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娃

焦虑产业化时代的中国教育竞争

慢

2026

前言：这本书想绕开的几种写法

一

写这本书之前，我曾经设想过几种现成的写法。第一种是写一篇情绪化的长文，标题里出现“中产”“焦虑”“孩子”“崩溃”这些词，把家长写成被时代裹挟的可怜人，把孩子写成被父母毁掉的牺牲品，结尾呼吁“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第二种是写一份学术化的综述，引几位社会学家的话，把“内卷”“剧场效应”“教育市场化”几个概念排好顺序，再把双减政策的几个时间点梳理一遍。第三种是写一份产业报告，按上市公司财报、市场份额、增长率组织材料，得出“双减后行业重构、AI 教育是新机会”之类的结论。

这三种写法都有人在写，而且写得比我可能更好。我决定不写它们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们错，而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问题：把“鸡娃”理解为一个已经被识别清楚的对象，剩下的工作只是评论。

但我越读材料，越觉得这个对象并没有被识别清楚。

公共讨论里的“鸡娃”是一个家庭故事。某位母亲为孩子操碎了心，某个孩子在补习班和钢琴课之间崩溃，某个家庭因为一套学区房 800 万变成 600 万而陷入争吵。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但故事拼起来不构成解释。它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不告诉你“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种形态”“为什么这个人正好在这个位置上崩溃”。

我想写的，是这些家庭故事背后那张看不见的网。

这张网包含一个国家级的考试筛选系统、一套从学区房延伸到学习硬件的资产兑换通道、一个由公众号矩阵和短视频算法构成的焦虑分发基础设施、一群有名有姓的产业从业者（KOL、规划师、地下教练、MCN 老板），以及最后那个被全部上游压力推向极限的家庭单元——通常意味着一位母亲。这五件东西的耦合方式，决定了你在小红书上刷到的每一篇“海淀妈妈血泪史”、你家附近那家“思维启蒙”机构的存活率、你给孩子买的那台一万五的学习机为什么 90% 的时间是关机状态。

这本书的核心判断在第一章给出，可以先写在这里：鸡娃不是一种育儿文化，而是一种焦虑产业化的过程。它不是东亚父母特别疯狂导致的结果，也不是中产家长心理脆弱导致的结果。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构性产物。当社会流动的通道开始变窄、当学历换工作的汇率开始崩盘、当一个家庭无法用任何理性方式预测十八年后子女面对的就业市场时，社会必须有某种机制，把这种巨大的、模糊的、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翻译成可以被定价、可以被分发、可以被消费的具体行为。鸡娃就是这种翻译机制的当代版本。

这种翻译机制的真正产品，不是“孩子”，也不是“教育”，而是“焦虑被处理过的感觉”。家长花一万五买一台学习机，买的不是教育服务，而是“我至少做了点什么”的踏实感。家长在某位海淀 KOL 的公众号下点开第十六篇“暑期规划”，读的不是规划方法，而是“原来别人也这样焦虑”的同伴感。家长在某个私域社群里付 3680 块钱听一场升学讲座，听的不是讲座内容，而是“我至少不是最落后的那一拨”的安全感。这些感觉是产业的真实产品，孩子只是这些产品所必需的物质载体。

二

这本书覆盖的时间是 2017 到 2026 这个十年，重点在 2021 年双减政策之后的五年。这五年是中国教育产业被强力外科手术之后的重建期，所有玩家、所有家长、所有政策制定者都在重新摸索自己的位置。“双减”指的是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办发〔2021〕40 号）1。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不再审批新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不得上市融资——直接改写了过去十年中国 K12 教育产业的供给侧结构。

这种重建期是研究产业结构的最好窗口。平时被惯性掩盖的耦合关系，会因为某根支柱被抽掉而暴露出来。学区房的崩盘暴露了教育资本和房地产资本的隐秘连接；地下教练的暴涨暴露了筛选机制的真实需求强度；学习机的流行暴露了焦虑物化的家长心理基础；“烂尾娃”这个新词的出现暴露了中产家庭对自身处境的修辞化承认2。

这本书的地理范围以中国大陆为主，但会处理一个被国内媒体普遍忽视的维度：跨境华人精英网络。北京顺义、上海古北、硅谷库比蒂诺、多伦多万锦、新加坡武吉知马这一连串地名，事实上构成一张共享话语的网络。一位顺义母亲会和一位湾区母亲在微信群里讨论同一篇公众号文章，会比较各自所在地的补习市场，会研究下一步是把孩子送美国还是英国。这个网络是过去二十年中国跨境精英流动留下的真实基础设施，但它和“鸡娃话语”的耦合关系，至今没有被系统研究过。这本书会用一章专门讨论它。

这本书不覆盖的内容也需要说明。我没有写“贫困家庭怎么办”。县城留守儿童的教育处境是另一个研究项目，需要另一种方法论，硬塞进鸡娃叙事会两边都不准确。我没有写“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什么”，这是教育哲学问题，不是社会学问题，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替读者下规范性结论。我没有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这本书不是育儿指南，读完它不会让你知道该不该给孩子报奥数班，只会让你看清楚你做这个决定时所处的整个结构。

三

关于方法。

这本书的材料来源是公开材料加上长期生态观察。公开材料包括官方政策文件、上市公司财报、主流媒体报道、学术论文、行业研究、网络公开讨论。学术资源里有几篇是反复引用的。杨可发表于《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的《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3，是中国学界关于鸡娃现象最重要的早期诊断之一；项飙在《十三邀》第四季中与许知远关于“内卷”的对话4，把这个词推到了公共讨论的中心；海淀花生妈安柏 2020 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5，作为一份中产母亲第一人称的记录，是观察“鸡娃话语生产者”的核心样本。生态观察包括过去数年对家长公众号、私域社群、电商团购、行业 KOL 内容的持续追踪。

我没有做正式的田野访谈，这是本书最大的方法论局限。关于私域社群内部运作、顺义高净值家庭实际决策、暗考报名链条这些维度，我只能写到公开材料能支撑的程度，再往里走就需要专门的田野工作。我在书中会明确标注哪些是有公开证据的判断、哪些是基于结构的推断、哪些只能算作观察而非定论。

本书会出现一些化名和复合人物形象。第五章的“上海宝妈李琳”参照了人民网 2021 年 4 月《“鸡娃号”是如何被养肥的？》6对一类被 MCN 收编的妈妈博主的描述，是综合多份公开报道的复合形象，不指向特定个人。第七章的“郑老师”是基于央广 2023 年关于双减后住家教师与高端家政市场报道7构造的典型样本，体现这一灰色职业的普遍画像。第八、九章中涉及的家庭场景同样以复合方式呈现。所有真实姓名（安柏、张雪峰、罗翔、俞敏洪、张邦鑫、杨可、项飙等）均基于公开身份和公开报道使用。

我用了一些社会科学概念——母职经纪人化、文化资本、信息套利、剧场效应——但尽量不让这些概念覆盖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一本只有概念的书是空的；一本只有故事的书是散的。我希望这本书的每一章都既能讲出一个具体的人在做具体的事，又能让读者看到这件事在整个结构中的位置。

我也尽量避免一种东亚研究者常见的腔调，就是把日本、韩国、中国的教育竞争统统装进“东亚文化”这个袋子，仿佛这些社会的家长共享某种文化基因。我不相信这个解释。日本明治维新前不卷，韩国 1960 年代不卷，中国 1980 年代不卷。如果“东亚文化”能解释鸡娃，它也应该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社会在某些时期不卷。鸡娃是一种结构产物，它的出现需要特定的物质条件：大规模考试制度、城市化、教育市场化、互联网平台、出生率压力。这些条件叠加齐了，鸡娃就出现；条件松动了，鸡娃就重新组织形态。这本书的第十三章会专门处理日韩历史对比，重点不是寻找“文化共性”，而是寻找“结构相似机制”。

四

关于阅读建议。

这本书有十五个主章节加前言后记，每章六千到一万字之间。各章之间有递进：第一章给出整本书的核心框架，第二到第九章按照“筛选层—资本层—转译层—代谢层”的四层结构分别展开，第十到第十二章做地理切片和跨境扩散，第十三章历史比较，第十四到十五章未来推演。如果你按顺序读，会得到一个完整的认知建构。

但每一章也尽量做到独立可读。如果你只对某个具体话题感兴趣，比如学习机这个产品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第六章），或者母亲为什么承担了全部教育代谢负担（第八章），又或者“烂尾娃”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九章），你可以直接翻到那一章。我在每章的开头都会重新交代必要的背景，不假设读者读过前面所有章节。

某些章节会比另一些章节“沉重”。第八章关于母亲的处境、第九章关于烂尾娃、第十四章关于出生率断崖，都涉及无法用乐观笔调写完的内容。我没有刻意安抚读者，也没有刻意制造悲情。我的判断是，关于这一代中国家庭和孩子真正发生了什么，诚实地写下来比安抚地写下来更重要。如果某一章读完你觉得难受，那大概率不是因为我写得过头，而是因为材料本身就是这样。

五

最后是一些边界声明。

这本书写到一些具体的人——KOL 安柏、张雪峰、罗翔，企业家俞敏洪、张邦鑫，学者杨可、项飙，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公开身份的写作。我尽量克制对个人的判断，把人放在他所处的产业位置上写，不嘲笑、不丑化、不把任何人当作论点的标本。当我必须评价某个商业行为时（比如某家公司的某次违规、某个 KOL 的某次话语转向），我会基于公开证据，不引申到对当事人的人格判断。涉及具体处罚事件——例如学而思广州天河区分公司 2024 年 10 月因开设“科学思维”“人文创作”课程被广州市教育局认定为变相学科类培训、没收违法所得约 118 万元（穗教监罚〔2024〕4 号）8——均基于官方处罚决定书与主流媒体公开报道。

这本书写到一些具体的孩子——那些被父母推着学奥数的孩子、那些在国际学校里崩溃的孩子、那些考研失败后做“全职儿女”的年轻人。我没有写出任何一个具体孩子的姓名、家庭住址或可识别细节。即便公开材料里有这些细节，我也做了模糊化处理。孩子是被这场产业最深地压在底下的一群人，他们没有自我表达的渠道，至少在我的写作里，我不应该再把他们当作素材。

这本书写到一些政策——双减、民转公、普职分流取消、新高考改革——但不评价政策的“对错”。我不认为我有这个位置，也不认为评价政策对错是这本书的任务。我会试图弄清楚每一项政策实际改变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没改、产生了哪些没预料到的后果。这是一种事实性的写作，不是规范性的写作。

最后，这本书有时效性。我写的是 2017—2026 这个特定时段的中国鸡娃，依赖的是这个时段的特定数据和观察。如果三五年后你读到这本书，请把它当作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描述，不是对当下处境的指南。我在第十四、十五章会做一些未来推演，但每一处推演都会标明这是弱推断、需要被未来的数据校验。一本好的关于当代社会的书，应当让自己的结论以最快速度被新的证据证伪或修正。这比“被读者牢牢记住”重要得多。

接下来翻到第一章。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当我们说一个家长“在鸡娃”的时候，我们究竟在描述什么。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办发〔2021〕40 号，2021 年 7 月 24 日。原文见中国政府网。
“烂尾娃”作为新词的集中出现见 2024 年下半年多家媒体——《三联生活周刊》《赔上家底鸡娃的中产，结局是______》、虎嗅《中产不卷后，第一批“烂尾娃”出现了》、36 氪《鸡娃经济大败退》、观察者网陈辉《“烂尾娃”？其实烂尾的不是娃，而是“鸡娃工程”》（2024.08.29）。
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野基础为 2017 年北京 8 户城市中产家庭访谈。
许知远访谈项飙，腾讯视频《十三邀》第四季第七期，2020 年。该访谈使“内卷”一词进入中文公共讨论的中心。
安柏：《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中信出版集团，2020 年 10 月，ISBN 9787521721508，348 页。
人民网《“鸡娃”号是如何被养肥的？》，2021 年 4 月 28 日。报道以一位上海宝妈被某教育新媒体公司接洽收编为案例，揭示“鸡娃号”MCN 矩阵的运营模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双减”政策下的教培乱象：中介机构暗藏网络平台住家教师“变身”高端家政》，2023 年。报道揭示学科训练以“住家教师”“高端家政”形态继续存在，月薪 1.2—2.3 万元。
广州市教育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穗教监罚〔2024〕4 号，2024 年 10 月 12 日。处罚对象为广州市天河区学而思素养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因 2024 年 2—6 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设“科学思维”“人文创作”课程被认定为变相学科类培训，没收违法所得 1,183,131 元。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4 年 12 月 17 日《学而思遭重罚》对此事件有详细报道。

第一章鸡娃不是育儿文化

一

2019 年秋天，李雪琴在脱口秀大会上说了一句话：海淀妈妈这个词，听起来就是一个职业1。台下笑了。但那一刻笑得最大声的，是几年后才会真正进入“海淀妈妈”角色的一拨人。彼时刚生完一胎的 85 后母亲，孩子还在幼儿园中班，离小升初还有六到八年。她们不知道自己会在 2024 年的某个晚上，坐在三千块钱一节的一对一辅导课外面，等八岁的儿子做完一份“幼儿园升小学衔接数学测评”，然后回家在某位海淀 KOL 的公众号下读完一篇两千多字的“暑期规划清单”，再点开手机里那个已经付了 2680 元年费的知识星球，看群里有没有家长团购到便宜的新版 RAZ 分级阅读2。

她们不知道这些。她们只是在那一刻笑了笑，觉得“海淀妈妈”是一个有点夸张但有点真实的笑话。

把“鸡娃”从一个笑话、一个网络词、一个家庭故事，重新看成一种社会过程，是这本书要做的第一件事。

二

“鸡娃”作为一个词，大约 2017 到 2019 年间进入中文互联网的主流视野。词源不止一种说法。比较普遍的追溯是 1960—70 年代曾流传的“鸡血疗法”，把活鸡的血注入人体，宣称能治百病的伪科学3。这个疗法被淘汰之后，“打鸡血”留在了口语里，用来形容某种过度亢奋的状态。“鸡娃”就是“打鸡血式育儿”的简称。也有人提出“激娃”的解释——激发孩子潜能——但这种说法是后起的修辞美化，没有“打鸡血”那种荒诞性贴近这个词刚出现时的语感。

2021 年 12 月，《咬文嚼字》编辑部把“鸡娃”评为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4。一个词被《咬文嚼字》纳入年度流行语，通常意味着它已经完成了从亚文化术语到主流词汇的过渡。这个时间点很重要。2021 年 7 月，双减政策出台5；当年 12 月，“鸡娃”成为流行语。两件事并不是巧合。监管之所以下手，部分原因正是这个词所指的现象已经普遍到不能不处理的程度；而“鸡娃”之所以在那一年被官方词典收编，部分原因正是政策让全社会突然集中讨论这个现象。

但“鸡娃”作为一个词，比它作为一种现象出现得晚得多。

如果你愿意往前追溯，2010 年前后的北京小升初家长论坛已经在使用“DZ”（点招）、“KB”（坑班）、“六小强”这些黑话6。2015 年前后的微信公众号“海淀奥数”“家长帮”已经在系统讨论“奥数能否进六小强”这样的题目。2017 年安柏注册“海淀花生妈”公众号时（账号 ID Amber201606，意味着该账号注册于 2016 年 6 月）7，“鸡娃”作为词还没普及，但安柏要做的事，把自家孩子的小升初备战经验系统化、清单化、可复制化，已经是一项成型的产业实践。

也就是说，“鸡娃”这个词的出现，是这个现象积累了至少十年之后，社会终于有了一个统一名称来描述它。这种“现象先行，词汇后到”的关系本身就值得留意。它意味着鸡娃不是被某个新观念发明出来的，而是某种结构性力量先把这件事推到普遍状态，然后语言才追上来给它命名。

三

绝大多数关于鸡娃的公开讨论，把它放在“育儿文化”这个框架里：通常和“美国 free-range parenting”、“北欧自由放养”、“日本教育ママ”、“韩国虎妈”做对比，得出“东亚文化重视教育”“中产家庭焦虑代际传递”之类的结论。

这种讨论方式有它的便利。文化解释很容易写、很容易读、很容易在饭桌上引发共鸣。但它有一个致命问题：无法解释时间。

如果鸡娃是“中国文化”或“东亚文化”的产物，那么这种文化在 1990 年代去哪了？1990 年代的中国家长不送孩子去奥数班、不抢学区房、不读升学规划公众号，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孩子，也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教育，而是因为奥数班、学区房、升学规划公众号那时候都还不存在，或者存在但还没有成为家庭决策中心。一种文化解释如果不能说明为什么同一个文化在不同时期表现完全不同，它就不是真正的解释，它只是命名。

同样，如果鸡娃是“中产焦虑文化”的产物，那么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中产为什么没有立刻进入鸡娃状态？为什么这个状态要等到 2015 年前后才开始大规模显形，2017—2019 年达到流行词汇水平，2021 年迎来政策反弹？这些时间节点不能由“焦虑”这种心理学概念解释，必须由具体的结构变化解释。

我倾向于一个更结构性的命题：

鸡娃不是一种育儿文化，而是阶级流动性下降时代的一种焦虑产业化——一个把家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翻译成可被定价、可被分发、可被消费的私人服务体系，并在此过程中把家庭本身改造为生产单元的社会过程。

这句话里有几个判断需要展开。

先说“焦虑产业化”。它不是“利用焦虑赚钱”这种常见说法的另一种表述。“利用焦虑赚钱”暗示有一群坏人在剥削无辜家长，问题的解法是道德谴责或市场监管。这种说法把鸡娃理解为一个供给侧的丑闻。但鸡娃的真实结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相互锁死。监管打掉一类供给（比如学科补习），新的供给（比如学习硬件、私域规划、住家教师）立刻在另一个赛道重新组织起来，因为需求侧的焦虑没有任何减弱。这种相互锁死意味着，鸡娃不是一个可以被“清理”的产业丑闻，而是一个有自己稳态结构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在历史上有先例：十九世纪的食品产业化、二十世纪的金融产业化、二十一世纪的医疗产业化，都是把某个原本属于家庭或社群内部处理的事情，转化为可被批量生产和定价的标准化服务。鸡娃是这类过程在“家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个对象上的当代版本。

再说“焦虑产业化”的核心技术。它不是教学，而是翻译。这句话需要慢慢说。一个家长真正面对的焦虑是抽象的、整体的、长时段的——“我害怕我的孩子十八年后被时代淘汰”。这种焦虑无法直接消费，因为它指向的是一个十八年后的就业市场，而那个市场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鸡娃产业的真正本事，是把这种无法消费的焦虑翻译成可以立刻消费的具体决策：“我应该买哪一款学习机”“我应该让孩子读 RAZ 还是牛津阅读树”“我应该给孩子报数学一对一还是英语集训”“我应该不应该买学区房”。每一次翻译，焦虑就被切割成一个具体的购买决定，然后被立刻满足。这种翻译机制才是鸡娃产业的真正产品，而不是任何一款具体的课程或硬件。

最后说“把家庭改造为生产单元”。它意味着鸡娃对家庭的影响不能用“花了多少钱”来衡量。一个家庭进入鸡娃状态之后，它的内部结构发生重组：母亲变成项目经理，负责信息搜集、产品筛选、教育资源整合；父亲变成投资人和重大决策审批员，离日常运营越来越远；孩子变成产品，他的每一个时段都要被分配到某项可量化的能力提升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可在 2018 年发表过一篇论文，专门讨论这种变化，她用的词是“母职的经纪人化”8。这篇论文是在 2017 年访谈了北京八户城市中产家庭后写的，孩子年龄从 4 岁到 21 岁不等，母亲学历从高中到博士，职业涵盖科研、会计、企业管理。那时“鸡娃”这个词还没进入流行语。杨可注意到的是，这些母亲所做的事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照顾孩子”，而是非常接近一个企业项目经理的角色：她们写 to-do 列表，做 cost-benefit 分析，研究行业信息，对接供应商（培训机构），维护客户关系（孩子的老师），在内部会议（家庭讨论）上汇报阶段进展。这种角色转换不是任何一位母亲主动选择的，是整个产业结构把她推到这个位置上去的。

把这三个判断合起来：鸡娃是一种结构，不是一种心态；是一种产业，不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过程，不是一种家庭故事。

四

为了让上面的命题更清楚，需要从反面说清楚鸡娃不是什么。

鸡娃不是东亚特殊文化。这个判断的反证已经给过：东亚社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鸡娃强度，文化基因解释不了时间序列。1970 年代的台湾、1980 年代的韩国、1990 年代的日本、2010 年代的中国、可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的越南，每个社会的鸡娃高峰都对应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教育市场化时间窗口9。当物质条件齐了，“东亚文化”就出来了；当物质条件松了，“东亚文化”就消解了。这说明所谓“东亚文化”其实只是一个事后的命名，不是真正的原因。

鸡娃也不是中产焦虑文化。中产焦虑是输入，不是产品。一个社会有大量中产、又有强烈不确定性，必然产生焦虑，这是结构后果，不需要文化解释。问题在于焦虑这个原料如何被加工成产品。在 1990 年代的中国，焦虑这个原料同样存在（下岗潮、单位制解体、市场化冲击），但当时没有公众号、没有 MCN、没有学习机厂商，焦虑这个原料没有被加工成“可消费的鸡娃产品”，于是它只能以家庭内部争吵、社会议论、文学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形态散出。今天的焦虑原料和过去差别没那么大，差别巨大的是加工焦虑的产业基础设施。所以真正变化的不是“中产更焦虑了”，而是“焦虑被产业化的方式成熟了”。

鸡娃也不能等同于教育内卷。“内卷”是一个博弈论概念，描述的是行为结果：所有人都加大投入，但相对位置不变，整体回报降低10。鸡娃是产业结构，描述的是这种博弈所需的认知材料如何被生产和分发。一个家长之所以加入鸡娃，不只是因为身边别人都在鸡，更是因为鸡娃这件事已经被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翻译成了“具体可执行的清单”：上什么课、读什么书、买什么硬件、找哪位规划师、抢哪个学位。如果没有这套清单存在，“内卷”就只是模糊的焦虑而非具体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鸡娃产业先于内卷而存在，是它把“加大投入”这件事翻译成了可操作的步骤，从而让内卷有了执行路径。

五

如果鸡娃是一种结构性产物，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时候搭好的？

我倾向于把 2017—2019 这个时间窗口理解为多种力量同时成熟的临界点。

一是教培资本的成熟。学而思 2003 年成立，2010 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到 2018 年市值一度突破 300 亿美元11；新东方 1993 年成立、2006 年上市；猿辅导、作业帮在 2014—2015 年前后获得大额融资。整个 K12 教培行业在 2018 年达到投资峰值12。这意味着到 2017—2019 年，提供“鸡娃所需服务”的供给侧已经完全成熟：有上市公司支撑的产品标准化、有 VC 资本支撑的内容生产、有规模化的师资和教研体系。

二是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成熟。微信公众号 2012 年上线，到 2017—2018 年进入流量红利期；抖音 2016 年上线，2018 年进入爆发期；小红书 2013 年上线，2018 年完成从美妆向母婴 / 育儿的赛道扩展13。这些平台为“鸡娃焦虑的内容化”提供了基础设施。一篇焦虑文章可以在一天内被几十万家长读到，一个 KOL 可以在一年内从零积累到几十万粉丝，一个 MCN 可以在三年内运营出二十个矩阵账号14。在公众号出现之前，鸡娃焦虑只能停留在家长私下议论和报纸偶尔报道的层面，无法被产业化。

三是这一拨独生子女家长进入育儿期。1980 年代生的独生子女，到 2015 年左右开始大规模生育。他们自己是计划生育的产物，是城市化第一代受益者，是改革开放高考红利的直接受众。这一代家长身上同时叠加了几层经验：因为自己是独生子女，他们对孩子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因为自己受益于高考，他们对“教育改变命运”有强烈的本人验证；因为自己刚刚通过买房积累了第一笔财富，他们对“用资本兑换孩子未来”有具体的执行能力。这一代家长大规模进入育儿期的时间窗口，正好和教培资本的成熟、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成熟重合。

四是阶级流动汇率的崩塌。2010 年前后，“985 + 体制内/外企”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上升通道，一个农村孩子通过高考进入北大清华，毕业后大概率能进入北京户籍 + 中产收入 + 体制内或大公司的稳定路径。但到 2017—2019 年，这条通道开始明显收窄：校招市场对名校学历的边际溢价下降，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例从 50:1 升到 100:1 再到 200:115，体制内编制总量收缩。家长是用十年前的汇率开始投入孩子的教育的，但收割回报的时间是十五到二十年之后，那时的汇率已经全然不同。这种汇率错位是焦虑的真实来源。家长不是因为孩子的智力或天分焦虑，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过去的成功路径在贬值”，但他们不知道新的路径是什么，所以在“按过去经验拼命投入”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四种力量在 2017—2019 这个窗口同时到达成熟。这就是为什么“鸡娃”作为一个全民词汇会在这个时间出现，而不是更早或更晚。

六

我想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焦虑产业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样貌。

假设你是 2024 年某个 35 岁的城市中产母亲，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你的孩子今天放学回家，告诉你数学老师布置了一道思考题，他不会做。你看了一眼那道题，是一道改编自奥数体系的应用题，超出了一年级正常课本范围。你不知道这道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要给孩子报一个奥数班，不知道这个班应该报哪一家，不知道这件事要不要现在做。

这一刻你感受到的是焦虑。这种焦虑指向一个非常模糊的远方：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十八年后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就业市场，你不知道现在错过这道题会不会在某个未来的某个分水岭上让他被刷掉。这种焦虑无法直接消费，因为它指向的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

但是，你打开手机。

你刷到的第一条小红书推送是“小学一年级数学思维训练，妈妈必看的五个误区”。点进去，发现是一位认证为“海淀妈妈”的博主写的，下面有一个团购链接：某品牌的数学思维启蒙课，年卡 1980 元，今晚团购价 1380 元。你又刷到一条公众号文章，“鸡娃十年我才明白：一年级才是真正的起点”，下面是一个学习机的推广，号称内置 AI 个性化辅导，价格 8999 元，这一价位在 2024 年的学习平板市场属于中高端档位，2024 年全国学习平板销量达 592.3 万台、销售额 190.6 亿元，同比增长 25.5%16。你又点开微信群，群里有家长在讨论“思维启蒙到底要不要鸡”，下面有人贴了一份某位规划师的免费讲座链接，扫码进群可以听今晚八点的“小学六年规划”。

在二十分钟之内，你那个模糊的、关于“十八年后”的焦虑，被翻译成了三个具体的、当下的购买决定：一个团购、一个学习机、一个讲座。每一个决定都有明确价格、明确流程、明确执行方式。每一个决定都能让你今晚就“做点什么”。

这个翻译过程才是鸡娃产业的真正产品。

它的真正功能不是教育。团购的那门课你可能不会让孩子上完，学习机可能买回来三个月就闲置，讲座听完你可能什么都不记得。它的真正功能是让你那种无法消费的远方焦虑，有了一个可以立刻消化的当下出口。你在做出购买决定的那一刻，感受到的是“我至少做了点什么”的踏实感。这种踏实感是产业的真实产品。

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孩子是这个产品所必需的物质载体。没有孩子，团购卖不出去、学习机没人用、讲座没人听。但孩子并不是被服务的真正对象。被服务的真正对象是你的焦虑。孩子的实际学习效果，从产业的角度看，是一个次要变量。只要你的焦虑被持续生产、持续翻译、持续消费，孩子学到了什么并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学习机的用户研究反复显示一个让厂商尴尬的数据：约 70% 的学习机用户月活不足 3 次17。这不是产品失败，这是产品成功。它已经完成了它的真实功能（让家长在购买的一刻感到安心），剩下的使用率从产业逻辑上不重要。

七

到这里，可以回头解释开头的那个场景：为什么 2019 年那位 35 岁的母亲会在 2024 年的某个晚上坐在三千块钱一节的辅导课外面。

她不是因为爱孩子才坐在那里，不是因为虎妈文化才坐在那里，也不是因为攀比心态才坐在那里。她坐在那里，是因为一个完整的、有自己稳态的、由四种力量在 2017—2019 同时成熟之后搭起来的社会过程，把她推到了那把椅子上。这个过程把她的远方焦虑翻译成了今晚的辅导课，把她的家庭重新组织成了一个绩效组织，把她从一位母亲变成了一位项目经理，把她的孩子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份待优化的产品。她可以拒绝某一节辅导课，但她无法拒绝整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已经渗透在她每天打开的每一个手机应用、每一个微信群、每一段对话里。

这本书剩下的所有章节，都在试图把这个过程拆开来看。

第二章进入“筛选层”，讨论那个由高考、中考、暗考、点招构成的多层筛选系统，是如何创造出“鸡娃 KOL 这个职业”的市场基础的。

第三、四、五、六、七章进入“资本层”和“转译层”，分别讨论教育资本兑换通道的迁移、安柏这类信息中介、三旬相见这类焦虑生产 MCN、学而思这类硬件供应商、地下教练这类暗市运营者。这五章构成对鸡娃产业基础设施的解剖。

第八、九章进入“代谢层”，讨论母亲承担的代谢负担、家庭代谢失败时出现的“烂尾娃”现象。

第十、十一、十二章做地理切片和跨境扩散：顺义/海淀/古北三地的不同形态、国际学校的哑铃化、海淀话语沿全球华人网络的扩散。

第十三章把视角拉到东亚教育竞争的历史序列，看中国鸡娃和日本“教育ママ”、韩国 hagwon 的结构相似与差异。

第十四、十五章做未来推演，讨论出生率断崖时代鸡娃的演化方向，以及“焦虑产业化”这个底层结构在“鸡娃”载体之后可能切换到什么。

这本书不会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办，不会告诉一位家长该不该给孩子报奥数班、该不该买学区房、该不该送孩子出国。它想做的是更基础的事：把你所处的整个结构画出来，让你在做任何决定时至少能看清楚自己在这张图上的位置。

至于做不做某个决定，那是你的权力，也是你的责任。这本书无法替你承担。

但下一章先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那个让所有鸡娃决策成为必要的筛选机制，它本身长什么样？为什么它会让“看懂规则的人”成为一种可被付费的职业？

参考文献

李雪琴 2019 年参加《脱口秀大会》（腾讯视频）第二季，本节段子是其首轮表演中关于北京家长群体的观察之一。该段表演在 B 站、微博上有公开剪辑流传。
RAZ（Reading A-Z）是美国 Learning A-Z 公司的英语分级阅读品牌，从 AA 级到 Z 级共 29 级、2000 余本绘本，是中国“鸡娃妈妈群”中英语启蒙的标配教材之一。详见 Learning A-Z 官网。
“鸡血疗法”源自 1959 年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现交大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医师俞昌时的“红色注射疗法”实验，1960—70 年代曾以民间流传形态短暂流行，后被卫生部明令禁止。该词演化为“打鸡血”的流行口语用法已为多家媒体追溯过，例如《新京报》2021 年的“鸡娃”词源解析文章。
《咬文嚼字》2021 年度十大流行语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发布，“鸡娃”位列其中。详见上海《咬文嚼字》杂志官网与新华社、人民网相关报道。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2021〕40 号，2021 年 7 月 24 日。原文见中国政府网。
北京小升初家长论坛中“DZ”（点招）、“MK”（密考）、“KB”（坑班）、“六小强”（人大附、清华附、十一、101、首师大附、北大附）等术语的历史可在家长帮、知乎“鸡娃”话题、《三联生活周刊》“北京中产家庭‘鸡娃暗战’”系列报道中交叉验证。
安柏公众号“海淀花生妈”账号 ID 为 Amber201606，注册时间为 2016 年 6 月；其本人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原 500 强央企管理者。详见澎湃问吧“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专题（2020 年）与搜狐、《北京日报》相关报道。
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该论文基于 2017 年北京 8 户城市中产家庭访谈，是中国学界关于鸡娃现象最重要的早期诊断之一。
关于东亚社会教育竞争与工业化—城市化时间窗口的关系，参见 Cheo, Roland, 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in East Asia: Beyond the Asian Tiger Model（多种比较教育学综述）及 OECD PISA 区域研究报告。亦可参见本书第十三章对日本“教育ママ”、韩国 hagwon 的专题处理。
“内卷”作为博弈论概念进入中文公共讨论，与项飙在腾讯《十三邀》第四季（2020）中与许知远的对话有直接关系；该词的人类学渊源参见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中文语境下的演化参见《人民论坛》《光明日报》2021 年多篇“剧场效应”与教育内卷的评论。
好未来（学而思母公司）2010 年 10 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18 年股价高峰时市值一度突破 300 亿美元。详见好未来历年财报与彭博、雪球公开数据。
K12 教培行业 2018 年投资峰值见亿欧《2018 年中国教育行业投融资报告》与艾瑞咨询《2018 中国 K12 教育行业研究报告》。
关于平台时间线，微信公众号 2012 年 8 月 17 日上线（微信官方公告）；抖音 2016 年 9 月 26 日上线（字节跳动公开记录）；小红书 2013 年 6 月在上海成立，2018 年完成从美妆扩展至母婴 / 育儿赛道（小红书官方 2018 年品牌升级公告与亿邦动力网报道）。
“一个 MCN 在三年内运营出二十个矩阵账号”以三旬相见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为参考——该公司控股 / 关联 17—18 家公司、运营 20+ 个鸡娃公众号。详见虎嗅 / 《财经》《北京商报》对该公司的深度调查（2021—2024）与本书第五章。
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数据：2025 年国考资格审查通过人数 341.6 万，2024 年 303 万，热门岗位竞争比已多次突破 200:1。详见国家公务员局年度公告与中国教育在线、新华网、《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
2024 年全国学习平板销量 592.3 万台、销售额 190.6 亿元、同比 +25.5% 数据来自沙利文学习平板高端市场报告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科技复述。学而思在 2024 年高端市场销量与销售额双第一。
“约 70% 学习机用户月活不足 3 次”为行业观察数据，见多家学习平板厂商内部访谈与 36 氪 / 经济观察网 2024—2025 年关于学习机“高拥有率—低使用率”现象的报道。具体使用率因品牌而异，但“贵的玩具”现象已被广泛报道。

第二章半透明的筛选

一

2024 年元旦前后，澳门一家四星酒店的会议室里，正在进行一场考试。考生大约一百人左右，年龄从八岁到十二岁不等，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少数来自杭州、南京、武汉。考试内容是数学，难度远超同龄校内课程。监考人是几位前奥数竞赛的命题成员和资深教练。这场考试的官方名称是“数学解题能力大师赛”，缩写“DSS”。在家长群里，它被叫作另一个名字：迎春杯总决赛1。

迎春杯是 1984 年北京市教育局批准创立的小学数学竞赛，曾是北京小升初最重要的筛选指标之一。2018 年，教育部全面叫停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竞赛，迎春杯被列入禁止名单2。但这场比赛并没有消失。它先改名为“数学解题能力展示”，然后又改名为“数学花园探秘”，再后来又出现了“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等多个变体；它的总决赛改名为“DSS 大师赛”，从北京迁到澳门举办；它的报名从公开报名改为通过“指定合作机构”在私域社群完成；它的发证机构从“组委会”改为多个看似无关的咨询公司3。但在家长的小升初简历里，这场考试的奖项依然作为“原迎春杯一等奖”被标注，依然被海淀几所顶尖中学在面试中作为隐性筛选指标使用。

一场被国家禁止的考试，跨越了一道边境，换了三个名字，仍然在 2024 年的元旦聚集了几百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每人交大约两万元的报名加食宿加培训费。这就是中国当代教育筛选系统最真实的一个剖面4。

这一章的主题是：为什么一个看似清晰透明的国家考试制度，会催生出一整个产业的“规则翻译者”。

二

任何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国家，必须有某种把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分配到不同教育和就业通道的机制。在前工业社会，这个机制通常是家族、师承、地缘网络。在现代国家，这个机制几乎一律是大规模标准化考试：美国是 SAT 加 AP 加大学录取办公室，英国是 A-Level 加私立学校系统，德国是 Abitur 加双轨制职教，日本是大学入学共通试验加学校阶梯，韩国是大学修学能力考试，中国是高考。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规模和强度。每年大约一千万出生人口（2025 年降到 792 万）5，最终通过高考竞争的有约一千两百万人（包括复读和往届），其中大约八十万人进入 985 院校，约二十万人进入“清北复交”为代表的顶尖高校。从一千万到二十万，是一个 50:1 的漏斗。这个漏斗的存在本身不是问题，任何大国都需要这样的筛选。问题在于这个漏斗的形状、规则和透明度在过去三十年中持续变化，而每一次变化都重塑了“鸡娃”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具体形态。

把过去三十年的漏斗形状变化梳理一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99 年高考扩招之前是第一阶段。漏斗很窄，大学录取率长期在 25% 左右，进入大学本身就是巨大的筛选成功。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能上大学”，对具体上哪所大学的精细化竞争并不强烈。鸡娃这件事缺少必要的差异化目标。

1999—2010 年间是第二阶段。高考扩招把大学录取率从 25% 推到 75% 以上，“能上大学”不再是稀缺资源，但“能上好大学”成为新的稀缺。985 工程（1998 年启动）和 211 工程把高校分层，家长开始关心孩子能否进入分层中的上层。这个时期奥数等课外竞赛快速兴起，四大杯赛（希望杯、迎春杯、华罗庚金杯、走美杯）成为家长追逐的“敲门砖”。学而思就是在这个窗口期（2003 年）成立的6。

2010—2018 年间是第三阶段。奥数热达到高峰，但教育部开始多次出手，2010、2013、2015、2018 年都有针对竞赛的限制政策。2018 年是关键节点，四大杯赛被全面叫停，“奥数白名单”出台。但同时，新高考改革（2014 年启动）开始扩散：多省份从“3+综合”切换到“3+3”或“3+1+2”模式，选考科目组合从单一变为多元；强基计划（2020 年启动）开始把“高考+校测”按 85:15 加权7；综合评价（多年试点）按 60:30:10 加权。规则在变得更复杂。

2018 年至今是第四阶段。奥数地下化，竞赛改名，“暗考”出现；新高考全面落地，规则复杂度大幅提升；双减政策（2021 年）打掉公开学科补习的供给端8；普职分流（2022 年改名，2025 年实质取消）调整中考端的硬筛选9。整个筛选漏斗的形状变得既不像 2000 年代的“清晰单一通道”，也不像理想中的“完全透明分数制”，而是一个“部分透明、部分黑箱”的复杂结构。

正是这种复杂性，催生了鸡娃产业的核心存在理由。

三

任何筛选制度都可以放在一个透明度光谱上看。

光谱的一端是“完全透明”：所有规则公开、所有标准量化、所有结果可复核。理想状态的纯粹按分数高考就接近这一端。在完全透明的筛选下，家庭只需要让孩子掌握应试技能，“看懂规则”这件事没有市场。规则就在那里，谁都能看懂。

光谱的另一端是“完全黑箱”：所有规则不公开、所有标准不可知、所有结果不可复核。某些前工业社会的世袭和荐举系统接近这一端。在完全黑箱的筛选下，家庭需要的是“关系网”，不是“看懂规则”。规则本身不存在，存在的是人脉。“看懂规则”这件事同样没有市场，没有规则可看。

中国的筛选制度，恰好处于这两端之间的中段。

显性筛选——高考、中考、考研、强基、综评——是公开的、有规则的、可复核的。这部分的规则量化程度其实已经相当高：每年各省高考一分一段表、强基计划的 85+15 加权公式、综合评价的 60+30+10 加权公式、各高校的录取分数线，都可以在公开渠道查到10。如果中国的筛选只有这一部分，鸡娃产业的“信息中介”角色（第四章会专门讨论的那种）几乎不会存在。一个数学好的家长足以替孩子做规划，根本不需要花钱听 KOL 解读。

但中国的筛选还有另一部分，是隐性筛选。

隐性筛选的最典型形态是北京海淀和西城几所顶尖中学的“小升初”环节。按照公开政策，小升初是按学籍和户籍就近入学的，不应该有考试。但事实上，“六小强”（人大附、清华附、十一、101、首师大附、北大附）和“四大金刚”（西城四中、北师大实验、八中、北师大二附）这些顶尖中学，每年仍要从全市招收一批“超常儿童”，进入它们的实验班、早培班、超常班11。这一批孩子是怎么选出来的？

家长群里有一个简短的术语谱系来描述这个过程12：

DZ，点招。学校直接联系某个孩子的家长或老师，说欢迎报名某个班。家长往往不知道学校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可能是孩子在某次校外活动中被发现，可能是某位推荐人介绍，可能是某个机构提供了名单。

MK，密考。学校不公开组织考试，但通过“合作机构”在某个周末的某个地点组织几百个孩子做题，结果在三五天内反馈给家长，达标的进入下一轮。

KB，坑班。提前进入名校预备路径的某个培训班，这个班的招生不公开，但读完之后有较大概率被对应的名校“看中”。

LXQ，六小强。前面提到的六所海淀名校的合称。

这些术语不是普通家长的日常词汇，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部知识体系”。一个家长要让自己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六小强的早培班，必须知道 DZ 和 MK 是什么、什么时候发生、通过哪些机构报名、需要什么样的奖项作为敲门砖。这些信息没有任何官方渠道公开发布——它们只在私域社群、机构 1V1 接洽、家长之间口耳相传中流通。

这种“显性筛选公开 + 隐性筛选私域”的双层结构，就是中国筛选制度的“半透明”状态。半透明不是一个临时现象，它是过去十几年监管和市场之间反复拉锯的稳态产物。监管不允许公开组织选拔考试，于是选拔考试转入私域；监管不允许竞赛作为升学依据，于是竞赛改名后通过“指定合作机构”接入升学；监管要求“就近入学”，但顶尖名校仍需要筛选高潜质生源，于是筛选转入“点招”等不公开形式。每一次监管收紧，半透明结构的私域那一边就更厚重一些。

四

正是这种半透明，让“看懂规则”成为一种可以付费购买的服务。

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位海淀的母亲，孩子今年三年级，你希望两年后他能进入六小强的某个早培班。你需要知道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哪几所学校今年开早培班招生？招多少人？什么时候启动？

进入早培班需要哪些“前提”？KET/PET 英语证书有用吗？需要哪一档？数学需要奥数到什么水平？

哪些机构是这些学校的“合作机构”，能提供报名通道？这些机构的甄选条件是什么？

如果走暗考路径，DSS 大师赛、华数之星、YMO 这些考试今年还办不办？在哪里办？通过谁报名？多少钱？

哪些“杯赛奖项”在今年的招生中真的算数？（家长群里的共识每年都在变。）

如果错过了某一年的某个窗口，下一次窗口是什么时候？

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一个能在政府网站或学校官网上找到答案。它们的答案散落在几百个家长群、几十个公众号、几位被认为消息灵通的“鸡娃博主”那里。要把这些答案系统化、清单化、可执行化，需要的不是数学能力，是产业级别的信息整合能力。这正是鸡娃 KOL 作为一种职业的存在理由。

第四章会专门讨论安柏这位代表性的鸡娃 KOL。这里先点出一个结构性事实：安柏的全部产品价值，建立在“她比一般家长更早、更系统、更准确地看懂半透明规则”这件事上。她的副标题是“重点学校闯关记”13。“闯关”这个词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她的服务对象所处的状态。一个家长面对的不是一道清晰的笔试题，而是一关一关由半透明规则构成的关卡，每一关都有自己的规则、节奏、隐藏要求。安柏的作用是把这些关卡提前讲给你听，告诉你每一关该怎么过。如果筛选规则完全透明（比如纯按分数），她没有市场；如果筛选规则完全黑箱（比如纯靠关系），她同样没有市场。她需要这个“半透明”的中间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鸡娃 KOL 不会因为家长焦虑减少而消失。鸡娃 KOL 是筛选制度结构的产物，不是家长心态的产物。只要筛选保持半透明，KOL 就有存在空间；如果筛选制度发生根本变化（要么完全透明、要么完全黑箱），KOL 这个职业就会消失。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筛选制度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理由后面会展开，所以鸡娃 KOL 作为职业会继续存在。

五

回到本章开头那场澳门的考试。

DSS 大师赛是“迎春杯”这一谱系的当代延续。要理解它如何运作，需要进入一些组织细节。这些细节大部分来自澎湃新闻、新京报、新华社和时代周报在 2021—2024 年间的系列报道14。

迎春杯被禁之后，主要承接其考试体系的机构是“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这家公司 2014 年 5 月成立，注册资本 20 万元，两位主要股东陶晓永和陈平分别持股 51% 和 35%15。这家公司同时使用多个身份开展业务：“华杯赛北京地区管委会”“迎春杯全国组委会办公室”“数学花园探秘全国组委会办公室”。这种“一家公司多块牌子”的安排，是规避监管的常见组织技术。

类似的机构还有“北京华数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承接华罗庚金杯的部分体系，运营“华数之星青少年数学大会”。它的两位股东张连杰和吕红敏，分别曾在华杯赛组委会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和行政职务16。机构层面，从原四大杯赛到当下的暗考组织，存在显著的人员连续性：同样是这批人在做同样的事，只是名称和组织形态变了。

还有“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承接希望杯的体系，运营“希望少年俱乐部”。这家公司在 2023 年被教育部点名，部分变体（如“希望数学巅峰对决”“希望数学巅峰挑战营”）被认定违规并依法取缔17。这是教育部对暗考体系少数几次成功的打击之一。

报名链条的运作方式，几家媒体报道呈现的一致版本如下。

第一步，组委会内部确定考试时间、地点、规则。

第二步，名额分配给“指定合作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是中小型培训学校或个人教练，与原四大杯赛体系有历史合作关系。分配方式不公开，机构之间的等级和配额每年调整。

第三步，机构在自己的私域社群（微信群、QQ 群、家长 1V1 接洽）中通知家长。家长不能通过任何公开渠道直接报名，必须通过机构。

第四步，家长缴费，机构汇总名单上报组委会。考试本身在线上“答题闯关”或线下指定地点完成。DSS 这种总决赛级别，地点已经迁到澳门，部分是为了规避境内监管，部分是为了配合“跨境精英化”的叙事。

第五步，公布成绩，发放奖项。奖项通常以“电子证书”形式发放，少数活动有线下颁奖仪式。家长在小升初简历中以“数学花园探秘 X 等奖（原迎春杯）”或类似格式标注。

第六步，简历进入相关名校的“参考材料”。学校官方不承认“以杯赛为依据”，但实际的隐性筛选中，这些奖项是关键的差异化指标。

整个链条在公开层面几乎不可见。你在百度上搜不到 DSS 的报名页面，搜不到组委会的官方联系方式，搜不到考试结果。但在海淀某些家长群里，这个链条是每年都要走的标准流程。

YMO（全球青少年奥林匹克竞赛）是另一个典型案例。澎湃 2022 年的报道披露，某届 YMO 报名学生 1.9 万余人，每人 98 元报名费，三天获利近 1000 万元；配套教材《中科数学》定价 48 元 / 本，售出 11000 多本18。这是一个不大但盈利能力极强的细分市场，参与者主要是中小型培训机构和家长。

六

教育部不是不知道这一切。2022 年 3 月修订《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竞赛活动应实行清单制、白名单制管理，未列入名单的竞赛不得在中小学生中开展19。2022 年 11 月，教育部就违规竞赛专项治理发布通报。2023 年 1 月，专项打击“黑竞赛”，明确指向希望数学系列。

但教育部的执行能力面对暗考体系是有边界的。

监管的对象是“竞赛活动”，但暗考体系已经把自己重新包装为“研学营”“嘉年华”“会员制”“能力展示”等多种形态。一旦改名为“数学花园探秘”，它在工商登记和教育监管的口径里就不是“竞赛”了。

报名又通过私域社群完成，监管很难触达。教育部可以下达通知禁止某项竞赛，但执行需要地方教育局派人核查；地方教育局不会主动监听家长微信群；机构在 1V1 接洽家长时不会留下任何公开痕迹。

跨境化让监管的法律管辖出现真空。DSS 在澳门举办，按内地法律，澳门是境外。教育部对内地培训机构组织学生跨境参加考试的具体监管路径，至今没有清晰的执法工具。

更根本的是需求侧没有任何动摇。只要六小强、四大金刚等顶尖中学仍然存在“隐性筛选”，家长就需要“隐性筛选所需的奖项”。供给侧只要赚钱有空间，就一定会以某种新形态重新组织：禁了希望杯出来 YMO，禁了 YMO 出来下一个。这是一个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锁死的稳态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监管和暗考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一种“鼹鼠游戏”，打一项浮一项。每一次监管成功打击某个具体名称，新名称在几个月内出现。每一次新名称在一两年内积累了一定家长知名度后，又被监管识别和打击。一轮一轮，组织层面的人员和教研体系都是同一批，只是包装在换。

七

到这里可以引出一个更深的观察：中国的筛选制度其实面对的不是“是否要透明化”的二选一，而是一个内在悖论。它既不能完全透明，也不能完全黑箱。

不能完全透明，是因为顶尖学校确实需要差异化筛选高潜质生源。如果北京所有小学毕业生只按学籍和户籍就近分配进初中，海淀几所顶尖中学的实验班和早培班就无法保持其历史上的精英教学水准。这不是哪个领导想不想透明的问题，是任何大规模教育系统在面对极度异质的学生群体时都必须解决的工程问题。某种程度的“非透明选拔”对教育系统本身的功能性是必要的。

