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美关系是这个时代最被反复谈论、也最容易被谈坏的话题。

谈坏它的方式有很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把它讲成一出道德剧：一方代表自由开放，一方代表威权扩张，剩下的只是给这个预设找证据。另一种是把它讲成一份政策清单：今天加了什么关税，明天上了什么实体清单，后天谁又见了谁——信息很多，结构很少，读完只记得一堆数字和人名，却说不清这些动作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种，是把它讲成一场必有结局的赌局，热衷于预测哪一年会打起来，仿佛一切都通向一个早已写好的终点。

这本书想换一种讲法。它的基本判断是：中美之间发生的事情，本质上是两套国家机器在持续地相互作用。一方做一个动作，另一方研究它、回应它、再做一个动作。要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得先理解这两台机器本身是怎么运转的——谁在按按钮，按钮连着什么，从决定到执行要经过几道关口，哪些动作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哪些只是被国内政治推着走的反射。

把每条新闻还原成一台机器的动作，是这本书反复在做的事。而要做这件事，需要先拿到两把钥匙。

第一把钥匙是决策结构的不对称。中国对美工作是一座金字塔：党领导一切，权力高度收束于最高领导人，党、政、军、国安四条线各管一摊，最终都向同一个顶点负责。决策不透明，但一旦顶层拍板，整台机器可以连贯而迅速地执行下去——2025 年 10 月那次几天之内由商务部牵头、海关配合、外交部解释同步推出的稀土管制，就是金字塔的常规操作。美国对华工作则是一个三角拉锯：行政、立法、各部门相互牵制，总统可以拍板，但国会有独立于行政的反华动能，智库和游说塑造议程，没有任何单一中心能完全掌控全局。这里最关键、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国会——一个能通过强制性立法逼行政部门必须行动的独立变量，在中国那座金字塔里找不到任何对应物。

这两种结构的差异，不只是组织图上的区别。它直接决定了双方出牌的节奏与连贯性，更决定了一件要命的事：他们为什么总是相互误读。中方习惯用金字塔的常识去读美方——最高层点了头，下面就该照办；于是当行政当局在峰会上承诺缓和、国会却继续加码时，从北京看过去，这很容易被读成出尔反尔，而真实的原因可能只是国会那台发动机本就不归白宫管。美方则习惯用三角的常识去读中方——体制内总该有制衡、有可以分化的派系；于是某个部门、某位学者的一次试探性表态，常被过度解读为顶层战略的松动。两种误读方向相反，根子却是同一个：用自己机器的常识，去推测一台逻辑完全不同的机器。这是中美许多误判的结构性根源，也是本书的第一条主线。

第二把钥匙是工具与场域的镜像化。竞争在不断对称化：几乎每一种压制工具，都能在对面找到一个对称的反制。美国用半导体出口管制掐中国的算力咽喉，中国用稀土与关键矿产管制掐美国的制造业咽喉；美国搭建盟友体系和岛链，中国推出平行的全球倡议；美国退出多个多边机构，中国就去填补腾出的位置；美国手握美元清算与金融制裁，中国就建跨境支付、推数字人民币、扩本币结算。需要提醒的是，镜像不等于对等——芯片上是美国握有代差、中国在追赶，稀土加工上是中国近乎垄断、美国在追赶。镜像描述的是结构上的对称（你卡我上游、我卡你上游），而非力量上的均衡。这是本书的第二条主线，它某种程度上又是第一条主线的产物：选什么工具、以什么节奏出手，从来都是各自决策结构性格的延伸。

把这两把钥匙叠加起来，2025 到 2026 年那场被反复报道的“缓和”就有了不同的含义。两国元首在釜山见了，又约定在北京再见；关税降了一些，稀土松了一些，连芬太尼前体的管制都谈出了进展。但只要往结构里看一层就会发现：真正的卡脖子工具一个都没拆——出口管制的核心规则只是暂停而非取消，网络里的预置还在，立法层面的两党共识丝毫未减。这是一次战术性的喘息，不是战略性的转向。这构成本书的一条暗线：休战是脆弱的，气氛可以由元首调，框架却是机器在维持。

本书共十五章，外加一篇关于研究方法与未尽之处的附录。

开头几章解剖两台机器本身：先用一章交代这套“把国家还原成机器”的看法，再分别拆解中国的金字塔与美国的三角。这是理解后面一切的基础，也是本书着力最多的地方。接下来的章节，逐一走过竞争展开的各个维度——关税与贸易、半导体与人工智能、稀土与关键矿产、台海、核态势与危机管控、情报与网络、信息与认知、货币与金融、第三方国家、多边场域。然后用一章专门讨论双方是如何相互研判的，因为认知本身就是这场竞争的一部分。最后一章回到“休战之后”，谈竞争的未来与边界。

需要事先说明几件事。

其一，本书力求客观、平衡地呈现双方的视角。中国官方的表述、美国官方的文件、双方智库的研判，都会被引述，并尽量标明这是谁的说法。区分“事实”、“分析”和“某一方的主张”，是全书反复在做的事。

其二，所有可以公开核查的事实，都附了来源，集中列在每章末尾。涉及敏感判断的地方——比如某项行动的意图归因、某个内部机制的运作——凡是公开证据不足的，都用了更谨慎的措辞，并在附录中说明边界。

其三，这本书不下最终结论。它不会告诉你中美一定会怎样，也不会替你判断谁更有理。它只想把这盘棋的棋盘、棋子和走法尽可能清楚地摆出来。

至于怎么看这盘棋，那是读者自己的事。

两台机器：理解中美竞争的方法

一

2025 年 10 月底，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韩国釜山见了一面。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两人的首次会晤，会后双方宣布了一系列缓和措施：美国把对华整体关税从 41% 降到 31%，其中专门针对芬太尼的那部分关税从 20% 砍到 10%；中国则暂停了刚刚在 10 月初宣布的稀土扩大管制，对镓、锗、锑、石墨等关键材料发放通用许可12。几个月后，两人又约定在 2026 年 5 月于北京再见3。

如果你只看这些新闻标题，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美关系正在转暖。

但稍微往下看一层，画面就复杂了。美国商务部那条用来掐断中国半导体供应链的核心规则——所谓“附属公司规则”（Affiliates Rule）——并没有被取消，只是暂停了一年，到 2026 年 11 月 10 日会自动恢复4。中国手里的稀土牌也没有交出去，只是收回了拳头。一家研究机构的评价很到位：这是一次“战术性的休战，而非战略性的转向”5。还有分析提醒，这份协议的核心条款大多附带“暂停一年”的时限，而非永久撤销，意味着双方实际上是在为下一轮博弈预留时间窗口6。

同样的一组事实，从两个不同的层面看，得出了几乎相反的判断。这正是中美关系最容易被谈坏的地方——人们盯着表面的温度变化，却忽略了底下的结构纹丝未动。

要避开这个陷阱，需要一套方法。

二

先说这套方法不是什么。

它不是道德剧。把中美讲成自由对威权、光明对黑暗，固然痛快，但这种讲法的代价是：你会自动过滤掉所有不符合预设的信息。当一个分析框架的主要功能是确认你已经相信的东西，它就不再是分析工具，而是情绪出口。这种讲法还有一个隐蔽的代价：它会让人误以为，只要道德上占了上风，战略上就该赢——可是在大国博弈里，道德判断和实力消长是两件事，把它们混为一谈，常常导致对形势的误读。

它也不是政策清单。逐条记录谁加了什么税、谁上了什么名单，信息是真的，但这些动作之间的关系被丢掉了。你会知道很多“发生了什么”，却说不清“为什么这么发生”“下一步可能怎么走”。一份梳理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时间线，可以列出几十个节点——关税、出口管制、签证限制、实体清单、峰会——但如果不理解这些节点背后那台机器的运转逻辑，它们就只是一串没有骨架的事件7。

它更不是赌局。热衷于预测“哪一年会打起来”的讨论，把一场复杂的结构性竞争，简化成一个等待揭晓的结局。但这场竞争最可能的形态，恰恰不是某个戏剧性的终点，而是长期的、没有清晰终局的相持。把它当赌局来看，既会高估短期事件的意义，也会低估结构的韧性。

这本书采用的，是第四种看法：把中美各自还原成一台国家机器，先搞清楚每台机器自己怎么运转，再看两台机器如何相互作用。

这听起来抽象，但它能解释很多用别的框架解释不了的现象。比如：为什么美国行政当局明明想缓和，国会却还在不断推出更强硬的对华法案？为什么中国可以在几天之内协调外交、商务、海关同步出台稀土管制，而美国的同类决策往往要在白宫、商务部、财政部、国会之间拉扯数月？为什么双方常常把对方的善意当成软弱、把对方的克制当成阴谋？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两台机器的结构差异里。

“国家机器”这个比喻，有必要先界定清楚边界，免得被误读。它不是说两国是没有人、没有思想、只会机械运转的装置——恰恰相反，机器里的每一个齿轮都是有判断、有情绪、有利益的人。这个比喻强调的，是另一件事：当我们想预测一个国家“下一步会怎么出牌”时，比起追问“领导人今天心情如何”“哪位幕僚得宠”，更可靠的办法是去看它的决策结构——权力在哪里集中、责任向谁负责、不同部门之间是协作还是制衡、一个决定要穿过几道关卡才能落地。结构比个人更稳定，也比情绪更可预测。看懂了结构，很多看似突兀的行为就有了来龙去脉；看不懂结构，再多的新闻也只是一地碎片。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要花前三章先讲两台机器，再讲工具和场域。如果跳过结构直接看工具，就会陷入“美国加税、中国反制、美国管芯片、中国管稀土”的流水账，记住了招式，却不明白为什么是这套招式、为什么是这个节奏。把结构放在前面，后面十几章里的每一次出牌，才能被放回它该在的位置上。

三

第一台机器，是一座金字塔。

中国对美工作的决策，是党领导、自上而下、高度集权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同时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亲自担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也就是说，外交战略的最高议事机构由他本人挂帅8。在这套体系里，外交部是“前台”，负责日常执行、发言和谈判，但真正的战略决断收束于党中央，最终落到习个人身上9。

这种格局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多位长期观察中国外交的学者指出，习近平之前的中国对外决策更接近一种“多元主义”模式——外交部、商务部、各涉外部委、地方、军队、智库各自分管一摊，最终政策是多方拉扯后的产物；而在习治下，这套模式被重塑为高度集中于最高领导人及政治局核心成员的决策方式8。一份对中国外交决策的梳理直接指出，关键的对外决策——包括对美政策——已经不再由对全国人大负责的国务院拍板，而是由党中央委员会里最资深的少数人决定8。

这座金字塔的特点是：决策过程不透明，但执行高度协调。党、政、军、国家安全四条线各管一摊——党口管战略和统战，政口管外交、经贸和货币，军口管台海、南海和核态势，国安口管情报、网络和反间谍——但它们最终都向同一个顶点负责。这意味着，一旦顶层做出决定，整台机器可以相当连贯、迅速地执行下去。中国研究者自己也承认，中国外交“在决策和执行上压倒性地自上而下”10。一份对中国国家安全决策的梳理同样指出，习治下的对外政策，已经从此前相对分散的部委博弈模式，演变为高度集中于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局核心成员的模式11。

这种“四条线收束到一个顶点”的设计，在 2025 年 10 月的稀土反制里看得格外清楚。当中国决定扩大稀土与关键矿产管制时，几乎是在数日之内，由商务部牵头、海关总署配合、外交部对外解释，把镓、锗、锑、石墨等一整套清单同步推出18。这种跨部门的同步动作，对一台金字塔来说是常规操作——因为各部门并不需要彼此博弈出一个妥协方案，它们只需执行同一个顶层指令。对照之下，美国要凑齐一套同等力度的出口管制，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的规则往往要经过提案、征求意见、跨部门会签、应对产业游说等一连串程序，耗时以月计。两台机器在“出手速度”上的差异，不是某一方更勤快或更懒惰，而是结构使然。

谁来执行金字塔顶层的对外口径，本身也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位置。现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长王毅，既是政治局委员，又同时把“党的外事办主任”和“政府的外交部长”两顶帽子戴在一人头上——这种党政两个身份合一的安排，正是为了减少前台执行与后台决断之间的摩擦33。在金字塔里，“谁说话”和“谁拍板”之间的距离被刻意压缩，以便顶层意志能更顺滑地传导到对外行动上。

把这四条线收束到一个顶点，靠的不是某次会议，而是一整套被重建的制度装置。两个标志性动作值得记住。一是 2018 年的机构改革，把原来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规格更高、协调权更实12。“领导小组”到“委员会”，一字之差，背后是协调权的实体化——这正是金字塔不断向上收紧的一个缩影。二是 2013 年底设立、次年由习近平亲自出任主席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者把它形容为一个“黑箱”：运作极度保密，被称为“一个保密国度里最保密的机构之一”，其设立的核心冲动，正是为了协调高度碎片化的官僚体系，并把内外两套强制与外交工具的控制权集中到习个人手上2829。

这个判断不止一位研究者持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分析同样认为，国安委的建立既是为了整合此前分散在公安、国安、军队、外交各系统之间的安全决策，也是习近平巩固个人权威的制度抓手30。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听证会上，一份证词把这套变化概括为“习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架构的转型”：习借助国安委体系，对国家安全工作建立起一种新的监督与控制手段——这套架构改革的方向，始终是向上集中，而非向下分权28。

值得补充一点平衡：集权不等于一个人闭门拍脑袋。即便在习治下，中国领导层仍会从更广泛的战略圈层——学者、政策专家、退休官员——汲取意见，这些声音对最终政策仍有可感知的影响8。换句话说，金字塔的顶点收紧了拍板权，但塔身里依然有信息和建议向上流动。这套体制的“自上而下”，描述的是决断权的归属，不是说塔顶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这本书的第二章，会专门拆解这座金字塔的内部构造。

四

第二台机器，是一个三角。

美国对华工作的决策，是行政、立法和各部门之间的持续拉锯。理论上，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负责协调，通过一层层的委员会把各部门的意见汇总上来13。这套机制有一个相当固定的样貌：自老布什政府以来，NSC 体系大体依靠三层委员会结构运转——最高一层是“原则委员会”（由各部部长级官员组成），中间是“副手委员会”，最底层是数十个分管具体地区或议题的“政策协调委员会”。政策选项从工作层专家自下而上汇集，决策和指令再自上而下传回各部门执行34。有研究者把这套层层过筛的跨部门流程称作美国国安决策的“引擎室”：所有议题都要在低层被充分辩论、列出选项之后，才送到总统面前35。

但纸面上的流程图，和实际运转之间常有落差。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决策风格高度个人化，偏好即兴和交易，常常绕开这套制度化的流程14。这就带来一个金字塔那边没有的现象：在中国，制度的设计是让权力向顶点集中、让流程为顶点服务；在美国，即便总统本人想绕过流程，那套流程、那些部门、那个国会，依然作为独立的力量存在着，不会因为顶层的偏好而消失。

为了弥补对华协调上的短板，美国国务院还专门设了一个机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通称 China House，目标是打破部门壁垒，让对华政策的制定更顺畅15。但它终究只是国务院内部的一个办公室，管不了财政部、商务部、五角大楼，更管不了国会。

更重要的是，国会是一个独立的反华动能源。即便行政当局想缓和，国会两党在对华强硬上有着罕见的共识，不断通过立法、拨款和听证施加压力16。卡内基的研究专门讨论过国会在中美关系里的角色：它不只是被动地批准或否决，而是通过强制性立法，逼着行政部门必须采取某些行动——把“行政可以自由裁量”的事，变成“法律要求必须做”的事36。这是中国那座金字塔里完全没有对应物的东西——在中国，不存在一个能够独立于最高领导人、持续施压的“国会”。

这种两党共识的稳固程度，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记录的现象。在党争极端激烈的国会山，对华政策是少数能可靠地找到两党合作的领域之一：一项统计显示，在引入的数百项涉华法案中，近半数获得跨党派联署，而所有最终成法的涉华立法都得到了两党支持37。众议院专门设立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就是这种动能的集中体现17。不过，共识的存在不等于行动总是迅速——同一批研究也提醒，近年某届国会实际通过的涉华立法量，反而少于前几届，强硬的姿态与有限的产出之间存在张力37。这恰恰是三角的本色：动能很足，但要把动能转化为行动，得穿过两院、各委员会、拨款程序和行政部门的层层关卡。

把国会这个变量放回画面里，三角的运转逻辑就完整了。在金字塔那边，对外政策的能量只有一个来源——顶点；能量向下传导，途中没有第二个独立的发动机。而在三角这边，至少有三台发动机在同时运转：行政当局有自己的盘算，常常想在某些议题上和北京做交易；国会有自己的动能，倾向于持续加码强硬；各执行部门（财政、商务、国防、司法）则各有各的工具箱和优先级。这三股力量不一定同向，有时甚至相互拆台。于是就出现了金字塔逻辑里难以想象的画面：白宫刚在峰会上释放善意，国会转头就推进一项更严厉的对华法案；行政部门暂停了一条出口管制规则，国会里却有议员提案要把这类裁量权从行政手里收回、写死成法律36。

这种“多发动机”结构有两面。一面是它常常显得迟缓、矛盾、自我掣肘——对手很难和它“谈定”一件事，因为没有任何一方能代表整台机器签字画押。另一面是它有韧性——正因为没有单一顶点，也就没有任何单一决定能轻易扭转整个方向；即便某一届政府想大幅缓和，国会的立法惯性、部门的官僚惯性，都会把方向拽回来。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和美国谈好了”在中美互动里常常是个不稳定的承诺。第三章会详细讨论这个三角。

五

把两台机器并排放在一起，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它们各自怎样，而是它们的不对称。

一边是集权、不透明、执行连贯的金字塔；一边是分散、半透明、相互掣肘的三角。这种结构差异，直接造成了双方的相互误读。

中国常常难以理解：为什么和美国行政当局谈好的事，到了国会那里又生变？在金字塔的逻辑里，最高层点了头，下面就该照办；可三角的逻辑里，行政点头不等于立法买账。反过来，美国也常常误判中国：把习个人的某句话当成整个体制不可动摇的铁律，或者把中国某个部门的试探当成顶层的战略意图。

这种相互误读，在国际关系研究里早有理论根据。研究中美危机稳定性的学者指出，竞争双方对彼此的能力与意图存在持续的相互猜疑；而当一方试图通过言语来表明善意时——比如反复声明自己“无意挑战现状”——这类“廉价信号”的可信度往往很低，因为对方更倾向于从行动而非声明里读取意图38。当两台机器在节奏、透明度、责任归属上都不一样时，这种从行动里“读心”的过程就格外容易出错：一个习惯了金字塔运作的人，会本能地用金字塔的常识去解读三角的行为，反之亦然。

把这个抽象的机制落到具体场景，误判的两个方向都能找到清晰的样本。一个方向是中方读美方：在金字塔的常识里，一国的最高领导人点了头，下面理应执行；所以当美国行政当局在峰会上承诺缓和、国会却继续加码时，从北京看过去，这要么是美方出尔反尔、要么是行政当局没有诚意——而真实的原因，可能只是三角里那台叫“国会”的发动机本来就不归白宫管。另一个方向是美方读中方：在三角的常识里，体制内总该有制衡、有多元声音、有可以分化和说服的派系；所以美方有时会把中国某个部门、某个学者、某次试探性的表态，过度解读为顶层战略的松动或内部的分歧——而在金字塔里，真正能定调的只有那个顶点，前台的声音未必代表后台的决断。两种误读方向相反，根子却是同一个：用自己机器的常识，去推测一台逻辑完全不同的机器。

更麻烦的是，这种误判还有自我强化的倾向。透明度的不对称尤其要命：金字塔的决策过程是个“黑箱”——连国安委这样的核心机构都被研究者称为保密国度里最保密的部分29——于是美方只能从中方的外部行动去倒推意图，而行动天然比声明更“硬”，更容易被读成敌意。反过来，三角的过程则过于“透明”——国会听证、媒体辩论、智库报告把美国内部最强硬的声音公开放大，于是中方接收到的，往往是美国对华情绪里音量最高、措辞最狠的那一部分，容易把个别强硬声音误当成整台机器的统一意志。一个看不清对方，一个听到的全是对方最大的噪音，误判的螺旋就这样转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对方在误判自己”这件事，双方都这么认为。中方一些评论就明确主张，是美国对中国存在“深刻的战略误判”，把中国正常的发展和防御性举措读成了扩张野心39。这是一种典型的中方视角表述——本书不为它背书，但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方善意被对方误读”恰恰是双方共有的叙事，而这种对称的委屈感，本身就是误判螺旋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双方都在用自己机器的逻辑去推测对方机器的行为，而两台机器的逻辑根本不同。这是中美之间许多误判的结构性根源，也是本书第一条主线。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误读不是因为哪一方愚钝或心怀恶意，而是因为两套决策系统在节奏、透明度、责任归属上都不一样。结构差异制造的认知错位，往往比利益冲突本身更难化解。

六

第二条主线，是工具的镜像化。

观察过去几年双方动用的手段，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几乎每一种压制工具，都在对面找得到一个对称的反制。

美国用半导体出口管制，掐住中国获取先进算力的咽喉；中国就用稀土和关键矿产出口管制，掐住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咽喉218。美国在印太搭建盟友体系、强化岛链；中国就推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一套平行的叙事与合作框架19。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卫组织、教科文组织；中国就增加在联合国系统的出资、推动机构改革，去填补腾出来的空间2021。美国有美元清算和金融制裁这把刀，中国就建跨境支付系统、推数字人民币、扩本币结算，给自己造一个“防空洞”22。

这种镜像不是巧合。它反映了一个深层事实：中美已经是体量相当的对手，任何一方的施压都会激起对方在对称位置上的反制。竞争不再是单向的围堵，而是双向的、你来我往的“相互上游卡脖子”。这是本书反复会回到的第二条主线。

不过，镜像不等于对等。在芯片上，是美国握有代差、中国在追赶；在稀土加工上，是中国握有近乎垄断、美国在追赶。镜像描述的是结构上的对称（你卡我上游、我卡你上游），而不是力量上的均衡（每个领域谁强谁弱各不相同）。把“镜像”误读为“势均力敌”，是理解这条主线时最容易犯的错。

这里还藏着一层值得点破的关联：工具的镜像，某种程度上是决策结构不对称的产物。金字塔能在几天内协调外交、商务、海关同步出手稀土管制，靠的是顶点的统一指挥；三角要凑齐一套同等力度的反制，往往要在白宫、商务部、财政部、国会之间反复协调。两台机器选择什么工具、以什么节奏出手，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术问题，而是各自结构性格的延伸。这也是为什么本书把“决策不对称”放在“工具镜像”前面讲——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七

有了这两条主线，再回头看釜山和北京的那两场峰会，含义就清楚了。

元首会晤能做的，是调节气氛、管理预期、给双方国内一个交代。它能让关税降几个点、让稀土松一松、让芬太尼前体的管制名单加几项123。但它动不了结构。出口管制的核心规则只是暂停，到期会恢复4；网络里预置的能力还在；国会的立法机器照常运转16。气氛可以缓和，工具仍在原位。

所以“休战”这个词要小心使用。它是真实的——双方确实达成了协议，确实降了温。但它是战术层面的真实，不是战略层面的真实。竞争的结构没有改变，只是暂时调低了音量。这就是本书的第三条暗线：“休战的脆弱”——缓和是战术，结构未变。

这条暗线在两台机器各自的顶层定位里都能找到印证。中方在二十大报告里把斗争意识写进了纲领性文件——“斗争”一词出现了二十余次，报告直言中国面临“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特别是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要求全党“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31。同一份报告把“国家安全”提到“民族复兴的根基”的高度，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32。这套自我定位，决定了金字塔不会因为一次峰会就松开斗争的弦。美方那边，2025 年那份《国家安全战略》同样把对华竞争当成长期框架来写——温度可以由元首调，框架却是机器在维持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书把最后一章命名为“休战之后”。无论某一时刻的温度如何，只要那两台机器的结构不变、那一组镜像工具还在，竞争就会以某种形式持续下去。

八

最后，关于这本书的态度，需要再强调一遍。

它不替读者站队。在接下来的章节里，中国官方的主张会被引述——比如对美的“三原则”：相互尊重（被定义为红线）、和平共处、合作共赢19；也会引述中国官方对自身外交的叙述，比如外交部把每年的工作总结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贯彻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这套表述本身就是金字塔自我描述的标准模板33。美国官方的文件也会被引述——比如 2025 年那份把对华威胁几乎完全放在经济视角下、同时把战略重心收回西半球的《国家安全战略》24。这些表述会被并排呈现，并尽量标明：这是谁在说话，这是事实还是某一方的立场。中国如何解读那份美国战略文件、美国如何解读中国的官方表态，本身也是这场竞争的一部分，本书也会如实记录25。

这本书也不预测结局。它不会告诉你哪一年会出事，不会断言谁终将胜出。中国的一些战略学者认为，釜山之后中国已经在贸易战中占得上风，并把美国拖入了一种“战略相持”，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在不可逆地收窄26。这是一种值得记录的判断，但它是中方视角下的判断，不是本书的结论。同样，美国战略圈把中国视为正在加速逼近的“对等威胁”，这种判断也深刻塑造了美国的顶层文件——它同样是一方的研判，而非本书背书的事实27。两种研判恰好对称：一方相信自己在追上对手，另一方相信对手在逼近自己。这种互为镜像的判断，本身就会反过来强化各自的强硬——这是本书第十四章要专门处理的“认知互判回路”。

本书要做的，只是把棋盘、棋子和走法摆清楚。两台机器怎么运转，十种工具怎么对称，几个场域怎么争夺——把这些讲明白之后，怎么看这盘棋，就交给读者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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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 Morrison Foerster 分析：BIS Affiliates Rule 暂停一年（2025年11月10日起），2026年11月10日自动恢复（访问 2026-06）。链接 →

5. US-China trade agreement: a tactical truce, not a strategic shift — Coface，2025年（访问 2026-06）。链接 →

6.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rump 2.0 Era: A Timeline — China Briefing（协议条款多附“暂停一年”时限，访问 2026-06）。链接 →

7.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rump 2.0 Era: A Timeline — China Briefing（特朗普二期对华政策节点梳理，访问 2026-06）。链接 →

8. China ‘under siege’: Centralizing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 Chatham House，2024年7月（习治下外交决策从多元部委博弈转为习与政治局核心集权；US 政策由党中央而非国务院决定；战略圈层仍有可感知影响。访问 2026-06）。链接 →

9. Foreign policy of Xi Jinping — Wikipedia（线索，已交叉 Chatham House；外交部为执行前台、战略决断收束党中央。访问 2026-06）。链接 →

10. Who decides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 CPC and centr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 Chatham House，2021年11月（“压倒性地自上而下”。访问 2026-06）。链接 →

11. Understand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 RAND Corporation（访问 2026-06）。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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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中国如何决定对美

一

要理解中国如何决定对美政策，先得纠正一个常见的误会：以为外交部是决策者。

外交部不是。它是前台，是执行者，是发言人。它负责日常的外交往来、谈判、发布会、辞令。每年三月两会期间那场长达一两个小时的外长记者会，是外交部一年里曝光度最高的时刻——王毅在台上从容应答几十个国家记者的提问，复述着中国对各大国关系、对热点问题、对自身定位的标准表述26。但那场记者会本身就说明了外交部的位置：它是把已经定好的立场清晰、稳定、反复地讲出来的地方，而不是这些立场被争论和拍板的地方。当中国决定要不要对美国某项行动作出反制、反制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工具，这些决定不在外交部产生，也不在向全国人大负责的国务院产生。它们产生于党的最高层1。

这是习近平时代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更早的年代，中国的外交决策相对多元，不同的部委和机构都能部分地塑造最终结果。但在习治下，对外决策从这种相对分散的模式，演变为由习本人和政治局核心成员高度集中的决策2。一份来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分析把这个过程概括为“在围困感中实现外交集权”——它的核心观察是，外部压力越大，决策越往上收，而习时代恰恰是中国感到外部环境日益严峻的时代1。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份报告则用“五个趋势”来描述同一进程：决策体系围绕习个人的人格化、党对政府的凌驾、在国内政绩压力下寻找替代性合法性、把政权安全置于其他考量之上、以及对外的强势与全球领导角色追求2。这五条趋势中的前两条，几乎就是“金字塔”这个比喻的注脚。

所以，谈中国对美工作的决策机制，本质上是在谈一座金字塔。它的形状不是隐喻意义上的——它有非常具体的层级、节点和线条。

这里需要先把一个方法上的提醒说清楚，因为它关系到这一整章乃至整本书的读法。本章描述的是“结构”，也就是谁在什么位置、各个机构如何排列、决策线条如何汇聚。结构是可以从公开材料里相当扎实地考证出来的——机构改革方案登在政府网上，领导人简历登在政府网和党报上，议事机构的主任副主任是谁也是公开的。但“结构”不等于“意图”，也不等于“行为”。知道金字塔长什么样，并不等于知道顶点此刻在想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本书会反复区分这三层：可考证的结构性事实，需要研判的意图推断，以及只能事后观察的实际行为。把这三层混在一起，是理解中国对美决策时最常见的错误，也是后面要专门讨论的“误判”的源头之一。

二

金字塔的顶端，是一个人握着多个最高职位。

习近平同时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三个职位分别对应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权力。但仅仅列出这三顶帽子，还不足以说明集权的程度。在党的各个最高议事协调机构里，习几乎都亲自担任那个“组长”或“主任”的位置——以至于早在 2014 年，观察者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万能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13。在外交领域，他亲自担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主任6；在国家安全领域，他亲自担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11；在军队，他通过“军委主席负责制”对全军行使统一指挥25。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是中国外交事务的最高议事协调机构。它的前身是“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再往前追，这条线可以一直回溯到 1981 年成立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初由李先念牵头、姬鹏飞主管日常7。2018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把一批“领导小组”统一升格为“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就此变成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职责被正式表述为对相关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4。这次升格不是改个名字那么简单：从“小组”到“委员会”，意味着规格更高、协调权更实、对各部委的指挥更直接6。改革方案同时明确，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承担日常运转4。委员会现任的副主任是国务院总理李强6。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则更早一步，也更能说明集权的逻辑。它在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设立；2014 年 1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由习近平担任主席；同年 4 月 15 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习在会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11。这个概念把国家安全定义为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军事、文化安全为保障，并依托国际安全的促进12。兰德公司 2026 年 2 月的一份给美国决策者的入门读物，对这套安全观的解读很直接：在习的框架里，国家安全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保卫自身免受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的努力，而“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两面3。

把这些职位叠在一起，意味着在涉及对美这样的核心议题上，党的最高领导人既是战略的拍板者，也是军事的统帅，还是外交和国家安全两个最高议事机构的主持人。决策链条的各个关键节点，最终都收束于同一个人。这就是“金字塔”这个比喻的字面含义——所有线条向上汇聚到一个顶点。

三

顶点之下，第一个值得细看的人是王毅。

王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同时握有三个身份：外交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没有人同时担任过这三个职位10。这三重身份是逐步叠加上去的：他先是 2013 年起出任外交部长；2022 年 12 月调任中央外办主任；2023 年 7 月，又在保留外办主任的同时回任外交部长——成为自钱其琛以来第一位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外交部长的人910。

这三重身份的含义需要拆开看。作为外交部长，他是中国外交的最高执行官，是站在前台的那个人。作为政治局委员，他进入了党的最高决策圈层的外围，具备相应的政治分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外交系统的最高官员第一次“够得着”政治局这一级。而最关键的，是办公室主任这个身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是这个由习亲自主持的党的机构的日常办事机构。要理解它的分量，可以看这个职位的“职级演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办主任大致相当于副外长级别；2005 年升至国务委员级；到 2018 年，时任外办主任杨洁篪更进一步当选政治局委员，职级超过了非政治局的国家领导人7。换句话说，党的外事办公室主任，是一个职级一路向上抬升、最终高于外交部长的位置。它负责就全球战略、国际关系研判、以及这些是否符合中国“核心利益”，向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提供咨询与建议7。

王毅把外办主任和外交部长两顶帽子合戴，意味着“提出建议的人”和“执行建议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个人。这种合一在更早的安排里是被刻意分开的——通常外办主任在党内、外交部长在政府，一个偏研判和定调，一个偏执行和对外，两者之间隔着一道层级。王毅的特殊性在于，这道层级在他身上消失了。这背后还连着一个更宏大的概念，叫“大外交”（greater diplomacy）：早在 2016 年，中国官方就提出，中国的对外事务不应被局限为职业外交官的工作，而要动员企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一起参与，由党国统一调度7。在这个框架下，外交部只是“大外交”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外办这样的党的机构，才是落子的那只手。

一份 2026 年的分析点出了其中的分量：当王毅说话时，说话的不只是中国的外交部长8。他的发言，背后站着那座金字塔。对谈判桌另一侧的美方来说，这既是便利，也是风险——便利在于对接人层级清晰、口径统一，你知道你面对的人能“上达天听”；风险在于很难判断他某句话是个人的执行性表态，还是已经过顶层授权的战略信号。在一个分权体制里，对手说的话往往可以按其职位的权限来“折价”——一个部门官员的表态不必当成国家承诺。但面对一个把建议权和执行权合于一身、又紧贴顶点的对接人，这种“折价”变得困难：你既不敢轻易把他的话当成最终立场，也不敢轻易当成可以忽略的个人意见。这种模糊性本身，就是金字塔结构投射到谈判桌上的一个特征。

四

第二个值得细看的人，是蔡奇——一个名义上完全不管外交的人。

蔡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同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4。在 2022 年党的二十大产生的新一届领导机构里，他位列政治局常委——也就是党内排名最靠前的七人之一15。2023 年 3 月，他接替丁薛祥兼任中办主任，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人——这个安排本身就说明了中办在习治下被抬到了何种规格16。用一个不太精确但便于理解的类比，他相当于习近平的“幕僚长”。把常委这一级的政治分量和中办这个枢纽位置叠在一起，蔡奇就成了顶点与各执行线之间最重要的传导轴承之一：他本人不签发对美政策，但对美政策要落地、要协调、要被各部委不打折扣地执行，往往要经过他统辖的这套管道。

中央办公厅是党国体制的神经中枢。蔡奇作为其主任，统管的事务从落实政治局的决定，到协调各个部委，再到确保习的指示被执行下去；2025 年 4 月，他还以这一身份出席并讲话于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统辖着整个党政系统的“秘书长”网络——这正是信息上传下达、政令协调的那套管道16。他并不直接分管外交。但在中国的权力运作中，谁去出席一场外交活动、以什么级别出席，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这一点在最高规格的外事场合体现得最清楚。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是中国对外工作的顶层定调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系统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就，并把“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列为十项历史性成就之一5。这场会议由总理李强主持，出席者包括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几乎全部政治局常委33。也就是说，定调中国对外战略的，不是一个外交部门的工作会，而是党的核心决策层的集体会议。当北京派出一位排名高于外交部长的政治局常委去会见外宾，或者当外事会议由整个常委会列席，传递的信息是：这件事，最高层很重视。

蔡奇这个角色提醒我们：在这座金字塔里，正式的“外交系统”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真正的协调和传导，发生在党的核心机构内部，而那里的运作对外几乎不可见。

五

从顶端往下，金字塔的基座由四条执行线构成。把这四条线看清楚，就能理解为什么对美的“工具箱”在中国手里能被同时打开。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点：这四条线——党、政、军、国安——在很多国家是相互独立、彼此制衡的系统，而在中国，它们被设计成四条平行下垂、又在同一顶点交汇的执行线。它们各自有专业分工、各自有不可替代的工具，但没有一条线能独立于党的领导自行其是。这正是兰德报告所说的“权威”高度集中的含义：信息和分析可以分头汇集，但拍板权只有一个出口3。下面逐条来看这四条线各自管什么、各自的对美工具是什么。

第一条是党口。除了前面说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还有负责党际外交的中央对外联络部，以及负责统一战线和海外影响的中央统战部。中联部走的是“政党外交”这条平行于国家外交的轨道——它在 2025 年与南亚各国政党的接触就多达三十余次，甚至把与印度执政的人民党改善关系当作管理大国关系的工具19。这条线在 2025 年也经历了一次值得记录的动荡：长期执掌中联部的刘建超在 7 月被反腐部门带走，此后未再公开露面，由具有安全背景的刘海星接任部长1920。统战部则在 2025 年 4 月有一次引人注目的人事变动：李干杰出任部长17。统战系统对外的工作——联络侨界、学界、各种“友好协会”——往往带着某种“可否认性”，这一点本书后面讨论影响力行动时会细说18。

第二条是政口。外交部管日常外交，商务部管经贸谈判以及稀土、芬太尼前体这类敏感品的出口管制，中国人民银行管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这条线是中国对美施加经济压力、或回应美国经济压力的主要工具箱31。它在金字塔里的位置是“执行层”——国务院及其下属部委负责把顶层定下的战略，转化为一项项具体的关税、清单、管制和谈判方案。

第三条是军口。中央军委由习亲自担任主席。2016 年的那轮军改，把原来的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四个总部，拆分重组为 15 个直接对军委负责的职能部门——包括联合参谋部、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等，以及纪委、政法委、科技委三个委员会24。这次重组的核心逻辑，就是收权：让所有军种和职能部门都直接对军委、对军委主席负责，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党对枪杆子的绝对领导，不在党与军队之间留下任何缝隙25。重组后的军委职能部门体系——联合参谋部、政治工作部、装备发展部、以及负责对外军事交往的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等——构成了军口对外行为的组织底盘29。涉及台海、南海、核态势的决策，走的就是这条线。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都是关于决策“结构”的事实；至于这些结构在台海等具体场域里如何转化为威慑、灰色地带行动或统一议程，是本书后面专章要处理的高风险议题，本章不作判断。

第四条是国安口。国家安全部主管对外情报、反间谍、网络行动，现任部长是 2022 年 10 月由人大常委会任命的陈一新——他此前长期主管政法系统，有过整肃政法队伍的经历2122。国安部旗下还有一个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既做对美研判，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对外发出信号的渠道23。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设计：当一个情报系统的研究机构同时承担“研判美国”和“对美放话”两种功能时，它发表的文章就有了双重读法——既是分析，也可能是经过授权的信号。陈一新本人在 2023 年还做了一件改变国安部风格的事：让这个长期沉默的部门开通了对外的社交媒体账号，把过去藏在幕后的国家安全叙事推到了公众面前22。这些都说明，国安口在习时代不只是一条隐秘的执行线，它也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对内动员和对外信号的公开角色。

四条线各管一摊，但都向同一个顶点负责。这种结构带来的最大特点是：协调能力极强。

六

协调能力强，体现在哪里？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稀土。2025 年 10 月，当中国决定动用稀土这张牌时，外交、商务、海关等多个口子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同步行动，出台一整套出口管制措施，再在峰会后又协调一致地把其中部分措施收回30。这种“几天之内出一套组合拳、再几天之内收回”的能力，正是金字塔结构的产物——顶层一旦决断，各条执行线不需要经过漫长的相互说服，就能迅速对齐。在一个三权分立、需要国会授权、需要部门间反复协调的体制里，这样的动作很难在同样的时间窗口内完成。

中国研究者自己对这套体制的描述是：尽管党国内部不同行为体之间存在政策博弈，但中国外交在决策和执行上“压倒性地自上而下”31。党在总体政策制定和监督上居于至上地位，国务院及其下属部委则负责外交的日常运作——这种“党政分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延续至今，并在习时代被进一步固化31。兰德的那份入门读物提出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要理解任何政府的国家安全决策，可以看三样东西——信息（决策者掌握什么）、分析（这些信息被如何研判）、权威（谁有权拍板）3。把这个框架套在中国身上，金字塔的特征就清楚了：信息和分析由四条线分头汇集、由外办这样的机构整合上报，而“权威”这一项，则高度集中在顶点。

换句话说，金字塔牺牲了多元和透明，换来了协调和连贯。

把稀土那一幕再拆细一点，就能看清这种协调的肌理。出口管制要落地，需要商务部出规则、海关总署调系统、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通知企业、外交部对外解释口径，必要时还要有最高层的拍板背书。在中国的结构里，这些环节因为最终都向同一个顶点负责，所以一旦决断形成，几乎不存在一个环节“不配合”或“拖延”的空间——各条线收到的是同一个指令，按同一个时间表行动。这正是 2025 年秋天那套稀土组合拳能够在几天内成形、又在峰会达成谅解后几天内部分松动的体制基础30。对比之下，美方任何一项对等的管制，往往要穿过行政部门内部的协调、跨部委的会签、有时还要应对国会的掣肘，节奏天然更慢、更可见、更容易被预判。这一快一慢、一密一疏的对照，是后面讨论“工具镜像”时反复要回到的结构性差异。

七

但金字塔也有它的代价，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是内部辩论的不可见。在这套体制里，对美政策当然存在不同的声音——更强硬的和更务实的，更倾向对抗的和更倾向接触的。中国并不缺研究美国的人：从社科院到高校，再到 CICIR 这类隶属国安系统的智库，都有专门“看美国”的队伍，他们的研判会通过各自的管道往上送23。但这些辩论几乎完全发生在公众视野之外。外界只能从最终出台的政策、从智库学者偶尔的公开发言里去反推。这就给所有试图理解中国对美决策的人——包括美国自己——留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你看不到内部怎么吵，你就只能猜顶层到底想什么。这也正是 CNAS 那份报告把书名叫做《超越中国的黑箱》的原因：决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外封闭的盒子2。

