把伊朗推向核武22。一条预警喊了三十年，等真正动手，最可能的结果是把那只始终没出现的狼亲手喂大——这正是把威胁经营到极致、再以武力兑现时，最深的结构性风险。
最后一笔，记在他自己身上。
截至 2026 年，三案审判仍无判决：他是以色列史上首位以在任总理身份出庭受审的人，但没有任何一项罪名成立14。国际刑事法院 2024 年 11 月对他发出的逮捕令仍然有效——一项指控，而非定罪，却实际压缩了他的活动空间15。他迟迟不为 10·7 的失败承担个人责任，拖到 2025 年底才宣布一项由他主导的调查，激起国内愤怒16。
这些未决之事之间有一种危险的耦合。他的生存政治含着一条自我延续的逻辑：把战争拖下去，既能满足极右盟友，又能推迟那场可能让他下台、从而失去保护的大选17。其后果是，他个人的法律安危与国家是否维持战争状态被拴在了一起——一件本该由国家利益决定的事，掺进了一个人保住自由的盘算。2025 年的伊朗战争一度把他的支持率推上八成，但停火数日内即告蒸发，连利库德的席位预测都未能托住18。恐惧能换取支持，但每兑换一次，可兑换的余量就少一分。
把这几笔放在一起，内塔尼亚胡的轮廓就清楚了：他是一个极擅长把恐惧转化为权力的人。这套做法让他成为以色列任期最长的总理，一度在华盛顿拥有近乎党派领袖的分量，也让他把一条讲了三十年的伊朗主线打成了两场战争。
但每一次把它用到尽头，代价都落在别处：两党共识在裂，美国犹太社群在远，伊朗被打得更难收拾，而他本人，被自己最重要的盟友撇在了协议之外。短期的有效与长期的透支，是同一套做法的两面。
这一章不给一个暖色的结尾，因为现实没有提供。写到此处，内塔尼亚胡仍在台上，他最终会以何种方式收场——一场败选、一纸判决，还是又一场更大的战争——无人能断言。可以断言的只有一点：他用四十年证明了把恐惧变成权力有多有效，也正用同样的四十年证明，这门手艺最锋利的那道刃，最终总会转回来，对着握刀的手。
Carnegie Endowment（Alexandre Kateb），The Abraham Accords After Gaza: A Change of Context（2025-04-25）。亚伯拉罕协议绕开巴方正常化；加沙战争期间无签署国退出。链接 →
Brookings, The Assad regime falls: what happens now?（2024-12）。阿萨德政权垮台切断伊朗经叙利亚向真主党的补给通道；伊朗“抵抗轴心”重创。链接 →
Gallup, Israelis No Longer Ahead in Americans’ Middle East Sympathies。美国政治中关于中东同情倾向的史上最大党派差距；美国人首次不再更同情以色列人。链接 →
Pew Research Center, How Americans View Israel and the Israel-Hamas War at the Start of Trump’s Second Term（2025-04-08）。共和党 63% vs 民主党 31% 对以好感；对内塔尼亚胡信任共和党 51% vs 民主党 15%。链接 →
Pew Research Center, Negative views of Israel, Netanyahu continue to rise among Americans, especially young people（2026-04-07）。60% 美国成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年轻世代尤甚。链接 →
Common Dreams（综述 Pew/Gallup 民调），Israel polling。美国对以支持侵蚀；一种解释强调美国政治“大分裂”的结构性力量，另一种（前以色列官员/INSS）认为内塔尼亚胡的选择“造成了”侵蚀。链接 →
NPR, Republican support for Israel linked to evangelical ties。福音派人数以千万计、为共和党挺以主因；年轻福音派对以色列认同松动。链接 →
The Forward, Netanyahu changed the way Americans view Israel — but not always in the way he intended。其向共和党/福音派倾斜、疏远多数自由派美国犹太社群；德尔默关于美国犹太人“过度批评”、福音派更可靠的表述（经报道转述）。链接 →
IAEA, Board of Governors report GOV/2026/8。约 400 公斤 60% 浓缩铀去向不明；2025-07 伊朗中止合作后无法独立核查。链接 →
PBS NewsHour, New U.S. intelligence report suggests Iran’s nuclear program only set back by months after strikes。军控分析者警告打击可能强化伊朗拥核动机、损毁核查机制（与四方损伤评估并置，见第十章）。链接 →
Chatham House, How Iran’s forward defence became a strategic boomerang（2026-03）。把伊朗“前沿防御”战略形容为打向自己的回旋镖。链接 →
Carnegie Endowment, The Iran war and broken US foreign policy（2026-04）。质疑这场战争折损了美国外交本身。链接 →
Axios（经 Iran International 转载），内塔尼亚胡 2025-12 向特朗普提出对伊“第二回合”打击。【单一来源；截至本书完稿无法独立核实，仅作线索】。链接 →
Haaretz, 关于内塔尼亚胡腐败审判进展的报道（2026-04-27）。截至 2026 年审判仍进行、无判决；首位以在任总理身份出庭作证的被告；无任何一项被定罪。链接 →
UN（转载 ICC 公告），ICC arrest warrant for Netanyahu（2024-11-21）。逮捕令为法律指控，非定罪；限制其行动空间。链接 →
Al Jazeera, Netanyahu finally announces October 7 inquiry: why are Israelis furious（2025-12-20）。迟迟不认 10·7 个人责任，2025 年底才宣布由其主导的调查，引发愤怒。链接 →