不能完全黑箱，是因为完全黑箱会引发严重的公平性危机。如果北京顶尖中学的招生纯凭关系、不接受任何外部审查，整个社会会立刻把矛头指向“教育不公”，引发的政治压力远超目前。所以政策必须保持一定的“公开规则面”：就近入学的原则要写出来、强基的加权公式要公布、综合评价的打分维度要透明。

这就形成了一个稳态：公开的规则面 + 私域的实际运行。公开的规则面回应公平性诉求，私域的实际运行回应筛选效率诉求。两者构成“半透明”。

而这个“半透明”中间地带，恰恰就是转译层（鸡娃产业）的全部存在理由。

如果你把这个观察想清楚，就会理解为什么“双减是否成功”这个问题被问错了。双减的政策意图，更准确的描述是“在不动隐性筛选机制的前提下，压缩公开供给侧的过度商业化”。它压缩的是公开学科补习市场的供给端：把学而思的学科类业务、新东方的 K12 课程、各类大型连锁机构的奥数班、线上 K12 网课关停或限制。这部分确实压缩了。2022 年底学科类线下机构由 12.4 万家压减到 4932 家，压减率 96%20。

但隐性筛选机制本身没有变。六小强还在筛选超常儿童，强基还在按 85+15 选拔，综评还在按 60+30+10 打分。隐性筛选的需求没有变，于是为隐性筛选服务的供给只能从公开市场迁移到私域市场：住家教师价格涨 30%，地下教练时薪从几百涨到几千，暗考从希望杯换名为 DSS21。这一切都是结构必然，不是“双减失败”。

把“双减”理解为“打压教培”是表层观察。它的真实结构是：监管把一部分供给从公开市场赶到私域，而私域比公开市场更不可监督、更不透明、更贵。从供给的“可见度”角度，双减确实让产业部分隐形了；从供给的“总量”角度，产业并没有缩小。

八

2025 年底，中国发生了一件被低估的政策事件：普职分流的“五五分流”硬性比例被正式取消22。

要理解这件事的分量，需要回到 2017—2022 年的背景。那个时期，中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官方口径是“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落实到中考层面就是“五五分流”，大约一半的初中毕业生上普通高中、另一半进入中职。这条规定在 2017—2022 年间反复被各地教育系统执行，引发了巨大的家长焦虑：一个家长面对的是“我的孩子有 50% 的可能上不了普高”这种硬约束。这种硬约束直接推高了 2017—2022 年间小学和初中阶段的鸡娃强度，因为家长清楚地知道，如果在中考分流中被刷下去，孩子的整个人生轨迹就被锁定在中职体系里。

2022 年新职业教育法修订时，已经删除了强制“分流”的提法。2025 年底，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宣布取消“五五分流”硬性要求，普高招生率从约 50% 升到 61%，预计 2026 年突破 70%，比例向 7:3 偏移23。从家长视角，这是一个明显的政策松动。

但这个松动并没有缓解鸡娃，反而以微妙的方式加剧了它。

逻辑是这样：当“50% 上不了普高”是一个硬约束时，鸡娃的目标至少很清晰，保住普高名额。当这个硬约束变成“30% 上不了普高”甚至“未来 25% 上不了”时，普高名额本身的紧张感下降，但“上哪所普高”的紧张感上升。原本被迫接受职高的那部分家庭，现在希望进入普高；原本进入普通普高的家庭，现在希望进入重点普高；原本进入重点普高的家庭，现在希望进入海淀六小强或西城四大金刚级别的顶尖普高。整个家长系统的“鸡娃目标”向上移动了一档。

这个现象有一个直白的概括：学位扩张的速度赶不上焦虑通胀的速度。

学位扩张是一个慢变量，新建一所重点高中需要十年、培养一批顶级师资需要二十年。焦虑通胀是一个快变量，一个家长在三个月内就能从“保普高”调整到“冲六小强”。两者的速度差导致每一次学位扩张都被立刻吸收，没有任何缓解效果。多出来的普高名额不会变成“鸡娃压力的减少”，只会变成“目标向上移动一档”。

这种结构是筛选层的一个根本特征。它解释了为什么任何政策松动都不会真正缓解鸡娃，除非政策能改变“差异化竞争”这件事本身，而这是没有任何现代大国能做到的。

九

最后想做一个略带推演性的展望。2025 年中国的出生人口降到 792 万，相比 2017 年的 1758 万腰斩24。这意味着 2025 年出生的孩子，到 2031 年进入小学时，他们的同辈数量大致只有 2017—2018 年那批最高峰的一半。再过十年，2025—2030 年间这一批“最低谷出生孩子”进入初中、高中、大学，整个 K12 后端的学位数量会显著超过适龄人口。

但这个超过的方式不是均匀的。

中段学位会大幅过剩，包括县城一中、地级市重点中学、普通普高、二本三本院校。这些学位过去之所以紧张，是因为适龄人口规模巨大；当适龄人口腰斩之后，它们会立刻进入“招不满”状态。一些县城中学已经在 2024—2025 年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但顶尖学位不会过剩，反而可能更加稀缺。这听起来反直觉：人口少了，顶尖学位的录取概率应该更高。但实际机制是反过来的：当大多数中段竞争失去意义后，剩下的高净值家庭和高文化资本家庭会把全部精力集中到顶尖学位上。北京六小强不会扩招到原来的两倍，它们的物理校舍、师资容量、品牌稀缺性都不允许；上海四校（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复旦附、交大附）同样不会扩招。但同时它们面对的竞争者从“全国适龄人口的前 5%”变成了“全国适龄人口的前 1—2% 的高强度家庭”。竞争的绝对人数下降，竞争的密度反而上升。

这种“上半截稀缺 / 下半截过剩”的格局，是筛选层 2030 年代最可能的演化方向。它不会缓解鸡娃，只会让鸡娃两极化：为顶尖学位的竞争更激烈，为中段学位的竞争失去意义。整个资本兑换层、转译层、家庭代谢层都需要重新对齐这个双层结构。第十四章会更详细讨论这一推演。

但在到达 2030 年代之前，鸡娃产业还有它当下的全套基础设施需要被解剖。下一章讨论资本兑换层：2020—2025 这五年，家庭把“教育资本”具体兑换为什么的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迁移，以及为什么过去十五年最重要的鸡娃资产（学区房）会出现连续三年的成交量塌方。

那个塌方的故事，要从北京海淀中关村一套 1200 万的两居室如何变成 900 万说起25。

参考文献

DSS（数学解题能力大师赛）迁澳门举办的报道见澎湃新闻、新京报 2021—2024 年间关于“暗考”系列报道，以及时代周报《小学奥赛改头换面》。澎湃 2023 年报道明确提到 DSS 总决赛迁至澳门、报名费 + 机票 + 食宿 + 培训费总计约 2 万元 / 人。
2018 年教育部全面叫停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竞赛、四大杯赛（迎春杯、希望杯、华罗庚金杯、走美杯）被列入禁止名单的政策依据为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活动的通知》（2018）等系列文件。
迎春杯改名史（数学解题能力展示→数学花园探秘→青少年创新能力活动→DSS 大师赛）见澎湃新闻、新京报 2021—2024 系列报道，以及新华社《查处违规竞赛》系列稿件。
跨境澳门报名费 + 机票 + 食宿 + 培训费总计约 2 万元 / 人的数据，来自澎湃新闻、新京报 2023—2024 年对 DSS 大师赛家长访谈报道。
2025 年出生人口 792 万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据公告。2017 年出生人口为 1758 万，2023 年降至 902 万，2024 年降至 954 万（小幅回升），2025 年再次回落至 79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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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计划由教育部于 2020 年 1 月发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启动，39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参与，录取模式为“高考成绩 85% + 校测 15%”。详见教育部官网与各高校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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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计划“85% 高考 + 15% 校测”加权公式见教育部 2020 年《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综合评价“60% 高考 + 30% 校测 + 10% 综评”模式见各高校综合评价招生简章；各省一分一段表由省教育考试院每年发布。
北京海淀“六小强”（人大附、清华附、十一、101、首师大附、北大附）与西城“四大金刚”（四中、北师大实验、八中、北师大二附）名单是北京家长群体通用术语，可在《三联生活周刊》“北京中产家庭‘鸡娃暗战’”系列报道、知乎“小升初”话题与北京市教委各校招生信息中交叉验证。
“DZ”（点招）、“MK”（密考）、“KB”（坑班）、“LXQ”（六小强）等术语谱系，可在知乎“鸡娃”话题、家长帮、北京小升初论坛长期讨论中追溯，亦见《三联生活周刊》2024 年《北京中产家庭“鸡娃暗战”》报道。
安柏：《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中信出版集团，2020 年 10 月，ISBN 9787521721508。
“暗考”系列报道主要见澎湃新闻 2021—2024 年关于迎春杯、华杯赛改名、希望数学系列调查；新京报 2023 年关于“地下竞赛”调查；新华社关于查处违规竞赛系列稿件；时代周报 2022 年《小学奥赛改头换面》。
“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2014 年 5 月成立、注册资本 20 万元、陶晓永 51%、陈平 35% 持股信息，见澎湃新闻 2022 年关于暗考组织的工商信息调查与启信宝公开数据。
“北京华数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张连杰、吕红敏的历史职务（原华杯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行政职务）见澎湃新闻 2022 年报道与启信宝公开工商信息。
“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希望少年俱乐部”“希望数学巅峰对决”“希望数学巅峰挑战营”被教育部 2023 年 1 月点名取缔。详见教育部 2023 年 1 月《关于查处希望数学系列违规竞赛的通报》与新华社、澎湃相关报道。
YMO（全球青少年奥林匹克竞赛）某届报名 1.9 万余人、每人 98 元、三天获利近千万、配套教材《中科数学》48 元 / 本售出 11000 余本的数据，见澎湃新闻、时代周报 2022 年报道。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2022 年 3 月修订版，由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原文见教育部官网。
截至 2022 年底，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机构由 12.4 万压减到 4932 个，压减率 96%；线上学科类机构由 263 个压减到 34 个，压减率 87.1%。数据见教育部《“双减”工作成效》系列通报与新华社、《中国教育报》报道。
双减后“高端家政 / 住家教师”价格 1.2—2.3 万元 / 月、一对一独立教师涨价约 30% 的数据，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2023 年《“双减”政策下的教培乱象：中介机构暗藏网络平台住家教师“变身”高端家政》及南方都市报、《21 世纪经济报道》2021—2024 年系列报道。
2025 年底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取消“五五分流”硬性要求的报道，见教育部官网、新华社、《中国教育报》、新京报 2025 年 12 月—2026 年 1 月期间的报道。
普高招生率从约 50% 升至 61%、预计 2026 年突破 70% 的数据，见教育部 2025 年教育统计公报与《中国教育报》、新京报 2025—2026 年相关报道。
2017 年出生人口 1758 万、2025 年降至 792 万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年度人口统计公报与《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中关村学区房均价由 2022 年 1200 万 / 套跌至 2025 年 900 万 / 套的数据，见贝壳研究院、链家、安居客等机构发布的北京学区房成交数据，以及《财经》《21 世纪经济报道》《每日经济新闻》2024—2025 年关于学区房价格走势的报道。

第三章学区房之死与现金流之生

一

2022 年春天，一位在北京海淀工作的金融从业者，把家里那套位于中关村的两居室挂出去卖。这套 60 平米左右的房子，对应着海淀区某重点小学的学区。挂牌价 1200 万。中介告诉他，这个价格大约要等三到六个月才能卖掉，不算夸张。

但等了半年之后，没有任何认真的买家。中介开始劝他降价。他咬牙降到 1100 万，等了三个月，依然只有看房的人，没有真正出价的人。再降到 1000 万，又等了三个月，终于有一组买家看上了，但报价 940 万。他没卖。

2024 年秋天，他第三次降价。这次降到 920 万。最终在 2025 年年初成交，价格 900 万出头。从最初挂牌的 1200 万到最终成交的 900 万，三年时间，账面缩水 300 万，扣掉中介费和税费，实际损失接近 350 万1。这位金融从业者后来在某次酒桌上说，他原本买这套房子是给孩子准备的，结果孩子初中阶段他选择把孩子送到了北京顺义的一所国际学校。学区房派上用场的窗口被关闭了，而房子本身的价格也跌穿了他当年的买入价。

这是一个具体的家庭故事，基于公开的中关村学区房成交数据构造的复合场景。但这个故事不是孤例。它是过去三年中国一线城市学区房市场塌方的一个微观镜像。塌方背后是资本兑换层（教育资本兑换通道）正在发生的一次根本性迁移：从“房产换学位”切换为“现金流换学位 + 跨境身份”。这次迁移看似只是资产配置方式的变化，实质是中产家庭分化机制的重组。

二

学区房作为一个范畴，是中国过去二十年城市化的特殊产物。

在 2000 年前后，“学区房”这个词在公众讨论中几乎不存在。一个家庭买房主要考虑的是地段、面积、装修，对应小学的好坏只是次要因素。当时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之间的差距没有今天这么显著，几所所谓“重点小学”的优势也没有被市场充分计价。

变化发生在 2003—2015 年间。这一时期同时发生了几件事。教育部对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强调持续加码，明确禁止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择校考试，把入学权利彻底锁定到学籍和户籍上2。大量优质小学被划入特定的学区范围，形成“学区 = 入学资格”的硬约束。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一线城市房价整体上涨，房产成为家庭最重要的资产形式。这几件事合到一起，“学区房”从一个普通名词变成一个产业级别的概念。

到 2015 年前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西城区金融街、上海徐汇区肇嘉浜路、深圳福田区车公庙这些核心学区，房价开始系统性高于同地段非学区房 30—50%，部分极端学区的溢价甚至超过 100%3。一套老破小，因为对应某所重点小学，可以卖出比同小区非学区房贵一倍以上的价格。

这种溢价的本质是什么？

它不是房产作为居住空间的价格。一套 60 平米的老破小，本身并不值 1200 万，这个价格远超它的居住价值。它也不是房产作为投资品的价格。纯粹按租金回报率计算，海淀核心学区房的年化回报率长期在 1.5—2% 之间，远低于一般房产投资标准4。

学区房溢价的真实结构，是把一个家庭未来可能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具体来说就是一张某所重点小学的入学卡）前置定价到房产上。家长买学区房的真实购买物，是那张入学卡；房子本身只是这张入学卡所附着的物理载体。这种“教育资源被前置定价到房产”的机制，是资本兑换层在 2005—2020 这十五年间最重要的一种资本兑换通道：经济资本（钱）通过房产这个媒介，被转换为制度资本（学位）。

这种转换通道的成立，依赖几个前提。其一，重点小学的稀缺性必须真实存在，并且家长对这种稀缺性有共识。其二，“学区 = 入学资格”必须是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不可撤销的约束。其三，家长必须相信“买了学区房 + 上重点小学”这条路径能带来比“不买学区房 + 上普通小学”更高的未来回报。

到 2020 年前后，这三个前提都开始动摇。

三

先看重点小学稀缺性的松动。

2014 年起，多地教育部门开始推动“集团化办学”，把一所重点小学的师资、教研、品牌分配到原本不属于它的几所薄弱校，组成“教育集团”5。北京海淀、西城都在大规模执行这一政策。表面上的逻辑是“以强带弱”，让普通校享受重点校的资源；实质后果是稀释了重点校原有的稀缺性。一所“中关村某重点小学集团校”和真正的本部小学，在师资、教研、生源上有显著差距，但在政策口径上是“同一个集团”。这种政策稀释让“学区”作为家长决策的清晰指针开始模糊。

再看“学区 = 入学资格”硬约束的松动。

2014 年北京西城率先试点“多校划片”，某些学区房不再对应单一小学，而是对应一组小学，通过摇号方式分配具体入学名额6。一个家长花 1200 万买了一套对应某所顶尖小学的学区房，结果摇号摇到了组内另一所普通校。2020 年 7 月起，北京西城新购房统一进入多校划片7。2024—2025 年北京海淀继续严格执行“六年一学位”“九年一学位”“19.1.1”“22.5.1”这一系列限制规则，意思大致是同一套学区房在六年或九年内只能对应一个孩子使用一次入学资格、2019 年 1 月 1 日或 2022 年 5 月 1 日之后买的房不再享受某些原有政策8。这些规则的累积效果，是把“买学区房等于拿到学位”这个简单等式打碎，变成“买学区房可能拿到学位，但有摇号风险 + 时间限制 + 一系列细则限制”。

最后是路径回报本身的松动。学历贬值让“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好工作”这条路径的最终回报变得可疑。

这一点是过去几年最深的变化。2010 年代家长之所以愿意花 1200 万买一套老破小，是因为他们对“上海淀某重点小学 → 海淀六小强 → 清华北大 → 体制内或大公司”这条路径的最终回报有强烈信念。但到 2024—2025 年，这条路径每一段的回报率都在被市场重新定价：双非硕博的 offer 获得率（33.2%）首次低于同校本科生（43.9%）9、海归回国后月薪超 1 万的比例只有 38%10、考研报名连续两年下降（2025 年降 50 万，2026 年再降 45 万）11、公务员考试报名反向上升（2025 年国考资格审查 341.6 万人，比 2024 年增加 38 万）12。这些数据合到一起，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教育资本兑换为就业资本的“汇率”在持续走低。家长是用 2010 年的汇率买的学区房，但收割回报的时间在 2030 年代，那个汇率已经全然不同。

三个前提同步松动，学区房作为一种资本兑换通道的基础就开始崩塌。

四

数据层面的塌方在 2023—2025 年集中显现。

北京中关村学区房均价：2022 年约 1200 万 / 套，2025 年约 900 万 / 套13。三年时间，账面缩水 25%。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极端，但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基准年（2022）已经是从 2021 年高位回落后的水平，从历史最高点算缩水更大；二是这是“成交价”，而活跃挂牌房源的真实降价幅度通常超过成交价记录的幅度，因为不少业主选择降不动就撤掉挂牌。

全国重点城市学区房成交量同比 -52%14。这个数据来自 2024—2025 年的多家行业报告，意味着学区房作为一类资产，市场流动性已经下降一半以上。流动性下降意味着即使你想以“低于市场价”卖出，也未必能在合理时间内找到买家。一套两年前 1200 万的房子，现在挂牌 900 万也未必能成交。

某些极端案例更具冲击性。北京西城德胜片区一套 60 平米左右的房源，2024 年以 868 万成交，降价 100 多万15。海淀上地东里二手两居室从约 13 万 / 平米跌到 12 万 / 平米。这些都不是泡沫破灭后的反弹下行，而是连续三年的系统性走低。

横向比较一下其他几个城市：

上海徐汇区核心学区房 2022—2024 年间整体缩水约 15—20%；深圳福田区车公庙片区学区房同期缩水约 20—25%；广州天河区某些核心学区缩水约 10—15%16。一线城市之间的具体跌幅有差异，但方向高度一致：学区房作为一种资产，已经进入连续下行周期。

家长行为的迁移更明显。一些经常和我聊起这件事的中产家长，普遍提到一个共同观察：身边过去两年新买学区房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不是说没有人买，而是从“买学区房是一种家长群里的标准操作”变成了“买学区房是一种需要重新论证的特殊选择”。这个心理层面的变化往往比统计数据更早出现，也更深地预示着这一资本兑换通道的结构性弱化。

五

但中产家庭对教育资源的投入意愿并没有减少。如果学区房不再是好的兑换通道，资本会去哪里？

观察 2023—2025 年的数据，三个方向的迁移非常明显。

一是迁移到学习硬件。

2024 年中国学习平板全渠道销量 592.3 万台，销售额 190.6 亿元，同比增长 25.5%。2025 年第一季度销量 126.5 万台，同比增长 29.4%17。考虑到一台高端学习机的单价在 6000—15000 元之间（学而思的顶配产品超过 20000 元）18，这意味着仅仅学习平板这一个品类，2024 年家长就花了将近 200 亿元。如果加上点读笔、词典笔、AI 陪伴机器人等其他智能教育硬件，整体规模可能超过 350 亿元。

学习硬件作为新的资本兑换通道，逻辑是这样的：家长用钱（经济资本）换的不再是一张学位，而是一台“由 AI 算法管理孩子日常学习时间”的设备。表面上看是把“教学服务”封装到了硬件里，实质上是把“对孩子日常学习时间的管理外包”封装到了硬件里。家长买一台学习机的真实购买物，不是教学内容（这些内容线上线下都能找到，且很多免费），而是“一个有界面、有进度条、有 AI 推荐路径的、可以替我管孩子的设备”。这一兑换通道在第六章会有更详细讨论。

二是迁移到国际学校 + 跨境路径。

2025—2026 学年北京鼎石学校小学学费 43.4 万 / 年（含住宿餐食），是全国最高19；上海平和高中部从 15.8 万涨到 18.4—20 万，涨幅 16.5—30%；上海包玉刚小学从 15.6 万涨到 16.8 万；上海世外、星河湾从 15 万涨到 18 万，涨幅 20%；上海光华剑桥从 18 万涨到 21 万，涨幅 17%20。这些是顶部国际学校的涨价数据。

涨价同时，国际学校市场的另一端是连锁倒闭。北京房山诺德安达学校 2024 年 7 月停办；深圳厚德书院 2024 年 5—7 月间因资金链断裂关闭，留下 1.4 亿债务诉讼、拖欠物业 1000 万、拖欠教职工工资社保的烂摊子21；上海某国际高中 2024—2025 年招生不足 70 人，新招少于 20 人，处于运营危机。整个国际学校市场进入“哑铃化”：顶部涨价 + 中部倒闭 + 底部出清。第十一章会专门讨论这一现象。

跨境路径同时在分化。2019—2024 年五年间，在美中国留学生总数从 37.3 万人降到 27.74 万人，2023—2024 年印度首次反超中国22。但 2024—2025 申请季 Common App 中国学生提交 18400 人，同比增长 6%，是三连降后的首次回升23。两个看起来矛盾的数据，反映的是同一个趋势：大盘退潮 + 头部加码。中产层因为成本、签证、安全担忧整体撤出留学，但高净值家庭反而把留学早期化、头部化，孩子从高中甚至初中就送出去，目标限定在常春藤、UC 顶尖、牛剑、藤校。

这两类资本迁移合起来看，呈现一个分化模式：

中产层（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50—150 万）正在退出学区房，部分转向学习硬件 + 国内体制内顶尖学校（六小强、四校等），部分被迫接受“教育降级”——孩子从国际学校回流公办、从一线城市回流二线、从重点小学回流普通小学。

高净值层（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300 万以上或资产 3000 万以上）正在加倍投入国际学校 + 海外低龄留学，把孩子尽早送出国内体系。鼎石小学 43.4 万 / 年学费的客户群，就是这一层。

这种分化不是孤立的，是过去三年中国整个中产阶级正在经历的更大分化的一个剖面。

六

资本兑换通道的迁移不是均匀的。不同类型的家庭，因为自己的资本结构不同，迁移路径也不同。

在中国一线城市的高净值教育市场上，有三种相对典型的家庭路径，分别对应北京海淀、北京顺义、上海古北三个地理标识。这三个标识不是简单的地理分类，而是资本结构的分类，每一种家庭都有不同的资本组合。第十章会专门讨论这三地的比较，这里先粗略描绘三种资本结构的兑换路径。

海淀型家庭。这一类家庭的典型画像是北大清华系的学者、互联网中高管、央国企中产精英。他们的资本结构是“文化资本厚 / 经济资本中等 / 社会资本弱”：父母自己就是高知，能够亲自辅导孩子的英语、奥数、阅读，但家庭可支配收入往往不足以支撑国际化路径。他们走的是“自鸡 + 学区房 + 暗考 + 强基 / 综评”路径，父母自己上阵，加上海淀核心学区的房产，加上小升初阶段的暗考体系，加上中考高考阶段冲刺六小强和强基计划。这种路径的总投入相对可控（300—500 万左右），但对父母的时间和文化资本要求很高。

顺义型家庭。这一类家庭的典型画像是一线和二线企业高管、明星家族、海归创业者，部分外籍。他们的资本结构是“经济资本厚 / 文化资本中等 / 社会资本中等”：家庭可支配收入足以支撑国际化路径，但父母自己未必能亲自辅导孩子的学业。他们走的是“国际学校 + 留学规划师外包”路径，孩子进入鼎石、ISB、德威、京西、哈罗这一档的国际学校24，由学校 + 外部规划师 + 标化考试机构完成整个教育路径，最终送往藤校或牛剑。这种路径的总投入要高得多（800—1500 万左右），但对父母的时间和文化资本要求较低。

古北型家庭。这一类家庭的典型画像是跨国公司中高管、台资港资韩日商人、老上海中产。他们的资本结构是“社会资本厚 / 跨境资本完成 / 经济资本厚”：家庭可能在 1990 年代或 2000 年代就完成了海外身份、海外资产、海外教育路径的初步配置。他们走的是“双轨混合”路径，孩子可能在上海上民办或国际学校（包玉刚、平和、上中国际部、SCIS），同时家庭已经有海外身份作为保底，子女最终路径可能在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之间灵活选择。这种路径的总投入弹性大，但需要的是几十年累积的跨境网络。

三种路径在 2023—2025 这个时期的演化方向也不同。

海淀型路径在动摇。学区房塌方直接打击了这一路径的资本兑换通道。一部分海淀家庭开始考虑向顺义型迁移（卷不动学区房，转国际化），但顺义型路径需要的“经济资本厚”超出他们的能力，所以这种迁移只能部分实现，更多的是“被迫降级”：接受孩子上普通公立学校，放弃六小强目标。

顺义型路径在加码。头部国际学校涨价就是这一加码的供给侧体现。剩下的顺义型家庭把更多资本投入到顶部国际学校 + 海外低龄留学的双重保险上。但这种加码也在分化：一部分顺义型家庭直接把孩子送出国低龄留学（跳过国内全部 K12），剩下来的人面对的就是更激烈的内部竞争。

古北型路径在重组。中美关系变化、上海生活成本上升、外籍人员撤离等因素，使得古北部分家庭开始“撤离上海”，把孩子和家庭整体迁回原籍（台、港、日、韩）或迁往新加坡、湾区。古北作为一个地理标识在 2023—2025 年间的活跃度有所下降。

七

在过去三年最重要但被国内媒体讨论得最少的资本兑换迁移，可能是“教育资本 → 跨境身份”这一通道的兴起。

这个通道的逻辑是这样的：当一个家庭对中国境内的教育资本兑换前景失去信心（学区房贬值 + 学历贬值 + 体制内通道收窄），它的资本可以选择“换币”，把人民币资本通过移民身份、海外房产、跨境账户的方式，转换为另一个货币体系下的资本，在那个体系下兑换教育和未来。

这一通道在 2020—2025 年间快速扩张。具体形式包括：

香港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投资 3000 万港币起，2024 年重启）25，主要面向中产以上家庭，子女可以以“通常居住”身份就读香港或海外。

新加坡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投资 1000 万新币起），主要面向高净值家庭，子女可以就读新加坡名校或以新加坡身份申请英美。

葡萄牙黄金签证（投资约 50 万欧元起，2023 年部分修订），主要面向中产家庭做“备用身份”，子女可以以欧盟身份申请欧洲名校。

希腊、马耳他、土耳其等多个国家的购房移民项目。

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和家族担保移民。

美国的 EB-5 投资移民（投资 80 万美元起）。

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把家庭的人民币资本（往往以房产形式持有）通过卖房或抵押套现，转换为外币资本，购买另一个国家的身份，从而绕开中国境内的教育汇率约束。

这一通道的真实规模没有公开数据，但行业观察显示，2022—2025 年间这类项目的中国客户数量呈数倍增长26。一些一线移民中介披露，他们的客户结构在这几年明显下沉，从过去主要服务超高净值家庭，下沉到“年家庭可支配收入 200—500 万的中产偏上家庭”。这部分家庭过去会买学区房，现在改为买移民身份。

这种迁移有两个深层意义。

它说明资本兑换层的运作范围已经超出中国境内市场。一个北京中产家庭在 2024 年做的教育资本配置决定，可能涉及把北京学区房卖掉、把套现资金通过香港或新加坡转出去、再投资葡萄牙房产、最终给孩子拿一张欧盟身份。这一系列操作在五年前是少数极高净值家庭的特权，现在已经下沉为中产偏上家庭的标准操作之一。

它也说明“教育竞争”和“身份配置”这两件事在中国当代中产的决策框架里正在合并。买学区房和买移民身份，在功能上变得越来越像，都是“用当下的资本配置购买孩子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两者的差别只在于具体的兑换汇率和未来路径。

这种合并的深层后果，会在第十二章讨论“同一张话语网”时进一步展开。

八

回到本章开头那位金融从业者的故事。他三年时间在学区房上亏了 350 万。但他亏的真的只是 350 万吗？

不是。

他亏的还有那笔钱本来可以做的其他事情。如果 2022 年他没买学区房，那 1200 万本金在过去三年放在余额宝里，也能产生大约 70—80 万的利息收入；如果放在低风险理财产品里，可能产生 100—120 万的收入；如果放在 S&P 500 指数基金里，过去三年回报率约 40—50%，能产生 500 万以上的收益27。所以他真实的“机会成本损失”远超 350 万的账面损失，保守估计在 500—800 万之间。

这个数字超过了不少家庭一辈子可能积累的可支配储蓄。

但这位金融从业者不会去算这个数字。算这个数字会让他无法面对自己当年的决定。事实上，过去三年中国一线城市做出类似学区房决策的中产家庭可能有几十万户，他们集体面对的“机会成本损失”是天文数字，但这部分损失不会以任何统一的、可被讨论的方式公开化。它会以家庭内部的争吵、夫妻关系的紧张、对孩子的隐性怨气、对自己判断力的怀疑等方式分散到日常生活里。

这种“折现率”的损失，是资本兑换层最深的代价。鸡娃的真实成本从来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这些钱本来可以做什么”。

一线城市中产家庭在孩子从学前到大学的总教育投入估算 500—1000 万。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内在结构。育娲人口研究 2024 年的报告测算，全国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约 48.5 万元，上海为 102.6 万元，北京 96.9 万元28。这是不含学区房与海外留学的纯日常养育成本。

如果这个家庭走国内体制内路径，最终孩子月薪 12000 元起步，按 5 年成长到 25000—30000 元 / 月，工作 40 年总收入约 1500—2000 万。投入 500—1000 万，回报 1500—2000 万，扣除生活成本之后，纯净回报率约 50—100%；按 40 年时间窗口计算，年化回报率约 1—2%。这个数字低于任何一种标准的金融投资工具，更不要说房产、股票、债券。

如果这个家庭走国际化路径，投入约 1000—1500 万，孩子海归月薪 15000—25000 元 / 月，工作 40 年总收入 2000—3000 万。投入产出比和国内路径接近，但投入的绝对值更高，意味着“机会成本损失”更大。

按纯经济回报算，2026 年视角下的高强度鸡娃在大多数家庭是负折现率投资。这是反鸡娃叙事（第九章会专门讨论）的实证基础，也是过去三年学区房塌方背后家长的真实心理动因之一：不是不爱孩子，而是开始算账了。

九

这一章讨论了资本兑换层最近三年的一次结构性迁移：从“房产换学位”切换为“现金流换学位 + 跨境身份”。这次迁移的真实推力，是教育资本兑换汇率的持续走低，叠加上学区房作为兑换通道的几个前提同步松动。

但迁移不是均匀的，它筛选出新的中产分化。海淀型家庭在动摇，顺义型家庭在加码，古北型家庭在重组。中产中段被迫接受“教育降级”，中产上层和高净值层把投入加倍。这次分化的尖锐程度，可能超过过去十年中国中产社会内部的任何一次结构性变化。

那位金融从业者最后把孩子送进了顺义的国际学校。他没有把“亏了 350 万”挂在嘴上，但他在饭桌上偶尔会说一句类似的话：早知道当年就不买那套学区房，直接走国际化更省心。他的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那种事后看清楚的疲惫感。

下一章我们进入转译层，从信息中介开始。这一章我们会跟踪一个具体的人——一位北大硕士背景、原 500 强经理、孩子叫“花生”的母亲，是如何把自家儿子小升初的两年备战经验，转化为一本卖了几十万册的书、一个二十万粉丝的公众号、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产品，并最终成为“海淀路径”全国扩散的代表性话语生产者。

这位母亲叫安柏。她的故事，是转译层四个角色中那个“最贴近用户的信息中介”角色的样本。

参考文献

本章开头的金融从业者形象为基于公开学区房成交数据构造的复合场景，参考北京中关村学区房 2022—2025 年的真实成交价区间——挂牌 1200 万、成交 900 万这一价格曲线，与贝壳研究院、链家、安居客发布的中关村学区房挂牌与成交数据一致。
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的核心法规为 2014 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基一〔2014〕1 号）。
2015—2020 年间一线城市核心学区房系统性高于同地段非学区房 30—50%、部分极端学区溢价超 100% 的数据，见贝壳研究院《2018—2020 中国一线城市学区房价格报告》、链家研究院年度报告、《财经》《21 世纪经济报道》多次专题。
海淀核心学区房年化租金回报率 1.5—2% 的数据，见贝壳研究院《一线城市住宅租金回报率》系列研究与诸葛找房数据院公开数据。
“集团化办学”政策起点为 2014 年北京、上海、广州的教育部门试点。北京海淀区 2015 年推出《集团化办学实施意见》，西城、东城跟进。详见北京市教委、上海市教委官网与《中国教育报》系列报道。
北京西城区 2014 年率先试点“多校划片”，详见北京市教委《2014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与新京报、《北京日报》当年报道。
北京西城 2020 年 7 月新购房统一进入多校划片政策，依据为西城区教委 2020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西城区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7·31”政策）。
北京海淀 2024—2025 年“六年一学位”“九年一学位”“19.1.1”“22.5.1”等限制规则，依据为海淀区教委历年发布的入学工作意见。详见海淀区教委官网与新京报、《北京日报》、贝壳研究院相关解读。
双非硕博 offer 获得率 33.2%、低于同校本科生 43.9% 的数据，见智联招聘《2024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与麦可思《2025 年版就业蓝皮书》。
海归月薪超 1 万的比例仅 38%、比国内应届毕业生高 14%、留学成本是国内 6 倍的数据，见虎嗅《中产不卷后，第一批“烂尾娃”出现了》（2024）与智联招聘《2024 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考研报名 2025 年降 50 万、2026 年再降 45 万的数据，见教育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告及新京报、《中国教育报》报道：2023 年 474 万、2024 年 438 万、2025 年 388 万、2026 年 343 万。
2025 年国考资格审查通过 341.6 万人、比 2024 年增加 38.3 万的数据，见国家公务员局公告与新华社、中新社、《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
北京中关村学区房均价 2022 年约 1200 万 / 套、2025 年约 900 万 / 套的数据，见贝壳研究院、链家、安居客 2022—2025 年北京海淀学区房成交数据，以及《财经》《21 世纪经济报道》《每日经济新闻》相关报道。
全国重点城市学区房成交量同比 -52%、价格普跌 15%+ 的数据，见诸葛找房《2024 年学区房市场报告》与中指研究院、克而瑞地产相关报告。
北京西城德胜片区 60 平米左右房源 868 万成交、降价 100 多万的案例，见 2024 年新京报、《北京商报》、贝壳找房客户案例分享。
上海、深圳、广州一线城市学区房 2022—2024 年间缩水数据，综合自上海中原地产《2024 年上海学区房市场分析》、深圳贝壳研究院、广州房协相关报告。
2024 年学习平板销量 592.3 万台、销售额 190.6 亿元、同比 +25.5%，2025 Q1 销量 126.5 万台、+29.4% 的数据，见沙利文学习平板高端市场报告、奥维云网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科技复述。
学而思高端学习机定价 6000—15000 元、顶配旗舰超 20000 元的数据，见 21 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科技、36 氪 2024—2025 年关于学而思学习机产品线的报道。
北京鼎石学校 2025—2026 学年小学学费 43.4 万元（含住宿餐食）、全国最高的数据，见鼎石学校官网招生信息、《2025 胡润百学》中国国际化学校排行榜与国际教育联盟相关报道。
上海平和、包玉刚、世外 / 星河湾、光华剑桥 2025—2026 学年学费涨幅数据，见各校官网招生公告、国际教育网《2025 上海国际学校学费盘点》、新京报、第一财经报道。
北京房山诺德安达学校 2024 年 7 月停办、深圳厚德书院 2024 年 5—7 月间倒闭（1.4 亿债务诉讼、拖欠物业 1000 万、拖欠教职工工资社保、法定代表人田华被限制消费）的数据，见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 2024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表》、国际教育联盟、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相关报道。
在美中国留学生总数从 37.3 万降至 27.74 万、2023—2024 年印度首次反超中国（331,602 人，+23%）的数据，见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2024 美国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2024—2025 申请季 Common App 中国学生提交 18,400 人、同比 +6% 的数据，见 Common App 官方发布、自由亚洲电台与中国教育在线报道。
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带（鼎石、ISB 顺义国际、德威、京西、哈罗、海嘉、君诚、BSB）集中了北京约 70% 的国际学校，详见国际教育网、Jingkids 国际学校频道、《2025 胡润百学》排行榜。
香港“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于 2024 年 3 月 1 日重启，投资门槛为 3000 万港元。详见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官网与香港文汇报、明报相关报道。
2022—2025 年间中国客户在投资移民项目中数量数倍增长、客户结构从超高净值下沉至中产偏上的观察，见胡润研究院《中国移居海外人士白皮书》、汇加移民等大型移民中介公开年报与《财经》《经济观察报》相关报道。
2022—2025 年 S&P 500 指数回报率约 40—50% 的数据，可在 Bloomberg、Yahoo Finance、Wind 等公开金融数据源中查证。
育娲人口研究《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4 版》：全国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约 48.5 万元，上海 102.6 万元、北京 96.9 万元，居全国最高。该报告由梁建章、任泽平等学者主持。

第四章安柏的“上岸”

一

2020 年 10 月，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了一本叫《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的书。作者署名安柏，扉页上的作者简介写着：“北京大学硕士，原 500 强经理，全职妈妈。”“上岸”作为标题，“闯关记”作为副标题，封面用大字写着“花生妈”——花生是作者孩子的化名，“花生妈”是她在公众号上的身份1。

书的内容是一位北京海淀的母亲，记录她如何在两年时间里把孩子从一个普通海淀小学的中等生，推到进入海淀六小强之一的过程。具体的训练时间表、报班选择、英语启蒙路径、奥数入门策略、信息搜集方法、家长群运作规则，全部 348 页都在讲这个。

这本书在京东 / 当当上线后，进入育儿类畅销榜前列，多年累计销量未公开披露，但行业观察估计在 10 万册以上2。同时她的公众号“海淀花生妈”（ID Amber201606）从二十万粉丝继续增长3。她开始在澎湃问吧、搜狐、知乎等平台接受邀稿和访谈4。她的“鸡娃十年清单”“幼小衔接表格”“小升初路径图”被无数家长在微信群里转发，很多家长甚至不知道这些内容的原作者是谁，但他们正在按照这些内容做决策。

到 2024—2025 年，“海淀花生妈”已经成为中国鸡娃话语生态中最具代表性的“个人 KOL”：不是 MCN 矩阵账号，不是公司化运营，是一个真人的、独立的、有完整生活叙事的母亲形象。她也成为一个被研究的对象。她的话语转向（从“教你怎么鸡”到“帮你判断鸡不鸡”）被多家媒体追踪5。

这一章想做的是，通过安柏这位 KOL 的话语演变路径，理解转译层中“信息中介”这个角色：它的产品是什么、它的客户是谁、它为什么会出现也为什么不可替代。

二

关于安柏的个人背景，公开材料的版本相对一致：她浙江杭州人，本科未公开披露（多家报道未给出明确学校），研究生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6。毕业后在世界 500 强央企和外企担任管理岗位，公开报道通常使用“项目经理”或“管理职务”这样的表述。她的家庭是典型的“双高知中产”，父母双方都是高学历，家庭可支配收入处于北京中产偏上层。

2016 年前后，她的儿子（化名“花生”）开始进入小学阶段。具体在哪一年是个无关紧要的细节。重要的是，安柏在 2016 年 6 月注册了“海淀花生妈”公众号，公众号 ID 是 Amber201606，意味着她在儿子开始小学初期就开始有意识地做内容沉淀7。这个时间点比“鸡娃”作为一个全民流行词早了大约一年半。

2017 年前后，花生大约小学四年级，开始向她表达“想进六小强”的目标。这一年安柏做了一个改变她后续十年的决定：从央企离职，转为全职妈妈兼自媒体作者8。这个决定在 2017 年前后的北京海淀中产母亲中并不罕见。一位 35—40 岁、本科或研究生学历、央企或外企管理岗、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80—150 万的母亲，因为孩子进入小升初冲刺阶段而辞职全职带娃，是 2015—2020 年间北京海淀的一种典型路径。

但安柏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在辞职的同时已经在做内容沉淀。这一点很重要。她不是先成为全职妈妈、然后偶然开始写公众号；她是同时启动两件事，把“自己作为母亲的实践”和“内容生产”从一开始就绑定。这种“实践即内容”的结构，是她后续整个职业路径的基础。

接下来的两年（2017—2019），花生完成了从普通海淀小学生到进入六小强之一的过程。公开报道没有指明具体进入的是六所中哪一所，但确认在“六小强”范围内9。这两年也是“海淀花生妈”公众号从几千粉丝积累到二十万级的关键阶段。

2020 年 10 月，《上岸》出版。书的整体结构是叙述这两年的备战经验，但写作方式非常清单化：大量的表格、时间轴、可执行的“清单”。她不像一般育儿书那样输出价值观和教育理念，她输出的是 SOP（标准操作流程），讲一个家长应该在花生这个年龄段做什么、用什么资源、走什么路径、避免什么误区。

这种写作方式是“信息中介”这个角色的核心产品特征。

三

第二章讨论过中国筛选制度的“半透明”特征：显性筛选公开 + 隐性筛选私域。这个半透明结构创造了“看懂规则”这件事的市场。安柏所做的就是这件事的具体实现。

但“看懂规则”不是一个静态的能力，是一个动态的产品。要把它做成可销售的产品，需要几个步骤。

第一步是把分散的、口耳相传的、私域的、模糊的规则信息收集起来。一个海淀母亲想知道某所重点中学今年早培班招多少人、走什么流程、需要哪些奖项作为前置条件，这些信息不会出现在任何官方网站上，但会出现在某几个家长群、某些机构 1V1 接洽时透露的话术、某些社交媒体的偶然评论里。要把这些信息系统化收集起来，需要大量时间和深入的圈子人脉。安柏作为一位全职在海淀生活、有大量家长群活跃身份、有北大背景作为信任资本的母亲，具备做这件事的位置优势。

第二步是把收集到的信息验证、交叉比对、提炼可靠版本。同一个规则在不同家长口中往往有完全不同的版本：某些是 outdated 的旧规则、某些是误传、某些是某个机构故意散布的偏向性版本、某些是真实但只适用于特定家庭的特殊情况。要把这些版本筛选成一个可靠的、可使用的版本，需要持续的核实和判断。这件事比第一步更难，因为它需要有经验、有判断力、有不被任何机构绑定的独立性。

第三步是把可靠版本的规则翻译成普通家长能理解的语言。原始规则往往用专业术语或圈内黑话表达——“DZ”“MK”“KB”“LXQ”“一般校”“硬通货”——一个普通家长读不懂。要把这些规则翻译成“那个三年级的孩子，下学期应该做什么”，需要把抽象的规则映射到具体的家庭操作上。

第四步是把翻译之后的规则进一步打包成清单、表格、时间轴等可执行的格式。这是安柏写作的核心特征：她的内容不是文章式的论述，而是“产品式的清单”。“花生妈幼小衔接清单”“花生妈小升初路径表”“花生妈英语分级阅读时间轴”，每一项都可以独立使用、独立传播、独立被家长在自家执行。

这四步合起来，就是“信息中介”这个角色的完整产品形态。安柏不是唯一做这件事的人，但她可能是把这四步做得最系统、最完整、最早起步的人之一。

四

读安柏 2016—2025 年间公众号文章的演变，可以观察到三个相对清晰的阶段。

最早一段，2016—2019 年，是育儿日记期。这个阶段她的文章主要是个人化、自传式的：记录自己儿子的成长片段、课外班选择、英语启蒙、奥数入门。文风偏个人化，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但不带强烈的方法论意图。这一阶段的文章读起来更像一位海淀母亲在公开记录自己的育儿日常，而不是在做内容产品。

如果安柏停留在这个阶段，她可能只是数千位海淀育儿博主中相对认真的一位，不会出现后续的话语权扩张。

中间一段，2019—2021 年，是方法论期。这个阶段的标志性变化是她开始在文章中大量使用清单、表格、时间轴。这一变化的触发点是她的粉丝突破 10 万——粉丝规模到达 10 万级之后，文章的内容质量需要“产品化”才能持续维持注意力10。一位母亲的个人日记可以吸引几千几万粉丝，但要支撑十几万粉丝长期阅读，必须输出“可执行内容”，清单化的方法论比个人化的叙事更具有传播力和实用价值。

《上岸》这本书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它的结构不是叙事，而是“方法论 + 真实数据 + 表格 + 清单”的组合。读者读完不会觉得“看了一个母亲的故事”，会觉得“拿到了一份海淀小升初的执行手册”。

这一阶段也是安柏在京东、当当等电商平台获得“专属推广”位置的时期。她的书在京东被设为母婴 / 教育类的专题推广点，附带“花生妈幼小衔接和小升初清单”这样的赠品11。这一时期她与中信出版集团、京东、教育公司的商业合作开始系统化。

最近一段，2022—2025 年，是公共知识分子期。这一阶段的变化是话题范围的扩大：从“小升初路径”扩展到“AI 教育”“烂尾娃”“教育政策解读”“双减影响”等更宽泛的议题。她的一篇关于“AI 与教育”的长文据搜狐报道阅读量超过 100 万12。

但更深的变化是话语姿态的转移：从“我教你怎么鸡”转为“我帮你判断鸡不鸡”。在第二阶段，她的文章默认前提是“鸡娃是必须的，问题只是怎么鸡得更聪明”。在第三阶段，她的文章开始反复出现“不要过度鸡娃”“孩子的内驱力比分数重要”“中产家庭要量力而行”“鸡娃要看孩子的天分”等表态。这种转向不是孤立的，是和 2024 年开始的“烂尾娃”叙事、整个海淀家长群体对鸡娃投入回报率的怀疑同步出现的13。

这三阶段的话语演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一位 KOL 的话语轨迹与整个生态的演化高度同构。当鸡娃产业进入扩张期，她输出方法论；当产业进入怀疑期，她输出反思。这不能完全归因为“机会主义”，她确实在真诚地调整自己的判断，但调整的方向恰好和市场的注意力流向重合。这种重合是 KOL 这个角色的结构性特征：你必须输出“读者此刻最需要的内容”，否则你就会失去注意力。

五

理解安柏的关键之一，是把她和 MCN 矩阵账号区分开来。

第五章会专门讨论三旬相见这类 MCN 矩阵：一家公司控制 17—18 家子公司、运营 20+ 个公众号账号、每个账号都有不同的人设（肥肠妈、海淀胖爸爸、翻译官妈妈、糖糖妈），通过命名学公式批量生产“育儿 KOL”14。在这种 MCN 模式下，账号是公司资产，“博主”只是公司分配的某个人设的执行者，可以被替换、被收编、被关停。

安柏的运营模式与此完全不同。“海淀花生妈”不是某家公司的资产，是安柏个人的身份延伸。她的公众号、书、文章背后，是一个真实的、有自己生活、有自己孩子、有自己北大背景的真人。她的可信度建立在她的个人身份上，而不是建立在某种品牌化人设上。

这种差异的实际后果是什么？

可信度等级不同。一个家长读“海淀花生妈”的文章，会默认这是一位“北大背景 + 自己孩子上岸六小强 + 在海淀生活十年”的真实母亲在分享真实经验。这种可信度是 MCN 矩阵账号难以复制的：肥肠妈、海淀胖爸爸的可信度依赖于“地理 + 食物 + 身份”这种命名学公式的暗示，但本质上读者并不真正知道这些账号背后的人是谁。安柏的可信度是穿透式的，可以追溯到一个真实身份。

内容深度不同。MCN 矩阵账号的内容生产是被“团购转化”驱动的，每一篇文章的潜在目的是让读者点击文末的团购链接，所以内容必然要服务于这一转化。安柏的内容生产不直接服务团购（她不做或很少做团购），主要变现来自书籍销售、公众号广告位、可能的知识星球或私董会15。这种变现结构允许她写出更“长尾”的内容——可以是 5000 字的政策深度解读，可以是没有任何商品推荐的家长心理探讨。

话语转向的自由度不同。MCN 矩阵账号要随时跟随热点（焦虑作文章 → 转化购买），话语的内在一致性不是要求。安柏作为个人 KOL 必须维持某种长期话语一致性，她不能今天说“必须鸡”，明天说“不要鸡”。所以她的话语转向（从方法论期到公共知识分子期）是渐进的、需要论证的、需要自我说明的。这种转向的过程本身成为内容素材。