这种集权还有一个不太被注意的代价，是它让整个系统对顶层的人事变动异常敏感。2025 年，中国外交与对外工作系统经历了一连串高层动荡——前外长秦刚的去职、中联部长刘建超被带走，都发生在这一年3219。当决策和信任高度集中于少数人，任何一个关键节点的更替，都会在系统里激起远超其职位本身的涟漪。高度集中的体制，效率来自顶点，脆弱也来自顶点。

第二点是信号容易被误读。因为决策高度集中于习个人，外界很容易把习的某一句话、某一次表态，当成整个体制不可动摇的铁律。但实际上，最高领导人的表态既可能是深思熟虑的战略，也可能是特定场合的修辞。把两者混为一谈，是误判的常见来源。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前面讲到的王毅身上——当“建议者”和“执行者”合于一身，外界更难分辨他的某句话到底代表哪一层的意思。

这两点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悖论：金字塔对内极其高效，对外却极难被读懂。它的不透明，既是它的力量，也是中美之间误判的温床。

值得补充的是，“看不见内部辩论”并不意味着内部没有研判。恰恰相反，中国研究美国的能力在过去二十年里大幅增强：高校、社科院、隶属国安系统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各部委自己的政策研究室，都在持续产出对美研判，并通过各自管道往上汇集23。问题在于，这些研判一旦进入金字塔内部，就从公开视野里消失了——外界既看不到哪些观点被采纳、哪些被否决，也看不到顶点最终是基于哪一套研判作出的决定。对美方分析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能读到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却读不到这些文章在决策链条里的真实权重。研判是公开的，决策却是黑箱的，两者之间隔着一道几乎不透明的墙。

后面几章会反复回到这个主题：美方那个吵吵嚷嚷、把分歧摆在台面上的三角，恰恰因为太透明而容易被中方“读懂”；而中方这座沉默的金字塔，则因为太不透明而容易被美方“读错”。两种结构的不对称，本身就是误判的发生器。

八

最后，把这座金字塔放回中美互动的语境里。

中国对美的战略框架，被官方概括为“三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其中相互尊重被定义为底线和红线，和平共处被定义为前提，合作共赢被定义为目标27。这套表述在每年的外长记者会、在驻外使馆的对外发声中被反复重申，措辞高度稳定26。在更宏大的叙事层面，中国还推出了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全球治理等一系列倡议，试图勾勒出一套不同于美国主导秩序的“平行框架”28。这些倡议背后，是 2023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所定调的那个更大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它确立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5。

这些表述，是金字塔顶端向外发出的官方语言。它们经过精心设计，措辞稳定，反复重申。读它们的时候要记住：这是中国希望被如何理解的自我陈述，是立场，不一定等同于行为。本书在引述这些表述时，会始终把它们标明为中方的主张。

到了 2025 年底，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还公开作出过一个更具锋芒的判断：大国的单极霸权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而美国正在经历国内的衰退与社会的撕裂23。这是一个值得记录的官方表态——它既反映了金字塔顶端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也反映了这种判断如何反过来强化中国对美的战略自信。但必须强调：这是中方视角下的判断，是一个由国家安全系统最高官员发出的、服务于特定战略叙事的论断，不是关于美国的客观事实。把“对手正在衰退”当成既定前提，恰恰是大国误判的经典路径之一；本书会在后面讨论“双方如何互相研判”时，再回到这种自我强化的认知回路。

金字塔的逻辑，到这里就基本清楚了。它的力量来自集中——所有线条向上汇聚到一个顶点，使得中国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协调出对美的组合拳；它的盲区也来自集中——内部辩论被封进黑箱，顶层信号容易被误读，整个系统对少数关键节点的变动高度敏感。

把这一章的发现压缩成一句话：中国对美决策的核心特征，是“权威单点化”。党、政、军、国安四条线分头持有工具，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议事机构负责整合研判，而最终的拍板权收束于同一个人。这种结构决定了中国在对美博弈中的节奏——它可以慢，因为没有连任压力和中期选举；它也可以快，因为一旦决断就不必经过漫长的相互说服。理解了这个结构，再去看后面几章里的关税、芯片、稀土、台海、网络，就不会把每一项政策孤立地看成“中国又出了一招”，而能看到它们背后那只统一调度的手。

下一章，我们转向一个结构完全不同的对手——美国那个由行政、立法和部门相互拉锯构成的三角。在那里，没有单一顶点，国会两党的共识是一个中方体制里找不到对应物的独立变量，部门之间的公开博弈既是软肋也是缓冲。两种结构的对照，才是理解中美如何相互误判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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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美国如何决定对华

一

第二章结尾说，美国是一个结构完全不同的对手。不同在哪里？

最根本的不同是：美国没有金字塔的顶点。

在中国，所有决策线条最终汇聚到一个人。在美国，权力是分立的——行政分支、立法分支、各个职能部门，彼此独立又相互牵制。对华政策不是从一个顶点流下来的，而是从这些相互拉锯的力量中“挤”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用“三角”而不是“金字塔”来形容它。

这种结构的后果，贯穿本章：它常常显得迟缓、矛盾、自我掣肘；但它也有韧性，没有任何单一决定能轻易扭转方向。对中国来说，这个三角最难理解、也最难应对的地方在于——和行政当局谈好的事，可能在国会那里生变，也可能在法院那里被推翻；而国会和法院，是独立于总统、各自持续施加约束的动能源，在金字塔里根本没有对应物。

要把这个三角看清楚，先要承认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美国对华政策的“难预测”，多数时候不是因为决策者狡猾，而是因为机器本身就是被设计成相互掣肘的。这台机器在十八世纪被刻意造成“低效”，目的就是防止权力集中。两百多年后，当它被用来对付一个高度集中的对手时，这套低效既是它的弱点，也是它最难被一击瓦解的地方。

需要先做一个说明：本章对美国一方的描述，尽量依据公开的官方文件、官方新闻稿、国会记录、判决书原文，以及权威机构的一手报道与研判；涉及“某届政府意图”“某项工具效果”这类判断时，会标明是哪一方的表述或哪一家机构的分析，而非作为定论。这与本书一以贯之的立场一致：把竞争还原为两台机器的结构互动，而不是替任何一方下道德结论。

二

三角的第一个顶点，是总统。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决策风格高度个人化。他偏好即兴、偏好交易、偏好亲自下场谈判，常常绕开制度化的政策流程1。这种风格在对华事务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关税可以是谈判筹码，TikTok 可以通过一场产权重组来解决，元首峰会被反复用作管理双边关系的核心工具2。

个人化决策有它的效率——它能快速拍板，能在峰会桌上直接和习近平达成交易。2025 年 10 月的釜山会晤和 2026 年 5 月的北京会晤，都是这种“领导人直谈”的产物。但它也有代价：它削弱了制度的可预测性。当决策依赖于一个人的临场判断而非稳定的流程，盟友和对手都难以预判下一步。这一点，恰好和中国金字塔的“对内连贯”形成了镜像——中国是体制连贯但个人不透明，美国是个人凸显但体制分散。

这种个人化并不意味着总统可以为所欲为。在美国的设计里，总统是行政分支的首脑，但行政分支只是三角的一个顶点。他能签署行政命令、能任免内阁、能在外交上代表国家，却既不能立法，也不能拨款，更不能解释宪法——这三件事分别属于国会和法院。换句话说，总统手里握着的是行政工具，不是无限授权。

更关键的是，总统在对华事务上能调动的法定工具，并不像金字塔顶端那样可以无限延伸。2025 年 2 月，特朗普以芬太尼“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30。这看似是行政权的高光时刻——一纸行政命令就能掀起贸易战。但一年后，这条路被堵死了，堵它的不是国会，而是三角之外的法院。这件事，本章最后会回到。

三

三角的第二个顶点，是负责协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设计初衷，就是把分散在各部门的国家安全事务协调起来。它由 1947 年《国家安全法》设立，规模与权重历届起伏，本身就是行政内部“协调权”与各部门“自主权”长期张力的产物34。它的运作机制中，有一层叫“政策协调委员会”（PCC），是跨部门日常协调的主要场所——各部门的意见在这里汇总、形成政策选项，再往上送3。

更完整地说，NSC 的政策流程是分层的。最底下是助卿级的 PCC，做日常协调、把议题研究透、拟出行动选项；往上是副部长级的“副手委员会”（Deputies Committee），审核 PCC 的工作、化解被升级上来的部门争议、为更高层准备选项，并且是主要的危机管理机构；最高一层是部长级的“部长委员会”（Principals Committee），由国安顾问主持，敲定供总统决断的建议、化解重大部门分歧33。理论上，这套三层结构是美国版的“中央协调机构”，目的是让分散的部门意见在送到总统桌上之前先收敛成几个清晰的选项。

但理论和现实有差距。2025 年 5 月，特朗普政府对 NSC 做了一次罕见的大裁撤：超过一百名幕僚被要求行政休假，原本约 395 人的队伍里，被裁掉的九十多人多是从各部门借调来的专家15。政策幕僚最终被精简到约 60 人——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相当，官方理由是“消除官僚与冗余”，多数职能退回母部门35。被裁者只有三十分钟收拾办公桌；国安顾问沃尔兹（Mike Waltz）去职，由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以双重身份兼管 NSC16。据报道，总统此后更多倚重鲁比奥、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财长贝森特等内阁成员的当面建议，而不是 NSC 自下而上汇总上来的政策选项16。

这次裁撤把 NSC 顶点的尴尬暴露得很清楚：它本该是三角的协调中枢，那套精心设计的三层流程，却在一个倾向于绕开流程、直接拍板的总统手下被大幅削弱1。值得注意的是，“NSC 该有多大权重”本身就是个长期争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份复盘前任政府对华战略落地的报告指出，把过多协调权集中到白宫 NSC，会招致各部门抱怨“太 NSC 化”；但适度的集中又是必要的，否则外交容易沦为各部门本位诉求拼凑出的“自由混战”17。换句话说，NSC 强了被嫌越权，弱了又协调不动——这是三角结构里绕不开的两难，不是某一届政府的失误。

为了弥补对华政策的协调短板，国务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

四

这个机构叫“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通称“China House”。

它是 2022 年 12 月由时任国务卿布林肯设立的，取代了原来国务院东亚局下属的“中国科”。设立它的逻辑，正是要解决三角结构的固有毛病——部门壁垒。这个办公室大约有 70 名雇员，涵盖国际安全、经济、技术、多边外交、战略传播等多个领域的专家，目标是打破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让对华政策的制定更顺畅45。

但这个机构从诞生起就伴随争议。设立之初，就有人质疑它不过是又叠了一层官僚；参议员里施（Jim Risch）的办公室直接称其为“官僚夺权”；2023 年还有报道指其内部存在士气问题，部分源于国务院领导层对华议题的优先级摇摆47。这恰好印证了卡内基那份报告的判断：增设协调机构本身，就会触发部门间关于“谁该说了算”的拉锯。

到了 2025 年，这个办公室经历了一次重组，地位有所上升。新任负责人约书亚·扬（Joshua Young）不再像前任那样向东亚局的助理国务卿汇报，而是直接向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国务院第三号人物艾莉森·胡克（Allison Hooker）汇报，同时兼任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的副助卿6。扬是 China House 自 2022 年成立以来的第四任负责人，前三任分别是沃特斯、兰伯特和金18。汇报层级的提升，意味着对华协调在国务院内部的分量加重了。

可以把 China House 理解为美国对中国“统筹优势”的一种制度回应——既然中国能靠金字塔实现高度协调，美国就试图用一个专门机构来部分弥补自己结构上的分散。但它终究只是国务院内部的一个办公室，无法真正统辖财政部、商务部、五角大楼这些手握实权的部门，更管不了国会。这是三角和金字塔的又一处镜像：金字塔的协调来自顶点的权威，三角的协调只能靠一个个机构去“拼接”，而拼接出来的东西，永远不如自上而下的命令那样整齐。

而且，“加强对华协调”和“实际投入资源”之间还存在矛盾。2025 年 7 月，正当政府反复强调对华是首要任务时，国务院的重组却裁掉了南海团队、关停了多边事务办公室，被裁的是积累多年经验的文职公务员19。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者波林（Gregory Poling）直言此举“非常有害”20。这就是三角结构常见的自我矛盾：嘴上提升一个办公室的层级，手上却削掉了同一议题的专家储备。

五

三角的第三个顶点，也是最关键、最具美国特色的一个：国会。

国会是一个独立的反华动能源。这是中国金字塔里完全没有的东西。在中国，不存在一个能够独立于最高领导人、持续向行政施压的立法机构；而在美国，国会两党在对华强硬这件事上，形成了罕见的共识，并把这种共识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立法、拨款和听证。

需要先把这个“共识”说准确，因为它常被中国一方简化理解。有同行评议的实证研究指出：自 2018 年起，美国国会在涉华国家安全立法上的党派分歧显著下降，两党的“鹰派化”同步上升——在安全议题上，这确实是一种跨党派共识42。但布鲁金斯学会提醒，“对华共识”这个说法需要被审视：它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牢固，在贸易、关税、人文交流等议题上则脆弱得多，且因议题而异，公众层面的共识也正在松动43。换句话说，国会的反华动能是真实的，但它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安全强、经贸弱”的不均匀分布。理解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对华法案势如破竹，有些却卡在委员会里出不来。

这个动能的一个集中体现，是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它在第 119 届国会得到续设——2025 年 1 月 3 日，众议院表决通过续设决议，由摩勒纳尔（John Moolenaar）担任主席、克里希纳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担任资深成员，两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共构成对美国经济、安全与价值观的“前所未有的挑战”21。资深成员一职由克里希纳莫提续任，这一安排经民主党一侧官方确认——值得一提，因为早期一些二手资料曾误记为另一位议员，这类细节上的以讹传讹，本身就是观察这台机器时容易踩的坑45。在党争激烈的国会山，这个委员会是少数能可靠地找到两党合作的地方7。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也透露出三角的特性。它没有立法权——特别委员会本身不能直接通过法律，它的产出是调查、听证、报告和建议，再由这些去影响真正握有立法权的常设委员会和两院全院。这意味着它更像一个“议程设置器”和“共识孵化器”：把对华议题摆上台面，把两党在安全问题上的共识固定下来，再把这份共识转化成一个个具体法案的推力。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没有立法权的委员会，反而成了观察美国对华动向最重要的窗口之一。

这个委员会最有代表性的产出，是 2023 年 12 月发布的一份政策报告，标题叫《重置、防止、建设：赢得对华经济竞争的战略》。当时的主席是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资深成员同样是克里希纳莫提。这份五十多页的报告一口气提出了近 150 项政策建议，分成“重置”“防止”“建设”三个支柱，第一条建议就是把中国移入一个新的关税列、撤销其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46。报告本身没有法律效力，但它给后续两三年的对华立法提供了一份“菜单”——许多后来真正进入立法程序的法案，都能在这份菜单里找到原型。

它推动的立法很有代表性。比如由两党两院领袖联合推动的芯片防走私立法，目标是用可行的产业工具防止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被走私到中国8；克里希纳莫提还提出《2025 禁止向中共提供先进芯片法案》，要求向中国转让先进 AI 半导体必须经行政与国会双重批准22。比如摩勒纳尔与众议员索齐共提的《恢复贸易公平法案》，这是第一个由两党共同提出、旨在撤销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法案——正是把那份报告里的第一条建议落成了具体法案9。再比如针对对外投资和生物科技的审查立法。这些法案未必都能通过，但它们持续地塑造议程、施加压力，构成了行政当局必须面对的国内政治现实。

要理解这个顶点的分量，得看到它的两个特征。一是它的“黏性”：行政当局四年一换，国会的反华共识却跨越选举周期持续存在；总统可以缓和气氛，国会却仍在推进立法。二是它的“棘轮效应”：管制一旦立法固化，再松绑就需要新的立法，而新立法在两党反华共识下极难逆转。这两点合起来，使国会成为整台机器里最难被一次峰会扭转的部分。

六

国会这个动能源的存在，解释了一个让中国费解的现象：为什么和美国谈成的事会变卦？

在金字塔的逻辑里，最高层点了头，下面照办，这是常识。但在三角的逻辑里，行政当局点头，不等于立法分支买账。总统可以在峰会上和习近平达成一项关税协议，但国会可能同时在推进一项撤销中国贸易地位的法案；行政当局可以放缓某项管制，国会可能立法把它重新收紧。

这不是美国在耍花招，而是它的结构使然。行政和立法是两套独立的权力，各有各的动能，各有各的选举周期和支持者基础。一个总统能在任期内主导行政分支的对华节奏，却既改变不了国会两党在安全议题上已经凝固的共识，也无法替下一届政府锁定方向。中国常常用金字塔的逻辑去推测美国的行为，于是把这种结构性的不一致误读为出尔反尔或战略欺骗——这正是第一章说的“用自己机器的逻辑去推测对方机器”的典型例子。把一台分权机器的内部摩擦，读成一个集权顶点的蓄意算计，几乎注定会判断失准。

反过来看，这种结构对美方自己也是约束。行政当局想兑现一项峰会承诺时，未必能管得住国会；想给某个谈判留出空间时，也可能被国会的立法日程打乱节奏。于是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局面：行政当局有时会把“我管不住国会”当作谈判筹码，对中方说“你看，我这边已经尽力，但立法那一关我没法保证”。这究竟是真实的结构约束，还是被当作策略来使用，往往很难分清——而这种难以分清，本身就是三角结构给对手制造的认知难题。

七

除了行政和立法，三角的运转还离不开两套支撑系统：部门工具和认知供给。

部门工具，指的是各个职能部门手里的具体手段。财政部管金融制裁、外国投资审查（CFIUS）和汇率；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BIS）管出口管制和实体清单；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管关税和贸易谈判；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管起诉和反间谍；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管关键基础设施防御；五角大楼管军事战略10。这些部门各自掌握着对华施压的不同工具，它们之间的协调，正是 NSC 和 China House 试图解决的问题。

这些工具的“分量”在 2025 年集中显现出来。BIS 在 9 月 29 日推出“附属公司规则”（又称“50% 规则”），把实体清单母公司的许可限制延伸到其持股 50% 及以上的所有外国子公司；当时实体清单上有 3,163 个实体，主要在中国，逾两万家中国子公司一夜之间被纳入同样的管制范围24。财政部那边，基于第 14105 号行政令的对外投资审查机制（俗称“反向 CFIUS”）于 2025 年 1 月生效，限制美国资本投向中国的半导体、量子和人工智能领域26。这些工具的特点是技术性强、自带惯性，一旦写入法规就很难仅凭一次峰会拆除。

光看法规条文还不够，看一组官方数据更能体会工具的实际运转。财政部 2025 年 8 月公开的 CFIUS 年度报告显示，2024 年该委员会共审查 325 宗交易，其中来自中国投资者的书面通知数量最多，占总数的 12%（26 宗）；同时，半导体与电子元件领域的申报数明显下降，反映出对该领域外资敏感度的整体上升；绝大多数交易在无缓解措施的情况下放行，但合规现场访查与民事罚款则在增加37。这组数字说明，部门工具不是抽象的法条，而是一套日复一日在运转的筛子——它甚至不需要总统每天过问。

行政当局也会给这些部门工具一个统一的政策方向。2025 年 2 月，总统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对盟友投资设“快车道”审查、对中国等对手的入境与对外投资双向收紧，点名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生物科技、航天等“军民融合”相关领域；但这份备忘录本身并不直接立规，而是指令多个部门各自启动规则制定36。这恰好是三角运转方式的一个缩影：顶点给方向，部门造工具，而工具一旦造出来，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周期。

USTR 这一端也在 2025 年动作。10 月，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依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启动了对中国“第一阶段协议”履行情况的调查——第 301 条授权 USTR 就“不公正、不合理、歧视性”的贸易行为展开调查并据此加征关税38。注意这里的关键：第 301 条是国会立法授予行政的固有工具，和后面要讲的 IEEPA 紧急权力是两条不同的法律路径。这个区别，到本章结尾会变得至关重要。

财政部的金融工具同样在动。2025 年 2 月，总统签署第 14195 号行政令应对源自中国的合成阿片供应链，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随即指定了一批中国企业与个人44。把这条线和前面 IEEPA 关税那条线放在一起看，会发现“芬太尼”在 2025 年被同时用作了两种工具的法律理由——既是金融制裁的由头，也是关税的由头。一个议题被拆成多个部门、多条法律路径来使用，这正是三角“多工具并行”的典型样貌。

但这些工具也并非铁板一块。2025 年 11 月 10 日，BIS 宣布把附属公司规则暂停一年——这正是釜山峰会交易的一部分：美方暂停该规则，换取中方暂停其稀土出口许可制度25。这是本书暗线最清楚的一次显形：领导人能让工具“暂停”，却没人去“拆除”它。一年之后，开关随时可以再次拨回。

认知供给，指的是智库生态。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新美国安全中心，这些机构既生产对华研判，也通过“旋转门”向政府输送人才。以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为例，它 2007 年由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前国防部主管政策的副部长）与坎贝尔（Kurt Campbell，曾任副国务卿）创立，《华尔街日报》曾称它迅速成为新政府的“首选预备队”40；其人员在历届政府中频繁进出，深度参与对华政策的塑造13。这种政商旋转也并非没有争议——坎贝尔等人创办的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就被监督组织描述为带有“影子游说”特征，在幕后帮客户对接政府、争取合同41。这些机构对“中国军事崛起”的判断，深刻地塑造了诸如《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这类顶层文件的基调11。

认知供给还有官方的一极。情报体系每年公开的《年度威胁评估》就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一份。2025 年 3 月，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评估把中国列为对美国“最全面、最强”的军事威胁，称其为对美国政府、私营部门与关键基础设施“最活跃持续”的网络威胁（点名 Volt Typhoon 与 Salt Typhoon），并判断中国意图在 2030 年前于人工智能上超越美国39。这份文件的措辞是美方情报机构的判断，本书引述时把它标明为美方研判，而非对中方意图的定论；但无论判断是否准确，它都构成了三角各顶点共享的“威胁底色”——总统、国会、各部门都在这层底色上行动。

八

把三角的各个部分拼起来，美国对华决策的全貌就出来了：总统拍板，NSC 试图协调，China House 统筹外交口，各部门各持工具，国会独立施压，智库供给认知。这是一台多中心、相互牵制的机器。

它最近一次完整的战略表达，是 2025 年 11 月发布、12 月公开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文件把战略重心收回西半球，重申门罗主义，并提出一个“特朗普推论”，宣称要阻止“非西半球竞争者”在美洲部署力量或控制战略资产——文中虽未点名，但所指显然是中国12。对台湾，它指出夺取台湾将让中国获得通往第二岛链的通道、强化其南海地位，因而把“以保持军事压倒优势来威慑台海冲突”列为优先，并要求印太盟友分担更多13。这里需要谨慎：以“压倒性军力威慑”是这份美方文件的表述，本书引述时把它标明为美方战略立场，而非对台海前景的预测。

这份文件还有一些引发盟友强烈不安的内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解读，它把传统的“分担负担”改写为“转移负担”，并提出要在欧洲各国内部“培育对其当前轨迹的抵抗”、支持“爱国主义的欧洲政党”，被欧洲视为对其内政不可接受的干预123。这里同样需要谨慎：这是研究机构对文件的解读，本书引述时把它标明为一种解读，而非定论；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美方一致立场，目前仍有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安全战略》这类文件正好坐落在三角的接缝处：它由行政分支起草发布，措辞带着总统个人的印记；但它要落地，离不开国会的拨款、部门的执行、盟友的配合。一份战略文件写得再漂亮，如果国会不给钱、部门不出力、盟友不买账，它就只是一纸宣言。这也是为什么观察美国对华政策不能只读顶层文件——文件给的是方向，真正决定走多远的，是三角各顶点之间的拉锯。

至于对华最具体的工具之一——China Initiative，也就是司法部针对学术领域中国关联的执法行动——它的命运恰好展示了三角的拉锯。这项行动 2018 年设立、2022 年终止；终止后，司法部把矛头从个人转向高校机构，改用《虚假申报法》追责，因为这条路举证门槛更低、可追三倍赔偿，已对俄亥俄州立、斯坦福、马里兰等校达成和解14。2026 财年的拨款报告又呼吁正式重建该行动，但到了 2026 年 1 月，国会最终放弃了重启提案27。设立、终止、换工具半复活、再放弃——这个反复本身，就是三角结构最生动的写照。

九

最后，回到三角边缘那个最容易被中国忽略的角色：法院。

2026 年 2 月 20 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学习资源公司诉特朗普”案中以 6 比 3 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不授权总统征收开放式关税28。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援引“重大问题原则”，强调关税属于国会“钱袋权”的核心，总统不能借“紧急状态”绕过国会29。一年前那道援引 IEEPA 对华加征关税的行政命令，其法律地基就此被抽掉30。

这件事把三角的逻辑推到了极致。一个高度个人化、习惯于一纸命令掀起贸易战的总统，被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指挥的分支否决了。判决之后，行政当局只能转而援引《1974 年贸易法》第 122 条另立关税——一条此前从未被用来征税的旧法30。这里就能看出前面埋下的伏笔：IEEPA 是紧急权力，法院认定它管不到关税；而第 301 条、第 122 条这些来自《1974 年贸易法》的工具，是国会明确授权行政使用的，法律地基要稳得多。换句话说，法院不是否决了关税本身，而是否决了“绕过国会、用紧急状态当关税理由”这条路。国会研究服务处的中立解读说得很直白：宪法把征税和关税权独家授予国会，总统在和平时期没有固有的关税权31。外交关系委员会则研判，这道裁决削弱了行政手中的对华关税杠杆，会直接影响谈判桌上的筹码32。

对中国来说，这是又一个金字塔逻辑无法解释的现象：和最高领导人谈成的关税安排，可能不是被国会推翻，而是被几位终身任职、不对总统负责的法官推翻。在金字塔里，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这样否决顶点的决定。法院的这种独立性，恰恰是为对手制造不确定性的又一来源——它既不可被收买，也不可被峰会安抚，它只回应法律论证。

金字塔和三角，两台逻辑相反的机器，到此都摆清楚了。三角的迟缓、矛盾、自我掣肘，是它的弱点；但同样的分立，也意味着没有任何单一决定——无论来自总统、国会还是法院——能轻易扭转整台机器的方向。这也回到本书的暗线：釜山与北京两场峰会能让工具“暂停”，能让气氛缓和，却动不了立法共识、动不了部门工具的惯性、更动不了法院的独立。休战是战术，结构没变。从下一章开始，我们看这两台机器各自动用哪些工具，又如何在一个个具体维度上相互镜像。第一个维度，是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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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Supreme Court Strikes Down IEEPA Tariffs—What Now? — WilmerHale, 2026-02-20 — https://www.wilmerhale.com/en/insights/client-alerts/20260220-supreme-court-strikes-down-ieepa-tariffs-what-now（访问 2026-06）

31. Supreme Court Rules Against Tariffs Imposed Under IEEPA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SB11398 —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LSB11398（访问 2026-06）

32. How the Supreme Court Tariff Decision Could Affect Trump’s China Negotiations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https://www.cfr.org/articles/how-the-supreme-court-tariff-decision-could-affect-trumps-china-negotiations（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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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Trump Administration “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 Memorandum — The White House / Sidley Austin, 2025-02-21 — https://www.sidley.com/en/insights/newsupdates/2025/03/trump-administration-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memorandum（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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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top farm team” for incoming administrations（《华尔街日报》评价及参院听证记录，已核一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nter_for_a_New_American_Security（访问 2026-06）

41. The Asia Group and “shadow lobbying”（Kurt Campbell 创办机构的政商旋转特征）— 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 — https://www.pogo.org/（访问 2026-06）

42. Diminishing Partisanship: US Congress Rallies Around the Flag on China Policy — Politics & Policy (Wiley), 2025 —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polp.70082（访问 2026-06）

43. Questioning the presumption of a US “consensus” on China policy — Brookings —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questioning-the-presumption-of-a-us-consensus-on-china-policy/（访问 2026-06）

44. Treasury Targets Chinese Networks of Illicit Drug Producers (EO 14195 / OFAC fentanyl designations) —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25 —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779（访问 2026-06）

45. Raja Krishnamoorthi Reappointed As Ranking Member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 —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 (Democrats), 2025-01 — https://democrat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media/press-releases/raja-krishnamoorthi-reappointed-ranking-member-house-select-committee（访问 2026-06）

46. Reset, Prevent, Build: A Strategy to Win America’s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 2023-12 — https://chinaselectcommittee.house.gov/media/policy-recommendations/reset-prevent-build-strategy-win-americas-economic-competition-chinese（访问 2026-06）

47. State Department launches ‘China House’ to coordinate policy on Beijing（设立之初的争议与士气问题）— The Hill, 2022-12 —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779022-state-department-launches-china-house-to-coordinate-policy-on-beijing/（访问 2026-06）

关税的算术：贸易战与休战

一

贸易战是这轮中美竞争的起点，也是公众最熟悉的战场。它的好处是直观——一切都能换算成百分比。它的坏处也是直观——人们容易把百分比的涨跌，直接读成关系的好坏。

2025 年到 2026 年，恰好提供了一个检验这种读法的机会。这段时间里，中美打打停停，最后谈出了一份被广泛报道为“缓和”的协议。如果关税数字的下降等于关系的转好，那这份协议应该意味着竞争降级。但真要把账算清楚，结论会复杂得多——而且在 2026 年初，还冒出了一个谁都没料到的变量，把整笔账重新搅动了一遍。

之所以要单独用一章来算这笔账，是因为关税在公众认知里占据了一个失衡的位置。它太显眼了：每一次加征、每一次削减都有醒目的百分比，能直接做成新闻标题，能让人产生“我看懂了这场竞争”的错觉。但贸易战恰恰是这场竞争里最表层、最先被双方当作筹码来回交易、也最容易被误读的那一层。把关税算清楚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得出“缓和了还是没缓和”的结论，而在于借这笔账，看清两台国家机器在施压与让步之间各自的逻辑：什么样的工具会被拿出来交换，什么样的工具被牢牢攥在手里，以及一份看似对等的协议背后，藏着怎样不对称的算计。

先把时间线和数字摆出来。

二

这一轮贸易战的法律起点，是两个不同的“紧急状态”。2025 年 2 月 1 日，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以芬太尼等非法药品为由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这部分后来被称为“贩毒关税”；4 月 2 日，他又单独宣布一个关于“贸易缺乏对等”的紧急状态，据此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加征至少 10% 的关税，并对许多国家加征更高的“对等关税”25。这两条法律依据，后面会成为整笔账里最不稳的一块。

接下来是熟悉的升级。2025 年 4 月，美国对华关税在几天内连跳，4 月 5 日加 10 个百分点、4 月 9 日加 74 个、4 月 10 日再加 41 个；到 5 月初，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一度冲到约 127%，而中国对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在 4 月中旬触及约 147.6% 的峰值12。这是两台机器互相加码、谁也不肯先眨眼的阶段。

这个峰值是个关键信号。当双方的关税都加到一百多个百分点时，关税其实已经失去了边际意义——超过某个临界点，商品贸易事实上就停了，再往上加只是数字游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2025 年春夏的对峙难以为继：两台机器都把武器调到了最大档，却发现继续加码伤敌不多、自损不少。真正有意义的博弈，转移到了关税之外的工具上——稀土、港口费、出口管制——而这些恰恰是后来谈判桌上真正用来交换的筹码。

然后是降温。2025 年 10 月 25 日至 26 日，中美在吉隆坡借东盟峰会场合举行经贸磋商，就关税升级、稀土管制、农产品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关切达成了基本共识，外界称之为“吉隆坡框架”30。10 月 30 日，釜山的特朗普—习近平会晤把框架落成初步协议1。11 月，双方进一步把削减安排延长一年，到 2026 年 11 月 10 日2。从吉隆坡的“基本共识”到釜山的“初步协议”再到 11 月的“延长一年”，这一串台阶本身就说明问题：它是一份层层叠叠、需要不断追加确认的安排，而不是一锤定音的和解。

三

具体的削减是这样的。

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整体关税税率，从 41% 降到了 31%2。这个下降里有一块是专门针对芬太尼的——美方把与芬太尼挂钩的那部分关税，从 20% 砍到了 10%，自 2025 年 11 月 10 日生效；同时原本要加征的对等关税继续暂停，10% 的对等关税部分在暂停期内保留，一直延到 2026 年 11 月 10 日1。

需要说明的是，“41% 到 31%”是一个口径下的整体数字。关税从来不是一个数，而是一摞分层叠加的清单：301 条款的多份清单、对等关税的基础税率、芬太尼挂钩的那一层、再加上原有的最惠国税率，不同商品落在不同的层级里，最终的有效税率要看具体的海关编码32。如果换一个更宽的算法，把所有层级叠加起来，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平均有效关税仍高达约 47.5%，并且覆盖了 100% 的商品；中国对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则约为 31.9%12。换句话说，“降”是真的，但起点和落点都还在历史高位——这不是回到战前，而是从最高处退了一格。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媒体头条习惯抓那个最醒目的整体数字，但贸易战的真实摩擦，藏在这摞清单的层与层之间。

中国这边也收回了拳头。它暂停了刚在 10 月 9 日宣布的稀土扩大管制，对镓、锗、锑、石墨等关键材料发放面向美国终端用户及其全球供应商的通用许可——这在事实上撤销了部分自 2023 年以来实施的管制1。同时，中国暂停了自 2025 年 3 月 4 日以来宣布的全部报复性关税，其中包括对鸡肉、小麦、玉米、棉花、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果蔬、乳制品等大批美国农产品的加征1。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还作出了采购承诺：在 2025 年最后两个月购买至少 1200 万吨美国大豆，并在 2026、2027、2028 三年各采购至少 2500 万吨16；此外每年采购至少 170 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并恢复美国牛肉和禽肉的市场准入17。还有一项容易被忽略的对称动作——双方同时宣布暂停一年对彼此船舶征收的港口费，这是几个月来围绕海运、物流和造船业相互加压的一次降温29。

不过采购承诺这一栏，恰恰是这份协议里最先露出裂缝的地方。2025 年 12 月，美国贸易代表就调整了中国大豆采购的时间表，理由是双方对承诺的理解存在“出入”（discrepancy）18。这类数字承诺的麻烦在于：它把一份政府间协议的履约，交给了由市场价格、运输周期、第三国替代供应（中国这几年已大量转向巴西大豆）共同决定的商业行为——政府能签字，却不能替买家下单。第一轮贸易战时的“第一阶段协议”也作过类似的巨额采购承诺，最终远未达标。把这段历史摆在 2025 年这份协议旁边，就能看出采购数字更像是一种政治姿态：它给两边的国内一个交代，却很难成为可强制执行的硬约束。

从数字上看，这确实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降温。关税降了、稀土松了绑、农产品恢复采购、港口费互相搁置。双方都让了步。

四

但要理解这次降温的真实分量，得看一个对应物——美国保留了什么。

最关键的是半导体出口管制的核心规则。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有一条被称为“附属公司规则”（Affiliates Rule，又称“50% 规则”）的规定：任何被实体清单上的一个或多个实体直接或间接、单独或合计持有 50% 及以上股权的公司，自身就自动落入实体清单的限制范围14。这把出口管制的约束从被点名的母公司，扩展到它在全球的成片附属机构，是掐断中国先进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工具。

在这份贸易协议里，这条规则并没有被取消。翻开 2025 年 11 月 12 日《联邦公报》上的规则原文，它的结构写得清清楚楚：第一阶段，自 2025 年 11 月 10 日起暂停一年，到 2026 年 11 月 9 日结束；第二阶段，自 2026 年 11 月 10 日起，把第一阶段移除的全部内容重新加回《出口管理条例》，且“无限期”生效3。也就是说，恢复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个写进法规、设定了日期的默认动作——除非 BIS 另行采取监管行动，否则它会自动出鞘4。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暂停的同时，商务部还从实体清单上移除了若干中国实体31，这是协议里少数真正“拆”而非“暂停”的动作。

为什么这条规则如此关键？因为它针对的是出口管制最大的一个漏洞——影子公司。把一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它可以注册一家新的关联公司继续采购；附属公司规则等于把这扇后门焊死，让管制从“点名一家”升级为“覆盖整张所有权网络”。对依赖海外采购先进芯片和制造设备的中国半导体产业链，这是质的不同。所以它被暂停而非取消，传递的信号很清楚：美方愿意暂时撤下压力，换取中方在稀土上的对等让步，但绝不愿意永久放弃这件刚刚打磨好的工具。一年期满自动恢复的设计，本质上是把这把刀挂在墙上，并附了一张写着归还日期的便条。

中方那一侧的松绑，也有同样的不完全性。它暂停的是 2025 年 10 月 9 日那批扩大管制，但并没有撤销 2025 年 4 月对中重稀土实施的出口许可要求30。这一点很值得玩味：中方留下的，恰恰是它最有杠杆的那一档——中重稀土的精炼和分离，全球高度依赖中国，这道许可要求才是真正卡脖子的部分。两边都把最锋利的刀收进了刀鞘，但都没有扔掉，而且各自都留了一手：美方留着附属公司规则的恢复时钟，中方留着中重稀土的许可闸门。这种“对称地各留底牌”，正是镜像结构最直白的体现。

这就是为什么一家研究机构把整份协议定性为“战术性的休战，而非战略性的转向”5。降温是真的，但用来施压的核心架构原封未动。气氛缓和了，工具还在原位——这正是本书开篇反复强调的那个判断，在贸易领域的具体落地。

五

关税这笔账还有一个值得算的角度：它对美国自己的成本。

根据税收基金会的估算，特朗普的这一轮关税是自 1993 年以来美国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大的一次加税，相当于 2026 年每个美国家庭平均增加约 1500 美元的负担6。这个数字提醒我们：关税不是单向的武器，它的成本有相当一部分由施加方自己的消费者承担。

这里有一个常被混淆的机制需要讲清楚。关税名义上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由进口商在通关时缴纳；但进口商会尽量把这笔成本转嫁给下游——要么压低对中国供应商的采购价，要么抬高对美国消费者的售价，要么自己吞掉一部分利润。最终这三方各承担多少，取决于商品的可替代性。对那些中国几乎垄断、短期内换不掉供应链的商品（许多日用消费品、电子零部件就是如此），转嫁给美国消费者的比例就高。这正是税收基金会把关税算成“对美国家庭的加税”的逻辑根据——它本质上是一种间接的消费税。也正因如此，关税作为施压工具有一个内在的反噬：施压方加得越狠，自己国内的通胀压力和政治反弹就越大，这反过来限制了它能加多久、加多高。2025 年那轮加到 100% 以上的关税之所以撑不住、最终要回到谈判桌，这条国内成本曲线是绕不开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战略学者在釜山之后得出“中国赢了这一回合”的判断。他们的逻辑是：中国承受住了压力，而美国付出了通胀的代价，最终美国回到谈判桌前，主动促成了关税的下调7。这是中方视角下的胜负评估，本书记录它，但不为它背书——关税战的“输赢”取决于用什么标准衡量，而双方各有各的标准。

中方官方的措辞则保持着一贯的两面性。一面是合作的语言：商务部发言人在吉隆坡磋商后强调，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利”的精神，通过对话合作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23。另一面是对抗的底气：同样是商务部发言人，在 10 月对美方加压时表示美方做法“严重违反 WTO 规则”，并重申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定调——“我们不愿打，但也不怕打”24。这两种语气不是矛盾，而是同一套谈判姿态的两面：把缓和归功于自己的克制，把紧张归咎于对方的越界。

六

现在来说一件初看奇怪的事：芬太尼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份贸易协议里？

芬太尼是一种强效合成阿片类药物，是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核心。美国长期指责，制造芬太尼所需的前体化学品大量来自中国，中国是这些前体的主要来源地8。这本来是个禁毒和公共卫生问题，却被绑进了关税谈判——美方专门设了一块“芬太尼关税”，作为对中国管控不力的惩罚。事实上，2 月 1 日那批最早的对华关税，援引的紧急状态理由正是“非法药品”25。芬太尼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公共卫生议题，它是关税大厦的一块承重墙。

而在 2025 到 2026 年的这轮谈判中，芬太尼成了一张可以交易的牌。釜山峰会后，中国同意停止向北美运送某些指定化学品，并严控另一些化学品向全球的出口1。2025 年 11 月，由商务部牵头，会同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调整了《对特定国家（地区）出口管制易制毒化学品目录》和《特定国家（地区）清单》，对 13 种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实施出口管制，出口到美、加、墨三国须凭许可、即时生效15。在此之前，这份目录只覆盖向缅甸、老挝、阿富汗等传统毒品产销枢纽出口的 41 种化学品，这次是首次把北美三国纳入15。作为回报，美方把芬太尼关税从 20% 降到了 10%。到 2026 年 5 月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中方又对另外 3 种化学品加了管制，并就 8 种未列管化学品发出通知，要求防止其流入制毒渠道8。