Arab Center DC（Yara Abu Ras），A Calculus of Conflict: Netanyahu’s Political Survival Through Extended War（2025-04-16）。延长冲突与推迟审判/选举的生存逻辑。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关于伊朗战争期间内塔尼亚胡与利库德支持率的民调报道。战时 83% 支持率短期反弹，停火后数日内几乎蒸发，不足以锁定胜选。链接 →
The Intercept（Murtaza Hussain），Benjamin Netanyahu’s Long History of Crying Wolf About Iran’s Nuclear Weapons（2015-03-02）。伊朗“迫近拥核”叙事的三十年时间线（呼应第二、十章的威胁经营反身性）。链接 →
Al Jazeera, Did Netanyahu really defy Trump in bombing Iran?（2026-06-09）。美国对以结构性杠杆（年均 38 亿美元军援、约 42% 武器来源）与“谁约束谁”的回望；特朗普公开警告以色列或将失去美国庇护。链接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PBS NewsHour / Al Jazeera（2026-06，多源）。2026-06-14/15 美伊协定由特朗普主导促成、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斡旋、6-19 瑞士签；以色列非缔约方、明确拒绝受约束（Katz、Ben-Gvir）；以色列对协议“事先毫不知情”（CNN）；国内跨光谱定性为失败/羞辱。链接 →
The Times of Israel / The National（2026-03，多源）。多位专家（含前以色列军情伊朗处官员）警告：斩首哈梅内伊使其限制核武的教令失效、继任者更具复仇动机，战争反而可能抬高伊朗武器化概率。【解释/强主张，并置呈现】。链接 →
这本书能告诉读者的，是一台机器的结构——它的零件、电路、输入与输出，以及可以从公开记录中追溯的因果链。它不能告诉读者的，是黑箱内部那些只存在于私下对话、未解密档案、内部话语里的东西：开战前夜的真实盘算、总理与金主之间的私人默契、情报评估与公开叙事之间的全部落差。
这一点在 2026 年那场以斩首哈梅内伊为标志、以六月美伊协定收尾的战争上尤其突出：它发生在本书完稿前的几个月内，许多细节仍在流动、仍被双方的宣传争夺。凡是只能由这些黑箱或仍在变动的材料支撑的判断，本书都已用更弱的措辞处理——“据报道”“可能”“有理由认为”“截至完稿无法独立核实”——并标注了证据等级。这不是研究的失败，而是研究的诚实：一个还在台上的人物、一段仍在展开的历史，本就不该被一套看起来完整、实则越界的叙述强行封口。把这些缺口标出来，留给能进入黑箱的后来者，是本书能做的最负责任的事。
写这本书时，我给自己定了一条最硬的纪律：判断藏在结构里，不放在形容词里。
关于内塔尼亚胡，最不缺的就是评价。说他是英雄的、说他是灾难的，各有一整套话术，都能找到事实垫底。我无意再添一种。所以全书我尽量不写“他显然错了”或者“这太可怕了”，而是把事实排出来——谁掏钱、谁拉票、谁承担风险、谁握着信息差、谁在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如果这些位置摆得够清楚，读者会自己长出判断，不需要我替他下。一个还在运转的政治人物，值得这种冷处理，胜过一篇站好队的檄文。
第二条纪律，是把事实、解释和推断分开。“他四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演讲”是事实；“这套打法继承自他父亲那代人”是解释；“他用延长战争来推迟自己的审判”是结构性推断。这三类材料的可靠程度不一样，我尽量让它们在文中各就各位，不让一个漂亮的推断冒充一桩坐实的事实。涉及法律的地方尤其当心——一个人被起诉、受审，和被定罪，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国际法院发出逮捕令，和认定罪名成立，也是两回事。这些区分看起来啰嗦，却是对当事人、也是对读者最起码的公道。
第三件事，关于一个高敏的话题。这本书有一整章谈“犹太游说集团”如何影响美国政策。我从一开始就划清了界限：它和“犹太人控制美国”那套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后者是反犹主义的老话术，既不诚实，也经不起检验。我能做的，是用具名的机构、披露的金额、可查的投票来说话——AIPAC 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哪几场初选里花了多少钱、哪一次它其实输了。用可查证的机制承载分析，而不是用族裔的影子，这条线我守得很紧。
还有一件必须说明的事，关于时间。这本书完稿于一段仍在展开的历史中间。书里作为可靠核心来写的那场美以伊战争，已经不止 2025 年 6 月那约十二天的冲突——它延续并升级到了 2026 年，包含那年初对伊朗最高领袖的斩首，和六月那份把以色列晾在一边的临时协定，这条线现已是本书正文的一部分。但其中不少细节仍在流动，伤亡数字、协议条款、尚未签署的文本，我都用了克制的措辞，没有当作定论写死。一个还没有结局的故事，强行收一个漂亮的尾，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最后，这本书没有一个温暖的结尾，因为现实没有提供。内塔尼亚胡仍在台上，那台被我拆开来看的机器，还在转。我能确定的，只有它值得被这样拆开看一次——不是为了给一个人定罪或翻案，而是为了看清，一套在短期里如此有效的操作，是怎样在长期里一点点啃食它自己的地基。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不在某个人的善恶里。它在结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