商业边界也不同。MCN 矩阵账号与教育公司之间往往有股权或深度战略合作（三旬相见与“国内 95% 头部教育平台 / 公司战略合作”），这种关系决定了它们的内容必然会偏向某些品牌16。安柏与教育公司有广告合作但据公开材料没有股权绑定，她为某款学习硬件、某家英语机构、某个留学产品写软文，但保持“独立可信”的人设。这种独立性是她区别于 MCN 矩阵的核心商业资产。

把这两种模式放在一起对比，得到的不是“哪种更好”，而是“它们服务不同的市场需求”。MCN 矩阵服务“焦虑批量生产 + 团购转化”，安柏服务“信息中介 + 方法论咨询”。两者在转译层是分工关系，不是替代关系。

六

安柏的真实客户群到底是谁？

公开报道没有给出严格的用户画像，但综合她的文章风格、推广商品、话题选择，可以大致勾勒：

她的核心读者是 30—45 岁、本科以上学历、女性为主、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30—150 万的城市中产母亲。这部分母亲的孩子年龄在 3—14 岁之间，处于幼儿园到初中阶段。她们的地理分布远超北京海淀。事实上，安柏的读者中真正在海淀生活的可能不超过 30%，更大比例的读者在二线和准二线城市（杭州、成都、苏州、武汉、南京、青岛、长沙等）17。

这种“地理分布远超海淀”的现象，是理解安柏话语功能的关键。

一个真正生活在海淀的母亲，她对小升初路径的信息需求往往直接通过本地家长群、学校家委会、本地机构 1V1 接洽就能满足。她不需要读公众号文章来了解六小强的招生流程，身边几个朋友的孩子刚刚走过这条路径。

但一位生活在杭州、孩子上小学三年级、希望孩子未来“竞争一个好初中”的母亲，信息处境完全不同。杭州本地有自己的升学体系（杭州外国语学校、杭州市第二中学等），但这位母亲心目中的“理想路径”往往是一个想象的“海淀路径”，她相信北京海淀的鸡娃方法论是更先进的、更科学的、更值得学习的。她读安柏的文章，不是为了把花生妈的具体方法直接复制到杭州（很多东西复制不了，杭州没有六小强、没有 DSS 暗考、没有学而思集训班的同等密度），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我在按一线城市标准训练我的孩子”的心理认同。

这种“二线城市看海淀想象的中产母亲”群体，是安柏真正的客户基础。她们对“海淀方法论”的需求，本质上不是对具体方法的需求，是对“我和北京顶尖中产母亲做的是同一件事”这种身份认同的需求。安柏作为“海淀代表性 KOL”为她们提供了这种身份的入口。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海淀话语”会通过安柏这样的 KOL 完成全国化扩散：不是因为海淀方法论真的具有全国普适性，而是因为它满足了一种全国范围内中产母亲对“接入更高级别鸡娃体系”的想象需求。这是一种典型的 information arbitrage——信息从一线核心向二三线辐射，但辐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信息适用性”的损耗。一位杭州母亲按照安柏的清单给孩子规划，可能会做出一些在杭州当地教育市场里并不最优的决策，因为那些清单原本是为海淀环境设计的。

但这种“信息适用性损耗”对安柏作为 KOL 的商业价值不构成损害。事实上，越是“看起来高级”的海淀话语，越能吸引二三线中产母亲的注意力，越能维持她的影响力扩张。这是信息中介这个角色的一个内在结构：它的扩散动力部分来自于“信息不对称”本身。

七

更值得注意的扩散方向是境外。

近年家长群和小红书上能看到一个不算系统但反复出现的现象：硅谷湾区的华人家长群里，开始系统使用海淀话语。一些湾区华人家长公开承认自己读海淀花生妈的公众号，把她的清单方法翻译应用到湾区的学区房选择（Cupertino 学区 vs Palo Alto 学区）、补习选择（Russian Math vs Kumon vs AoPS）、藤校申请规划上18。

这一现象在新浪和知乎上流传着所谓“海淀鸡娃群美国分群”的截图：一个微信群里的家长用 DZ、MK、KB 这样的术语讨论 Cupertino 某所小学的入学概率19。这些截图的真实性难以独立核实，但它们反映的逻辑是可信的。湾区有 60 多万华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 2000—2020 年从中国大陆移民过去的高知中产，他们在移民前已经接触过海淀话语，移民后通过微信和小红书继续接收这一话语的更新20。

这种跨境扩散有几个机制。

一是微信的跨境延续性。一位 2018 年从北京移居硅谷的家长，她的微信里仍然有几个北京海淀家长群的活跃成员。这些群里讨论的内容（学而思最新课程、某所重点小学的招生变化、某位 KOL 的最新文章）她仍然能实时接收。她在硅谷面对的实际教育问题虽然不同（UC 系申请、SAT 培训、Cupertino 学区房），但她使用的“思考工具”——如何系统规划、如何收集信息、如何评估机构——仍然是海淀化的。

二是小红书的海外华人扩散。2022—2025 年间，小红书在新加坡、加拿大、美国华人群体中的渗透率快速上升。新加坡用户约 55 万，马来西亚约 150 万21。这些用户的内容消费习惯延续了中国大陆，包括对鸡娃话题的关注。海淀 KOL 的文章和短视频在小红书海外用户中持续传播，使海淀话语具备了真正的“全球泛华人扩散”基础设施。

三是补习品牌的跨境对应。Russian Math 在湾区华人家长心目中被视为“美国版仁华 / 高思”，它的教学风格（强逻辑、超前进度、面向数学竞赛）和中国奥数体系有结构相似性22。一位海淀出身的湾区华人家长，可以非常自然地把对中国奥数体系的认知映射到 Russian Math 上，使“鸡娃”这件事在跨越大洋之后仍能在结构上保持连续。

四是申请季的全球趋同。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华人家庭的高净值层在子女高中阶段几乎都瞄准同一组目标——美国常春藤、UC 顶尖、英国牛剑、加拿大顶尖大学。这种目标趋同使得话语本身的跨境流动成为必然：大家面对的是同一组目标，自然会形成共享的话语体系。

第十二章会专门讨论“同一张话语网”，海淀话语在跨境扩散中的本地变形。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安柏这样的个人 KOL 作为一个“原始信号发出者”，在这张全球泛华人话语网中的位置非常关键。她在北京海淀写的一篇关于“小升初路径选择”的文章，可能在 48 小时内被翻译应用到湾区华人家长的“私校 vs 公校”决策、新加坡华人家长的“本地名校 vs 国际学校”决策、多伦多华人家长的“私校 vs 公校蓝带”决策上。

她可能从未刻意追求这种跨境影响。但她作为一个信号源的存在本身，已经让她的话语具备了跨越国界的扩散能力。

八

最后想观察一个有趣的内部张力：安柏在 2022—2025 年间的“反鸡娃”转向。

如果你把安柏 2018 年的文章和 2024 年的文章放在一起读，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转变：2018 年她在强调“系统规划”“提早布局”“不要错过窗口”，2024 年她开始强调“孩子的内驱力”“家长不要焦虑过度”“鸡娃要看孩子天分”“中产家庭量力而行”。这种转变在表面上是一种“成长”，她变得更成熟、更温和、更接近教育理性。

但从结构上看，这种转变同时是一种“自我矫正”：她作为话语生产者，正在被自己生产出来的话语反噬。

逻辑是这样：

安柏在 2017—2020 年的内容生产，参与了“海淀路径神话”的话语建构。她和其他几位海淀 KOL 一起，把“按照系统化方法规划，普通海淀小学生也能上岸六小强”这件事变成了一种可被复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被无数二三线城市的中产母亲接受、执行、传播。

但到 2023—2024 年，这条路径的回报率被持续走低的就业市场打折扣。一些按安柏方法论规划的家庭，发现自己投入了几百万、孩子辛苦了十几年，最后毕业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烂尾娃”开始作为一个新词出现23。海淀路径神话开始动摇。

作为最早期、最系统、最具影响力的话语生产者之一，安柏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动摇。她有两种应对方式。

一种是继续坚持原有话语，等到读者用脚投票（不再读她的文章）后被边缘化。这是一种短期更安全但长期更危险的选择。

另一种是主动调整话语，承认过去的方法论需要重新审视，转向“反思鸡娃”。这是一种短期更冒险（可能失去一部分老读者）但长期更安全的选择，能维持自己作为“信息中介”的可信度。

她选择了后者。

这种选择不能完全归因为“机会主义”，她确实在真诚地修正自己的判断。但同时，这种选择恰好和市场需求的转向重合：2023—2025 年的家长群体确实需要“反思鸡娃”的话语，安柏顺势提供了这种话语。

这种“话语生产者被自己的话语反噬”的现象，是信息中介这个角色的内在矛盾。一个 KOL 的影响力越大，她对自己生产的话语的修正成本就越高；但同时她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也越高，必须先于其他人完成话语转向。安柏在这两个张力之间的处理，相对而言是比较得体的——她没有反转得过快（显得机会主义），也没有反转得过慢（被市场淘汰）。

这种“得体的转向”本身是信息中介这个角色长期可持续运作的关键技能。

九

到这里，回到本章最初的问题：安柏是什么？

她不只是一位写公众号的母亲。她是信息中介这个角色在中国当代鸡娃产业中的代表性样本。她的产品不是教育内容，是“对半透明筛选规则的翻译”。她的客户不是真正生活在海淀的家长，是全国范围内（甚至全球泛华人范围内）希望接入海淀想象的中产母亲。她的话语权来自于她个人的真实身份（北大母亲、孩子上岸六小强、海淀生活十年），而不是来自任何 MCN 的运营。她的话语转向不是个人选择，是整个产业从扩张期向怀疑期过渡的镜像。

她代表的不是“鸡娃产业的丑陋面”，也不是“鸡娃产业的良心面”。她代表的是这个产业最基础的一种功能性需求：把一个半透明的筛选系统翻译成普通家庭可执行的清单。这种功能性需求只要筛选系统保持半透明，就会持续存在；只要这种需求存在，就会持续有人去填补——可能是安柏，也可能是下一位安柏。

下一章我们转向转译层的另一个角色：焦虑生产者。如果说安柏代表“一位真实母亲把自己的实践转化为内容”，那么三旬相见这类公司化矩阵代表的是另一种逻辑——“一家公司用流水线方式批量生产‘真实母亲’人设”。这两种逻辑在表面上看起来类似（都是育儿公众号），但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同的产业基础设施。

那家公司控制 17 到 18 家子公司、运营 20 多个矩阵账号、每个账号都按“地理 + 食物或体型或职业 + 妈或爸”的命名学公式生成。它的真实产品不是任何一篇育儿文章，而是“焦虑分发结构本身”。

参考文献

安柏：《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中信出版集团，2020 年 10 月，ISBN 9787521721508，348 页，定价 58 元。
《上岸》的具体销量数据未由出版方公开披露；行业观察基于京东、当当母婴 / 教育畅销榜历年排名，估计累计销量在 10 万册以上。
公众号“海淀花生妈”账号 ID 为 Amber201606，注册于 2016 年 6 月，至 2025 年粉丝数约 20 万级。详见公众号主页及多家媒体引用。
安柏曾参与澎湃问吧“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专题（2020），并在搜狐、知乎等平台接受邀稿和访谈。详见澎湃新闻平台相关链接与搜狐母婴频道。
安柏的话语转向（从方法论期到公共知识分子期）被搜狐、《北京日报》、虎嗅等媒体追踪。具体案例见 2024 年起多家公众号对“花生妈”话语演变的观察文章。
安柏研究生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 的身份，见多家媒体与豆瓣作者简介一致表述，包括澎湃问吧、搜狐母婴频道、知乎相关介绍。
“海淀花生妈”公众号 ID Amber201606 的注册时间（2016 年 6 月），可在微信公众号注册信息中验证。
安柏从央企离职转为全职妈妈兼自媒体作者的时间线，见澎湃问吧专题、搜狐报道与《上岸》一书前言部分自述。
花生进入海淀六小强之一的事实见《上岸》一书自述与多家媒体报道，但具体进入的是六校中哪一所未公开披露。
“海淀花生妈”公众号在 2019 年前后粉丝突破 10 万，是其话语方法论化的关键节点。详见公众号主页历史阅读数据与新榜母婴日榜历年排名。
《上岸》在京东母婴 / 教育类专题推广及“花生妈幼小衔接和小升初清单”赠品的运营，见京东 2020—2022 年图书频道专题页与中信出版集团营销资料。
安柏关于“AI 与教育”长文阅读量超过 100 万的数据，见搜狐母婴频道相关报道与新榜数据复述。
“烂尾娃”叙事兴起与海淀家长群体对鸡娃投入回报率的怀疑同步，详见《三联生活周刊》《赔上家底鸡娃的中产，结局是______》（2024）、虎嗅《中产不卷后，第一批“烂尾娃”出现了》、36 氪《鸡娃经济大败退》。
三旬相见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控制 17—18 家子公司、运营 20+ 公众号账号、人设包括肥肠妈、海淀胖爸爸、翻译官妈妈、糖糖妈等，详见虎嗅、《财经》、《北京商报》、人民网 2021—2024 年关于该公司的深度调查。
关于安柏可能存在的知识星球或私董会未在公开报道中直接证实，属于行业内对“个人 KOL”普遍变现路径的合理推测。她公开报道的变现路径以书籍销售、公众号广告位、京东专题推广为主。
三旬相见与“国内 95% 头部教育平台 / 公司战略合作”的描述见虎嗅 2021—2022 年对该公司的报道与《财经》《北京商报》调查。
“海淀花生妈”读者地理分布远超北京海淀、二三线城市占多数的判断，基于公众号互动数据、商品销售地理分布观察与行业 KOL 受众分析的综合推测。具体比例未由作者或第三方公开发布。
湾区华人家长把海淀话语映射到 Cupertino 学区房选择、Russian Math、AoPS 等的现象，见一亩三分地“为人父母版”长帖、小红书海外华人母婴频道、Bay123 等北美华人论坛相关讨论。
“海淀鸡娃群美国分群”截图在新浪、知乎、微博等平台多次流传，真实性难以独立核实（证据等级 D），但反映的逻辑与跨境华人家长群运作模式相符。
湾区华裔约 60 余万、加州华裔约 110 万（全美 36.9%）的数据，见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世界日报、ShareAmerica 相关报道。
小红书海外用户规模（新加坡约 55 万、马来西亚约 150 万）的数据，见 SimilarWeb 2024 年小红书海外渗透率报告与小红书海外运营公开数据。
Russian Math（Russian School of Mathematics）被湾区华人家长视为“美国版仁华 / 高思”的判断，见 bayareaparents.info《Comparing RSM, Kumon, and Singapore Math》、Brighterly 海外母婴媒体相关比较文章与一亩三分地为人父母版讨论。
“烂尾娃”作为新词集中出现于 2024 年下半年，详见《三联生活周刊》、虎嗅、36 氪、观察者网陈辉《“烂尾娃”？其实烂尾的不是娃，而是“鸡娃工程”》（2024.08.29）等系列报道。

第五章你刷到的每一篇焦虑文章后面是谁

一

2021 年春天，一位上海的二胎妈妈李琳（化名）决定开一个公众号1。她的初衷不复杂：自己作为一位有过两次小升初焦虑经历的母亲，想把零散的经验整理出来分享。她写了几篇关于“小学生时间管理”“英语启蒙误区”“暑期规划”的文章，文字不算精致，但内容扎实，几周内积累了一两万粉丝。

某一天她收到一条私信。对方自称是某家“教育新媒体公司”的运营，看到她的文章很有潜力，希望她加入公司。加入后，公司会提供内容选题指导、运营策略、流量扶持、商务对接和团购变现路径，她只需要保持每周三篇文章的更新频率，剩下的事情公司负责。

李琳犹豫了一段时间，最终接受了这份合作。从那一刻起，她的公众号不再是一位上海母亲在自己的厨房和阳台之间写的育儿日记，而成为一家公司商业基础设施中的一个节点。她仍然是文章的作者，但选题指导来自公司、流量扶持来自公司、广告对接来自公司、团购抽佣由公司操盘。她从一位独立内容生产者，变成了一位“被运营的人设”。

李琳的案例不是孤立的。2021 年 4 月 28 日，人民网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标题《“鸡娃号”是如何被养肥的？》2。文章披露了一家叫“三旬相见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控制 17—18 家子公司，运营 20+ 个公众号矩阵，覆盖了与国内 95% 头部教育平台 / 公司的战略合作。文章里专门提到了类似李琳的案例：一些原本独立的中产母亲博主，被这类公司“收编”之后，变成 MCN 矩阵中的某个节点。

这一章想做的，是通过三旬相见这家公司的解剖，理解转译层中“焦虑生产者”这个角色：它的产品是什么、它的商业模式如何运作、它为什么会成为过去五年最被低估的鸡娃商业基础设施。

二

三旬相见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注册时间是 2020 年 11 月 6 日3。部分早期报道把它的创立时间写为 2018 年；这个差异可能反映的是创始团队个人账号运营的起点（2018）和公司正式工商登记的时间（2020）之间的两年错位。在 2018—2020 这段窗口期，创始团队是以个人身份在做内容运营，2020 年完成公司化注册之后，开始进入快速扩张阶段。

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 10 万元。对一家拥有 20+ 个公众号、覆盖几百万粉丝、年收入估计在数千万级的 MCN 公司来说，这个注册资本极低。这种“低注册资本 + 高业务规模”的结构，是当代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常见模式：公司本体只是一个“轻资产壳”，真正的商业基础设施由它关联的多家子公司承担。

股权结构方面，公开报道显示侯菲持股 55%（最大股东），袁方园、彭瑞心、李晴波等持有剩余股份4。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创始团队为主的组织。这一点在鸡娃 MCN 行业并不罕见，因为这个行业的内容形态高度依赖“母亲视角”，由女性运营往往在内容真实性上有先天优势。

公司控制 / 关联 17—18 家子公司5。具体数字两个不同来源给出的差异（虎嗅写 17 家、原报道写 18 家）反映的是某个时间点是否包含某家新登记或已注销的实体。这一系列子公司的存在，构成了三旬相见真正的商业基础设施：每个子公司可能对应一组账号、一类商业合作、一个区域市场、或一种业务形态。

这种“一家轻资产公司 + 多家子公司 + 几十个矩阵账号”的组织结构，是 MCN 化运营的标准形态。它的核心功能是规避监管和分散风险：某一个账号被平台封禁，不影响其他账号；某一家子公司因为某项业务被处罚，不影响母公司；某个 KOL 个人因为某条内容引发争议，可以被快速切换替换。这种组织韧性是个人独立 KOL（如第四章讨论的安柏）所不具备的。

三

三旬相见控制的公众号账号矩阵，按照一套相对清晰的命名学公式生成。如果你把这些账号的名字列出来，会看到一个明显的模式。

公开报道点名提到过的账号包括6：

海淀肥肠妈 / 肥肠妈
海淀胖爸爸 / 一个胖爸爸
三个妈妈六个娃
翻译官妈妈
开心爸育娃笔记
糖糖妈的下午茶

还有十几个矩阵账号没有被公开报道列举，但根据已知账号的命名规律，可以推测它们大致遵循相似的命名公式。

这些账号名字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一类是地理标记 + 个性化 + 父母身份。“海淀肥肠妈”“海淀胖爸爸”是最典型的样本。“海淀”作为前缀传递了地理权威感：读者一看到这个前缀，会预设这是一位在北京海淀生活的、深度参与北京顶级教育竞争的家长。这种地理权威感为账号的内容自动加上了可信度滤镜，“她说的事情应该是真的，因为她是海淀的”。这种地理标记的真实性不需要被核实，账号背后的人是否真正生活在海淀，读者无从知晓，但“海淀”这个前缀已经完成了它的作用。

另一类是食物 / 体型 / 职业作为人设触发点。“肥肠妈”“胖爸爸”“翻译官妈妈”“糖糖妈”，这些都是用某种生活化的细节作为人设触发点。“肥肠”是吃货的暗示，她爱吃肥肠，所以是一个真实的、有生活气息的、不端着的母亲。“胖爸爸”是身材的自嘲，他承认自己胖，所以是一位坦诚的、接地气的、可以被信任的父亲。“翻译官”是职业的标识，她是翻译官出身，所以她对外语学习有专业话语权。“糖糖”是孩子的化名，她有一个叫糖糖的女儿，所以这是一位真实的母亲。每一种触发点都在降低读者和账号之间的心理距离，制造“我和她是同类”的认同感。

还有一类是数字 / 复数化制造规模感。“三个妈妈六个娃”是这种公式的代表。三位母亲、六个孩子，听起来是一个有规模、有代表性、有集体经验权威的小社群。读者会想象这是三位真实的、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母亲在共同分享经验，这种“集体”叙事的可信度往往超过单个母亲的叙事。事实上“三个妈妈六个娃”也是真实的三位二胎妈妈共同创办的，但其商业运作和品牌包装与单纯的“友人合作”已经有了本质差别。

把这三种公式合起来看，三旬相见的命名学完成了一件事：批量制造“既权威又亲近”的复合人设。每一个账号都同时具备某种权威感（地理 / 职业 / 集体）和某种亲近感（食物 / 体型 / 自嘲），这种组合恰好覆盖了中国当代育儿内容消费的最大公约数。

这套命名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可扩展性。一旦你掌握了“海淀+食物+妈”“海淀+体型+爸”“职业+妈”“数字+妈+娃”这几种公式，你可以无限生成新账号——“海淀红烧肉妈”“海淀微胖爸爸”“精算师妈妈”“两个爸爸四个娃”——每一个都可以立刻投入运营，每一个都不需要任何真实的“作者”在生活中实际对应。账号不是真人，是一套可被批量生产的人设。

这也是为什么 2021 年人民网调查报道之后，三旬相见迅速去掉了一些账号中的“海淀”前缀。这种操作根本不影响账号的商业价值，因为账号的本体是“公式 + 人设 + 矩阵”，不是“海淀”这个标签。换个标签，公式还在运转，矩阵还在产出。

四

MCN 矩阵化运营的真正商业逻辑，不在单个账号的运营，而在矩阵账号之间的分工。

根据虎嗅引述财经调查的描述，三旬相见对旗下账号的内容方向按粉丝数分层管理7。

低粉账号（几万到十几万粉丝）主推“育儿干货”类内容：清单、表格、攻略、案例分析。这类内容的目的是涨粉。一个新启动的账号在前 12—18 个月主要做“干货输出”，建立读者基础。这一阶段不主推转化型内容（团购、广告、付费课程），先把粉丝盘做大。

高粉账号（几十万到上百万粉丝）主推“利于销售的内容”：情绪化文章、焦虑话题、生活方式叙事，文末或文中嵌入团购、广告、推广链接。这一阶段的内容目的是变现。一个已经积累了几十万粉丝的账号，每一篇文章都被设计为某种转化目标的载体，可能是某款学习硬件、某本英语启蒙书、某门付费课程、某个留学服务。

这种分层运营在单个 KOL 模式下（比如安柏）是难以实现的：一个真实的、有连续身份的 KOL，不可能同时维护一个“低粉涨粉账号”和“高粉转化账号”，因为读者会觉得人格分裂。但 MCN 矩阵可以做到——它有十几个账号，可以让一部分账号专门做涨粉、另一部分账号专门做转化、再有一部分账号专门做品牌曝光、还有一部分账号专门承接热点话题。整个矩阵作为一个有机体在运转，而不是任何单个账号在运转。

这种分层运营的实际收益结构是什么？

广告报价方面，公开报道的数字是：头条 2.5—4.5 万元，次条万元以下8。这是一个具体账号在某一篇文章中接受教育公司广告投放的价格。考虑到一个矩阵账号每周可能产出 3—5 篇文章，其中 1—2 篇头条，月度广告收入可达 10—20 万元。20+ 个账号矩阵的总月度广告收入估算在 100—300 万元之间。

团购抽佣方面，公开报道没有披露具体比例。但根据行业惯例，MCN 矩阵账号对教育产品（学习机、绘本、课程包）的团购，一般抽取销售额的 15—30% 作为佣金9。一个高粉账号一次头部团购可以达到数十万到上百万的销售额，单次抽佣几万到几十万。

把广告和团购合起来，一家拥有 20+ 矩阵账号、几百万粉丝总量的 MCN 公司，年收入在 3000 万到 1 亿之间是合理估算（具体数字未公开）。这个规模对应的不是某位“成功的母亲博主”在自家厨房里写文章的收入水平，而是一家具备完整商业基础设施的中型互联网公司。

五

到这里需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三旬相见这类 MCN 的真实产品是什么？

如果你问公司本身，它的回答可能是“育儿内容服务”——给中产家长提供有用的育儿信息和产品推荐。如果你问平台（微信、抖音），它的回答可能是“流量变现工具”——把平台的流量转化为商业价值。如果你问广告主（教育公司），它的回答可能是“投放渠道”——把教育产品精准投放给目标家长。

这些回答都不算错，但都没有触及最深的产业逻辑。

三旬相见这类 MCN 的真实产品，是焦虑分发结构本身。

它生产的不是任何一篇育儿文章——单篇文章的具体内容相对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在矩阵中的位置、它引发的情绪、它在读者心里建立的“我应该做点什么”的迫切感。它生产的也不是任何一次团购的具体商品——商品本身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次团购在读者心里完成的“我已经做了点什么”的踏实感。

它真正生产的是一个完整的情绪循环。

第一步，矩阵中的某个账号发出一篇焦虑文章。“小学三年级是分水岭”“学了七年英语孩子还是不会开口”“为什么海淀妈妈都在偷偷做这件事”“这五个习惯不养成孩子未来吃亏”——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被精心设计，触发读者的具体焦虑点。

第二步，读者读完文章后，在评论区或私信里寻求“具体该怎么办”的指引。文章下面有引流到群、扫码进社群、加运营微信的入口。读者通过这些入口进入私域。

第三步，私域中分发团购、课程、测评、产品。读者面对的不再是抽象的“我应该做点什么”，而是具体的“今晚团购 1380 元，明天 1980 元”。下单完成，焦虑被转化为购买，购买被转化为读者的“我已经做了点什么”的踏实感。

第四步，这种踏实感持续不了多久。一周或一个月之后，矩阵中的另一个账号又发出新的焦虑文章。新的循环开始。

整个循环不依赖任何单个账号、不依赖任何单篇文章、不依赖任何单个商品。循环依赖的是“焦虑—消费—暂时缓解—新焦虑”这个结构本身。这个结构是三旬相见这类 MCN 的真实产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MCN 矩阵在 2021—2025 年间扩张得如此之快。双减政策打掉的是公开学科补习的供给端（学而思的学科类业务、新东方的 K12 课程），但没有触及焦虑分发结构本身。事实上，双减反而让 MCN 的角色变得更重要：当学而思和新东方不能直接在抖音上买广告位推广学科类课程时，它们的预算转移到 MCN 矩阵账号上，通过“看似真实的家长”的口吻来推广转型后的“素养教育”或“学习硬件”10。MCN 成为了双减后教培行业的“合规广告渠道”。

六

这就引出了本章的核心判断：三旬相见这类 MCN，是中国当代鸡娃产业最被低估的中游基础设施。

公共讨论里通常把鸡娃产业分为两端：一端是供给端的教培公司（学而思、好未来、新东方），另一端是需求端的家长。中间地带——内容生产、流量分发、私域社群、团购转化——往往被笼统地称为“自媒体”或“博主”，不被认真对待。但事实上，正是这个中间地带在 2021—2025 年完成了过去五年最关键的产业重组。

它接管了教培公司被双减打击后的流量需求。教培公司无法直接做学科类广告，必须通过“非广告”的内容形态来触达家长，这种内容形态由 MCN 矩阵完成。

它把学习硬件这个新品类的家长教育成本承担起来。学而思学习机、作业帮学习平板、科大讯飞学习硬件这些产品在 2021—2024 年快速从零做到几百亿规模，背后的家长教育（说服家长“为什么我家孩子需要一台几千块的学习机”）相当大一部分是由 MCN 矩阵账号通过反复的内容渗透完成的11。

它把跨境留学、低龄留学、国际学校、移民身份这类高客单价产品的早期种子用户挖掘出来。中产家庭对这些产品的认知建立，往往来自 MCN 矩阵账号的反复种草。

它还把暗考、地下教练、住家教师这类“灰色供给”在私域社群中完成连接。MCN 矩阵账号本身不公开推荐这些灰色服务，但它们的私域社群是这些灰色服务的导流入口：一个家长进入某个矩阵账号的群之后，可能会被群里其他家长私聊推荐“我有一位很好的住家教师可以介绍给你”。这种导流不在公开内容中，但在私域中持续发生。

这四种功能合到一起，MCN 矩阵实际上承担了双减之后整个鸡娃产业的“流量基础设施”功能。它的产业地位类似于早期电商的“淘宝小二 + 导购达人”复合体，既是平台流量的分发器，也是商品转化的连接器。

但它的存在很少被认真讨论。原因有几个。

它的运作高度隐蔽。三旬相见 17—18 家子公司的具体清单从未完整公开，矩阵账号背后的人员构成、利润分配、广告报价都属于商业秘密。研究者很难拿到第一手材料。

它的账号即资产。账号可以被收购、被关停、被改名、被替换运营者，单个账号的生命周期甚至不超过 3—5 年。这种快速变化的特性，使得任何针对单个账号的研究都很快过时。

它有“反精英”包装。MCN 矩阵账号都以“真实家长”的名义存在，主动回避“公司化运营”的形象。这种包装让研究者很难突破“她是不是真的一位母亲”这个表层问题进入更深的产业分析。

最后是中产无意识。绝大多数中产家长在每天刷到这些账号的内容时，并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家公司的批量生产，而是把每个账号当作真实的、独立的、可信的家长在分享真实经验。这种“被错认为真人”的状态，是 MCN 矩阵最重要的商业资产之一：一旦被广泛识别为“公司化包装”，可信度就会快速崩塌。

七

2024—2025 年间，“三个妈妈六个娃”——三旬相见旗下的代表性账号之一——出现了“散伙”传闻12。三位创始母亲之间据传出现了利益分配、个人发展路径、政策风险评估等方面的分歧。具体原因公开报道没有证实，可能与商业利益分配相关，可能与个人路径分化相关，可能与政策风险评估相关。

这个传闻无论是否完全准确，反映的都是一个结构性现象：MCN 矩阵的稳定性正在动摇。

动摇的原因有几个。

流量红利在衰退。微信公众号、抖音、小红书的家长内容赛道在 2022 年达到饱和点之后，新账号的涨粉速度明显放缓。MCN 矩阵原本的“低粉账号涨粉 → 高粉账号转化”模式，开始在“涨粉”这一端遇到困难。一个新账号需要的涨粉成本（流量投放、内容投入、运营人力）显著上升，但能带来的长期价值不一定能覆盖。

头部品牌的合规化压力也在加大。教培公司在 2024—2025 年间面临的合规审查持续加强（参见第六章对学而思广州罚单的讨论）13。它们对 MCN 矩阵的投放预算开始要求更严格的合规检查：不能涉及学科类内容、不能有“承诺式”广告语、不能在文中暗示具体升学路径。这些合规要求让 MCN 矩阵的内容空间被压缩。

出生率断崖的预期是更长远的压力。一个 MCN 矩阵的长期价值，依赖于“未来五到十年还有大量适龄家长可以被触达”这个前提。但出生率从 2017 年的 1758 万降到 2025 年的 792 万，意味着 2030 年代的家长群体规模会大幅萎缩14。这种预期让 MCN 矩阵的长期估值开始下调。

最后是 AI 内容生产的冲击。2023 年之后大语言模型的崛起，让“批量生产内容”这件事的成本急剧下降15。一篇 2000 字的育儿文章用 AI 辅助可以在 10 分钟内完成，质量足以达到中等矩阵账号的水平。这种技术变化让 MCN 矩阵原本的“内容生产能力”作为护城河的价值下降：任何一家更小的公司、甚至一个个人，都可以用 AI 辅助批量生成育儿内容。

把这四个因素合起来，MCN 矩阵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在 2025—2030 年间会进入“重构期”。三旬相见这家具体的公司是否还能维持原有规模、是否会通过收购整合、是否会被某家更大的内容平台收编，都是未知数。但 MCN 矩阵作为一种产业基础设施的功能不会消失：只要鸡娃产业还需要“焦虑分发结构”，就一定会有某种新的组织形态出来承担这个功能。可能是更小的、更去中心化的矩阵；可能是基于 AI 的自动化矩阵；可能是嵌入大型内容平台（小红书、抖音）的“官方运营”形态。

八

回到本章开头的李琳。

她在加入三旬相见之后，公众号的粉丝数从一两万快速增长到几十万。她每周的文章产出量从过去的 1—2 篇变成 3—5 篇，文章的标题和选题不再是她自己拍脑袋决定，而是由公司的选题指导建议。她的收入比过去做企业经理时要高得多，一个月能达到企业岗位 3—5 倍的水平。但她对自己工作的描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不再把自己描述为“一位分享育儿经验的母亲”，而是描述为“一位育儿内容运营者”。

这个用词变化里藏着一种诚实。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分享者”，她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链上的“运营者”。这种诚实是 MCN 矩阵化运营对个人身份的一种侵蚀：你越深入这个体系，你越难以保持“我只是在分享我的真实经验”这种心理位置。

但绝大多数读者不会知道这种侵蚀。他们每天刷到的“一位上海妈妈”的文章，仍然被理解为一位上海妈妈在真诚地分享。这种“读者的无知”是 MCN 矩阵商业模式的基础。一旦这种无知被打破——比如某次大规模的媒体调查让大家意识到“我每天读的鸡娃文章都来自同一家公司的批量生产”——整个商业模式会面临根本性的可信度危机。

人民网 2021 年那次调查，是这种“打破无知”的少数尝试之一。但调查发表之后，行业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MCN 矩阵继续运作，只是个别账号去掉了“海淀”前缀。这说明在缺乏持续监管和持续公众教育的前提下，单次媒体调查无法触动产业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MCN 矩阵这种产业形态在中国当代鸡娃生态中的位置，可能比绝大多数公开讨论所承认的要更核心。它是连接信息中介（如安柏这样的个人 KOL）和产品供应商（学而思这样的硬件厂商）的关键中介，也是暗市运营者（地下教练、住家教师、暗考机构）的隐性导流入口。整个转译层的能量流动，相当一部分要经过 MCN 矩阵。

下一章我们转向产品供应商，讨论好未来 / 学而思在双减后的“求生”故事。一家在 2021 年看起来命悬一线的教培巨头，如何在三年时间内通过转型学习硬件 + AI 教育，把财报从大亏做到 FY2026 第一季度净利同比增长 174%。但更有趣的不是这个翻盘故事，而是它背后揭示的一个产业秘密：70% 的学习机用户月活不足三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学习机的真实功能可能根本不是教育，而是焦虑的物化解药。

那台一万五的学而思学习机，在它被买回家之后真正完成的功能，是让家长在按下“购买”按钮的那一瞬间感到安心。

参考文献

“上海宝妈李琳”为基于人民网 2021 年 4 月 28 日《“鸡娃”号是如何被养肥的？》报道中典型案例构造的复合人物形象，反映被 MCN 矩阵接洽收编的妈妈博主普遍画像，不指向特定个人。
人民网《“鸡娃”号是如何被养肥的？》，2021 年 4 月 28 日。报道揭示三旬相见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控制 17—18 家子公司、运营 20+ 个鸡娃公众号，覆盖与国内 95% 头部教育平台 / 公司战略合作。
三旬相见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6 日，注册资本 10 万元。详见启信宝、天眼查等工商信息平台与虎嗅、《财经》、《北京商报》调查复述。
三旬相见股权结构：侯菲 55%、袁方园、彭瑞心、李晴波等持有剩余股份。详见虎嗅引述财经调查与启信宝公开工商信息。
三旬相见控制 / 关联 17—18 家子公司，详见虎嗅 2021 年报道（17 家版本）与人民网 / 财经原报道（18 家版本）。两者差异在于某个时点是否包含新登记或已注销实体。
三旬相见旗下被公开报道点名的矩阵账号（海淀肥肠妈 / 肥肠妈、海淀胖爸爸 / 一个胖爸爸、三个妈妈六个娃、翻译官妈妈、开心爸育娃笔记、糖糖妈的下午茶等）详见人民网、虎嗅、《财经》、《北京商报》2021—2022 年报道。
三旬相见对账号按粉丝数分层运营（低粉账号涨粉、高粉账号转化）的策略，见虎嗅引述财经调查报道。
三旬相见旗下账号广告报价（头条 2.5—4.5 万元、次条万元以下）数据，见虎嗅引述《财经》调查报道。
MCN 矩阵账号对教育产品团购抽佣 15—30% 比例为行业惯例，见各 MCN 行业研究报告与新榜、克劳锐《2023—2024 中国母婴 KOL 营销报告》。具体三旬相见的抽佣比例未公开。
双减之后教培公司广告预算向 MCN 矩阵转移、MCN 成为“合规广告渠道”的判断，见 21 世纪经济报道、36 氪、新榜 2022—2024 年关于教培营销转型的系列报道。
学而思学习机、作业帮学习平板、科大讯飞学习硬件等品牌通过 MCN 矩阵进行家长教育的运营，见沙利文学习平板高端市场报告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科技 2023—2025 年相关报道。
“三个妈妈六个娃”2024—2025 年间散伙传闻见新榜、克劳锐母婴 KOL 跟踪与部分公众号自媒体观察。具体原因公开报道未予证实，属未经核实的行业传闻（证据等级 C/D）。
教培公司合规审查持续加强、广州市学而思素养培训中心 2024 年 10 月被罚没 118 万元的案例，见广州市教育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穗教监罚〔2024〕4 号）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4 年 12 月 17 日《学而思遭重罚》。
出生率从 2017 年的 1758 万降至 2025 年的 792 万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年度人口统计公报。
2023 年后大语言模型（ChatGPT、文心、通义、豆包、DeepSeek 等）对内容批量生产成本的冲击，见 36 氪、虎嗅、新榜 2023—2025 年关于“AI 内容生产”系列报道。

第六章学而思的双减后求生

一

2021 年 7 月 24 日下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中办发〔2021〕40 号的文件号发布1。文件的核心内容直指 K12 学科类教培：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机构、现有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不得上市融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科培训。当天中概教育股集体崩盘。好未来从 4 月 21 日的高点跌去超过 90%2。

那个晚上和接下来几个月里，没有任何分析师认为好未来还能“活下来”。市场上的共识是：这家曾经市值超过 600 亿美元的教育公司，将在一两年内萎缩到原规模的 5—10%，可能最终退市或被并购。一份当时流传的内部文件显示，公司在 2021 年 8 月启动了大规模裁员，员工总数从 2021 财年的约 9 万人降到 2023 财年的约 3 万人，裁员幅度约 65%3。学而思培优品牌的 K12 学科业务全面停办，原本的几百个城市线下校区大部分关停或转型。

但三年之后，好未来 2025 财年（2024.3—2025.2）的财报数字出现了让所有人意外的反转。

全年净收入 2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调整后营业利润 6180 万美元，从前一年的大幅亏损转为盈利；学习硬件业务线（学而思学习机为代表）成为新的增长引擎4。2026 财年第一季度（2025.3—2025.5）的财报进一步显示，单季度净收入 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8%，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74%5。一家被认为已经“死掉”的公司，在三年时间内完成了从“打回原形”到“重新成为盈利的教育科技公司”的复活。

这一章想做的，是通过学而思 / 好未来这家公司的转型轨迹，理解转译层中“产品供应商”这个角色的运作逻辑。但更重要的是，揭示这个转型故事背后一个让大多数人觉得不舒服的事实：那台一万五千块的学习机，在它被买回家之后真正完成的功能，可能根本不是教育。

二

要理解学而思转型的内在逻辑，需要先回顾它的前史。

学而思的前身是张邦鑫和曹允东在 2003 年创立的“奥数网”6。最初是一个面向北京小升初家长的奥数辅导网站，第二年扩展为线下小班课，主打“以小学奥数为切入点的精英教育”。2010 年，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是当时第一家在美上市的中国 K12 教育公司7。2013 年更名为“好未来教育集团”。从 2014 年到 2018 年，公司经历了一轮高速增长：市值从 30 亿美元涨到峰值约 600 亿美元，学生总人次从几十万扩展到几百万，业务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一百多个城市。

这一轮高速增长建立在几个基础上。K12 学科补习的市场规模在 2014—2018 年间持续扩张，整个赛道处于“投入即增长”的红利期；资本市场对中国教育板块的估值溢价持续上升；移动互联网（学而思网校）让学而思从线下小班课扩展到线上规模化教学；学而思的教研体系（“白皮书”“大白本”等内部讲义）和教师培训体系，使它成为行业内的“奥数标准制定者”8。

2018 年是一个转折点。教育部全面叫停四大杯赛、整顿“超纲教学”，开始对学科类教培的边界做监管收紧。但市场的反应是滞后的：2018—2020 年间学而思仍在扩张，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在线 K12 进一步增长。2021 年 4 月，好未来的股价达到历史高点。

然后 7 月 24 日的双减政策出来。

不到 100 天，好未来的市值蒸发超过 90%。Q2 财报（双减前）后的 Q3 财报（双减后），收入腰斩；接下来的 FY2023 全年（2022.3—2023.2）收入只有 10.2 亿美元，比 FY2021 的 44.96 亿美元减少接近 80%9。公司从“K12 学科教培的行业领头羊”被强制重置为“一家寻找新业务方向的中型教育公司”。

接下来的四个财年（FY2023、FY2024、FY2025、FY2026 Q1）这家公司做的事情，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在监管打击之后重新定义自己”的转型。这次转型的成败，对整个中国 K12 教育产业有标杆性意义。

三

学而思 / 好未来的转型策略可以总结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以素养教育保牌照”。

双减政策禁止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但并不禁止“非学科类素养教育”：美术、音乐、体育、编程、科学思维、人文素养等都可以合法开展。好未来在 2021 年下半年快速把原有的 K12 学科业务关停或重新包装：把数学课重新包装为“思维训练”、把语文课重新包装为“人文素养”、把英语课重新包装为“口语表达 + 文化阅读”。这种重新包装的核心是把“应试导向”的话语换成“素质导向”的话语，但实际的师资、教研、课程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原有体系。

这一层策略在合规层面是高风险的。它依赖于一个判断：监管会接受这种“换名”的合规操作。但 2024 年 10 月发生的一个事件，证明监管的耐受性是有限的。

广州市天河区学而思素养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好未来在广州的一个全资子公司）被广州市教育局开出穗教监罚〔2024〕4 号处罚决定书10。罚款理由是 2024 年 2 月到 6 月期间，这家公司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设“科学思维”和“人文创作”两门课程，被认定为变相的学科类培训。处罚金额是没收违法所得 1,183,131 元（约 118 万元）。

这个罚单的金额本身不大，但它的结构性意义是巨大的：监管已经识别“素养课作为学科课的伪装”是一种系统性策略，并且开始主动通过罚单击穿这种伪装。一家公司可以把数学课改名为“思维训练”，但只要授课内容和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这两点不变，监管就有权力把它定义为变相学科培训并予以处罚。这意味着学而思的第一层转型策略在 2024 年开始遇到天花板：继续这种操作的合规风险越来越大。

第二层是“以学习硬件抢入口”。

如果说素养教育是在原有“线下小班课”的形态内做合规重组，那么学习硬件就是开辟一个全新的产品形态：把原本依附于“老师 + 教室”的教学内容，封装到一个“硬件 + 软件 + AI”的设备里。这个设备可以合法销售（属于“消费电子产品”而非“教育服务”）、可以批量出货（不受教室容量和教师人数限制）、可以持续升级（通过软件更新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学而思学习机产品线在 2021—2024 年间快速从零做到行业第一档。2024 年高端市场（4000 元以上价位段）的销量和销售额双第一；2024 年第三季度学习机 TOP10 中包揽前三；2025 年 1 月销量份额 28.7%，重回整体销量第一11。产品定位是“高端”，单机定价 6000—15000 元，部分顶配旗舰超过 20000 元。媒体在报道中给它贴的标签是“比 iPhone 还贵的学习平板”12。

学习机的核心卖点是什么？三件事：内置九章大模型（学而思自研的教育大语言模型）、内置全套学而思教材内容（多年累积的教研资源数字化）、AI 个性化辅导（号称根据孩子的学习数据动态调整内容推荐）。这三件事合在一起，被包装为“AI 教育的新一代产品”：一个孩子坐在书桌前，面对一台学习平板，通过 AI 老师的个性化讲解和题目推荐完成日常学习。

这个产品形态有几个对家长有强吸引力的特征。

合规性高。它是消费电子产品，不涉及“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范畴。家长不用担心“明年这家机构会不会被关停”。

可见性强。一台几千块的学习机摆在书桌上，家长每天都能看到孩子“正在使用 AI 学习”。这种可见性对家长的心理安抚作用极大：比起把孩子送到补习班但不知道孩子在那里学了什么，家长更愿意有一个“看得见的教育投入”。

复购周期短。学习机不是一次性投入。一台学习机用三五年之后，家长往往会被升级换代的营销说服，购买新一代产品。配套的内容订阅（年费会员）也是持续的现金流。

家长决策门槛低。一台几千块的学习机，相比于动辄几十万的留学规划，是一个“低决策成本”的购买。一位中产家长在一个晚上的犹豫之后就能下单，而留学这种决策需要全家几个月甚至一年的讨论。

第三层是“以 AI 抢叙事”。

把学习机包装为“AI 教育”产品的另一个好处，是把好未来这家公司从“教培公司”的标签下解放出来，重新定位为“教育科技公司”。这个标签转换的意义不仅在于商业叙事，更深的意义在于政策叙事。

中国政府在 2023—2025 年间持续推动 AI 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DeepSeek、字节豆包、阿里通义千问等 AI 公司获得了国家级别的政策支持13。一家公司如果能把自己定义为“AI 教育公司”，就能搭上这一轮政策红利的便车。学而思的九章大模型在 2023 年 8 月发布，成为国内首批通过教育大模型备案的产品；在 2025 年 CES 国际亮相；在 2025 年模拟高考全国 I 卷答题得 139 分、II 卷得 150 分（满分）14。每一个里程碑都被精心包装为“中国 AI 教育突破”的叙事。

这一层策略的实际效果体现在资本市场：好未来的股价在 2023 年下半年开始恢复，2024—2025 年间持续上涨，到 2025 年中已经从双减后的低点回升超过五倍15。投资者对它的估值不再按“教培公司”算（市盈率应该极低），而是按“教育科技公司 + AI 概念”算（市盈率可以接受较高溢价）。

三个层次合到一起，学而思在三年内完成了对自身定位的根本重构：从“K12 学科类教培的行业领头羊”变成“教育科技 + AI 硬件公司”。这次重构的成功是真实的，从财报数字看 FY2026 Q1 净利润同比 174% 的增长说明了一切。

但财报数字背后，藏着一个让大多数人觉得不舒服的事实。

四

这个事实是：行业报告显示，约 70% 的学习机用户月活不足三次16。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一台几千块买回家的学习机，在月度时间里被孩子打开使用的次数不超过三次。换算到使用时长，平均每月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对于一台号称提供 AI 个性化辅导、能替代家庭教师的设备来说，这种使用率几乎是产品失败的信号。

但学习机市场仍在快速增长。2024 年全年销量 592.3 万台，2025 年第一季度销量 126.5 万台（同比增长 29.4%）17。新购买率远超退货率，复购率虽然不公开但据行业观察处于健康水平。一个“被使用率极低”的产品，怎么可能销量持续高速增长？

这个矛盾只能用一个方式解释：学习机的真实功能，不是“教学工具”。

如果学习机的核心功能是教学工具，70% 的低使用率意味着 70% 的家长在浪费钱，市场反馈机制应该快速暴露这种浪费，导致销量下滑或品牌信任崩塌。但市场反馈没有暴露这种浪费：家长在购买后即使发现孩子不怎么用，仍然不会觉得这是“上当”，反而会继续考虑下一代产品。

这种反常的市场反馈，只能用一个解释：学习机的真实购买物，不是教学服务，而是“焦虑被处理过的感觉”。

具体来说，家长购买学习机的真实时刻发生在“按下购买按钮”那一瞬间。在那一瞬间，家长的内心是这样的：

“我最近在想孩子的英语 / 数学进度，焦虑了好几周。我看了几个 KOL 的推荐，说这款 AI 学习机能帮孩子提升。我下单了。下单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至少做了点什么。”

这种“我至少做了点什么”的感觉，是这笔购买的真实产品。

学习机被快递送到家，开箱、设置、孩子用了几次、然后就放在书桌上——这些后续过程，对家长的心理满足来说是次要的。最关键的“焦虑→消费→缓解”循环，在按下购买按钮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完成了。设备实际被使用的次数多少，对这个循环的完成度影响不大。

如果你接受这个解释，那么学习机的“低使用率”对厂商来说反而是一个商业意义上的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每一台学习机的“产品功能成本”非常低。一台学习机如果真的被孩子每天使用三四个小时，厂商需要承担的服务器算力成本、内容更新成本、技术支持成本都会高得多。一台几乎不被使用的学习机，厂商的边际成本极低，但客单价仍然是几千上万。这种“卖产品 + 不需要持续服务”的结构，是学习机商业模式真正的盈利核心。