这种“你管前体、我降关税”的交换，把一个本应基于公共健康的合作，变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有经济学分析直接把芬太尼称作这轮谈判里的“关税杠杆”——管制力度与关税升降被人为挂钩，反而让管制本身的因果效果变得难以评估22。

要理解为什么这张牌可以被反复打出，得看中方在合成毒品治理上的一个长期特征：间歇性。研究中国禁毒政策的学者指出，中国对芬太尼、甲基苯丙胺及其前体的管控，历来随双边政治气候起伏——2019 年中国曾对整类芬太尼物质实施列管，那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相对缓和期；其后在关系紧张时，合作明显降温9。换句话说，前体管控对中方而言，从来不只是公共卫生工具，也是一个可以根据双边关系冷热调节的政治阀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能在 2025 年这轮谈判里，被自然地放上关税的天平——它本就是一个被双方默认为“可调”的变量。本书后面会专门讨论芬太尼这个维度，这里只点出它在贸易账本里的位置：它是休战协议里的一项可交易资产。

七

需要补一句的是，谈判桌上的让步，并没有让另一条战线停下来。

就在协议前后，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仍在按自己的节奏出手。2025 年 9 月 3 日，OFAC 制裁了一家在华运营、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制造与销售的化工企业广州腾跃化工，以及两名直接协调对美发货的代表人，理由包括向美国客户销售可作切割剂的镇痛化学品13；与制裁同步，联邦调查局还宣布了针对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刑事起诉13。这说明，元首层面的关税交易，和执法层面的制裁、起诉，是两套并行运转、并不互相叫停的机器——这本身就是“三角”决策结构的一个注脚：行政分支谈的、司法和执法分支办的，未必是同一件事。

美方对中方履约的评价也始终留着保留意见。国务院 2025 年的《国际麻醉品管制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对其禁毒法规的执行“仍然不均衡、不透明”，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对销售未列管前体化学品的公司采取行动19。即便是 2025 年 11 月那次被广泛报道的管制，美方的官方定性里也保留着“还有很大合作空间”的余地8。

这种“一边谈、一边制裁”的并行，还揭示了两台机器在节奏上的不对称。对美国这台三角机器，行政分支可以在峰会上谈一份缓和协议，财政部和司法部却按各自的法定职责继续运转，国会则在背后推动新的对华立法——这些分支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暂停键”。对中国这台金字塔机器，对外的姿态高度统一，前体管控、稀土松绑、农产品采购可以作为一揽子动作协调推出；但也正因为统一，它的每一步让步都更像是“政策选择”而非“程序结果”，因而也更可逆——今天因谈判而管控的，明天也可以因谈判破裂而松手。一边是难以叫停的多头执法，一边是可收可放的统一政策，这两种节奏在同一张谈判桌上相遇，本身就埋下了相互误判的种子：美方容易把中方的政策性让步读成“还能再压”，中方容易把美方某个分支的强硬动作读成“整个华盛顿都在背弃协议”。

八

芬太尼这件事，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下游效果。

据 2026 年 1 月 8 日《科学》杂志的一篇分析，中国的监管控制和执法行动可能造成了供应冲击，导致芬太尼纯度下降，而纯度的下降与过量死亡率的回落大致同期出现——文章还特别提到，美国缉毒局（DEA）并没有把这一下降归功于自己，这反过来支持了“供应侧变化主要发生在中国一端”的假设20。专业医药媒体的解读是：如果含更多芬太尼的毒品过量风险更高，那么纯度走低就有可能转化为更少的死亡21。

如果这个观察成立，那它说明：即便是被当成筹码来交易的合作，也可能产生真实的公共健康后果。但这里必须谨慎——这是一种基于间接指标（纯度变化、过量死亡率曲线）的相关性观察，因果链条尚未被严格确证，《科学》那篇分析本身用的也是“推测”（conjecture）的措辞，把纯度下降部分回溯到 2023 年中美元首会晤后中方对线上前体卖家的整顿20。再叠加美方“执行不均衡”的判断19，更稳妥的说法是：有迹象显示管制起了作用，但程度和持续性还有待观察，把过量死亡的下降单一归因于某一次关税交易，证据上是站不住的。

而且，即使管制真的在短期内压低了纯度，也有分析提醒不要高估这笔交易的长期分量。有智库直接指出，这份芬太尼协议不会终结美国的阿片危机——前体化学品的供应链高度灵活，一种渠道被掐断，制毒者会转向替代化学品或第三国中转；真正的需求侧问题（成瘾治疗、社会支持）并不在任何一份贸易协议的射程之内10。换句话说，关税降一半、前体管十几种，处理的仍然是这条产业链最容易被外部施压的那一段，而不是它的根。把芬太尼放进关税账本，能换来谈判桌上的一个筹码，却换不来危机的终点。

九

现在要说那个谁都没料到的变量。

2026 年 2 月 20 日，美国最高法院以 6 比 3 裁定：总统无权依据 IEEPA 加征关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主笔的意见适用了“重大问题原则”，认为 IEEPA 并未授予总统单方面加征“无限关税”的权力，并强调这一原则“在涉及国会核心的钱袋权时尤其有力”——历史上国会下放关税权时，都是以明确的措辞、并附严格限制的26。判决书原文把这一点写得很重：当政府主张 IEEPA 赋予总统“单方面加征无限关税”的权力时，这恰恰落在重大问题原则要拦下的范围里27。

这意味着，那两块法律地基——2 月开始的“芬太尼/贩毒关税”和 4 月开始的“对等关税”，都被抽掉了。判决之后，美国终止了基于 IEEPA 的关税，转而寻找替代路径：《贸易法》第 122 条、第 232 条、第 301 条等其他授权28。

这几条替代路径，恰恰能说明 IEEPA 此前的便利和如今的麻烦。第 122 条允许总统应对国际收支失衡加征关税，但上限是 15%、期限只有 150 天，到期要么取消、要么交国会处理；第 232 条以国家安全为由，但需要商务部先做调查、出具报告，针对的是特定品类（钢铝、汽车之类）而非全面加征；第 301 条针对的是特定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同样要走调查、听证、公示的完整程序。三条路没有一条能像 IEEPA 那样“一纸行政令、即刻全面生效”——这正是当初行政分支选择 IEEPA 的原因，也正是最高法院要拦下它的原因。换句话说，关税本身不会因为一纸判决就消失，但加征关税的“快捷通道”被关上了，往后每提一档税率，都要穿过更厚的程序、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可诉风险。对一台讲究节奏和突然性的施压机器而言，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减速。

把这件事放进本书的框架看，它几乎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是行政分支用一部紧急权力法、绕过国会、快速搭起来的；而把它们推倒的，是司法分支援引“国会的钱袋权”。这正是“三角”决策结构里那条本书反复强调的逻辑——在美国体制内，行政意志不是终点，它要穿过立法和司法的两道闸门。对中国这台“金字塔”机器而言，这种由对方内部的权力分立带来的政策反转，恰恰是它最难预判、也最容易误读的变量：一项看似强硬的总统关税，可能在十个月后被对方自己的法院推翻。

这种不可预判性，对谈判的双方都构成难题。对中方，它意味着即便和白宫谈成了什么，也未必能锁定——对方的法院、国会、甚至下一届政府都可能改写协议的法律前提。这会诱使中方在让步时更保守，更倾向于用“可逆的政策”对“可逆的承诺”，而不是把底牌押在一份随时可能被对方内部推翻的文件上。对美方的谈判者，权力分立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可以对中方说“我也管不住国会和法院，你得给我更多才能压住他们”，把内部约束转化为谈判筹码；另一方面，他确实交付不了对方想要的确定性，因为他自己也不掌握那把统一的开关。这种结构性的“承诺难题”，是中美所有谈判的底色——它解释了为什么双方反复回到谈判桌，却始终谈不出一份能真正终结对抗的协议：不是不想，而是至少有一方的体制，从设计上就不允许任何人替整台机器签下那种保证。

十

把关税的账整个算下来，会得到一个反直觉的结论：数字降了，结构没动。

降的是什么？是整体关税税率（41% 到 31%），是芬太尼关税（20% 到 10%），是稀土的临时松绑，是港口费的相互搁置，是双方的对峙温度。

没动的是什么？是半导体出口管制的核心规则（只暂停未取消，且《联邦公报》里写着自动恢复的日期），是实体清单的基本架构，是国会持续推进的对华立法，是双方各自的战略判断。即便那场最高法院判决也没有改变这条暗线——它推倒的是某一组关税的法律外壳，没有推倒施压的意图，行政分支立刻转向了第 122、232、301 条这些替代工具28。地基换了，楼还在盖。

把“降”和“没动”两栏并排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降的几乎都是可逆的、有时间表的、临时性的安排——关税可以再加回去，稀土许可可以再收紧，港口费暂停一年期满就恢复；没动的几乎都是制度性的、写进法规和立法的、需要主动拆除才会消失的架构。这不是巧合。临时性的让步成本低、可回收，适合用来做谈判桌上的姿态；制度性的工具成本高、不可逆，是真正的底牌，谁也不会在一次战术休战里轻易交出去。所以当人们用关税数字的升降来判断关系冷暖时，他们看的恰恰是这盘棋里最容易移动、也最不能说明问题的那些棋子。这一章标题叫“关税的算术”，但真正的账，不在那几个百分比的加减里，而在那些不写进新闻头条、却决定着下一轮博弈起点的结构性条款里。

这正是“休战的脆弱”这条暗线想说的。一份贸易协议可以让双方都松一口气，可以给各自的国内一个交代，可以为下一次峰会铺路。但它处理的是症状，不是病灶。只要那条“附属公司规则”还挂着 2026 年 11 月自动恢复的时钟3，只要国会的立法机器还在运转，只要双方的采购承诺还在因“时间表出入”而反复扯皮18，贸易领域的休战就始终是临时的。

十一

最后，把贸易战放回整个竞争的演化里看。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竞争的重心正在从贸易往上游移动。早期的中美摩擦集中在商品贸易——谁卖给谁多少、关税加多少。但越往后，焦点越向上游转移：从成品贸易，转向半导体和算力；从关税，转向出口管制和关键矿产；从看得见的商品流，转向看不见的技术、标准和供应链控制权5。

供应链本身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据 PIIE 的统计，到 2025 年 6 月，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大约只有一年前的一半，跌至 2009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低点；许多企业把供应链迁往越南、台湾、墨西哥等地11。但 PIIE 同时提醒：容易迁走的部分已经迁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那些难以转移的环节11。这里有一个值得停一下的细节——迁往越南、墨西哥的供应链，相当一部分其实是中国企业自己出海建厂，或是把半成品运到第三国做最后组装再出口美国。也就是说，账面上的“自华进口下降”，未必等于实际依赖的下降，有时只是把“中国制造”的标签换成了“越南组装”。真正难迁的，是那些中国占据上游、技术或规模壁垒极高的环节——精炼稀土、某些特种化学品、成熟制程芯片的封装测试。这些环节迁不走，才是双方在关税之外那些工具上反复较劲的根本原因。

这恰恰说明，所谓“脱钩”早已让位于一种更精细的“去风险”——不是全面切断，而是在关键节点上重新布线。中美双方对这个词都心知肚明：美方谈的是“de-risking”，中方在官方表述里坚决反对“脱钩断链”23，但两边都在做同一件事的不同版本。“去风险”听上去比“脱钩”温和，可它要求的精确度其实更高——它意味着精准识别哪些节点不能再依赖对方，然后定向地把那几个节点替换掉，而把其余的贸易往来留着。这是一项比全面对抗复杂得多的工程，也正是为什么竞争会从粗放的关税，走向精细的清单、许可和管制。

这意味着，关税虽然是公众最熟悉的战场，但它越来越不是决定性的战场。真正的较量，发生在它的上游——在那些不那么容易换算成百分比、却更难松绑的地方。下一章，我们就走进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半导体与人工智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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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he Trump-China trade wars: Five takeaways from US imports in 2025 —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IIE）。链接 →（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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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ficially Suspends Enforcement of the Affiliates Rule and Removes Several Entities From the Entity List for China — Arnold & Porter，2025年11月。链接 →（访问 2026-06）

32. US-China Tariff Rates - What Are They Now? — China Briefing / Dezan Shira & Associates。链接 →（访问 2026-06）

卡住算力：半导体与人工智能竞赛

一

半导体是这轮竞争里最具决定性的战场，原因很简单：它是人工智能的燃料。

为什么是半导体，而不是别的？因为在所有竞争维度里，只有这一个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它对未来权力极端重要，而供给又极端集中。一架战斗机、一艘军舰，全世界能造的国家不止一个；但制造最先进 AI 芯片的全链条——从光刻设备到制造工艺到设计工具——却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几个国家手里，而这几家几乎都在美国的影响半径之内。这种“极端重要 × 极端集中”的组合，让半导体成了一个天然的卡点。美国看到的，正是这个结构性机会：在一个对手绕不开、而自己又恰好握有控制权的环节上设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施压方式。

训练和运行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需要海量的算力，而算力来自最先进的芯片。谁能稳定获得这些芯片，谁就能在人工智能竞赛里跑得更快。美国的战略由此变得清晰——既然中国在芯片制造的最高端环节还依赖美国和盟友的技术，那就在这个环节上设卡，限制中国获取最先进的芯片和制造它们的设备。

这套战略有一个明确的起点。2022 年 10 月 7 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了一份后来被反复引用的临时最终规则，对出口到中国的先进计算集成电路、含这类芯片的整机，以及制造它们的半导体设备实施了一揽子限制。规则还做了一件以前少见的事：把“美国人”——包括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为中国先进芯片的开发或生产提供“支持”，也纳入了许可要求1。BIS 给出的理由写得很直白：阻止中国利用先进算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包括核武器开发、先进情报搜集分析和监控2。

值得留意的是这套管制的技术逻辑。它不是简单地禁止“芯片”，而是设定了一条以算力性能为标准的门槛线——综合算力（处理性能）和互联带宽达到一定阈值的芯片，才落入管制3。这条门槛线后来成了一场猫鼠游戏的规则：英伟达据此设计出“刚好卡在线下”的对华特供版芯片，美国又据此一次次下调门槛，把特供版重新关进管制。门槛式管制，意味着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反复加码。

这场猫鼠游戏的轨迹值得稍微展开，因为它最能说明管制的内在节奏。2022 年的规则一出，英伟达很快推出了把互联带宽人为降速、刚好规避管制的 A800、H800，继续合法卖给中国。一年后，美国把门槛线下调，A800、H800 被重新关进管制，英伟达再推算力更低的 H20。再过一年多，到 2025 年 4 月，连 H20 也被要求逐项许可。每一轮的逻辑都一样：美国设线，企业贴着线设计降配版，美国再把线往下压。这意味着管制不是一道墙，而是一个需要不断维护、不断追加的动态过程——它能拦住此刻最先进的芯片，却很难一次性锁死一个庞大的市场。

更深一层看，这种门槛式管制还内嵌着一个张力：管得越细，越要依赖对芯片每一项性能参数的精确把握，也就越容易被“擦边设计”绕过；管得越粗（比如直接按制程节点一刀切），又越容易误伤盟友的商业利益、招致产业界反弹。美国始终在“精确”和“严密”之间找不到一劳永逸的点——这个困境会一直贯穿整章。

目标说白了就一句话：卡住中国的算力咽喉。

二

2022 年那份规则只是开端。此后三年，管制沿着两个方向反复收紧——一是堵设备，二是堵芯片本身。

设备这一端，最关键的不是美国一家能定的。制造先进芯片所需的极紫外光刻机（EUV），全球只有荷兰的阿斯麦（ASML）一家能造。美国要锁住中国的制造能力，就必须把盟友拉进来。2023 年，荷兰政府正式出台半导体出口管制；到 2024 年 1 月，ASML 表示其部分浸没式深紫外光刻机（DUV）对华出口的许可被荷兰政府撤销。结果是：最先进的 EUV 整机对华禁运，连用于制造 7 纳米以下芯片的浸没式 DUV，也需要逐台申请许可9。这件事的分量在数字里——2024 年，中国市场曾占到 ASML 光刻设备销量近六成（按台数计）9。换句话说，美国说服一个盟友，对它最大的单一客户群之一关上了门。

芯片这一端，2024 年 12 月 2 日，BIS 又推出一轮被业界称为“史上最广”的扩张：把高带宽内存（HBM）纳入管制，同时一口气把 140 多家中国芯片厂和设备厂列入实体清单7。HBM 这个名字外界陌生，但它是先进 AI 加速器的咽喉——没有足够带宽的内存喂数据，再强的计算核心也会“饿着”。这一轮规则给 HBM 划了一条具体的技术线：出口到中国的 HBM，内存带宽密度必须低于每平方毫米 3.3 GB/秒7。这条线的设计意图，是把中国挡在它目前还造不出的先进 HBM 之外8。

设备管制的难点在于，它本质上是一道“盟友协调题”。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供应高度集中在三个地方：荷兰（光刻）、美国（刻蚀、薄膜沉积、检测等多个环节）、日本（光刻胶、部分设备）。任何一方留下缺口，封锁就会漏气。美国 2022 年单方面出手后，必须再花一年多说服荷兰和日本跟进，才把 EUV 加先进 DUV 这条最高端的制造路径真正堵上。这个过程本身就暴露了三角结构的一个特征：美国的工具往往需要别国配合才能闭环，而盟友各有自己的产业利益要算账——对 ASML 来说，中国一度是它近六成台数的销售去向9，配合管制等于主动放弃一块巨大的市场。

把这两端连起来看，2022 到 2024 年的管制演进呈现出一种清晰的节奏：先卡最高端的制造设备，再卡最关键的芯片与内存，每一轮都在前一轮的缝隙上再补一刀。这种“缝隙上补刀”的打法有它的代价——它让管制看起来更像一连串临时反应，而非一份能预先封死所有路径的总体设计；中国每被堵一处，就获得一次明确的国产化信号和一段缓冲时间。前一章提到的“附属公司规则”，则是把这种约束从一家被点名的公司，扩展到它整个 50% 以上持股的关联网络——若全面实施，受限实体将从约一千家暴增到近两万家5。管制的逻辑从“点名”走向“穿透”，本质上是想一次性解决“换个马甲就规避”的问题，但它的代价是范围过宽、执行复杂，最终也成了 2025 年休战里第一个被拿来交易、暂停的筹码。

三

但这套管制遇到了一个它必须面对的对手——中国的“自主可控”战略。

面对外部的技术封锁，中国的回应是加速国产替代。这个战略不是新的——早在管制大规模收紧之前，“半导体自给”就已是中国产业政策的长期目标，国家主导的产业基金、地方配套、采购倾斜早已就位。但管制给它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资源：一个原本可以慢慢推进、靠商业理性权衡进口与自产的进程，被外部封锁变成了一项不容拖延的国家安全任务。这种转变本身就是管制最深远的副作用——它把“是否要花大价钱搞国产替代”这道经济题，强行改写成了“必须搞，不计成本”的政治题。

最直接的指标，是国产芯片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变化。

到 2025 年，国产芯片占据了中国市场约 41% 的份额。这个数字背后是一组具体的出货量：中国厂商当年交付了约 165 万片 AI GPU，占总计约 400 万片市场的四成多，其中华为一家约 81.2 万片，约占整个市场两成10。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在制裁之前，英伟达据其自己宣称在中国 AI 芯片市场的份额高达约 95%，而到了 2025 年，这个数字收缩到了约 55%11。

数字背后还有一段更剧烈的故事。2025 年 4 月 9 日，英伟达被美国政府告知，其专为中国市场设计、原本卡在管制线下的 H20 芯片，从此出口也需要许可——这等于临时关上了门。英伟达随即在 2026 财年第一季度计提了约 45 亿美元（部分报道称高达 55 亿美元）的减值，对应 H20 的过剩库存和采购义务26。到 2027 财年第一季度，英伟达对华的数据中心 Hopper 产品出货已经归零——对比一年前同期的 46 亿美元28。英伟达甚至在给投资者的指引里，干脆不再假设任何来自中国的数据中心算力收入27。英伟达 CEO 黄仁勋 2025 年 10 月公开说，出口管制把英伟达在华的 AI 芯片份额“带到了零”——这是他本人的说法，更准确的描述是特定禁售期内的状态，而非全年市场实绩15。

英伟达腾出的真空，国产厂商在填。

四

填真空的主力是华为，但它走得并不轻松，国产替代的故事里既有爬坡也有瓶颈。

华为的昇腾（Ascend）系列是这条供应链的核心。它的 910C 芯片用中芯国际（SMIC）的 7 纳米（N+2）工艺制造，2024 年 9 月良率一度只有约 20%，到 2025 年初提升到约 40%，使整条昇腾产线首次转为盈利，目标是追到行业常规的 60%13。产能也在爬升：据 DigiTimes，华为最新的昇腾 950PR 芯片预计扩产到约 75 万片，并转向一种更兼容 CUDA 的架构；另一家中国芯片厂商寒武纪计划在 2026 年交付约 50 万片人工智能加速器，且大部分实现国内制造14。这些数字单独看未必惊人，但放在“几年前几乎全靠进口”的背景下，趋势是明确的：管制在倒逼一条国产供应链加速成形。

但瓶颈也很真实，而且恰好卡在美国管制最狠的那一刀上——HBM。据半导体分析机构 SemiAnalysis 测算，中芯国际今年有能力为华为生产约 100 万片 910C 和近 50 万片 910B；问题是，这些芯片不会全部变成可用的加速器，因为配套的 HBM 供应不足。该机构判断：若没有更多外购 HBM，华为甚至无法造满 100 万片昇腾芯片12。换句话说，美国 2024 年那条 HBM 管制线，恰恰卡在了华为产能放量的咽喉上。这是管制“有效”的一个具体证据：它没能阻止国产替代启动，却卡住了国产替代放量的速度。

这里需要把华为这条线的处境讲得再具体一点，因为它是判断“管制是否有效”的关键样本。华为面对的不是单一约束，而是一串环环相扣的卡点：制造端依赖中芯国际的 7 纳米工艺，而中芯国际又因为拿不到 EUV、先进 DUV 受限，工艺迭代和良率爬坡都比海外同行慢；内存端被 HBM 管制卡住放量；连这些芯片要兼容的软件生态，也长期被英伟达的 CUDA 占据——华为转向“更兼容 CUDA 的架构”14，本身就说明绕开 CUDA 生态有多难。每一个卡点单独看都不致命，叠在一起却足以让国产替代的速度大打折扣。

国产替代因此呈现出一种拉锯状态——前端设计和制造在突破，后端关键部件被掐住，软件生态还在追赶。这恰恰是这场战争的缩影：没有谁被彻底锁死，也没有谁能彻底松绑。管制真正的作用，或许不在于“能不能挡住”，而在于“能让对方慢多少”——而“慢多少才算赢”，本身就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题。

五

2025 年 1 月 20 日，发生了一件让整个西方科技界重新评估形势的事——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发布了它的 R1 模型。

R1 的发布之所以引发震动，不是因为它超越了所有美国模型，而是因为它以远低于预期的成本，达到了相当接近前沿的水平。其技术报告（发表于 arXiv，后又经同行评审登上《自然》）展示了一个关键方法：用纯强化学习激励大模型的推理能力，无需依赖大量人工标注的推理轨迹；模型在训练中自发“涌现”出自我反思、验证、动态调整策略等高级推理行为；在 AIME 2024 数学竞赛基准上，模型的 pass@1 分数从 15.6% 跃升到 71.0%，配合多数投票更达到 86.7%，逼近 OpenAI 的 o11617。这个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指向一条“少花算力、多用巧劲”的路径：如果推理能力可以靠强化学习“逼”出来，而不必靠海量算力堆出来，那么算力的绝对劣势就有了被部分对冲的可能。它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一个一直被默认的假设：先进人工智能必须依赖海量的、最顶级的芯片，而中国因为被卡脖子，理应在这条路上落后很远。

不过，围绕 DeepSeek 的“低成本神话”很快出现了有力的反证，这一点必须讲清楚，否则容易把象征当成事实。SemiAnalysis 在事后的分析里指出：被广泛传播的约 600 万美元训练成本，只是 V3 模型预训练阶段的 GPU 费用，并不包含研发、基础设施和其他关键开销；该机构估算 DeepSeek 的服务器总资本支出约为 16 亿美元，运营这些集群的成本约 9.44 亿美元，并判断其手握约 5 万张 Hopper 架构 GPU（混合了 H800、H100，以及大量对华特供的 H20）18。这组数字把“几百万美元颠覆 AI”的叙事拉回了地面：DeepSeek 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花小钱办大事”，而在于它证明了在算力受限的条件下，工程和算法效率能把有限的芯片用得更尽。

DeepSeek 引发的市场反应，也很能说明“认知冲击”和“实质判断”之间的落差。R1 发布后的几个交易日里，英伟达股价一度暴跌，市场短暂相信“如果先进 AI 不再需要那么多顶级芯片，那么支撑英伟达估值的逻辑就动摇了”。但这种恐慌很快被更冷静的分析修正：算法效率的提升不会减少对算力的总需求，反而可能因为“用得起的人变多了”而扩大需求——这就是所谓的杰文斯悖论。换句话说，DeepSeek 既没有证明“管制失效”，也没有证明“算力不再重要”，它证明的是一件更微妙的事：在算力受限的边界条件下，工程优化能把效率推到多远。

DeepSeek 这一刻的意义因此可以更准确地表述：它至少在认知层面动摇了“管制能锁死中国人工智能”这个信念。但它并没有让差距消失——按 CSIS 的评估，美国的前沿模型在广泛的行业基准上仍保持着明确的领先，幅度大约是数月或更长19。象征意义和实质差距，需要分开看。把一次产品发布读成“封锁全面破产”，和把它读成“什么都没改变”，都是误读。

六

DeepSeek 引出了这场半导体战最核心的一个争论：管制到底有没有用？

支持管制的逻辑是：限制中国获取最先进的芯片，就能延缓它在人工智能上的进步，为美国争取时间，维持代差优势。中国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尤其是初创企业，确实受到算力的制约——这种制约既来自美国的出口管制，也来自有限的资本19。再加上华为受困于 HBM 供应、SMIC 良率仍在爬坡，从这个角度看，管制起了作用，而且作用点很具体。

质疑管制的逻辑则是：封锁逼出了“自主可控”，反而加速了中国构建独立供应链的进程。当英伟达因为管制而无法正常向中国销售，腾出的市场空间就被华为、寒武纪这样的国产厂商填补——而一旦这些厂商站稳脚跟，即便将来管制放松，中国客户也未必会回头。这种担忧不是抽象的：到 2026 年初，英伟达那些经美国批准、本可以卖给中国的芯片仍迟迟卖不出去，它公开担心本土竞争对手可能趁机彻底接管市场29。中国政府一面推动数据中心优先采用国产芯片，一面据报让企业停止订购英伟达产品，进一步把英伟达挤出局10。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中间立场值得提出来：管制的效果，可能高度取决于“时间窗口”。在短期（一两年）尺度上，封锁几乎肯定有效——它真实地拖慢了中国先进算力的获取，制造出 HBM、EUV、良率这些具体瓶颈。但在中长期（五到十年）尺度上，效果会被国产替代的累积进展不断侵蚀。问题在于，美国押注的究竟是哪个时间窗口？如果它赌的是“在中国实现自给之前，先用算力优势把 AI 推进到某个决定性的领先身位”，那么管制就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争分夺秒；如果它赌的是“长期把中国锁在二流算力水平”，那么国产替代的趋势正在让这个赌注变得越来越不划算。

这是一个尚无定论的争论。管制既延缓了对手，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更独立的对手。两种效果同时存在，哪一种最终占上风，不取决于谁的逻辑更漂亮，而取决于时间窗口怎么走。

七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半导体战也带着第一章说的“镜像”特征。

美国用芯片管制掐中国，中国并非只能被动防守。它手里有对称的工具——稀土和关键矿产。先进芯片的制造和许多高科技产品，离不开中国主导的稀土供应。于是形成了一种局面：美国卡中国的算力上游（芯片），中国卡美国的制造业上游（稀土）。这种“相互上游卡脖子”，是下一章的主题，这里先点出它和半导体战的对称关系32。

镜像还体现在另一个层面：规模的投入。据 CSIS，美国的几家超大规模科技公司计划仅在 2026 这一年就总共投入约 6500 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19。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代表了美国押注算力优势的决心。而中国则把同样的决心投向“自主可控”，用举国体制推动国产芯片和数据中心。双方都在用各自最擅长的方式，把资源砸向同一个未来——只是投法不同：美国靠的是几家市值数万亿美元的私营巨头各自下注、互相竞赛，资本和算力由市场配置；中国靠的是国家意志统一调度，把分散的需求拧成对国产供应链的集中采购。这两种投入方式本身就是第一条暗线“决策不对称”的又一次显影：同样是砸钱，一边是三角里的分布式下注，一边是金字塔里的集中投放。

还有第三个镜像，常被忽略，那就是人才。据 Eric Schmidt 创办的“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研判，中国持续投入培养和招募 AI 人才，并公开以约三倍于西方的薪资招揽技术人员；该机构判断，中国 AI 研究者和工程师的数量可能很快超过美国24。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巨头也在赴美猎取 AI 和半导体人才25。

人才这条镜像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它和前两条的方向恰好相反。芯片和资本上，美国占着上游、握着主动；但在人才储备的纵深上，天平未必朝美国倾斜。美国的传统优势在于“吸引全球顶尖人才”——长期以来，包括大量中国出身的研究者，正是美国 AI 实力的重要构成。可一旦签证政策收紧、China Initiative 式的执法制造寒蝉效应（这是第九章的主题），这个优势就可能被自己削弱。中国则在用规模和薪资两手并进，既扩大本土培养，又反向到美国挖人。算力的竞争，归根到底也是造算力、用算力的人的竞争——而在这个维度上，谁更有优势远未有定论。这里需要说明，SCSP 是美方智库，“中国或将反超”是它的研判，而非已被坐实的事实；引用它，是为了呈现美方自己对这条战线的焦虑，而非断言结论。

八

立法这一端，美国国会也没闲着——而且它的存在，正是中国体制里找不到对应物的那个独立变量。

第三章提过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在半导体领域，这个委员会推动了一项“芯片安全法案”（Chip Security Act），目标是堵住一个管制的漏洞——走私。再严密的出口管制，也挡不住先进芯片通过第三国转口、伪报用途等方式流入中国22。这项法案的核心机制相当具体：要求高端 AI 芯片具备在出口前核验自身位置的能力，并授权商务部核查出口芯片的位置与所有权，以阻止走私2021。法案最初于 2025 年 5 月提出，直接动因正是特别委员会关于 DeepSeek 使用了受限英伟达芯片的报告20。

走私的现实有多严峻，可以从执法层面看。2025 年 11 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三名中国公民，指控其将高科技芯片经泰国和马来西亚转运至中国——这种经第三国掩盖最终目的地的“转口”模式，恰恰暴露了现有管制在物理执行层的失效，而这正是“位置核验”想要填补的缺口23。这件事点出了出口管制最根本的执行难题：规则写在纸上是一回事，芯片是一种小、贵、易携带的商品，一旦离开美国关境，它去了哪里、被装进了谁的服务器，监管者几乎无从追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中东这些转口节点，构成了一张让管制漏气的灰色网络。“芯片安全法案”想用技术手段——让芯片自己“报告位置”——来堵这个洞，但这又引出新的争议：强制芯片内置追踪能力，会不会反过来削弱美国芯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把客户推向不带“后门”的替代品？这正是产业界游说反对部分立法的理由之一。管制的每一处加固，都要在“更严密”和“更伤己”之间重新算一笔账。

但立法这条线也不是铁板一块，这恰恰展示了三角结构的复杂。同样在 2025 年底，另一项更激进的“GAIN AI 法案”——要求美国芯片厂商优先满足国内买家、再向海外销售——在黄仁勋直接游说总统和关键议员后，被从年度国防立法中拿掉21。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选择了一条更具交易色彩的路径：以企业上缴对华销售约 15% 营收为条件，向英伟达发放 H20 出口许可，并在 2025 年底拟将更先进的 H200 抽成比例提高到 25%——这种“营收抽成换许可”的做法本身就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合法性争议30。

这件事再次展示了三角结构的运作：行政当局通过 BIS 设定管制规则，国会通过立法去封堵规则的漏洞，产业则通过游说在两者之间寻找缝隙，三条线彼此拉扯。把这个画面和中国那一侧对照，本书第一条暗线就显出来了：在中国，半导体自主是一个自上而下、各部门归口执行的国家工程，方向由顶层定下，企业是被组织进来的力量；而在美国，同一个目标却被拆解成行政、立法、产业三股各有诉求的力量，它们时而合力、时而互相掣肘。国会想把管制收得更紧（芯片安全法案、GAIN 法案），行政当局却为了换取贸易筹码、或为了让本国企业不至于把市场拱手让人，选择更有弹性的做法（营收抽成式许可、暂停附属公司规则）。

这种内部张力既是美国的弱点，也是它的特点。弱点在于：管制政策会因为政治博弈而摇摆，企业利益能在关键时刻把刀刃磨钝——黄仁勋成功游说撤下 GAIN 法案，就是一个具体例证21。特点在于：正因为有国会这个独立变量，美国的对华强硬有了一个不随单届政府意志转移的“底盘”——即便行政当局想缓和，两党共识也会把管制的底线托住。它也说明，半导体战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行政、立法、产业、执法的全政府工程——而且这个工程内部本身就充满张力。

九

把这一章的几条线索收一收，半导体战呈现出几个特征。

第一，它是这场竞争里最接近“零和”的领域。关税还可以谈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税率，但算力优势的争夺，本质上更接近此消彼长——谁掌握了最先进的芯片和最强的模型，谁就握有定义下个时代的钥匙。

第二，它最清楚地暴露了管制的两难。封锁能争取时间，但也能催生独立。美国必须在“延缓对手”和“逼出对手”之间走钢丝，而这条钢丝没有现成的平衡点。门槛式管制注定要反复加码，而每一次加码，都在给国产替代多添一份动机。

第三，它和“休战”的关系最微妙。前一章说过，那条“附属公司规则”在 2025 年 11 月的贸易框架里只是暂停而非取消，自 11 月 10 日起暂停一年、约定 2026 年 11 月恢复531。白宫的官方表述把这次缓和包装成一份“达成协议”的成果，中方则同步暂停了稀土等反制措施46。但暂停不是拆除。这意味着，半导体管制是整个休战框架里最不可能真正松动的部分——因为它关乎的不是当下的贸易平衡，而是未来的技术主导权。在这件事上，双方都输不起。

十

最后，回到那个贯穿全章的问题：卡住算力，卡得住吗？

短期看，卡得住。中国的前沿人工智能仍然受制于算力和资本，华为受困于 HBM 供应，SMIC 良率仍在追赶，美国仍然保持着代差优势1912。

但长期看，答案越来越不确定。国产芯片的份额从约 5% 的对立面一路涨到 41%，英伟达在华份额从 95% 跌到 55% 再到禁售期的“归零”1015；DeepSeek 证明了效率可以部分弥补算力，华为和寒武纪的产能在爬坡14。封锁创造了一个被迫加速的对手，而这个对手一旦在某些环节实现自给，封锁的边际效果就会递减。

这正是半导体战最深的悖论：它是美国对华竞争中最锋利的工具，却也可能是最容易钝化的工具。锋利，因为它直击中国最依赖外部的环节——HBM、EUV、最高端的制造设备；容易钝化，因为它同时为中国提供了最强的国产替代动机，把一个本来分散的市场，整合成一条被国家意志推着走的供应链。

把这个悖论放进全书的框架里，它其实是两条暗线的交汇点。一条是“不对称”：面对同一个封锁，中国能以金字塔式的体制把全国资源拧成一股绳投向自主可控，而美国的管制却要在行政、立法、产业的拉扯中反复调校、随时可能因为企业利益或贸易交易而松动。另一条是“镜像”：芯片管制对稀土管制、算力投入对举国体制、抢人对培养人——每一招都有对称的反制，没有哪一方能在不挨打的情况下出拳。半导体战之所以是这场竞争里最具标本意义的一章，正因为它把这两条暗线展示得最清楚：结构决定了双方各自能打出什么牌，而每张牌又都召唤出对面一张对称的牌。

下一章，我们转向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中国手里那把对称的刀：稀土与关键矿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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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vidia’s China AI Chip Market Share Fell From 95% to 55% — Activated Thinker / Medium, 2026-04（份额从约 95% 跌至约 55%；线索已对照 SemiAnalysis 与 Tom’s 数据）。链接 →（访问 2026-06）

12. Huawei Ascend Production Ramp: Die Banks, TSMC Continued Production, HBM is The Bottleneck — SemiAnalysis（约 100 万片 910C / 近 50 万片 910B 产能，HBM 为放量瓶颈）。链接 →（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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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Nvidia’s set to regain some China access. But it still faces eroding AI chip market share — CNBC, 2025-08-04（黄仁勋本人称在华份额“归零”，指禁售期状态）。链接 →（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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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eepSeek Debates: Chinese Leadership On Cost, True Training Cost, Closed Model Margin Impacts — SemiAnalysis, 2025-02（$6M 仅为 V3 预训练 GPU 成本；总 CapEx 约 16 亿美元；约 5 万张 Hopper GPU）。链接 →（访问 2026-06）

19. DeepSeek, Huawei, Export Controls, and the Future of the U.S.-China AI Race — CSIS（美前沿领先数月+、中国实验室算力+资本双重制约、美超大规模厂商 2026 年约 6500 亿美元投入）。链接 →（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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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ongress Wants A Tracker On Every Advanced AI Chip US Exports — The Cyber Express（位置核验机制；GAIN AI 法案在游说后被撤）。链接 →（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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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Advances Chip Security Act Amid AI-Export Scandal — Prism News（2025-11 DOJ 起诉三名中国公民经泰国/马来转运走私；管制物理执行层失效）。链接 →（访问 2026-06）

24. Talent — Memos to the President — 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 (SCSP)（美方智库研判：中国以约三倍薪资招揽 AI 人才，研究者数量或将超美）。链接 →（访问 2026-06）

25. China’s tech giants pursue AI, semiconductor talent in US as competition intensifies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中国科技巨头赴美争夺 AI/半导体人才）。链接 →（访问 2026-06）

26. Nvidia takes $5.5 billion hit as Trump tightens export restrictions in China trade war — CNN Business, 2025-04-16（2025-04-09 H20 出口需许可；FY26 Q1 计提约 45–55 亿美元）。链接 →（访问 2026-06）

27. NVIDIA Q4 FY2026 CFO Commentary (Form 8-K) — SEC（指引不计入任何来自中国的数据中心算力收入；2026-02 起仅获许可向特定客户出货少量 H200 且尚未产生收入）。链接 →（访问 2026-06）

28. NVIDIA Q1 FY2027 CFO Commentary (Form 8-K) — SEC（FY27 Q1 无对华 Hopper 数据中心出货，对比 FY26 Q1 的 46 亿美元）。链接 →（访问 2026-06）

29. Nvidia still hasn’t sold its U.S.-approved China AI chips — CNBC, 2026-02-26（获批芯片仍卖不动；担忧本土对手趁机接管市场）。链接 →（访问 2026-06）

30. Trump’s Illegal AI Chip Export Controls, and Who Can Challenge Them — Lawfare（以上缴约 15% 对华销售营收为条件发放 H20 许可，2025-12 拟对 H200 升至 25%；合法性争议）。链接 →（访问 2026-06）

31.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ach Trade Agreement: Takeaways for Export and Supply Chain Controls — Morrison Foerster, 2025-11（附属公司规则为暂停而非取消，约定 2026-11 恢复）。链接 →（访问 2026-06）

32. Rare Earth Export Restrictions One Year Later — CSIS（稀土/关键矿产构成对称卡点，下一章主题）。链接 →（访问 2026-06）

反向的咽喉：稀土与关键矿产

一

上一章结尾说，中国手里有一把对称的刀。这把刀就是稀土。

稀土是一组共 17 种金属元素的统称，再加上镓、锗、锑、石墨等一批关键矿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用量不大，但不可替代。从智能手机到电动车，从风力发电机到精确制导武器，从半导体到隐形战机，几乎所有高科技和国防产品的底层，都离不开这些材料。它们不像芯片那样站在产业链的最高端，却站在产业链的最底层——而底层一旦被卡，上面的一切都会受影响。

要理解这种依赖有多深，看一组美国政府自己的数字。按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25 年的统计，2024 年全球稀土矿山产量约 39 万吨稀土氧化物当量，中国一国的探明储量约 4400 万吨，居全球之首；而美国 2024 年只产出约 4.5 万吨稀土精矿，价值约 2.6 亿美元——这是矿石，还不是可用材料5。储量可以在别处找到，矿也可以在别处开，真正的瓶颈在加工。中国精炼了全球约 90% 的稀土5。

国际能源署（IEA）2025 年的《全球关键矿产展望》把这种集中度说得更彻底：在它分析的 20 种矿物里，中国是其中 19 种的主导精炼国，平均份额约 70%；对镓、石墨、锰和稀土这几种，单是中国一家就占了全球精炼供应的九成以上6。更值得注意的是趋势——不是分散，而是越来越集中。前三大精炼国的合计份额从 2020 年的约 82% 升到了 2024 年的 86%6。换句话说，过去几年全世界一边喊着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一边实际上更依赖了。这就是中国这把刀的锋利之处：它锋利，且在变得更锋利。

二

中国是怎么把这种产业优势，变成战略工具的？

答案是出口管制。和美国用半导体管制掐中国一样，中国用稀土管制掐美国，手法高度对称——而且它的时间节点，几乎每一次都精确地咬在美方动作之后。

最清楚的一次镜像发生在 2024 年末。12 月 2 日，美国宣布对华新一轮芯片和半导体设备管制；第二天，12 月 3 日，中国商务部就发布公告，禁止向美国出口镓、锗、锑和超硬材料，并加严对石墨的出口审查2。这不是巧合。镓和锗的管制其实更早就埋下伏笔——早在 2023 年 7 月，中国就已对这两种元素实施出口许可，要求买家提交最终用户和用途说明，等待审批，但当时并未全面禁运4。一年多时间里，中国把一套“先建许可制、再按需收紧”的工具箱搭了起来，到 2024 年底直接对美国关上了门。

真正的高潮在 2025 年 10 月 9 日。这一天，中国商务部发布第 61 号公告，把含镝、铽、钐、钆、镥、钪、钇等 13 种关键稀土元素的物项、相关磁体和技术统统纳入管制1。这份公告最具突破性的地方，是第一次行使“域外管辖”——只要境外产品中受控稀土的价值占比不低于 0.1%，哪怕这件产品从一个境外国家卖到另一个境外国家，也要向中国申请许可1。这套规则的设计逻辑，和美国出口管制里那条让中国深恶痛绝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如出一辙：把管辖权延伸到自己国境之外，去管别人之间的交易。中国用美国的逻辑，反过来罩住了美国。

几乎同时，中国还把锂电池和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也纳入了管制25。这意味着管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稀土，而是横向铺到了电动车和储能产业链的腹地。

值得拆开看的是这套工具的“梯度设计”。它不是一刀切的禁运，而是一套可以分级加压的旋钮：第一档是许可制——你想买，先报最终用户和用途，等审批，这本身就制造了不确定性和拖延；第二档是按国别区别对待——同样的材料，对一般国家发许可，对特定对象收紧；第三档才是对美直接禁运；最高一档是域外管辖，把别人之间的交易也纳入审查。镓和锗从 2023 年的许可制，到 2024 年底的对美禁运，走的正是这条梯度。这种设计的好处是进退自如：可以精确地施加恰好够用的痛感，又随时保留谈判时松手的空间。它和美国出口管制里“实体清单—临时清单—通用许可—豁免”的多档结构，几乎是同一种治理思路的镜像。

三

中国怎么解释这一切？这一点必须如实呈现，因为它是理解这把刀的另一半。

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的官方表述，这些管制是中国政府“依法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正当行动”，依据是《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经国务院批准；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包括防扩散在内的国际义务”3。中方反复强调一个关键区分：这是出口管制，不是出口禁令；合规的民用申请仍然可以获批3。中方还给出了一个具体理由——有境外组织和个人把源自中国的受控稀土，直接或经加工后转用于军事等敏感领域，“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潜在威胁”3。

这是中方的叙事，读者应当把它当作一方的官方主张来看，而不是中立的事实判断。但它同时揭示了一个真实的对称：美国用“国家安全”为芯片管制辩护，中国用同样的“国家安全”为稀土管制辩护。两边都援引防扩散，两边都说自己不是要打贸易战、而是要堵住军事用途的漏洞。当两个大国都把出口管制包装成防御性的国安工具时，这套话语本身就变成了竞争的一部分。

而管制的协调速度，背后是第二章那座金字塔的执行力——“几天出组合拳、谈判后再几天收回”的能力，恰恰来自一个能让党政军国安多口令行禁止的决策结构。

四

面对这把刀，美国的应对分两条路。第一条叫“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这个词不是特朗普政府发明的，而是前财政部长耶伦在 2022 年提出的概念。它的定义是：把供应链限制在价值观和规范一致的盟友与伙伴之间，以稀释对单一来源的依赖；而耶伦点名的那个“单一来源”，正是关键矿产上“过度集中于中国”的局面——疫情和俄乌战争已经暴露了这种过度依赖的危险14。拜登政府据此发起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把澳、加、日、韩、印、英、法、德等 14 国加上欧盟拉到一起，协调对关键矿产项目的金融和外交支持15。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没有推翻这条路，反而加速了它。

2025 年这条路上动作最密集。10 月 20 日，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份《关键矿产与稀土供应保障框架》——这是白宫官方文件，措辞是“非约束性的共同政策框架”。核心内容是：两国各自承诺在六个月内提供至少 10 亿美元投资，撬动一条总额 85 亿美元的优先项目管线；动用美方的产业需求与储备基础设施、以及澳方的“关键矿产战略储备”；通过担保、贷款、股权、承购协议、保险和监管便利化来动员公私资本，还专门写入了投资稀土回收技术11。

澳大利亚只是枢纽之一。配套的金融机器是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2025 至 2026 年间，DFC 出资 6 亿美元加入一个 18 亿美元的“猎户座关键矿产联合体”，另对莫桑比克的石墨项目提供 1.5 亿美元贷款、对巴西的稀土矿提供 5.65 亿美元贷款16。这是一张正在快速铺开的全球地图，目标只有一个：在中国之外，拼出一条可用的供应链。

但友岸外包也有它结构性的难处，这一点必须诚实呈现。第一，“友岸”国家大多只有矿，没有加工——澳大利亚有矿，但把矿石分离成单一稀土氧化物、再做成磁体的能力，全球仍然主要在中国。把开采分散到盟友，并不能解决最难的加工环节。第二，盟友也是中国管制的间接受害者，未必能心无旁骛地配合美国——后面会讲到，日本和韩国的电池负极材料九成靠中国，它们一边要跟美国搞友岸外包，一边又怕得罪那个供应它们石墨的中国。第三，价格。中国稀土便宜，是几十年产业积累和环境成本外部化的结果；盟友的新产能成本更高，没有政府的地板价和承购托底，根本竞争不过中国的廉价货——这正是为什么美澳框架里要专门写入价格支持和承购安排11。友岸外包不是签几份协议就能成的，它是一项要靠持续补贴和政治意志硬撑的长期工程。

五

第二条路是把供应链往本土拉，也就是“回流”（reshoring）。这条路上最标志性的案例，是 MP 材料公司（MP Materials）——它运营着美国唯一具规模的稀土矿。

2025 年 7 月，美国国防部和 MP 材料做了一笔在美国产业政策史上都不多见的交易。按 MP 自己的披露：国防部认购 4 亿美元的可转换优先股，外加认股权证，合计约占公司 15% 股权，使国防部成为最大股东；签订一份为期 10 年的协议，对 MP 的钕镨（NdPr）产品设定每公斤 110 美元的价格下限；并承诺在新的“10X”磁体工厂建成后，10 年内包销其全部磁体产量12。这笔交易于 2025 年 7 月 11 日交割，转换价定在每股 30.03 美元——这些细节都写进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 8-K 文件13。

政府入股、保底价格、包销产品——这三件事放在一起，几乎是产业政策的教科书操作，和美国一贯标榜的自由市场原则有相当距离。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在拆解这笔交易时指出，它本质上是一套横跨十年的组合工具：可转换股权、认股权证、贷款、地板价、承购，目标是让国防部在 2027 年前建成一条完整的、能满足全部国防需求的“从矿到磁体”供应链20。

支撑这种大手笔的，是一整套被重新激活的法律工具。2025 年 3 月 20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把《国防生产法》第 303 条的授权下放给国防部长，用来加速关键材料供应、加快联邦土地上的采矿审批、并动用 DFC 融资；这份行政令还把“矿物”的定义扩大到铜、铀、金、钾盐9。一个月后，4 月，政府又启动了对进口加工关键矿产及其衍生品的“232 国家安全调查”，为日后可能的关税铺路10。

回流不只靠补贴，还靠规则。早在《通胀削减法案》（IRA）里，美国就用税收工具划了一道排华的线：清洁车税收抵免要求电池中关键矿产的相当比例来自美国或与美国签有自贸协定的伙伴——2025 年这一比例要求达 60%，到 2027 年升至 80%；更关键的是，从 2025 年起，凡含“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明确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提取、加工或回收的关键矿产，一律不得享受抵免17。国会研究服务局（CRS）的分析指出，FEOC 的定义不仅覆盖中国本土企业，连中国企业在第三国的合资、授权安排都可能被认定为受关注实体18。这条规则反过来又强化了友岸外包的诱因——比如 2023 年的美日关键矿产协定，正是为了让日本来源符合 IRA 里“自贸协定伙伴”的门槛而签的19。

不过，规则能划线，未必能马上变出产能。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就提醒，IRA 是一次“押注”——它用税收激励押注于盟友和本土的矿产链能在几年内长起来，但对中国在精炼端的主导，短期内实际撼动有限；税收抵免改变的是需求侧的偏好，而真正卡住瓶颈的供给侧（重稀土加工、电池级石墨）并不会因为一项税收条款就凭空出现30。这就引出了美国所有努力都绕不开的那堵墙——时间。

六

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撞上同一堵墙：时间。

建一条稀土供应链，比建一条芯片供应链更慢。矿要勘探、要审批、要开采；加工厂要设计、要建设、要调试；而最难的重稀土加工，技术门槛极高，恰恰是中国垄断最深的环节。CSIS 的评估说得很直白：从零建起一条“从矿到磁体”的产能，“以年计而非以月计”，需要强政治意志、大量资本和盟友间的协调21。

具体到产能，差距大得触目。CSIS 的数据显示，MP 材料在 2025 年预计只能产出约 1000 吨钕铁硼磁体——而中国早在 2018 年就已生产 138000 吨，MP 的产量不到中国的 1%；即便有国防部加持，MP 也要花十年才计划把磁体年产能从 1000 吨扩到 10000 吨21。盟友项目的时间表同样漫长：沙特的稀土矿预计 2025 年开建、2028 年中才投产；澳大利亚 Iluka 公司的 Eneabba 精炼厂靠 12.5 亿澳元政府贷款支撑，也要到次年才开始运营22。各方的评估都指向同一个时间差：未来三到五年里，美国预计仍将在大部分稀土和磁体上依赖中国28。

这个时间差，正是中国战略优势的核心。它不需要稀土优势永远存在，只需要它在未来几年里仍然存在——而这几年，恰好是中美竞争最吃紧的几年。IEA 甚至预测，到 2035 年，中国仍将供应全球约 80% 的电池级石墨和稀土6。这意味着“摆脱依赖”不是一个三五年能完成的工程，而可能是一个跨越十年的长征。

把这个时间差和上一章的芯片对照，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不对称。在半导体上，时间是站在中国一边的难题——中国要追赶美国的代差，需要时间，而美国可以用管制去延缓中国的追赶。在稀土上，时间却成了美国的难题——美国要补上加工能力的缺口，需要时间，而中国可以用管制去延缓美国的独立。两个领域里，处于追赶位置的一方都在和时间赛跑，处于领先位置的一方都在用出口管制去争取时间。这就是“工具镜像”在时间维度上的投影：同一种逻辑，只是攻守易位。

更微妙的是，时间差还制造了一种“反向激励”的悖论。中国越是收紧稀土，美国就越有动力下血本去建自己的供应链——国防部入股 MP 材料、白宫动用 DPA、DFC 全球放贷，这些动作很大程度上是被 2024 至 2025 年的管制逼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每用一次这把刀，都在加速削弱这把刀未来的锋利度。这正是所有“卡脖子”工具共同的两难：封锁短期有效，却可能在长期催熟对手的独立。中国清楚这一点，所以它的管制总是“点到为止、谈判即收”——既要让美国疼，又不想把美国彻底逼上自给自足的不归路。

七

为什么这个时间差对美国如此致命？因为受影响的不只是民用产业，还有国防工业的命门。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4 年 9 月的一份报告（GAO-24-107176）把这种依赖摊开来看：国防部在雷达、制导系统、精确制导弹药、激光、卫星、夜视设备里都要用稀土；具体到武器，战斧巡航导弹、捕食者无人机、JDAM 系列制导炸弹的磁体里都有稀土；而一架 F-35 隐形战机，按国防部口径含有约 920 磅稀土材料23。（关于 F-35 的具体含量，不同来源口径不一，有 23 公斤、418 公斤等估算，本章采用 GAO 引述的国防部数字，并说明这一差异。）

GAO 还点出了一个让国防部很难受的事实：国防部对稀土市场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它自估全部稀土需求还不到全球需求的 0.1%23。也就是说，五角大楼虽然把稀土视为国家安全问题，但它在这个市场里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买家，无法靠采购量去左右供给。这正是为什么国防部要绕开市场、直接下场入股 MP 材料——单靠市场需求的拉动，在合理时间内建不起一条独立于中国的国防供应链。

镓和锗的故事则提供了另一个侧面。这两种元素是半导体、雷达和光纤的关键材料，2024 年底被对美禁运后，美国本土几乎没有商业化的初级生产能力。镓锗的卡脖子和 F-35 的稀土依赖，指向同一个结论：在最尖端的国防系统里，美国的底层材料供应高度暴露在中国的政策开关之下。

这种暴露之所以特别难解，是因为国防需求有它独特的“小而硬”的特征。一方面，军用稀土的绝对量很小——国防部自估全部需求不到全球的 0.1%，这意味着它没法靠规模去吸引供应商建产能23。另一方面，军用稀土对纯度、可靠性和供应链可追溯性的要求极高，不能像民用一样随便从灰色渠道凑货。“需求小”和“标准高”这两个特征叠在一起，恰恰是市场最不愿意主动投资的那种领域——量太小不划算，标准太高门槛又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解决方案必须是国家直接下场：只有政府愿意用十年地板价和百分百承购去消化市场不愿承担的风险，一条军用级的本土稀土链才可能从图纸变成现实20。从这个角度看，国防部入股 MP 材料不是个孤立的产业政策实验，而是美国对“市场无法独自解决国家安全级供应链”这一现实的承认。

八

把稀土和上一章的半导体并排看，“镜像”这条暗线就完整了。

美国在芯片上卡中国的上游，中国在稀土上卡美国的上游。两者结构完全对称：都瞄准对方最依赖外部的环节，都用出口管制作为工具，都自称是防御性的国家安全措施，都引发对方“自主可控/友岸外包”式的反制，也都面临“封锁是否反而加速对手独立”的两难。

但两者有一个关键的不对称。半导体的最高端，中国还在追赶，美国握有代差；而重稀土加工的最高端，是中国握有近乎垄断，美国还在追赶。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对称的咽喉上，双方各自卡着对方的一只手。这种“互卡”的格局，让任何一方都很难真正赢得彻底——你能掐住对方，对方也能掐住你28。

正是这种互卡，让有学者提出一个反直觉的判断：中美在稀土上的相互依赖，某种程度上反而稳定了全球供应链——因为双方都清楚，把对方逼到绝境，自己也会受反噬29。这是一种“恐怖平衡”式的逻辑，类似核威慑里的相互确保摧毁。但要强调，这只是部分学者的研判，不是定论；2025 年的几轮交锋说明，这种平衡相当脆弱，一方完全可以选择短期内捅破它，逼对方上谈判桌。

石墨是这种连带效应最典型的例子。中国精炼了全球九成以上的石墨，而石墨占电动车电池约 30%、超过 95% 的电池负极都靠它；韩国约 93% 的负极材料、日本约 90% 的石墨都来自中国24。这意味着中国一旦对石墨动手，受伤的不只是美国，还有韩国、日本这些美国的盟友——中国的反制工具，天然带有撕裂美国盟友体系的副作用。

这一点和芯片管制又构成镜像。美国的芯片管制要拉上荷兰、日本一起对中国设限，靠的是盟友的协同；而盟友的协同是有摩擦的，因为荷兰的阿斯麦、日本的设备商都有自己的商业利益。中国的稀土石墨管制则反过来——它不需要拉盟友，它只要收紧供给，就能让美国的盟友们各自感到疼痛，从而在“要不要继续紧跟美国”这件事上产生迟疑。一边是“组织盟友很难”，一边是“瓦解盟友很省力”，这是两种工具在政治效应上的深层不对称。中国手里的咽喉，不只能掐美国，还能顺手撬动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缝隙。

九

这场交锋的最新一幕，是 2025 年 10 月底的釜山峰会。

按白宫的官方说法：会后美国暂停实施其“50% 穿透/所有权规则”一年，中国则暂停 10 月 9 日宣布的那套稀土管制一年、并承诺完善实施方案；作为配套，中国恢复大规模采购美国大豆，双方还把芬太尼、TikTok 等问题一并打包处理26。在稀土上，中国对镓、锗、锑、石墨发放了通用许可，实际上撤销了部分自 2023 年以来的限制。

这个“宣布扩大管制、再在谈判后收回”的动作，和上一章中国在稀土上“几天出组合拳、几天收回”的协调能力是一回事——它背后是那座金字塔的执行力。但从法律视角看，这次休战拆掉的东西非常有限。律所的分析指出：双方暂停的只是最新一轮、最具威胁性的措施，而结构性的工具——美国实体清单上的 50% 附属公司规则、中国域外管辖的稀土管制框架——只是“暂停”，没有“废除”27。一年的期限到了之后，任何一方都可以重新按下开关。

这就是这条暗线的核心：稀土的松绑是临时的，就像半导体管制的暂停是临时的。结构上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威慑并未改变，改变的只是当下的气氛。

更进一步看，这次休战的“对称结构”本身就值得玩味。美国暂停的是 50% 穿透规则——这是它用来扩大芯片管制覆盖面的工具；中国暂停的是稀土管制——这是它用来反制的工具。双方各自把手里那把刀收回了刀鞘，但都没有把刀扔掉。这种“以暂停换暂停”的交易，恰恰证明了第一章那个判断：竞争已经走到了相互威慑的阶段，谁也无法单方面让对方缴械，只能用对等的克制去换取对等的克制。釜山的“12 分满分”气氛是真的，但它建立在一个谁都心知肚明的前提上——一年之后，刀还在，开关还在手边。这与其说是和解，不如说是一次为期一年的、可随时撕毁的停火协议。

十

关键矿产的故事，还揭示了竞争的一个更大趋势：它的范围在不断扩展。

2025 年 11 月，美国内政部和地质调查局公布了最终版的关键矿产清单。它在 2022 年版 50 种的基础上，新增了硼、铜、铅、冶金煤、磷酸盐、钾盐、铼、硅、银、铀共 10 种，使总数达到 60 种——而此前的草案版本是 54 种7。清单越列越长，说明“什么算关键”的定义在膨胀：铜、硅、钾盐这些原本属于纯商业范畴的材料，如今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安全的视野8。

这种膨胀本身就是竞争的产物。当两个大国把彼此视为系统性对手，安全的边界就会不断外扩。稀土只是这个进程里最早、最典型的例子，未来还会有更多原本普通的材料被卷进来。而清单一旦变长，对应的政策工具——DPA 授权、232 调查、DFC 融资、FEOC 排除——也会跟着覆盖更广的范围。安全化是一条单行道，材料一旦被贴上“战略”标签，就很难再被摘下来。

这种安全化的扩散，同样是双向的、镜像的。美国把铜、硅、钾盐写进关键矿产清单的同时，中国也在不断扩充自己的管制目录——从稀土到镓锗锑，从石墨到锂电池负极，再到相关的开采、冶炼、磁体制造技术本身。双方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越来越多的产业环节从“普通商品”重新定义为“国家安全资产”。这个过程没有自然的终点，因为只要竞争还在，“什么算关键”的答案就会随着对手的动作不断更新。结果是一种缓慢但持续的“经济泛安全化”——原本由价格和效率决定的全球分工，越来越多地被国家安全的逻辑改写。稀土的故事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本身的战略价值，更因为它是这套逻辑最早展开、也最完整展开的样本。

十一

收尾时，把稀土这一章放回全书的脉络。

它和半导体一章构成了“工具镜像”最清晰的一组对照：两把对称的刀，各卡对方的咽喉。它和关税一章共享同一条“休战脆弱”的暗线：稀土的松绑是临时的，结构上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威慑并未改变。它还和后面关于金融、多边场域的章节相连——稀土只是“关键依赖”这个大主题的一个切面，而 DFC、MSP 这些工具，本身就是美国试图用盟友网络去填补供应缺口的努力，和后面“谁的秩序”那一章里的逻辑遥相呼应。

最根本的，它印证了第一章的判断：中美竞争已经是体量相当的对手之间的双向博弈。美国不再能单方面围堵，中国也不再只能被动承受。每一次施压，都会在对称的位置上激起反制——美国 12 月 2 日动芯片，中国 12 月 3 日动镓锗锑。这种“你来我往、互卡咽喉”的节奏，让任何一方都难以速胜，也让“脱钩”变成一个比口号复杂得多的工程。稀土，就是这种对称性最锋利的证明。

下一章，我们离开经济和技术的领域，走进风险最高、也最敏感的那个场域——台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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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nistry of Commerce Notice 2024 No. 46: Strengthening Controls on Exports of Relevant Dual-Use Items to the United States — CSET 官方译本（2024-12-03 对美禁运镓锗锑超硬材料、加严石墨）（访问 2026-06）。链接 →

3. MOFCOM Spokesperson’s Remarks on China’s Recent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and Measures — 中国政府网（中方官方表述：依法、非禁令、为国安与防扩散）（访问 2026-06）。链接 →

4. Announcemen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port Control of Items Related to Gallium and Germanium（2023-07-03 公告原文）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Policies Database（访问 2026-06）。链接 →

5.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 Rare Earths（PDF） — U.S. Geological Survey（2024全球产量约39万吨REO；中国储量约4400万吨；美国产约4.5万吨；中国精炼约90%）（访问 2026-06）。链接 →

6. Global Critical Minerals Outlook 2025 — Executive Summary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20种矿物中19种中国主导精炼，均值约70%；镓/石墨/锰/稀土>90%；2035年稀土与电池级石墨约80%）（访问 2026-06）。链接 →

7. Final 2025 List of Critical Minerals —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 USGS, Federal Register（2022版50种+新增10种=60种；草案54种）（访问 2026-06）。链接 →

8. About the 2025 List of Critical Minerals — U.S. Geological Survey（清单方法、铜/硅/钾盐纳入战略视野）（访问 2026-06）。链接 →

9. Executive Order: Immediate Measures to Increase American Mineral Production（2025-03-20） — The White House（DPA第303条下放国防部长；加快审批；DFC融资；矿物定义扩至铜铀金钾盐）（访问 2026-06）。链接 →

10.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Through Section 232 Actions on Processed Critical Minerals and Derivative Products（2025-04） — The White House（启动232国安调查）（访问 2026-06）。链接 →

11. United States–Australia Framework For Securing of Supply in the Mining and Processing of Critical Minerals and Rare Earths（2025-10-20） — The White House（各承诺≥10亿美元、撬动85亿美元管线；储备/承购/股权/回收）（访问 2026-06）。链接 →

12. MP Materials Announces Transformation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with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2025-07-10 新闻稿） — MP Materials（DoD 4亿美元优先股+认股权证约15%股权；NdPr 110美元/公斤地板价；磁体100%承购）（访问 2026-06）。链接 →

13. MP Materials Form 8-K —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EDGAR（2025-07-11 交割；转换价/行权价30.03美元）（访问 2026-06）。链接 →

14.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Economic Approach Toward the Indo-Pacific（friend-shoring 概念与关键矿产） —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访问 2026-06）。链接 →

15. 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 U.S. Department of State（14国+欧盟；催化公私投资；MSP Finance Network）（访问 2026-06）。链接 →

16. DFC Joins $1.8 Billion Consortium to Secure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Chains（Orion CMC；另莫桑比克石墨、巴西稀土贷款） —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访问 2026-06）。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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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Unpacking the DoD and MP Materials Critical Minerals Partnership —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交易性质=产业政策；DoD 2027“矿到磁体”目标）（访问 2026-06）。链接 →

21. Rare Earth Export Restrictions One Year Later（PDF）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MP 2025约1000吨磁体，不足中国2018年138000吨1%；十年扩至10000吨；“以年计而非以月计”）（访问 2026-06）。链接 →

22. Developing Rare Earth Processing Hubs: An Analytical Approach（PDF） — CSIS（沙特项目2025开建/2028中投产；澳Iluka Eneabba精炼厂12.5亿澳元贷款）（访问 2026-06）。链接 →

23. GAO-24-107176: Rare Earth Materials —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雷达/制导/精确弹药/激光/卫星/夜视用稀土；F-35约920磅；战斧/捕食者/JDAM用稀土磁体；DoD需求<全球0.1%）（访问 2026-06）。链接 →

24. China’s New Graphite Restrictions — CSIS（中国精炼>90%石墨；石墨占EV电池约30%、>95%负极依赖；韩国93%/日本90%来自中国）（访问 2026-06）。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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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trikes Deal o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2025-11） — The White House（釜山后美暂停50%穿透规则一年、中暂停10-09稀土管制一年；大豆/芬太尼/TikTok 一并处理）（访问 2026-06）。链接 →

27.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ach Trade Agreement: Takeaways for Export and Supply Chain Controls — Morrison Foerster（一年暂停范围；实体清单50%附属公司规则、域外管辖框架仅暂停未废除）（访问 2026-06）。链接 →

28. The U.S. Critical Minerals Dilemma: What to Know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储量48%/开采70%/重稀土加工近垄断；未来3-5年美国仍依赖中国；互卡格局）（访问 2026-06）。链接 →

29. Interdependence in rare earth element suppl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ScienceDirect（学者研判：双向依赖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供应链；须标注为学者观点非定论）（访问 2026-06）。链接 →

30.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places a big bet on alternative mineral supply chains — Atlantic Council（IRA 以税收激励押注盟友/本土矿产链；对中国精炼主导撼动有限的研判）（访问 2026-06）。链接 →

台海的钟摆：威慑、灰色地带与统一议程

一

在进入这一章之前，需要先立一个规矩：台海是全书最需要谨慎措辞的地方。

原因有两个。一是风险最高——这里是中美之间最可能擦枪走火的断层，任何夸大或轻率的判断都可能误导。二是确证最难——涉及军事意图、内部议程、未来时间表的判断，公开材料往往只能给出迹象，给不出铁证。所以这一章会比别处更频繁地标明：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某一方的表态，哪些是研究机构的研判。

这个规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台海议题上最常见的错误，恰恰是把三类东西混为一谈。把中方的官方表态当作行动时间表，把美方文件里的雄心当作既成的能力，把研究机构的兵棋推演当作对未来的预言——每一种混淆都会让判断失真。本书在台海这一章里反复使用“据”“引述”“某机构评估”“中方表述为”这类措辞，不是文字上的谨慎癖，而是因为这里的材料本身就要求这种区分。

还有一层更深的理由。台海是全书“两台机器”框架最直接对撞的地方：中国的金字塔结构让对台政策可以高度集中、自上而下地协调推进，党、政、军、海警、舆论可以围绕同一目标同步发力；而美国的三角结构让对台政策被行政、国会、各军种和盟友的多重意志拉扯——白宫的战略文件、国会的涉台立法、五角大楼的军事准备、各盟友的配合意愿，常常并不完全同步。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台海的压力来自一侧的协调一致，而回应却来自另一侧的分散博弈；也才能理解为什么这里的误判风险，比任何别的场域都更结构性。

把这个规矩立好，再来看那座来回摆动的钟摆。

二

先看中国这一侧的钟摆。

随着 2026 年到来，台湾海峡仍然是一个威慑与胁迫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公开地碰撞的热点1。中国施压的方式，最显眼的是军事演习。2025 年 12 月 29 至 30 日，解放军进行了代号“正义使命—2025”（Justice Mission 2025）的大规模演习。据研究机构统计，这是解放军迄今单次规模最大的海上部署，规模超过 2024 年历次“联合利剑”演习、2022 年 8 月围绕佩洛西访台的演习，甚至超过 1996 年第三次台海危机期间的行动3。在中国官方的表述里，这场演习旨在威慑“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干涉2。

这类围绕台湾的演习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条清晰上升曲线上的最新一点。曲线的拐点在 2022 年 8 月——佩洛西访台之后，解放军举行了大规模封锁演习，此后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从偶发变成常态17。2024 年 5 月，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就职，解放军以此为由举行“联合利剑—2024A”演习，象征性地围岛，并让海警在演习中扮演更突出的角色；同年 10 月又有“联合利剑—2024B”1。据 CSIS 的统计，2025 年解放军对台活动创下纪录，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达 3,764 架次，比 2024 年增加了 22.4%16。中线这条曾被双方默认尊重的界线，被例行越界逐渐抹去17。

在中国官方的表述层面，立场也在收紧。据中国 2026 年 3 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统一台湾仍然是首要任务；研究者对该文件的解读是，北京对两岸态势显示出越来越强的信心，以及加速准备统一（包括通过胁迫手段）的越来越强的决心4。在外交层面，中方的措辞同样稳定而强硬。2025 年 12 月 30 日，外交部长王毅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处于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5；同年 3 月，他把台湾问题与战后国际秩序挂钩，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历史与现实”，并把“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重新表述为应当意味着“支持中国完全统一”6。

这里要特别提醒：上面这几句关于“统一议程”的判断，引自中国官方文件和官方人士的表态，以及研究者对它们的解读。本书把它们如实记录为中方的官方立场，而不作为对中国行动时间表的预测。意图和能力是两回事，表态和行动也是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正是台海议题上最常见的误判。中方的措辞反复强调“和平统一”是优先选项，同时保留使用“非和平方式”的权利；这种表述本身就是一种刻意的模糊，把对方留在猜测之中。

值得注意的还有军演功能的演变。早年的对台演习多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如高层访台、领导人讲话）的“反应式”表态；而从 2022 年起，演习越来越带有“训练式”的特征——它们不只是政治信号，也是对封锁、围岛、夺取制海制空等具体作战科目的实战化演练。据研究机构的分析，自 2022 年那场围绕佩洛西访台的演习以来，历次“联合利剑”乃至“正义使命”都在持续推进一套面向未来封锁行动的训练3。换句话说，军演的钟摆不只是在“摆给谁看”，它同时也在“练给自己用”。政治信号与军事准备这两个功能叠加在一起，使每一次演习都既是一次施压，也是一次能力积累——这正是它比单纯的政治姿态更值得警惕的地方。

三

除了大规模军演，中国还在用一种更低烈度、更难定性的方式施压——灰色地带行动。

灰色地带，指的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那片模糊区域。在这里，行动的烈度被刻意控制在不足以构成“战争”、却足以持续施加压力的水平。中国针对台湾的灰色地带手法，包括用海警船只反复进入敏感水域。据报道，2026 年初有四艘中国海警船曾六次进入台湾东沙岛的限制水域1。除了海警，还有更隐蔽的工具：据 CSIS 的数据研究，中国把民用船只、尤其是渔船当作“治国工具”，以捕鱼为名，用双用途和无标识的船只在台湾周边进行监视、骚扰和宣示存在18。

这类行动的逻辑是“温水煮”——解放军、海军或海警在数月乃至一年的时间里，缓慢地侵蚀双方长期默认的界线，目的是测试台湾的侦测和反应能力，同时消耗台湾的防御资源1。每一次单独的越界都不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但累积起来，就是界线的整体移动。灰色地带的精妙之处正在于此：它让对手难以找到一个清晰的“红线被越过”的时刻来作出强硬反应，因为根本不存在那样一个时刻；存在的只是一连串各自看似可以容忍、合起来却改变了现状的小动作。

灰色地带的下一级台阶，是“封锁式检疫”（quarantine）。CSIS 的研究区分了两种近似但性质不同的场景：一种是军方主导的封锁（blockade），另一种是以海警和执法力量主导的“检疫”。后者被认为比全面入侵或军事封锁更可行、近期也更可能21。在这种设想里，北京会先公开宣布“加强海关检查规则”，刻意回避“封锁”“检疫”这类字眼，授权执法船只登临、检查、盘问，并对不服从的船只采取措施——把一次实质上的封控，包装成一次例行的法律执法22。“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解放军演练的正是这类隔离台湾的作战要素：用海军和海警资产模拟封锁3。从灰色地带越界，到执法式检疫，再到军事封锁，这是一条可以分级加压、随时收放的连续光谱，而不是一道非战即和的开关。

灰色地带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它把回应的难题甩给了被施压的一方。台湾若对每一次越界都派机派舰应对，便会在长期消耗中疲于奔命，这恰恰是“消耗防御资源”的设计目的；台湾若选择性地不回应，又等于默认了界线的移动，让对方的越界变成新的常态。无论哪种选择，主动权都握在施压者手里。这种“回应即消耗、不回应即退让”的两难，正是灰色地带相对于公开冲突的“效率”所在——它用远低于战争的成本，持续榨取对方的资源与意志。

同样的手法也用在南海。中国正在加速对中建岛（Antelope Reef）等地的吹填造地，研究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更大范围内军事化西沙群岛、在南海投射力量的一部分12。台海和南海共享同一套灰色地带逻辑：通过持续的、单次烈度可控的动作，一寸寸移动既成事实，让对手始终找不到一个足够清晰、足够严重的时刻来作出对等反应。把南海和台海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是同一套方法在不同地理上的应用——南海上的是岛礁与航道，台海上的是中线与防空识别区，但驱动逻辑完全一致：用时间换空间，用累积换突破。

四

现在把钟摆摆向美国这一侧。

美国对台海的传统政策，核心是“战略模糊”——故意不明确承诺是否会在台湾遭到攻击时出兵，以此同时威慑两边：既威慑中国不要轻举妄动，也约束台湾不要单方面挑衅。这套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模糊本身就是稳定的来源；一旦给出清晰的安全承诺，反而可能助长台湾内部对美国防卫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对独立的诉求，从而招致北京的激烈反应29。

特朗普政府的立场，被研究机构判断为回到了战略模糊这一阵营，但其方式更难捉摸。FPRI 的分析称，特朗普以矛盾的信号、有时甚至刻意的沉默，把这种模糊“复合化”了29；GTI 则指出，他交易型、不可预测的风格使对台政策更难判断——既可能强化威慑，也可能制造新的不确定性30。

但 2025 年 11 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显示，这个钟摆在调整。这份文件主张，要“威慑围绕台湾的冲突，理想情况下是通过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压倒性优势”，并要求美军具备“在第一岛链任何地方拒止侵略”的能力7。这里的关键词是“压倒性优势”——它把重心放在用绝对的军事实力来吓阻，而不是单靠模糊的承诺来平衡。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把台湾的重要性主要建立在地缘上而非半导体上：据对文件的解读，台湾“理应”成为焦点，部分原因是芯片，但更主要是因为它的岛链位置——通往第二岛链、并把东北亚与东南亚分割为不同战区的能力8。

不过，同一份文件也透露出美国的力不从心。它直白地承认：“美国军队不能、也不应该独自做这件事。我们的盟友必须挺身而出，花更多、做更多。”8 文件进一步指出，没有盟友帮助，美军无法独自维持在第一岛链沿线威慑中国所需的能力7。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坦白：美国一方面提高威慑的调门，另一方面又承认单凭自己做不到，必须依靠盟友。国防部长在文件发布后随即表示，要扩大太平洋的基地准入、沿第一岛链强化威慑，并敦促日本、韩国增加防务投入10。威慑的雄心和能力的局限，在这套表述里同时存在——也正因如此，有分析警告台湾不要对这份文件抱有“放错位置的信心”9。

五

能力局限的另一面，是美国正在做的实际军事准备。

面对中国在西太平洋日益成熟的“杀伤链”——一套从侦测、定位到打击的完整作战体系——美国开始重新启用一批岛屿机场11。这些散布在第一、第二岛链上的机场，许多是二战遗留、后来废弃的，如今被重新修整，目的是分散兵力部署，让中国的导弹难以在第一波打击中瘫痪美军的空中力量11。

这种“分散化”思路的迫切，可以从五角大楼自己的评估里读出。据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解放军向 2027 年目标稳步推进——文件把这一目标概括为对台“战略决战胜利”、对美在核及其他战略领域的“战略制衡”、对周边的“战略威慑与控制”13。2024 年，解放军测试了两栖入侵、火力打击、海上封锁等作战选项的关键要素，包括演练打击海上和陆上目标、打击太平洋的美军、封锁关键港口14。报告评估，解放军的打击范围可能远及距中国 1500 至 2000 海里，足以严重干扰美军在亚太冲突中的存在15。最新一年的报告更直言，中国的军力建设正使美国“日益脆弱”20。

当对手的导弹足够多、足够准，把飞机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基地就成了风险；把它们分散到众多小机场，则能提高生存能力。岛链机场的复活，是这场军事博弈在地理上的具体投影——双方都在为一个可能的高强度冲突场景做准备，尽管双方也都声称不希望它发生。这正是威慑的悖论：为了让战争不发生，双方都必须让对方相信自己已为战争做好准备。

这种相互的军事准备，也呼应着全书“工具镜像”的暗线。中国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目的是在冲突中把美军挡在第一岛链之外、抬高其介入的代价；美国则以分散基地、强化盟友、推动台湾不对称防御来对冲这种拒止能力。一方建拒止之墙，另一方挖分散之壕，每一步都是对另一步的镜像回应。和半导体、稀土、金融这些领域一样，台海军事博弈的本质也是一种“相互卡脖子”——中国试图让美国的介入变得太贵，美国试图让中国的进攻变得太险。区别只在于，别的领域卡的是供应链和市场，这里卡的是生命与战争的门槛。

六

台海这盘棋，还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时间节点：2027 年。

外界普遍关注中国是否在为 2027 年的某种军事准备目标而努力。需要说清楚的是，这个“2027”并不等于“中国计划在 2027 年攻台”——据五角大楼的表述，它指的是解放军被要求具备某种作战能力的时间节点，是能力建设的里程碑，而非行动的时间表13。把“具备能力的年份”误读为“发动战争的年份”，是又一个常见的认知错误。

而即便能力到位，“能不能打”和“打不打得赢”也是两个问题。据 RAND 的分析，大规模两栖入侵是所有军事行动中最复杂、最困难的一类；台湾海峡这条“护城河”、加上潮汐、洋流、天气、滩涂和海岸地形，使针对台湾的两栖入侵尤其艰难23。这也是为什么五角大楼一面强调解放军能力在快速增长，一面又评估中国“很可能尚未准备好”进行一场持续的对台军事行动19。

事实上，多数严肃的评估认为，尽管冲突风险在上升——尤其是随着中国接近其 2027 年的军事准备目标——但全面入侵并不是近期最可能的结果1。更可能的，是灰色地带的持续加压、间歇性的军演施压，以及围绕每一次台湾政治变动（如选举、就职、重要表态）的紧张起伏。钟摆来回摆动，但还没有摆到战争那一端。

这里需要补一句对“风险上升”的正确读法。说风险在上升，不等于说战争在临近——它指的是几条曲线在同时变陡：解放军的能力曲线、对台活动的频率曲线、双方互信下滑的曲线。这些曲线让“误判引发冲突”的概率比过去更高，但误判引发的冲突，和有计划、有时间表的入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来自灰色地带某次越界的失控、某次拦截的擦碰、某次政治事件的连锁反应；后者需要倾全国之力、承担巨大失败风险的决断。把“擦枪走火的概率上升”误读为“入侵决心已下”，会让所有应对都偏向错误的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本章一再强调要区分能力、意图与偶发风险。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那条最被渲染的入侵剧本，而是那些没有人想要、却可能因为一连串小动作叠加而滑入的局面。

七

台湾这一侧并非只是被动承受。面对持续加压，台湾在做两件事：买更对的武器，以及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

在武器上，争论的焦点是“豪猪策略”——让台湾放弃追求与解放军对等的昂贵大平台，转而大量装备廉价、易生产、本土研发的不对称武器，如无人机和反舰导弹，让入侵的代价高到无法承受31。这条路线在 2025 年底有了实际进展：12 月 17 日，特朗普政府就总额逾 110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通报国会，据报道这是史上单笔金额最大的一次，且重心明显向不对称能力倾斜（约五个案、69 亿美元）24。但积压问题依旧严重——据乔治梅森大学的追踪，对台军售积压总额约 300 至 320 亿美元，2019 年订购的 F-16 等传统平台至今仍在等待交付25。买得到和交得到，是两回事。

在预算上，台湾也在加码。2025 年 11 月 25 日，赖清德宣布把 2026 年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 3.3%、到 2030 年达到 5%，并提出一笔约 400 亿美元的“特别防务预算”，用于采购美制武器、扶持本土国防工业，以及建设一套被命名为“T-Dome”的整合式防空网27。据报道，2026 年度防务预算约 9495 亿新台币（约 312 亿美元），占 GDP 的 3.32%，是台湾自 2009 年以来首次突破 3%26。但这笔钱要花出去，必须先过立法院这一关——而立法院由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控制，它们与执政的民进党在对华路线上分歧明显28。换句话说，台湾的防务投入，本身就要先穿过它自己内部的“三角”博弈。