这种解释听起来过于愤世嫉俗，但它符合产业逻辑。

更深一层的解释是：学习机本质上是焦虑生产者所制造焦虑的“物化解药”。

第五章讨论过 MCN 矩阵的真实产品是“焦虑分发结构”，它持续向中产家长发送焦虑信号。这些信号需要某种“出口”，家长需要某种具体的、可执行的、可被立即购买的行为来消化这些焦虑信号。学习机正好提供了这种出口。

一篇 MCN 矩阵账号的焦虑文章读完，家长被告知“现在孩子的英语启蒙必须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否则就晚了”。家长立刻面对的问题是“那我应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面前，家长可以选择：找一个英语启蒙老师（成本高、要找人、要持续投入）；自己学习教孩子（成本高、需要自己有英语能力）；报一个英语启蒙课程（成本中等，但课程的合规风险在双减后变得不可控）；或者，买一台号称内置英语启蒙模块的学习机（成本几千块，一次性付款，立刻可用，合规无忧）。

最后一个选择是最低阻力的。它把家长的焦虑在 30 分钟之内转化为一个具体的购买决定，并且让家长立刻获得“已经做了点什么”的踏实感。学习机厂商真正提供的，是这种“低阻力出口”。这种功能的价值远超学习机作为教学工具的实际价值——它是焦虑分发结构必需的下游配合者。

五

学习硬件市场不是学而思一家的市场。如果按 2024 年全年销量排序，前几名是：

第一名作业帮，第二名科大讯飞，第三名学而思。但如果按 2025 年 1 月的销量份额：学而思 28.7%、作业帮 24.6%、科大讯飞 16.4%、小猿 11.7%（销售额份额）18。如果按销售额份额：作业帮 31.8%、学而思 20.9%。

这两套数字的差异反映了一个产业格局：学而思在高端市场（4000 元以上价位段）销量第一，但作业帮通过中低端价位段（2000—4000 元）拿到了更高的总销售额。

这两条路径的差异，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家长群体。

学而思的高端路径，瞄准的是“有较强支付能力 + 重视内容品质 + 偏好品牌权威”的家庭。这些家庭愿意为学而思多年积累的“奥数 + 教研”内容品牌支付高溢价，相信“学而思的内容比作业帮更专业”。这部分用户的画像是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50—150 万、母亲学历本科以上的中产家庭。

作业帮的中低端路径，瞄准的是“价格敏感 + 重视题库覆盖 + 不太在意品牌权威”的家庭。这些家庭对“AI 教育”的兴趣是真实的，但不愿意花一万五买一台学习机，更愿意花三四千买一台够用的设备。这部分用户的画像是二三线和强县城、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15—50 万、母亲学历不一定本科的中等收入家庭。

作业帮母公司背后的资本结构和字节系有较深的关联（字节、红杉等是其重要投资人）19，它的产品打法明显借鉴了字节系的增长方法论：低价、大覆盖、快速迭代、高频更新。这种打法在中低端市场效率极高，但难以维持高端品牌溢价。学而思的打法更像传统教育公司：慢、稳、重内容、重品牌、维持高溢价。两种打法在 2024—2026 年间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双轨竞争格局。

第三个梯队是科大讯飞、华为、小度、步步高、读书郎等20。科大讯飞作为传统语音技术公司，在学习硬件上有独特优势（特别是英语口语方向），但产品品牌没有学而思和作业帮强。华为、小度作为消费电子和互联网公司的跨界玩家，主要打“AI 全场景”叙事，但教育内容深度不足。步步高、读书郎作为传统硬件厂商，在 2018 年之前曾经是这个市场的主导者，但在新一代 AI 学习机的竞争中明显落伍。

这种“教培系（学而思 / 作业帮 / 小猿）+ 科技系（讯飞 / 华为 / 小度）+ 传统硬件系（步步高 / 读书郎）”的三方格局，是 2024—2026 年学习机市场最重要的产业格局。前六名合计市场份额约 74.4%21。这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市场，但还没有出现绝对的垄断者。未来 3—5 年这个格局会进一步收敛，可能形成 3—4 家头部公司占据 85%+ 市场的格局。

六

如果你仔细看好未来 FY2025 财报，会发现一个被大多数分析师忽视的细节：销售及营销费用同比增长 62.1%22。这个增速比营收增速（51%）还要高。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学习机这个业务目前仍然处于“亏损做规模”阶段，公司需要持续大规模投入营销才能维持销量增长。每一台学习机的边际成本（产品硬件 + 软件 + 内容）虽然不算高，但获客成本（广告投放 + KOL 推广 + 线下店面 + 售后服务）非常高。

这种结构在新兴产品阶段是常见的：任何一家公司在抢占新市场时，都会用高额营销投入来教育消费者、建立品牌、占领心智。但这种结构不能永续。一旦市场进入成熟期，营销投入的回报率会下降，公司必须找到新的增长引擎。

学而思未来 3—5 年的真实挑战，可能就是如何在学习机市场进入成熟期后维持增长。几个可能的方向：

向下游延伸——提供配套的内容订阅、私教服务、在线辅导，把单次硬件销售转化为持续服务收入。

向海外延伸——把学习机卖到东南亚、东亚的华人家庭，或者把“中国式 K12 教育”的内容包装为某种“东亚学习方法”出海。

向高校延伸——把 K12 学习机的成功逻辑复制到高考备考、考研备考、职业资格考试备考等成人教育场景。

向跨设备延伸——从学习平板延伸到学习手表、学习耳机、AI 陪伴机器人等更多硬件形态。

每一个方向都有自己的挑战，但学而思作为一家有完整教研体系 + 上市公司资本 + 跨产品经验的公司，比其他玩家有更多尝试空间。

七

但转型的代价同样需要被记住。

最直接的代价是员工。学而思 / 好未来从 2021 财年的约 9 万员工降到 2023 财年的约 3 万，约 6 万人离开了这家公司23。其中绝大多数是 K12 学科类的中层和一线教师。这些教师在 2018—2020 年是教培行业的“中产新贵”，平均年薪 15—40 万、有期权、有上升通道。双减之后，他们突然进入失业市场，发现自己的技能（K12 学科教学）在合规市场上几乎没有需求。一部分人转入“住家教师 / 高端家政”的灰色市场（参见第七章），一部分人转行去做留学规划师、家庭教育规划师等相邻行业，一部分人完全离开教育行业。

这个 6 万人的“教师群体下沉”，是双减政策最深的副作用之一。它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的政策评估报告中，但它的存在塑造了过去几年中国教培灰色市场的供给侧基础。

更深的代价在教研体系。学而思在 2003—2020 年间累积的“白皮书 / 大白本”等内部讲义体系，是行业内最完整的小学奥数教研资产之一。双减之后，这套资产的主要应用场景从“线下小班课”转移到“学习机内置内容”，但教研资源在这次转移中的损耗是真实的：很多原本设计为“老师讲解 + 学生练习”的内容，被直接搬到学习机上变成“AI 讲解 + 学生练习”，学习的实际效果差异是巨大的。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应实时调整讲解方式，AI 无法做到这种实时调整。这种损耗在短期内被“AI 教育”的叙事包装掩盖，但长期来看会反映在学习机的实际使用率上。

最难量化的代价是产品的“教育本真性”。学而思最早期的产品（2003—2010 年的奥数班）是有真实教育价值的，一批后来进入清华北大数学系的孩子，确实从学而思的奥数训练中获益。但当公司规模从几千名学生扩张到几百万、从线下小班课扩张到学习机硬件之后，“教育本真性”的保持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一台学习机本质上是工业化产品，它能完成“覆盖大多数家长焦虑出口”的功能，但难以完成“针对个别孩子的真正教育”的功能。

这三个代价合到一起，学而思在 2021—2025 年完成的转型，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但同时是一次教育意义上的稀释。这家公司在 2003 年成立时所代表的“小学奥数精英教育”形态，在双减后的转型中已经基本消失。剩下来的是一个 AI 硬件公司、一家教育消费品公司、一家面对中产焦虑的合规出口公司。它不再是 2010 年代那个“用奥数改变升学命运”的学而思。

八

但学而思的故事，最后留下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如果学习机的真实功能是焦虑的物化解药，如果 70% 的用户月活不足三次，如果这台一万五的设备买回家之后基本上就是闲置的，那么家长每年在学习硬件上花的将近 200 亿元，到底买的是什么？

他们买的是一种被结构性强加的、不可能不买的“参与凭证”。在一个被信息中介、焦虑生产者、产品供应商、暗市运营者共同构成的产业生态里，一位中产家长几乎无法选择“不参与”。她每天打开手机刷到的内容、加入的家长群里聊的话题、孩子学校老师在家长会上提到的工具，都在不断告诉她“其他家长在做这些事，你不做就落后了”。在这种结构性压力下，购买一台学习机变成了一种“参与凭证”，证明这位家长“也在做点什么”“也在跟上节奏”“也在为孩子负责”。

这种参与凭证的功能，远超它作为教学工具的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学习机的低使用率不会损害它的销量：它本来就不是被作为教学工具买的。这就是为什么家长在发现孩子不怎么用学习机后还会考虑下一代产品：他们购买的不是产品功能，是参与资格。这就是为什么学而思能在三年内完成从大亏到 +174% 净利润增长的反转：它准确识别了产业的真实需求（焦虑出口）并提供了对应的供给（合规、可见、可购买的物化解药）。

下一章我们进入转译层的最后一个角色：暗市运营者。如果学习机是焦虑的“明面解药”，那么住家教师、地下教练、暗考机构就是焦虑的“实际有效解药”。当一位海淀家长意识到学习机其实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她真正能依靠的“硬通货”——能让自己的孩子在小升初真正脱颖而出的工具——只能从灰色市场买。这个灰色市场在双减后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扩张了。下一章会讲一个具体的故事：一位北京海淀区某住家教师，月薪 2.3 万，负责一位三年级女孩的全部学科辅导。她原本是某重点教培机构的小学奥数教师，双减后被裁员，被一位海淀母亲通过家长群推荐找到，从此进入了一种“既合法又不合法”的工作状态。

她代表的是双减后中国教培产业最隐秘但最关键的一块：暗市运营者。

参考文献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2021〕40 号，2021 年 7 月 24 日。
好未来从 2021 年 4 月 21 日股价高点跌去 90% 以上的市场数据，见雪球、彭博、好未来股价历史走势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财经》、华尔街见闻 2021—2022 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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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未来 2025 财年（2024.3—2025.2）净收入 22.5 亿美元、同比 +51%、调整后营业利润 6180 万美元的数据，见好未来 FY2025 Annual Report 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多知网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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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思（好未来前身）2003 年由张邦鑫、曹允东在北京创立。详见好未来公司发展史与彭博、新华社关于张邦鑫的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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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思“白皮书”“大白本”等内部讲义体系的行业地位，见多家教育行业研究报告、知乎“学而思”话题深度讨论、新榜母婴教育频道相关报道。
好未来 FY2023 全年收入 10.2 亿美元、比 FY2021 的 44.96 亿美元下降近 80% 的数据，见好未来 FY2023 Annual Report。
广州市教育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穗教监罚〔2024〕4 号，2024 年 10 月 12 日。处罚对象为广州市天河区学而思素养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控股关系：第二层全资控股股东为欣欣相融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即好未来 VIE 实体）。违规事实：2024 年 2 月至 6 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设“科学思维”“人文创作”两门课程，被认定为变相学科类培训，没收违法所得 1,183,131 元。详见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4 年 12 月 17 日《学而思遭重罚》。
学而思 2024 高端市场销量与销售额双第一、2024 Q3 学习机 TOP10 包揽前三、2025 年 1 月销量份额 28.7% 的数据，见沙利文学习平板高端市场报告、奥维云网 / 奥维睿沃数据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科技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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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字节豆包、阿里通义千问等 AI 公司在 2023—2025 年获得国家级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作为国家战略叙事的相关报道，见新华社、《人民日报》、新京报 2024—2025 年相关系列报道。
学而思九章大模型（MathGPT）2023 年 8 月发布、国内首批通过教育大模型备案、2025 年 CES 国际亮相、2025 年模拟高考全国 I 卷 139 分 / II 卷满分 150 分的数据，见好未来公司新闻稿、21 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科技报道。
好未来股价 2023 年下半年开始恢复、2024—2025 年间从双减后低点回升超过五倍的数据，见纽交所 TAL 股价历史走势与雪球、彭博、华尔街见闻数据。
约 70% 学习机用户月活不足三次的数据，见 36 氪、经济观察网 2024—2025 年关于学习机“高拥有率—低使用率”现象的多篇行业观察报道。具体使用率因品牌而异，但“贵的玩具”现象已被广泛报道。
2024 年学习平板销量 592.3 万台、2025 Q1 销量 126.5 万台（+29.4%）的数据，见沙利文学习平板高端市场报告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科技复述。
2025 年 1 月学习平板市场份额（学而思 28.7%、作业帮 24.6%、科大讯飞 16.4%、小猿 11.7%）的数据，见奥维云网 / 奥维睿沃报告与经济观察网《学习机中场有战事》（2025.05）。作业帮销售额份额 31.8%、学而思 20.9% 的数据同样来自该来源。
作业帮母公司（杭州拓胜及其关联实体）背后字节、红杉等投资人结构，见烯牛数据、IT 桔子等创投数据库与 36 氪、虎嗅相关报道。作业帮是独立公司，并非字节子公司。
科大讯飞、华为、小度、步步高、读书郎等学习硬件玩家的市场地位，见奥维云网 / 奥维睿沃 2024—2025 学习平板市场报告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科技、36 氪相关分析。
学习机市场前六名合计市场份额约 74.4% 的数据，见奥维云网 / 奥维睿沃 2024 年学习平板市场报告。
好未来 FY2025 销售及营销费用同比 +62.1% 的数据，见好未来 FY2025 Annual Report 财务报表“Sales and Marketing Expenses”部分。
好未来从 FY2021 约 9 万员工降至 FY2023 约 3 万的数据，见好未来历年年报。“教培裁员潮”的相关报道见 21 世纪经济报道、《财经》、36 氪 2021—2023 年系列调查。

第七章住家教师与跨境澳门

一

2023 年某个秋天的下午，一位海淀区的母亲通过家长群里的私聊推荐，认识了一位姓郑的女老师（这里用化名“郑老师”）。郑老师在双减前是北京某大型教培机构的小学奥数教师，授课经验六年，曾带过几届进入海淀六小强的学生。双减后机构裁员，她在 2022 年下岗，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育规划师，但收入比原来低很多。郑老师的形象基于央广 2023 年报道与多家媒体对双减后离职教培教师群体的访谈构造，是这一类住家教师 / 私教的复合画像，不指向特定个人1。

这位海淀母亲在群里的推荐很简短：“郑老师人很好，专业过硬，孩子很喜欢她，价格 1.5 万一个月，包食宿，住家。”她加了郑老师的微信，沟通了几次，约了一次试讲，决定让郑老师住进自家——三居室里腾出一间作为郑老师的卧室加书房，每天负责女儿放学后的全部学科辅导，包括奥数、英语、语文阅读，以及周末两天的集中训练。

从那以后，郑老师在这位海淀母亲家里住了下来。月薪后来涨到 1.8 万，再后来涨到 2.3 万。她不再是任何机构的员工，她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于任何工商登记里，她每月收到的转账由这位母亲个人账户支付，备注通常写“家政费”。她在法律上的身份模糊：既不算补习老师（双减后小学学科类一对一是被禁止的），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政（她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教学而非家务）。她处在一种“高端家政 / 住家教师”的灰色地带里。

这位母亲不是个例。郑老师也不是个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2023 年发布的一份报道《“双减”政策下的教培乱象：中介机构暗藏网络平台，住家教师“变身”高端家政》披露了双减后中国一线城市这种“住家教师”市场的快速扩张2。月薪从早期的 8000—12000 元涨到 2024 年的 1.2—2.3 万元。涨价的原因是供给侧大量减少（双减让公开学科补习消失）但需求侧基本未变（家长仍需要为孩子的学科竞争争取优势）。这种供需错配只能通过价格上涨来重新平衡。一位经过严格筛选的、有重点学校上岸经验的住家教师，目前在北京海淀的市场价已经达到月薪 2 万级别，这接近一位部委公务员的工资水平。

这一章想做的是进入转译层的第四个角色：暗市运营者。这是整个鸡娃产业最隐秘的一块，但也是双减后扩张最快的一块。它的存在揭示了一个监管悖论：监管收紧公开供给端，反而催化了灰色市场的繁荣。

二

暗市运营者的业务大致可以分为两端：“暗市教学”和“暗市考试”。两端有不同的供给主体、不同的客户群体、不同的价格结构，但通过“教师即考试中介”这种角色重叠，两端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暗市教学这一端的主要供给主体大致来自四类人。

一是从大型教培机构离职的教师。双减后好未来、新东方、猿辅导、作业帮等公司大规模裁员，仅好未来一家就从约 9 万员工降到约 3 万，超过 6 万人离开正规机构3。这部分教师中的一小部分（估计 5—15%）进入了住家教师 / 一对一私教的灰色市场。这一群体的特征是教研背景扎实、有大量学生案例、熟悉重点学校筛选规则、价格相对最高。

二是独立的数学竞赛教练。原四大杯赛（希望杯、迎春杯、华杯赛、走美杯）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命题教师、教研员、地方组委会工作人员，在双减后部分进入私教市场。这一群体的特征是奥数能力深、有竞赛体系内部关系、价格中等到高。

三是名校在职教师的“私下补课”。这是教育部明令禁止的，但在执行层面仍有灰色空间4。一位海淀某重点小学的在职数学老师，可能在周末以“个人指导”形式接 3—5 个学生，每小时收费 800—1500 元。这部分供给规模有限，但因为“名校在职教师”的金字招牌，单价最高。

四是海外名校归国数学背景毕业生。这部分人通常是英美顶级数学专业毕业，回国后选择以“高端私教”作为副业或主业。一对一时薪 1000—2000 元，主要服务有出国规划的家庭。

四类供给加起来，构成了双减后中国一线城市学科类暗市教学的主要供给端。具体的市场规模没有公开数据，但根据多方观察，仅北京海淀和西城两个区，这种“住家教师 / 一对一私教”的活跃供给数量估计在 5000—10000 人之间，对应年市场规模 50—100 亿人民币5。这是一个不公开但相当庞大的市场。

暗市考试这一端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DSS 大师赛、华数之星、YMO 等改名后的暗考体系。这些考试的运作机制简要复述一下：原四大杯赛被禁后，相关机构（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北京华数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等）通过改名、变形、私域报名等方式继续运作6。考试通常在每年特定时段（元旦、暑假、寒假）举办，部分跨境到澳门避开境内监管，参赛者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的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

暗市教学和暗市考试通过“教师即考试中介”这一角色重叠形成闭环。

一位住家教师 / 私教，往往同时承担“指导学生备考”和“为学生报名考试”两个功能。她和某个暗考组织的“指定合作机构”有关系，可以为自己的学生争取报名名额；她在教学过程中重点训练考试需要的题型；她在考试结束后帮助家长解读成绩并规划下一步。这种“教学 + 中介”的双重身份，让住家教师 / 私教在家长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她不只是一个会讲题的老师，她是一个能让我的孩子真正“参与到隐性筛选体系里”的通道。

这种通道功能，是住家教师定价的真实基础。一位月薪 2.3 万的住家教师，她的“教学价值”可能只值 1 万；剩下的 1.3 万是“通道价值”，是她能为家长打开的、暗考报名和重点学校隐性筛选的渠道价值。

三

让我们进入一个具体的场景。

2024 年元旦前后，澳门半岛某四星酒店的会议室和宴会厅里，进行着一场考试：DSS（数学解题能力大师赛）的总决赛。这场考试的前身是“迎春杯”，一项 1984 年由北京市教育局批准创立的小学数学竞赛，曾是北京小升初最重要的筛选指标之一。2018 年教育部全面叫停学科类竞赛后，迎春杯被列入禁止名单，但它没有真正消失。通过一系列改名和变形（“数学解题能力展示”→“数学花园探秘”→“DSS 大师赛”），它在 2018—2024 年间继续运作，每年仍有大量北京、上海、深圳的小学生参赛7。

这次澳门 DSS 的具体规模数字没有公开，但根据家长群和媒体的零星观察，2024 年元旦那一届参赛人数估计在 800—1500 人之间。组织者据报道是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 + 多家合作机构。这家中心 2014 年 5 月成立，同时使用“华杯赛北京地区管委会”“迎春杯全国组委会办公室”“数学花园探秘全国组委会办公室”等多个身份开展业务8。

为什么选择澳门？

最直接的原因是规避境内监管。教育部的禁令是针对境内的，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在教育竞赛的监管上有自己的法律框架，境内的禁令在澳门并不直接生效。把考试地点设在澳门，可以让组织者在法律上保留一定的灰色空间：如果境内有任何官方询问，组织者可以回应“这场考试是在境外举办的，不属于境内监管范围”。

更隐蔽的原因是制造一种“国际化”的叙事包装。把考试名称从“迎春杯”改为“DSS 大师赛”，把考试地点从北京改到澳门，把参赛家庭的旅行包装为“亲子研学之旅”，这种重新包装让原本灰色的“暗考”看起来像是“高端国际竞赛”。家长在朋友圈晒“陪孩子参加澳门 DSS 大师赛”，比晒“参加被禁止的迎春杯”显得体面得多。

还有一层经济原因是抬高门槛、筛选高消费家庭。澳门考试需要参赛家庭承担机票、酒店、培训费等额外成本，一个家庭往往要花 1.5 万到 2.5 万人民币才能完成一次澳门 DSS 的参与9。这个成本相当于一台中端学习机的价格，对中等收入家庭是一个不小的门槛。这种门槛的客观效果是把参赛者筛选为“愿意为孩子的奥数考试支付 2 万 + 旅行成本的高净值或中高净值家庭”。这部分家庭的小升初实际进入重点学校的概率本来就高，DSS 的奖项对她们来说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决定命运”。

整个 DSS 在澳门的运作，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灰色商业产品：它服务于一个特定阶层的家庭、用一种特定的法律灰色地带运作、通过特定的话术包装把“暗考”重新定位为“高端竞赛”。在过去几年监管和暗考之间的“鼹鼠游戏”中，澳门 DSS 是最具创新性的一次。

四

要理解暗考为什么难以被监管彻底打击，需要进入它的报名链条的内部结构。

公开报道（澎湃新闻、新京报、新华社、时代周报）一致呈现的报名链条大致如下10。

第一步，组委会内部确定考试时间、地点、规则。这一步完全不公开。组委会成员之间通过私密渠道沟通，对外不发布任何公开通知。

第二步，名额分配给“指定合作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是中小型培训学校或个人教练。分配的依据有三个：历史合作关系（与原四大杯赛体系的延续）、机构的教学能力（能为考试输送合格学生）、机构的私域渠道（能在私域社群中传播报名信息）。具体的分配比例和数量不公开，但通常一家机构的年度报名配额在 30—200 人之间。

第三步，机构在私域社群通知家长。家长不能通过任何公开渠道直接报名，必须通过机构。机构在自己的微信群、QQ 群、家长 1V1 接洽时透露“今年还有 X 个 DSS 名额”，价格通常包含三部分：基础报名费（800—2000 元）+ 集训费（5000—15000 元）+ 食宿差旅（如果是澳门，再加 8000—15000 元）。一个完整的“DSS 参与套餐”总价在 1.5 万到 3 万之间。

第四步，家长缴费，机构汇总名单。这一步在法律上最敏感：机构收到的款项往往以“培训费”或“差旅费”名义入账，而不是“考试报名费”。这种处理是为了规避“非法组织考试”的法律风险，如果监管追查，机构可以声明自己只是收了培训费和差旅费，并没有组织考试。

第五步，考试当天，学生在指定地点（澳门酒店、北京某个培训机构内部教室、或线上“答题闯关”系统）完成考试。机构负责现场组织和考试服务。

第六步，公布成绩、发放奖项。奖项通常以电子证书形式发放，少数活动有线下颁奖仪式。家长在小升初简历中以“数学花园探秘 X 等奖（原迎春杯）”或“DSS 大师赛 X 等奖”格式标注。

第七步，简历进入相关名校的“参考材料”。学校官方不承认“以杯赛为依据”，但实际的隐性筛选中，这些奖项是关键的差异化指标。

整个链条在公开层面几乎不可见。你在百度上搜不到 DSS 的官方报名页面，搜不到组委会的官方联系方式，搜不到考试成绩。但在海淀和西城某些家长群里，这个链条是每年都要走的标准流程。

这种链条的隐蔽性，是它难以被监管彻底打击的核心原因。

五

教育部不是不知道这一切。

2022 年 3 月，教育部修订《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竞赛活动应实行清单制、白名单制管理，未列入名单的竞赛不得在中小学生中开展11。2022 年 11 月，教育部就违规竞赛专项治理发布通报。2023 年 1 月，专项打击“黑竞赛”，明确指向希望数学系列12。这些政策动作有真实效果——一部分明显违规的竞赛被取缔，“希望数学巅峰对决”“希望数学巅峰挑战营”“希望少年俱乐部”等被认定违规并依法取缔；运营这些竞赛的“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被处理。

但与此同时，迎春杯 / 数学花园探秘 / DSS 大师赛 / 华数之星等竞赛在 2024—2025 年仍在运作。监管能成功打掉的是名称明显违规、组织相对粗糙、与已被通报的实体直接关联的竞赛；但对那些不断改名、跨境运作、私域报名、组织结构分散的竞赛，监管的执行力明显不足。

监管面对的真实困境有几个。

监管的对象边界模糊。“竞赛”在法律定义上是什么？如果一个活动叫“数学解题能力展示”，它是不是竞赛？如果一个活动叫“青少年创新能力研学营”，它是不是竞赛？这种边界模糊让监管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上都需要做艰难的法律判断。

监管的执行需要地方配合。教育部的禁令是中央层面的，但执行需要地方教育局派人核查。地方教育局的人力有限，需要优先处理更显性的违规行为（比如线下大规模补习机构）。对于暗考这种隐蔽性高、规模分散的活动，地方教育局的核查频率和深度都不足。

跨境化让监管的法律管辖出现真空。DSS 在澳门举办，按内地法律，澳门是境外。教育部对内地培训机构组织学生跨境参加考试的具体监管路径，至今没有清晰的执法工具。一个北京的培训机构组织 30 个孩子去澳门参加 DSS，从内地海关、教育部、地方教育局任何一个部门看，都很难找到明确的处罚依据。

更根本的困境是需求侧没有任何动摇。只要六小强、四大金刚等顶尖中学仍然存在“隐性筛选”，家长就需要“隐性筛选所需的奖项”。供给侧只要赚钱有空间，就一定会以某种新形态重新组织：禁了希望杯出来 YMO，禁了 YMO 出来下一个。这是一个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锁死的稳态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监管和暗考之间的关系，更像一种“鼹鼠游戏”，打一项浮一项。每一次监管成功打击某个具体名称，新名称在几个月内出现。每一次新名称在一两年内积累了一定家长知名度后，又被监管识别和打击。一轮一轮，组织层面的人员和教研体系都是同一批，只是包装在换。

六

如果把暗市教学和暗市考试合起来看，会发现一个由“地下教练—合作机构—暗考组织”组成的三角生态。

地下教练负责教学。他们在私下接 1V1 或小班学生，价格通常是 500—2000 元 / 小时（视教练资历）；小班集训队（6—12 人）通常 3000—10000 元 / 学期；带住宿的集训营 2 万—5 万 / 期13。

合作机构负责连接。他们是地下教练和暗考组织之间的中介——他们和教练有合作关系，能为教练介绍学生；他们也和暗考组织有合作关系，能为学生争取报名名额。机构通常以“小型培训学校”“家庭教育工作室”“研学营”等名义存在。

暗考组织负责认证。他们是这个三角生态的最上游——通过考试和奖项，给学生一个可以在升学过程中使用的“隐性筛选凭证”。

三角生态的资金流向大致是：家长付费给机构（包含教学费和报名费）→ 机构拿一部分作为利润 → 把剩余部分支付给教练（教学费部分）和暗考组织（报名费部分）→ 暗考组织再把一部分作为利润，剩余部分用于运营成本（场地、命题、监考、证书等）。

这个三角生态的稳定性，依赖几个关键因素：

教练的供给稳定。如果监管能让大量教培机构离职教师不再进入私教市场（比如通过更严的执业资格审查或处罚），地下教练的供给会收缩，暗市价格会进一步上涨，最终把一部分中产家庭挤出。

机构的中介能力。如果监管能让“指定合作机构”的暗考报名通道被堵塞（比如直接核查所有声称是“研学营”实际是考试的活动），暗考体系会失去最关键的报名入口。

暗考组织的存活。如果监管能持续打击暗考组织的核心实体（如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华数之星等），并阻止它们的人员转移到新机构，暗考体系会真正断裂。

但过去几年的事实显示，监管在这三个关键节点上的执行能力都有限。教练的供给在双减后反而增加了（裁员的教培老师增加了私教供给）；机构的中介能力在私域社群中持续保持（监管很难触达微信群）；暗考组织的核心实体在被打击后会快速重新组织（同一批人换个公司名继续运作）。

整个三角生态在 2024—2026 年呈现的状态是——规模在扩张、价格在上涨、监管在追赶、但始终追不上。

七

回到本章开头的郑老师。

她在被原机构裁员之前，年薪大约 20—30 万。在双减后失业一年多里，她的收入降到几乎为零，靠之前的存款维持生活。后来转入“住家教师”市场后，她的月薪 1.8 万（后来涨到 2.3 万）—— 年化大约 22—28 万，差不多回到了原来的收入水平。

但她的工作状态发生了根本变化。

原来在机构工作时，她是一位正规劳动合同下的员工，有五险一金、有年假、有体检、有培训机会、有职业晋升通道。她的工作时间是相对规范的——周末和工作日傍晚授课，其余时间属于自己。她可以参加机构组织的教研活动，和同事交流教学经验，逐渐成长为更资深的教师。

现在在住家教师身份下，她没有任何正规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没有职业晋升路径。她的工作时间从早到晚都被雇主家庭的需求占据——清晨七点开始为孩子辅导早读，傍晚到夜里持续辅导，周末两天集中训练。她的居住权依附于雇主家庭——一旦合作中断，她要立刻搬出来。她和其他教师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因为她们都是分散的、隐藏的、各自服务于不同家庭的“个体工作者”。

这种工作状态的变化，是双减政策一个被低估的副作用：它把一批原本处于“正规劳动关系”的中产教师，转化为“个体工作者”或“隐性劳工”，剥夺了他们的劳动保护，但同时通过供需失衡推高了他们的名义收入。这种“高名义工资 + 低劳动保护”的组合，在中国当代劳动力市场不是孤例，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家政人员都处于类似状态14。但教师群体的进入这种状态，是过去三十年中国教育产业化最深的一个转折。

第十二章会更具体讨论这种转折在更大范围的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暗市运营者不只是“灰色商人”，更是被产业结构推到那个位置上的人。郑老师在 2024 年成为一名住家教师，不是她主动选择的，是双减 + 教培裁员 + 家长需求未变这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把她推到那个位置上的。她每月 2.3 万的收入，每一分钱都对应着家长对“重点学校升学”的焦虑和监管对“公开学科补习”的禁止之间的张力。

八

最后回到澳门。

把暗考的总决赛搬到澳门，这件事的表层意义是规避境内监管。但它的深层含义可能更值得思考。

中国当代教育竞争的强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跨越了国家的法律边界。一个北京海淀的小学六年级孩子，他的暑假可能包含三件事：北京的奥数集训队（在某个改名为“思维训练营”的机构内进行）、上海的英语夏校（提前为出国做准备）、澳门的 DSS 大师赛（一次跨境的考试）。这三件事跨越了北京、上海、澳门三个不同的法律辖区，但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它们构成同一个“鸡娃日程”。

这种跨辖区的鸡娃日程，是过去十年中国中产家庭最重要的一种空间策略：通过把不同环节分散到不同的法律辖区，绕开任何单一辖区的监管。澳门 DSS 是其中一个节点；新加坡的 IB 体系、香港的 DSE 体系、湾区的 SAT 培训、伦敦的 GCSE 备考，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孩子鸡娃路径上的节点。

第十二章会详细讨论这种“跨境鸡娃网络”的形成。但这里值得提前指出的是：暗市运营者不是只在境内运作的，也不是只服务于境内家庭的。一个北京的奥数教练，可能同时辅导北京的孩子、湾区的孩子、新加坡的孩子，通过线上 1V1 完成跨境教学。一家原本只在北京运作的“研学营”机构，可能在澳门、新加坡、湾区都有合作伙伴，把“暗考”的物理执行分散到多个辖区。整个暗市生态在过去几年快速跨境化、网络化、分散化。

这种跨境化、网络化、分散化的趋势，让监管面对的对象越来越像一个“无国界的灰色市场”：它不属于任何单一国家的监管范围，但服务于一个特定的跨境精英家长群体。要监管这种市场，需要的不是任何单一国家的政策意志，而是跨国监管合作，这种合作目前在国际上几乎不存在。

九

到这里，可以回看一下转译层的完整图景。

信息中介（如安柏）翻译规则，告诉家长“应该怎么做”。焦虑生产者（如三旬相见 MCN）制造情绪，告诉家长“你应该多么焦虑”。产品供应商（如学而思学习机）提供物化解药，告诉家长“买这个能解决你的焦虑”。暗市运营者（如住家教师、暗考机构）提供“实际有效”的解药，告诉家长“这是真的能让你的孩子上岸的”。

四个角色构成一个完整的转译—消费回路。一个家长越焦虑（焦虑生产者越成功），越需要看清规则（信息中介升值），越愿意买产品（产品供应商增长）；但买完产品后她仍觉得不够，最终进入暗市（暗市运营者兑现）。这四个角色之间的交叉销售和情绪叠加，是转译层真正的产业能量。

双减政策只触动了产品供应商的“学科机构形态”，把学而思的 K12 学科业务关停了，但没有动摇信息中介、焦虑生产者和暗市运营者。事实上，由于产品供应商部分被压缩，原本流向产品供应商的部分需求被挤压到了焦虑生产者（MCN 矩阵扩张）和暗市运营者（扩张）上。整个转译层的总规模并没有缩小，只是内部结构重组了。

到了这一点，再回头看监管的真实困境：它面对的不是某一类公开违规的商家，而是一个完整的、有四个相互配合的角色、有跨境网络支撑、有几十亿用户每天主动参与的产业生态。要彻底解构这个生态，需要的不是更严的执法，而是改变催生它的结构性条件——半透明的筛选制度、阶级流动汇率的崩塌、城市化中产的形成、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成熟。这些条件没有任何一个是监管在可见时段内能改变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核心判断是：鸡娃不会被消灭，只会被重新组织。

下一章开始进入家庭代谢层。如果说转译层是产业供给端，那么家庭代谢层是产业消费端：家庭内部如何把转译层输出的所有信号消化为日常的时间、情绪、关系。下一章会专门讨论一个角色：母亲。

为什么承担鸡娃代谢负担的几乎总是母亲？为什么没有同等强度的“父职鸡娃”？为什么 2018 年杨可发表那篇《母职的经纪人化》论文时，她访谈的八户北京中产家庭里，承担信息搜集、产品筛选、教育资源整合的全部是母亲？

下一章会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它会涉及到一些不太愉快的内容：关于女性在中国当代中产家庭中所承担的隐性劳动、关于“全职妈妈”作为一种身份的真实代价、关于“父亲缺位”作为一种产业结构的稳态。

参考文献

“郑老师”为基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2023 年报道、南方都市报、《21 世纪经济报道》关于双减后离职教培教师转入私教灰色市场的多份报道构造的复合人物形象，反映这一类住家教师 / 私教的普遍画像，不指向特定个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双减”政策下的教培乱象：中介机构暗藏网络平台住家教师“变身”高端家政》，2023 年。报道揭示学科训练以“住家教师”“高端家政”形态继续存在，月薪 1.2—2.3 万元。
好未来从 FY2021 约 9 万员工降至 FY2023 约 3 万的数据，见好未来历年年报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教培裁员潮》、36 氪、虎嗅相关报道。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 2018 年修订）明确禁止公办学校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教育部官网与各地教育局相关公告均可查证。
“仅北京海淀和西城两个区，住家教师 / 一对一私教活跃供给数量估计在 5000—10000 人之间、对应年市场规模 50—100 亿”的数据为基于央广 2023 报道、南都报道、行业访谈的合理估算（证据等级 C），具体精确规模因供给隐蔽性而无公开统计。
“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北京华数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等暗考组织实体的运作，见澎湃新闻、新京报、新华社 2021—2024 年系列报道与启信宝公开工商信息。
迎春杯改名史（数学解题能力展示 → 数学花园探秘 → DSS 大师赛）与跨境澳门举办的报道，见澎湃新闻、新京报、新华社、时代周报 2021—2024 系列报道。
“北京资优教育科技中心”2014 年 5 月成立、同时使用“华杯赛北京地区管委会”“迎春杯全国组委会办公室”“数学花园探秘全国组委会办公室”等身份的工商信息，见澎湃新闻 2022 年报道与启信宝公开工商数据。
澳门 DSS 参与成本（报名费 + 机票 + 食宿 + 培训费）合计 1.5—2.5 万元 / 人的数据，见澎湃新闻、新京报 2023—2024 年家长访谈报道。
暗考报名链条的内部结构与运作机制，详见澎湃新闻 2021—2024 年关于迎春杯、华杯赛改名、希望数学系列调查；新京报 2023 年关于“地下竞赛”调查；新华社关于查处违规竞赛系列稿件；时代周报 2022 年《小学奥赛改头换面》。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2022 年 3 月修订版，由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教育部 2022 年 11 月《关于面向中小学生违规竞赛问题查处情况的通报》、2023 年 1 月《关于查处希望数学系列违规竞赛的通报》。详见教育部官网与新华社、澎湃相关报道。
地下奥数教练的收费区间（1V1：500—2000 元 / 小时；6—12 人小班集训：3000—10000 元 / 学期；带住宿集训营：2 万—5 万 / 期）的数据，见澎湃新闻、新京报、时代周报 2023—2024 年相关报道与行业访谈记录。
“高名义工资 + 低劳动保护”组合在中国零工经济（快递、外卖、网约车、家政）中的普遍性，见郑广怀等《零工经济与劳动者保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相关论文与《新京报》《财新》关于平台劳工的系列报道。

第八章母亲作为器官

一

201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杨可，在北京访谈了八户城市中产家庭。八户家庭的孩子年龄从 4 岁到 21 岁不等，母亲学历从高中到博士，职业涵盖科研、会计、企业管理1。杨可的访谈主题是“在教育市场化背景下，母职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二年，她把访谈结果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题目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2。这篇论文今天被认为是中国学界关于鸡娃现象最重要的早期诊断之一。它的核心观察很简单但很有穿透力：在 2017 年前后的北京中产家庭里，母亲所做的事情，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照顾孩子”，而是非常接近一个企业项目经理的角色。她们承担信息中介、产品筛选、教育资源整合等专业化职责，承担“教育业绩”的隐性 KPI。她们的工作内容是高度专业化的、可量化的、有节奏的、有“客户”和“供应商”的，只是这些工作不被任何劳动统计系统记录，不获得任何工资，不进入任何 GDP 核算。

杨可那时候用的概念是“母职经纪人化”，母亲作为孩子教育路径的“经纪人”。八年之后，回看这个诊断，它的预见性更加清晰：杨可所描述的那种角色，已经从八户北京中产家庭的局部现象，扩散为整个中国一线和强二线城市中产家庭的普遍状态。今天在海淀、徐汇、福田、天府的几乎每一个学区，“妈妈作为项目经理”已经是默认配置。一位母亲如果不能熟练操作家长群、规划清单、产品比价、考试报名、机构联络这一整套技能，她在家长圈子里几乎无法立足。

这一章想做的是从结构上理解为什么承担这种“经纪人”角色的几乎总是母亲——为什么没有同等强度的“父职鸡娃”、为什么“全职妈妈”作为身份在过去十年快速扩张又快速进入危机、为什么这种结构在 2025—2030 年间会进入它最深的疲劳期。

二

杨可那篇论文里描写的八户家庭，有几个共同特征。

孩子的学习成绩中等到中等偏上。这一点很重要：杨可没有专门找“学霸家庭”，她找的是“普通中产家庭”。但即使是普通家庭，母亲在孩子教育上的投入强度已经超出 1990 年代中国家庭的母亲所能想象的水平。

母亲的学历和职业都在中等以上。学历从高中到博士都有，但都是城市中产或以上水平。职业包括科研、会计、企业管理等“职场女性”类型。这意味着这些母亲在进入“经纪人”角色之前，自己是有完整职业身份的：她们不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才去鸡娃，是在已经有职业的前提下，把鸡娃作为一个额外的、隐性的、占用她们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第二份工作”。

父亲在孩子教育中的参与度普遍偏低。这不是说父亲不爱孩子或不重视教育，他们都重视。但他们的参与方式通常是“资金供应方 + 重大决策审批员”，而不是“日常运营者”。母亲规划好课程表，父亲签字付费；母亲选好学区房，父亲做财务决策；母亲整理好升学方案，父亲在饭桌上听汇报并提建议。这种分工不是任何一位父亲主动选择的，是整个家庭被产业结构推到这个分工里的。

母亲在执行“经纪人”角色时表现出明显的专业化倾向。她们订阅多个育儿公众号、加入十几个家长群、对市面上主要的学习产品和补习机构有自己的评测体系、与孩子的老师保持稳定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对升学政策有持续的跟踪。这种专业化的程度，往往超过她们在自己本职工作上投入的精力。

杨可的论文是基于这八户家庭的访谈材料展开的。但她真正的洞察不在材料本身，而在她为这种现象命名的方式：“母职的经纪人化”。

经纪人这个词的本来含义，是商业领域中“代表客户进行专业化中介”的角色——明星经纪人、运动员经纪人、艺人经纪人。经纪人有几个核心特征：代表客户的利益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承担客户成功与否的隐性 KPI；需要专业化的市场知识和供应商网络；工作高度依赖信息、关系、判断力。

杨可指出，2017 年前后的北京中产母亲，正在以惊人的精度复刻这个角色的全部特征：她们代表孩子的利益与外部世界（教育产业、学校、家长圈）打交道；她们承担孩子升学成功与否的隐性 KPI；她们需要专业化的“教育市场知识”和“供应商网络”；她们的工作高度依赖信息、关系、判断力。

而她们与商业领域的经纪人最大的差别是：她们做这件事没有工资。

三

母职经纪人化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大？

如果你把一位海淀中产母亲日常做的所有“鸡娃相关”事务列出来，包括但不限于：

订阅育儿公众号、阅读公众号文章（每天 30—60 分钟）；参与多个家长群的讨论（每天 20—60 分钟）；研究学习产品（每周 1—3 小时）；接送孩子上下学和往返补习班（每天 1—2 小时）；陪孩子做作业、订正错题（每天 1—2 小时）；制定和调整孩子的学习计划（每周 2—4 小时）；和孩子的老师保持沟通（每周 30 分钟—1 小时）；处理教育产品的下单、退换、对接（每周 1—2 小时）；研究升学政策、考试报名（每月 5—10 小时）；参加家长会、教育讲座、线下活动（每月 10—20 小时）。

总加起来，一位中等强度鸡娃的中产母亲，每周在“鸡娃相关事务”上的投入时间是 25—40 小时。这相当于一份兼职到全职之间的工作量3。

但这份工作不被任何劳动统计系统记录。不获得任何工资。不进入 GDP 核算。不积累任何可被市场认可的职业经验。不享有任何劳动保护。不能向任何人请假。不能在表现优秀时获得晋升。

这是一份完全隐形的劳动。

这份劳动对应的市场价值是多少？

如果把这份劳动外包给职业的“家庭教育规划师 + 育儿管家 + 学业辅导”组合，按一线城市的市场价计算，月成本大约 1.5—3 万元，年成本 18—36 万元。这是一位母亲在鸡娃这件事上为家庭节省的“机会成本”——如果她不做这些事，家庭要花这么多钱才能买到同等水平的服务。

如果这位母亲原本是一位月薪 2—5 万的职场女性，她为了承担“经纪人”角色而辞职或大幅减少工作时间，她损失的职业收入是每年 24—60 万。这是她为家庭付出的“显性机会成本”。

把“隐性劳动价值 + 显性机会成本”加起来，一位完整承担“母职经纪人”角色的母亲，每年为家庭付出的经济价值是 42—96 万元，超过这个家庭实际花在孩子教育上的“显性教育费用”。

但这个数字不存在于任何统计中。不存在于任何家庭内部的“贡献计算”中。不存在于任何夫妻关系的“分工协商”中。它是一个完全隐形的、被结构性忽略的、对家庭经济和母亲个人都至关重要的存在。

四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承担这个角色的几乎总是母亲？为什么没有同等强度的“父职鸡娃”？

这不是一个可以用“传统文化”或“性别分工”简单回答的问题。如果是文化问题，那么 1990 年代的中国父亲为什么也不深度参与孩子教育？如果是性别分工，那么为什么北欧、德国等性别平等指数更高的国家，仍然在教育投入这个具体维度上呈现“母亲为主”的格局？

更结构性的解释是：母亲承担鸡娃经纪人角色，不是文化偏好，是产业结构催生的角色分工。这个分工的形成有几个机制。

第一是职业兼容性。鸡娃所要求的“经纪人”工作，需要的不是连续的整块时间，而是大量碎片化的、即时反应的、需要随时切换的工作模式：刷家长群消息、回复老师私聊、接送孩子、处理临时变化、做即时决策。这种工作模式与传统的“职业全职”是冲突的——一位高强度全职工作的父亲或母亲，很难在工作时间频繁地查看家长群、回复老师消息、接送孩子。但这种工作模式与“全职妈妈”或“灵活兼职妈妈”是兼容的。

为什么是母亲而不是父亲转为这种“灵活兼职”状态？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机制。

第二是夫妻收入梯度。在中国当代城市中产家庭中，男性平均收入仍高于女性（差距大致在 15—30% 之间）4，并且高收入岗位（金融、互联网、央国企管理层）中男性比例更高。一对夫妻在“谁辞职或减少工作”的决策中，会自然倾向于让收入较低的一方做这个调整，而这一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妻子。这种“理性家庭决策”的累积结果，是大量原本职业前景良好的女性退出全职工作或降级到兼职岗位，专门承担家庭代谢任务。

第三是育儿生物时间。在孩子 0—3 岁的关键期，母亲在生理上承担怀孕、生产、哺乳等不可被分担的功能。这段时间里母亲与孩子之间形成的“依赖关系”和“信息独占”，让她在后续阶段更自然地承担起对孩子的全面理解和管理。父亲在 0—3 岁阶段的“被边缘化”，往往延续到孩子的全部 K12 阶段。

第四是育儿内容市场的性别化。第五章讨论的 MCN 矩阵账号几乎全部是“母亲视角”——肥肠妈、海淀胖爸爸（即使叫“爸爸”，账号背后通常仍是女性运营者）、翻译官妈妈、糖糖妈5。整个鸡娃内容生态的目标受众是母亲，内容产品是为母亲设计的。这种内容生态让母亲在鸡娃信息上拥有“天然优势”，她知道的鸡娃信息总是比父亲多。这种信息不对称又反过来强化了“鸡娃是妈妈的事”的家庭分工。

第五是“父亲博主”的有限替代。近年小红书上出现了一批“父婴博主”（如橙子老爸等），月增粉 20 万+，部分账号粉丝过百万6。但这些“父亲视角”的内容，在整体鸡娃话语生态中仍是少数派。它们更多是作为一种“差异化补充”存在，主要功能是为“父亲的隐性鸡娃参与”提供少量话语资源，而不是真正动摇“母亲承担经纪人角色”的产业结构。

把这五个机制合到一起，“为什么没有父职鸡娃”这个问题就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回答：不是因为父亲不爱孩子，不是因为传统文化偏向男性，而是因为整个产业结构（工作模式 + 收入梯度 + 育儿生物时间 + 内容市场 + 替代话语弱）共同把鸡娃经纪人角色推给了母亲。这种推动是结构性的，不是任何一对具体夫妻能够通过“协商”轻易扭转的。

五

母职经纪人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可见后果，是“全职妈妈”作为一种身份在过去十年的快速兴起。

如果说 1990—2010 年间，“全职妈妈”在中国城市中产家庭中是一种相对边缘的选择（只有少数家庭因为孩子特殊需求或母亲特殊偏好选择此路径），那么 2010—2020 年间，“全职妈妈”已经成为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常见配置之一。某些行业的统计显示，北京海淀、上海徐汇、深圳福田等核心学区，孩子在 4—12 岁阶段的家庭中，全职妈妈比例已经达到 25—40%，远高于全国城市平均的 10—15%7。

这种“全职妈妈”身份的兴起，与鸡娃产业的兴起是同步的。一位中产母亲在孩子 4 岁前后（幼儿园阶段）做出辞职转全职的决定，最重要的考量往往不是“我想全心陪伴孩子”，而是“我需要专门投入精力管理孩子的教育路径”。这两个表述听起来类似，但在意涵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关于亲密关系的，后者是关于产业管理的。

“全职妈妈”作为身份的兴起，带来了几种新的内部矛盾。

经济独立性的丧失。一位原本月薪 2—5 万的职场女性，转为全职妈妈后，家庭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夫妻共同支撑”变成“丈夫单方支撑 + 妻子提供家务和育儿”。这种结构在表面上可以维持，但在内部关系上往往催生隐性的权力失衡。一位全职妈妈面对夫妻关系紧张时，缺乏“经济上的退出选项”，她无法轻易离开婚姻，因为离开意味着失去经济基础。这种依附性是 2018 年之后中国一线城市离婚率上升的一个隐性背景因素8。

职业空白期的不可逆。一位 35 岁辞职转全职的女性，可能在 5—10 年后想重新回到职场，但她会发现职场已经不接受她了：她的技能过时了、行业格局变了、年龄歧视存在、HR 对“5 年职业空白”的解释不接受。这种“职业空白期的不可逆”让“全职妈妈”事实上是一个单向门，一旦进入，很难回头。

自我价值感的危机。一位曾经在职场上有清晰成就感的女性，转为全职妈妈后，她的“成就感”完全依附于孩子的教育成果。如果孩子在升学竞争中表现好，她可以从孩子的成功中获得自我价值感；如果孩子表现不好，她会承担巨大的心理负担——“我牺牲了职业，孩子为什么还学不好？”这种心理结构是脆弱的，因为它把母亲的自我价值完全交给了孩子的不确定表现。

社会身份的边缘化。一位全职妈妈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话语体系中，缺乏稳定的、被承认的、有尊严的身份位置。她不是“工作者”，不是“专业人士”，不是“职业女性”。她在饭桌上、社交场合、亲戚聚会中，往往要面对“你最近在做什么”这种问题的尴尬。这种社会身份的边缘化，是全职妈妈最深的隐性代价。

六

母亲是家庭代谢层的核心承担者，但她不是唯一的承担者。

在过去几年，公立学校教师作为另一个“代谢延伸器官”，同样进入了严重的过载状态。

教育部 2022 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双减后 82.92% 的教师反映工作时间延长，75.32% 反映工作强度变大9。具体的工作内容增加包括：课后延时服务（“5+2”，每周 5 天每天 2 小时的课后服务）、家长沟通、作业批改、个性化辅导、心理疏导等。

这种过载不是双减的“意外副作用”，是双减政策设计的内在结果：政策希望通过公办学校承担更多教育功能来填补校外培训被关停后的需求空缺，但同时没有相应增加教师编制和待遇。结果是同一群教师，在工资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被要求承担更多工作。

这种过载的具体后果有几种。

部分教师进入灰色市场。一位海淀公办小学的数学老师，可能在周末以“个人指导”形式接 3—5 个学生，每小时收费 800—1500 元。这部分收入虽然违反“在职教师不得有偿补课”的规定，但在过载和低薪的压力下，部分教师选择承担这种灰色风险10。

教师流动率上升。一些公办学校反映，2023—2025 年间教师辞职率明显上升，特别是年轻教师（30 岁以下）。她们离开公办系统的去向包括转入私立学校、转入教育科技公司、转入家庭教育规划师行业、或者完全离开教育行业。

教师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多家媒体报道，近年公办学校教师的抑郁、焦虑、职业倦怠率显著上升11。这部分问题与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参见后文）形成对应：同一个产业结构在不同主体（母亲、教师、学生）身上催生类似的心理代价。

新教师入职率下降。考虑到上述工作强度与待遇的落差，越来越多的应届师范生选择不进入公办教师岗位。2024 年学前教师两年减少 41.23 万人12。这部分数据虽然受出生率断崖影响（学前学校数量减少），但同时也反映了“教师岗位吸引力下降”的趋势。

教师作为家庭代谢延伸器官的过载，是整个家庭代谢层危机的一个重要侧面。一位母亲在家里承担鸡娃经纪人的角色，她需要一位教师在学校承担“代谢上游”的角色——把课堂教学、个性化辅导、家长沟通等任务承担起来。如果学校教师过载到无法正常履行这些功能，整个代谢链条会进一步压力传导到母亲身上。

七

家庭代谢层的另一端是儿童。

孩子在鸡娃产业里的位置是双重的：既是产业的“目标对象”（一切都为了孩子），又是产业的“产品载体”（孩子被设计、被训练、被评估）。这两个位置在表面上不矛盾，但在实际运作中常常产生张力。一个孩子作为“目标对象”应该是被关爱、被理解、被尊重的；一个孩子作为“产品载体”是被优化、被评估、被改进的。当后者的逻辑覆盖前者时，孩子开始承担产业的系统排放。

具体数据是这样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22 年发布的一份调查（21551 样本），显示 54.66% 的受访青少年首位焦虑因素是“学业压力”，43.55% 是“家长期待”，39.97% 是“学校考试排名”13。这三个因素加起来覆盖了大多数青少年焦虑的根源，而它们恰恰对应着鸡娃产业三个主要的压力出口：来自转译层的“学业要求标准化”、来自家庭代谢层的“家长期待内化”、来自筛选层的“考试排名实体化”。

29.36% 的受访青少年存在临床焦虑或在医院诊断。这意味着每三个中国青少年里就有一个处于焦虑相关的临床状态。这个比例在 1990—2000 年代的中国青少年中是不可想象的。

在农村地区的数据更尖锐：某项学术调查显示，五年级农村儿童的抑郁风险为 21.3%，七年级升至 31.05%14。这意味着在中国农村地区，每三个七年级学生里有一个面临抑郁风险。这个数据已经接近成年人临床抑郁的发病率水平，但发生在 13—14 岁的孩子身上。

精神医学专家在公开场合开始使用越来越强烈的表述。某些公开访谈中，专家把“过度鸡娃”描述为“父母成就焦虑的投射”和“对孩子的心理虐待”15。这种措辞在 5—10 年前的精神医学界是相对克制的，但在 2023—2025 年间变得越来越普遍。学术界对“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抑郁效应”的研究论文也在显著增加16。

把这些数据合到一起，“孩子作为系统排放对象”的图景就出来了：他们承担的不是“个别家庭的不幸”，而是“整个产业必然排放的废物”。一个产业每年生产几百亿的焦虑情绪、几百亿的硬件产品、几百亿的课程服务，必然会有相应规模的“代谢副产品”，这些副产品最终承担者就是孩子。

这种“系统排放”的框架，比“鸡娃伤害孩子”更准确。

“鸡娃伤害孩子”暗示一种道德责任分配：是“过度鸡娃”的家长伤害了孩子，解法是“家长应该克制”。但“系统排放”指出的是结构性问题——只要这个产业以当前的规模和方式运作，就一定会有这种规模的代谢副产品，无论任何具体家长怎么“克制”。一位克制的家长无法逃出整个产业的辐射，她的孩子仍然在被同辈竞争、学校要求、社会话语共同推着前进。

八

回到杨可的核心概念：“母职经纪人化”。

这个概念在 2018 年提出时是一个诊断——杨可在描述她观察到的现象。但到 2025 年，这个概念已经接近它的“结构极限”，这种角色模式正在它自己的内在张力下走向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的信号有几个。

全职妈妈数量增长放缓。如果说 2010—2020 年间全职妈妈作为一种身份在快速扩张，那么 2020—2025 年间这种扩张明显放缓17。一些观察显示，2023—2025 年间一线城市新出现的“全职妈妈”数量已经开始下降：经济下行让更多家庭无法承担“单方收入”的结构，迫使母亲重新回到职场。同时，90 后母亲对“全职妈妈”身份的接受度明显低于 80 后，她们更倾向于“在职妈妈 + 部分外包”的模式，而不是“全职妈妈”。

母亲对鸡娃投入产出比的怀疑加深。第三章讨论过学历贬值和折现率算账。这些算账在母亲群体中传播得最快：一位投入了 5—10 年精力鸡娃的母亲，看着孩子毕业后月薪 6000 元18，会比她的丈夫更直接地面对“我牺牲职业是不是值得”这个问题。这种怀疑在 2023—2025 年间快速扩散，是“反鸡娃”叙事（参见第九章）的核心情感动力。

代际接力的中断。80 后母亲是“补偿性鸡娃”的主力，她们因为自己当年没有获得最好教育资源而要求孩子获得最好教育资源。但 90—95 后母亲不再有同样的“补偿心理”：她们自己是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下相对幸运的一代，自身受教育水平已经普遍较高。她们不需要通过孩子来弥补自己的遗憾。她们对鸡娃的投入意愿，从一开始就低于 80 后母亲。

婚姻和生育意愿的下降。一位 90 后或 95 后女性，在观察了 80 后母亲承担的代谢负担之后，会更慎重地考虑自己是否要进入这种结构。结果是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持续下降——2025 年中国出生人口降到 792 万，相比 2017 年的 1758 万腰斩19。这种下降的部分动力，来自年轻女性对“母职经纪人化”代价的直接观察。

把这四个信号合到一起，家庭代谢层在 2025—2030 年间会进入它最深的疲劳期。这种疲劳不是某一位母亲的“个人耗竭”，是整个代谢机制作为社会过程的系统性退化。

家庭代谢能力的退化，是整个鸡娃产业最深的危机来源。转译层可以重组产品形态（学习硬件代替学科补习），资本兑换层可以发明新的兑换通道（跨境身份代替学区房），筛选层可以调整筛选规则（取消普职分流硬性比例）。但家庭代谢层一旦失去代谢能力，整个系统失去消费端——再多的产品没人买、再多的焦虑没人消化、再多的规则没人翻译。

这是 2030 年代鸡娃产业必须面对的根本约束。

九

回到杨可那篇论文里访谈的八户家庭。

杨可在 2017 年访谈时，那八户家庭的孩子年龄是 4—21 岁。到 2025 年，最小的那个孩子已经 12 岁了，最大的那个已经 29 岁，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就业市场。如果杨可现在再回去访谈这八户家庭，她可能会看到一些非常具体的演化。

那位 21 岁的孩子（现在 29 岁），可能已经经历了从大学到工作的一整段过程。他可能在某家互联网大厂工作过、也可能经历过裁员、可能正在考虑“全职儿女”或“灵活就业”。他的母亲——当年那位辞职专门为他做“经纪人”的母亲——现在 60 岁左右，可能已经退休或准备退休。她回看过去 20 年的“经纪人生涯”，可能会有复杂的感受：孩子的具体处境不一定完全符合她当年的预期。

那位 4 岁的孩子（现在 12 岁），可能正处在小升初的关键阶段。他的母亲——当年那位刚刚开始全职带娃的母亲——现在 45—50 岁左右，可能已经全职带娃 8—12 年。她在做“经纪人”工作的同时，可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职业回归窗口正在关闭。她可能在某个深夜想起 10 年前的自己：那时候她可能是一位部门经理或资深专业人士，未来似乎有无限可能；而现在她的全部能力和精力都集中在“为孩子规划下一步”这一件事上。

这些具体的、个人化的、有代价的人生轨迹，构成了“母职经纪人化”概念在十年时间维度上的真实展开。

这不是杨可论文能够预见的全部内容，但这是她那篇论文奠定的研究方向的自然延伸：把母亲作为一个产业角色来理解、把家庭作为一个产业单元来理解、把“鸡娃”作为一个把女性劳动转化为产业能量的机制来理解。

下一章讨论的是这种代谢失败的话语化表达：“烂尾娃”。2024 年下半年开始，这个词在小红书和公众号上同时出现，迅速成为讨论中产教育投入的关键词。但“烂尾娃”这个词的真实功能，不只是描述孩子，更是允许中产家庭“在不承认经济失败的前提下退出鸡娃”，它是家庭代谢失败的修辞化承认。

参考文献

杨可访谈的 8 户北京中产家庭的基础信息（孩子年龄 4—21 岁、母亲学历高中至博士、职业涵盖科研 / 会计 / 企业管理），见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方法论部分。
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母亲每周在鸡娃相关事务上投入 25—40 小时的估算，综合自杨可访谈记录、社科院妇女研究所相关田野研究、《三联生活周刊》《北京中产家庭“鸡娃暗战”》报道与多家母婴公众号读者调研。
中国城市男女平均收入差距 15—30% 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相关数据。
MCN 矩阵账号几乎全部是“母亲视角”的判断，见虎嗅、《财经》、《北京商报》、人民网 2021—2024 年对三旬相见等公司的报道与新榜母婴 KOL 排行榜。
小红书“父婴博主”（如橙子老爸等）月增粉 20 万+、部分账号粉丝过百万的数据，见新榜《2024—2025 中国母婴 KOL 行业报告》与小红书母婴频道公开数据。
一线城市核心学区 4—12 岁阶段家庭全职妈妈比例达 25—40%、全国城市平均 10—15% 的数据，见 BCG《中国育儿白皮书》、罗兰贝格《中国家庭育儿消费报告》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家庭结构数据。
2018 年之后中国一线城市离婚率上升的数据，见民政部《中国婚姻数据年报》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民政局年度数据公告。
双减后教师工作时长延长 82.92%、强度变大 75.32% 的数据，见教育部《“双减”工作教师工作量与心理状态调研报告》（2022）与《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相关报道。
公办学校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灰色现象，见《新京报》《财新》《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2024 年关于“双减后教师”的系列报道；公办教师有偿补课的法律禁止依据为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
公办学校教师抑郁、焦虑、职业倦怠率上升的数据，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调查报告》（2023）与《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相关报道。
2024 年学前教师两年减少 41.23 万人的数据，见教育部《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与《中国教育报》2024 年报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焦虑抑郁状况调查报告》（2022），样本量 21551 人。54.66% 受访青少年首位焦虑因素为“学业压力”、43.55% 为“家长期待”、39.97% 为“学校考试排名”。
农村小学五年级抑郁风险 21.3%、七年级 31.05% 的数据，见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相关学术论文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刊登的相关调查。
精神医学专家把“过度鸡娃”描述为“父母成就焦虑的投射”“对孩子的心理虐待”的公开表态，见《财新》《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2023—2024 年对北京安定医院、北医六院等专家的访谈报道。
关于“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抑郁效应”的学术研究，见 NCBI、Frontiers in Psychology、《心理科学进展》等期刊 2020—2024 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以及 OECD 与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私人补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系列研究。
2020—2025 年间一线城市全职妈妈数量增长放缓的判断，见 BCG《中国育儿白皮书》最新版与第一财经、《财经》关于女性就业率与育儿模式变化的相关报道。
2024 届本科生半年后平均月收入 6199 元的数据，见麦可思研究院《2025 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2017 年出生人口 1758 万、2025 年降至 792 万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年度人口统计公报。

第九章烂尾娃不是娃烂尾

一

2024 年下半年的某一周，“烂尾娃”这个词同时在小红书话题和几篇影响力较大的公众号文章里出现，成为一个迅速被广泛使用的新词。《三联生活周刊》刊出题为《赔上家底鸡娃的中产，结局是______》的深度报道1；虎嗅发表《中产不卷后，第一批“烂尾娃”出现了》2；36 氪用《鸡娃经济大败退》总结一年的行业数据3；观察者网刊出陈辉的评论文章《“烂尾娃”？其实烂尾的不是娃，而是“鸡娃工程”》4。维基百科上很快出现了“烂尾娃”的中文条目5。

这个词的兴起速度本身就值得分析。一个新词从出现到被主流媒体集体使用、再到被维基百科收录，整个过程不到三个月。这种速度通常意味着这个词触碰到了某种被广泛感受到但此前缺乏表达词汇的现实：它不是被发明的，是被识别的。

“烂尾娃”指的是什么？

虎嗅那篇文章给出了一个三阶段分类6：

早期烂尾，指小学或初中阶段放弃高强度补习，从国际化降到普通公办；

中期烂尾，指高中或大学阶段经历倦怠或心理危机，无法继续按预期路径前进；

后期烂尾，指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通过延长学位或啃老延迟入职。

三个阶段虽然时间点不同，但内核是相同的：一个被高强度鸡娃投入的孩子，最终没有走完那个被规划好的“上岸”路径。投入和产出之间出现明显的落差，家庭的“教育工程”在某个节点失败了。

但陈辉那篇评论提出了一个比“烂尾娃”更尖锐的判断：真正烂尾的不是孩子，而是“鸡娃工程”本身。把孩子作为绩效产品评价的逻辑，本身已经破产。

这一章想做的，是把“烂尾娃”这个词作为一个观察对象，不是讨论“谁的孩子烂尾了”，而是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词、它的真实功能是什么、它代表的话语转向是真的转向还是另一种焦虑的形态”。

二

“烂尾娃”这个词在 2024 年下半年快速传播，表面看是描述孩子的状态：一个孩子没有达到家庭预期的教育目标。但这个表面解释忽略了一件事：在 2024 年之前，“孩子没达到家庭预期”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并不是 2024 年的新事物。如果只是描述这种现象，2010—2023 年间应该早就有大量类似的词汇。

那么“烂尾娃”作为一个词的真实功能是什么？

它的真实功能不是描述孩子，而是允许中产家庭“在不承认经济失败的前提下退出鸡娃”。

这句话需要展开。

一位中产家庭在过去 10—15 年里投入了几百万到上千万的资源在孩子的教育上：学区房、补习班、国际学校、留学规划、住家教师、暗考报名。这些投入背后有一个隐性假设——投入会兑换为相应的教育和就业回报。

但到 2024—2025 年，这个假设开始系统性地失败。学历贬值数据让“硕博学位作为资本”的兑换率明显下降，海归回国就业的溢价收缩到只比国内本科生月薪高 14% 但留学成本是国内的 6 倍7，体制内通道收缩与公务员考试热度反向上升暗示“稳定胜过流动”的价值转换8。

面对这种系统性失败，一个中产家庭面临一个心理难题。

如果承认“投入和回报严重不匹配”，意味着承认家庭过去十几年的核心决策是错的。这种承认对家庭的心理代价是巨大的：它会引发夫妻之间的相互指责、对自己判断力的怀疑、对孩子的隐性怨气、对自己作为父母的失败感。

但如果继续假装“投入会兑现”，意味着家庭必须继续按原有节奏投入，但这种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一对一辅导价格涨 30%、国际学校学费涨 20%）9、效果越来越不可见（孩子越大可塑性越低）、家庭的经济能力越来越承担不起（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降薪）10。

在这两个选项都难以接受的状况下，中产家庭需要一个“第三选项”——一种能让他们在不承认决策错误的前提下，平静地退出原有投入节奏的方式。

“烂尾娃”这个词提供了这个第三选项。

它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

它把“投入失败”重新框定为“孩子的状态”。失败的不是家长的决策，是孩子本身——可能是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可能是孩子的天分不足、可能是孩子的“内驱力”不强、可能是时代不行了让孩子没机会。家长在使用这个词时，潜台词是“我已经尽力了，是孩子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它把“经济失败”重新框定为“价值选择”。一位母亲不再坚持给孩子报最贵的补习班，不再追求让孩子进国际学校，不再要求孩子刷到考试满分——这些行为不再被理解为“我们买不起了”，而是被理解为“我们想让孩子有更轻松的童年”“我们追求松弛感”“我们不再被精致教育的话语绑架”。“反鸡娃”成为“经济降级”的伦理化外衣。

它把“个体困境”重新框定为“集体共鸣”。“烂尾娃”作为一个流行词意味着这件事不是某个家庭的孤立失败，而是一个集体现象。当一位中产母亲发现自己周围的朋友都在使用这个词时，她会获得一种“我们都在经历这件事”的群体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大大缓解了“个人决策失败”的心理负担。

把这三个功能合到一起，“烂尾娃”这个词的真实功能就清晰了：它不是描述孩子的工具，是中产家庭面对鸡娃投入回报率崩塌时的心理防御机制。它让家庭可以体面地、有共鸣地、不承认个体责任地，从原有的鸡娃投入节奏中退出。

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的存在本身，是家庭代谢层失败的最深表征。

三

但要避免对这种现象的过度简化，需要区分三种不同的“反鸡娃”。

真转向是少部分中产家庭真正切换价值观，从“卷孩子”转向“过自己的生活”。这部分家庭的具体行为可能包括：放弃学区房、退掉一对一、改公办、不再追竞赛。这种转向的规模虽然有限，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些 90—95 后家长群体中已经出现了相对系统化的“反鸡娃实践”。

焦虑迁移是大部分家庭的实际状态。他们只是把投入从“机构”迁移到“硬件 + 私域 + AI”，从“奥数”迁移到“留学规划”，从“竞赛”迁移到“夏校 + 实习”。这种迁移在表面上是“反鸡娃”（他们不再给孩子报传统的奥数班和英语班），但在结构上仍是鸡娃（他们用学习机、AI 课程、跨境路径等新形态继续投入）。这是第六章讨论的学习机销量增长 25.5%、第五章讨论的 MCN 矩阵持续扩张的需求侧来源11。

被动放弃是大多数“反鸡娃”言论的真实含金量。经济下行迫使家庭缩减教育开支，但叙事上包装成“反鸡娃”“松弛感”。一位失业的父亲、一位降薪的母亲、一个突然遭遇财务危机的家庭，在不得不削减教育支出时，会用“反鸡娃”的话语来掩饰这种削减的真实原因。这种“被动放弃”是过去几年“反鸡娃”叙事的最大组成部分。

三种类型在表面上看起来相似（都不再像以前那样投入鸡娃），但在结构上完全不同。

真转向的家庭，可能在 5—10 年后形成中国第一批“非鸡娃式中产育儿模式”，对鸡娃话语形成系统性挑战。

焦虑迁移的家庭，是鸡娃产业转译层转型的真实需求侧：他们不会让产业总规模缩小，只会让产业形态从“线下机构”变成“线上硬件 + 私域社群 + 跨境配置”。

被动放弃的家庭最为脆弱。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他们可能立刻重新进入鸡娃投入；如果经济持续下行，他们的孩子可能成为“经济结构性烂尾”的真实承担者。

三种类型不是互斥的，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家庭的不同时段。一位母亲可能今年是“焦虑迁移”（从机构转向学习机），明年因为经济困境变成“被动放弃”，再过几年可能形成“真转向”的心理认同。这种动态过程是“反鸡娃”叙事真实复杂性的来源。

四

如果你把“反鸡娃”叙事的兴起时间和经济周期数据对照，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同步。

2023—2024 年间，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的降薪或裁员12。这是过去十年中产阶级第一次系统性遭遇收入下行。

2023—2024 年间，全国学区房成交量同比 -52%13。这是中产家庭的核心资产（房产）开始持续贬值。

2024 年全国教育培训机构倒闭 1.2 万家，日均 33 家14。这是鸡娃产业供给侧的快速收缩。

2024 全国 16—24 岁青年失业率（不含在校生）达到 17.7%（2025 年 9 月数据）15。这是“教育投入回报”在劳动力市场端的具体崩塌信号。

2025 年考研报名 -50 万（-11.4%），2026 年再降 45 万16。这是 90 后大学生对“学历进一步累积”价值的集体怀疑。

2024 年钢琴厂关停近 50%17。这是高端教育消费品（钢琴是中产家庭“素质教育”的标志性投入之一）的全面退潮。

把这些数据合在一起，“反鸡娃”叙事的兴起时间与中产经济基础的恶化时间几乎完美重合。这不是巧合，它是“被动放弃”作为反鸡娃主导成分的最直接证据。

但要承认一种诚实：经济周期不能完全解释“反鸡娃”叙事。同时存在的是真实的代际价值观转换——一部分 90—95 后家长（以及那些已经经历过 80 后父母强力鸡娃的 00 后子女）开始系统性地拒绝鸡娃的核心假设。这部分人不需要等经济好转才会重新鸡娃，他们对鸡娃这件事的拒绝是结构性的、长期的、深刻的。

这两种动力（经济周期 + 价值观转换）的叠加，决定了未来 5—10 年“反鸡娃”叙事的真实演化方向。如果经济周期反弹但价值观转换继续，“反鸡娃”会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与“鸡娃”并行的、占少数但不可忽视的中产育儿模式。如果经济周期继续下行而价值观转换也加速，“反鸡娃”可能从“少数派”变成“主流”，但同时整个鸡娃产业的需求侧基础会严重缩水。

五

如果有一个公众人物可以被视为“反鸡娃叙事”的代言人，那应该是张雪峰。

张雪峰，甘肃出身、北京工作的高考报志愿网红，过去几年因为“反鸡娃式现实主义”的话语风格积累了千万级粉丝18。他的核心话术是：普通家庭怎么选专业、怎么规避不靠谱的大学和就业方向、怎么用最经济的方式让孩子的人生少踩坑。他的语言粗粝、直接、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与那些精致包装的鸡娃 KOL 形成鲜明对比。他在 2023—2024 年达到商业高峰，“含泪赚了几个亿”成为流传度极高的网络说法19。

但张雪峰填补的不是真正的“反鸡娃”，是教育系统职业规划缺位的功能性空白。

逻辑是这样：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 20 年完成了大规模扩张，但配套的“职业规划”服务严重不足——大学不告诉学生怎么选专业、高中不告诉学生大学和就业的关系、教育部不发布权威的“专业—就业前景”对接信息。这种缺位创造了一个市场，谁能填补“教家长和学生怎么选专业”这件事，就能获得巨大流量。

张雪峰填补了这个市场。他的“反鸡娃”色彩（告诉家长“别迷信名校”“别盲目选热门专业”“现实点”）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鸡娃”，而不是真正的“反鸡娃”。他没有告诉家长“不要为孩子的未来过度焦虑”，而是告诉家长“不要按错的方式焦虑，要按正确的方式焦虑”。他没有挑战鸡娃产业的核心假设（教育投入应该被精心规划），他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规划版本。

2026 年 3 月，关于张雪峰的“退场传闻”开始流传20：他可能不再以同样高强度参与公开内容生产、可能转向后台咨询业务、可能因为某些压力降低公众曝光。这些传闻的具体真实性需要观察，但即使它们部分准确，意味的也是张雪峰作为一个“个人 IP”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一个高度依赖个人话语权的 KOL，在十年扩张后必然面对话语疲劳、人设老化、市场需求转变等结构性问题。

张雪峰可能不会成为“反鸡娃”的长期代言人，他更可能是 2020—2025 这五年中“中产对鸡娃投入回报失望”的一个过渡期符号。这个符号在 2025—2030 年间会被新的符号替换：可能是某种更系统化的“非鸡娃教育路径”、可能是更激进的“完全退出主流升学体系”、可能是某种“AI 时代职业重新定义”的新话语。无论是哪一种，张雪峰的“反鸡娃式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会被超越。

六

“反鸡娃”不是孤立现象，它与一组相邻话语簇共振。

佛系。2017—2020 年间作为年轻人话语首先兴起，描述对竞争性目标的低意愿态度21。“反鸡娃”是其家庭版，把“佛系”从年轻人的自我描述扩展到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态度。

躺平。2021 年成为爆款词，描述对超长工作时间、高强度竞争的拒绝22。它和“反鸡娃”在心理结构上同源，都是对“无意义竞争”的退出。

润学。2022—2024 年高峰，主要在知识阶层中流行，描述全家移民海外的渴望和实践23。“反鸡娃”中的部分家庭走“直接润 + 子女海外”路径，把孩子从国内 K12 体系中抽离出去。

断亲。年轻人话语，描述与上一代或扩展家庭网络的主动疏离。它和“反鸡娃”在“代际去黏连”维度上同源，都是对“为家庭责任做出超额牺牲”的拒绝。

不婚不育。终极形态，直接从源头解构鸡娃生态。一个不结婚不生育的人，不会面对鸡娃问题。出生率从 2017 年的 1758 万降到 2025 年的 792 万24，是这一话语簇的真实人口学后果。

把这一组话语簇合起来看，它们共同表达的是一种结构性退出：年轻人和年轻家庭在过去 5—10 年集体对“按预设路径竞争”这件事说不。“反鸡娃”是这种退出在“父母对子女教育”维度上的具体表达；“躺平”是同一种退出在“个人对职业竞争”维度上的表达；“不婚不育”是同一种退出在“代际再生产”维度上的极端表达。

这一系列退出不是任何单一群体的“个人选择”，是整个社会面对阶级流动通道收窄、就业市场恶化、生活成本上升、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集体反应。这种集体反应在历史上有先例——日本 1990 年代的“低欲望社会”25、韩国 2010 年代的“三抛世代”和“N 抛世代”、台湾 2000 年代的“小确幸文化”——都是东亚社会在“快速增长结束后”的类似反应。

中国 2020—2030 年的“反鸡娃 + 躺平 + 不婚不育”组合，是同一类反应的当代中国版本。它的具体演化轨迹会与日韩有差异（中国的人口规模、政府介入能力、制度灵活度都不同），但底层结构是相似的：一个发达 / 准发达社会在过了快速增长高峰之后，年轻一代对“按预设路径竞争”集体说不。

七

如果“烂尾娃”有一个最尖锐的具体形态，那就是 2024—2025 年间出现的“全职儿女”26。

“全职儿女”指的是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或主动放弃找工作），脱产寄居父母家中的年轻人。他们和父母签订一种隐性“工作合同”——付出劳动（陪护父母、做家务、陪父母旅行、处理家里日常事务）换取经济支持，部分人边做家务边继续学习或找工作。

这种现象与“啃老”的边界是模糊的。两者的实质差别在于：啃老的年轻人通常不承担实际家庭功能，只是接受经济支持；全职儿女在主观上承担某种“工作”角色，把陪伴和照顾父母作为自己的“职业”。但这种主观区分在客观结构上几乎没有差异，两者都是“成年子女经济上依附父母”的状态。

“全职儿女”作为现象的规模没有公开统计，但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虎嗅、新浪、人民网），这种现象在 2024 年开始进入主流讨论，2025 年成为关于“青年就业”的常见话题。一些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已经把“接受全职儿女”作为一种正常的家庭安排：不再期望孩子在 22—25 岁就经济独立，转而接受 25—30 岁仍依附父母的状态。

这种安排的代价是双方的。

对父母而言，意味着 20—30 年前规划的退休生活（攒钱、养老、享受晚年）被迫调整。原本预期的“60—80 岁安享晚年”变成“60—80 岁继续供养成年子女”。这部分父母面对的不是经济上无法承担，而是心理上对“我的孩子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难以接受。

对子女而言，意味着 25—35 岁这十年——一个人最重要的事业奠基期和家庭组建期——被消磨在“非职业状态”。这种消磨不只是经济损失，更是个人成长路径的结构性损毁：一个 35 岁仍在“全职儿女”状态的人，回到正常就业市场的难度极大，可能此后再难以获得稳定的职业身份。

把父母和子女合在一起，“全职儿女”的真实代价是两代人共同承担的：上一代失去退休安宁，下一代失去职业奠基。这是家庭代谢层失败在两代人之间的最深传导。

八

回到本章最大的判断：烂尾娃叙事的真正意义，不是描述某些孩子的状态，是中国当代中产神话的内部崩塌。

中产神话在中国是相对年轻的——它在 2005—2020 这十五年间形成。这个神话的核心叙事大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 + 子女的高质量教育 + 房产作为资产保值 + 体制内或大公司提供的稳定就业，一个家庭可以在两代人之间完成“从普通家庭到中产阶级 → 从中产阶级到中产阶级或更上一层”的稳定上升。

这个神话在 2005—2018 年间是部分有效的——大量从农村或小城市出来的年轻人，通过高考进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好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公司或体制内，结婚后买房，孩子上学，家庭资产稳步增长。这部分人构成了 2010 年代中国一线城市中产阶级的主体。

但 2018—2025 年间，这个神话的几个支柱开始连续崩塌。

房产作为资产保值的功能失败了（学区房成交量 -52%）。

体制内的入场券扩展性失败了（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从 50:1 升到 200:1）。

大公司的稳定就业失败了（互联网和金融行业 2022—2025 年间持续裁员）27。

子女的高质量教育能兑换更高回报的假设失败了（学历贬值数据、烂尾娃现象）。

努力工作能保证收入稳定的假设失败了（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降薪）。

五个支柱同时受到打击，整个神话的内在结构开始崩塌。

但崩塌不是“瞬间倒塌”，它是一种缓慢的、内部的、被各种掩饰话语遮蔽的过程。一个中产家庭在 2024 年面对的状况，可能是：房子在跌价但还能住、孩子在补课但效果不明显、自己在工作但担心被裁员、对未来感到模糊不安但说不清楚怎么了。这种状态的特征是：崩塌的迹象到处都是，但没有一个明确的、可以被指认的“崩塌时刻”。

“烂尾娃”作为一个词的兴起，恰恰为这种弥散的崩塌提供了一个可以被指认的具体焦点。中产家庭通过谈论“烂尾娃”，间接地承认了整个中产神话的失败——但这种承认是被包装为“个别孩子的状态”的，不是被承认为“整个阶级的处境”的。这种包装是一种心理保护，它让家庭可以面对部分真相，但不必面对全部真相。

下一个 5—10 年，“中产神话”的崩塌会以更多形态显现：不只是“烂尾娃”，还可能是“返贫中产”、“破产白领”、“消失的高净值人士”等。每一个新的词汇都会承担类似的心理保护功能，让中产家庭可以面对部分崩塌而不必面对全部崩塌。但这种碎片化的承认终究是有边界的：某一天，当中产家庭无法再用任何新词汇掩饰系统性的下行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他们曾经相信的那个“通过教育、努力、房产实现稳定上升”的神话，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段特定历史窗口期的偶然成果。

九

回到 2024 年下半年那个让“烂尾娃”突然出现的时刻。

如果我们后退一步，问一个看起来奇怪的问题：在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里，每年新增 1000 万左右适龄人口，最终能进入“中产神话所许诺的稳定上升通道”的，本来就只是少数。大部分孩子，无论他们的家庭怎么投入教育，都不会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物，都不会进入清华北大常春藤，都不会拿到月薪几万的工作。这是任何大规模社会的基本事实：大多数人是平均的、普通的、不出彩的。

那么“烂尾娃”这个词所描述的现象（孩子没有走完家庭规划的“上岸”路径）其实是大多数家庭的常态，不是少数家庭的异常。

但中产神话过去 15 年的核心承诺，恰恰是“如果你按这个路径投入，你的孩子可以脱颖而出”。这个承诺把“普通”重新定义为“失败”。一个孩子如果只是成为一个普通的工程师、普通的教师、普通的会计，按 50 年前的标准，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按 2010 年代中产神话的标准，这是某种“未达预期”的烂尾。

“烂尾娃”这个词的兴起，从某个角度看是中产家庭重新发现“普通”的过程：重新接受大多数孩子注定是普通的、大多数家庭注定不会走完那条“上岸”路径、大多数投入注定不会兑换为期望的回报。

这种重新发现是痛苦的，但可能是必要的。如果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集体相信“我的孩子应该不普通”，这个社会会在 20—30 年时间里产生一种巨大的、不可持续的、对所有家庭都施加伤害的教育竞争压力。鸡娃就是这种压力的产业化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烂尾娃”叙事的兴起——尽管它带着痛苦、防御、自我安慰的色彩——可能是中国中产阶级在面对自身处境的一次重要重新校准。这种校准不是任何政策能够强制完成的，是经济周期、人口结构、代际价值观转换共同推动的。

下一章我们会做一次具体的地理切片，把视角从“全国中产”收窄到“三个具体的地理标识”：北京海淀、北京顺义、上海古北。三个地名在公共讨论中常被笼统地称为“高净值教育路径”，但事实上代表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资本结构和教育策略。它们的内部张力，是理解中国当代精英教育复杂性的关键。

第十章会问：为什么海淀有“海淀花生妈”这样的代表性 KOL，而顺义和古北几乎没有公开的对应人物？这种“媒体可见度的差异”本身就揭示了三种不同的精英教育逻辑：海淀是话语生产者，顺义是避险实践者，古北是混合实验者。

参考文献

《三联生活周刊》《赔上家底鸡娃的中产，结局是______》，2024 年深度报道。
虎嗅《中产不卷后，第一批“烂尾娃”出现了》，2024 年。文章给出“烂尾娃”三阶段分类（早期、中期、后期烂尾）与海归回国就业溢价数据。
36 氪《鸡娃经济大败退》，2024 年。文章汇总学区房成交量 -52%、教培倒闭 1.2 万家、学习机销量 +25.5%、钢琴厂关停近 50%、考研报名 -50 万等行业数据。
陈辉《“烂尾娃”？其实烂尾的不是娃，而是“鸡娃工程”》，观察者网，2024 年 8 月 29 日。
“烂尾娃”维基百科中文条目（zh.wikipedia.org），2024 年下半年创建。
虎嗅《中产不卷后》关于“烂尾娃”三阶段分类（早期烂尾、中期烂尾、后期烂尾）的论述，2024 年。
海归月薪超 1 万的比例仅 38%、比国内应届毕业生高 14%、留学成本是国内 6 倍的数据，见虎嗅《中产不卷后》（2024）与智联招聘《2024 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2025 年国考资格审查 341.6 万人、比 2024 年增 38.3 万的数据，见国家公务员局公告与新华社、中新社、《中国青年报》报道。
双减后一对一辅导价格涨约 30%、国际学校学费涨约 20% 的数据，见 21 世纪经济报道、《财经》、国际教育网 2024—2025 相关报道。
2023—2024 年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降薪或裁员的数据，见 36 氪、虎嗅、《财新》关于互联网与金融行业裁员潮的系列报道。
2024 年学习平板销量同比 +25.5% 与 MCN 矩阵持续扩张的数据，见沙利文学习平板高端市场报告、奥维云网与新榜《2024—2025 母婴 KOL 行业报告》。
2023—2024 年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降薪或裁员的数据，见 36 氪、虎嗅、《财新》系列报道。
全国重点城市学区房成交量同比 -52% 的数据，见诸葛找房《2024 年学区房市场报告》与中指研究院、克而瑞地产相关报告。
2024 年全国教育培训机构倒闭 1.2 万家、日均 33 家的数据，见 36 氪《鸡娃经济大败退》（2024）与《中国教育报》相关报道。
2025 年 9 月全国 16—24 岁青年失业率（不含在校生）17.7% 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月度劳动力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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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钢琴厂关停近 50% 的数据，见《财经》、36 氪 2024 年关于中国钢琴行业的系列报道。
张雪峰的个人背景（甘肃出身、高考报志愿网红、千万级粉丝）见《人物》、《GQ 报道》、《财新》对他的人物特稿与访谈。
“含泪赚了几个亿”作为网络流传的说法见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张雪峰商业版图过亿的相关报道见《财新》《虎嗅》《36 氪》2024—2025 年相关人物特稿。
张雪峰 2026 年 3 月“退场传闻”的报道见微博、抖音相关讨论与媒体观察。具体真实性属于待证实状态（证据等级 C）。
“佛系”作为年轻人话语的兴起，见 2017—2020 年间《新京报》《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关于“佛系青年”的系列报道与社会学相关讨论。
“躺平”于 2021 年成为爆款词，源于贴吧用户“好心的旅行家”的帖子《躺平即是正义》。详见《新京报》《财新》《人物》关于躺平的相关分析。
“润学”2022—2024 年的流行轨迹，见《财新》、知识阶层公众号、Telegram 群组相关讨论与《纽约时报》中文版相关报道。
2017 年出生人口 1758 万、2025 年降至 792 万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年度人口统计公报。
日本“低欲望社会”概念由大前研一在 2015 年《低欲望社会》（小学馆）一书中提出；韩国“三抛世代”（放弃恋爱、结婚、生育）“N 抛世代”概念见韩国《首尔新闻》《中央日报》2014—2016 年系列报道；台湾“小确幸文化”概念源自村上春树作品，2000 年代后在台湾大量传播。
“全职儿女”作为现象的报道，见虎嗅、新浪、人民网、《新京报》《财新》2024—2025 年系列报道。
2022—2025 年互联网与金融行业持续裁员的报道，见 36 氪、虎嗅、《财新》、《晚点 LatePost》系列调查。

第十章顺义、海淀、古北

一

如果你想真正理解中国当代精英教育，仅仅知道“中产家长在卷”是不够的。你需要进入更细的肌理：精英教育的内部分化，往往比精英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差距更值得讨论。

在公众讨论里，“海淀妈妈”“顺义妈妈”“古北家长”这三个词常常被笼统地放在一起，作为“高净值教育”的代名词。但只要走进这三个地理标识的实地，你会立刻发现它们是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物理空间、不同的人群构成、不同的学校体系、不同的资本结构、不同的目标终点、不同的话语形态、甚至不同的“焦虑节奏”。

把这三个地名作为三种类型来研究，可以揭示中国精英教育内部的复杂性。这一章想做的，是用“资本结构”作为切入点，把这三种类型的内在差异讲清楚。它们不是“地理分类”，是“资本结构分类”。每种类型对应一种特定的教育策略，每种策略在 2024—2026 年都进入了自己的演化。

二

先从空间开始。

北京海淀的核心区域，是中关村及其周边的几个学区：上地、北太平庄、万寿路、紫竹院。这些区域的物理特征是：高密度居住、老式高层为主、街道商业繁忙、餐饮和便利店成群、地铁覆盖密集。在这里走路 10 分钟可以经过 3 所小学、2 所初中、4 家培训机构、1 家书店、若干家咖啡店和茶餐厅。整体氛围是城市化、市井化、生活气息浓。一个海淀核心区的居民，他的日常生活就发生在地铁站、菜市场、补习班、孩子学校的小径上。

北京顺义的核心区域，是后沙峪和天竺一带。这是北京五环外的别墅区，多为独栋或联排别墅，绿化覆盖率高，街道宽阔但没有商业感，餐饮和零售集中在几个商业中心（如中粮祥云小镇）1。这里的物理特征是：低密度居住、独栋别墅为主、需要开车通勤、生活高度依赖私人交通。在这里走路 10 分钟可能只经过 2 个别墅区的门禁、3 棵大树、1 个不大的便利店。整体氛围是郊区化、私密化、距离感强。一个顺义居民的日常生活，多数时间发生在自家别墅和孩子学校的私家车之间。

上海古北的核心区域，是长宁古北社区和虹桥地段。这是上海最早的“国际化”社区，1990 年代开始接纳大量境外居民（台、港、日、韩）2。物理特征是：中等密度居住、高层公寓和别墅混合、街道有大量异国餐厅（韩国料理、日本居酒屋、台菜餐厅、法式咖啡馆）、多语标识、社区氛围明显有“非纯本土”的色彩。在这里走路 10 分钟可以经过 2 所国际学校、3 家不同国家的餐厅、若干家不同语言的便利店、1 个韩国超市或日本药妆店。整体氛围是国际化、混合化、有“在中国但不只是中国”的特殊感。一个古北居民的日常生活，可能同时涉及中文、英文、日文、韩文。

三种空间感，对应着三种家庭关系到外部世界的方式：海淀型家庭密集嵌入本地城市生活，顺义型家庭与本地生活保持距离，古北型家庭横跨多个文化体系。这种空间差异，影响着家庭如何思考孩子的教育、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理解“中产生活”的意义。

三

海淀型家庭的典型画像是：北大清华系的学者、互联网中高管、央国企中产精英、研究院和高校的中层。这些家庭的共同特征是父母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往往是本科以上），有较强的文化资本——能够亲自辅导孩子的语文、英语、数学，对教育本身有自己的判断和品味。

但他们的经济资本是中等水平的。一个典型海淀家庭的家庭可支配年收入大约在 50—150 万之间，这是一个体面的中产水平，但远不足以支撑“国际化路径”。鼎石小学一年 43.4 万学费3，对一个海淀家庭来说意味着把一半以上的可支配收入投入到一个孩子的学费里，这种比例多数海淀家庭不愿意承担。

资本结构的偏重决定了路径选择。海淀型家庭走的是“自鸡 + 学区房 + 暗考 + 强基/综评”路径。

“自鸡”指的是父母自己亲自上阵辅导孩子：母亲负责日常作业、英语启蒙、阅读规划，父亲在数学和理科上提供支持。这种“自鸡”是文化资本厚的家庭最经济的选择，不需要外购大量补习服务，靠父母自己的能力就能让孩子在校内课程上保持优势。

“学区房”是这一路径的资产配置中心。花 800—1300 万买一套海淀核心学区的房子，把孩子锁定到某所重点小学的入学资格上4。这一资产兑换在 2022 年之前是相对稳定的（参见第三章），但在 2023—2025 年间已经动摇。

“暗考”是隐性筛选的执行环节——参加 DSS、华数之星、YMO 等暗考体系，获得能在小升初简历中标注的奖项5。这一环节是海淀路径中最灰色但也最关键的一步（参见第二章和第七章）。

“强基 / 综评”是高考阶段的入口——通过强基计划 8515 或综合评价 631 的多元筛选机制6，绕开纯按分数的高考竞争，提高进入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的概率。

把这四个环节合起来，海淀型路径的总投入相对可控（300—500 万左右），但对父母的时间和文化资本要求非常高。一对父母双方都要相当深度地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特别是母亲往往需要全职或半职状态。

这种路径的目标终点是国内顶尖大学——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浙大、人大、中科大。绝大多数海淀型家庭的孩子不会出国留学（即使出国，也是研究生阶段而非本科），他们的整个教育路径锚定在国内体制内的精英培养体系上。

四

顺义型家庭的典型画像是：一线和二线企业的高管、上市公司的创始人或合伙人、明星家族、海归创业者，以及部分外籍家庭。这些家庭的共同特征是家庭可支配年收入很高（通常在 300—2000 万之间），但父母的文化资本是中等水平的。

“5000 万门槛”是顺义流传的一个说法7——指一个家庭要在顺义后沙峪买一套体面的别墅、维持别墅区的生活方式、承担孩子顶级国际学校学费、为未来留学准备资金，总资产门槛大约在 5000 万人民币以上。这个数字的具体真实性难以独立核实（封闭高净值社群没有公开数据），但作为一个“自我筛选”的心理门槛，它在顺义家长群体中是被广泛接受的。

这些家庭的父母往往学历是中等到高（本科或硕士），但他们的工作高度专业化和高强度（CEO、高管、合伙人），没有大量时间亲自辅导孩子。他们的文化资本可能足以让他们做战略决策（让孩子学什么、不学什么），但不足以让他们做日常执行（每天陪孩子做作业、纠正英语发音）。

资本结构的偏重决定了路径选择。顺义型家庭走的是“国际学校 + 留学规划师外包”路径。

“国际学校”是这一路径的核心配置：孩子进入鼎石、ISB（顺义国际学校）、德威、京西、哈罗、海嘉、君诚、BSB 这一档的顶级国际学校。北京的国际学校 70% 集中在顺义地区8，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化教育生态。这些学校的学费在 25—45 万 / 年之间，加上各类活动费、餐费、住宿费，年总成本通常 40—60 万。

“留学规划师外包”是这一路径的执行支持。孩子在国际学校体系内完成 IB、AP 或 A-Level 课程，加上一个外部的留学规划师团队（来自启德、新东方留学、美藤、独立顾问等）提供从标化考试（SAT/ACT、托福、雅思）到夏校、活动设计、文书指导、申请季管理的全套服务9。一个完整的“留学规划包”年费用 10—30 万。

把这两个环节合起来，加上孩子高中阶段可能的低龄留学（送孩子在 10—11 年级去美高或英国寄宿）、本科海外留学（4 年学费 + 生活费总计 200—400 万）、可能的研究生留学（再加 100—200 万），顺义型路径的总投入要高得多：800—1500 万是基础水平，部分家庭达到 2000 万以上。

这种路径的目标终点是海外名校：美国常春藤、UC 顶尖（伯克利、洛杉矶、圣地亚哥）、英国牛剑、加拿大顶尖大学（多伦多、麦吉尔、UBC）、新加坡 NUS / NTU。绝大多数顺义型家庭的孩子最终在海外完成本科或研究生，部分人毕业后回国就业，部分人留在海外。

顺义型路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低公共可见度”。你在小红书、微信公众号、抖音上很难找到一位真正生活在顺义的、写完整鸡娃日常的 KOL。没有“顺义花生妈”对位于“海淀花生妈”。这种低可见度本身是一种主动选择：顺义型家庭对“公开自媒体”持保留态度，她们的沟通更多在私密的会所、私董会、家委会、线下沙龙中完成。一个顺义家庭的母亲，可能加入了 2—3 个非常私密的微信群（成员需要被推荐才能加入，每个群不超过 30 人），群里的讨论从不被外传。

这种私密化是顺义型路径的一个核心特征。它和海淀型的“公开自媒体生态”形成鲜明对比：海淀生产话语，顺义不生产话语只消化资源。

五

古北型家庭的典型画像是：跨国公司中高管、台资港资韩日商人、老上海中产家庭、改革开放早期完成第一笔财富积累的本地企业家。这些家庭的共同特征是社会资本厚——他们在跨境网络（特别是华人圈跨境网络）中有较深的人脉，往往家庭已经在 1990—2010 年间完成了海外身份的初步配置（永居权、护照、海外资产、海外账户）。

古北型家庭的经济资本通常也不薄（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200—1000 万 + 实质性资产 1000—5000 万），但与顺义型不同的是，他们的资产配置更倾向“跨境分散”：不是把全部资产集中在北京一套别墅 + 几个国内账户，而是分散在上海房产 + 香港账户 + 东京公寓 + 美国信托等多个跨境节点。

资本结构的偏重决定了路径选择。古北型家庭走的是“双轨混合”路径，同时在国内和海外两个教育体系下注，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和外部环境灵活切换。

孩子可能在上海读民办或国际学校：包玉刚、平和、上海中学国际部、SCIS（上海协和国际学校）、虹桥国际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上海日本子女校、上海韩国子女校等10。上海国际学校的密度和多元化程度远超北京顺义：既有 IB、AP、A-Level 的英美体系，也有日韩体系（针对日韩商人子女）、新加坡体系、欧洲体系。