第二件事，是把防御从军队扩展到全社会。据台湾 2025 年《国防报告书》，台湾把威慑重新定义为“国家抵抗”，整合认知韧性、社会动员与海上防御35。配套的制度安排是 2024 年 6 月 19 日在总统府下设立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025 年 7 月的“汉光 41”演习更首次把民防演练纳入其中，明显借鉴了乌克兰的经验36。这套“全社会韧性”的思路，承认了一个冷峻的现实：在冲突爆发之前和之中，台湾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包括信息环境——都可能成为对手的攻击对象。

八

为什么台海这么难处理？因为它同时是三件事。

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被官方定义为不容让步的红线，与第二章说的“相互尊重”原则直接挂钩——王毅那句“台湾问题处于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5，在中国的框架里就是检验美国是否“尊重”的试金石。

它是美国信誉的试金石。美国在亚太的整个联盟体系，某种程度上系于“美国会不会保护伙伴”这个问题，而台湾是这个问题最尖锐的体现。一旦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被认为退缩，对其整个岛链战略的连锁影响难以估量——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安全战略》要把台湾的价值主要锚定在岛链地缘上8。

它还牵动着一层独特的经济神经：半导体。所谓“硅盾”，是指全球对台湾芯片的依赖反过来构成台湾的安全屏障——台湾代工占全球约 78% 的份额、92% 的最先进制程产能，破坏它会重创全球经济，因此被认为能威慑入侵32。但这层逻辑在 2025 年被美方自己动摇了：美国商务部长公开表示，除非台湾同意把半导体产能与美国“五五分”，否则华盛顿无法保证防卫台湾33。这句话把“硅盾”从台湾的护城河，重新定义成美国必须管理、分散、部分本土化的“战略依赖”34——盾牌究竟护的是谁，本身成了问题。

加上台湾自身的命运——在中美两台大机器的博弈之间，它有自己的政治、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能动性。但本书的焦点是中美双方的策略，所以对台湾内部的着墨有限，这是一个需要坦承的边界，相关的延伸留待附录说明。这几件事叠在一起，使台海成为整场竞争里最不可能通过“算术”解决的地方。关税可以谈出税率，稀土可以谈出许可，但主权、信誉和命运，没有中间价。

九

最后，把台海放回“休战”的脉络里，会得到一个清醒的对照。

前几章讲的休战，是经济和贸易层面的——关税降了，稀土松了，气氛缓和了。但在台海，没有同等意义上的休战。军演照常进行2，灰色地带的加压照常累积16，统一议程的官方表态照常重申4。元首峰会能在贸易上谈出让步，却很难在台海上谈出实质性的缓和——因为这里触及的是双方都定义为不可让步的东西。釜山和北京的两场峰会缓和了关税与稀土，却没有、也几乎不可能在台海上松动分毫；这正是“战术休战”边界最清晰的地方。

这正是台海最危险的地方：它是整个竞争结构里，最不受“战术休战”调节的那一部分。经济上的缓和可以一轮轮地谈，而台海的钟摆，始终在威慑与胁迫之间来回摆动，没有停下的迹象。下一章，我们看支撑这一切的、更沉默也更致命的背景——核态势，以及防止误判的最后一道防线：危机管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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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上 Taiwan Security Monitor — GMU Schar（对台军售积压约300-320亿美元，2019年订购F-16等传统平台仍在等待交付）。链接 →（访问 2026-06）

26. “Taiwan’s Government Eyes Expanded Defense Budget at 3.3% of GDP,” 2025-08 — The Diplomat（2026国防预算约9495亿新台币/312亿美元，占GDP 3.32%，为2009年来首破3%）。链接 →（访问 2026-06）

27. “Taiwan announces $40 billion budget for weapons purchases as U.S. pressures island to increase defense spending” — CBS News（赖清德2025-11-25宣布防务支出升至GDP 3.3%、2030达5%；400亿美元特别预算含T-Dome防空网，2026-2033八年分配）。链接 →（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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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The Return to Strategic Ambiguity: Assessing Trump’s Taiwan Stance,” 2025-05 — FPRI（战略模糊支持论；特朗普回到模糊阵营但以矛盾信号与沉默“复合化”）。链接 →（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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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军备：核态势与危机管控

一

如果说台海是看得见的断层，那么核态势就是那个看不见、却为一切定调的背景。

长期以来，中国的核战略被概括为“最低限度威慑”——保持一支规模不大、但足以进行二次反击的核力量，目的是确保没有人敢对中国发动核打击，而不是追求与美俄对等的庞大武库。这个姿态维持了几十年。它的逻辑是节制的：只要对手知道，任何对中国的核打击都将招致无法承受的报复，威慑就成立了，至于报复的当量是十枚还是一千枚，在这个逻辑里并不重要。

但这个姿态正在改变，而且变得很快。据五角大楼 2025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中国正在进行冷战军备竞赛以来最显著的一次核扩张1。报告评估，中国的核弹头库存到 2024 年底维持在“600 出头”，并预计将在 2030 年超过 1000 枚2。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独立估算与此呼应：2024 年一年内，中国弹头从约 500 枚增至约 600 枚，自 2023 年以来大约每年增加 100 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核武库3。换一个参照系会看得更清楚：以约 600 枚计，中国现在持有的弹头已超过英、法两国之和，扩张速度也快于任何其他国家31。从 500 到 600 再到 1000，是一个量级上的跃升，它标志着中国正在脱离“最低限度威慑”的旧框架。

不过，把这些数字放进比例尺里同样重要。即便达到约 600 枚，相对于美国约 3700 枚的库存，中国仍只是一个零头4。因此本章讨论的“接近对等”，指的是趋势与结构的方向，而非当下的数量对等——这是两件需要分开看的事。换句话说，让美国战略界焦虑的不是当下的存量比，而是斜率：一支每年增加约一百枚、并预计在 2030 年前后跨过千枚门槛的核武库，意味着十年之内中美核关系的基本面会被重写3。在威慑这种以“对手如何预期未来”为基础的博弈里，斜率往往比当下的存量更能驱动对方的反应。

这里需要先做一个措辞上的区分。“中国正在扩张核力量”是事实，有多方来源支撑；“中国正在追求与美俄对等”则是一种解释，是观察者根据扩张的规模与结构做出的推断；而“中国意图改变核战略的根本性质”——这是最强的判断，证据最弱，本章会反复提醒它的不确定性。把这三层分开，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因为核领域恰恰是最容易把“看见的能力”误读成“确定的意图”的地方：导弹井是可数的，发射卫星是可探测的，但一个国家究竟想用这些能力做什么，外界只能推断。整章的克制都建立在这条线上。

二

这次扩张，不只是数字的增长，更是结构的改变。

最直观的证据，是导弹发射井。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的《核笔记本》估算，中国正在建造约 320 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发射井，其中包括装载多弹头（MIRV）的液体燃料东风-5B；到 2025 年初，约有 30 个发射井已经装填4。SIPRI 的数字略高，认为到 2025 年 1 月，分布在中国北部三个沙漠大型井场和东部三个山区的约 350 个新井已经完工或接近完工3。五角大楼的报告则从另一个角度描述同一现象：解放军已经在三个井场“很可能装填了 100 多个固体燃料 ICBM 发射井”，装载东风-31 级别的导弹，并把东风-5 液体燃料部队翻倍至约 50 个井1。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过去中国主要依赖机动的、公路发射的导弹——更难被追踪、更利于隐蔽生存。现在大规模转向固定发射井，这种部署方式更像是在追求与美俄对等的规模，而非仅仅维持最低威慑5。

这里有一个值得停下来想的悖论。固定发射井在生存力上其实不如机动导弹——井位是固定坐标，理论上更容易被对手的精确打击瞄准。一个只追求“确保二次反击”的国家，按理应当更偏爱难以追踪的公路机动平台。那么为什么要建几百个固定井？一种解释是数量本身：井场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以工业化的方式批量铺开发射阵地，比逐一生产机动发射车更快地把武库规模顶上去。另一种解释是姿态：大规模、可被卫星看见的井场，本身就是一种“我有这么多”的宣示，与“最低限度威慑”那种刻意低调的逻辑南辕北辙1。无论哪种解释成立，固定井的大举兴建都很难再被装进“只求生存、不求规模”的旧框架里——这正是外界把它读作“脱离最低威慑”的依据。

支撑这次扩张的，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物质基础：裂变材料。据国际裂变材料专家组（IPFM）2023 年的评估，中国拥有约 14 吨高浓铀（HEU）和约 2.9 吨分离钚可用于核武器——这些存量足以支撑过去五年武库的翻倍，并有可能把库存推到本世纪末的约 1000 枚；但若要在 2035 年前再造出超过 1000 枚弹头，则需要新增裂变材料生产31。这意味着，从 600 到 1000 的路径在材料上是现成的，而再往上的天花板才取决于新的生产能力——这给“中国会不会无限扩张”的判断提供了一个物质性的边界。

新型导弹也在登场。2025 年的五角大楼报告首次确认了东风-27（DF-27）的部署，并把它归类为洲际弹道导弹。这款导弹可以配置成中程或洲际，还有一个反舰变体，并可搭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5。这里要再次说明：关于这些新武器的具体部署数量，公开来源多为估算，本书引用时按“据某报告”标注，不当作精确数字。中国官方从不公布核弹头数量，外界所有数字都是基于卫星图像、试验记录和情报评估的推断6。

三

如果说发射井是扩张的骨架，那么 2025 年 9 月 3 日天安门广场的那场阅兵，就是它第一次走到镜头前的脸。

在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阅兵中，中国首次把陆基、海基、空基三种核投送系统在同一场合集中展示，外界普遍视之为“三位一体”成形的标志性时刻32。亮相的型号包括新型陆基洲际导弹东风-61（DF-61）、东风-31BJ，海基的巨浪-3（JL-3）潜射弹道导弹，以及空基的惊雷-1（JL-1）空射弹道导弹；阅兵中还展示了东风-5C 的多弹头再入飞行器外形33。FAS 的分析指出，把 DF-61 与 DF-31BJ、JL-3、JL-1 编在同一个“第一核导弹方队”展示，本身就暗示了它的核属性33。

对一个几十年来习惯于把核武库藏在阴影里、对数量讳莫如深的国家而言，这种“主动亮相”是一种姿态上的反转。中国过去把核力量的“模糊”当作威慑的一部分——不公开数量、不展示型号，让对手在不确定中保持谨慎。而把整套三位一体推上天安门广场，意味着威慑逻辑从“让你猜不透”转向“让你看清楚”。CSIS 的分析把它概括为“把核武库带出阴影”——平台多样化、公开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威慑信号，意在让对手看见而非猜测34。Janes 的评估也认为，首次公开三位一体释放的信号是：战略威慑能力在中国军事现代化中的优先级正在上升35。这种从“模糊威慑”向“展示威慑”的位移，与扩张本身一样，都是对旧“最低限度”姿态的偏离；它也面向国内——在一个把军队忠诚问题摆到台面、密集查办高级将领的年份，一场展示核成就的盛大阅兵，同样是说给内部听的32。

不过，把“展示”读成“具备”需要谨慎。三位一体里最弱的一条腿仍是海基与空基的可靠性：中国虽然运营约六艘 094 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并已开始换装射程更远的 JL-3，但这支海基力量的连续可靠巡逻能力，外界评估仍不及美俄成熟5。阅兵展示的是决心与样貌，而非每一条腿都已等效于对手——这个区分，正是“事实”与“解释”必须分开的又一处。

四

数字与平台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核运用姿态的悄然变化。

中国对外的核政策表述始终是“不首先使用”（No First Use, NFU）——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核力量只用于反击。这是中国自有核武以来一以贯之的公开立场，也是它区别于美俄的标志7。

但姿态在变。多位分析者指出，中国正在向一种被称为“预警反击”的态势靠拢，在西方的术语里这叫“发射于预警”（Launch-on-Warning, LOW）——依靠天基和地基传感器探测来袭的核打击，在对方导弹命中之前就发射己方导弹8。五角大楼报告提到，中国的“通信技术试验”（TJS/火眼一号）地球同步预警卫星据称能在 ICBM 发射后约 90 秒内探测到，并在 3 至 4 分钟内向指挥中心发出警报1。这套早期预警体系，正是“预警反击”姿态的技术基础。2025 年 11 月，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进一步评估，中国已经建成了支撑 LOW 姿态所需的基础设施与指挥控制结构42。

向 LOW 靠拢的动因，被认为是对美国导弹防御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进步的回应——这些能力降低了中国二次反击的生存力8。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把这个动因放进更大的政治框架里：中国对“美国核优势可能转化为对华胁迫筹码”的焦虑，尤其是在台海情境下被胁迫的担忧，是推动这次扩张与姿态调整的政治驱动之一45。

但要把握分寸：有研究指出，截至 2023 年，中国战略力量的主体尚未转入 LOW 姿态，中国战略界内部对这种姿态的利弊仍有争论8。换句话说，“不首先使用”与“发射于预警”在逻辑上存在张力——后者要求在确认遭到攻击之前就做出发射决定——但中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跨过这道门槛，目前没有确证。这是一个典型的、事实有限而解释空间很大的领域。

姿态变化还有一个更细微、却被多份独立来源捕捉到的指标：弹头与导弹的“合体”。冷战时期中国的常态是把弹头与运载工具分开储存，以降低意外与擦枪走火的风险。但 SIPRI 评估，中国可能已经开始在和平时期把少量弹头载于导弹之上——到 2025 年 1 月，约有 24 枚弹头处于这种部署状态41。从“分离储存”到“和平时期合体”，是衡量一支核力量戒备水平的关键刻度。它本身不等于“一触即发”，但它与 LOW 姿态的技术铺设叠加在一起，指向同一个方向：戒备状态在提高，决策窗口在缩短。

五

中国的核扩张，伴随着一个明确的姿态：拒绝军控。

中国没有参加任何限制战略武器的军控条约，并多次拒绝与美俄进行三边军控谈判的呼吁。2025 年 8 月，面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三方裁军谈判设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回应称这一要求“既不合理也不现实”9。理由是三方武库数量悬殊——美俄各有数千枚弹头，中国还远未达到这个量级，在中国看来，在如此不对等的基础上谈军控，等于要求自己单方面冻结、而让美俄保持优势10。

这个立场在中国 2025 年 11 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白皮书中得到系统表述。这是中国继 1995 年、2005 年之后第三次发布军控白皮书。白皮书主张：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当履行其特殊和优先责任，以可核查、不可逆、具法律约束力的方式继续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为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中国现阶段“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旨在削减核力量的谈判”，但当“条件成熟时”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加入多边核裁军进程11。白皮书还强调，中国“始终对核武器的规模与发展保持极大克制，从未也永远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12。

这套表述有它自己的逻辑，但批评者指出它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分析直言，白皮书延续了既有表述，却没有解释中国为何在此刻进行如此规模的扩张——一份关于军控的文件，恰恰对自身武库的快速增长保持了沉默43。更尖锐的质疑在于时序：批评者认为，按中国扩张的速度，更可能出现的结局不是美俄削减到中国的量级，而是中国增长到美俄的量级，那时“条件成熟”的承诺将指向一个数量大致对等、却仍无任何约束框架的世界31。

公平地说，中方的立场并非全无道理。要求一个弹头数量只有对手六分之一的国家与对手“对等冻结”，在逻辑上确实意味着固化对方的优势；中方坚持“最大武库国先减”，在核裁军的国际话语里也有长期支持者。问题不在立场本身是否自洽，而在它与扩张速度叠加后产生的客观效果：当一方一边以“对方不减、我不谈”为由拒绝任何约束，一边又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增长，那么“条件成熟”就成了一个永远后退的地平线——对方每削减一分，自己每增长一分，两条曲线相向而行，约束的窗口反而越关越小。

这套表述制造了一个危险的空白：在中美核力量快速接近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条约框架来约束、来增信、来设定红线。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套复杂的军控机制——核查、上限、沟通——在中美之间几乎不存在。两支都在变强的核力量，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相互打量，这本身就是风险的来源。当中国外交部驳斥 SIPRI 报告“炒作”中国核扩张时13，双方连对事实的基本认定都难以达成，更遑论对削减的共识。连“中国到底有多少枚弹头”这种最基础的事实都各执一词，谈判桌就更无从谈起——军控的第一步从来不是削减，而是让双方先就“现状是什么”达成共识，而中美连这一步都还没迈出。

六

雪上加霜的是，连美俄之间那道仅存的护栏也在 2026 年初塌掉了。

2026 年 2 月 5 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正式到期。这是美俄之间最后一份限制战略核武器的条约，按其条款只能延期一次，到期后美俄战略核力量将不再受任何上限约束14。2025 年 9 月，普京曾提议在条约到期后继续遵守其上限一年、至 2027 年 2 月，前提是美国做出对等承诺；但美国未对此提议作出正式回应15。

这意味着，就在中国核力量快速扩张的同时，三个核大国之间任何形式的数量约束都不复存在。一个没有条约、没有上限、没有相互核查的世界，正在 2026 年成为现实。对中美关系而言，这是一个被低估的背景变量：当中国一直以“先让最大武库国削减”为拒绝军控的理由，而最大武库国之间的削减机制本身已经崩塌，那个“条件成熟”的时刻就被推得更远了。护栏一旦拆掉，三个变强的玩家就更难找到一个共同的参照点来约束彼此。

七

从美国的角度看，这次中国核扩张带来的，是一种深刻的不适应。

五角大楼的报告直言，中国的军事建设让美国“越来越脆弱”16。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当前的核力量不是为了威慑这种规模的中国核威胁而设计的。美国核威慑力量的规模和构成，大约是在 2010 年前后确定的，当时基于的是一个比现在远为良性的威胁环境——那时中国还是“最低限度威慑”，美国的主要核对手是俄罗斯17。

如今，美国第一次面对两个旗鼓相当的核大国（俄罗斯和正在崛起的中国），而它的核武库仍然停留在为单一主要对手设计的状态。一份分析把这个困境概括为：美国“目前没有为威慑如此规模的中国核威胁而设计的核力量”17。这个困境的微妙之处在于，它无法靠“再多造一些”简单解决。冷战时期的威慑算术建立在两极结构上——美国只需让单一对手相信，无论谁先动手都无法摧毁美国的反击能力。但在三极结构里，问题变成了：美国是否需要同时具备对俄、对华各自的“可靠反击”，而又不至于让任何一方觉得自己正被针对性地削弱、从而触发其进一步扩张？这是一道在两极世界里从未出现过的题16。美国 2023 年的“战略态势委员会”最终报告更进一步，把这个局面描述为“三极威慑”问题——需要同时威慑“两个有核能力的战略对等对手”，并警告“机会主义或协同性的两战区侵略”风险，由此建议在规模、多样性和戒备状态上全面增强美国核力量的每一个组成部分18。

但这套“两强并存、必须全面增量”的判断并非没有争议。布鲁金斯学会的批评者认为，委员会的“末日思维”夸大了威胁，把一个低概率、高代价的情景当作国防规划的主轴，可能反而刺激一场不必要的军备竞赛19。这正是美国体制内部的张力所在：核态势的判断与对策，在行政部门、国会、各军种和智库之间反复拉锯，并不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答案。这与中国那种“高度集中、不因人事动荡而放缓”的扩张节奏，构成了本书反复出现的决策结构不对称。

八

更尴尬的是，美国想要的“增量”本身就卡住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替换陆基洲际导弹“民兵-3”（Minuteman III）的“哨兵”（Sentinel/LGM-35）项目。2024 年 7 月，五角大楼完成对该项目的“纳恩-麦柯迪”成本突破复审，结论是项目继续推进，但预算已从 2020 年最初估算的约 780 亿美元飙升至约 1410 亿美元，超支达 81%36。成本暴涨的主体并非导弹本身，而是发射设施、发射控制中心与从民兵-3 到哨兵的整套转换工程——这套陆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被反复证明远比预想昂贵37。到 2026 年初，项目仍在重组之中，初始作战能力较原定的 2029 年推迟“数年”，行业与五角大楼仍在设法把进度拉回正轨38。

这条延迟线有一个连锁后果：哨兵越晚到位，美国就越可能不得不让上世纪七十年代设计的民兵-3 一直服役到 2050 年前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零部件老化与维护难题38。把这一幕与中国并置，本书的核心不对称便再次显形：一边是一支在剧烈人事整顿中仍以世界最快速度推进、几乎不受预算与程序拖累的核扩张；另一边是一支在国会拨款、军种博弈、承包商产能与审计程序之间步履蹒跚的现代化。决策结构的差异，不只体现在“要不要扩张”的意图层面，也体现在“扩张得有多快”的执行层面。

需要补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中国军队内部正在经历大规模的人事震荡。2025 年底到 2026 年初，习近平的反腐行动席卷了多名解放军高级将领20。在核扩张这件事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尽管火箭军等关键部门经历了高层的纪律处分和清洗，中国的核力量建设却仍在以世界最快的速度推进21。这个并行的图景——一边清洗将领，一边加速扩军——本身就传递了信息：它一方面显示习对军队忠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示核扩张的优先级之高，高到不因人事动荡而放缓。对外界而言，这增加了判断的难度。当一支军队同时在剧烈的内部整顿和高速的能力扩张中前行，它的稳定性和决策逻辑就更难被准确读取——这种“不透明”本身就是风险，它让美方的研判更容易偏向最坏假设，而最坏假设又会反过来推动美方的增量回应。

九

在两支都在变强、又缺乏军控框架的军队之间，最后一道防线是危机管控。

危机管控的核心，是沟通渠道——尤其是能在紧急时刻把双方军方高层直接接通的“热线”。它的作用不是解决分歧，而是在意外发生时（比如一次空中或海上的近距离接触失控），让双方能迅速核实情况、避免误判升级为冲突。

问题在于，中美之间这条“热线”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通电话。根据 2008 年的协议，所谓中美军事热线其实是一套多步流程：一方首都向另一方“提出请求”，再安排双方高层在加密线路上进行联合通话或视频会议40。这套设计的脆弱之处在 2023 年 2 月的“气球危机”中暴露无遗：当美国击落一只中国高空气球时，美方拨打危机热线，电话那头却无人接听39。美方官员事后的描述近乎黑色幽默——一位前官员说，那几次拨打热线，“只是在一个空房间里响了几个小时”40。更关键的是，中国在 2022 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后）切断了与美国的军对军对话，此后虽多次宣布“恢复沟通”，但落地缓慢40。

这正是危机管控最深的隐患：一条线路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最需要的那一刻是否会被接起。而中方“不接”往往不是技术故障，而是一种刻意的姿态——在中国的危机逻辑里，过早接通热线、过快降级，可能被理解为示弱，反而削弱己方在对峙中的筹码。这恰好与美方的逻辑相反：美方把热线视为防止误判的安全阀，越是紧张时刻越要保持通话。两种对“沟通”本身的不同理解，使得这条线路在最需要的时刻最容易沉默40。

这一差异又回到本书反复出现的决策结构不对称。在美国的三角体制里，军方层级之间的危机沟通是相对去政治化的专业事务；而在中国的金字塔结构里，是否接听一通涉及军事对峙的电话，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向上请示、关乎政治判断的决定——这使得“快速、低层级、直通”的危机沟通在中方一侧天然更难落地。中美严重缺乏可靠的危机管控机制，许多可能的机制只停留在二轨（非官方）层面，真正落地的很少，而这种缺失被认为增加了军事冲突的风险22。当两支强大的军队在台海、南海近距离活动，却没有可靠的高层直通渠道，任何一次擦碰都可能因为无法及时沟通而失控。

现有的机制大多是工作层面的。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就是其中之一：2025 年内双方举行了两次工作组会议，4 月在上海、11 月在夏威夷，评估海空相遇的典型案例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执行情况2324。这类机制有助于一线部队更专业、更安全地互动，减少误解，但它处理的是“如何安全相遇”，而非“危机爆发时如何在最高层快速止损”。

十

2025 年，这道防线有了一些进展，但仍然脆弱。

2025 年 11 月初，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军方对军方的渠道，以便在出现问题时“去冲突、降级”25。同年 12 月，双方又举行了国防政策协调会谈26。

这些是积极的步骤，但要看清它们的局限。此前中美也举行过军事会谈，包括 2024 年的国防部长视频通话27，以及上文提到的 MMCA 磋商，但这些都没有提供一条可靠的、连接双方高层的危机沟通链路25。换句话说，2025 年建立的渠道，更多是“去冲突”层面的工作机制，距离一条真正能在危机时刻直通最高军事决策者的热线，还有距离22。防线在修补，但还不牢。

在核议题本身上，倒是有过一次被低估的接触。2023 年 11 月 6 日，中美时隔近五年首次在美国国务院层面举行双边核对话，中方由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带队，美方由军控、威慑与稳定局助卿马洛里·斯图尔特（Mallory Stewart）带队44。在那次对话中，美方提出了三项旨在降低战略风险的具体措施：建立连接双方战略司令部的危机热线、太空去冲突机制、以及导弹发射通报机制44。这三项措施恰恰是冷战美苏机制的核心组件，但中方并未承诺采纳，对话此后也未能机制化、常态化41。一次罕见的对话，没有变成一套稳定的规则——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难度。

在元首层面，也有过一个微小但象征性的进展。2024 年 11 月，拜登与习近平在利马 APEC 峰会上首次确认，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应当由人类、而非人工智能控制28。这是中美在核问题上罕见的共识，尽管它只是一个不具约束力的原则声明，离实际的风险削减机制还很远29。而 2026 年 5 月的北京峰会上，据分析，中国核扩张这一最敏感的议题根本未被双方领导人触及30——元首外交可以缓和气氛，却绕开了最硬的结构性问题。

十一

把核态势和危机管控合起来看，这一章描绘的是整场竞争里最沉默、也最高悬的部分。

它沉默，因为核力量很少被实际使用，它的较量发生在数量、结构、意图的相互打量中，不像关税、芯片那样有日常的新闻。它高悬，因为一旦失控，后果远超其他所有维度的总和。

把本章的几条线索叠在一起，会看到一个比任何单项都更危险的组合：戒备状态在升高（弹头开始与导弹合体、预警反击的基础设施在铺设41），决策窗口在缩短，规则框架在消失（新削减条约失效、三边军控被拒），而沟通渠道在最需要时可能沉默。这四件事里的任何一件单独看都未必致命，但它们指向同一个方向——留给人类在危机中纠错的时间和制度缓冲，正在被一点点抽走。冷战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或许不是某一份条约，而是一整套“让对手相信自己不会被突袭、因而无需先发制人”的相互安心机制；而这套机制，在中美之间几乎还是空白。

而它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结构性的：一边是中国以冷战以来最快速度扩张核力量、第一次把三位一体推到镜头前、调整运用姿态、并拒绝军控；一边是美国的核威慑架构停留在为旧时代设计的状态、连替换旧导弹的现代化项目都陷入超支与延期、内部对如何应对争论不休；中间是一条尚未建牢、在最需要时可能无人接听的危机沟通渠道；外加美俄之间最后的条约护栏也已在 2026 年初失效2141722。这几者叠加，意味着中美正在进入一个核力量接近对等、却缺乏成熟管控机制的新阶段。

这正是“休战的脆弱”在军事层面最深的体现。经济可以休战，台海的钟摆还在摆，而在核与危机管控这个最底层，连一套稳定的规则都还没建立起来。前八章走完了从决策机制到经济、技术、军事的硬实力较量，接下来三章，我们转向那些更隐蔽、却同样关键的战线——情报与网络、信息与认知、货币与金融。第一个，是看不见的战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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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The White House (archived), Jake Sullivan press gaggle on Biden-Xi Lima meeting, 2024-11-17（人控核武确认背景、非约束性原则）。访问 2026-06。链接 →

30.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U.S.-China Nuclear Arms Control and Risk Reduction,” Winter 2026（2023-11 五年来首次官方双边核对话、最敏感的核扩张议题在高层外交中被绕开）。访问 2026-06。链接 →

31. FAS /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Chinese nuclear weapons, 2025”（PDF）：约 600 枚已超英法之和、增速世界第一；IPFM 2023 估算约 14 吨 HEU + 约 2.9 吨分离钚，足以支撑翻倍并增至约 1000 枚，>1000 需新增裂变材料生产；并附扩张终局质疑（中或增长至美俄量级而非反之）。访问 2026-06。链接 →

32. Global Times, “China displays for first time its strategic nuclear triad, debuts air-launched JL-1, submarine-launched JL-3, land-based DF-61, DF-31BJ,” 2025-09（中方官媒：三位一体首次集中亮相）。访问 2026-06。链接 →

33. FAS, “Nuclear Weapons At China’s 2025 Victory Day Parade,” 2025-09（DF-61/DF-31BJ/JL-3/JL-1 编入“第一核导弹方队”暗示核属性、DF-5C 多弹头再入飞行器外形展示）。访问 2026-06。链接 →

34. CSIS, “Parading China’s Nuclear Arsenal Out of the Shadows,” 2025-09（“把核武库带出阴影”、平台多样化作为威慑信号）。访问 2026-06。链接 →

35. Janes, “China’s first public display of nuclear triad signals increasing prioritisation of strategic deterrence capabilities,” 2025-09。访问 2026-06。链接 →

36. Air & Space Forces Magazine, “Sentinel ICBM Survives Pentagon Review, But Cost Jumps 81%,” 2024-07（Nunn-McCurdy 复审：续行但成本由约 780 亿增至约 1410 亿美元、超支 81%）。访问 2026-06。链接 →

37. FAS, “The Two-Hundred Billion Dollar Boondoggle”（哨兵成本主体在指挥与发射段：发射设施、控制中心与民兵-3 转换工程）。访问 2026-06。链接 →

38. National Defense Magazine, “Pentagon, Industry Looking to Put Troubled Sentinel Program Back On Track,” 2026-01（重组持续、IOC 较 2029 推迟数年、民兵-3 或须服役至约 2050）。访问 2026-06。链接 →

39. PBS NewsHour / AP, “As U.S. shot down Chinese balloon, calls to China went unanswered,” 2023-02（气球危机美方拨打危机热线、中方拒接）。访问 2026-06。链接 →

40. NBC News, “U.S.-Chinese military hotline hasn’t been restored a month after Biden-Xi summit,” 2023-12（2008 协议下热线为“提出请求—安排联合通话”的多步流程；坎贝尔“只在空房间里响了几个小时”；2022 中方在佩洛西访台后切断军对军对话）。访问 2026-06。链接 →

41. SIPRI, “Nuclear risks grow as new arms race looms—new SIPRI Yearbook out now,” 2025-06（中或在和平时期首次将少量弹头载于导弹、2025-01 约 24 枚部署；区别于冷战弹体分离做法）。访问 2026-06。链接 →

42. Asia Times, “China’s new nuke posture puts US on notice and world on the brink,” 2025-12（引 DTRA 2025-11 报告：中国已建成支撑 LOW 姿态的基础设施与指挥控制结构）。访问 2026-06。链接 →

43. ASPI The Strategist, “Want an explanation for China’s nuclear build-up? It’s not in the new white paper,” 2025-12（白皮书延续表述却未解释扩张动因的批评）。访问 2026-06。链接 →

44.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The US and China re-engage on arms control: what may come next,” 2023-11（2023-11-06 State 部门首次五年来双边核对话、孙晓波-Stewart；美方提三措施：战略司令部危机热线、太空去冲突、导弹发射通报）。访问 2026-06。链接 →

45. Carnegie Endowment, “Political Drivers of China’s Changing Nuclear Policy,” 2024-07（中核政策政治驱动：对美核优势可能转化为对华胁迫筹码的焦虑、台海被胁迫顾虑）。访问 2026-06。链接 →

看不见的战线：情报、网络与渗透

一

前面八章谈的，大多是看得见的较量——关税有数字，军演有画面，导弹井有卫星图。这一章谈的，是一条几乎完全看不见的战线：情报与网络。

它看不见，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行动本身的隐蔽——间谍、黑客、渗透，按定义就是要避开公众视野。另一层是核查的困难——许多关于这条战线的信息，要么来自情报机构的通报（你只能选择信或不信），要么来自二手报道和截图（部分可核查），很少有像贸易数据那样可以独立验证的硬证据。

这种核查困难，本身就是这条战线最值得注意的特征。在贸易战里，关税税率写在公报上，双方都不否认；在军备问题上，导弹井可以从卫星图上数。但在网络战线上，几乎每一项指控都伴随着一项否认：美方说这是中国国家支持的行动，中方说这是美国情报机构编造的“虚假叙事”。读者很难像核对一张账单那样，去核对一次潜伏在路由器里两年的入侵。

所以这一章会格外注意区分：哪些是有官方通报支撑的、哪些是研究机构的归因、哪些只是迹象，又有哪些是被指控方的反驳。在一条本质上隐蔽的战线上，这种区分比别处更重要。本书的两条主线在这里以一种特别隐蔽的方式重现：决策结构的不对称，决定了双方用什么工具、由谁来用；而工具与场域的镜像，则让“窃取—预置—反间谍—立法”在两端各自找到对位物。

还有一个数字，可以先放在这里，作为整章的底色。2024 年 1 月 31 日，FBI 局长雷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作证时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中国的黑客项目，比其他所有大国加起来都大；即便把 FBI 全部网络特工和情报分析员都调来专门对付中国，中国黑客的人数仍会以至少 50 比 1 的比例超过他们1。这句话当然有它的政治语境——它是在为 FBI 争取更多预算的听证会上说的。但即便打个折扣，它也勾勒出这条战线的基本形状：一边是高度集中、规模庞大、可以自上而下调度的力量，另一边是分散在企业、监管、司法多个节点、必须层层协调的防御。

二

先看中国网络行动里最受关注的一个——“盐台风”（Salt Typhoon）。

按美方的归因，“盐台风”是一个高级持续性威胁组织，长期对美国及全球进行高调的网络间谍活动，最早可追溯到 2021 年2。2025 年 8 月 27 日，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联合联邦调查局（FBI）、国家安全局（NSA）以及十三个国家的网络与情报机构，发布了一份联合公告（编号 AA25-239A），把这个组织及其多个别名（OPERATOR PANDA、RedMike、UNC5807、GhostEmperor 等）的活动，归因为“中国国家支持”的行为者，并点名三家中国公司——四川聚信和、北京寰宇天穹、四川至信瑞捷——为中国情报和军方提供攻击能力2。这份公告的协作规模本身就不寻常：十几个政府机构同时署名，代表着西方情报体系一次罕见的集体定调3。

这场行动的可见范围，是逐步揭开的。2024 年下半年起，有报道首次披露，一场严重的网络攻击侵入了美国的电信系统，而它很可能在被发现之前已经潜伏了一到两年。到 2024 年底，美国官员确认，与“盐台风”有关的黑客已经进入了九家美国电信公司的计算机系统，包括威瑞森、AT&T、T-Mobile 等主要运营商4。FBI 后来表示，这场行动在全球瞄准了 80 多个国家、约 600 个组织3。

被触及的内容令人不安。被波及的三家主要运营商加起来覆盖约 3.97 亿用户；攻击者获取了通话记录、部分通话内容和短信，还访问了威瑞森口中“少数政府和政治领域的高价值客户”5。FBI 局长把它形容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网络间谍行动之一，国会议员则称之为“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黑客”——这类措辞在情报通报里并不常见，本身就说明了官方对事件严重性的判断5。更敏感的是，到 2026 年初，有报道称黑客访问了众议院涉华事务委员会，以及外交、情报和军事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所使用的电子邮件系统46。也就是说，这场行动直接触及了美国对华决策的核心圈层——它窃取的，正是研究美国如何研究中国的那些人手里的信息。这种针对决策者本身的情报窃取，是这条战线上最直接的较量。

电信并不是唯一被触及的领域。据 NBC 通过《信息自由法》取得的国土安全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备忘录，“盐台风”在 2024 年 3 月至 12 月间侵入了某州陆军国民警卫队的网络近一年，窃取了管理员凭证、网络拓扑图、地理地图和军人个人信息，并获取了每个州及至少四个属地的网络配置；备忘录评估这可能影响全部 50 个州——因为多数州的警卫队网络与州情报融合中心是整合在一起的7。这意味着这条战线触及的不只是商业电信，还包括军队的地方神经末梢。

值得补一笔的是它选择的攻击面。按 CISA 的描述，“盐台风”主要瞄准大型骨干路由器，以及运营商边缘和客户边缘路由器——它不去攻打防御森严的终端，而是占据网络的“主干道交叉口”，从那里观察、转发、横向移动2。这些边缘设备往往缺乏日志、难以监控，攻击者还会修改路由器固件和配置以躲避检测、长期驻留，这也是 CISA 在 2025 年专门为通信基础设施发布加固指南、并把思科网络设备单列为重点防护对象的原因8。一个特别讽刺的细节是：美国 1994 年的《通信协助执法法》（CALEA）强制电信公司在网络里内建合法监听能力，以便执法机关在获得授权后调取通信；而“盐台风”恰恰利用了这套为“好人”准备的监听后门，反过来访问了执法监听系统和监听目标清单9。它印证了密码学界一句老话：没有只让好人进、把坏人挡在外面的后门。这个教训对中美都成立——任何一方在自己网络里留下的便利通道，都可能成为对方的入口。

针对“盐台风”，美方不止于通报。2025 年 1 月 17 日，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对四川聚信和实施制裁，认定它直接参与了“盐台风”行动，并与多家为中国国安部门提供网络利用能力的承包商关系紧密；国务院同步发表声明，把这次制裁与财政部遭入侵、电信遭入侵串在一起1011。这是美方第一次对“盐台风”作出正式的、点到具体实体的归因与惩罚——它把一个原本只存在于技术报告里的代号，钉在了一家有名有姓的公司身上。

三

如果说“盐台风”是为了窃取情报，那么另一个组织——“伏特台风”（Volt Typhoon）——按美方的判断，目标更令人不安。

它最早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微软在 2023 年 5 月 24 日的一份报告里公开披露的。微软评估认为，这个组织自 2021 年年中开始活跃，瞄准美国本土以及关岛的关键基础设施，涵盖通信、制造、公用事业、交通、建筑、海事、政府、信息技术和教育等多个行业；它几乎完全依赖“就地取材”和手工键盘操作，意在长期、隐蔽地存在12。关岛这个细节并不偶然——它是美军在西太平洋投射力量、应对台海冲突的关键节点，正卡在第七章所讲的那架“台海钟摆”的支点上。

2024 年 2 月 7 日，CISA、NSA 和 FBI 发布联合公告（编号 AA24-038A），把微软的厂商研判抬升为政府的正式归因：评估认为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行为者正在寻求“预置”——也就是预先潜伏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 IT 网络里，包括电力、供水、通信和交通领域13。

它和“盐台风”的关键区别在意图。美方的判断是：这种预置的目的，不是窃取情报，而是在重大危机或与美国发生冲突时，对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破坏性或瘫痪性的攻击13。换句话说，“盐台风”是来偷东西的，“伏特台风”是来埋开关的。

这个判断必须谨慎转述：它是 CISA 等美国机构的归因，代表的是美方情报评估，而非已被中方承认或独立法庭确证的事实。但即便作为评估，它的含义也足够严重——它意味着，中国被认为在和平时期就在美国的电网、水网里埋下了“开关”，留待危机时刻使用。这把网络从情报领域，推向了准军事的领域。

两个技术细节让这个判断更具分量。其一，“伏特台风”大量使用所谓“就地取材”（living off the land）的手法——不植入显眼的恶意软件，而是利用系统自带的 PowerShell、WMI 等合法工具，再配合零日漏洞和窃取来的有效凭证，让入侵看起来像正常的系统活动，从而长期躲过检测14。其二，美方机构称在部分受害环境里，观察到“伏特台风”维持立足点至少五年13。五年，意味着这不是一次抓了就走的攻击，而是一种近乎“驻扎”的存在。

2024 年 1 月，美国司法部和 FBI 获得法院授权，对“伏特台风”使用的一个僵尸网络（KV-botnet）发起行动——它由全球大量被攻陷的家用和小型办公室路由器组成，多为思科和 NetGear 的老旧型号。FBI 在南得克萨斯州法院申请了搜查令，先渗透进这套系统、采集数据，再远程清除恶意软件、切断其与僵尸网络的连接；采样时该集群已缩减到约 650 台设备1415。这是美国少有的、对这条战线采取主动反制的公开案例。但反制之后，“伏特台风”很快尝试重建——曼迪昂特（隶属谷歌云）的情报主管哈尔奎斯特评述，僵尸网络被清剿后行为者迅速重建并继续运作，这种韧性本身就说明它是冲着长期潜伏、待命而来16。这条战线的特点也由此显现：它很难被一次性清除。

四

网络只是这条战线的一半。把它和另一半——人的渗透——连起来看，会发现两者共用一套基础设施：中国情报系统的承包商生态。这套生态在 2024 年初被一次意外的泄露撕开了一道口子。

2024 年 2 月，一家名为“安洵信息”（i-Soon，上海安洵）的中国公司，约 570 份内部文件被人匿名上传到 GitHub。安全研究者把它称为对中国政府黑客行动“前所未有”的一次窥视——它第一次以内部合同、聊天记录、产品清单的形式，展示了情报需求如何驱动一个由独立承包商组成的“黑客雇佣市场”17。文件显示，安洵为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解放军承接业务，目标遍及至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马来西亚、韩国、台湾、泰国、香港和英国，相关合同可追溯到八年前18。

一年后，这次泄露落进了司法文书。2025 年 3 月 5 日，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十二名中国人，其中包括两名公安部官员、八名安洵员工，以及两名“APT27”组织成员（殷可成、周帅，后者绰号“Coldface”）19。起诉书最具揭示性的，是它写出了这门生意的价格表：安洵向国安部、公安部按“件”收费，每攻陷一个电子邮箱，收取约一万到七点五万美元，还靠为公安部培训人员赚钱；2016 到 2023 年间，这套生意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19。

这种“前台是企业、后台是情报”、“按件计价、利润驱动”的结构，正是 2025 年那份“盐台风”公告点名三家中国公司、以及更早 2020 年那起 APT41 案件所指向的同一种模式——2020 年 9 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包括 APT41 成员在内的七名被告，指控他们针对全球 100 多个受害者实施入侵，其中成都某网络科技公司对外宣称提供防御性网络安全服务，实则为进攻性行动打掩护20。三起案件、跨越五年，指向的是同一套运作逻辑：国家提需求，承包商接单，企业外壳提供“可推诿的距离”。这种结构对中国有它的好处——它让官方可以与具体的攻击行为保持一臂之遥；但它也有代价——一旦某个承包商被泄露或被起诉，整张网就会暴露得格外彻底，安洵泄露就是一例。

理解了这套承包商生态，再回头看美方一侧的核心对手，就更清楚了。在中方一侧，国家安全部（MSS）是这套体系的枢纽。这个 1983 年设立的机构，在 2015 年前后经历了一轮重要的集权化改革，把分散在各省的地方机构更紧密地收归中央垂直管理——有分析者称之为中国民用情报系统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发展”21。近年来，MSS 一改低调，公开化运作明显增强，开设社交账号、发布反间谍宣传，在反间谍和对外情报两端同时发力22。承包商负责“做活”，MSS 负责“提需求、给钱、收货”——这正是金字塔体制在情报领域的典型样貌：意图自上而下，执行外包出去。

五

承包商生态的另一个出口，是直接打进美国对华决策的钱袋子和制裁机器。

2024 年 12 月 8 日，美国财政部披露遭到入侵。攻击者利用第三方远程支持服务商 BeyondTrust 一把被盗的 API 密钥，进入了财政部的工作站；按美方后续归因，行动者是与“APT27”重叠的“丝绸台风”（Silk Typhoon）23。被瞄准的，恰恰是财政部里最敏感的两个部门——负责制裁执行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和金融研究办公室；攻击者访问了逾四百台设备、三千多份非密文件23。

这次入侵的意味，值得停下来想一想。OFAC 是美国对华经济施压的核心工具之一——本书第十一章会讲到，金融制裁是这场竞争里最锋利的武器之一。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读是：攻击者想知道的，是美国接下来打算制裁哪些中国实体——也就是说，它在情报上“反向侦察”美国的施压意图。如果说“盐台风”窃取的是研究中国的人手里的信息，那么这次财政部入侵窃取的，是要制裁中国的人手里的信息。两者合起来，勾勒出这条战线一个共同的指向：它最想要的，往往不是普通公民的隐私，而是对手决策链条上游的那一小撮人正在想什么、准备做什么。

到 2025 年 3 月，这次入侵也被并进了那份十二人起诉书——被控的 APT27 成员之一殷可成，正是被指对财政部下手的人，财政部的 OFAC 还为此对他实施了制裁19。一个专门执行制裁的机构，先被对方黑了，再用制裁去回敬黑它的人——这种循环，恰好是这条战线“指控—反制—再指控”对称结构的一个缩影。

六

面对这两类行动，必须把另一方的声音并置进来——否则这一章就只是单方面的指控清单。

对几乎所有这些归因，中国政府都予以否认。针对“盐台风”，2025 年 9 月 1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及其盟友以网络安全为名“抹黑”中国，称相关指控是“无端臆测”和“污蔑”，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操弄24。针对“伏特台风”，中方的反驳更系统：2024 年 4 月起，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CVERC）发布报告，称“伏特台风”实际上是国际勒索软件团伙，并指美国情报界与网络安全公司为了争取预算和合同而合谋散布“虚假叙事”，把责任嫁祸中国25。同年 10 月，CVERC 又发布一份约六十页的报告，称美方一款名为“Marble”的情报工具，会在恶意代码里插入中文、俄文等字符串，刻意误导归因——也就是所谓“假旗”操作26。中方还援引斯诺登披露的“棱镜”项目，反指美国才是真正的“黑客帝国”24。

这种“指控—否认”的对称，正是这条战线最难处理的地方。一方拿出技术报告和起诉书，另一方拿出反报告和反叙事，而双方都无法把对方的指控放到一个中立的法庭上对质。读者能做的，不是替双方下裁决，而是看清两套话语各自的来源和动机。需要承认，中方反驳里有一部分并非全无依据——斯诺登披露过的美方全球监控行动是真实存在的历史，美国情报机构在网络空间同样是高度活跃的玩家。把这一点放进来，并不是为某一方开脱，而是提醒读者：在这条战线上，“受害者”和“行动者”的角色，从来不是单向分配的。

不过，有一个细节让天平略有倾斜。据《华尔街日报》2024 年底的报道，在 2024 年 12 月一场由美方网络事务大使主持的中美秘密会谈中，中国一名外交部网络事务高级官员，以“间接而模糊”的措辞，被美方理解为含蓄承认了“伏特台风”的行动，并把它与台湾问题挂钩——即意在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海冲突中介入太深27。必须强调：这是美方对一段闭门发言的解读，措辞本身“间接而模糊”，中方公开立场始终是否认。但如果这个解读成立，它把网络预置从一个纯技术问题，变成了一种战略信号——一种不开火的威慑语言。这与第七章台海、第八章核态势的逻辑是一致的：在最危险的场域，沉默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喊话。

七

防御方的处境，并不乐观。

2025 年 12 月，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给出了一个直白的结论：美国的网络仍然脆弱，包括威瑞森、AT&T、T-Mobile 在内的电信公司，仍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它们已经把“盐台风”的入侵者驱逐出去28。委员会的听证还揭示了一些让人难堪的细节：许多遗留网络设备多年未更新，有的路由器漏洞七年前就有补丁却始终未打，弱密码大量存在28。换句话说，攻击早在 2024 年就被曝光，但到了一年多以后，连“对手是否还在网络里”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确切答案。

到了 2026 年初，这种僵持还在继续。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坎特韦尔公开要求 AT&T、威瑞森的首席执行官就“盐台风”出庭作证，原因之一是这些公司拒绝向委员会交出由曼迪昂特做出的网络安全评估报告——她认为入侵远未被完全清除，而企业却在用“商业机密”挡住国会的问询29。这里浮现出这条战线一个常被忽视的角色：私营企业。电信网络的实际控制权在企业手里，而企业既要应对监管、又要保护商誉、还要顾及合规成本，它在攻防中的迟疑和遮掩，本身就构成防御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

更复杂的是，连“是否还有更多受害者不知情”都没有答案。据报道，电信公司并未通知大多数被波及的用户13。这条战线上，受害者甚至常常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受害的人。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5 年的年度威胁评估，把中国列为对美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威胁，并明确指出中国在“预置非对称攻击选项”，以便在冲突中部署30。2026 年的评估延续了这一判断，继续把“伏特台风”“盐台风”列为在 IT 网络中定位、并可能横向移动到控制关键基础设施的操作技术系统、择时干扰关键功能的威胁31。

这条战线的特点由此显现：它不是一场有明确开始和结束的战斗，而是一种持续的、难以彻底清除的渗透状态。防御方很难宣布“胜利”，因为它甚至难以确认对手已经离开。到 2025 年，FBI 网络司助理局长莱瑟曼对外表示，“盐台风”在美国电信网络内已“基本被遏制”——但“基本”这个词，恰恰说明了这条战线难有干净的句号32。

八

防御的难，还在于美国自己内部的不一致——这正是本书第三章讲的“三角拉锯”，在网络战线上的微观重演。

“盐台风”曝光后，拜登政府时期的 FCC 在 2025 年 1 月，也就是政府换届前五天，匆忙通过一项裁定，重新解读 1994 年的 CALEA，认定该法“确实要求电信运营商保护其网络免遭非法接入或拦截”，并提出配套的网络安全标准9。但新一届 FCC 在 2025 年 11 月推翻了这项裁定，认为前任对法条的解读“过宽”33。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民主党人坎特韦尔为此公开抨击，称这是在“盐台风”教训之后回滚刚建立起来的网络保护规则33。

行政部门、独立监管机构、国会两党——同一件事，在不同节点被推向相反的方向。这就是三角拉锯：它让美国在防御上很难形成一个稳定、连贯、说一不二的政策，而对手面对的恰恰是这种内部摩擦留下的缝隙。中国是“金字塔”，对网络攻防的部署可以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美国是“三角”，每一项防御措施都要穿过行政、立法、监管和企业的多重博弈。这种不对称，不只是决策风格的差异，在网络这种讲究持续性和一致性的领域，它直接转化为防御能力上的结构性短板。

把第一章引用的那个“50 比 1”放回这里，就更清楚了：美方面对的不只是人数上的劣势，还有自身体制带来的协调成本。中国可以把承包商、国安部、监管和企业拧成一根绳；美国却要让 FBI、CISA、FCC、司法部、私营电信公司各自行动、彼此协商，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掉链子的地方。金字塔靠指令解决一致性，三角靠博弈维持平衡——在需要持续盯防的网络战线上，前者的效率优势是实打实的。

九

网络是这条战线的一端，另一端是更传统的人——情报、间谍与学术渗透。这把我们带到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

“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是美方对前述那套人的渗透网络的回应。它是司法部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由时任司法部长塞申斯于 2018 年 11 月发起的，目标是起诉与中国有关联的科研人员和学者，防止工业间谍和技术外泄34。它的一个重点，是针对那些与中国有未披露关联的学术研究人员——比如参与了中国“千人计划”、却没有在联邦科研经费申请中如实披露的人，并以欺诈的理论提起指控。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建立的数据库显示，在它整理出的 77 起案件中，约 19 起涉及经济间谍法指控，而被告中华裔占比高达约 88%35。

这个计划试图回应一个真实的关切——技术和知识通过人才流动外泄，安洵泄露和那几起承包商起诉案都说明，这种渗透并非凭空想象19。但它的执行方式，引发了严重的副作用，主要是寒蝉效应，以及一连串站不住的案子。

数据库追踪显示，多起备受瞩目的案件最终崩塌。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教授胡安明的案子，是第一起进入陪审团审理的研究诚信案，先以悬而未决的误审收场，最终全部无罪；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的案子，则在开庭前被撤销，成为第八起在审前就被撤的研究诚信案35。一项试图惩治渗透的计划，却接连在法庭上败下阵来，这本身就说明了它在事实基础上的脆弱。

2022 年 2 月 23 日，司法部宣布终止“中国行动计划”。国安司助理司长奥尔森在三个月复审后给出的理由是：这个计划制造了一种“对华裔科学家和学者的寒蝉氛围”，并不公平地把华裔美国人和华裔居民描绘成不忠诚的群体36。批评者指出，出于对被起诉的恐惧，许多亚裔学者不敢申请联邦经费、不敢正常开展研究——一项面向千余名学者的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的华裔科学家感到不安全，相当比例的人考虑离开美国37。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范围更广、不再以单一国别命名的“应对民族国家威胁战略”36。

这里暴露了这条战线特有的两难。一方面，技术外泄和学术渗透是真实的安全关切，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MSS 的承包商网络和掩护公司模式是有据可查的20。另一方面，把整个族裔群体置于怀疑之下，不仅伤害无辜，还可能适得其反——它会把本该是美国科研资产的华裔人才推开，削弱美国自己的创新能力。如何在防范渗透和避免种族定性之间划线，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

十

这个难题，在 2025 到 2026 年又重新摆上了台面。

“中国行动计划”虽然 2022 年被终止，但它的逻辑并未消失。一项嵌入 2026 财年商业、司法、科学相关拨款法案报告语言的提案，试图以“对抗中国、维持美国竞争优势”为由重启它38。与此同时，司法部被报道在用一些新的法律工具——尤其是《虚假申报法》（False Claims Act）——通过针对大学来调查学术研究人员，被视为“中国行动计划”手法的某种复活39。

这个转向值得细看，因为它揭示了三角体制如何“换工具不换目标”。《虚假申报法》原本针对的是骗取联邦资金的行为，举证门槛低于刑事案件，还可寻求三倍赔偿。司法部的新做法，是把矛头从个人研究者转向他们所在的机构——如果大学在经费申请中“知道或应当知道”研究者有未披露的对华关联却未申报，机构本身就可能担责39。2022 至 2024 年间，俄亥俄州立、斯坦福、马里兰等五所院校已就此类指控与司法部达成和解，其中俄亥俄州立 2022 年支付 87.5 万美元，斯坦福 2023 年支付 190 万美元39。刑事起诉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民事索赔成了新的施压点。

不过，结局再次展示了三角拉锯。从 2025 年 9 月起，82 个民权与亚裔倡导组织联署反对重启提案；2026 年 1 月，相关语言最终被从众院拨款案中删除，正式重启“中国行动计划”的努力再度落空40。设立、终止、试图复活、再放弃——这条线索的反复，本身就说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矛盾：它既忌惮渗透，又警惕自己的反渗透手段伤及无辜和自身的开放性。

需要补充的是，这条人的战线同样是镜像的。FBI 局长雷曾披露，美方平均每 12 小时就新开一起对华反间谍调查，在办案件逾两千起，经济间谍调查在十年间增长约 1300%41。而在另一端，中国 2023 年修订《反间谍法》，大幅扩展了间谍行为的定义，强化公民和组织的协助义务，扩大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权42。一方加大反间谍力度，另一方就以更严的反间谍立法回应——两台机器在“防对方渗透”这件事上，也形成了对称的加码。耐人寻味的是路径的差异：美国的反渗透要穿过起诉、审判、撤案、立法、再撤销的反复，每一步都在公开拉锯；中国的反渗透则通过一部自上而下、一次到位的法律完成扩权。同一个目标，金字塔用立法解决，三角用博弈消耗——这又是一次结构不对称的微观显影。

十一

把网络和人这两端合起来，看不见的战线呈现出几个独特之处。

第一，它最不对称于公开核查。前面几章的事实——关税税率、稀土份额、导弹井数量——多少可以独立验证；而这条战线上的核心判断，大量依赖情报机构的归因，并几乎总是伴随着被指控方的否认24。这要求读者保持一种双重的清醒：既不轻信每一条耸动的指控，也不因为难以核查就否认威胁的存在。安洵泄露这类罕见的“内部文件外流”，之所以格外珍贵，正是因为它绕过了“通报对否认”的死结，提供了一份不依赖任何一方表态的旁证17。

第二，它最接近“准战争”状态。“伏特台风”被美方指为预置破坏能力，已经超出了传统情报的范畴，进入了为冲突做准备的领域30；而那场闭门会谈里把网络与台湾挂钩的解读，更让它带上了战略威慑的色彩27。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战线和上一章的核态势一样，属于那种平时沉默、危机时刻可能瞬间引爆的底层博弈。

第三，它最考验一个开放社会的自我平衡。美国的难题不在于要不要防范——这一点两党有共识——而在于如何防范而不损害自己的开放性、不伤害自己的人才、不背叛自己的原则。“中国行动计划”的起落，以及 FCC 规则的反复，都是这种自我平衡的艰难写照33。金字塔可以靠指令解决一致性问题，三角却必须在每一个争议点上重新博弈——这是美国体制的代价，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保险。

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争夺的是信息和准入。下一章，我们转向另一种看不见、却更直接作用于人心的较量——信息、叙事与认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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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战争：信息、TikTok 与影响力

一

前两章谈的看不见的战线，争夺的是情报和准入。这一章谈的，是更深一层的东西——人心。

信息与认知的较量，目标不是窃取什么或破坏什么，而是塑造人们怎么想：怎么看中国，怎么看美国，怎么看这场竞争本身。在一个信息高度流通、社交媒体主导注意力的时代，谁能影响叙事，谁就能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改变力量的对比。这条战线最符合本书的总框架——它同样是镜像的。美国国务院曾设有“全球接触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其职能就是识别和反制外国的信息操纵；中国则建有从中宣部到统战部、从央媒到地方公安的一整套对外传播与影响体系。双方都指控对方在散布虚假信息，都自认为是在被动防御。把这两套机器并排放在一起看，才能看清这场争夺人心的战争究竟在打什么。

而这条战线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连美国那台“反信息操纵”的机器本身，也是行政与立法拉锯的产物，会被国内政治拆掉。全球接触中心的法定授权在 2024 年 12 月 23 日终止——它在国防授权法（NDAA）里的拨款被取消，国会随后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也没有给它续命；这个员工约 120 人、年预算约 6100 万美元的机构，被关闭后职能分散转入国务院其他公共外交部门32。关停的导火索，是国内一部分议员指控它通过合作机构“压制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这恰恰印证了本书第三章的判断：美方这台机器是“三角”的，行政想做的事，立法可以叫停；连反制外国宣传这种看似有共识的事，也会被国内的言论自由之争卷进党争。中国那台金字塔机器里，找不到一个对应物——不会有哪个机构因为国内对它“管得太宽”的批评而被立法关掉。把这一点放在最前面，是想提醒：这条战线的“镜像”，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称的镜像。

二

这条战线和前面几章谈的工具有一个根本区别。关税有税率，芯片有清单，稀土有配额——这些工具的边界是清晰的，谁打了谁、打了多重，账算得出来。叙事不一样。一段影响他人认知的内容，从生产到投放再到生根，往往没有可见的轨迹；它既可能是国家机器有组织的产物，也可能是普通人自发的转发。正因为难以核查，这条战线最容易同时滋生两种相反的错误：一种是低估，把有组织的影响行动当成不存在；另一种是高估，把一切对己方不利的声音都归因于敌方操纵。本书在这一章反复要做的，就是在这两种错误之间走钢丝——既承认威胁的真实性，又不放过证据等级的差别。

而这条战线在 2025 到 2026 年间最具象的战场，是一款叫 TikTok 的应用。它之所以值得用大半章篇幅去拆解，不是因为它最危险，而是因为它罕见地把一个本来模糊的认知问题，逼成了一个可以立法、可以判决、可以重组股权的具体问题——美国为处理它而动用了立法、司法、行政三道关卡，留下了一条清晰可查的轨迹，而这条轨迹本身，就是观察两台机器如何互动的最好标本。

三

先把美国对 TikTok 的关切讲清楚，否则容易陷入非黑即白。

美方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两个风险上。第一是数据：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可能被中国法律强制要求交出大量敏感的美国用户数据，而 TikTok 在美国有约 1.7 亿用户14。第二是算法：这个强大的推荐算法可能被暗中操纵，以有利于中国利益的方式塑造美国公众的政治态度或舆论倾向14。这两个担忧的具体化身，是国会两党议员反复表达的一种恐惧——字节跳动有能力放大符合官方叙事的内容，同时压制诸如新疆、香港、天安门这类敏感话题14。

这种担忧并非全凭想象。美国情报机构在 2025 年的《年度威胁评估》里写下了一句相当具体的研判：由“中国宣传机构”运营的 TikTok 账号，曾在 2022 年中期选举周期针对两党候选人；同一份评估还判断，中国的影响活动正变得“更精细”，并已开始试验生成式 AI33。需要把这句话的分量摆正：它出自情报系统的非密评估，证据等级高于一般智库研判，但它用的词是“reportedly（据称）”，且评估同时指出中国比俄罗斯更谨慎、更顾及自身经济与国际形象，不愿过于激进33。换句话说，连最该警惕的情报机构，给出的判断也是有保留的。

这份评估里“中国比俄罗斯更谨慎”的措辞，其实暗含了对中方决策逻辑的一种理解，也呼应本书第二章对那台金字塔机器的判断：它的行动高度自上而下、讲求可控，不愿因一次过于张扬的影响行动而损害更大的经济与外交利益。这与某些把中国信息行动想象成“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慌叙事并不一致。一个把形象与经济算计放在很高位置的对手，反而可能在认知战场上有所克制——这不是因为它没有能力，而是因为它的成本-收益算法里，“被抓现行的代价”被算得很重。把对手的克制也纳入研判，是避免高估的另一道防线。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主要是“风险”和“担忧”，而非已被逐条证实的、针对美国用户的系统性操纵。围绕 TikTok 的争论，很大一部分恰恰在于：威胁究竟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这正是信息战线最难拿捏的地方——担忧本身可能有依据，但担忧不等于已经发生的事实。美国国会两党之所以能在分裂的政治氛围里就 TikTok 达成罕见的共识，靠的不是某一份铁证，而是对“潜在风险不可接受”的判断。这也回到了本书第三章的主线：在中国体制里找不到对应物的国会两党共识，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压力源。

四

国会先动手的，是立法。

2024 年 3 月，众议院议员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与克里希纳穆尔提（Raja Krishnamoorthi）联名提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PAFACA，即 H.R.7521）。法案点名字节跳动和 TikTok，要求其在限定期限内完成“合格剥离”（qualified divestiture）——剥离之后，应用必须不再受“外国对手”控制，也不得与原母公司保留运营关系9。这部法案随后被并入一项对外援助一揽子立法，在众议院以 352 对 65、在参议院压倒性通过，2024 年 4 月 24 日由拜登总统签署成法10。

法律给出的期限是 270 天。如果字节跳动不在期限内完成剥离，那么从 2025 年 1 月 19 日起，美国的应用商店和云托管服务向 TikTok 提供分发与托管即属违法11。这是一种“卡基础设施”的执法设计——它不直接抓用户，而是切断应用赖以存在的分发与托管管道，逻辑上与第五章美国对芯片“卡上游”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位加拉格尔——这位推动 PAFACA 的众议员，当时正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这条战线和前几章在人事上是连通的：同一批人，既推半导体管制，也盯 TikTok，还发布关于统战工作的影响行动备忘录。这种集中性，正是美方“三角”机器在涉华议题上罕见地拧成一股绳的写照——尽管它最终仍受制于司法和行政的再校准。

五

TikTok 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但没能翻盘。

2025 年 1 月 17 日，最高法院以一份未署名的“法庭意见”（per curiam）作出裁定，认定 PAFACA 在“中等审查标准”下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12。法院肯定了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判决，把这部“剥离或封禁法”定性为针对外国对手控制的国家安全措施，而非对言论内容的审查13。

这意味着，到 2025 年初，立法和司法两条路都已为“必须改变 TikTok 的归属”背书。值得记下的是一个并不被官方叙事强调的批评：隐私研究机构 EPIC 指出，这部法律只针对 TikTok 一家公司，并不触及更广泛的数据经纪行业，因此对美国人整体隐私的实际保护作用相当有限20。换句话说，这场以“数据安全”为名的行动，更接近一次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产权切割，而非一次普遍的隐私立法。

不过，针对“只打一家”的批评，行政分支其实另开了一条更普遍的线。早在 2024 年 2 月 28 日，拜登就签署第 14117 号行政令《防止受关注国家获取美国人大宗敏感个人数据及政府相关数据》，授权司法部限制乃至禁止美国人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关注国家”通过数据经纪等方式转移大宗敏感数据——涵盖基因、生物识别、精确地理位置、健康和金融信息；司法部的最终规则在 2025 年 4 月 8 日生效37。把这条线和 PAFACA 并看，能看出美方的处置其实是双轨的：一轨是针对 TikTok 这个“标志性目标”的产权切割，另一轨是针对整个数据经纪行业的横向治理。EPIC 的批评说中了 PAFACA 一家的局限，却不完全等于说美方没在更广的层面上行动。

六

立法和司法划定了“必须改变归属”的底线，但具体怎么改，留给了行政分支——而行政分支选的，是一条谁也没料到的“第三条路”。

按理说美国面临的是二选一：要么禁掉 TikTok，代价是激怒 1.7 亿用户、引爆言论自由争议；要么放任不管，承担数据和算法两个风险。但最终的解法是产权重组。2025 年 9 月 25 日，白宫发布第 14352 号行政令《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同时拯救 TikTok》。行政令的核心安排是：组建一家由美国方面控股的合资企业运营 TikTok 美国业务，字节跳动及其关联方持股不超过 20%；在七人董事会中，字节方面只占一席，且被排除在合资企业的安全委员会之外；推荐算法必须在美国境内重新训练，并由“可信安全伙伴”持续监控；司法部长则获授权暂缓执行 120 天，为交易完成留出窗口15。这份行政令随后在《联邦公报》正式登载16。

交易的买方阵容逐渐清晰。2025 年 12 月，多家媒体披露，收购方由甲骨文（Oracle）、银湖（Silver Lake）和阿布扎比主权基金 MGX 牵头17。最终的股权结构是：甲骨文、银湖、MGX 各持约 15%，合计连同其他美国投资者控股 80.1%；字节跳动保留 19.9% 的少数股权，刚好压在法律设定的 20% 门槛之下18。2026 年 1 月 22 日，这笔交易正式完成；按公开安排，甲骨文负责数据审计与算法重训，字节跳动不再接触美国用户数据19。

这就是“第三条路”的核心——既不禁，也不放，而是改变所有权结构，把控制权从中国母公司转移到美国实体手里，用产权的重组来化解数据和算法的担忧。这条路的精巧之处，还在于它把一桩看似无解的政治对峙，转化成了一笔可以谈判、可以定价、可以分配股权的商业交易；而这恰恰需要美方那台“三角”机器里的行政分支，有立法和司法已经替它划好底线作前提——没有 PAFACA 和最高法院在前，行政分支也没有筹码去逼成这笔重组。

七

这个解法很聪明，但它真的解决了问题吗？

这是一个仍在争论中的问题。质疑者会问：合资企业里字节跳动仍保留 19.9% 的股份，而 TikTok 赖以成功的那个推荐算法，其知识产权和技术根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脱离了中国母公司？算法虽然要求在美国境内“重新训练”，但若其底层架构、训练方法乃至持续迭代仍依赖中国一侧的技术，那么“重训”是脱钩还是续约，并不容易判断14。换句话说，产权的转移是否等于控制的转移？

本书无法、也不打算对这个技术性问题下定论。这里要点出的是它的方法论意义：TikTok 的解法，代表了一种处理中美科技纠缠的新模式。在芯片上，美国用的是“管制”——禁止流动；在稀土上，中国用的也是“管制”——禁止流动；而在 TikTok 上，用的是“重组”——改变归属。这是一种比简单禁止更精细、也更有争议的工具，它试图在全球化的技术纠缠中，划出一条“谁拥有、谁控制”的新边界。这条边界画得是否成功，要时间来检验。

八

TikTok 是平台层面最显眼的一角，但美方对中国信息影响的研判，远不止一款应用。

2023 年 9 月，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发布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重塑全球信息环境》，指称北京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构建覆盖全球的信息生态，手段包括推广本国宣传与审查、推销监控技术与“网络治理”规范、收购或渗透外国媒体等五大类1。报告援引的一个例子是：立陶宛曾发现某中国品牌手机内置可远程激活的审查功能，能屏蔽包括“自由西藏”在内的约 450 条敏感词2。

中国官方对此明确反驳。两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该报告本身就是“散布虚假信息”，指美国才是“谎言帝国”，并援引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的“知更鸟行动”（Operation Mockingbird）作为例证3。这是这条战线上典型的镜像场面——双方都把对方定义为信息操纵的发起者，都把自己摆在揭露者和受害者的位置。读这段历史，需要同时把美方报告和中方反驳当作“某一方的官方表述”来处理，而不是把任何一方的措辞直接当成定论。值得一提的是，发布那份报告的全球接触中心，一年后就被本国国会关停了——揭露者自身先在国内政治里被拆解，这种讽刺，本身就是这条不对称战线的一个注脚。

九

在平台取证层面，有一些事实是可以落到桩上的。

2023 年，Meta 公司在其季度对抗性威胁报告中宣布，删除了与一个被称为“Spamouflage”（垃圾伪装）的中国关联网络相关的 7704 个脸书账号、近千个主页等，并称这是其“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跨平台秘密影响行动”4。安全研究机构进一步指出，该行动的部分操作者与中国执法机构存在关联，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也独立识别出另一批相关账号5。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分析则把部分操作的地理定位指向江苏盐城，怀疑与当地公安系统有关，同时列举了可能参与影响行动的多个行为体6。这些归因属于研究机构的研判，应当 hedge 看待——平台取证能证明账号网络的存在和运作模式，但把它精确归因到某个具体机构，证据强度要弱一档。

到 2024 年美国大选周期，Spamouflage 的玩法升了级：部分账号开始伪装成美国选民，用假身份发帖，在选前放大贬损两党候选人的内容，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近乎确定是 AI 生成的35。但这里需要一个极其重要的平衡——它的“效果”可能远没有它的“规模”听上去那么吓人。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Graphika 等机构的多项跟踪研判指出，尽管 Spamouflage 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源、账号数以千计甚至上万，它在引发美国目标受众“自然互动”方面“极其低效”，五年来始终难以真正破圈36。这是这条战线上最容易被忽略、却最该被记住的一组事实：账号的“存在”和影响的“奏效”是两回事。承认有组织的影响行动真实存在，与承认它大多没打动谁，二者可以并立——这正是抵抗“高估”的关键证据。

至于未来的走向，研判者更担心的是技术杠杆。兰德公司一份提交给国会的证词指出，解放军的相关文献公开倡导一种“社媒操纵 3.0”——建立自动化的“人设农场”，平时发猫照、聊家常，把账号养得看起来再正常不过，择时再投放分裂性内容；证词担忧解放军可能借生成式 AI 大幅提升影响行动的规模与逼真度，尤其针对台湾的民主进程34。这属于对“能力与意图”的研判，不是对既成事实的陈述，应当 hedge 看待；但它点出了一个真实趋势——一旦造假的边际成本被 AI 压到极低，“低效”这道护栏未必一直牢靠。

十

2025 年，美国司法部把部分事实推进到了刑事指控层面。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公开两份刑事控告，合计指控 44 名被告，其中包括 40 名中国公安部警官和 2 名网信办官员8。其中一份控告点名 34 名公安部警官，称他们隶属一个代号“912 特别项目”的工作组，用虚假身份在社交平台散布官方叙事、放大美国社会的内部分裂、削弱公众对民主进程的信心，同时骚扰海外异见人士7。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公开的刑事指控，被告均在中国境内、案件尚未经审判定罪；它的证据等级高于智库研判，但仍属“指控”而非“判决”。

把这几层证据按强度排一排，是理解这条战线的关键：情报机构的非密研判是一档，平台公司的取证（账号网络的存在与运作）是更硬的一档，智库对“归因到某个具体机构”的判断要软一档，而刑事控告虽然措辞最具体、却仍是“指控”而非“定罪”。同一桩事，证据等级可以跨越好几格——这正是为什么这条战线上的任何结论都得带着标签来读。

十一

平台和应用之外，还有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大机器——大外宣。

按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的梳理，中国的对外宣传体系以六大旗舰媒体为骨架：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和中新社；其常用手法之一是“借船出海”，即借助西方主流媒体的渠道投放内容，例如以付费插页形式出现的《中国观察》（China Watch）26。这套体系的扩张有明确的资源投入：自由之家的研究记录显示，早在 2009 年，中国就宣布投入约 450 亿元人民币（约合 72.5 亿美元）扩张对外传播能力，新华社的海外分社也从约 100 家增至 186 家27。

这条战线和 TikTok 的区别在于：大外宣是“挂着名牌”的，谁出钱、谁播出大体可查；难处不在于看不见，而在于它与正常的国际传播、商业合作之间，边界并不总是清晰。而美方对它的反制，恰恰是逼它把名牌挂得更明显——靠的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和“外国使团”认定这两件旧工具。《中国日报》自 1983 年起就以外国代理人身份登记；CGTN 美国分部在 2019 年 2 月登记；新华社在司法部 2018 年下令后拖到 2021 年才登记；2020 年，国务院更进一步把 CGTN、央视、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发行方一并认定为“外国使团”，要求其上报全部雇员、购置房产须经批准38。这套打法和处理 TikTok 截然不同——它不切断渠道，而是强制贴标签，让受众知道自己看的是谁出钱的内容。它假定的是：阳光本身就是消毒剂。把这两种工具放在一起，正好看出美方那台机器在认知战场上的两套逻辑：对 TikTok，它判断“贴标签不够、必须改归属”，因为风险藏在算法这种看不见的地方；对挂名牌的国家媒体，它判断“贴标签就够、不必查封”，因为内容来源本就公开。同样是中国信息工具，美方的处置力度，取决于它判断“风险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这条隐含的分级标准，比任何一份单独的报告都更能说明美方如何研判这条战线。

自由之家在历年评估中持续指出，中共与国家媒体在海外的影响手法，正从公开宣传转向更隐蔽、也更带强制色彩的方式28。到 2025 年，自由之家《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给出了迄今最系统的图景：在所调查的 30 个国家中，影响强度达到“高”或“极高”的有 16 国，台湾、美国和英国受到的影响最为强烈，但尼日利亚、西班牙、意大利、肯尼亚、菲律宾、阿根廷等地的攻势同样可观39。这份报告同时记录了一个常被忽略的反向事实：所有受调查国家都至少存在一种有效的反制，而且自 2018 年以来，多数国家公众对中国政府的好感不升反降。这和前面 Spamouflage“极其低效”的发现遥相呼应——投入和效果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正比。

十二

教育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孔子学院的兴衰。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4 年的审计显示，由于 2019 和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限制国防部资助设有孔子学院的高校，加之联邦经费规模远超孔院提供的资助，美国绝大多数高校在 2021 年后陆续关闭了校内孔子学院29。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原先主管孔院的“汉办”职能转入名义上独立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CIEF），后者接手了孔院品牌与资助，继续以新的壳运作30。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模式——当一个具体的载体被关停，影响活动往往不是消失，而是换一层外壳重新组织。

这一模式也是判断这条战线时最容易出错的地方：盯着“孔子学院”这块牌子，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而盯着“换壳”本身，又容易陷入把一切汉语教学都看作渗透的另一个极端。校园这个场域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另一个争议更大的角落——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美国国会“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影响行动备忘录指出，部分 CSSA 分会（2021 年全美约有 150 个）被指监视并向中国安全机构上报中国留学生中的异见活动40。这里尤其需要分寸：这类指控针对的是“部分”分会的“部分”行为，绝不等于把每一个中国留学生社团、每一名留学生都视作监视者或被监视者；一旦失了分寸，伤害的恰恰是这些最脆弱的个体，重蹈上一章“中国行动计划”的覆辙。

十三

比大外宣更隐蔽的，是统战系统。

中央统战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属机构，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对那些与党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精英个人和组织施加影响。按 USCC 的研究，统战体系统筹境内外的影响行动，其中“侨务”工作的一个目标，就是争取和团结海外华人社群21。USCC 的另一份分析进一步指出，统战工作的逻辑是吸纳并“中和”潜在的反对力量，把可能的批评者转化为合作者或至少是中立者22。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的研究点出了这套系统在海外运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可否认性。统战系统倾向于通过资助或拉拢各类利益团体来运作——比如旨在促进华人社群团结的行业协会、学生团体、“友好协会”——这些团体从事的活动，为党抵挡批评提供了一层缓冲，而不直接暴露党的手23。这种“可否认性”，是这条战线特有的迷雾：一个华人社团的活动，究竟是正常的社群组织，还是统战系统的延伸？边界往往是模糊的，而这种模糊本身，就是设计的一部分。

统战系统在中国权力架构里的分量也在上升。2025 年 4 月，李干杰接替石泰峰出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由一位政治局委员执掌该部，凸显了统战工作在最高议程中的位置，也被一些观察者解读为政治影响体系趋于专业化的信号25。把统战和 TikTok 并置，能看出信息战线的两个层面：TikTok 是技术驱动、面向大众的，影响的是普通人每天刷到的内容；统战系统是关系驱动、面向精英的，影响的是社群领袖、专业人士和有影响力的个人。一个走“算法”，一个走“人脉”，但目标相通——塑造海外对中国的认知，培育一个对中国友好的环境。

十四

谈到这里，必须给这条战线加几个重要的平衡，否则就会滑向恐慌。

第一，归因要克制。把任何对中国友好的声音都归为“统战”、把任何海外华人组织都视为“代理人”，是一种危险的过度归因——它会重蹈上一章“中国行动计划”的覆辙，伤害无辜、制造寒蝉效应。胡佛研究所那份由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谢淑丽（Susan Shell）领衔、被广泛引用的报告，在记录中国影响活动已伸向智库、大学、媒体和州地方政府的同时，特意提出了“建设性警惕”（constructive vigilance）这一原则——既要正视真实存在的影响行动，也要警惕反应过度本身对开放社会的伤害24。这是这条战线上最需要被记住的一句忠告。

第二，影响是双向的。本书着重谈了中国一侧的信息和影响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这个领域是被动或无辜的。美国同样拥有强大的叙事能力、媒体影响力和价值观输出工具，也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对自己有利的认知——前面提到的全球接触中心，本身就是美方信息机器的一部分；它被本国国会以“压制言论”为由关停的命运，恰恰说明这台机器同样争议缠身、同样在国内政治中被审视32。只是受限于本研究的材料和篇幅，对美国这一侧着墨较少，这是需要坦承的一个不对称。

第三，要把“骚扰镇压”和“影响传播”区分开。自由之家的统计显示，2014 年以来全球有记录的 735 起跨国镇压事件中，有 229 起被归因于北京，居各国之首31；前面提到的“912 特别项目”指控里，也包含对海外异见人士的直接骚扰。这类直接针对个人的胁迫行为，与争取华人社群好感的传播工作，在性质和严重程度上完全不同，不应混为一谈。看清这条战线，需要的正是这种不滑向任何一端的分寸——既不否认有组织的影响行动真实存在，也不把每一款中国应用、每一个华人社团都看成威胁。

十五

收尾时，把信息与认知这一章放回全书的框架。

它和前两章（情报网络、看不见的战线）共享“隐蔽”和“难核查”的特征，但它更进一步——它的战场是人的认知本身。它也和后面“镜中的对手”一章直接相连：双方如何看待彼此，本身就是这场认知战争的产物和延续；外交部一句“谎言帝国”和国务院一份“重塑信息环境”，正是两台机器互相研判、互相强化敌意的缩影。

这一章里最贴合全书“不对称”主线的，恰是两台机器自身的命运分野。中国那台金字塔机器，把大外宣、统战、网信、公安拢在一条自上而下的链条上，资源投入、机构层级一路向上加码；美国那台三角机器，连一个用来反制外国宣传的全球接触中心，都会被国内的言论自由之争在立法环节拆掉。一边是越收越紧的集中，一边是会自我掣肘的分权——这种结构性差异，本身就决定了双方在认知战场上的节奏和打法不可能对称。

它最深的启示是：在中美竞争里，最难防御的不是导弹或黑客，而是叙事。一枚导弹有明确的来源和轨迹，一段叙事却可以无声地渗透、扩散、扎根。而 TikTok 的产权重组之所以引人深思，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尝试——试图给这种无形的渗透，划出一条有形的产权边界。这条边界能否守住，是信息战线留给未来的悬念。值得记住的是这条暗线：立法、司法、行政三道关卡叠加，最后落点也只是一次股权重组，字节跳动仍保留近两成股份、算法的归属仍有争议。结构性的工具一个没拆，这与全书反复出现的判断一致——元首峰会可以缓和气氛，但根扎在制度里的东西，缓和不了。

下一章，我们转向一个更古老、也更结构性的战场——货币。中国能否撼动美元的霸权，美元的护城河又有多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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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 Freedom House, 2020（2009 年宣布投入约 450 亿元人民币、约 72.5 亿美元扩张外宣；新华社海外分社由约 100 增至 186）—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special-report/2020/beijings-global-megaphone（访问 2026-06）

28. Beijing’s Global Media Influence 2022: Authoritarian Expansion and the Power of Democratic Resilience — Freedom House（中共与国家媒体使用更隐蔽、强制的手法）—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beijing-global-media-influence/2022/authoritarian-expansion-power-democratic-resilience（访问 2026-06）

29. China: With Nearly All U.S. Confucius Institutes Closed, Some Schools Sought Alternative Language Funding —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24-105981, 2024（FY2019/FY2021 NDAA 限制 DoD 资助设孔院高校；多数学校 2021 后关闭孔院）— https://www.gao.gov/products/gao-24-105981（访问 2026-06）

30. It’s Time for a New Policy on Confucius Institutes — Brookings Institution（汉办职能转入名义独立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 CIEF，接手孔院品牌与资助）—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its-time-for-a-new-policy-on-confucius-institutes/（访问 2026-06）

31. TNR Watch: Exposing Beijing’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 Freedom House（2014 年以来 735 起跨国镇压记录中 229 起归因北京，居各国之首）— 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tnr-watch-exposing-beijings-transnational-repression（访问 2026-06）