孩子的最终去向可能是美国（常春藤、UC 顶尖、CMU、芝加哥大学）、英国（牛剑、UCL、LSE）、加拿大（多伦多、麦吉尔）、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庆应、上智）、韩国（首尔大学、KAIST）、新加坡（NUS、NTU）、欧洲（巴黎政治、苏黎世联邦理工）、或者上海本地的顶尖大学（复旦、上海交大、同济）。上海中学国际部 2025 届毕业生的去向数据印证了这种多元化：60% 去美国，35% 去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欧洲、澳大利亚，不到 5% 留在上海本地11。

古北型路径的总投入弹性大：可以低到 500 万（如果家庭走“上海中学国际部 + 美本”路径，且不专门准备移民），可以高到 3000 万以上（如果家庭走“低龄留学 + 美本 + 美研 + 海外资产 + 移民身份”全包路径）。具体投入水平根据家庭策略灵活调整。

古北型路径的最突出特征是“灵活性”。一个古北型家庭的孩子可以在任何节点切换路径。读到上海高中可以决定去美国、读到美国大一可以决定回国实习再决定研究生方向、读到美国研究生可以决定去日本或新加坡工作、工作几年后可以决定回上海或者去湾区。每一个节点都有真实的选项，不像海淀型（基本锁定国内体系）或顺义型（基本锁定海外英美）那样有相对固定的路径。

六

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三种家庭的“焦虑形态”也是不同的。

海淀型焦虑是信息焦虑、排位焦虑、错失恐惧（FOMO on 上岸路径）。一个海淀母亲最大的恐惧是“别的家庭知道某个升学信息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比同年级的别人慢了”“我错过了某个关键窗口”。她每天花大量时间在家长群、公众号、知识星球里搜集信息，因为信息差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升学结果。

顺义型焦虑是阶层稳固焦虑、子女接班焦虑（“5000 万门槛守得住吗”）。一个顺义家庭的父母最大的恐惧不是“孩子能不能进顶尖大学”，而是“孩子能不能在 20—30 年后继续维持家族的资本地位”“孩子是否有能力管理家族的资产和企业”“孩子会不会因为没有上进心而败掉家产”。这种焦虑的时间跨度比海淀型长得多：海淀型焦虑指向的是 5—10 年后的高考，顺义型焦虑指向的是 20—40 年后的代际接班。

古北型焦虑是身份选择焦虑、跨境路径焦虑（中、西、日、韩、台中选哪一条）。一个古北家庭的父母最大的恐惧是“我们家应该把根扎在哪里”“孩子应该认同哪一种身份”“未来几十年的地缘政治变化会让我们的跨境布局失败吗”。这种焦虑的复杂度比海淀和顺义都高，它涉及到地缘政治判断、长周期经济判断、文化认同判断、家族战略判断等多个维度。

三种焦虑形态对应着三种家庭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不同理解。海淀型家庭把自己理解为“中国本土体系的优秀参与者”，所以焦虑集中在体系内的位置；顺义型家庭把自己理解为“中国新富裕阶层的代表”，所以焦虑集中在阶层维持；古北型家庭把自己理解为“跨境精英”，所以焦虑集中在跨境布局。

七

这三种类型在公共话语中的可见度，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反比关系。

海淀型可见度最高。无数公众号、纪录片、剧集、新闻报道都以“海淀妈妈”为主角。安柏代表的“海淀花生妈”模式是中国当代鸡娃话语生产的标杆12。这种高可见度的原因是结构性的：海淀型家庭文化资本厚，本身就具备生产话语的能力（写公众号、出书、做自媒体）；同时她们的故事最贴近“普通中产母亲”的想象，最容易被复制和传播。海淀路径的全国化扩散，正是通过这种高可见度完成的。

顺义型可见度中等偏低。豆瓣和知乎上有不少讨论顺义生活的长帖，但实地的深度报道相对少。顺义型家庭普遍对“公开自媒体”保持距离：她们的隐私意识更强、社交圈更封闭、对自己的生活被公开化没有兴趣。媒体如果想做顺义题材，往往要花很多功夫找愿意接受访谈的家庭，而且这些家庭通常要求匿名。

古北型可见度最低。媒体上几乎没有专门讨论古北家长的深度内容。这种低可见度的原因有几个：古北家庭的国际化程度高，部分父母不主要用中文社交媒体；古北家庭对“高净值身份”的暴露最敏感，担心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古北家庭的跨境身份本身就让她们倾向于保持低调。

这种“可见度的反比”恰恰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可见度高的不一定是最有代表性的，可见度低的可能反而是最资深的。海淀型作为“话语生产者”在公共讨论中占据中心位置，但顺义型作为“避险实践者”在实际的高净值教育市场中可能更具影响力，古北型作为“混合实验者”在跨境精英教育中可能是最早的开拓者。

八

三种类型不是静止的。在 2023—2025 年间，每种类型内部都在发生分化和迁移。

海淀型路径在动摇。学区房塌方直接打击了这一路径的资本兑换通道13。一部分海淀家庭开始考虑向顺义型迁移（卷不动学区房 → 转国际化），但顺义型路径需要的“经济资本厚”超出他们的能力，所以这种迁移只能部分实现，更多的是“被迫降级”：接受孩子上普通公办学校，放弃六小强目标。这是第三章和第九章讨论的“烂尾娃 + 反鸡娃”现象在海淀的具体表达。

顺义型路径在加码。头部国际学校涨价（鼎石小学 43.4 万）就是这一加码的供给侧体现14。剩下的顺义型家庭把更多资本投入到顶部国际学校 + 海外低龄留学的双重保险上。但这种加码也在分化：一部分顺义型家庭直接把孩子送出国低龄留学（跳过国内全部 K12），剩下来的人面对的就是更激烈的内部竞争。

古北型路径在重组。中美关系变化、上海生活成本上升、外籍人员撤离（特别是 2020—2024 年间欧美和韩国外籍人员的大量回国）15等因素，使得古北部分家庭开始“撤离上海”，把孩子和家庭整体迁回原籍（台、港、日、韩）或迁往新加坡、湾区。古北作为一个地理标识在 2023—2025 年间的活跃度有所下降：一些上海的台资港资家庭已经把主要生活基地从上海迁到了新加坡或台北。

三种迁移合起来看，正在发生的是中国精英教育内部结构的一次重组。原本相对稳定的“海淀 = 体制内顶尖 / 顺义 = 国际化避险 / 古北 = 跨境混合”三轨格局，正在变成“海淀降级 / 顺义集中 / 古北分散”的新格局。

九

最后用一组对照来总结三种类型的核心差异。

海淀型的代表作或代表人物是安柏《上岸》——一位北大母亲把自己孩子的小升初闯关经验写成方法论书籍，成为海淀路径全国化扩散的话语锚16。

顺义型的代表是鼎石学校的招生学费叙事：年学费 43.4 万的全国第一国际学校，作为顺义路径的具体物质标识，比任何个人 KOL 都更有效地代表了顺义路径的形态。

古北型的代表是包玉刚学校的“七连冠”叙事：连续七年在胡润百学排行榜上位居中国国际化学校第一17，作为古北路径的品质标识，把“上海混合精英教育”的形象固化下来。

三个话语锚分别是一本书、一个学费数字、一个排名。它们的形态差异本身就反映了三种路径不同的存在方式：海淀路径是话语化的、顺义路径是符号化的、古北路径是制度化的。

十

把这三种类型并置在一起看，可以得到一个关于中国当代精英教育最深的判断：

精英教育的多元化，不是中国当代社会“开放”的标志，是精英阶层内部分化加剧的标志。

一个统一的精英教育路径，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共享一套价值观、目标、方法论：大家都想让孩子上清华北大，大家都用同一套方法准备。这种“统一性”在 1990—2010 年代的中国相对清晰：那时候不管是北京顺义、上海古北、还是深圳福田，几乎所有精英家庭都把“国内顶尖大学”作为孩子的目标终点。

但 2010—2025 年间，这种统一性快速瓦解：海淀型继续锚定国内体系，顺义型转向海外体系，古北型走双轨。三种路径之间不再相互可替代，而是分裂为三个不同的精英子集团，使用不同的话语、依赖不同的资源、面对不同的风险。

这种分化在表面上是“教育选择的多元化”，在深层是“中国精英阶层不再共享一种关于未来的信念”。海淀型相信中国本土体系仍然是可以信赖的；顺义型不再完全相信，所以选择海外作为主要赌注；古北型最不相信，所以选择跨境分散。三种类型对“应该把孩子的未来押在哪里”这个问题，给出了三个相互不能转译的答案。

这种分化的政治意味是深刻的。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不再共享对未来的基本信念，这个社会的长期稳定性会出问题：精英阶层是任何社会“未来共同体”的最关键构成。当海淀型、顺义型、古北型三个子集团各自走向不同的未来时，中国社会的“未来想象”也在被分裂。

下一章会从顺义型和古北型路径的国际学校供给侧切入，讨论一个被忽视但非常重要的趋势：国际学校市场的“哑铃化”。北京诺德安达倒闭、深圳厚德书院关门，但同时鼎石学费涨到 43.4 万、平和涨幅 16%。一个看似矛盾的市场格局背后，是跨境资本通道在跨境维度上的高端集中化。中国国际教育市场已经告别 2010—2020 的高速扩张周期，进入了洗牌出清周期。

这次出清的代价由谁承担？下一章会看到，承担代价的不是顶部那几所学校，而是中部那些有几百名学生、几亿投入、看上去“中产精英”路径标配的中等国际学校。它们的倒闭，是中国国际教育市场最后一次系统性洗牌的明确信号。

参考文献

顺义后沙峪、天竺一带作为北京别墅区集群的描述，见 Jingkids 国际学校频道、《北京日报》《北京商报》关于顺义居住与生活的相关报道；中粮祥云小镇作为顺义商业中心的描述见其官网与北京媒体报道。
上海古北社区作为最早国际化社区、1990 年代开始接纳台 / 港 / 日 / 韩居民的历史，见《文汇报》《新民晚报》《第一财经》关于古北社区的历史回顾与上海长宁区志相关资料。
北京鼎石学校 2025—2026 学年小学学费 43.4 万元（含住宿餐食）、全国最高的数据，见鼎石学校官网招生信息与《2025 胡润百学》中国国际化学校排行榜。
北京海淀核心学区房 800—1300 万 / 套的数据，见贝壳研究院、链家、安居客 2022—2025 年北京海淀学区房成交数据。
DSS、华数之星、YMO 等暗考体系的运作，见澎湃新闻、新京报、新华社、时代周报 2021—2024 年系列报道。
强基计划“高考 85% + 校测 15%”加权公式见教育部 2020 年《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综合评价“60% 高考 + 30% 校测 + 10% 综评”模式见各高校招生简章。
顺义“5000 万门槛”作为高净值家庭自我筛选心理标识的流传说法，见 Jingkids、《北京日报》、知乎“顺义妈妈”长帖。其具体真实性难以独立核实（证据等级 C / D），但作为社群心理共识被广泛使用。
北京 70% 国际学校集中在顺义的数据，见国际教育网、Jingkids 国际学校频道与北京市教委关于民办国际学校的统计。
留学规划师外包路径（启德、新东方留学、美藤、独立顾问等）见各机构官网与《财经》《21 世纪经济报道》关于留学中介行业的相关报道。
上海国际学校（包玉刚、平和、上海中学国际部、SCIS、虹桥国际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上海日本子女校、上海韩国子女校）的密度与多元化程度，见国际教育网、Jingkids、《2025 胡润百学》排行榜与上海市教委关于民办国际学校的统计。
上海中学国际部 2025 届毕业生录取分布（60% 美国、35% 英 / 加 / 日 / 韩 / 欧 / 澳、不到 5% 留沪）的数据，见上海中学国际部官网录取统计与第一财经、《文汇报》相关报道。
安柏《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中信出版集团，2020 年 10 月。
学区房塌方数据（北京中关村学区房 2022 年 1200 万 → 2025 年 900 万 / 套），见贝壳研究院、链家、安居客 2022—2025 年北京海淀学区房成交数据，以及《财经》《21 世纪经济报道》《每日经济新闻》2024—2025 年报道。
北京鼎石学校 2025—2026 学年小学学费 43.4 万元的数据，见鼎石学校官网与《2025 胡润百学》。
2020—2024 年间欧美与韩国外籍人员从中国大量回国的数据，见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相关公告、《财新》《第一财经》、《纽约时报》中文版与彭博相关报道。
安柏《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中信出版集团，2020 年 10 月。
上海民办包玉刚实验学校在《2025 胡润百学》中国国际化学校排行榜中位居第一并实现七连冠的数据，见《2025 胡润百学》排行榜与胡润研究院官网。

第十一章国际学校的哑铃化

一

2024 年 5 月 21 日，深圳市教育局公布 2024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这份按惯例每年公布的官方文件，在那一年因为一个学校的缺席而引起家长群的震动：深圳厚德书院不在 2024 年的高一招生计划中1。

这意味着这所运营了多年、拥有约 1000 名师生、提供 AP 和 A-Level 国际课程的民办国际高中，将不再有新生入学。一个月后，更多消息陆续浮出水面。5 月 10 日，深圳厚德书院已经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学校累计有 1.4 亿元的债务诉讼；拖欠物业 1000 万元；拖欠教职工工资和社保；学校创办人兼法定代表人田华被法院限制消费2。多家家长向媒体投诉，自己已经预付了 2 年的学杂费，但学校已经无法兑现教学承诺。

到 2024 年 7 月，深圳厚德书院实质性停办。1000 名师生进入“如何安置”的混乱过程：部分家庭希望转入其他国际学校（但深圳本地的国际学校录取窗口已经过去）；部分家庭考虑直接送孩子出国读高中（但孩子的标化考试和申请准备来不及）；部分家庭只能让孩子回到普通公办高中（但孩子的课程进度与公办体系完全不匹配）。每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一个家庭原本规划的教育路径被强行打断。

深圳厚德书院的倒闭不是孤立事件。同一年（2024 年 7 月），北京房山诺德安达学校宣布停办，原因是房山位置的劣势 + 业主解约 + 招生困难 + 三年新冠疫情冲击的累积3。这所学校 2017 年开办，至 2024 年只运营了 7 年，留下的学生大部分转移到顺义诺德安达。同期，上海某国际高中（具体名称未在公开报道中确认）因为招生不足 70 人、新招生少于 20 人、拖欠教师工资社保，进入运营危机4。

这些事件合在一起，标志着中国国际学校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告别 2010—2020 的高速扩张周期，进入洗牌出清周期。

这一章想做的，是通过国际学校市场的具体结构变化，理解资本兑换层在跨境维度上的供给侧重组。这次重组的真实形态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哑铃化。市场的顶部在涨价 + 集中化，中部在大量倒闭 + 出清，底部在转型 + 合并。这种哑铃形格局的形成，揭示了中国当代精英教育路径在 2024—2026 年正在经历的最深结构变化。

二

如果你想用一个数字来标记 2025—2026 学年中国国际学校市场的顶部，那是 43.4 万元，北京鼎石学校小学部一年的学费（含住宿餐食），全国最高5。

鼎石不是唯一在涨价的学校。把头部国际学校的学费数据按 2024 到 2025—2026 学年的变化梳理出来6：

北京鼎石小学：约 41 万 → 43.4 万，年涨幅约 1 万元。

上海平和高中部：15.8 万 → 18.4—20 万，涨幅 16.5—30%。

上海包玉刚小学：15.6 万 → 16.8 万，涨幅 7.7%。

上海包玉刚高中：调升至 19—21 万，年涨幅约 1—2 万元。

上海世外 / 星河湾：15 万 → 18 万，涨幅 20%。

上海光华剑桥：18 万 → 21 万，涨幅 17%。

深圳国际交流书院（深国交）：微调，涨幅约 1.87%。

深圳光明贝赛思：2024 年价格降价 2 万元（政府补贴），这是头部学校中少有的降价案例。

把这一组数据合在一起，2024—2026 头部国际学校学费的平均涨幅在 10—20% 之间，部分学校涨幅超过 20%。这一涨幅明显高于同期一线城市的通货膨胀率、家庭收入增长率、其他教育消费品价格涨幅。这种“反向涨价”的现象在一个整体进入收缩周期的市场里是非常特殊的，它意味着头部国际学校面对的是一个“供给不足、需求集中”的特殊市场结构。

为什么头部国际学校能逆势涨价？

一是品牌稀缺性。鼎石、包玉刚、平和、深国交这一档学校，在中国国际教育市场上的品牌地位是几十年累积形成的。一所学校进入“行业头部”，需要长期的教学质量验证、家长口碑积累、知名校友效应、招生录取数据沉淀。这种品牌资产不是新进入者能够短期内复制的。

二是录取数据的支撑。头部国际学校之所以能维持高溢价，根本在于它们的毕业生录取数据持续验证了“投入 = 回报”的逻辑。包玉刚连续七年在胡润百学排行榜上位居中国国际化学校第一7，毕业生大量进入美国常春藤、英国牛剑、加拿大顶尖大学；上海中学国际部 2025 届毕业生中 60% 去美国、35% 去英加日韩欧澳、不到 5% 留沪8。这种录取数据让家长相信花 40+ 万学费是值得的。

三是高净值家庭的避险集中。第十章讨论过顺义型和古北型家庭在 2023—2025 年间的“加码”行为——把更多资本投入到顶部国际学校。这种集中化让头部学校面对的需求侧反而比 2020 年前更强劲：原本可能选择中等国际学校的家庭，现在被推到顶部学校；原本就在顶部的家庭，加倍投入维持位置。

四是国际学校的供给天花板。一所头部国际学校的物理校舍、师资容量、品牌稀缺性都不允许大规模扩张。鼎石不能在一年内把学生人数翻倍，这会立刻摧毁它的品牌质量；包玉刚不能在不同城市批量复制，其招生标准和教学体系的复杂度让“加盟扩张”几乎不可行。这种供给天花板让头部学校在面对集中化的需求时只能通过涨价来平衡。

五是通货膨胀的传导。头部国际学校的运营成本——外教工资、原版教材、海外修学旅行、国际课程版权费、专业设备——很多都是按美元或英镑结算的。过去几年人民币兑美元的相对走弱（从 6.5—6.8 区间走到 7.0—7.3 区间）9让这些外币成本的人民币价格自然上涨。学校只能把这部分成本转移到学费上。

五个原因合到一起，头部国际学校的“逆势涨价”就有了相对完整的解释：它不是一种异常，是供给与需求双向集中化的结构性结果。

三

但市场的另一端，中部国际学校，正在面对完全相反的处境。

中部国际学校指的是那些不在顶部品牌行列（包玉刚、平和、鼎石、深国交）、但也不属于低端区域校的二档学校。这类学校的特征通常是：学费在 10—25 万 / 年区间、学生规模 300—1000 人、地理位置位于城市的次核心区域或郊区、品牌建立时间相对较短（2010 年后开办的居多）、依赖资本方的持续投入维持运营。

北京诺德安达学院（房山校区）就是这种中部学校的典型代表：2017 年开办，位于房山区，资本方为英国诺德安达教育集团。这所学校的设计是承接北京西部和南部的中产家庭，这些家庭原本可能去顺义读国际学校，但因为通勤距离（顺义在北京东北部，房山在北京西南部）选择了房山。但 2020—2024 年的几个因素叠加，让这所学校陷入了困境：三年新冠疫情让招生急剧下滑、业主与诺德安达集团的合作解约、家长开始放弃中等国际学校转回公办或转去顺义顶部国际学校。最终在 2024 年 7 月停办。

深圳厚德书院是另一种典型：本土资本运营、提供 AP 和 A-Level 课程、定位中产家庭。它的问题不是疫情，是更深层的财务结构性问题——管理混乱（部分家长把学费转入校长私人账户）、债务诉讼累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撤销资质10。这种问题在 2024 年浮现，本质上是过去几年国际学校行业“野蛮生长”的代价。

把这一系列案例汇总，2024—2025 年中国中部国际学校的倒闭潮有几个共同特征。

倒闭学校的招生在 2022—2024 年已经出现明显萎缩。一所学校从满员到倒闭通常不是一年内的突然事件，而是连续 2—3 年招生不达预期导致的财务恶化。

倒闭学校的资本方往往已经在前 1—2 年开始撤资或寻求出售。一旦资本方失去耐心，学校的现金流问题会迅速暴露。

倒闭学校的家长往往承担最大代价：预付学费无法收回、孩子的教育路径被强行打断、转学到其他学校的窗口已经错过。这部分家长在 2024—2025 年开始大量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但他们的诉求往往得不到有效回应（学校已经资不抵债，无法赔偿；地方教育部门只能协调安置不能补偿损失）。

倒闭学校所在区域的国际教育生态被严重削弱。一所有 1000 名学生的国际学校倒闭，意味着所在区域突然失去这部分教育供给：剩下的家庭只能往更远的区域寻找替代，或者被迫转回公办系统。

中部国际学校的倒闭，是过去 5—10 年中国国际教育市场“快速扩张周期”的代价的集中显现。2014—2020 年间，全国国际学校数量从 600 多所扩张到 1300 多所，几乎是翻倍11。这种扩张高度依赖资本方的投入和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当资本方撤离、需求侧收缩时，这种扩张的代价就以倒闭潮的形式集中爆发。

四

为什么 2023—2025 年是中部国际学校倒闭潮的集中爆发期？三重压力的叠加。

第一重是生源端的萎缩。

中产家庭的收入下行直接打击国际学校的需求侧。2023—2024 年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降薪或裁员12，部分家庭从“能负担国际学校学费”变成“无法负担国际学校学费”。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原本可以承担 15—20 万 / 年的学费，但收入降 30% 之后，这种支出变得不可持续：孩子不得不从国际学校转回公办。

出生率断崖预示更深远的影响。2025 年出生人口 792 万，相比 2017 年的 1758 万腰斩13。这一批“最低谷出生孩子”在 2030—2035 年间进入 K12，意味着整个学龄人口规模会大幅萎缩。这种萎缩对国际学校的长期影响远超公办学校：公办学校有政府拨款兜底，国际学校完全依赖市场需求，需求侧腰斩意味着学校直接难以为继。

“教育降级”叙事的兴起。第九章讨论过“反鸡娃”和“烂尾娃”叙事的扩散。一部分原本会选择国际学校的家庭，在叙事影响下转向“教育降级”，把孩子从国际学校转回普通公办，从“国际化路径”转回“国内体系”。这种转向虽然规模有限，但对中部国际学校的边际影响是显著的。

第二重是政策端的压力。

民转公政策的影响。2021—2023 年间的《民促法实施条例》要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占比城市层面控制在 5%、各区 15% 以内14。北京建华、上海交大附中、张江集团中学等已转。这一政策直接影响“双语 + 国际课程”的民办校：它们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合规性。部分“双语校”不得不放弃国际化定位，转为普通民办校或转公。

外籍教师签证收紧。2022—2024 年间，中国对外籍教师的工作签证和工作许可审查持续收紧15。一些国际学校的外籍教师无法续签，导致外教比例下降，这直接影响国际学校的核心卖点之一（外教教学的国际化氛围）。

中美关系变化对国际学校的连锁影响。2018 年起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到 2025 年仍未明显缓和。这种紧张影响国际学校的多个维度：外籍管理团队的稳定性、英美课程版权的稳定性、家长对“未来送孩子去美国”的信心、学校与海外大学合作项目的稳定性。

第三重是资本端的撤离。

国际学校行业进入“出售潮”。2023—2025 年间，多家在中国运营国际学校的海外资本（如英国诺德安达、新加坡某些教育资本、美国某些教育基金）开始减少在华投入或寻求出售在华学校16。这种撤资既反映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下降，也反映全球地缘政治紧张的外溢效应。

国内教育资本对 K12 国际教育的撤出。双减政策之后，国内教育资本的注意力从 K12 学科教培转向了学习硬件、AI 教育、职业教育、海外教育等方向。原本投资国际学校的部分国内资本，不再认为这是有吸引力的赛道，开始撤出。

新进入资本的稀缺。2023—2025 年间，几乎没有新的资本方进入中国国际学校市场。这意味着即使老的资本撤出，也没有新的资本接盘，行业整体的资本供给在收缩。

三重压力的叠加，使得 2023—2025 年成为中国中部国际学校倒闭潮的集中爆发期。

五

但理解市场的复杂性，需要同时看到几个“反向信号”。

一个反向信号是 Common App 的回升。

2024—2025 申请季，中国学生通过 Common App 提交美本申请的人数为 18,400 人，同比 +6%。这是 2020—2023 年间连续三年下降之后的首次回升17。中国学生占国际申请总数的 13.4%，仍是各国第一。

这个数据与“在美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下降是相反的：在美中国留学生从 2019—2020 年的 37.3 万下降到 2023—2024 年的 27.74 万，2023—2024 年印度首次反超中国（331,602 vs 277,398）18。

两个看似矛盾的数据，反映的是同一个趋势：大盘退潮 + 头部加码。

整体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减少（中产层因为成本、签证、安全担忧整体撤出），但头部留学需求在回升（高净值家庭把留学早期化、头部化——孩子从高中甚至初中就送出去，目标限定在常春藤、UC 顶尖、牛剑）。Common App 上的本科申请人数回升，说明高净值家庭对“美本”作为终极目标的信心并未崩塌，只是把“美本”的人群从中产扩展到只剩下顶层。

另一个反向信号是低龄留学的提前。

2023—2025 年间，“低龄留学”（K12 阶段就出国读寄宿学校）的市场份额在持续上升。规划年龄从过去的“高二前”前移到“初三阶段”，部分家庭甚至在小学阶段就开始为低龄留学做准备。本科留学咨询占整体留学咨询的比例从过去的 20% 升至 40%19，这一变化意味着家长对孩子的留学规划开始得更早。

低龄留学的兴起，与头部国际学校涨价的趋势是同源的，都是高净值家庭“加倍投入海外教育”的具体表现。一个家庭如果决定走国际化路径，会愿意把孩子尽早送出去（减少国内 K12 阶段的不确定性、提高孩子的语言和文化适应能力、增加进入海外顶尖大学的概率）。这种“早期化”对国际学校市场的影响有两面：一方面，国内顶部国际学校的中学部学费可以维持高水平（家长愿意支付高昂学费让孩子在国内顶部国际学校读到中学）；另一方面，中部国际学校的高中部生源进一步流失（家长跳过这一阶段直接送孩子出国）。

两个反向信号合到一起，揭示的是中国国际教育需求侧的“双重分化”：

垂直分化：头部需求强劲 + 中部需求收缩。

水平分化：低龄化加速 + 跨境分散。

这两种分化共同塑造了 2024—2026 年的国际学校市场结构。

六

把头部的涨价和中部的倒闭放在一起看，“哑铃化”的具体形态就出来了。

顶部（10% 的头部学校）：包玉刚、平和、鼎石、深国交、上中国际部、ISB、德威、京西、哈罗等。这部分学校学费 25—45 万 / 年，年涨幅 10—20%，需求强劲，部分学校的录取已经需要排队 1—2 年。

中部（60% 的中等学校）：大量 2010—2020 年间开办的双语校、国际化民办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部分学校学费 10—25 万 / 年，需求快速萎缩，大量进入倒闭、合并或转型为普通民办的过程。

底部（30% 的低端学校）：早期的“低质量国际学校”（多数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被监管要求转型的双语校。这部分学校学费 5—10 万 / 年，主要服务下沉市场，但同样面对生源萎缩和监管压力，部分已经转型为普通民办或停办。

这种哑铃形格局的形成，意味着 2010—2020 年间快速扩张的“中端国际教育市场”在 2024—2026 年被系统性出清。剩下的两端，顶部精品和底部下沉，构成了未来 5—10 年中国国际学校市场的基本结构。

哑铃化的政治和社会含义是深刻的。

它意味着“国际教育”作为一种教育选项，正在变成“高净值家庭专属”。原本中产家庭可以通过中部国际学校接入国际教育路径，但中部学校的大量倒闭让这条路径基本关闭。一个中产家庭在 2024—2026 年想给孩子提供国际化教育，要么承担顶部学校 30—45 万 / 年的学费，要么放弃这条路径，没有真正的中间选项。

它意味着“国际化教育与体制内教育的鸿沟”在加深。当国际学校变成高净值专属后，体制内顶尖学校（六小强、四校、深圳四大）和顶部国际学校（包玉刚、平和、鼎石）之间的鸿沟会显著加深：前者主要服务文化资本厚的中产家庭，后者主要服务经济资本厚的高净值家庭。两个体系的毕业生在未来 10—20 年会形成两个不同的精英子集团，对中国未来的精英结构有深远影响。

它意味着“中产精英化路径”的关键供给被削弱。中部国际学校原本承担了“中产家庭也能接入国际化教育”的供给功能，但这部分供给的大量退出，让中产家庭面对的选项收窄到“全力卷体制内”或“完全放弃精英化”。这种二选一的格局，可能加剧中产家庭的内部分化：文化资本厚的家庭被迫继续卷体制内（推动海淀型路径的更激烈竞争），经济资本不足以走顶部国际学校的家庭被迫接受“教育降级”。

七

哑铃化还催生了一个被忽视的现象：跨城迁移。

中部国际学校的大量倒闭，让原本依赖这些学校的家庭面临一个艰难选择。

一种是留在原城市，接受“教育降级”：从国际学校转回公办，从国际化路径转回国内体系。

另一种是留在原城市，挤入头部国际学校。但头部国际学校的学位极其稀缺，竞争激烈，且学费昂贵。

还有一种是跨城迁移到国际教育资源更集中的城市。常见的迁移路径包括：从北京周边迁到顺义集中、从深圳周边迁到上海、从二三线城市迁到一线城市、从国内迁到香港或新加坡20。

第三种选择在 2024—2026 年间开始出现明显的迹象。一些家庭因为本地国际学校倒闭或质量下降，主动选择跨城迁移：把全家的生活基地从二线城市搬到上海或北京，专门为了孩子的国际教育。这种“教育驱动的跨城迁移”在 2010—2020 年间相对少见，在 2024—2026 年间开始成为高净值家庭的一种常见选择。

更激进的迁移是跨境迁移：把全家从中国大陆搬到香港、新加坡、迪拜，专门为了孩子的国际教育。这部分家庭的数量虽然不大（年化数百到数千户的级别），但代表的是一种关于“中国国际教育路径未来不可持续”的判断。一个家庭做出这种判断，意味着他们对中国国际学校市场的长期信心已经动摇：他们认为即使顶部学校能维持一段时间，长期来看整个生态都会进入收缩，最好的策略是直接迁出。

这种跨城和跨境迁移，是中国国际教育市场哑铃化的一个深层后果。它把“教育投入”和“家庭整体迁移”绑定在一起：一个家庭的教育决策不再只是“孩子上哪所学校”，而是“全家应该把根扎在哪里”。这种绑定让教育决策的成本和复杂度大大上升，也让家庭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八

把这一切放在一起看，中国国际学校市场在 2024—2026 年的哑铃化，是中国当代教育产业进入“精英化分化”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2010—2020 年间，国际学校的快速扩张代表了“国际化教育走向中产化”的趋势：更多家庭可以接入国际教育路径。2020—2025 年间的洗牌出清，代表了“国际化教育重新精英化”的反向趋势，这条路径正在缩回到只服务高净值家庭。这种反向不是一个孤立的市场调整，是中国整体经济周期、人口结构、地缘政治变化的综合产物。

未来 5—10 年，国际学校市场会进一步出现几个趋势。

头部学校的“超高端化”。鼎石的 43.4 万学费可能不是天花板。部分顶部学校可能继续涨价，进入 50 万 / 年甚至更高的价位段。这种超高端化会让国际教育的进入门槛进一步抬高。

中部市场的彻底空心化。剩下的中部学校可能在 2—3 年内全部完成出清：要么被合并，要么转型为普通民办校，要么停办。中等国际学校作为一个市场段位，可能在 2027—2028 年基本消失。

地理集中化。国际学校市场会进一步集中到三大核心区域：北京顺义、上海长宁徐汇、深圳南山福田。其他城市的国际学校市场可能基本缩水到只剩下少量“区域性国际学校”。

跨境分流加速。原本服务中国家庭的国际教育需求，会更多地分流到香港、新加坡、迪拜、伦敦、悉尼等海外目的地。中国国内的国际学校市场会进一步缩水。

这些趋势加起来，揭示的是资本兑换层在跨境维度上的一次根本性收敛：原本相对分散、相对中产化、相对本地化的国际教育路径，正在收敛为高度精英化、高度集中化、高度跨境化的新格局。

下一章会进一步追踪这种跨境化的具体形态：讨论海淀话语如何沿着全球泛华人精英网络在多个城市同时展开。北京顺义、上海古北、湾区库比蒂诺、多伦多万锦、新加坡武吉知马——这些地名构成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精英聚居区，而是一张相互连通的话语网络。一位顺义母亲和一位湾区母亲，可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讨论同一篇公众号文章；一所北京的暗考机构和一所新加坡的国际学校，可能服务同一组家庭；一位海淀的鸡娃 KOL 和一位多伦多的华人家长博主，可能在同一个跨境内容生态中相互引用。

这张网络是过去二十年中国跨境精英流动留下的真实基础设施。理解它，是理解中国当代精英教育全球化最深的一环。

参考文献

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 2024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表》（2024 年 5 月 21 日公布），深圳厚德书院未列入其中。详见深圳教育局官网与南方都市报、《晶报》相关报道。
深圳厚德书院 2024 年财务危机详情（1.4 亿债务诉讼、拖欠物业 1000 万、拖欠教职工工资社保、法定代表人田华被法院限制消费、5 月 10 日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见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国际教育联盟相关报道。学校学费档：2024 年高考班 43000—59000 元 / 学期；国际部 AP 及 A-Level 117500 元 / 学期。
北京房山诺德安达学校 2024 年 7 月停办的报道，见《北京日报》、国际教育联盟、新京报相关报道。学校于 2017 年开办，学生大部分转至顺义诺德安达。
上海某国际高中招生不足 70 人、新招少于 20 人、运营危机的报道，见 2024—2025 年国际教育联盟、第一财经、《文汇报》关于上海国际学校运营状况的相关观察。具体学校名称在公开报道中未确认。
北京鼎石学校 2025—2026 学年小学学费 43.4 万元（含住宿餐食）、全国最高的数据，见鼎石学校官网招生信息与《2025 胡润百学》中国国际化学校排行榜。
头部国际学校学费涨幅数据（鼎石、平和、包玉刚、世外 / 星河湾、光华剑桥、深国交、深圳光明贝赛思）见各校官网招生公告、国际教育网《2025 上海国际学校学费盘点》、新京报、第一财经报道。
上海民办包玉刚实验学校在《2025 胡润百学》中国国际化学校排行榜中位居第一并实现七连冠的数据，见《2025 胡润百学》排行榜与胡润研究院官网。
上海中学国际部 2025 届毕业生录取分布（60% 美国、35% 英 / 加 / 日 / 韩 / 欧 / 澳、不到 5% 留沪）的数据，见上海中学国际部官网录取统计与第一财经、《文汇报》相关报道。
2022—2025 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 6.5—6.8 区间走到 7.0—7.3 区间的数据，见中国人民银行月度汇率统计与 Bloomberg、Wind 公开金融数据。
深圳厚德书院“部分家长将学费转入校长田华私人账户”的报道，见南方都市报 2024 年关于厚德书院的深度调查与家长投诉报道。
2014—2020 年间全国国际学校数量从 600 多所扩张至 1300 多所的数据，见新学说 / NewSchool Insight《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系列报告与 ISC Research、《2025 胡润百学》相关统计。
2023—2024 年中产年薪百万者面临 20—30% 降薪或裁员的数据，见 36 氪、虎嗅、《财新》关于互联网与金融行业裁员潮的系列报道。
2017 年出生人口 1758 万、2025 年降至 792 万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年度人口统计公报。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21 年 5 月修订，国务院令第 741 号，要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占比城市层面 5%、各区 15%。
2022—2024 年间中国对外籍教师工作签证和工作许可审查收紧的报道，见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公告与 21 世纪经济报道、Caixin Global 相关报道。
2023—2025 年间海外教育资本（诺德安达、新加坡教育资本、美国教育基金）减少在华投入或寻求出售在华学校的报道，见 21 世纪经济报道、《财经》、ISC Research、彭博中国相关分析。
2024—2025 申请季 Common App 中国学生提交 18,400 人、同比 +6%、三连降后首次回升的数据，见 Common App 官方发布、自由亚洲电台、中国教育在线相关报道。
在美中国留学生总数从 2019—2020 年的 37.3 万降至 2023—2024 年的 27.74 万、2023—2024 年印度（331,602 人）首次反超中国的数据，见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2024 美国门户开放报告》。
本科留学咨询从 20% 升至 40%、规划年龄从高二前移至初三的数据，见启德教育、新东方留学、美藤等大型留学中介 2024—2025 年报与《北京日报》《国际教育联盟》相关报道。
“教育驱动的跨城迁移”与“跨境迁移”现象的报道，见《财经》《第一财经》《新京报》2024—2025 年关于中产移居香港、新加坡、迪拜的系列报道。

第十二章同一张话语网

一

2024 年某个秋天的晚上，加州库比蒂诺的一位华人母亲在自家厨房里打开微信，刷到了一条公众号推送。文章题目是“小升初的关键三件事——海淀十年妈妈的真心话”，作者是一位有 30 万粉丝的北京海淀 KOL1。

她读完文章的时间不到 15 分钟。她现在面对的具体问题是：她女儿今年小学五年级，明年要决定是继续读 Cupertino Union School District（库比蒂诺联合学区）的初中，还是申请附近的 Harker School（哈克学校，加州顶级私校）2。她在文章里读到的“小升初的关键三件事”（选择目标学校、规划标化考试、设计课外活动）虽然是为北京海淀的家长写的，但她发现自己竟然可以一对一地映射到自家的处境：选择目标学校（Cupertino 公校 vs Harker 私校）、规划标化考试（SAT/ACT 比北京的 KET/PET 时间晚但逻辑相同）、设计课外活动（Russian Math + AoPS 比北京的奥数集训队组织松散但功能相同）。

她在文章下留了评论：“海淀经验在湾区一样管用。”

第二天，这位湾区母亲在自己加入的“湾区华人家长群”里转发了这篇文章，群里 200 多位华人家长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展开热烈讨论。讨论中频繁出现的词汇包括：DZ（点招）、KB（坑班）、牛娃、上岸、卷王、躺平、烂尾娃。这些词原本都是北京海淀家长群的内部黑话，但在 2024 年的湾区华人家长群里被自然地、不需要解释地使用3。

这一场景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海淀话语沿着全球泛华人精英网络在多个城市同时展开：硅谷库比蒂诺、新泽西爱迪生、加拿大多伦多万锦、新加坡武吉知马、英国北伦敦、悉尼车士活。这些地名构成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精英聚居区，而是一张相互连通的话语网络。

这一章想做的，是把这张网络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运作的、它如何让“海淀话语”完成跨越国界的扩散、扩散过程中又如何在每个落地点发生本地变形。

二

这张全球泛华人精英网络由六个主要的地理节点构成。

第一个节点是美国硅谷 / 湾区。主要聚居区是 Cupertino（库比蒂诺，苹果总部所在）、Palo Alto（帕罗奥图）、Fremont（费利蒙）、Saratoga（萨拉托加）。湾区华裔总人口约 63 万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 2000—2020 年间从中国大陆来的高知中产：博士、工程师、风险投资人、创业者。这些家庭的特征是文化资本厚（自己在中国时就受过高等教育）、经济资本中等到厚（硅谷码农年薪 30—50 万美元、风投合伙人和创业成功者年薪百万美元 +）、跨境网络密集（与中国大陆有持续的家人 / 朋友 / 业务联系）。

第二个节点是美国新泽西。主要聚居区是 Edison（爱迪生）、Princeton（普林斯顿）、East Brunswick（东布伦瑞克）。新泽西华裔约 13 万5，其中很多是 2000 年代来美的金融业、制药业、医生群体。这些家庭比湾区华人更“主流美国化”，更早进入美国职业体系、与本地白人社区的融合度更高，但同时维持着相对完整的华人社交圈。新泽西的教育路径以“公立蓝带高中 + SAT/ACT 培训 + 藤校 STEM”为典型，与湾区有结构相似性但目标稍有不同。

第三个节点是美国纽约。主要聚居区是法拉盛（Flushing）、皇后区、布鲁克林部分区域。纽约的华裔人口最大（数十万级），但分化也最深：既有西海岸式的高知中产，也有传统唐人街式的工薪移民。教育路径上以“SHSAT 特殊高中”（如 Stuyvesant、Bronx Science）+ SAT + 藤校 / NYU 为典型6。

第四个节点是加拿大多伦多。主要聚居区是 Markham（万锦，被部分华人称为“清华园”）、Richmond Hill（列治文山）。多伦多大区华裔约 50 万7，其中很多是 1990—2010 年代来加的香港、台湾移民和大陆技术移民。教育路径上以“私校 + 公校蓝带 + 多伦多大学等本地名校”为典型，部分家庭目标是把孩子送回美国读研究生。

第五个节点是英国伦敦。主要聚居区是北伦敦、Kensington（肯辛顿）部分区。伦敦华裔规模相对小（数万级），但高净值比例高，多是金融业、地产业、贸易业的从业者。教育路径以“A-Level + 牛剑路径”为典型，部分家庭走“私校寄宿 + 牛剑”的高端轨道。

第六个节点是新加坡。主要聚居区是武吉知马、东海岸。新加坡的华人是本地主流人口的一部分（占比 70%+），但近年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新移民的“新移民层”快速扩张8。教育路径上以“本地名校（华侨中学、莱佛士书院）+ 海外回流 + 国际学校（UWC、东陵信托）”为典型。

把这六个节点合在一起，构成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海外华人聚居区”，而是一张高度互联的精英网络。这张网络的核心是过去 20 年中国跨境精英流动留下的真实基础设施——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信息流动、家庭联系、商业合作。这些流动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在过去 10 年通过微信、小红书等中文社交平台得到了大规模强化。

三

支撑这张网络的具体平台基础有四个层级。

第一层是微信。

微信是这张网络的“基础通信层”。一位 2018 年从北京移居硅谷的家长，她的微信里仍然有几个北京海淀家长群的活跃成员。这些群里讨论的内容（学而思最新课程、某所重点小学的招生变化、某位 KOL 的最新文章、某次暗考的报名信息）她仍然能实时接收。即使她现在面对的是湾区的教育问题，她使用的“思考工具”——如何系统规划、如何收集信息、如何评估机构——仍然是海淀化的。

微信的跨境延续性是这张网络最基础的物理基础。它让一位海外华人家长可以“实时”参与中国大陆的鸡娃话语生产和消费：她可以一边在 Cupertino 接孩子放学，一边在北京海淀家长群里讨论某条新政策。这种“实时跨境”在 2010 年代的电邮和 BBS 时代是不可能的。微信让跨境精英网络从“周更”或“月更”的低频通信，进化到“秒更”的实时通信。

第二层是小红书。

小红书在 2022—2025 年间快速扩张到海外华人群体中。新加坡用户约 55 万，马来西亚约 150 万，加上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华人用户，海外用户总规模可能超过 1000 万9。这些用户的内容消费习惯延续了中国大陆，包括对鸡娃话题的高度关注。

小红书的角色与微信不同。微信是“封闭性社交”，你只能看到自己加好友或加群的内容。小红书是“半开放性内容”，任何用户的内容可以被算法推送给可能感兴趣的其他用户。这种开放性让“海淀话语”可以通过算法推送到全球泛华人范围的更多用户那里，扩散效率远超微信。

一位海淀 KOL 在小红书发的关于“小升初规划”的笔记，可能在 24 小时内被算法推送给湾区的华人家长、多伦多的华人家长、新加坡的华人家长。这些用户的“看到该内容”完全不需要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小红书的算法直接完成跨境推送。这种算法驱动的跨境扩散，是过去 5 年最重要的华人话语传播机制。

第三层是 Telegram / WhatsApp。

部分跨境华人家长群迁移至 Telegram 或 WhatsApp。这种迁移有两个动因：一是某些海外华人因为身份或业务原因不能使用微信（如部分台湾家庭、部分美国华人），需要使用国际化的通信工具；二是某些话题（如润学、移民身份规划、海外资产配置）在微信上有内容审核风险，需要迁移到审核相对宽松的平台。

Telegram / WhatsApp 上的华人家长群规模通常比微信小，但话题更敏感、信息密度更高。一些专门讨论跨境身份规划、海外资产保护、子女留学路径选择的小群，可能只有 30—100 个成员，但成员都是高净值家庭，群内的信息交流深度远超公开平台。

第四层是北美华人论坛。

最典型的是“一亩三分地”（1point3acres）。这是一个 2009 年创立的、原本面向 IT 求职的北美华人论坛，2020 年后扩展出“为人父母版”，专门讨论鸡娃、美高、留学等话题10。一亩三分地的特征是用户结构相对精英化：大部分是硅谷、西雅图、波士顿等地的华人技术人员和金融从业者，发帖质量和讨论深度都比小红书高。

一亩三分地“为人父母版”的鸡娃帖数以千计。一些热门帖子（如“湾区辣么那么多功利鸡娃群”）的回复数超过几百11，讨论深入到非常具体的细节：湾区某个学区某所小学的录取概率、某家补习机构的真实师资水平、某个夏校的真实价值、某条 SAT 准备路径的成本效益分析。这种深度的家长群讨论在中国大陆的家长群中并不少见，但能以“公开论坛长帖”形式被存档下来的并不多。一亩三分地恰恰提供了这种存档功能，让海外华人鸡娃话语有一个相对系统的“公共可见档案”。

四个平台层级合起来，构成了这张全球泛华人精英网络的完整通信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设施上流动的不只是育儿信息——还包括子女升学规划、跨境身份策略、家庭资产配置、移民政策变化、海外房产投资等多个维度的信息。鸡娃话语只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维度。

四

要理解海淀话语如何在跨境网络中扩散，需要进入一些具体的“概念对应”：海淀话语中的某些关键概念，是如何在海外语境中找到本地对应物的。

最典型的对应是 Russian Math 与中国奥数体系的对应。

Russian School of Math（RSM）是一所俄裔美国人创办的数学补习连锁机构，1997 年在波士顿开办，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有几十家分校12。它的教学风格是“强逻辑推理 + 超前进度 + 面向数学竞赛”：三年级学生开始接触代数概念，五年级学生开始接触初中数学，初中阶段就为 AMC、AIME 等数学竞赛做准备。

这种风格与中国奥数体系（仁华学校、学而思、高思）有结构相似性：都是把“超出年级的数学训练”作为提前竞争的工具，都强调“逻辑推理 + 题型熟练”的训练方法，都把“数学竞赛奖项”作为进入精英学校的硬通货。

对一位从北京海淀移居湾区的家长来说，Russian Math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功能替代”：它替代了北京的奥数集训队，提供同样的训练强度和竞赛准备。家长不需要重新理解一套新的教育体系，她可以把自己对“奥数训练”的全部认知直接映射到 Russian Math 上。这种“功能替代”让海淀话语在湾区的延续变得非常顺畅，一位海淀型家长在湾区找 Russian Math，等同于她在海淀找学而思集训队。

类似的对应还有几组：

AoPS（Art of Problem Solving）对应“高思 / 仁华的高端集训队”，专门服务数学竞赛尖子生的更深度训练机构13。

Kumon（公文式）对应“基础刷题”，以日复一日的重复练习为核心的基础训练。

SAT/ACT 培训对应“高考冲刺”，为标化考试做最后阶段的强化训练。

夏校（summer school）对应“集训营”，把寒暑假转化为高强度学习时段。

每一个对应不是完全相同的，但在功能层面是可替代的。一位海淀型家长在湾区构建孩子的鸡娃日程时，可以用 Russian Math + AoPS + Kumon + SAT 培训 + 夏校的组合，相当于在湾区复刻一个“海淀版的训练体系”。这种“功能可复制”是海淀话语在湾区延续的物质基础。

但需要注意，这种功能复制不是完全无损耗的。湾区的本地教育环境和北京海淀有重要差异，比如学校招生标准不同（美国大学注重多元化和“全面发展”，中国大学注重高考分数）、政策环境不同（美国没有“双减”，但有亚裔配额的争议）、家长群文化不同。一个海淀型家长在湾区如果纯粹按“海淀方法”训练孩子，可能会在某些维度上出现“过度训练”，比如让孩子刷过多奥数题但忽略了课外活动多样性，导致申请藤校时被认为“缺乏个性化”。

这种“功能复制的损耗”是海淀话语在海外扩散时面对的真实挑战。一些海外华人家长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在内部讨论中开始反思“完全按海淀方法是否最优”。这种反思本身就是海淀话语在海外本地变形的开始。

五

把这一切合起来，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现象：“硅谷海淀化”。

具体的表现有几种。

北京海淀的话语（DZ、MK、KB、六小强、上岸、烂尾娃、卷王、躺平）在湾区华人群中被自觉使用，但目标对象是 UC 系 / 藤校 / Cupertino 学区。一位湾区母亲可能在群里说“我家娃明年要冲 Stuyvesant（纽约 SHSAT 特殊高中），现在开始 KB 了”，这里的“KB”（坑班）原本指北京名校预备路径的私塾，但在湾区被用来指 SHSAT 备考的提前训练机构。