32. Terminat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s Global Engagement Center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N12475（GEC 法定授权 2024-12-23 终止；NDAA 未含再授权；员工约 120、年预算约 6100 万美元；职能转入其他公共外交办公室；关停伴随国内“压制言论”争议）—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IN12475（访问 2026-06）

3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2025 —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25-03-25（称 PRC 宣传机构运营的 TikTok 账号在 2022 中期选举针对两党候选人；中方影响活动更精细、试验生成式 AI；但较俄更谨慎）— 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ATA-2025-Unclassified-Report.pdf（访问 2026-06）

34. 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AI for Chinese Military Cyber-Enabled Influence Operations — RAND, Nathan Beauchamp-Mustafaga 国会证词 CTA3191-1（PLA 文献倡导“社媒操纵 3.0”自动化人设农场；担忧生成式 AI 强化影响行动、干预台湾民主；属能力/意图研判）—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testimonies/CTA3100/CTA3191-1/RAND_CTA3191-1.pdf（访问 2026-06）

35. China is pushing divisive political messages online using fake U.S. voters — NPR, 2024-09-03（选前 Spamouflage 账号以假美国人设放大贬损两党候选人内容，部分近确定为 AI 生成；研判中国更重塑造对台政策、削弱对民主信心）— https://www.npr.org/2024/09/03/nx-s1-5096151/china-tiktok-x-fake-voters-influence-campaign（访问 2026-06）

36. How a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 Is Targeting Pro-Trump Communities Online — Lawfare（援引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Graphika 研判：Spamouflage 尽管投入巨大却“极其低效”，五年来难破圈；属研究机构研判）— https://www.lawfaremedia.org/article/how-a-chinese-influence-operation-is-targeting-pro-trump-communities-online（访问 2026-06）

37. Executive Order 14117 — Preventing Access to Americans’ Bulk Sensitive Personal Data and U.S. Government-Related Data by Countries of Concern — The White House, 2024-02-28（授权司法部限制/禁止向含中国在内“受关注国家”经数据经纪转移大宗敏感数据：基因/生物识别/精确地理位置/健康/金融；终规 2025-04-08 生效）—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4/03/01/2024-04573/preventing-access-to-americans-bulk-sensitive-personal-data-and-united-states-government-related-data（访问 2026-06）

38. DOJ orders two Chinese state-run media organizations to register as foreign agents — The Hill, 2018（China Daily 自 1983 年 FARA 登记、CGTN 美国分部 2019-02 登记、新华社 2021 登记；2020 国务院将 CGTN/央视/新华社/CRI/China Daily 列为“外国使团”）— https://thehill.com/policy/national-security/407274-doj-orders-two-chinese-state-run-media-organizations-to-register-as/（访问 2026-06）

39. Beijing Is Intensifying Its Global Push for Media Influence (Beijing’s Global Media Influence 2025) — Freedom House（30 国中 16 国影响“高/极高”，台湾、美国、英国最强；手法更隐蔽强制；但所有受调查国均有有效反制，2018 来多数国对华情绪下降）— 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new-report-beijing-intensifying-its-global-push-media-influence-turning-more-covert-and（访问 2026-06）

40. United Front 101: CCP Influence Operations Memo —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统战为接触、影响与情报操作的混合；部分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CSSA，2021 年约 150 个分会，被指监视并上报留学生异见活动）— https://chinaselectcommittee.house.gov/media/memos/select-committee-unveils-ccp-influence-memo-united-front-101（访问 2026-06）

货币的长征：人民币、美元与去美元化

一

在中美竞争的所有战场里，货币是最古老、最结构性、也最少被公众讨论的一个。

它古老，因为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是二战以来国际秩序的基石之一，比任何一项当代政策都更深地嵌在世界经济里。它结构性，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汇率问题，而是涉及谁来提供全球的安全资产、谁的金融市场最深、谁能在危机时刻提供流动性。它少被讨论，因为它不像关税那样每天有新闻，也不像芯片那样有戏剧性——它的变化是缓慢的、以年甚至十年计的。

数字可以把这个战场的不对称一眼摊开。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官方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到 2025 年第三季度，全球各国央行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仍占 56.92%，欧元占 20.33%，而人民币只占 1.93%38。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季度起 IMF 调整了口径，取消了过去长期存在的“未分配”项，让数据第一次完整覆盖全球 13 万亿美元储备的 100%——这一技术调整并未改变大趋势38。把 COFER 的季度序列拉长来看，过去十多年里美元份额的确在缓慢下滑，从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七成上方降到今天的不足六成，但接盘的主要不是人民币，而是被分摊给了一篮子非传统储备货币——澳元、加元、韩元这些“次要货币”，而非任何单一的挑战者6。美联储 2025 年版《美元的国际角色》报告给出的口径更宽：算上未单独披露的部分，美元约占官方储备的 58%，而全球约九成的外汇交易至少有一边是美元5。国际清算银行（BIS）三年一度的外汇市场调查也显示，美元在外汇交易中的占比常年稳定在 88% 一侧，十年几乎不变；人民币虽升至第五，也只占约 7%27。

这就是货币战场的起点：一边是占了半壁江山以上的在位者，一边是占比还停留在个位数甚至零头的后来者。但恰恰是这个缓慢的战场，可能藏着这场竞争最深远的赌注。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去美元化”的长征，而美国守着一条极深的护城河。这一章，就看这场长征走到了哪里。

二

先看中国在做什么。

地缘政治的紧张、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西方的金融制裁，以及中国想成为更有分量的玩家的愿望，共同加速了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1。这背后还有一层防御性的动机：对现有和潜在的美国主导制裁的担忧，促使许多国家寻求美元的替代品，以使自己免受美国金融压力的影响2。

中国的具体动作有几条线，每一条都已经从口号落到了可量化的进度上。

第一条是建立替代性的清算管道。中国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是这条线的主轴。按大西洋理事会“美元主导监测”的统计，到 2025 年底 CIPS 已有 193 家直接参与者和 1573 家间接参与者，2024 年全年处理的业务量超过 26 万亿美元8。中国官方口径称，到 2025 年底 CIPS 已覆盖 124 个国家和地区，相关服务触及 180 多个国家15。增速也很快：2024 年 CIPS 总量增长 43% 至 175.49 万亿元人民币（约 24.45 万亿美元），交易笔数增长 24% 至 820 万笔14。

第二条是推进数字货币。2025 年 9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正式启动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由其数字货币研究所管理，意在推动 e-CNY 的跨境使用和区块链结算基础设施1819。配套的跨境试验平台是 mBridge——这是中国与香港、泰国、阿联酋、沙特等央行共建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到 2025 年 11 月，mBridge 的累计交易额已超过 555 亿美元、超过 4000 笔，而数字人民币占其结算量的约 95%36。

第三条是在贸易和金融中扩大本币结算。中国银行的研究报告称，2025 年上半年跨境人民币收付规模达 35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14%，其中货物贸易约 6.4 万亿元30。从更长的趋势看，人民币在中国对外货物贸易中的结算占比已经从 2022 年的约两成升到 2024 年底的近四成——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攀升8。人民币货币互换网络也在扩张：按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追踪，到 2025 年 5 月，人民银行已与 32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本币互换协议，总额约 4.5 万亿元，外方实际提取约 807 亿元；该中心更直接判断，人民银行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互换提供方49。这一点常被低估：在 IMF 之外，人民银行的互换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张平行的“流动性安全网”，让一些外汇紧张的国家在危机时刻可以绕开西方主导的救助渠道、直接从中国拿到人民币头寸29。在金砖国家内部，有分析报道称人民币的贸易结算份额已经接近 50%1。

需要说明，“金砖内贸易约 50%”这个数字来自分析报道，本书按来源标注，提醒读者这是特定范围（金砖国家之间、贸易结算）内的占比，而非人民币在全球的整体地位。这个区分至关重要：人民币在某些双边或区域走廊里份额可观，在全球总盘子里却仍是零头。

三

这些动作看起来声势不小，但要理解它们的真实分量，必须看进度条的另一面——这些管道仍然高度依赖它们想要替代的那套体系。

CIPS 就是一个典型。虽然名义上是 SWIFT 之外的“独立选择”，但 CIPS 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大量依赖 SWIFT 来传输报文14。换句话说，中国建好了一条新的高速公路，但很多车在上路前还得先用旧路的导航系统。真正实现“脱钩”的，目前主要是 mBridge 这样的封闭试验环境，而它的规模——累计 555 亿美元——放在全球每日 7.5 万亿美元的外汇周转量面前27，仍然是沧海一粟。

mBridge 本身还有一段值得记下的插曲。这个项目 2021 年由 BIS 创新枢纽牵头，联合泰国、阿联酋、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香港金管局共建，沙特央行 2024 年加入42。但 2024 年 10 月，BIS 突然宣布退出，把项目移交给参与方自行运营。BIS 官方的说法是这是项目“毕业”、不涉及政治；但外界普遍把它读作 BIS 在金砖国家可能借这套体系规避制裁的疑虑下选择切割，转而主推另一个保留了代理行管控、且把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和法国央行都拉进来的 Project Agorá41。一边是 BIS 牵头、保留旧体系合规节点的方案，一边是失去多边背书、由中国主导继续推进的 mBridge——这条岔路本身，就是货币战场地缘化的缩影。观察者也提醒，要判断数字人民币能否真正“上场”，关键看的不是发布会上的累计交易额，而是它能否从封闭试验走向真实的、带有外部参与方的常态化跨境结算——而这恰恰是目前最不确定的一步20。

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地位也呈现出这种“声势大、份额小、还会回撤”的特征。按 SWIFT 的人民币追踪报告，2025 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排名在第五、第六位之间反复波动——2025 年 5、6 月一度跌至第六位，这是自 2021 年 5 月以来首次跌出前五；到 9 月又回升至第五位，占比约 3.17%1112。而到 2025 年 12 月，SWIFT 的口径显示人民币又退回第六位，按金额占全球支付的 2.73%，若剔除欧元区内部支付则占 2.13%40。一个占比在 2% 到 3% 之间、排名在第五第六之间晃动的货币，距离“挑战美元”还有量级上的差距。

还有一重更根本的制约，常被外界忽略：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的资本管制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张力。一种货币要成为别人愿意大量持有的储备货币，前提是持有者能自由地进出、能在深广的在岸市场里随时变现；但中国出于金融稳定和宏观调控的考量，并不愿意完全放开资本账户。于是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长期被切成两半——一个相对开放的离岸市场（以香港为枢纽）和一个管制下的在岸市场。这道墙保护了中国的金融安全，却也给人民币的国际化设了一个天花板：你不可能既要别人把它当储备货币，又不让别人自由地动用它2。这正是后面要讲的稳定币故事里同一个矛盾的预演。

非洲是观察这场长征的一个有趣窗口。在美国对外援助和金融存在退潮的地方，人民币的本币使用反而在加速，非洲正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试验场9。这揭示了中国推进的真实路径：它不是在美元最强的地方正面强攻，而是在美元收缩、或者本就薄弱的边缘地带一点点渗透。这是一种边缘包围中心的打法，方向明确，但注定漫长。

四

那美元的护城河，到底深在哪里？

美元主导地位的深层根基，并不在于它被用于多少笔交易，而在于几个更难复制的东西：它提供全球最可靠的安全资产（美国国债），它背后是全球最深、最具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它拥有全球流动性的基础设施1。这种深度有具体的量级：纽约联储 2025 年的分析指出，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证券市场，可流通债务规模超过 28.5 万亿美元，日均成交量超过 9000 亿美元；即便在 2025 年 4 月市场流动性一度跌至 2023 年 3 月以来最低，也很快恢复48。一份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工作论文把这层逻辑讲得很透：美债市场的深度产生了网络外部性——因为别人都在这里交易、储值、定价，所以你也倾向于在这里，于是它越用越牢32。

护城河还有第二、第三圈。第二圈是计价：从原油、铁矿石到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从企业的跨境发债到银行的贸易融资，大量交易即便买卖双方都不是美国，也习惯用美元报价、用美元结算。这种“计价惯性”比支付份额更难撼动——它嵌在合同模板、会计准则和无数交易员的肌肉记忆里。第三圈是危机时刻的最后流动性：每当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资金会本能地涌向美元和美债避险，美联储则通过与主要央行的美元互换额度向全世界注入美元，扮演事实上的全球最后贷款人。正因为美债市场即便在 2025 年 4 月那种剧烈波动里也能很快恢复深度48，各国央行才仍然把它当作压舱石。这三圈叠在一起，构成了一道很难用工程手段拆掉的护城河。

经济学家给这种地位起过一个有名的称呼——“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这个词最早出自 1960 年代的法国财长德斯坦31。它的意思是：因为全世界都需要持有美元资产作为储备和安全垫，美国可以用极低的成本为自己的逆差融资，可以印出全世界都愿意接受的货币。这不是一项可以靠政策复制的优势，而是几十年信任和市场深度沉淀下来的结构红利。中国想复制这套体系，面对的不是某一项技术差距，而是一个“先有信任才有深度、先有深度才有信任”的鸡生蛋难题——它要别国把家底放进人民币资产，可人民币资产市场的深度，又恰恰取决于有多少别国愿意把家底放进来。

正因为如此，多份分析的判断都很一致：尽管人民币和 CIPS 对美元构成了挑战，但这种挑战“远未够格”——美元主导地位那些更深层的结构性基础，依然牢固3。大西洋理事会对储备、计价、交易等各项指标的综合评估也认为，在可见的中近期内，美元的地位稳固，所有对手的能力都很有限10。这就是货币战场和前面战场的根本不同：在关税上，中国可以承受压力；在稀土上，中国甚至握有优势；但在货币上，美元的护城河是几十年积累的信任、制度和市场深度，不是靠建一套清算系统、发一种数字货币就能在短期内填平的。中国的“去美元化”是一场长征，强调的就是那个“长”字——方向明确，但距离遥远。

五

那为什么中国还要坚持这场看起来短期难有突破的长征？

因为它的核心目标，未必是“取代美元”，而是“摆脱脆弱”。

要看清这一点，得先看清美元作为武器到底有多锋利。只要美元主导着全球清算，美国就握有一种独特的能力：金融制裁。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可以依据行政令，禁止美国金融机构为特定的外国银行维持代理账户，从而把一个国家、一家银行、一个个人，从美元清算体系里事实上踢出去13。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冻结了约 3000 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约合俄当时外汇储备的一半，同时把主要俄罗斯银行移出 SWIFT25。这笔被冻结的资产此后还衍生出一套复杂的财政操作：仅 2025 年上半年，托管机构欧洲清算银行（Euroclear）上的冻结俄资产就产生了约 27 亿欧元利息，其中约 16 亿欧元在扣税后净额拨给了欧盟用于援乌；2025 年 10 月欧洲领导人讨论过用这些资产做一笔 1400 亿欧元的“赔偿贷款”，但因比利时等国的强烈阻力，12 月 19 日欧盟最终改用集体借款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 900 亿欧元，暂时搁置了直接动用冻结资产的方案50。即便如此，冻结状态本身已被无限期延续，这笔资产事实上被锁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既动不得本金，也还不回去26。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堂极其直观的演示课。无论欧盟最终是否真的没收本金，“冻结—生息—拨用”这一整套操作本身，已经向所有持有美元和欧元资产的国家展示了主权储备可以被怎样处置。最大的战略担忧不是人民币能不能称霸，而是在与美国的竞争激化时——尤其是在台海这样的极端情境下——中国的海外资产和清算通道是否会暴露在同样的金融打击之下。从这个角度看，CIPS、数字人民币、本币结算、货币互换网，与其说是进攻美元的武器，不如说是为可能的金融对抗预先挖好的“防空洞”。它们的价值，在于降低中国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从而削弱美国金融制裁这张牌的威力。这是一种典型的、第一章说过的“镜像”逻辑——美国有金融制裁这把刀，中国就建一套体系来钝化它。

六

说到金融工具，美国手里这套武器值得专门看看，因为它正是这条战线上美国的施压手段。

美国的对华金融工具，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制裁——通过财政部把特定的实体和个人列入清单，切断其与美元体系的联系。第二类是投资审查，而且是双向的：既包括审查外资进入美国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也包括一项相对新的工具——限制美国资本流向中国敏感领域的“对外投资”管制4。2024 年 10 月，美国财政部发布最终规则落实第 14105 号行政令，对美国资本投向中国的半导体、量子、人工智能三个领域设限，“受关注国家”明确包含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23；该规则于 2025 年 1 月 2 日正式生效，由财政部新设的全球交易办公室管理，采取“部分禁止、部分通报”的双轨制，违规处罚比照 OFAC 制裁，可谓相当严厉4624。第三类是清算体系本身——美元在全球清算中的中心地位，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

进入 2025 年，这套工具仍在被加码。特朗普在 2025 年 1 月 20 日签署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中，指令财政部和商务部复审对外投资行政令是否需要修改、撤销或替换，意在检查它是否包含足够的控制措施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47。国会这边也有相应的立法动能——前面几章提到的针对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审查法案，正是这套工具在立法层面的延伸。这里又能看到全书的另一条主线：行政部门的规则和国会的立法共识，是两股可以独立加压的力量。

美国还有一类更直接的政治施压。当金砖国家讨论本币结算、甚至传出“金砖货币”的设想时，特朗普多次威胁，对任何试图脱离美元或创建替代货币的国家征收 100% 的关税21。这是把货币问题直接挂上贸易武器的做法。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测算认为，这种关税威胁会同时损害美国和金砖国家的经济，而且专家警告，它很可能不是阻止、反而是加速了去美元化的进程22。

七

数字货币这条线上，2025 年还冒出了一个新变量：稳定币。它把这场长征的内在张力暴露得格外清楚。

2025 年美国通过《GENIUS 法案》，为美元稳定币立了规矩。这件事在北京引起的反应很微妙——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公开讨论是否要授权人民币稳定币，动机被概括为一种“错失恐惧”：担心合规的美元稳定币会把美元霸权延伸到加密世界这块新地盘43。香港 2025 年 5 月通过《稳定币条例》，被视为为离岸人民币稳定币留了一道口子45。蚂蚁、京东等公司一度准备在香港发行人民币挂钩代币。

但故事的转折也正在这里。到 2025 年底，北京出手叫停了这些尝试，把稳定币重新关进了“再研究”的笼子里。背后的逻辑，是一个比与美元竞争更优先的考量：金融创新只能在不动摇国家对货币的行政控制、不威胁货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44。这正是第二章“金字塔”结构在货币领域的投影——当“对外争夺货币影响力”和“对内维持金融管控”这两个目标冲突时，后者优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去美元化总是带着一种克制的、可控的节奏：它要的不是放开口子的金融自由化，而是在国家牢牢握住方向盘的前提下，一寸一寸地扩大人民币的使用半径。

八

回到那条最锋利的武器，它有一个内在悖论：用得越狠，越可能反噬自己。

逻辑是这样的：美元霸权的根基是信任——各国相信，把财富存在美元资产里、用美元做交易是安全的、中立的。但每一次美国动用金融制裁，都在提醒世界：美元体系不是中立的，它是美国手里的武器，随时可能调转枪口。用得越频繁，这种提醒就越强烈，各国寻找替代品的动机就越强2。

这不只是逻辑推演，已经有实证迹象。一项面向 84 位央行储备管理者的调查显示，其中 84.5% 的人认为“储备的武器化”会对未来的储备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管理着各国家底的人，都已经把“被冻结”当成一个需要认真对冲的真实风险37。而中国官方也正是抓住这个口子做文章。2025 年 6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全球金融治理的四点设想，公开倡导一个“多极”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主张改革特别提款权（SDR）、推动跨境支付体系多元化28。他没有点名美元，但直言“在地缘政治紧张、国家安全关切甚至战争时期，全球主导货币往往会被工具化或武器化”，并主张未来的货币体系应走向少数主权货币“共存、竞争、相互制衡”的格局35。这是一份把对手的弱点直接写进官方议程的讲话。它的高明之处在于：潘功胜全程没有把这说成中国要取代美元，而是把它包装成对一个“更稳定、更公平”的全球货币体系的呼吁——把一个本来是地缘竞争的诉求，转译成了一套面向全球南方、听起来无可指摘的治理语言。这种话术本身，就是货币战场上的软实力。

需要补一句的是，那份央行储备管理者的调查里，认为武器化“有重大影响”，并不等于他们已经在大举抛售美元——更多人选择的是边际对冲：在不动摇美元核心地位的前提下，稍稍提高黄金、提高非传统货币、提高人民币的配置比例37。换句话说，制裁带来的不是叛逃，而是一种缓慢的、分散的“再保险”行为。它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击穿美元的护城河，但会让护城河里的水位，以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往下走。

不过，这个反噬也有它的限度，不能夸大。美联储 2025 年的报告专门指出，尽管 2022 年对俄制裁引发了大量关于美元“武器化”的讨论，但从实际数据看，并没有出现各国央行大规模撤离美元资产的迹象——美元在储备中的份额保持了稳定5。IMF 的分析同样显示，在剔除汇率波动的影响后，美元储备份额基本稳定7。换句话说，制裁确实在侵蚀信任、确实在为去美元化添柴，但到目前为止，这种侵蚀是缓慢的、边际的，还远没有到引发挤兑的程度。这正是这个悖论的微妙之处：它真实存在，但作用以十年计，而不是以季度计。

九

把中国的进攻和美国的防守合起来，货币战场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节奏。

它不像贸易战那样有清晰的回合（加税、反制、谈判、休战）。它是一场缓慢的、几乎看不见进度条的拉锯。中国一点点地建管道、推数字货币、扩本币结算、拉互换网，每一步都不足以撼动美元，但累积起来在改变长期的趋势线。美国一边守着护城河、一边动用金融武器施压，每一次施压都有效，但也都在悄悄侵蚀护城河赖以存在的信任。

美债持仓的变化，是这种缓慢节奏的一个缩影。中国曾长期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但十多年来一直在减持。仅 2025 年一年，中国持有的美债就从 1 月的约 7608 亿美元降到 12 月的约 6835 亿美元，年内净减逾 770 亿美元，已经退居第三，排在日本（约 1.2 万亿美元）和英国（约 9000 亿美元）之后3916。这些数字本身就来自美国财政部按月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TIC）数据——也就是说，中国每减持一笔，都会被对手的统计系统精确记录在案，这种透明度本身也是不对称的一部分34。从更长的时间看，日本早在 2019 年就超越中国成为最大外国持有者，中国持有的份额一路降至约 7% 出头17。这个减持过程不是一次抛售，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有意识的“再平衡”——既是分散风险，也是在为可能的金融对抗减少自己的暴露面。但它同样体现了这个战场的不对称：中国减持的是别人发行的、自己却又无法不持有的资产；它在降低依赖，却无法消除依赖。

这种节奏的危险，在于它的不可逆性。关税可以一夜之间谈回去，稀土可以几天之内松绑，但货币体系的信任一旦开始流失，重建极难。美元的护城河现在仍然很深，但护城河是靠信任维系的，而信任是这场竞争里唯一一种“用一点少一点”的资源3。这也是为什么大西洋理事会会把维护美元主导地位写进一份专门的战略文件——对美国而言，这条护城河的战略价值，值得用克制使用金融武器来维护33。

十

最后，把货币这一章放回全书的脉络，它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时间尺度。

前面的章节，大多在谈当下的较量——这一年的关税、这一季的军演、这个月的网络入侵。货币战场提醒我们，这场竞争还有一个以十年计的维度。美元的地位不会在一次峰会上易手，人民币的崛起也不会在一份协议里完成。2025 年釜山、2026 年北京的两次峰会，可以缓和关税、可以松绑稀土，却动不了储备货币的格局分毫——这恰恰说明，货币是那种连战术休战都触碰不到的、最深的结构层。这是一场两代人的较量，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开端。

它也再次印证了全书的两条主线。不对称：中国是后来者，在追赶一个由美国主导了八十年的体系，结构上处于守势中的进攻——它建的每一条管道，都还要借用对手的基础设施；它减持的每一笔美债，都还离不开对手发行的资产；它想发的每一种新型货币，都还要先让位于对内的金融管控。镜像：美国有金融制裁，中国就建替代体系；美国推对外投资管制，中国就推多极货币倡议；美国搞美元稳定币，中国就研究人民币稳定币；美国的每一次施压，都激起中国在对称位置上的防御性建设，也都在为它自己最不愿看到的那个进程添一份动力。

货币是看不见的硬实力。下一章起，我们把视角从中美双边，扩展到它们之外的世界——那些被反复争夺、却拒绝简单选边的第三方国家。竞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将由它们的选择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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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Beijing blocks stablecoins to keep money under state control — East Asia Forum，2025-12-13（蚂蚁/京东曾备发人民币稳定币，北京2025年底叫停；金融创新须在保持行政控制与货币稳定前提内）。访问 2026-06。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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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The Ukraine Reparations Loan: How to fix Europe’s financial plumbing —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2025-12-19（2025H1 Euroclear冻结俄资产生息约€2.7bn，净€1.6bn拨欧盟；2025-10议€140bn“赔偿贷款”，因比利时阻力，2025-12-19 EU改以集体借款向乌提供€90bn，暂缓动用冻结资产）。访问 2026-06。链接 →

不选边的人：第三方国家与全球南方

一

前面十一章，几乎都在谈中美这两台机器本身——它们怎么决策、怎么动用工具、怎么相互镜像。但这场竞争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真相：它的结果，不完全由中美自己决定，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方——那些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的国家。

这一章是全书的反例之章。它要打破一个深植于很多讨论中的假设：世界正在分裂成两个阵营，每个国家迟早要在中美之间选边。这个假设很符合“新冷战”的想象，但它和现实有相当距离。现实是，绝大多数国家既不想选中国，也不想选美国，而是想从两边都拿到好处、同时不被任何一方绑死。它们的策略，不是选边，而是对冲。

这件事关系到本书最核心的一个判断。前面用了大量篇幅去拆解中美决策结构的不对称——一台是自上而下、四口归一的金字塔，一台是行政、立法、部门相互拉锯的三角。这种不对称是双方相互误判的根源，也塑造了各自工具的节奏。但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对于绝大多数旁观这场竞争的第三方国家而言，这两台机器内部结构如何，它们既看不太清，也并不太关心。它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这两台机器分别能给我什么，又会逼我付出什么。一旦把视角切换到第三方，金字塔与三角的对比就被压平成了两份报价单。这正是本章要做的事：换一个坐标系，看这场被讲述为“两强对决”的竞争，在被争夺者眼中究竟是什么形状。

有一个数字最能说明这种摇摆。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每年做的《东南亚态势调查》里有一道经典问题：如果东盟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你站哪边？2024 年，史上第一次出现 50.5% 的东盟受访者倾向中国——这被很多人解读为“东南亚倒向中国”的拐点。可到了 2025 年，钟摆又荡了回去：52.3% 的受访者倾向美国，原因据该院学者分析，是不少国家押注特朗普政府会对中国施加“约束”1。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是在 2025 年初、特朗普对该地区祭出重创性关税之前完成的，研究者特意提醒：若放到今天再问，结果可能完全不同2。一年之内、几个百分点之间的反复横跳，本身就是答案——东南亚的偏好不是立场，而是天气，随风向变化。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中美都拼命争夺第三方，却又都难以真正“赢得”它们。

二

先看印太——这场竞争最前沿的地理区域。

在印太，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主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代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地区秩序构想，而中等强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3。美国试图用四方安全对话（QUAD）、奥库斯（AUKUS）这样的联盟来制衡中国，中国则用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协议来扩展影响。两套框架在同一片海域、同一批国家身上展开争夺。

要衡量这片海域里谁更有分量，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亚洲实力指数”提供了一把尺。2024 年的结果显示，中国以 81.1 分稳居该地区第二强国，但更值得玩味的是其判断：中国的实力“既没有飙升，也没有崩溃，而是趋于平台期”4。到 2025 年的版本，这个判断进一步细化——中美军事差距持续缩小，而东南亚那些中等强国，正成为决定地区力量平衡的关键变量5。换句话说，这不是一场某一方碾压的竞争，而是一场拉锯；拉锯之中，被争夺者的分量反而上升了。

一个具体的战场是太平洋岛国。近年来，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一直在积极投资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6。作为回应，QUAD 在 2025 年 10 月于印度举办“未来港口伙伴关系”会议后，于 2026 年 5 月新德里外长会上承诺要识别并支持关键的港口项目——包括与斐济政府合作，推进斐济的港口基础设施7。这个斐济港口计划，意在向太平洋岛国传递一个信息：除了和中国紧密合作，还有别的选择6。

港口、机场、电缆、贷款——这些看似平凡的基础设施，正是中美在第三国土地上短兵相接的地方。而岛国本身并不被动。所罗门群岛是个生动的样本：分析者形容它“对所有人都是朋友”，在中、美、澳之间反复玩转安全伙伴关系，目的只有一个——把自己的支持卖出最高价8。岛国领导人很清楚，中美竞争给了它们一份额外的谈判筹码，谁出价高就和谁多走一步，没必要把自己锁死在任何一方9。

值得注意的是 QUAD 这套港口动作的时间线。“未来港口伙伴关系”会议办在 2025 年 10 月——恰好是釜山峰会前后中美刚刚进入“战术休战”的窗口；而斐济港口的具体承诺，落在 2026 年 5 月的新德里外长会，也就是北京峰会之后7。换句话说，元首层面的气氛缓和，并没有让工具层面的争夺停下来。台面上是握手言和，台面下是港口、电缆、关键矿产协议一项接一项地推进。对太平洋岛国而言，这种“上层缓和、下层加码”的节奏其实是好消息：峰会降低了它们被迫站队的压力，而持续的工具竞争又保证了竞价不会停。休战的脆弱，在第三方这里反而转化成了从容。中国一侧的回应同样没有停步——CSIS 对 2025 年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的复盘显示，北京正以同等密度经营这片海域的外交与基建关系35。

三

但第三方国家是怎么回应这种争夺的？答案出乎许多人意料：它们大多选择不选边。

驱动大国竞争的那种零和逻辑，与许多中等强国和小国所偏好的、务实的、基于利益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10。一份分析的描述很精确：“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对中国主导的替代秩序”——这种旧的二元对立，正在让位于一个更动态的地区体系。正在浮现的，是一个由重叠的联盟、有差异的制度、共享但灵活的规则所定义的印太——一种重视“能动性”甚于“选边站”的政治秩序10。

说得更直白些：与其在两个阵营里挑一个，许多国家选择按自己的战略优先、国内约束和威胁认知，去塑造地区的规则和框架10。它们要的不是归属某一方，而是保留在两方之间周旋的空间。这种策略有个名字，叫“战略对冲”——和中国做生意，同时和美国搞安全；从中国拿基础设施，同时从美国拿安全保障；谁也不得罪，谁也不全信。

要理解对冲为什么是理性的，得先理解小国的根本焦虑：它们最怕的不是“选错边”，而是“被锁死”。一旦明确倒向一方，另一方的资源、市场、技术、安全承诺就全部关闭，而你押注的那一方未必长情——美国可能因一次政权更替而抽身，中国可能因一笔债务而翻脸。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对大国是战略选择，对小国却是生存赌博。于是对冲不是骑墙的投机，而是一种有纪律的风险管理：在经济上多元化依赖，在安全上不排他地结盟，在制度上同时参与多个相互竞争的框架，让任何一方都无法对你形成单边的胁迫能力。War on the Rocks 那篇分析之所以强调“能动性”这个词，正是因为它捕捉到了这层主动性——第三方不是被动地被两强拉扯，而是主动地经营自己在两强之间不可替代的中间位置10。

印尼是这种双轨对冲的教科书。2025 年 1 月，印尼正式加入金砖（BRICS）——一个常被视为“非西方阵营”的集团；几乎同时，它又递交了加入经合组织（OECD）的申请——一个西方主导的俱乐部。两件看似矛盾的事同时做，正是其“自由积极”（bebas-aktif）外交传统的当代版本11。有评论把印尼的入金砖称作一次“战略对冲”，意在两套体系里都占一个位置，而不是在任何一套里站队12。作为东南亚人口最多、体量最大的国家，印尼的这套操作有示范效应：它向地区其他国家证明了，同时坐在两张牌桌上不仅可行，而且体面——你既可以是金砖的新成员，也可以是经合组织的候选国，两个身份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强制。

四

为什么对冲对它们更有利？因为竞争本身给它们带来了好处。

当两个大国争夺同一批国家，被争夺者就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份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从增加的基础设施融资、扩大的经济机会，以及（因竞争而提高的）更高的透明度和可持续性标准中获益13。换句话说，中美的竞争，意外地改善了第三方的处境——它们可以让中美互相竞价，从而拿到更好的条件。

这种筹码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体量。据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AidData 实验室的长期追踪，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官方发展融资来源，年承诺额约 800 亿美元，二十多年间在 165 个国家投下约 1.34 万亿美元、近两万一千个项目14。这不是一个会因为一两次外交摩擦就消失的存量。正因为这个存量足够大、足够分散，它给了发展中国家一种底气：即便和美国走近，也不必担心一夜之间失去中国这条融资管道。

但 AidData 同时提醒了硬币的另一面：随着“一带一路”早期项目集中进入偿还周期，相当一部分贷款已进入还本期，隐性债务正在浮现——这意味着第三方的“好处”里也埋着账单15。这一层让对冲的图景更微妙：一个背着对华债务的国家，未必因此就倒向中国，反而可能更急切地去拉拢美国和西方，用新的伙伴关系来稀释旧的依赖、争取债务重组的回旋空间。债务既是绑定，也是被绑定者寻求多元化的动机。无论从哪个方向看，结论都指向同一处——发展中国家的最优解，始终是不把命运押在任何单一债主或单一靠山身上。

这就颠覆了“竞争必然是零和”的直觉。对中美而言，这场竞争或许是零和的；但对夹在中间的第三方而言，它常常是正和的——只要不被迫选边，它们就能两头得利。一份分析甚至认为，制度性的竞争远非零和游戏，它可以促进地区发展前景，给各国更多选择13。这是理解全球南方为何拒绝选边的关键：选边意味着放弃一半的好处，对冲才能利益最大化。

这套逻辑也解释了一个让中美双方都感到挫败的现象：无论它们投入多少，都很难真正“买断”一个国家。从被争夺者的角度看，被买断恰恰是最坏的结果——它意味着竞价游戏结束、议价能力归零。所以一个精明的对冲者会刻意把自己维持在“差一点点就倒向你”的状态：足够亲近，让你愿意持续加码；又始终留一手，让对手相信仍有争取的空间。这种刻意的暧昧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把“不确定性”本身经营成一种可出售的资产。中美越是焦虑地想要确定的归属，第三方就越有动力维持这种不确定。竞争的结构，反过来奖励了拒绝站队的人。

五

中国对这种心态的把握，反映在它的叙事工具上。

中国推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 2025 年新添的“全球治理倡议”，恰恰瞄准了全球南方不愿选边、又渴望发展的心理。这四大倡议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对立，强调主权平等、发展优先、文明多样——这套语言对那些既不想被西方的“民主对威权”框架裹挟、又想从中国拿到实惠的发展中国家，很有吸引力16。在中方自己的官方表述里，2025 年 9 月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把这套主张概括为“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并明确将其定位为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补充与改良而非颠覆17。这里要把它标明为中方的官方主张，而非对其实际效果的判断。外部分析则倾向于把这套话语读作一种“双受众”叙事：对内是合法性，对外是争取全球南方的工具18。

中国还善于把自己塑造成全球南方利益的代言人。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 2025 年 11 月，85 个国家联署了一份声明，反对人权问题的“政治化”、反对借人权干涉内政——这份由中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布的文本，实际上是在国际场合为中国提供支持19。在更早的、关于是否就新疆人权问题举行辩论的投票中，大多数非洲国家选择弃权或投反对票，以示对中国的支持，这背后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广泛的经济往来20。

这里要客观呈现：这些投票既反映了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作用，也反映了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主导的人权话语本身的不满。把它简单归为“被中国收买”，会忽略后一层真实的、独立于中国的动机。本书引述这些时，把它们标明为国际场合的投票事实，而非对任何一方道德立场的裁决。

需要补一句平衡：中国这套叙事虽然在票面上奏效，却未必意味着它已经把这些国家收入囊中。同样是这 85 个联署国，相当一部分在经济上仍深度依赖西方市场、在安全上仍与美国保持联系——它们在人权议题上为中国背书，并不等于在贸易、技术或地缘上倒向中国。换句话说，全球南方在多边场合给中国的支持，本身也是一种有限度、可回收的支持，是对冲的一部分而非选边的证据。中方的倡议话语提供了一个让这些国家“在不得罪西方的前提下表达不满”的出口，这恰恰契合了它们不愿被任何单一框架绑死的心理18。

六

那么美国在争夺第三方上，做得怎么样？

美国的优势在于安全——它的联盟体系、军事存在、安全保障，是中国短期内无法提供的。对很多印太国家而言，无论经济上多么依赖中国，一旦谈到威慑与防务，能开口求助的仍然只有华盛顿；这种安全上的不可替代，是美国争夺第三方时最硬的本钱。它的关键矿产“友岸外包”策略，正是想把这种安全优势延伸到经济领域——用合作框架去绑定一批伙伴国，确保它们的矿产、产能和供应链不被竞争对手独占（第六章讲过的那张全球签约地图）21。

但美国也有它的短板，而且这些短板在 2025–2026 年急剧放大。2026 年 1 月，白宫发布事实清单，宣布美国退出 66 个“违背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一长串机构22。联合国方面回应称，美国作为成员国仍负有“法律义务”继续出资，但这种姿态本身已经传递出明确信号：美国正在从它亲手搭建的多边场域里成批撤离23。

这种撤离留下的真空，被不少观察者判断为中国的机会。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直言，特朗普把美国从全球组织中抽离，“一个受益者就是中国”24；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则记录到，随着美国对外援助体系被拆解，中国正在东南亚等地迅速填补软实力的空缺25；查塔姆研究所也在追问，美国从全球治理中的撤退是否会被其他大国所利用26。

这里有一个对第三方至关重要的不对称：撤离是单方面的，而填补却需要被填补者的同意。美国退出 UNFCCC 或解散援助机构，是华盛顿一纸命令就能完成的事；但中国要真正接手那些被腾出的位置——成为东南亚的主要援助方、成为太平洋岛国的主要建设方、成为多边机构里的议程设置者——则需要一个个第三方国家点头接纳。这就把全球南方再次推到了买方市场：当美国在收缩、而中国在扩张，被争夺者反而可以对“愿意接手的那一方”提出更高的条件。美国的撤离没有把这些国家推向中国，而是把它们推向了更精明的两头要价。

但这里要并置一种反向研判，以免把图景画得太简单。资深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未必能充分利用美国让出的机会，它在很多领域更擅长占位而非真正提供公共产品，因而可能“挥霍掉一个黄金机遇”27。所以在争夺第三方这件事上，中美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强在经济和叙事，弱在安全和信任；美国强在安全和联盟，弱在持续承诺和经济慷慨。第三方国家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于是更坚定地选择——谁也不全信，两边都要。

七

把视角从印太放大到整个全球南方，会发现“对冲”几乎是一种普遍语法。

在欧洲，对冲被包装成一个更体面的词——“去风险”（de-risking）。冯德莱恩为欧盟定下的对华路线，核心是“去风险而非脱钩”：在不切断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前提下，通过外国补贴调查、反胁迫工具、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一整套工具，降低单一依赖28。说到底，这是一种欧洲版的对冲——既不跟随美国全面对抗，也不天真地拥抱中国，而是在共存中保留筹码29。

在南亚，印度把对冲提升为一种国家哲学——“战略自主”。它既参加 QUAD，又留在金砖和上合；既向美国买武器，又向俄罗斯买石油。学术分析直接把这套行为命名为印度在大国竞争中的“对冲战略”30。当然，对冲也有代价：在一个越来越要求选边的世界里，有评论质疑印度的“战略自主”是否还行得通31——这是对冲者共同面对的张力。

在非洲和拉美，同样的逻辑在重演。非洲国家通过“中非合作论坛”这样的平台，一边深化对华合作，一边刻意保持与其他伙伴的多元化关系，把不选边本身当作一种能动性来经营——研究者特意用“全球南方的能动性”来命名这种主动的多元化32。拉美则更倾向用“模糊”而非“明确结盟”来对冲：巴西总统卢拉重新祭出“积极不结盟”，公开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转而多元化出口市场与金融伙伴33。从雅加达到巴西利亚，从新德里到布鲁塞尔，措辞各异，逻辑相同。

把这些案例并排放在一起，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对冲的“配方”几乎是标准化的，但每个国家给它起的名字都不一样。欧洲叫它“去风险”，印度叫它“战略自主”，印尼叫它“自由积极”，巴西叫它“积极不结盟”，非洲叫它“伙伴多元化”。名字的差异往往是为了照顾国内政治的体面——没有哪个政府愿意承认自己在“两头讨好”，于是各自发明了一套更有尊严的说法。但剥开措辞，内核是同一件事：在经济上拥抱中国带来的机会，在安全或制度上保留对美国及西方的接口，并极力避免任何一方获得对自己的单边胁迫能力。这种跨大陆的趋同，恰恰说明对冲不是某个国家的机会主义，而是中等强国面对两强格局时一种结构性的、可预期的理性反应。