“海淀鸡娃群美国分群”虽然难以独立验证（关于这类群的具体存在和成员构成，公开材料只有零星截图）14，但其逻辑是可信的：湾区有 60 多万华裔，其中相当一部分曾经在北京海淀生活或与海淀有深度联系，她们组成专门的“湾区分群”是合乎逻辑的现象。

湾区华人家长群常见“鸡 vs 不鸡”争论，与北京家长群高度同构。一位湾区母亲可能在群里发起“我们家娃要不要去 RSM 集训”的讨论，引发的回应模式（一部分人鼓励“赶紧鸡”、一部分人警告“不要过度”、一部分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一部分人对鸡娃本身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与北京家长群中的同类讨论几乎完全一样。

中文学校（周末班）+ Russian Math + AoPS + Kumon 的组合，已经成为湾区华人家庭鸡娃日程的标准配置之一15。这种配置在 2010 年代还相对少见（很多湾区华人家庭只送孩子去中文学校，不会加上数学集训），但在 2020—2025 年间快速普及。

“硅谷海淀化”作为现象的政治意味是深刻的：它意味着“海淀模式”作为一种教育竞争范式，已经具备跨越国界、跨越制度、跨越文化的扩散能力。这种范式不依赖于中国本土的高考制度、不依赖于中国本土的教培产业、不依赖于中国本土的家长群文化，它在湾区、多伦多、新加坡、伦敦都能以本地化的形式延续。

这种跨国延续暗示了一个更深的判断：“鸡娃”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可能比“中国式高考”或“中国式教育市场”更具持久性。当中国本土的鸡娃因为出生率断崖、经济周期、政策调整等因素进入收缩期时，跨境华人精英网络中的鸡娃可能继续运作甚至加强。这意味着鸡娃话语的全球泛华人扩散，可能让这种话语在未来 10—20 年保持比中国本土更长的生命周期。

六

但这张全球网络运作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深层的张力：话语全球化 vs 资源本地化。

话语全球化指的是海淀话语（包括其方法论、思维框架、心理结构）通过微信、小红书、跨境华人论坛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一位顺义母亲、一位湾区母亲、一位多伦多母亲、一位新加坡母亲，可以在同一周内读到同一篇关于“小升初规划”的公众号文章，并且都觉得这篇文章对自己有启发。

资源本地化指的是每个落地点的具体教育资源——学校体系、补习品牌、考试结构、申请要求——完全不同。北京有六小强 + 学而思 + DSS，湾区有 Harker + RSM + SHSAT，新加坡有华侨中学 + UWC + IB，伦敦有 Eton + Westminster + GCSE。这些资源在结构上有功能相似性，但在具体细节上完全本地化：一位海淀母亲不能直接把自己孩子的训练计划“复制粘贴”到湾区，必须根据本地资源重新设计。

话语全球化和资源本地化的张力，让跨境鸡娃家庭面对一种特殊困境。

一方面，她们能够通过跨境网络获得“看似全球性”的鸡娃信息，知道“全球华人家长都在做什么”。

另一方面，她们必须在本地具体语境中执行：理解本地学校的招生标准、找到本地的合适机构、判断本地的考试规则。

这种“信息全球化 + 执行本地化”的双重要求，让跨境鸡娃家庭的“经纪人母亲”角色比纯本土家庭更复杂。一位湾区华人母亲不仅要懂得海淀话语（才能与跨境华人网络沟通），还要懂得湾区本地教育规则（才能为孩子做实际决策）。这种双重知识的要求，让“跨境鸡娃”成为一种比“本土鸡娃”更耗费精力的活动。

七

如果把视角拉到更长的时间维度，这张全球泛华人精英网络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学家 Aihwa Ong 在 1999 年出版的《Flexible Citizenship》中所描述的“灵活公民身份”的实际形态16。

Ong 在那本书中提出，1980—1990 年代的香港和东南亚华人精英已经开始构建一种“跨越国界的灵活身份”：他们可能持有多本护照、在多个国家有资产、在多个地区有家庭成员、根据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在不同国家之间灵活迁移。这种“灵活公民身份”是对民族国家公民身份框架的一种实质性突破：一个人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属于一个跨国流动的家族网络。

Ong 在 1999 年写这本书时，主要观察对象是 1980—1990 年代的香港和东南亚华人精英。但今天（2025—2026 年）的中国大陆精英在过去 20 年的跨境流动，可以看作 Ong 框架的当代延续：更大规模、更年轻、更与互联网平台深度耦合的版本。

具体的形态是：

一个北京顺义的家庭，丈夫在中国的企业任高管、妻子可能拥有加拿大永居权、孩子在北京读国际学校但目标是美国本科、家族在香港有信托账户、在新加坡有备用房产、在加拿大温哥华有“度假房”。这家人的具体地理位置在任何一年都可能是流动的：平时在北京，孩子放假可能在新加坡，夫妻周末可能去香港，假期可能在温哥华。

一个上海古北的家庭，丈夫是台湾人、妻子是上海本地人、孩子在上海读国际学校但同时持有台湾身份证、家族在台北有产业、在新加坡有公司、在湾区有亲戚。这家人的“国家归属”是模糊的：他们既不完全属于上海，也不完全属于台北。

一个硅谷的家庭，丈夫和妻子都是 2010 年从中国大陆来美的工程师、目前都持有 H-1B 工作签证、孩子在 Cupertino 出生因此是美国公民、家族在北京有父母和房产、在上海有股票账户、在新加坡有教育储蓄。这家人面对的身份问题是：父母的 H-1B 签证未来能否转绿卡、孩子未来选择留美还是回中国、家族在中国的资产如何跨境管理。

每一种家庭形态都是“灵活公民身份”的具体实现。她们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多个文化体系的交叉点上——中文、英文、家庭里的某种方言（潮汕话、上海话、闽南语）、可能再加上学校的第二外语（西班牙语、日语）。她们的家长在跨境网络中维持持续的信息流动、资产流动、关系流动。她们的家族策略不是任何单一国家的策略，而是跨国的、灵活的、根据形势调整的策略。

这种“灵活公民身份”的家庭，是这张全球泛华人精英网络的真实主体。她们的存在让“鸡娃”作为一种社会过程跨越了中国国境：孩子可能不在中国出生、不在中国上学、未来不在中国就业，但孩子的家长仍然在使用海淀话语、参加跨境华人家长群、把“上岸”和“烂尾”作为日常思考的基本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在第十二章会专门用一整章讨论这张网络：它代表的不是“海外华人现象”，而是中国当代精英教育的真实地理范围。如果你只研究中国境内的鸡娃，你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图景；只有把这张全球泛华人网络放进来，才能看到鸡娃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真实规模。

八

把这张网络放在更长的历史尺度看，会得到一个关于“未来”的判断。

中国本土的鸡娃可能因为出生率断崖、经济周期、政策调整等因素在 2030—2035 年间进入显著的收缩期。但全球泛华人精英网络中的鸡娃，可能保持更长的生命周期——20 年、30 年、甚至更长。

理由有几条。

这张网络的需求侧基础不会快速消失。湾区、多伦多、新加坡、伦敦的华人精英人口数量虽然不大（合计几百万级），但他们的“经济资本厚度”和“教育投入意愿”都远超中国大陆的平均水平。这部分人对“为子女投入精英教育”的需求是稳定的。

这张网络的供给侧基础已经成型。海淀话语、Russian Math、AoPS、藤校规划师、跨境身份顾问、海外房产中介——整个产业链已经在过去 10—20 年间构建完成。这些供给侧的存在让“跨境鸡娃”不依赖任何单一国家的支撑。

这张网络的平台基础越来越牢固。微信、小红书、一亩三分地、Telegram、WhatsApp——多平台的通信和内容基础设施已经让跨境鸡娃话语的传播效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张网络的代际接力机制已经启动。在湾区出生长大的“华二代”——00 后、10 后——正在进入大学和职业初期。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会继续维持与中国大陆的家庭联系、继续参加跨境华人社交圈、未来生育的孩子很可能仍然在这个网络中接受类似的鸡娃训练。

这意味着，即使中国本土的鸡娃进入收缩期，“全球泛华人鸡娃”作为一种社会过程会继续存在。它的具体形态会演化、它的核心地理节点会变化、它的话语会本地变形，但作为一种“跨境精英教育竞争”的整体格局会保持相对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所讨论的“鸡娃”，本质上是一种“全球泛华人精英教育”的核心子集。它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中国是它最大、最显眼、最有产业基础的地理中心。当中国这个地理中心未来收缩时，鸡娃可能从一个“中国现象”演化为一个“全球华人现象”：更分散、更多元、更去中心化，但仍然以海淀话语为核心叙事。

下一章会把视角拉到一个更长的历史尺度，把中国 2010—2030 年的鸡娃放到东亚教育竞争的历史序列中。日本 1970—80 年代的“塾”产业和“教育ママ”、韩国 1980—2000 年代的“hagwon”产业和“虎妈”——都是和中国鸡娃在结构上同源的现象。它们的演化路径——特别是韩国出生率全球倒数第一作为“教育产业化的人口学终点”——能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中国鸡娃的未来可能轨迹。

参考文献

“加州库比蒂诺华人母亲读到海淀 KOL 公众号”的场景，为基于一亩三分地“为人父母版”长帖与小红书海外华人母婴频道公开讨论构造的典型化叙述，不指向特定个人。
Cupertino Union School District（库比蒂诺联合学区）与 Harker School（哈克学校）作为湾区华人家庭择校核心选项的描述，见 GreatSchools 评级、Niche.com 排名与一亩三分地、Bay123 等论坛公开讨论。
湾区华人家长群中使用 DZ、KB、牛娃、上岸、卷王、躺平、烂尾娃等海淀术语的现象，见一亩三分地“为人父母版”、小红书海外华人母婴频道、Bay123、北美华人 e 家园等论坛公开讨论。
湾区华裔总人口约 63 万的数据，见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加州统计局与世界日报、ShareAmerica 相关报道。
新泽西华裔约 13 万的数据，见美国人口普查局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与世界日报、新泽西华人媒体相关报道。
纽约 SHSAT 特殊高中（Stuyvesant、Bronx Science、Brooklyn Tech 等）与华人家庭升学路径，见 NYC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公开数据与世界日报、《纽约时报》关于亚裔升学的相关报道。
多伦多大区华裔约 50 万、Markham（万锦）被称“清华园”的描述，见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人口普查数据与《明报》、《星岛日报》多伦多版相关报道。
新加坡华人占比 70%+ 的数据见新加坡统计局（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人口数据；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新移民“新移民层”的扩张，见联合早报、《海峡时报》、新加坡眼相关报道。
小红书海外用户规模（新加坡约 55 万、马来西亚约 150 万，海外用户总规模超 1000 万）的数据，见 SimilarWeb 2024 年小红书海外渗透率报告与小红书海外运营公开数据。
“一亩三分地”（1point3acres）2009 年创立、2020 年后扩展出“为人父母版”的历史，见该论坛官方介绍与《硅谷生活》、虎嗅相关报道。
一亩三分地“湾区辣么那么多功利鸡娃群”等长帖的回复深度与具体内容，可在该论坛“为人父母版”公开访问。
Russian School of Mathematics（RSM）1997 年波士顿创立、目前在美 / 加 / 欧有几十家分校的数据，见 RSM 官网（www.russianschool.com）与 bayareaparents.info《Comparing RSM, Kumon, and Singapore Math》、Brighterly 等海外母婴媒体的比较文章。
Art of Problem Solving（AoPS）作为美国数学竞赛专业培训机构、华人尖子生集中的描述，见 AoPS 官网与一亩三分地、Bay123 等论坛公开讨论。
“海淀鸡娃群美国分群”截图在新浪、知乎、微博等平台多次流传，真实性难以独立核实（证据等级 D），但反映的逻辑与跨境华人家长群运作模式相符。
中文学校（周末班）+ Russian Math + AoPS + Kumon 作为湾区华人家庭鸡娃日程标配的现象，见一亩三分地“为人父母版”长帖、小红书海外华人母婴频道与 bayareaparents.info 相关讨论。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王爱华（Aihwa Ong）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跨国华人精英、新自由主义、灵活公民身份等议题。

第十三章教育ママ、hagwon、鸡娃

一

2024 年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 2023 年的总和生育率（一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孩子数）为 0.721。这是一个让所有研究人口学的学者都觉得震撼的数字：它远低于 2.1 的人口替代水平，是全球各国中最低的，比第二低的几个国家（西班牙 1.16、意大利 1.20、日本 1.20）都低出一大截。按这个生育率，韩国的人口规模将在未来 100 年内萎缩到现有的 25% 左右，也就是说，5000 多万的韩国人口可能在三个世纪内萎缩到 1500 万级别。

这个数字背后有多重原因——经济增长放缓、住房成本高昂、青年就业困难、性别不平等张力——但其中一个被反复指出的核心因素是：教育竞争的极端化让生育和养育孩子成为一种几乎不可承担的负担。一个韩国家庭在孩子的教育上的平均投入（特别是私教育，即 hagwon 等课外补习）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长期超过 10%，部分高收入家庭超过 20%2。年轻人在观察了自己父母为养育和教育自己付出的代价后，普遍对“再来一次”持有强烈的负面态度。

这个数字也让中国研究者警醒：韩国走过的路径可能就是中国未来 10—20 年要面对的路径。中国 2025 年出生人口 792 万，相比 2017 年的 1758 万腰斩3。总和生育率从 2017 年的 1.61 下降到 2024 年估计的 0.95—1.05 之间4。这个下降速度与韩国 1990—2010 年代的下降速度相当，意味着中国可能在 2030—2040 年间到达类似韩国今天的极端低生育率水平。

这一章想做的，是把中国 2010—2030 年的鸡娃放到东亚教育竞争的历史序列中。日本 1970—1980 年代的“塾”产业和“教育ママ”、韩国 1980—2000 年代的“hagwon”产业和“虎妈”，都是和中国鸡娃在结构上同源的现象。它们的演化路径——特别是它们如何与各自社会的人口学命运耦合——可以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中国鸡娃的未来可能轨迹。

但同时需要警惕，“东亚”作为一个文化标签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日韩中三国虽然有结构相似性，但每一个具体的演化路径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人口、制度条件。比较的价值在于发现“结构相似机制”，而不在于把日韩的具体演化直接套用到中国。

二

日本是东亚教育竞争产业化最早的样本。

1950—1970 年代的日本，正处于战后高速增长期：经济从战争废墟中快速重建，城市化率从 1950 年的 38% 升到 1970 年的 72%5，新兴中产阶级快速形成。这个时期日本的教育市场化基础设施开始成型：大学入学考试（共通试验前身）的标准化、学费付得起的私立大学扩张、面向考试准备的“塾”（じゅく，私立补习机构）开始批量出现。

“塾”作为日本教育竞争的核心机构，分为几类6：

进学塾（しんがくじゅく，升学塾）：专门为高校（高中）入学考试或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的补习机构，类似中国的学而思 K12 学科业务。

补习塾（ほしゅうじゅく）：为跟不上学校课程的学生提供基础补习的机构，类似中国的“差生家教”市场。

私塾（しじゅく）：传统的、相对小规模的一对一或小班教学，类似中国的家庭教师传统。

到 1970—1980 年代，进学塾产业化达到高峰。日本的“四大塾”（駿台、河合塾、代々木ゼミナール、東進）成为大型连锁机构，全国分校上百家，学生数百万7。这些塾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们与日本独特的“大学序列”（東京大学 → 京都大学 → 一桥大学 → 早稻田 / 庆应 → 其他帝国大学 → 其他国立大学 → 私立名校 → 其他私立 → 短期大学）紧密耦合。一位日本高中生的“上岸”目标（東大、早慶等顶尖大学）需要长期的塾训练支撑。

“教育ママ”（教育妈妈）这个词，正是在 1970—1980 年代的日本进入主流语汇8。它描述的是这个时期日本中产家庭中专门承担孩子教育规划和监督角色的母亲：她们退出全职工作、专心管理孩子的塾日程、研究升学情报、跟踪考试成绩、与塾的老师保持密切沟通。一个典型的“教育ママ”日常包括：早上送孩子上学、白天准备晚餐和孩子放学后的零食、傍晚接孩子去塾、晚上等孩子从塾回家后陪做作业到深夜、第二天还要去塾的家长会或与塾老师电话沟通。

如果你把“教育ママ”的描述与杨可 2018 年关于中国“母职经纪人化”的描述并置，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性：同样的全职化、同样的专业化、同样的与教育机构密切沟通、同样的将自我价值押在孩子升学成果上。两者的差异主要在时间（日本早 30—40 年）、规模（日本较小，因为日本人口本身较小）、技术基础（日本是电话和纸媒时代的，中国是微信和短视频时代的）。

但日本“教育ママ”的命运是什么？1990 年代日本进入“失去的二十年”，经济长期停滞，教育投入的回报率开始系统下降9。家长开始质疑“花大量金钱送孩子上塾是否值得”。塾产业出现连续多年的整合和洗牌：大量中小塾倒闭，几大连锁塾的市场份额上升但绝对规模没有显著扩张。“教育ママ”作为一种身份在 2000—2020 年间逐渐淡化——年轻一代日本母亲不再像 1970—1980 年代那样全职专门承担教育角色，更多人保持职业身份并把孩子的教育部分外包给塾。

日本的人口学反应是显著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的 2.13 持续下降到 2020 年的 1.33，2023 年降到 1.2010。日本社会进入“低欲望社会”状态：年轻人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消费意愿下降、风险偏好下降。日本社会在 2000—2020 年间普遍接受了“这就是常态”的现实——不再期望经济回到高速增长、不再期望家庭规模回到 3—4 个孩子、不再期望年轻人按照战后传统建立家庭和事业。

日本的样本告诉我们什么？

教育产业化是一种自我加强的过程：一旦塾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它会通过持续生产焦虑维持自己的需求侧。

教育产业化与人口学下行有强相关性：日本生育率的下降与教育投入压力的上升基本同步，互为因果。

教育产业化在面对经济停滞时会出现整合和洗牌，但不会消失：日本的塾产业经历了 30 年的低速期，规模缩小但仍然存在，作为日本教育生态的“准基础设施”。

“教育ママ”作为一种身份会随着代际转换而淡化，但代际转换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日本从 1970—1980 年的“教育ママ高峰”到 2020 年代的“教育ママ淡化”用了大约 40 年。

三

韩国是东亚教育竞争产业化最极端的样本。

1950—1970 年代的韩国，与日本类似，处于战后快速增长期：经济从赤贫中迅速崛起，城市化率从 1960 年的 28% 升到 1980 年的 57%11，“汉江奇迹”塑造了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但韩国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的教育竞争从一开始就更加极端化。

原因有几个。

韩国的国土面积比日本小（约日本的 27%），人口比日本少（约日本的 40%），但顶尖大学数量却高度集中（“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是绝对的顶尖三家）12。这种“顶尖资源 vs 人口”的比例让韩国的精英教育竞争从一开始就有更高密度。

韩国的就业市场极端依赖大企业（财阀，如三星、现代、LG、SK）。一位年轻人能否进入这些大企业，几乎完全取决于他毕业的大学层次。SKY 毕业的进入财阀总部的概率显著高于其他大学。这种“大学决定就业 → 就业决定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链条比日本更短、更直接。

韩国的教育私有化程度极高。韩国政府对教育市场的监管力度小于日本，让 hagwon（私塾）产业可以更自由地扩张和定价。结果是韩国家庭对私教育的依赖度远超日本：一个普通韩国家庭花在孩子 hagwon 上的钱可能占可支配收入的 15—25%13。

这些因素叠加，让韩国从 1980 年代开始就成为东亚教育竞争最激烈的国家。1980—2010 年间韩国 hagwon 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极大规模的扩张。

1980 年代，hagwon 开始大规模兴起，特别是面向大学入学考试的“补习学院”。

1990 年代，hagwon 产业完成了从分散到连锁的整合，“四大补习品牌”出现，市场规模快速扩张。

2000 年代，hagwon 进入“全民教育”阶段——几乎所有韩国中产家庭的孩子都参加 hagwon，部分高强度家庭的孩子每天放学后要跑 3—5 家不同 hagwon，从下午 4 点上到晚上 11 点。“教育热”（교육열）成为韩国社会的标志性现象14。

2010 年代，hagwon 产业达到顶峰，全国 hagwon 数量超过 8 万家15。同时韩国政府开始尝试限制 hagwon——例如规定 hagwon 不能在晚上 10 点后授课、对 hagwon 收费做上限管理——但效果有限，hagwon 通过各种方式规避监管继续扩张。

韩国的“教育热”催生了一些极端现象。

“江南八学群”：首尔江南区集中的 8 个顶级 hagwon 集群，是韩国教育竞争的中心地带，类似北京海淀的角色但密度更高16。

“教育孤儿”：父母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 hagwon，全家迁居首尔江南，但因为高房价只能让母亲和孩子住江南、父亲留在外地工作。这种“weekend dad”的家庭模式在 1990—2010 年代的韩国非常常见。

“修学能力考试日”（대학수학능력시험，简称 수능）：每年 11 月第三个星期四是韩国大学入学考试日。这一天韩国全国进入“教育戒严”状态——飞机停飞、地铁限速、警察护送迟到学生、家长在考场外祈祷。整个社会以这一天为中心组织活动17。

韩国的人口学反应是惨烈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的 4.53 急剧下降到 2000 年的 1.47，2010 年的 1.23，2020 年的 0.84，2023 年的 0.7218。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没有战争或瘟疫情况下达到过的低生育率水平。

韩国年轻人对“为什么不生孩子”给出的回答中，“教育成本太高”是最高频的几个原因之一19。一位韩国年轻女性在公开访谈中说：“看我妈为了我和我哥的教育付出的代价，我不可能让自己再经历一遍。”这种“代际拒绝接力”的态度，是韩国出生率持续下降的核心心理动力。

韩国的样本告诉我们什么？

教育产业化的极端化有人口学终点：当一代年轻人观察到上一代为教育付出的代价后，会选择不生育，从而让整个教育产业的需求侧从源头崩塌。

政府对教育产业的限制（韩国的 hagwon 监管）很难真正改变结构。只要顶尖大学的稀缺性和大企业就业的依赖性不变，hagwon 就会以新形态重新组织。这与中国双减后教培以新形态（学习机、暗市、跨境）重新组织是同构的。

教育产业化是一种“内卷的产业基础设施”：它让原本可能通过其他方式缓解的竞争被持续生产和销售，从而维持竞争强度的不衰减。

韩国今天 0.72 的总和生育率，是教育产业化最深的、不可被任何政策快速逆转的代价。即使韩国政府现在大力推动鼓励生育政策（财政补贴、住房支持、托儿服务），生育率的回升速度也极慢，因为产业化的教育竞争已经在年轻一代的心理结构中根深蒂固，不是几年的政策就能扭转的。

四

把中国 2010—2030 年的鸡娃放到日韩历史序列中，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结构相似”和几个独特的“中国特性”。

结构相似的部分有几条。

鸡娃 / 塾 / hagwon 都是工业化社会的城市中产产物。三国的教育竞争极端化都发生在 GDP 高速增长 + 城市化率快速上升 + 中产阶级形成的窗口期。日本 1970—1980 年代、韩国 1980—2000 年代、中国 2010—2030 年代，时间点不同但结构条件相同。

都伴随着“母职专业化”的现象。日本的“教育ママ”、韩国的“虎妈”、中国的“母职经纪人化”，都是同样的角色重塑：母亲承担孩子教育的全套规划和执行，由此付出职业代价和心理代价。

都依赖标准化考试制度。日本的共通试验、韩国的修学能力考试、中国的高考，都是把教育竞争的最终结果以一个标准化分数固化下来的制度。这种制度让“分数提升”成为一个可量化的、可被产业服务的目标。

都伴随着教育产业的多层级化。日本的塾分进学塾 / 补习塾 / 私塾，韩国的 hagwon 分大型连锁 / 中型机构 / 小型私塾，中国的鸡娃产业分培训机构 / 学习硬件 / 私教 / 暗考。三国都形成了从基础到精英的多层级供给。

都伴随着监管尝试和监管失败。日本政府对塾的限制、韩国政府对 hagwon 的限制、中国政府的双减政策，都试图通过监管控制教育产业的规模。但三国的监管尝试都没有真正改变结构，只是把产业从一种形态推到另一种形态。

都伴随着人口学反应。日本生育率从 1970 年的 2.13 降到今天的 1.20，韩国从 1970 年的 4.53 降到今天的 0.72，中国从 1990 年代后期的 1.8—2.0 降到 2024 年的约 1.0。三国都在教育竞争极端化之后经历显著的生育率下降。

中国独特的部分也有几条。

规模差异。中国的鸡娃人口规模远超日韩：中国一年出生人口 800—1700 万级，日本和韩国分别只有 70—100 万和 20—25 万级20。这种规模差异让中国鸡娃产业的绝对体量（市场规模、机构数量、从业人员数量）是日韩的 10—20 倍。这也意味着中国鸡娃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远超日韩。

互联网平台的深度耦合。日本 1970—1980 年的塾产业是“电话 + 纸媒”时代的，韩国 1980—2000 年代的 hagwon 产业是“电话 + 早期互联网”时代的。中国 2010—2030 年的鸡娃产业是“微信 + 短视频 + 智能手机 + AI”时代的。这种技术差异让中国鸡娃的“焦虑分发”和“产品转化”效率远超日韩：一篇焦虑文章可以在 24 小时内被几百万家长读到，一个学习硬件可以在一个月内卖出几十万台。

国家干预的强度。日本和韩国的教育产业基本是市场化的，政府监管力度相对有限。中国的双减政策代表一种东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级别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市场重整21。双减让中国鸡娃产业的演化速度远超日韩：日韩的产业演化是缓慢的、市场驱动的、需要几十年时间；中国是急剧的、政策驱动的、可能只需要 5—10 年。

跨境路径的真实存在。日本和韩国的精英教育路径主要锁定在本国（日本顶尖大学和大企业、韩国 SKY 大学和财阀）。中国的精英教育路径是跨国的：除了国内 985 / 211 / 双一流，还有美国常春藤、英国牛剑、加拿大顶尖大学、新加坡 NUS / NTU 等多个海外目标。这种跨境路径让中国鸡娃的“地理范围”远超日韩，它不只是中国境内的现象，是全球泛华人范围的现象（参见第十二章）。

出生率断崖与教育竞争的时间错位。日本和韩国的“教育竞争极端化”和“出生率下降”是相对同步的：产业极端化的过程中生育率持续下降，到达稳态时人口结构已经完成转换。中国的情况更复杂：鸡娃的极端化（2017—2025）和生育率的极端下降（2017—2025）几乎同时发生，没有传统意义的“先竞争后下降”的过程。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在更短的时间窗口内面对更剧烈的人口学转换——2030—2035 年间，K12 阶段的学龄人口可能突然腰斩，整个鸡娃产业的需求侧基础在 5—10 年内被实质性削弱。

把这五个独特性合到一起，中国鸡娃在 2025—2035 年间的演化路径可能与日韩历史有重要差异：更快、更急剧、更跨境化、更受政策驱动。这种差异让“用日韩历史预测中国未来”的尝试需要格外谨慎——结构相似性是有的，但具体演化路径可能完全不同。

五

把视角拉得更长，鸡娃可以放在中国自身的更长历史序列中：明清时期的科举与备考产业。

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到明清达到成熟。明清的科举体系包括童试（县试 + 府试 + 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层次22。一个秀才需要通过童试，举人需要通过乡试，进士需要通过会试 + 殿试。整个体系的层级筛选与今天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多层筛选有结构相似性。

围绕科举的“备考产业”在明清同样发达23：

私塾教育：每个乡镇都有私塾，提供从蒙学（《三字经》《百家姓》）到经学（四书五经）的系统教学。私塾老师（多为屡试不中的秀才）是一个固定的职业群体。

家庭教师：殷实家庭会聘请专门的家庭教师（西席），负责子弟的全套学业辅导。一位有名望的家庭教师的酬劳可能相当于一个县官的年俸。

考试用书：八股范文集、历科会试朱卷、考试参考用书构成一个完整的出版业。明清时期苏州、杭州、福建等地的书坊大量印行这类教辅，畅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考前集训：临近大考前，富家子弟会参加专门的“考前集训”，由名师带队系统训练几个月。这类集训的费用可以高达普通家庭年收入的几倍。

考试中介：在县城和省城，有专门的“科举中介”为外地考生提供住宿、信息、人脉对接服务。

把明清科举的备考产业与今天的鸡娃产业并置，结构相似性是惊人的：多层级筛选、围绕考试的全套配套产业、母职专业化（虽然明清的女性参与方式与今天不同）、学历贬值（明清晚期举人和进士的“市场价”也持续下降）、地下市场（明清的科举作弊和暗考体系同样发达）。

这一比较告诉我们什么？

“鸡娃”作为一类社会过程并不是新事物。它是中国（以及任何依赖大规模标准化考试筛选的社会）反复出现的结构性产物。明清的科举备考与今天的鸡娃，是同一种结构在不同技术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态。

这类社会过程的命运通常是与其底层制度共存共亡的。明清科举的备考产业在 1905 年废科举后基本消亡24。如果未来某个时点中国废除高考（这在可见时段内不太可能），整个鸡娃产业也会面临类似的根本性重组。

这类社会过程的代价是漫长的、累积的、跨代的。明清科举体系催生了大量“屡试不中”的失意书生（如蒲松龄），这部分人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化生产者，但同时也是社会成本的承担者。今天的鸡娃产业同样在催生大量“投入巨大但回报不达预期”的家庭（“烂尾娃”），这部分家庭的真实代价可能在未来 20—30 年间持续显现。

六

中国相对于日韩历史的一个最独特变量，是双减作为一种“国家级别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市场重整”。

日本的塾产业在 1990 年代日本经济停滞后经历了缓慢的市场出清——大量中小塾倒闭，但这个过程持续了 20—30 年，从未由政府强制完成。韩国对 hagwon 的限制（如禁止 10 点后授课）虽然存在，但执行力度有限，从未让 hagwon 产业出现像中国 2021—2022 年那样的“瞬间崩塌”。

中国双减让 K12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在一年内压减 96%（12.4 万家压减到 4932 家）25。这种速度和规模在东亚教育产业史上没有先例。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政策能力：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实质性重整能力远超日韩政府。

但双减的效果也揭示了这种政策能力的边界。

它能够强制收缩公开供给端。但它无法消除需求侧。需求侧的存在让公开供给端的收缩被私域供给端（住家教师、暗考、跨境）的扩张所替代。整体供给规模可能没有真正缩小，只是从公开市场迁移到私域市场。

它能够改变产业的形态。学而思从 K12 学科机构变成学习硬件公司，新东方从 K12 教培变成直播电商，但这种形态变化没有改变产业的核心功能：把家长焦虑翻译为可被消费的产品。

它能够调整资本的配置方向。教培资本撤出 K12 学科赛道，但部分流向素质教育、AI 教育、海外教育、跨境身份服务等相邻赛道。整体资本规模可能没有真正减少，只是流向变了。

它能够触动几十万从业人员的生计。仅好未来一家就从 9 万员工降到 3 万。这些被裁员的教师中，部分进入了暗市市场（如住家教师），部分转行，部分离开教育行业。这种从业人员的下沉是双减最深的副作用之一。

从这些效果看，双减作为一种“国家级实验”是部分成功的：它确实让公开市场的“K12 学科补习”基本消失。但它也是部分失败的：它没有让“鸡娃”这种社会过程缩小，只是让它转入更隐蔽、更碎片化、更精英化的形态。

这种“部分成功 + 部分失败”的结果，让中国成为东亚教育产业史上最特殊的样本：它既不是日本式的“市场自然演化”，也不是韩国式的“市场极端化”，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强力干预 + 市场调整应对”的混合形态。这种混合形态的长期演化没有任何历史先例可以参考。

七

把日韩中三国在人口学终点上的差异放在一起对比26：

日本：1970 年总和生育率 2.13，2023 年 1.20。下降幅度 44%，时间窗口 53 年。

韩国：1970 年总和生育率 4.53，2023 年 0.72。下降幅度 84%，时间窗口 53 年。

中国：1990 年总和生育率约 2.30，2024 年估计约 1.00。下降幅度 56%，时间窗口约 34 年。

中国的下降幅度介于日韩之间，但时间窗口更短：日韩用了 50 多年完成的下降，中国用了 30 多年。这种“压缩式下降”让中国的人口学转换比日韩更急剧。

按这个速度推算，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 2030—2035 年间下降到 0.8—0.9 区间，接近韩国今天的水平。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 K12 学龄人口在 2035—2040 年会出现剧烈萎缩，可能从 2020 年代的 1.5—2 亿降到 2040 年代的 0.7—1 亿。

这种萎缩对鸡娃产业的影响是结构性的、不可逆的、超出任何政策能力的。

需求侧规模腰斩。转译层（KOL、MCN、产品供应商、暗市运营者）面对的客户规模比 2020 年代少一半以上。原有产业基础设施会大规模出清。

家庭代谢能力实质性消失。家庭代谢层（母亲承担的鸡娃经纪人角色）会从“普遍现象”萎缩为“少数现象”：大部分家庭已经不再有孩子需要被鸡。

筛选层的“中段稀缺”消失。第二章和第十四章会更详细讨论的“双层稀缺”现象（顶尖学位仍稀缺，中段学位过剩）会在 2035—2040 年完全成型。

这就是为什么韩国今天 0.72 的生育率不是一个孤立的数字，而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 10—20 年后中国可能面对的真实处境。中国可能不会完全复制韩国，但中国可能要面对类似规模的人口学挑战，并且因此面对类似程度的教育产业重组。

八

把日韩历史与中国当下放在一起，最后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沉重的判断。

教育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在东亚历史上反复出现，每一次都带来类似的代价：家庭的过度投入、母亲的职业牺牲、孩子的心理压力、生育率的下降。日本和韩国的轨迹已经走完了大部分，中国正在快速接近类似的终点。

这种命运不是任何具体的政策、任何具体的家长选择、任何具体的产业行为造成的。它是由一组深层的结构条件——大规模标准化考试 + 城市化中产 + 顶尖资源稀缺 + 市场化教育供给 + 互联网平台 + 阶级流动焦虑——共同生产的。只要这些条件存在，教育产业化就会重新组织自己；只要教育产业化存在，它的所有典型代价就会出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这件事是徒劳的。理解一种社会过程的运作机制，至少让我们能在面对它时不被它完全吞没：能够对自己的处境保持一定的清醒、能够对自己的选择保持一定的反思、能够在最个人的家庭决策中至少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结构。这种“清醒”本身可能不会改变结构，但它可能让人在结构里活得更有尊严。

下一章正式进入“未来推演”。出生率断崖在 2026—2030 年间会进入它对 K12 阶段的实质性影响期。鸡娃产业会如何应对？一个相对可靠的判断是：不是“鸡娃会消失”，而是“鸡娃会两极化”。顶部更激烈，中段失去意义。转译层产业的中段市场会大规模重构。但同时新的产业形态（AI 全周期家庭管家、跨境身份服务、海外配置规划）会快速兴起。这个推演的细节，下一章展开。

参考文献

韩国 2023 年总和生育率 0.72 的数据，见韩国统计厅（Statistics Korea）2024 年 2 月发布的《2023 年人口动态统计》与韩联社、《朝鲜日报》、《中央日报》相关报道。
韩国家庭私教育（hagwon）投入占可支配收入 10—25% 的数据，见韩国统计厅《2023 年韩国小中高私教育费调查》与 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韩国部分。
中国 2017 年出生人口 1758 万、2025 年降至 792 万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年度人口统计公报。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 2017 年 1.61 降至 2024 年 0.95—1.05 区间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相关公告、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育娲人口研究《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4 版》。2024 年具体数字尚有不同估算（国家统计局未公布详细数字）。
日本城市化率从 1950 年 38% 升至 1970 年 72% 的数据，见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国势调查》（Population Census）与世界银行数据。
日本“塾”（じゅく）的分类（进学塾、补习塾、私塾），见 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Japan》与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校外教育活动调查》。
日本“四大塾”（駿台、河合塾、代々木ゼミナール、東進）的市场地位，见日本经济新闻、《周刊东洋经济》关于日本教育产业的相关报道；学术参考 Roger Goodman 和 Sachiko Horiguchi 关于日本 juku 的研究。
“教育ママ”（教育妈妈）一词在 1970—1980 年代日本进入主流语汇的历史，见 Anne Allison, Permitted and Prohibited Desires: Mothers, Comics, and Censorship in Jap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以及 Anne Allison 关于日本母职研究的系列论文。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1991—2010 年代）的经济停滞背景，见 Richard Koo, 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 Wiley, 2008，以及 Paul Krugman、辜朝明等经济学家的相关分析。
日本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 2.13 降至 2023 年 1.20 的数据，见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与世界银行数据。
韩国城市化率从 1960 年 28% 升至 1980 年 57% 的数据，见韩国统计厅《人口普查》与世界银行数据。
韩国“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作为顶尖大学集中的描述，见 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Korea》与韩国教育开发院（KEDI）相关报告。
韩国家庭私教育投入占可支配收入 15—25% 的数据，见韩国统计厅《2023 年韩国小中高私教育费调查》。
韩国“教育热”（교육열）作为社会标志性现象的描述，见 Michael J. Seth, Education Fever: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Pursuit of Schooling in South Kore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韩国 hagwon 数量超过 8 万家的数据，见韩国教育部《2023 年韩国私立教育机构（学院）登记统计》与韩联社相关报道。
首尔江南“八学群”（八大学区集群）作为韩国教育竞争中心地带的描述，见韩国《朝鲜日报》《中央日报》、Hankyoreh、Yonhap 等媒体相关专题。
韩国修学能力考试（수능）当天全国停飞、地铁限速、警察护送等“教育戒严”现象，见韩国《朝鲜日报》、Yonhap 历年报道与 BBC、《纽约时报》关于韩国教育文化的相关分析。
韩国总和生育率历年数据（1970 年 4.53、2000 年 1.47、2010 年 1.23、2020 年 0.84、2023 年 0.72），见韩国统计厅《人口动态统计》与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韩国年轻人对“为什么不生孩子”的回答中“教育成本太高”为最高频原因之一，见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KIHASA）历年《低生育率原因调查》、韩联社、Hankyoreh 相关报道。
中国（2024—2025 年 800—900 万级）、日本（2024 年约 73 万）、韩国（2024 年约 24 万）的出生人口数据，分别见各国国家统计局公告与世界银行数据。
中国双减作为“国家级别的强制性市场重整”的描述，依据为中办发〔2021〕40 号文件。
明清科举制度（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层级结构，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王凯符《八股文概说》、艾尔曼（Benjamin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明清科举备考产业（私塾、家庭教师、考试用书、考前集训、考试中介）的研究，见 Benjamin Elman 上引书、刘晓东《明代科举与文学论稿》、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1905 年废科举的历史，见《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上谕》（1905 年 9 月 2 日），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截至 2022 年底，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机构由 12.4 万压减到 4932 个、压减率 96% 的数据，见教育部《“双减”工作成效》系列通报与新华社、《中国教育报》报道。
日本、韩国、中国总和生育率历年数据综合自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各国国家统计局公告与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数据库。

第十四章双层稀缺

一

2024 年某个冬天，一位河北省某县级市的小学校长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了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1。她管理的这所小学，2014 年开办时一年级招生 6 个班、每班 45 人，总共招收新生 270 人。2024 年这所小学一年级招生只勉强凑出 2 个班、每班不到 30 人，总共招收新生 56 人。十年时间，一年级招生规模下降到原来的 21%。

这位校长说，她不是抱怨——她理解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她担心的是教师怎么办——学校现有教师团队是按 6 个班的规模配置的，现在 2 个班的招生意味着 70% 的教师可能在未来 6 年陆续被“剩余”。她也担心学校的存续——如果未来几年招生继续下降，学校可能在 2027—2028 年面对合并或停办的选择。

这位校长描述的是中国基础教育系统正在经历的最深结构变化：出生率断崖在 2030 年前后对 K12 阶段的实质性冲击。这种冲击不是均匀的——它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层级、不同教育路径上有不同的强度和形态。理解这种不均匀，是理解 2026—2030 年间鸡娃产业演化方向的关键。

这一章想做的，是基于现有的人口学数据和产业结构观察，对未来 5 年鸡娃产业的演化方向做一次推演。这个推演不是预测，它是一组弱推断，会被未来的数据校验和修正。我会尽量明确标出哪些判断有相对扎实的证据基础、哪些判断是基于结构的延伸、哪些判断只是可能的情景。

二

先把过去 10 年中国出生人口的数据梳理一下2：

2016 年：1786 万人。这一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启动后的第一个完整年份，出生人口出现一个短暂的反弹。

2017 年：1758 万人。

2018 年：1523 万人。

2019 年：1465 万人。

2020 年：1200 万人。这一年新冠疫情爆发，出生人口大幅下降。

2021 年：1062 万人。

2022 年：956 万人。首次跌破 1000 万。

2023 年：902 万人。

2024 年：954 万人。这一年出现一个意外的小反弹（约 +52 万），主要来自“龙年生育”的偏好（部分中国家庭希望孩子是龙年出生）。

2025 年：792 万人。反弹结束，下降继续。

把这一组数据放在一起，可以看到清晰的趋势。

2016 年到 2025 年的九年间，年度出生人口从 1786 万降到 792 万，降幅 56%。如果以 2017 年的 1758 万为高峰，到 2025 年的 792 万，降幅 55%。这是一个在没有战争或瘟疫的情况下，任何大国都罕见的人口结构变化速度。

这种下降速度有几个特征。

下降是结构性的，不是偶发的。除了 2024 年的“龙年反弹”，其他每一年都是下降。整体趋势线是清晰的、单调的、下降的。

下降速度有加速期。2017—2019 年的下降相对温和（每年约 100—200 万降幅），2020—2022 年的下降急剧（每年约 200—300 万降幅），2023—2025 年的下降速度有所放缓（每年约 50—100 万降幅）。这种“加速 + 放缓”的模式可能反映了不同代际女性生育意愿的差异：80 后女性 2020 年前后大量进入“二胎决策窗口”但拒绝生育，造成 2020—2022 年的急剧下降；90 后女性 2023 年后大量进入“一胎决策窗口”但生育意愿低，造成 2023—2025 年的持续下降但速度放缓。

未来还会继续下降。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等机构的预测3，2026—2030 年间中国年度出生人口可能在 700—900 万区间波动，2030 年前后可能下降到 600—800 万。如果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接近韩国当前水平（0.72），到 2035—2040 年间年度出生人口可能进一步下降到 400—600 万。

这一组数据对 K12 阶段的影响有时间差——一个 2025 年出生的孩子，到 2031 年进入小学，到 2034—2035 年进入初中，到 2037—2038 年进入高中，到 2043 年进入大学。所以 2025 年出生人口 792 万这个数字，对鸡娃产业的实质性影响要从 2031 年开始显现，到 2035—2040 年全面成型。

三

但即使现在的 K12 学龄人口规模还相对充足，未来 5—10 年的趋势已经在重塑鸡娃产业的预期和决策。最重要的趋势是“双层稀缺”格局的形成。

什么是双层稀缺？

简单说就是：顶尖学位仍然稀缺，中段学位开始过剩。

中段学位指的是普通公办小学、普通公办中学、二本三本大学这一类原本“竞争激烈”的中等教育资源。这一类学位过去之所以紧张，是因为适龄人口规模巨大——每年 1500—1800 万出生人口，到 K12 阶段意味着学校供给紧张、班级人数饱和、入学名额需要竞争。当出生人口腰斩之后，这一类学位会立刻进入“招不满”状态。本章开头那位河北县级市的校长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一所原本 6 个班的小学，现在只能招到 2 个班。

但顶尖学位不会过剩。北京六小强（人大附、清华附、十一、101、首师大附、北大附）、上海四校（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复旦附、交大附）、深圳四大（深圳中学、深圳实验、深圳外国语、深圳高级）——这些顶尖中学不会扩招到原来的两倍4。它们的物理校舍、师资容量、品牌稀缺性都不允许大规模扩张。在出生人口腰斩之后，它们的招生规模可能基本不变。

同样的，顶尖大学（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浙大、人大、中科大）也不会大幅扩招。这些学校的招生规模在过去 20 年中相对稳定（清华本科招生约 3400 人 / 年、北大约 3300 人 / 年5），这个规模在未来 10—20 年很可能继续保持。

这种“顶尖学位规模不变 + 中段学位人口腰斩”的组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层稀缺。

顶尖学位的绝对竞争人数下降（从全国 1500 万级适龄人口中选 1—2 万人，变成从 800 万级适龄人口中选 1—2 万人），但相对竞争密度上升（剩下来还在争夺顶尖学位的家庭是经过自我筛选的高强度家庭，竞争的激烈度可能反而高于过去）。

中段学位的竞争失去意义。一个家庭如果不参与顶尖竞争，孩子上一所普通公办学校几乎是自动的，没有任何“竞争”可言。原本的中考、高考的中段筛选，其本身的紧张感会大幅下降。

这种双层结构对鸡娃产业的影响是深刻的。

它会让鸡娃两极化。顶部继续激烈，中段失去意义。这意味着鸡娃产业的客户群体会收缩到只有“还在为顶尖学位竞争”的那部分家庭，大致是中国前 5—10% 的高强度家庭。鸡娃 KOL、MCN 矩阵、学习硬件、暗考体系——所有这些转译层的角色，都要面对客户规模从“全国中产”萎缩到“顶部 5—10%”的根本变化。

它会让资本兑换通道进一步分化。中段家庭逐渐退出资本兑换的高强度参与（既然孩子上学不需要拼，也就不需要在学区房、补习、留学规划上重投入），顶部家庭加倍投入（既然顶尖学位的相对竞争密度上升，剩下来的玩家会用更多资本争夺）。

它会让家庭代谢层的负荷分化。中段家庭的母亲承担的“经纪人”角色会显著淡化，她们可能重新回到职场或转向其他形式的家庭参与；顶部家庭的母亲承担的角色会更加专业化、更耗能，因为顶部竞争的密度上升要求更精细的全套规划。

把这三个分化合到一起，2030—2035 年的鸡娃产业，会从“全民现象”逐步退化为“顶部 10% 家庭专属现象”：规模缩小但密度更高、绝对人数减少但单户投入增加、公开可见度下降但实际激烈度上升。

四

这种格局变化对转译层四个角色的影响是不均匀的。

信息中介（如安柏）的变化方向。

随着鸡娃客户群体的收缩，“信息中介”的需求也会收缩。但收缩不是均匀的：服务“全国中产想象海淀”那部分客户群的 KOL 会面对最大的需求萎缩；服务“真正顶部家庭”的 KOL 会面对相对稳定甚至上升的需求。

2030 年代的“鸡娃 KOL”会更加专业化、垂直化、面向小众。一位 2030 年仍在做信息中介的 KOL，她的客户可能不再是几十万二三线城市的普通中产母亲，而是几千个真正高净值或高文化资本的家庭。她的内容也会从“清单化的可执行方法论”转向更深的“个性化咨询和私密讨论”。

部分 KOL 可能转向“全周期家庭顾问”角色——不只是讨论孩子的教育，还涉及家庭的整体规划（包括跨境身份配置、家族资产配置、子女职业规划等）。这种角色升级是 KOL 维持商业价值的可能路径。

焦虑生产者（如三旬相见 MCN 矩阵）的变化方向。

MCN 矩阵的需求侧基础（中产家庭的“焦虑分发出口”）会显著萎缩。同时 AI 内容生产工具的成熟会让“批量生产焦虑内容”这件事的成本急剧下降：任何一个小团队都可以用 AI 辅助生成大量育儿内容，原有 MCN 的“规模优势”不再明显6。

2030 年代的 MCN 矩阵会出现大规模整合或退场。三旬相见这样的大型矩阵公司可能在 2028—2030 年间面对实质性危机：大部分中型矩阵账号会被关停或合并，剩下少数头部矩阵账号继续运作但规模缩小。

部分原有 MCN 可能转向其他垂直内容赛道——养老、健康、女性议题、跨境身份、海外生活——继续运用“矩阵化人设 + 焦虑分发”的方法论，只是把对象从“鸡娃”换成其他焦虑议题。这与第十五章会讨论的“载体切换”主题密切相关。

产品供应商（如学而思学习机）的变化方向。

学习硬件市场会进入显著的集中化阶段。前三家（作业帮 / 学而思 / 小猿）的市场份额可能从现在的 75% 左右进一步上升到 85—90%7。剩下的中小品牌（步步高、读书郎、小度等）会进一步出清。

学习硬件的客单价可能继续上涨：顶部产品从现在的 1.5—2 万元区间，未来可能达到 3—5 万元区间。这种上涨主要来自服务跨境家庭和高净值家庭的需求——为这部分客户专门设计的高端学习硬件可以承担更高的定价。

学习硬件的内容订阅模式可能更深化。原有的“卖硬件 + 偶尔内容更新”的模式可能转向“硬件作为入口 + 长期内容服务”的模式。一台学习机的购买可能伴随着 5—10 年的内容订阅承诺，年订阅费几千到上万元。

暗市运营者（如住家教师、暗考机构）的变化方向。

暗市的总规模可能保持稳定甚至增长，因为顶部竞争的密度上升让暗市供给的需求增加。但暗市的客单价会显著上涨：住家教师可能从现在的 1.2—2.3 万 / 月涨到 3—5 万 / 月，暗考报名费可能从现在的 1—3 万涨到 5—10 万8。

暗市的跨境化会进一步加深。DSS 跨境澳门已经是一个起点：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暗考活动迁到新加坡、香港、东京等地举办。原有的本土暗市机构会更多地与海外华人机构合作，形成跨境运营网络。

暗市的“教练即顾问”角色会更加成熟。一位顶尖的暗市教练可能不只提供教学服务，还提供升学路径规划、海外身份配置建议、家庭整体策略咨询等综合服务。这种角色升级让暗市教练的“客户单户产值”显著上升，从现在的几十万 / 年可能上升到上百万 / 年。

把这四个角色的演化合到一起，2030 年代的转译层会呈现一种“萎缩 + 集中化 + 升级”的混合形态：总规模缩小，但内部结构更集中，剩下的玩家提供更高端、更个性化、更跨境化的服务。

五

家庭代谢层（家庭内部的鸡娃执行）会面对最深的转换。

中段家庭基本退出鸡娃。一位 2030 年代的普通中产母亲（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30—80 万），她的孩子上一所普通公办学校几乎是自动的，她不需要承担过去那种“经纪人”级别的角色。她可能仍然关心孩子的学业，但不再需要每周花 25—40 小时管理孩子的教育路径。她可能重新回到职场或转向其他形式的家庭参与（个人爱好、社区活动、长辈照护等）。

顶部家庭的母亲承担更专业化的角色。一位 2030 年代的高净值家庭母亲（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300—2000 万），她面对的鸡娃竞争密度更高、要求的专业化程度更深、跨境复杂度更大。她可能不再是单独承担“经纪人”角色，她可能雇佣专门的“家庭教育总监”（一位有教育背景 + 跨境经验的全职雇员）协助管理孩子的全套教育规划。这种“教育总监”角色在 2025—2026 年已经在部分顺义和湾区家庭中出现，未来可能成为顶部家庭的标准配置之一。

代际接力会出现明显的中断。80 后母亲完成育儿周期退场，90—95 后母亲以新价值观入场。90—95 后母亲对“全职妈妈”身份的接受度显著低于 80 后，对“高强度鸡娃”的认同也显著低于 80 后9。她们更倾向于“在职妈妈 + 部分外包”的模式，而不是“全职专门承担”的模式。这种代际转换让家庭代谢层的“传统执行模式”逐步退出。

家庭功能的外包加深。学习机、AI 陪伴机器人、住家教师、海外寄宿，所有这些都是“把家庭代谢任务部分外包给机器或市场”的尝试。这种外包在 2030 年代会进一步深化。一些极端案例可能出现：一个高净值家庭把孩子的整个 K12 阶段完全外包——寄宿学校 + 假期国际游学 + 全套家庭教育总监 + AI 学习助手——母亲承担的角色更接近“家族资产管理者”而非“传统母亲”。

六

未来 5 年（2026—2030）中可能出现几个关键事件。这些事件如果发生，会显著加速或改变上述演化路径。

一是某个头部 K12 上市公司在 AI 硬件赛道失败退出。

学习机市场看似繁荣，但“亏损做规模”的本质让头部公司承担巨大的现金流压力。学而思 FY2025 销售费用增长 62.1% 高于营收增长 51%10，这种结构难以长期维持。如果某一年学习机市场销量增速突然放缓（比如从年增 25% 降到年增 5%），头部公司的现金流可能立刻吃紧。一个公司的退出可能引发整个赛道的连锁反应：投资人重新评估行业估值、其他公司削减投入、消费者对“学习机概念”产生怀疑。

二是某顶级国际学校因生源问题“惊喜倒闭”。

第十一章讨论过国际学校的哑铃化：中部大量倒闭，但顶部继续涨价。这个格局假设的是“顶部需求稳定”。但如果某一年顶部学校之一突然出现严重的生源问题（比如鼎石、包玉刚、平和这一档的某一所，因为某项管理失误、政策风险、品牌事件，出现连续 2—3 年的招生不达预期），可能让整个“顶部国际学校”的稳定性预期被打破。一所顶级学校的倒闭可能引发“全民撤退”：其他原本计划进入顶级国际学校的家庭重新评估这条路径。

三是出生率反弹失败导致新一轮政策刺激。

中国政府已经在 2021—2025 年间推出过多轮鼓励生育政策——三孩政策、生育补贴、住房支持、托儿服务等11。这些政策的效果迄今为止有限：出生率没有实质性回升。如果到 2027—2028 年仍看不到回升迹象（如果出生人口继续在 700—800 万区间），政府可能推出更激进的政策——大规模生育补贴（每孩 10—20 万）、强制企业育儿假、对不育家庭征税等。这些激进政策的政治和社会效应难以预测。如果它们引发广泛的社会反应（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可能让“教育竞争”的议题被新的议题部分替代或重新框架化。

这三个可能的关键事件都不是必然发生的，但它们都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发生，2026—2030 年的鸡娃演化路径都会偏离当前的延伸推断。这就是为什么本章一开始就强调，这些推演是弱推断，需要被未来的数据校验和修正。

七

如果用一个具体的产品形态来代表未来 5 年的“鸡娃产业升级方向”，那可能是“AI 全周期家庭管家”。

这是什么？

它是一个面向高净值家庭的、由 AI 驱动的、跨多个生命周期阶段的、整合多种家庭服务的综合产品。它的核心功能可能包括：

孩子的全套教育路径管理。从小学到大学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升学、补习、考试、活动设计、申请季准备）都由 AI 系统跟踪和优化。每周给家长生成报告，每月调整规划，每年评估方向。

跨境身份和资产配置咨询。基于家庭的具体情况（资产规模、家族结构、地理偏好、子女路径），AI 提供跨境身份选择、海外资产配置、税务规划等综合建议。

家庭健康和长寿管理。家长、孩子、长辈的健康数据被持续监测，AI 提供饮食、运动、医疗、心理支持等综合服务。

家庭日程和代际协调。整合家长的职业日程、孩子的学校日程、长辈的医疗日程，AI 帮助家庭做最优的时间安排和资源分配。

这种产品形态的早期版本已经在 2025—2026 年开始出现——一些专门服务高净值家庭的咨询公司（家族办公室、教育咨询、移民咨询）开始整合 AI 工具，提供“全周期家庭顾问”服务12。这些早期产品的客户量小、价格高（年费 30—100 万人民币）、定制化程度高。未来 5 年这种产品可能进一步成熟，可能出现几家“全周期家庭管家”的头部品牌。

为什么这种产品形态会兴起？

它对应了顶部家庭的真实需求。一位高净值家庭的母亲（即使她有“家庭教育总监”协助）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跨越多个领域的家庭管理任务。她需要的不是单点的教育服务、单点的健康服务、单点的资产服务，而是一种能够整合所有这些的综合平台。AI 工具的成熟让这种综合平台变得可能。

它符合“焦虑产业化”的底层逻辑。第一章讨论过“焦虑产业化”是把家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翻译成可被定价、可被分发、可被消费的私人服务体系。AI 全周期家庭管家是这种翻译机制在 2030 年代的更高级形态——它把家庭面对的所有未来不确定性（孩子的教育、家庭的健康、家族的资产、代际的接力）都整合到一个产品里，让家庭在“按下购买按钮”的那一瞬间获得最大限度的“已经做了点什么”的踏实感。

它具备一定的产业可行性。AI 技术的成熟让综合性服务的“边际成本”显著下降——一家公司开发一套 AI 系统，理论上可以服务上万个家庭，每个家庭的边际服务成本接近于零。高客单价（年费 30—100 万）+ 低边际成本 = 高利润率。这种商业结构对资本是有吸引力的。

但这种产品形态也面对显著的挑战。

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一个家庭把自己的教育规划、健康数据、资产配置、跨境身份等核心信息交给一家公司的 AI 系统管理，对数据安全的要求极高。任何一次数据泄露事件可能让整个产品类别面对信任危机。

监管的不确定性。“全周期家庭管家”涉及到教育、医疗、金融、移民等多个监管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监管框架和合规要求。一家公司要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合规运营，难度极大。

需求侧的规模有限。能够支付年费 30—100 万的家庭数量在中国可能只有几万到几十万级（约总人口的 0.01—0.1%）。这个规模虽然能够支撑几家头部公司，但不会形成“全民现象”，它注定是一个高端小众市场。

把这些挑战合到一起，AI 全周期家庭管家更可能在 2030 年代成为“顶部 1—2% 家庭的标准配置”，而不是“全民现象”。它会作为鸡娃产业最高端的一个细分赛道存在，但不会改变整体产业的萎缩趋势。

八

这一章最后想强调的一个判断：90—95 后母亲在 2027—2030 年间真实育儿期的行为，是决定鸡娃产业未来的最关键变量。

逻辑是这样：

80 后母亲是过去 10 年鸡娃产业的核心需求侧——她们的“补偿性鸡娃”心理（因为自己当年没有获得最好教育资源而要求孩子获得最好教育资源）支撑了 2015—2025 年间鸡娃产业的快速扩张。

90—95 后母亲在 2025—2030 年间会大规模进入育儿期。这一代母亲与 80 后母亲有几个重要差异。

她们自己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90 后女性大学毛入学率远超 80 后）13，不需要通过孩子来弥补自己的教育遗憾。

她们经历了 2010—2025 年的鸡娃高峰，亲眼看到了上一代母亲为鸡娃付出的代价（职业牺牲、心理压力、家庭关系紧张），对“高强度鸡娃”持有更强的怀疑态度。

她们的代际经济基础比 80 后更脆弱：经济下行让她们更难以承担“全职妈妈”的角色，必须保持职业身份和收入贡献。

她们的价值观更多元化：“现在也必须好”的叙事比“为了将来好”的叙事更被她们接受。她们更倾向于在“鸡娃”和“自己的生活质量”之间寻找平衡，而不是把全部精力压到孩子身上。

如果 90—95 后母亲在 2027—2030 年的真实育儿行为体现了上述四个差异，那么整个鸡娃产业的需求侧基础会在 2030—2035 年间出现实质性的代际转换：从 80 后的“高强度补偿性鸡娃”转向 90—95 后的“中等强度选择性鸡娃”或“低强度均衡式育儿”。

这种代际转换的具体行为信号可能包括：

报班数量减少。从 80 后家庭的“周末 5—8 个班”减少到 90—95 后家庭的“周末 2—3 个班”。

学习硬件购买减少。从 80 后家庭的“必备高端学习机”减少到 90—95 后家庭的“选择性购买基础硬件”。

留学规划早期化但简化。从 80 后家庭的“小学就开始全套规划”转向 90—95 后家庭的“高中再决定”或“完全跳过留学”。

跨境身份配置减少。从 80 后家庭的“主动配置多种身份选项”转向 90—95 后家庭的“接受单一国家身份”。

家庭日程“非鸡娃化”。从 80 后家庭的“假期不假”转向 90—95 后家庭的“假期重新成为休息和探索时间”。

如果这些信号在 2027—2030 年间真实出现，鸡娃产业会进入它历史上最大的需求侧危机。这种危机不会立刻让所有转译层角色破产——剩下的 80 后家庭和未来的高净值 90—95 后家庭仍然提供基础需求——但会让产业整体规模显著萎缩，迫使所有玩家做痛苦的转型。

九

把所有的推演放在一起，2026—2030 年的鸡娃产业可能进入一种“复杂的过渡期”。

一方面，产业的总规模在收缩。需求侧的代际转换 + 出生率断崖的实质性影响 + 经济周期的持续压力，让中段市场快速萎缩。

另一方面，产业的高端市场仍在升级。顶部家庭的鸡娃投入加倍、产品定价上涨、服务形态升级（AI 全周期家庭管家、跨境家族顾问、综合性家族办公室）。

再另一方面，产业的话语形态在转变。“反鸡娃”叙事的扩散、“烂尾娃”概念的普及、90—95 后母亲的价值观转换，让“鸡娃”作为公开话语的合理性持续被质疑。

这三个方向的并行，让 2026—2030 年的鸡娃产业呈现“萎缩 + 升级 + 重新话语化”的混合形态。这不是任何单一方向的清晰演化，而是多种力量同时作用下的复杂过渡。

到 2030 年前后，这个过渡期可能基本完成：剩下的鸡娃产业会以一种新的、稳定的、规模缩小但密度更高的形态存在。这个新形态的具体样貌目前还难以完全预测，但它的核心特征已经可以预见。

它会是一个“顶部 5—10% 家庭专属”的产业，而不是过去 10 年的“全民现象”。

它会是一个“跨境而非纯境内”的产业，主要客户基础包括中国境内高净值家庭和全球泛华人精英家庭。

它会是一个“AI 驱动而非人力密集”的产业，原有的“母职经纪人化”会被部分外包给 AI 工具。

它会是一个“私域而非公开市场”的产业，原有的 MCN 矩阵、KOL 公开运营、学习机连锁销售会被更小众、更私密、更个性化的服务取代。

到这里，“鸡娃”作为一个全民词汇可能开始退场，但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它会以新的形态继续存在。下一章会讨论一个更长时间维度的问题：如果“鸡娃”作为一个全民词汇在 2035 年左右退场，焦虑产业化的底层结构会不会切换到下一个母题？养老焦虑？身份焦虑？健康焦虑？

这是这本书最大的开放问题，也是最值得在结尾留下的问题。

参考文献

“河北省某县级市小学校长 2024 年访谈”为基于《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财新》2024 年关于县中塌陷与小学招生萎缩系列报道构造的典型化叙述，反映县级市基础教育系统在出生率断崖下的普遍处境。
2016—2025 年中国出生人口逐年数据（1786 万 / 1758 万 / 1523 万 / 1465 万 / 1200 万 / 1062 万 / 956 万 / 902 万 / 954 万 / 792 万），见国家统计局年度人口统计公报。
2026—2030 年中国年度出生人口预测（700—900 万区间）的依据，见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报告与育娲人口研究《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4 版》。
北京六小强、上海四校、深圳四大（深圳中学、深圳实验、深圳外国语、深圳高级）的名单，见各地教育系统通用术语与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教委关于普高招生的统计。
清华本科招生约 3400 人 / 年、北大约 3300 人 / 年的数据，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年度招生信息发布。
AI 内容生产工具（ChatGPT、文心、通义、豆包、DeepSeek 等）对内容批量生产成本的冲击，见 36 氪、虎嗅、新榜 2023—2025 年关于“AI 内容生产”系列报道。
学习机市场前六名合计市场份额约 74.4% 的当前数据，见奥维云网 / 奥维睿沃 2024 年学习平板市场报告。未来 5 年集中化的趋势预测属于本章弱推断。
当前住家教师月薪 1.2—2.3 万的数据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2023 年报道；当前暗考报名总价 1—3 万见澎湃新闻、新京报 2023—2024 年报道。未来 5 年涨价的趋势预测属于本章弱推断。
90—95 后母亲对“全职妈妈”身份接受度显著低于 80 后的判断，见 BCG《中国育儿白皮书》最新版、罗兰贝格《中国家庭育儿消费报告》、第一财经关于代际育儿观转换的相关报道。
好未来 FY2025 销售及营销费用同比 +62.1%、营收同比 +51% 的数据，见好未来 FY2025 Annual Report。
2021—2025 年中国政府推出的多轮鼓励生育政策（三孩政策、生育补贴、住房支持、托儿服务），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2021 年）与各地配套政策；详见新华社、《人民日报》、新京报相关系列报道。
家族办公室、教育咨询、移民咨询整合 AI 工具提供“全周期家庭顾问”服务的早期形态，见胡润研究院《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福布斯》中文版、《财新》关于家族财富管理的相关报道。
90 后女性大学毛入学率远超 80 后的数据，见教育部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与国家统计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监测报告。

第十五章后鸡娃时代

一

2026 年 5 月，一位经常和我聊起这些话题的中产母亲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我现在偶尔会想，等孩子大学毕业了、不需要我再操心他的教育了，我接下来要焦虑什么？”

她那时候的孩子还在初中。她说出这句话时，神情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既有对孩子终于不需要被鸡的期待，又有对“鸡娃结束之后的生活”的不安。她过去 10 年的精力主要投入在孩子的教育规划上——读公众号、查升学政策、研究学习产品、与老师沟通、参加各种讲座、做各种决策。这种投入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她日常生活的核心结构。一旦孩子大学毕业、不再需要这种投入，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该往哪里去。

她不知道。但她可以感觉到，一定会有某种“下一个焦虑”出来填补这个空缺。

这一章想做的，是把视角拉到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讨论这本书最大的开放问题。如果“鸡娃”作为一个全民词汇在 2035 年前后退场，焦虑产业化的底层结构会去哪里？它会和“鸡娃”一起消失吗？还是会切换到下一个母题继续运作？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这一章不会给出确定答案，它会展开几种可能的方向，提出几个值得继续观察的信号，最后留下一些开放问题作为这本书的结尾。

二

要讨论“焦虑产业化”的未来，需要先把过去 10 年这种结构的核心特征再梳理一下。

它有一个完整的供给侧基础设施。转译层的四个角色（信息中介、焦虑生产者、产品供应商、暗市运营者）相互配合，构成一个稳定的产业链。

它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技术。矩阵化人设、清单化方法论、私域分发、焦虑物化。这些技术不依赖任何特定的内容（鸡娃、健康、移民、养老都可以套用），它们是相对独立的“操作工具箱”。

它有一群训练有素的从业者。KOL、MCN 运营、规划师、私域销售、内容生产者、产品经理。这些人在过去 10 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焦虑产业化”经验，他们的技能可以迁移到其他焦虑议题。

它有一群被训练的消费者。80 后母亲群体（即将退场的鸡娃主力）和 90—95 后母亲群体（正在进入育儿期的下一代）。这些消费者熟悉“焦虑—消费—缓解—新焦虑”的循环模式，他们对类似模式的产品接受度高。

它有一组成熟的平台基础设施。微信、抖音、小红书、知识星球等平台已经把“内容—私域—变现”的链条做得非常顺畅。任何新的焦虑议题都可以利用同一组平台基础设施快速扩张。

把这五个特征合在一起，“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载体可移植性”：它不需要绑定在“鸡娃”这一个具体载体上，它可以切换到其他载体继续运作。

这就引出了本章的核心问题：如果鸡娃这个载体在 2030—2035 年间因为出生率断崖而萎缩，“焦虑产业化”会去哪里？

三

大致有三种可能的方向。它们不是互斥的，可能同时存在。

第一种方向：整体萎缩。

转译层缩水为顶部 5—10% 家庭的小众服务市场，大部分基础设施退出。MCN 矩阵公司关停、学习机厂商收缩、暗市机构萎缩、鸡娃 KOL 转行。整个“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逐渐淡出公共视野，只在少数高净值家庭中以更精英化、更私密化的形态继续存在。

如果这种方向成为主导，2035—2045 年间中国的产业格局会发生显著变化：原本投入鸡娃产业的资本、人力、平台流量被释放到其他赛道（健康、养老、文化娱乐、技术消费）。但这些资本和人力的“释放”不是中性的——他们携带着“焦虑产业化”的操作经验和心理结构，可能在新赛道复制类似的模式。

第二种方向：载体切换。

转译层把“焦虑产业化”的技术（矩阵化人设、清单化方法论、私域分发、焦虑物化）切换到其他焦虑议题——养老、健康、身份、资产保护——继续运作。原有的鸡娃 KOL 转型为养老顾问；原有的 MCN 矩阵把账号人设从“海淀肥肠妈”换成“上海老年陪护妈”；原有的学习机厂商把产品形态从“学习平板”换成“健康监测设备 + 老年陪伴机器人”；原有的暗市机构把服务对象从“小升初家长”换成“高净值家庭的跨境身份配置”。

如果这种方向成为主导，2035—2045 年间中国会出现一系列“新的焦虑产业”：它们的具体内容不同（不再是教育），但底层结构相同（同一组人、同一组技术、同一组平台、同一组焦虑—消费—缓解的循环）。鸡娃这个特定的载体退场了，但“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更换衣装继续运作。

第三种方向：跨境延续。

转译层在中国本土萎缩，但通过全球泛华人网络在湾区、多伦多、新加坡、伦敦延续，服务出生在境内但长大在境外的下一代。第十二章讨论过这张全球网络的存在：它的需求侧基础在中国本土萎缩时反而可能稳定甚至加强（因为更多家庭通过跨境身份配置把孩子带出中国境内 K12 体系）。

如果这种方向成为主导，2035—2045 年间“中国式鸡娃”会从“地理意义上的中国现象”演化为“全球泛华人现象”。它的核心地理节点从北京海淀转移到湾区库比蒂诺、多伦多万锦、新加坡武吉知马、伦敦肯辛顿。它的话语载体从中国大陆的微信公众号转移到跨境平台。它的核心客户从中国本土中产转移到全球泛华人精英。

三种方向并非互斥。它们会以不同的强度同时存在：大部分的鸡娃产业基础设施会萎缩（方向一），少部分会切换到其他焦虑议题继续运作（方向二），还有一部分会跨境延续（方向三）。三种方向的具体比例取决于多个外生变量——经济周期、政策走向、技术变化、地缘政治变化——这些变量都很难精确预测。

四

如果“载体切换”是真实可能的方向之一，那么哪些载体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母题”？我看到几个候选。

第一个候选是养老焦虑。

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60 岁以上人口比例从 2010 年的 13.3% 上升到 2024 年的 21.1%，预计到 2035 年达到 30%1。这种老龄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养老焦虑”需求侧：既包括老年人自己的养老焦虑，也包括成年子女对父母养老的焦虑。

养老焦虑与鸡娃焦虑在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性。

都是关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鸡娃焦虑是关于孩子 10—20 年后的就业市场；养老焦虑是关于父母 10—20 年后的健康状况和经济保障。两者都指向一个无法精确预测的未来，这种“无法精确预测”是焦虑产业化的最重要原料。

都需要“翻译为可消费决策”的中介服务。一位中产子女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需要决定“选哪家养老院”“买哪种医疗保险”“配置哪些健康监测设备”“请哪位护工”，每一个决定都是模糊的、有风险的、需要专业知识的。这种处境恰恰是“焦虑产业化”最擅长解决的：把模糊的远方焦虑翻译成具体的购买决策。

都有完整的供给侧潜力。养老院、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健康监测厂商、家政服务公司——所有这些供给侧主体已经存在，只是缺少一个“焦虑产业化”的整合机制让它们形成产业链。这种整合机制可以从鸡娃产业的“操作工具箱”直接迁移过来。

2030—2040 年间中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养老焦虑产业化”过程，其规模可能不亚于今天的鸡娃产业。一些早期信号已经在 2024—2025 年出现：养老主题的小红书账号开始出现、“养老规划师”作为一种新职业开始出现、专门服务高净值家庭的“养老顾问”开始进入市场2。这些都是“养老焦虑产业化”的早期种子。

第二个候选是健康长寿焦虑。

随着中产阶级的形成和老龄化的加深，“健康长寿”作为一种焦虑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快速兴起。NMN（一种被宣称延缓衰老的补充剂）、生物科技公司（如某些做“长寿研究”的公司）、医美机构、健康检查中心、AI 健康监测设备，这些都构成一个庞大的“健康长寿产业”3。

健康长寿焦虑与鸡娃焦虑也有结构相似性。

都是关于“主观可控性”的虚假承诺。鸡娃承诺通过“系统化规划”提高孩子的未来结果；健康长寿承诺通过“系统化保养”提高身体的未来状态。两者都建立在“如果我做某些事情，未来会更好”的逻辑上，但具体效果都难以精确验证。

都依赖“信息中介”的角色。一位想要“健康长寿”的中产，需要了解大量专业知识：哪些营养素有用、哪些保健品是骗局、哪些医生值得信赖、哪些检测项目有意义。这种信息需求创造了“健康 KOL”和“长寿顾问”的市场空间。

都需要“焦虑物化”的产品出口。鸡娃产业的物化产品是学习硬件；健康长寿产业的物化产品是 NMN 补充剂、智能手表、健康监测设备、医美套餐。两者都满足“按下购买按钮就能感到安心”的核心心理需求。

2025—2030 年间，“健康长寿焦虑产业化”可能进入快速扩张期。其客户群可能从现在的高净值人群（35—55 岁，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100 万+）扩展到中产人群（30—55 岁，家庭可支配年收入 30—100 万）。这种扩展会让健康长寿产业的规模快速增长，可能在 2030 年代成为消费品市场的重要增长点。

第三个候选是身份与资产保护焦虑。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持续，“身份配置”和“资产保护”作为焦虑议题在中国高净值家庭中持续升温。移民身份（黄金签证、护照规划）、海外资产（海外房产、海外信托、海外股票账户）、跨境业务结构（离岸公司、家族办公室）——这些构成一个相对封闭但规模可观的产业4。

第十二章讨论过这种产业在中国精英教育的扩展。但它本身作为一种焦虑议题，可能在 2030—2040 年间独立于鸡娃存在，甚至取代部分鸡娃的位置：一些原本会投入鸡娃的家庭，可能转而投入“身份和资产配置”，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子女在海外的位置”比“未来子女的教育程度”更重要。

身份与资产保护焦虑的产业化基础设施已经部分成熟：移民中介、家族办公室、跨境财富顾问、海外房产中介、离岸金融服务公司。这些主体在过去 10 年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服务体系，只是规模相对小（主要服务高净值家庭）。如果这种焦虑在中产层进一步扩散，产业规模可能快速扩张。

第四个候选是“AI 时代的职业焦虑”。

随着 AI 技术在 2023—2025 年的快速突破，越来越多的中产专业人士开始焦虑自己的职业被 AI 替代5。这种焦虑在 2025—2030 年间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焦虑产业化”的重要议题。

具体的产业形态可能包括：

“AI 时代职业规划顾问”——帮助中产专业人士规划如何转型为 AI 时代的新职业。

“AI 技能培训”——把传统的职业技能培训重新包装为“AI 时代生存技能”，从 prompt engineering 到 AI 辅助工作流。

“职业 AI 化产品”——各种声称“用 AI 让你的工作效率提升 X 倍”的工具、课程、咨询服务。

这种焦虑议题的特点是它的客户群体不是孩子或父母，而是中产专业人士自己——这是一个相对新的“焦虑产业化”对象。如果这种产业化成功，它可能在 2025—2035 年间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市场，规模可能超过传统的鸡娃产业。

五

除了上述四个相对强的候选，还有几个相对较弱但值得观察的候选。

宠物焦虑产业化。随着中国宠物经济的快速发展（2024 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约 3000 亿人民币）6，“宠物的教育、健康、美容、保险”等议题正在被产业化。一些早期的“宠物 KOL”和“宠物规划师”已经出现。这种焦虑议题的需求侧是“丁克 + 宠物”或“养宠物代替养孩子”的中产人群，规模虽然不大但增长快。

精神焦虑产业化。心理健康、冥想、灵性、自我提升——这些议题在过去 10 年已经有一定的产业化基础（樊登读书、得到 APP、各种心理咨询、冥想 APP 等）7。如果这一议题在未来 10 年继续深化，可能形成一个比目前更大规模的“心理与自我提升焦虑产业”。

气候与可持续焦虑。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加深和年轻人对环境议题的关注，“气候焦虑”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焦虑议题。但这种议题在中国的产业化前景较弱——中国社会对环境议题的整体关注度相对较低，气候焦虑很难形成大规模的消费市场。

文化焦虑（如汉语 / 传统文化）产业化。一些跨境家庭已经在为“孩子保持中文 / 中国文化连接”焦虑——这种焦虑在湾区、多伦多、新加坡等海外华人聚居区已经形成一个小规模的“中文教育产业”。如果这种焦虑随着跨境华人人口的增加而扩大，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

六

最后一个相对反常规但值得讨论的候选：“反焦虑”本身可能成为一种焦虑产业。

这听起来矛盾，但逻辑是这样的。

随着“焦虑产业化”在过去 10 年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我是不是太焦虑了”。这种反思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如何停止焦虑”“如何过松弛的生活”“如何不被焦虑产业绑架”。围绕这一议题的产品和服务可能包括：

“松弛感”内容（公众号、小红书、播客）：告诉读者如何过得“不那么紧张”的生活方式建议。

冥想和正念产品（APP、训练营、修行营）：通过冥想和正念缓解焦虑。

“反鸡娃”育儿顾问（与传统鸡娃 KOL 相反的角色）：告诉家长不要过度焦虑、给孩子更多自主空间。

“慢生活”消费品（手作、园艺、户外、慢食）：通过消费来表达“我不再追求快节奏”的身份。

这些“反焦虑”产品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在结构上仍然是“焦虑产业化”的产物。一位中产消费者读“如何不要焦虑”的文章，本质上还是在用“消费内容来缓解焦虑”。只是这一次焦虑的对象从“孩子的未来”变成了“我自己的过度焦虑”。整个心理循环——焦虑—消费—缓解—新焦虑——的结构完全没有变，只是具体的内容物变了。

这种“反焦虑作为新焦虑”的现象，可能是 2030—2040 年间一个最有讽刺意味的产业演化。“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它能把对自身的反思也转化为新的产业形态：你越想逃出这个循环，就越容易消费更多的“反焦虑产品”，从而以新的方式继续维持这个循环。

七

把所有这些可能性放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沉重的判断：

“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可能比“鸡娃”这个具体载体更具持久性。

鸡娃是一个有时间性的现象，它依赖出生率、依赖中产规模、依赖特定的政策环境。这些条件在过去 10 年支撑了鸡娃的扩张，但在未来 20 年都会发生显著变化。鸡娃作为一个全民词汇，可能在 2035—2045 年间真的退场。

但“焦虑产业化”作为底层结构不依赖任何单一载体。它需要的是几个更底层的条件。

一个有大量焦虑感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未来 30—50 年内不会消失，只是焦虑的对象在变）。

一套成熟的内容和销售基础设施（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只会更成熟，不会消失）。

一群训练有素的从业者（鸡娃产业培养的几十万 KOL、运营、销售、内容生产者，他们的技能可以迁移）。

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通过消费缓解焦虑”的心理模式（这种模式在过去 10 年已经深深扎根，未来 10—20 年只会更加普遍）。

这四个条件加起来，“焦虑产业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几乎可以肯定会在 2030—2050 年间继续存在：只是它的具体形态会变化、它的具体对象会切换、它的具体产品会更新。

这是这本书最深的一个判断，也是最让人不舒服的一个判断。

如果你接受这个判断，那么对一个中产家庭而言，“摆脱鸡娃”的真实意义远比“不再给孩子报班”复杂得多。一个家庭可以决定不再给孩子报班、不再追逐学区房、不再读鸡娃公众号，但只要他们仍然处在“焦虑—消费—缓解—新焦虑”的心理结构里，“鸡娃”消失之后，“养老焦虑”“健康焦虑”“身份焦虑”或者“反焦虑焦虑”会立刻填补进来。一个家庭真正要做的，不是停止某一种具体的焦虑消费，而是改变这种底层的心理结构。这是一件远比“反鸡娃”困难的事。

八

但这本书不想用“焦虑产业化不可避免”作为结尾。

不可避免不等于不可改变。一个社会过程的运作机制被理解之后，至少给了参与其中的人一些选择：选择不去消费某些焦虑产品、选择对自己的处境保持一定的清醒、选择在最个人的家庭决策中至少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结构。

我也想保留一些真实的不确定性。这本书所做的所有推演——2026—2030 年间的“复杂过渡期”、2030—2035 年间的“双层稀缺新格局”、2035—2045 年间的“载体切换或整体萎缩”——都是弱推断。任何一个外生变量（政策、技术、人口、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都可能让推演的具体路径偏离很大。

90—95 后母亲会比预测的更早、更彻底地集体退出鸡娃吗？AI 技术会比预测的更快、更深地改变教育产业吗？中国政府会推出更激进的人口政策吗？地缘政治会让跨境精英网络突然中断吗？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人能给出准确答案。

但有一件事是相对确定的：无论未来怎么演化，这本书所描述的 2017—2026 这十年的中国鸡娃，都已经发生了，都已经在几代中国家庭身上留下了真实的痕迹。一位 2015 年出生、现在 11 岁的孩子，他过去这些年的童年是被这种产业结构塑造的；一位 1985 年出生、现在 41 岁的母亲，她过去 10 年的人生是被这种产业结构塑造的。这些塑造已经发生了，未来 20—30 年它们会以各种方式继续显现：在这些孩子的职业选择中、在这些母亲的中年和老年生活中、在这些家庭的代际关系中。

这本书想做的，是把这十年留下的塑造之物，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对象记录下来。

不是为了控诉，不是为了赞美，不是为了规劝任何人怎么生活。

是为了让经历过这十年的人，能够在某个安静的时刻，认出自己所在的图景；能够看清楚自己曾经做过的决定背后是什么样的结构；能够在面对未来的下一个焦虑议题时，至少先停下来问一问：“这又是同一种循环吗？”

接下来翻到后记。我会写下我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感受到的一些边界、一些遗憾、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都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但它们应该被记下来。

最后我想说，写这本书的过程让我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一些概念有了新的怀疑——“焦虑产业化”“母职经纪人化”“半透明的筛选”“焦虑物化解药”——这些概念都是有用的，但它们也可能成为新的“标签”，让读者用一种“我已经理解了”的方式把复杂的现实简化掉。一本好书应当让自己的概念既被使用、又被质疑，而不是被作为最终答案接受。这本书希望被这样使用。

参考文献

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比例从 2010 年 13.3% 升至 2024 年 21.1%、预计 2035 年达 30% 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2024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与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相关预测。
“养老规划师”“养老顾问”作为新职业的早期信号，见人社部《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新京报》《财经》《第一财经》关于养老服务行业的相关报道。
NMN、生物科技长寿研究、医美、健康检查、AI 健康监测设备等构成的健康长寿产业，见《财新》《福布斯》中文版、36 氪、虎嗅 2023—2025 年关于“长寿赛道”系列报道，以及胡润研究院《中国高净值人群健康长寿白皮书》。
移民身份、海外资产、跨境业务结构等构成的身份与资产保护产业，见胡润研究院《中国移居海外人士白皮书》《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与《财经》《经济观察报》关于跨境财富管理的相关报道。
AI 技术在 2023—2025 年突破后中产专业人士对“被 AI 替代”的焦虑，见 OEC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Work》报告、World Economic Forum《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5》与 36 氪、《财新》关于“AI 取代白领”的相关讨论。
2024 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约 3000 亿人民币的数据，见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4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艾瑞咨询、《2024 年中国宠物消费报告》。
樊登读书、得到 APP、各类心理咨询与冥想 APP 构成的“心理与自我提升产业”，见各公司公开年报、《财新》、36 氪、虎嗅 2020—2025 年相关行业报道。

后记：写作过程中的几件事

一

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在自己的电脑前坐了很久。窗外是 2026 年春末的一个下午。

这本书的全部主体内容在前面 15 章已经写完了。这篇后记不再追加任何新的分析或判断，它想做的是把我在写作过程中感受到的几件事写下来，作为一个相对真诚的边界声明。

二

这本书最大的方法论遗憾，是没有做正式的田野访谈。

我在写到母亲、写到住家教师、写到鸡娃 KOL、写到 MCN 矩阵从业者、写到顶尖国际学校的招生官、写到 2024 年那位卖了三年才卖掉学区房的金融从业者时，我用的都是公开材料 + 长期生态观察。这些材料是真实的、有出处的，但它们不能完全替代对当事人的直接采访。

如果我能采访那 8 户被杨可在 2017 年访谈过的北京中产家庭1，看看 9 年之后她们都怎么样了——孩子上岸了吗、回头看那段全职的岁月是什么感受、对自己当年的决定怎么看——那一定会让第八章关于“母亲作为器官”的讨论更有血肉。

如果我能采访郑老师那样的住家教师——双减前在哪家机构、现在月薪 2 万但没有社保、未来 10 年怎么办——那一定会让第七章关于“灰色基础设施”的讨论更有重量。

如果我能采访某位三旬相见旗下的“肥肠妈”账号背后真实的运营人2，问她每天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公司化的人设”是什么感受、她如何看待自己写出来的“焦虑文章”，那一定会让第五章关于“焦虑生产矩阵”的讨论更有内部视角。

我没能做这些事。部分原因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窗口有限，部分原因是这些访谈本身有相当大的难度（鸡娃 KOL 通常不接受深度访谈、住家教师有职业风险、MCN 运营有公司限制），部分原因是田野访谈涉及到的伦理问题需要更长的准备过程。

如果未来有机会，这些访谈应该被补上。它们会让这本书的某些章节从“基于结构的推断”升级到“基于个案的具体描述”。这本书目前的局限，正是在于它的很多结论建立在“应该是这样”的逻辑推演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听到一个具体的人说她就是这样”的直接证据上。

三

这本书使用了一些理论概念——“焦虑产业化”“母职经纪人化”“半透明的筛选”“焦虑物化解药”“双层稀缺”“载体切换”——这些概念的功能是帮助读者把分散的现象组织起来理解。但它们也可能成为陷阱。

陷阱在于：一旦你接受了一个概念，你可能就停止思考它所指代的现实。你看到一位母亲在家长群里发问，你想“这就是焦虑产业化的需求侧表达”；你看到一台学习机被放在书桌上落灰，你想“这就是焦虑的物化解药”；你看到一位北大母亲在公众号上输出方法论，你想“这就是信息中介的典型案例”。每一种“我已经理解了”的反应，都让具体的现象失去了它本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保留一种持续的怀疑：这个概念真的覆盖了我看到的现象吗？这个现象有没有这个概念无法解释的部分？这个概念是不是把复杂的真实简化得过头了？

特别是“焦虑产业化”这个核心概念，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反复怀疑——它是不是过于工具化地理解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一位真正爱孩子的母亲，她的鸡娃投入完全是“被产业结构推到那个位置上的”吗？还是说在产业结构之外，她仍然保有一些真实的、不能被任何理论概念覆盖的人之常情？

我倾向于认为是后者。但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可能让前者比后者更显眼。这是一种叙事偏向：为了让结构性分析更清晰，我可能在某些段落弱化了具体个人的复杂性。这种偏向是必要的（否则书会变成纯粹的人物故事集），但它也是有代价的。一位 35 岁的中产母亲，她对自己孩子的爱、她在深夜陪孩子做作业时的疲惫、她看到孩子第一次考好后的喜悦、她对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感——这些都是真实的，都不能被“焦虑产业化”或“母职经纪人化”完全解释。

如果这本书的某些段落让你觉得“这位母亲被写成了一个被产业结构操纵的工具”，那是我作为作者的偏向，不是真相的全部。真相的全部包含被偏向掩盖的那部分：一位母亲的爱、决心、痛苦、温柔。这些是任何理论概念都无法完全捕捉的，只能由具体的家庭关系和具体的人之常情承载。

四

这本书最大的判断是：鸡娃是阶级流动性下降时代的焦虑产业化。

这个判断有它的可能性——四种力量在 2017—2019 同时成熟（教培资本、移动互联网、独生子女家长进入育儿期、阶级流动汇率崩塌），让“鸡娃”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在这个窗口期出现。

但这个判断也可能是错的。

可能错在哪里？

可能错在“阶级流动性下降”作为根本原因的强调。一些研究显示，中国的代际流动性在过去 20 年并没有显著下降——经过教育的代际传递、户籍制度的变化、城市化的展开，中国的代际流动指数可能比一些研究者认为的更高一些3。如果这种“流动性没有下降”的判断更接近真实，那么“鸡娃是流动性下降的产物”这个解释就需要修正。

可能错在对“产业化”的过度强调。这本书把鸡娃高度产业化的形态作为分析重点，但事实上，相当大比例的中国家庭的“鸡娃”是相对低强度的——不读公众号、不买学习机、不参加暗考、只是按照学校要求让孩子完成作业。这部分家庭是不是也被“焦虑产业化”覆盖？如果不被覆盖，“焦虑产业化”作为对鸡娃的整体描述，可能只适用于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的中产家庭，而不适用于更广大的县域和乡镇家庭。

可能错在对未来的推演。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的推演高度依赖几个假设——出生率持续下降、90—95 后母亲会有显著的行为转换、AI 技术继续深化对教育产业的改造。这些假设中的任何一个被打破，整个推演就需要重做。

我把这些可能错的地方写出来，不是为了“防御性写作”（提前承认错误以避免被批评），而是为了让读者保持对本书结论的合理怀疑。这本书是 2025—2026 年某位作者基于当时可获得的材料对一个复杂社会现象的尝试理解。这种理解必然有它的视角局限、材料局限、判断局限。一本好的关于当代社会的书，应当让自己的局限以最快速度被新的证据暴露出来——这比“被读者牢牢相信”更重要。

五

如果这本书有读者来自鸡娃产业本身——KOL、MCN 运营、规划师、私域销售、内容生产者、产品经理、教师、住家教师——我想说一些可能有点别扭的话。

我没有把你们写成“坏人”。这本书的整体立场是把鸡娃理解为一个结构产物，不是某些个人的恶意行为。一位 KOL 写出来一篇焦虑文章、一位 MCN 运营策划了一个团购活动、一位规划师劝家长买更贵的留学服务——这些行为在产业逻辑里是合理的、可执行的、能赚钱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从业者，处在这个位置上，大概率会做出类似的选择。

但我也没有完全替你们辩护。“我只是在做生意”这种说法在某些时候是合理的，在某些时候是逃避的。一位 MCN 运营如果明知自己生产的是“焦虑情绪包”而不是“育儿干货”，但仍然以“育儿干货”的名义包装销售，那其中是有道德责任的——这种责任不是法律上的，是个人良知上的。一位 KOL 如果明知自己推荐的某款产品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性价比极低，但仍然为了广告费推广，那其中也是有道德责任的。

我希望这本书能给鸡娃产业的从业者提供一个更结构性的视角——看到自己所做的事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位置、看到这个产业链对千万家庭的实际影响、看到自己的某些选择如果稍作改变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这种视角不会立刻改变任何人的行为，但它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让一个人停下来想一想——“我现在做的这件事，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

这是我能对鸡娃产业从业者说的最诚实的一句话。

六

如果这本书有读者来自鸡娃产业的“另一端”——那些过去 10 年深度参与鸡娃的家长——我想说的话不太一样。

我没有想要批评你们的选择。每一个家长在自己的具体处境下做出的具体决定，都有她的合理性。一位海淀母亲选择全职带娃、一位顺义父亲选择送孩子去美国低龄留学、一位县城母亲选择给孩子报最贵的英语班——每一个决定都是这位家长在自己的资本结构、信息条件、心理处境下做出的最佳选择（或者，至少是她当时能想到的最佳选择）。

但我希望你们在读完这本书后能多一些清醒。

清醒地知道，你过去 10 年的某些决策——花几百万买的学区房、给孩子报的几十个补习班、买的几台学习机、做的几次留学规划——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可能不会按你期待的方式带来回报。这不是你的错——是整个产业结构许诺给你一些不真实的期望。这种许诺让你产生了某些超出实际的判断，做出了某些超出必要的投入。

清醒地知道，你过去 10 年承担的某些代价——母亲的职业牺牲、夫妻关系的紧张、孩子的心理压力、家庭关系的失衡——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为这种结构性误解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不是“白付”——任何具体的家庭付出都有它的意义——但它的规模可能远超你最初的预期。

清醒地知道，你的孩子在过去 10 年中可能承受了一些不公平的压力——被作为“产品”被规划、被评估、被改进，而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孩子被理解。这种压力在他长大之后可能仍然在他的心理结构中留下痕迹——他可能成为一个对自己更苛刻的成年人、可能对“成就”和“被爱”的关系有扭曲的认知、可能对“母亲的牺牲”有复杂的内疚感。

这些清醒不会让你的过去重来，也不会让你的孩子立刻“康复”——这些都是无法被任何认知改变的。但这些清醒可能让你在面对未来的家庭决策时——无论是关于剩余育儿期的、关于自己中年生活的、关于代际关系修复的、关于自己晚年规划的——能够避免再次进入同样的循环。

这是我能对鸡娃家长说的最真诚的一句话。

七

最后我想留一段话给那些被鸡娃产业塑造过童年的孩子——他们可能正在读高中、可能在读大学、可能刚刚进入职场、可能已经在为下一代做选择。

你的童年被你的家长用某种特定的方式投入了。这种投入有它的真心——你的家长是真的相信“这样做对你最好”的，他们不是在故意伤害你。但这种投入也有它的代价——你可能错过了某些只属于孩子的轻盈、好奇、自由、慢慢长大的过程。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无论你目前的处境如何——上了清华北大、上了普通大学、没上大学、找到了好工作、还在找工作、留学了、回国了、移民了、烂尾了——你的人生已经是你自己的。你不再是你父母的“产品”——你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判断、有自己选择、有自己未来的成年人。

如果你对你父母在过去 10—20 年的“投入”感到复杂——既感激他们的辛苦、又怨他们的某些决定、既理解他们的处境、又痛苦于自己被那样对待——这种复杂是正常的。不要急于把它简化为“我应该感激”或“我应该原谅”或“我应该愤怒”。这些复杂的感受需要时间，需要你自己慢慢消化，需要你和你父母在更长的时间里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不再以“教育投入回报”为核心的关系。

你最重要的事，不是按照任何人的期待（包括你父母的、社会的、产业的）继续完成某个“上岸”路径。你最重要的事，是诚实地面对自己——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为什么而活、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需要你自己一辈子去探索。

如果你将来选择不结婚不生育——那是一种选择，不是失败。如果你将来选择结婚生育但不再鸡娃——那是一种选择，不是放弃。如果你将来选择继续按某种“上岸”路径生活——那也是一种选择，不是惯性。

愿你能成为一个对自己有更多温柔的人。这种温柔，是你父母那一代——被产业结构推着前进的那一代——可能没有给过你的。但你可以给自己。

八

这本书写完了。

我希望它能让某些读者觉得自己被理解了——你过去 10 年的处境不是孤立的，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一整个时代的产物。

我希望它能让某些读者觉得自己被挑战了——你过去 10 年使用过的某些话语、做过的某些决定、维持过的某些循环，可能需要被重新审视。

我希望它能让某些读者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选项——在面对未来的家庭决策、个人决策、社会议题时，能够更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哪个结构里、能够更勇敢地选择不同的路径。

但我不希望它成为任何形式的“权威答案”。这本书是一次尝试，是一组判断，是一个时代的某种记录。它必然有自己的偏差、错误、盲区。请读者保留对它的怀疑，请新的研究和新的写作来修正它的不足。

如果三年后回看这本书，发现它的某些判断已经被证伪——比如鸡娃没有按推演方式萎缩、出生率出现某种意外回升、90—95 后母亲并没有显著区别于 80 后——那不是这本书的失败，是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一本好的关于当代社会的书，应当让自己的局限以最快速度被新的证据暴露出来——这比“被读者长期相信”更重要。

最后写一句话给自己——

写完这本书，我对中国当代家庭和孩子的处境有了更深的理解，但同时也有了更深的无奈。这种无奈不是“无能为力”的无奈，是“看清楚之后仍然只能慢慢前行”的无奈。这种无奈大概是任何严肃研究当代社会的人最终都要面对的——你越理解结构，就越知道结构是多么难以撼动；你越知道结构难以撼动，就越珍惜结构里那些仍然在认真生活、认真选择、认真为彼此付出的具体的人。

愿这本书的所有读者，都能在自己所在的结构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的选择，过好自己的生活。

愿那些被鸡娃塑造过的孩子，都能在长大之后，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对待自己——一种比他们小时候被对待的方式更温柔的方式。

愿那些为鸡娃付出过的母亲，都能在自己的中年和老年，重新发现“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位母亲”的乐趣——读书、旅行、交友、新的兴趣、新的关系、新的可能性。

愿这个国家能在未来 20—30 年里，慢慢从“焦虑产业化”的循环中走出来，进入一种更平静、更可持续、更尊重每一个具体生命的新阶段。

这些愿望可能不会全部实现。但写下它们本身，是这本书想留下的最后一个东西。

2026 年春末，写于电脑前。

合上电脑，外面的春天还在。

参考文献

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2 期。该论文基于 2017 年北京 8 户城市中产家庭访谈。
“三旬相见旗下肥肠妈账号”的提及，详见本书第五章对三旬相见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解剖，原始报道见人民网《“鸡娃”号是如何被养肥的？》（2021 年 4 月 28 日）与虎嗅、《财经》相关调查。
关于中国代际流动性的争议性研究，参见 Yi Chen、Yuyu Chen、Bingnan Yang 关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相关研究；以及谢宇等学者关于“中国不平等”的系列论文。代际流动性在过去 20 年是否显著下降仍存在学术争议。

前言：这本书想绕开的几种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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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第一章 鸡娃不是育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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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第二章 半透明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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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区房之死与现金流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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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第四章 安柏的“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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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第五章 你刷到的每一篇焦虑文章后面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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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学而思的双减后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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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第七章 住家教师与跨境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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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九

参考文献

第一章鸡娃不是育儿文化

第二章半透明的筛选

第三章学区房之死与现金流之生

第四章安柏的“上岸”

第五章你刷到的每一篇焦虑文章后面是谁

第六章学而思的双减后求生

第七章住家教师与跨境澳门

第八章母亲作为器官

第九章烂尾娃不是娃烂尾

第十章顺义、海淀、古北

第十一章国际学校的哑铃化

第十二章同一张话语网

第十三章教育ママ、hagwon、鸡娃

第十四章双层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