八

把第三方的逻辑想透，会得到一个对整场竞争的重要修正。

中美都倾向于用“我们 vs 他们”的框架看世界，都希望第三方站到自己这边。但第三方不是这样想的。对印尼、对印度、对斐济、对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中美竞争不是一场需要选边的道德战争，而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战略机遇。它们的能动性——选择不选边的能力——本身就是这场竞争里一支独立的力量10。

民调也佐证了这种“两头下注”不是精英的算计，而有民意基础。皮尤研究中心 2025 年对 25 个国家、逾三万受访者的调查显示，全球对华好感的中位数回升到 36%，而对美好感则在下滑；尤其在中等收入国家里，对中国的评价明显比在高收入国家里更正面34。这意味着，在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亲华与亲美的天平本就接近平衡——既然两边都不讨厌，又何必只挑一边。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把这一章定为“反例之章”。前面十一章呈现的是中美双向博弈的紧张，容易让人以为世界正被这场博弈撕成两半。但第三方的存在提醒我们：世界比“两台机器的对抗”更复杂、更多元。真正的图景，不是两个阵营的对垒，而是两个大国在一群拒绝归队的国家之间反复争取、反复落空。

当然，对冲也有它的脆弱处，不能把它浪漫化为一种永远稳赚的策略。它依赖一个前提：中美都还愿意争取你，且都没有逼你摊牌。一旦某一方决定用极端手段强迫站队——比如以二级制裁威胁、以安全保护相要挟、以市场准入作筹码——对冲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已经有评论质疑，在一个日益要求选边的世界里，印度式的“战略自主”还能走多远31。这是悬在所有对冲者头上的问题：他们今天的从容，建立在中美尚未把竞争推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之上。这也正好呼应了本书的暗线——休战是脆弱的。第三方的好日子，和这份脆弱的休战，是同一根绳上的两端。

九

最后，把这一章放回全书的两条主线。

它修正了“不对称”这条主线的视角：中美之间确实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在第三方眼里被相对化了——当你可以同时和两边打交道，谁更强、谁更弱就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从两边各拿到什么。当所罗门群岛可以让中美澳竞价、当印尼可以一手金砖一手 OECD、当巴西可以“积极不结盟”，金字塔与三角的结构差异，在它们眼中就退化成了两份可比较的报价单。

它也给“镜像”这条主线添了一层：中美在第三方身上的争夺，本身就是镜像的——美国搞 QUAD 港口，中国搞“一带一路”；美国搞关键矿产框架，中国搞全球发展倡议；美国靠安全绑定，中国靠经济绑定；美国退出多边机构，中国填补其位。每一招都有对称的还招，而被争夺者就在这来回的还招中，悠然地保持着自己的平衡。

第三方拒绝选边的地方，是具体的国家和项目。而它们争夺的延伸战场，是抽象的规则与规范——在联合国、在国际组织、在“谁的秩序说了算”的问题上。下一章，我们就走进这个更高、也更隐蔽的战场：多边场域的规范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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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ad’s Fiji port plan will challenge China’s Pacific supply-chain dominance — RFA, 2026-05（斐济港口计划意在向太平洋岛国传递“除与中国合作外另有选择”；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岛国基建）。访问 2026-06。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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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riends to all: Solomon Islands juggles security partners in search of maximum support — ASPI The Strategist（所罗门“对所有人都是朋友”，玩转安全伙伴以最大化收益）。访问 2026-06。链接 →

9. Pacific Islands Security In the Era of US-China Competition — Pacific Islands Report, 2025-08（岛国领导人理解中美竞争给了它们与大国谈判的额外筹码）。访问 2026-06。链接 →

10. The Indo-Pacific Chooses Options, Not Sides — War on the Rocks, 2025-07（战略多元主义；重叠联盟、差异化制度、灵活规则；重视能动性甚于选边）。访问 2026-06。链接 →

11. Assessing Indonesia’s Relations with the US After Joining BRICS — FULCRUM/ISEAS（印尼 2025-01 加入 BRICS 同时申请 OECD；bebas-aktif 自由积极外交）。访问 2026-06。链接 →

12. Indonesia in Brics: a ‘strategic hedge’ or challenge to US interests?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25（印尼 BRICS 入会作为“战略对冲”）。访问 2026-06。链接 →

13. Southeast Asia and US-China Competition: Contours, Realities and Implications — Wilson Center（发展中国家从竞争中获益：更多基建融资、经济机会、更高透明度/可持续标准；制度竞争非零和）。访问 2026-06。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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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elt and Road Reboot — AidData, William & Mary（中国仍是全球最大官方发展融资来源，年承诺约 800 亿美元；约 55% 贷款已进入还本期；隐性债务）。访问 2026-06。链接 →

16. Xi’s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China’s Blueprint for a Parallel World Order — SCSP（GDI/GSI/GCI/GGI 四大倡议；淡化意识形态、强调主权平等发展优先；为全球南方提供“非西方替代方案”）。访问 2026-06。链接 →

17. Concept Paper on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RC, 2025-09（GGI 概念文件；“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中方官方表述）。访问 2026-06。链接 →

18.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China’s New Approach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 EAStudies, 2025-06（GDI 双受众叙事；技术导向、低资本、快速部署）。访问 2026-06。链接 →

19. Joint Statement by 85 Countries Opposing the Politicization of Human Rights —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RC to the UN, 2025-11-21（85 国联署反对人权“政治化”、反对借人权干涉内政；中方官方文本）。访问 2026-06。链接 →

20.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 CSIS（多边体系内的大国竞争、人权辩论投票集团）。访问 2026-06。链接 →

21. China Critical Minerals Friend-Shoring Explained — The China-Global South Project（关键矿产友岸外包；用经济合作绑定伙伴国）。访问 2026-06。链接 →

22.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ithdraw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 The White House, 2026-01（官方退出 66 个国际组织清单，含 UNFCCC、IPCC 等）。访问 2026-06。链接 →

23. U.S. to exit 6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further retreat from global cooperation — NPR, 2026-01（UN 秘书长称美国仍有“法律义务”出资）。访问 2026-06。链接 →

24. As Trump pulls US from global groups, one beneficiary is China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26-01（美退出留下真空，中国趁势而入）。访问 2026-06。链接 →

25. U.S. Soft Power Is Spiraling in Asia, With China Filling the Void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对外援助拆解留下真空，中国在东南亚等地迅速填补软实力）。访问 2026-06。链接 →

26. Can the US retreat from global governance be exploited by other powers? — Chatham House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5-06。访问 2026-06。链接 →

27. China Is Squandering a Golden Opportunity — David Shambaugh, Foreign Affairs（反向研判：中国未必能充分利用美退出的机会）。访问 2026-06。链接 →

28. Ursula von der Leyen set Europe’s ‘de-risking’ in motion. What’s the status one year later? — Atlantic Council（冯德莱恩“去风险非脱钩”路线、工具集：外国补贴调查、反胁迫工具、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访问 2026-06。链接 →

29. Updating the EU strategy on China: co-existence while de-risking through partnerships — Bruegel（“去风险而非脱钩”；共存同时通过伙伴关系去风险）。访问 2026-06。链接 →

30. India’s Hedging Strategy i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 Kara, Pacific Focus (Wiley), 2025, DOI:10.1111/pafo.12271（印度对冲战略学术分析）。访问 2026-06。链接 →

31. India’s Strategic Autonomy Doesn’t Work In A Great Power World — Foreign Policy, 2025-11（反向研判：战略自主在大国世界面临局限）。访问 2026-06。链接 →

32.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amid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Global South’s agency — Institute of Geoeconomics (IOG), 2024（“非洲+1”峰会多元化伙伴、增强能动性、不愿选边）。访问 2026-06。链接 →

33. Coercive U.S. trade policy and Brazil’s pivot — GIS Reports（卢拉“积极不结盟”，拒绝在中美间选边；多元化出口市场与金融伙伴）。访问 2026-06。链接 →

34. International Views of China Turn Slightly More Positive — Pew Research Center, 2025-07（25 国逾 3 万受访者；对华好感中位数 36%、对美下降；中等收入国家更亲华）。访问 2026-06。链接 →

35. China Courts the Pacific: Key Takeaways from the 2025 China–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 CSIS, 2025（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北京以同等密度经营岛国外交与基建）。访问 2026-06。链接 →

谁的秩序：多边场域与规范竞争

一

上一章讲的第三方争夺，发生在具体的土地上——港口、矿山、贷款。这一章讲的争夺，发生在更高、也更抽象的层面：规则与规范。

什么叫规范竞争？简单说，就是争夺“游戏规则的定义权”。谁来定义“人权”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谁来主导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议程？发展、安全、治理这些概念，按谁的理解来填充？这些看起来务虚的问题，实则决定了整个国际秩序按谁的逻辑运转。它不像关税那样有立竿见影的数字，但它改写的是底层代码——而底层代码一旦被改写，影响比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深远。

把它放回全书的两条主线，会发现这一章有一处特殊。在大多数维度上，工具是镜像的：美用芯片管制，中用稀土管制；美建盟友岛链，中建平行倡议；双方对称地施压、对称地反制。但在多边场域，镜像断裂了——它不是“一退一进”的对称博弈，而是“一退一进”的单向流动。2025 到 2026 年，一方在系统性退场，另一方正好系统性进场。这是全书里少见的、美国处于战略守势甚至退势的领域，也是这盘棋上趋势最清晰的一块棋盘。

二

先看退场的一方——美国。退场不是一次孤立的姿态，而是一条贯穿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清晰轨迹，可以排出一条时间线。

第一步在 2025 年 1 月 20 日，上任首日。特朗普签署第 14155 号行政命令，启动美国第二次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命令指控 WHO 误处理了新冠疫情、未能推进改革、在 2020 年受到成员国的政治干预，并据此暂停一切对 WHO 的资金转移、撤回与其合作的美方人员3。这道命令设有一年通知期，到 2026 年 1 月 22 日，美国正式离开了 WHO4。

第二步在 2025 年 2 月初。特朗普再签行政令，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永久终止对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的资金，同时命令国务卿在 90 天内复审美国对教科文组织的参与2。白宫的事实清单给出的理由是：人权理事会“未能履行职责，持续被用作侵犯人权国家的保护伞”1。教科文组织这一步并不新鲜——美国在 2017 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就退过一次，拜登 2023 年重新加入，如今再度复审，等于把刚迈回去的脚又收了回来。

第三步是规模化收缩。2026 年 1 月，白宫依据先前的复审行政令，宣布退出 66 个国际组织5。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公布的清单里，35 个是非联合国机构，31 个是联合国实体；官方理由是这些机构“职能冗余、管理不善、被推进自身议程的行为体所俘获，或威胁本国主权”6。媒体梳理后发现，被退出的多数是联合国相关的气候、劳工、移民议题机构，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与联合国妇女署相关的实体——被特朗普政府归类为迎合“woke”议程的部分7。法律分析也确认，退出范围延伸到了联合国的税务与气候论坛9。

这三步连起来，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收缩，而非临时起意。它与 2025 年《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基调一致——那份文件主张，美国不应被国际机构过度束缚，也不应承担超出其核心国家利益的治理责任，比如在海外推广民主改革8。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多边机构往往束缚美国的手脚、消耗美国的资源，却不带来对等的回报，不如退出来，把精力收回到更直接的国家利益上。

这个逻辑在国内政治上有它的支持基础。多边机构确实低效，决议常常稀释成谁也不得罪的空话，会费年年涨而成效难量化。从特朗普政府的视角看，退出还有一层算账：美国是这些机构最大的单一出资方，退出能省下真金白银，而省下来的钱可以投到更直接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地方去。这套“花钱买罪受、不如不花”的逻辑，在一个把“美国优先”当作组织原则的政府里，几乎是自洽的。

问题在于，这套自洽的逻辑里藏着一个它不愿正视的盲点。多边机构的价值，从来不只在于它“高效地解决了什么问题”，更在于它“由谁来定规矩”。一个国家长期占据一个机构的主导位置，本身就是一种无形资产——它意味着这个机构的议程、标准、人事，会下意识地朝有利于你的方向偏。当美国把这些位置当作“花钱买来的负担”算账时，它算的是会费这个看得见的成本，却没算“让出主导权”这个看不见的损失。而在大国竞争中，恰恰是后者更要命。

于是，退场在大国竞争中留下了一个美国不愿回答的问题：你退出的位置，会被谁填补？

三

答案是中国——而中国早已准备好走进去。

要理解中国的进场，先要看一组数字。过去二十多年，北京一直在用真金白银扩大它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存在。中国对联合国常规预算的分摊率，从 2000 年的不足 1%，一路攀升到 2025 年的 20% 以上15。按中方自己的口径，它已是联合国常规预算与维和预算的第二大出资国14；在约 60 亿美元/年的维和预算里，中国承担约 15%，同样位居第二16。需要并置美方与第三方的数据来校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5 年常规预算里美国仍占约 22%、中国约 20%——美国的法定份额仍高于中国，但差距已从二十年前的悬殊缩小到几个百分点15。

出资只是入场券，关键看这张券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人——是把自己的人放进关键岗位。在联合国 15 个专门机构中，中国一度同时领导其中 4 个：粮农组织（FAO）、工业发展组织（UNIDO）、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民航组织（ICAO）。作为对比，英、美、法各只领导 1 个，尽管它们的出资是中国的数倍17。2019 年粮农组织总干事选举，是一个标志性案例：中国候选人屈冬玉胜出，美国候选人落败，被广泛视为华盛顿在联合国机构选举中的一次失利18。

这些岗位不只是头衔。掌门人能塑造议程、能决定哪些标准被采纳、能把机构与本国的更大战略对接。最典型的是国际电信联盟。赵厚麟在 2015 至 2022 年担任 ITU 秘书长期间，中国在这个负责制定全球电信标准的机构里，推动技术标准向主权控制对齐19；而 ITU 制定的标准，恰恰是中国把“网络主权”重塑为一种普世价值、借数字丝绸之路在发展中世界扩散的关键抓手——标准谁定，谁就在通信和人工智能的下一程里占先20。

这种机构掌门人的影响力，有一个容易被外界忽略的细节：它和工业发展组织（UNIDO）这样的机构，会被直接对接到中国自己的战略上。有分析指出，中国一旦掌握 UNIDO，就把它和“一带一路”倡议连了起来，而 UNIDO 反过来为“一带一路”背书17。这是一种巧妙的循环：用联合国机构的中立招牌，为一个本质上是中国主导的倡议盖上“国际认可”的章。机构的公信力，被转化成了倡议的合法性。

所以当美国削减或退出，中国的相对分量就上升——它的出资占比变大，它推动的议程更容易通过，它提名的人选更容易进入关键岗位。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此消彼长，不需要中国额外用力。这里要补一个把握分寸的对照：中国虽是第二大出资国，但分摊率（约 20%）仍略低于美国（约 22%），且远低于它领导的机构数量所“应得”的份额——英美法出资是中国数倍却各只领一个机构，中国出资略少却一度领四个1517。这种“出资与影响力的错配”，本身就说明中国在机构政治上的运作效率高于单纯的钞票投入——它懂得把钱花在刀刃上，把人放进关键位置，而不是平摊到每一个角落。

四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教科文组织。有分析直接指出，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帮了中国的忙22。中国利用教科文组织，不只是推广自己在科学和文化上的形象，还借此为它对新疆、西藏这类民族多元地区的政治控制提供合法性背书21。当美国离场，制衡这种运作的力量就减弱了。

气候领域提供了更鲜明的对照。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在 2025 年史无前例地不向 COP30 气候大会派遣代表团；而在贝伦的会场上，中国馆主导了入口大厅，清洁能源企业向大量听众用英文宣讲它们的绿色愿景，外交官在幕后推动谈判——这些曾经是华盛顿的角色，如今落到了北京手里32。

这就是这个最高战场上最反常的地方：在一场被双方都视为“全面竞争”的较量里，一方却在主动让出阵地，而另一方顺势接管。它不像贸易战那样有来有回，更像一边在退潮、另一边在涨潮，水位的此消彼长几乎是自动发生的。

五

中国想用这些场域做什么？核心是重新定义规范，尤其是人权。

在人权问题上，中国的策略不是正面否定，而是改换框架。它围绕“发展”“幸福”这类议题，构建起一批志同道合国家的联盟，提出一种新的人权理解——把生存权、发展权置于公民政治权利之上，并以此批评美国及其盟友21。这套主张在中方官方文本里有完整表述：外交部把它概括为“正确人权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28。需要明确，这是中方的官方立场，本书记录的是这种立场如何被组织成一套规范主张，而非裁决它是否成立。

这套话语正在落到联合国文本里。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指出，中国在联合国里改写规范的做法，是把“win-win”“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类概念逐步嵌入决议文本与叙事，同时弱化那些强化公民政治权利和问责机制的条款23。一个具体进展是：2025 年秋，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一份由中国发起的、关于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决议；与此同时，中国在谈判中协调其他威权国家，弱化强化公民政治权利的决议文本24。这是“改换框架”从口头主张变成机构产出的一步。

六

成果还体现在投票集团的对峙上，而新疆议题是观察这种对峙最清楚的窗口。

一边是批评的阵营。2022 年 10 月 31 日，由美国代表读出、一个核心小组（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立陶宛、挪威、瑞典、英国、美国）牵头的 50 国联合声明，就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25。2024 年 9 月，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那份评估发布两周年之际，核心小组再次发声，重申该评估认为相关做法“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26。

另一边是支持中国的阵营，而且人数更多。2023 年 10 月，巴基斯坦代表 72 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中国在新疆、香港、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强调这些是中国内政，反对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干涉内政27。更早,2025 年 11 月，85 个国家联署一份反对人权“政治化”的声明，构成同一种联盟运作的延续13。在关于新疆的多次投票中，许多国家选择弃权或站到中国一边21。

把两组数字放在一起看——批评方约 50 国、支持方约 72 至 85 国——能读出一个被低估的事实：在联合国这个一国一票的场域里，发展中国家的多数票并不天然站在西方人权话语一边。中国说服了那些对西方不满、宗教上更保守、或政治上更威权的发展中国家支持自己21。其结果是，人权理事会日益政治化、日益分裂成意识形态阵营，这威胁到它作为普世人权平台的有效性21——而这种分裂，恰恰为中国“另立标准”提供了空间。

需要客观呈现：中国对西方人权话语的批评，并非全无市场，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人权”被用作地缘政治工具确有真实不满。本书引述这些时，记录的是规范竞争的事实格局，而非对哪一种人权观更“正确”的裁决。

七

除了改换规范，中国还想改造机构本身——而 2025 年 9 月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这一意图迄今最完整的官方表达。

习近平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这一倡议，那是上合组织 24 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20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 10 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出席11。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第四个“全球倡议”11。

倡议的概念文件由外交部公布，列出五项核心原则：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民为中心、重实效10。文件里有一句话点出了它与美国退场的对照关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必须加强，而非削弱。”10——当一方在退出和削减时，另一方把“加强联合国”写进了自己的旗帜。文件还给出了具体承诺：安理会改革要优先回应非洲的诉求；在上海设立“中国—联合国全球南方发展中心”；对最不发达国家和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给予零关税待遇；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和世界银行股权复审10。

把这些承诺连起来看，中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强化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这不仅意味着提升中国自己的角色，也意味着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包括对安理会进行“公平的改革”21。

这套主张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中国的利益包装成全球南方的利益。“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大发言权”是一个很难公开反对的诉求，而中国把自己定位为这个诉求的旗手。詹姆斯敦基金会的分析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阐述其重塑国际体系愿景的迄今最全面努力，反映的是它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代表性的多极世界的追求12。于是，推动联合国改革，既服务于中国扩大影响的目标，又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这是第一章说的“平行秩序”叙事在机构层面的落地——中国不只是想在现有秩序里争取更多份额，它想从内部改造这个秩序的规则和权力分配31。

八

但这里需要插入一段重要的客观反证，否则“中国正在全面接管”会成为一个被夸大的结论。

第一，中国填补真空的能力和意愿都有限。查塔姆研究所的分析直接指出，北京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完全填补美国退出所留下的真空34。多边治理需要承担巨大的财政、协调和声誉成本，而中国在很多议题上更倾向于选择性参与，挑对自己有利的地方进，不利的地方避。

第二，气候领域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限度。尽管中国在 COP30 上接管了部分领导角色，外界对它的气候承诺评价并不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分析认为，中国最新的气候承诺仍未达到所需水平，而且它似乎越来越愿意在贸易和市场上领先，却不愿填补美国退出后留下的多边气候资金真空33。换句话说，中国愿意当清洁能源的卖家和绿色技术的供应方，但不愿当掏钱补窟窿的“金主”。这暴露出“填补真空”叙事的一个边界：填补影响力是一回事，承担责任和成本是另一回事，中国在前者上积极，在后者上审慎。

第三，西方的工具并未完全失效。即便在防御态势下，批评新疆的核心小组每年仍能组织起 50 国规模的联署，OHCHR 的评估文本仍在被反复援引26。规范竞争是拉锯，不是一边倒的溃败。

把这三点放进来，是为了让判断更准确：多边场域的天平确实在向中国一侧倾斜，但这是一个“缓慢倾斜”而非“瞬间翻转”的过程，而且倾斜本身受制于中国自身的能力与意愿边界。

九

不过，有一个领域的反转格外彻底，值得单独拿出来看——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这个机制曾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最有牙齿的部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可以拿到 WTO 上诉机构去裁决，败诉方要么改、要么接受报复，规则因此能被执行。但从 2017 年起，美国开始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理由是上诉机构“司法能动”、侵蚀美国主权，用自己的判断取代美国商务部等机构的判断。到 2019 年 12 月 11 日，上诉机构因为凑不齐三名法官的法定人数而停摆，整个上诉环节瘫痪30。

瘫痪并未随时间缓解，反而被反复确认。2025 年 9 月 26 日，美国第 90 次单方面否决了一份获得 130 个 WTO 成员支持、要求重启法官遴选程序的提案29。后果是一个被称为“上诉到虚空”（appeal into the void）的灰色机制：败诉方只要提出上诉，案件就掉进一个没有法官的黑洞，专家组的裁决因此无法执行30。一个本来用来执行规则的机制，被变成了一个可以合法逃避规则的漏洞。

WTO 的案例之所以特殊，在于它和前面的故事方向相反却结论相通。在联合国和人权场域，是美国退场、中国进场；在 WTO，是美国亲手瘫痪了一个自己曾经主导的规则机器。两种动作不同——一个是“退出去让别人填”，一个是“留在里面把它锁死”——但效果一致：基于规则的秩序在被削弱，而削弱它的主要力量，恰恰是这套秩序当年的主要建造者。

十

把退场、进场和瘫痪合起来看，这个最高战场呈现出一种危险的不平衡，可以从两条主线分别读出来。

先看不对称这条线。它在这里发生了反转。在大多数维度上，“不对称”意味着中国是追赶者、美国是守成者。但在多边场域，是美国在退场，中国在进场；是美国在放弃自己曾主导的秩序，中国在填补空白。守成者主动让出阵地，追赶者顺势接管——这是全书里少见的、美国处于战略守势甚至退势的领域。

美国的退出，源于一种“多边机构束缚我、不如不玩”的判断。这个判断不无道理——多边机构确实低效、确实常常令人沮丧。但它忽略了一点：在大国竞争中，缺席不等于中立，退出等于让渡。你不在桌上，对手就替你做决定。美国退出的每一个机构，都成了中国扩大影响的机会22。

中国的进场，则是一种长线投资。它清楚，规范和机构的影响力是缓慢积累的，但一旦积累起来，就极难逆转。今天多塞一个人进关键岗位，多通过一份对自己有利的决议，多争取几个国家的支持，这些在当下都不起眼，但十年、二十年累积下来，就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国际秩序运转的逻辑。这和货币战场的逻辑相通——都是缓慢的、以年计的、却可能不可逆的较量。

再看镜像这条线。它在这里也呈现出特殊形态。在别的维度，是中美对称地施压与反制；但在多边场域，更像是一方退、一方进的“单向流动”。中国没有对称的“退出”动作，因为它正处在收益的一方——美国退得越多，中国得到的就越多。这种不对称的流动，使多边场域成为这场竞争里趋势最清晰的一个：只要美国继续收缩、中国继续投入，规范的天平就会持续向中国一侧倾斜22。当然，上一节的反证提醒我们给这句话加一个限定词：倾斜的速度，受制于中国自己愿意承担多少成本。

十一

这场规范竞争，对理解整场中美博弈有几个重要的启示。

第一，竞争的层次远比“关税、芯片、导弹”更深。那些看得见的较量，争的是当下的得失；而规范竞争，争的是未来世界按谁的逻辑运转。如果说前面的章节是在争夺棋子，这一章争夺的是棋盘和规则本身。一个国家可以在某一局棋里输掉几个子，但如果它能改写规则，长远来看它就占了上风。

第二，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战术性收缩”可能是战略性的失误。在贸易上让一让、关税上降一降，是可逆的战术调整；但退出多边机构、让出规范定义权、瘫痪争端解决机制，是难以逆转的战略让渡。前者影响的是这一年的数字，后者影响的是下一代的秩序。把可逆的和不可逆的混为一谈，是这场竞争里代价最高的错误之一。当美国把“加强联合国”这句话拱手让给对手去说10，它让出的不只是几个席位，而是定义“什么是负责任大国”的话语权。

第三，这一章也提醒我们对“中国接管”保持冷静。规范的天平在倾斜，但倾斜不等于翻转；中国在填补影响力的真空，但不愿填补责任和成本的真空3334。把“美国在退”误读成“中国已赢”，和把“战术收缩”误读成“无关紧要”，是同一种判断失误的两个方向。

走到这里，全书关于“工具”和“场域”的部分就结束了。从决策机制，到经济、技术、军事、网络、信息、货币，再到第三方和多边规范，这盘棋的棋子和棋盘都已摆出。接下来两章，我们升到元层面——先看双方如何相互研判，再看这场竞争的未来与边界。下一章，照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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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中的对手：双方如何互相研判

一

走到这里，我们要升到一个元层面——不再看双方做了什么，而看双方怎么看对方。

为什么认知值得专设一章？因为在大国竞争里，认知不是行动的旁观者，而是行动的塑造者。一个国家对对手的判断——对手是在崛起还是衰退、是想合作还是想压制、是强大还是虚弱——直接决定了它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判断对手强，就会更警惕、更防范；判断对手弱，就会更自信、更进取。而最危险的是，双方的判断会相互喂养，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

国际政治心理学早就描述过这种机制。学者罗伯特·杰维斯在他那本经典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里提出过两个概念，恰好是理解这一章的钥匙。一个叫“镜像”（mirror imaging）——人们倾向于假定对手和自己用同样的方式思考与行动，由此误判对方的真实意图与能力16。另一个叫“螺旋模型”（spiral model）——升级的不安全感往往源于决策者误读了自己所处的处境，把对方出于防御动机发起的行动，读成了侵略意图16。

更早一层的母题，是哈佛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用来概括大国转折的那个比喻——“修昔底德陷阱”。他从古希腊史里抽出一句话：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在斯巴达心中激起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统计过去五百年间，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结构性应力出现过十六次，其中十二次以战争收场35。这个比喻本身充满争议——约瑟夫·奈就批评它误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实成因35。但争议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点破了一件事：在权力转移的关口，决定走向战争还是和平的，往往不是实力的客观对比，而是双方对这种对比的“知觉”。把杰维斯和艾利森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一对互为镜像的判断：中国相信美国在衰退，美国相信中国在崛起为对等威胁。这两种判断，各有各的依据，又各自反过来强化己方的强硬。这一章，就照一照这面镜子。

二

先看中国一侧的研判机器。

中国对美研判有一个特殊之处：研究机构和决策、信号系统是交织在一起的。最典型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它名义上是智库，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第十一局的公开门面，研究重心正是美国与中美关系2。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公开的一份机构画像，CICIR 约有四百名员工、其中一百五十名高级研究人员，下设十五个部门，因其与中共中央、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以及国安部的组织距离很近，又能产出及时的情报分析，长期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拥有相当的影响力3。这意味着，当 CICIR 发表对美判断时，它既是学术研究，也可能是一种官方信号的释放。2025 年 1 月，CICIR 卸任院长杨明杰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国际体系已进入“剧烈动荡与重组期”，美国已经放弃维持现有秩序的责任2。同年 8 月，国安部系统的智库又发出一篇题为《西方的终结？》的文章，论点是西方——指以美国为首、包括欧洲在内的战略集团——正进入相对衰落期，标志不是即刻崩溃，而是内部凝聚力、正当性与规范权威的逐步侵蚀2。

这种研究与决策的交织并非新事。早在三十多年前，研究中国的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就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美国观察者》的论文里指出过一个结构性事实：中国最好的美国问题专家，主要分布在政府部委与官方研究所里，大学里的学者作用较小，尽管在缓慢增长4。这套格局延续至今——意味着中国研究美国的智识能力，从一开始就高度建制化、高度靠近权力中枢。这和美国那种智库林立、专家与官员频繁旋转、判断分散在体制之外的格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后面会看到，这种“研判机器”本身的结构差异，正是双方相互误读的一个深层来源。

学界这一端，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声音。作为清华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荣誉院长，他承认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他坚持认为，中美之间权力差距的收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5。他预测，到 2035 年，两极格局将趋于稳定、多极化的说法将消退，中国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可能与美国比肩；不过这种力量分布并不均衡——美国仍主导网络空间、服务业与国际影响力，中国则主导实体经济、制造业与军事规模5。在他 2025 年那本《历史的拐点：2025—2035 国际格局与秩序》里，他进一步判断中美两极格局会持续下去，民粹主义会把各国推向“安全优先”与经济停滞，而中等强国则会逐议题对冲、不再做意识形态站队6。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判断：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中美权力差距可能收窄，而这反过来可能让后续的美国政府更不愿承担国际责任、更倾向单边主义7。

这些声音合起来，勾勒出中国战略圈的一个主流判断：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

三

这个判断，在中国并不只是学者的推演，它有最高层的背书。

最权威的一锤定音，来自习近平。他多年来反复对干部讲“东升西降”，讲“时与势”在中国这一边1。一篇他强调西方衰落的讲话原本作于 2023 年，却到 2025 年 1 月才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上公开刊出——研究者认为，这是公开记录中领导层认为西方正在衰落的“最权威表述”1。值得一提的是，“东升西降”这套叙事并非凭空而来，它大致兴起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又在新冠疫情期间获得了新的牵引力1。换句话说，过去十几年里，每一次西方世界自身的危机，都被读成这套叙事的新证据。

这套叙事的传播机理，CSIS 的开源分析项目曾专门拆解过。它把权威中文材料系统翻译后发现：早在 1970 年代初中美关系回暖、北京公开言辞收敛之后，那条强调美国“必然不稳定与衰落”的潜流其实一直没断；2007—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明确的转折点，“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叙事在政策圈和知识界迅速固化，此后出现了一波“中国制度优越论”的文章潮，同时诊断美国金融实力与治理能力的“萎缩”20。剑桥《中国季刊》的一项研究则用更硬的方法验证了这条潜流：研究者手工编码了《人民日报》2003 至 2022 年间共 1,761 篇关于美国的社论，归纳出三条稳定的批判叙事——美国在海外是个危险的霸权、在国内价值败坏、并且日益虚弱与衰落21。也就是说，“美国衰落”在中国的官方话语里不是一时的情绪，而是一套有连续性、可量化、被反复书写的结构性叙事。

这个判断，在 2025 年釜山峰会之后，变成了一种更明确的“胜负感”。峰会之后，中国战略圈内浮现出一种日益增长的共识：中国实质上已经赢得了贸易战，并成功地把美国拖入了一种战略相持8。这种“我们赢了”的判断，前面几章已经多次提及——它建立在一个推理上：中国扛住了压力，美国付出了通胀代价，最终主动回到谈判桌、下调关税。

最具锋芒的官方表态，来自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他在 2025 年 12 月的《求是》文章里评估道：大国的单极霸权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加速着（美国）国内的民主转型困境、经济衰退和社会撕裂，对外则加速着信用崩塌、霸权衰朽与神话破灭9。他把这套判断直接与当年 10 月四中全会确定的下一个五年规划联系在一起，称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正快速向多极演变9。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美国衰退论”，而它出自中国情报系统最高负责人之口，分量不轻1。

这里必须立规矩：陈一新的判断、习近平的定调、阎学通的预测、CICIR 的研判，都是中方视角下的判断，本书如实记录它们是什么、出自谁，但不为它们的正确性背书。“美国是否在衰退”是一个高度争议的命题，把中方的判断当成事实，正是这一章想警惕的认知陷阱。

四

不过，把中方研判机器简单概括为“一致看衰美国”，也是一种偷懒。

中国战略圈内部其实有相当激烈的辩论。釜山峰会触发的，与其说是共识，不如说是争论：美国究竟是在衰落，还是在重整旗鼓？8 有中国战略家明确提醒，美国 2025 年这一年里的一系列动作——军事介入委内瑞拉、对格陵兰施压、在巴拿马的政治经济博弈、打击伊朗——恰恰说明大国激烈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不是美国在退场8。由此，一部分中国分析人士推断：“美国战略收缩”这个说法被高估了；美国仍在对华推进与升级，只是强度、方式和节奏发生了显著变化8。

还有一批更冷静的声音。一些中国学者强调，中美竞争将是长期、复杂的，而非简单的此消彼长——这种“持久竞争”的判断，本身就比“美国速衰”温和得多22。阎学通虽然认为差距在不可逆地收窄，但他也预测到 2035 年双方的策略会“高度相似”，竞争虽激烈但直接战争风险低，真正的较量会移向网络、数字技术、AI 与通用人工智能5。这个判断里隐含着一种对称性的承认：中美最终可能是势均力敌、长期共存，而非一方压倒另一方23。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衰退论”在中国内部并不全是好消息式的乐观，它也开始引出一种隐忧。有分析观察到一个反直觉的现象：美国如果衰退得“太快”，对中国未必是利好，反而可能成为一个让人担心的变量——一个仓促撤退、内部撕裂、行为更难预测的美国，比一个稳健衰落的美国更危险。这种顾虑与另一条线索叠加在一起：在一部分中方战略论述里，“复兴的窗口”被认为是有时限的，人口、债务与社会张力都可能在某个节点收窄这扇窗，于是“拖延即致命”的紧迫感开始出现29。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它说明中方研判机器里，“东升西降”并不必然导向从容，也可能导向焦虑。

把这些放在一起，中方研判机器的真实图景是：一个有主导叙事（东升西降）、但内部并不缺少异议、校准甚至隐忧的系统。看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接下来要把镜子转过去，会发现美方那一侧同样如此。

五

现在把镜子转过来，看美国一侧的研判机器。

美国的研判机器，是它那个庞大的智库生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卡内基、外交关系委员会、新美国安全中心等等。它们通过研究报告、国会作证、媒体评论，源源不断地供给对华判断，并通过“旋转门”向政府输送人才。这套机器和中国那套建制化、靠近权力中枢的研判系统，恰好相反：它分散、开放、嘈杂，判断主要产生在政府之外，再通过竞争、辩论和人事流动渗回决策层。

美国战略圈一个相当主流的判断，和中国恰好相反：中国正在加速崛起为一个对等的威胁。这个判断在军事领域最为强烈。2025 年 12 月发布的五角大楼《中国军力报告》直言，中国历史性的军事建设使美国本土“日益脆弱”，中国在核、海上、常规远程打击、网络、太空领域的能力可以直接威胁美国人的安全11。报告把核扩张视为最具后果的发展：中国核库存在 2024 年底仍处于 600 多枚的区间，生产速度有所放缓，但解放军仍有望在 2030 年前突破 1000 枚；它已经为三个发射场的 100 多个固体推进剂洲际导弹发射井装填了 DF-31 级导弹10。报告还判断，解放军正稳步推进其 2027 年目标10。独立机构如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对这份报告做了校准式的分析，指出今年的版本更精简，也注意到核数字增速放缓这一与往年的差异12。这种判断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顶层战略文件，从《国家安全战略》到《国防战略》，对华威胁都是核心关切。

但和中方一样，“美国一致视中国为威胁”同样是个需要打折扣的简化。一篇 2026 年发表在《华盛顿季刊》上的研究，用涵盖美国专家与公众的“全社会样本”做了检验，结论是：所谓“美国对华存在共识”的说法，证据其实相当薄弱13。精英与公众之间、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安全专家与东亚专家之间，在多个维度上都存在明确分歧13。布鲁金斯的另一项研究同样质疑“对华共识”这个预设的可靠性19。研究者的提醒很尖锐：一个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共识，对国内政策辩论与对外战略都可能适得其反13。

民意层面也佐证了这种波动而非固化。皮尤研究中心 2025 年的调查发现，美国对华负面看法五年来首次下降，由 2024 年的 81% 降至 77%；在“哪国对美威胁最大”的问题上，中国虽然仍被提及最多（42%），但这一比例较 2023 年下降了 8 个百分点；称中国为“敌人”的美国人从 42% 降到了三分之一，其中共和党人这一比例较 2024 年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14。到 2026 年 4 月，这一趋势仍在延续：皮尤的新调查显示，对华持正面看法的美国人升至 27%，较上一年增加 6 个百分点、较 2023 年近乎翻倍；称中国为“敌人”的比例进一步从 33% 降到 28%，而称其为“竞争者”的从 56% 升到 60%，变化的主力来自民主党人15。调查还揭示了一道明显的代际裂缝：在共和党人里，18 至 49 岁中只有 32% 把中国称为“敌人”，而 50 岁以上则高达 55%15。换句话说，美国这台研判机器里，对华认知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单向加剧的——它随政治周期、随代际、随两党立场而摆动。

六

有意思的是，双方都在认真研读对方的战略文件——而研读本身，又成了认知博弈的一部分。

当美国 2025 年 11 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后，中国的分析人士立刻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一部分中方学者从这份文件里读出的，是美国的收缩与战略焦虑——这份 NSS 把西半球重新定义为美国安全与繁荣的基础区域，不同于拜登政府的印太中心，对欧洲的措辞也异常直白，欧洲从美国阵营的“内部”被推到了“外部”17。有中国学者干脆把这套“美国优先”的安全战略，称为门罗主义的复兴18。这些在部分中方看来，恰恰印证了“美国正在退守”的判断。

但更值得玩味的是，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其实并不统一。有研究把中国分析人士的反应归纳成三派：一派是“企业转型派”，一派是“尼克松复兴派”，一派是“怀疑现实主义派”24。其中“尼克松复兴派”认为，这份 NSS 是一次刻意的战略暂停，而不是简单的收缩——美国是在边缘地带后撤，以便蓄积力量，进行一场更聚焦、更技术驱动的对抗24。三派虽分歧，却汇向一条共同线索：特朗普是在重新分配成本与风险，而不是放弃霸权24。布鲁金斯的分析也注意到，中国战略圈对这份文件重评美欧关系有广泛共识，但中方的主流告诫是——不要把美国对西半球的强调，当成中国外部战略环境整体缓和的信号，因为美国并未真正脱离印太，只是改变了运作方式17。

这就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循环。美国出于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写了一份强调威慑与优先级取舍的战略；而中国的一部分人从这份战略里读出了美国衰退的证据，另一部分人则读出了“以退为进”的危险——但无论哪一派，几乎都不会得出“美国从此对华放松”的结论。同一份文件，喂养了双方各自原有的判断。这正是认知博弈的微妙之处：双方都在观察对方，但都倾向于把观察到的一切，塞进自己预设的框架里。

更典型的，是对那份五角大楼《中国军力报告》的反读。在美方写作者看来，这是一份基于情报的客观评估；但在中方看来，它是一件“宣传武器”。退役解放军大校王湘穗就批评说，五角大楼在 2020 年前对华核估计一直稳定在约 200 枚——比许多智库的预测还低，认为中国会维持“最低威慑”——之后却突然大幅上调，这种前后不一本身就说明问题25。他还反问：既然中俄在 2025 年 5 月发表了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呼吁核大国避免危险误判，美国为何七个月里都没有加入？25 中国官方媒体则直接称这份报告夸大中国军力、歪曲事实、不可信26。同一份数据，一方读成“对手在加速逼近、必须加紧威慑”，另一方读成“对手在制造威胁、为自己扩军找借口”——这就是镜子两面各自看到的东西。

七

把两面镜子并排放，会看到一个危险的结构。

中国相信美国在衰退，于是更自信、更进取——既然对手在走下坡，就该趁势扩展、寸土必争。美国相信中国在崛起为对等威胁，于是更警惕、更强硬——既然对手在加速逼近，就该加紧威慑、全力遏制。

问题在于，这两种判断会相互印证。中国的进取，被美国看作“中国威胁加剧”的证据，于是美国更强硬；美国的强硬，被中国看作“美国焦虑、想压制崛起者”的证据，于是中国更进取。一方的强硬强化另一方的判断，另一方的回应又强化这一方的判断——这正是杰维斯所说的那个螺旋：双方都把对方出于自身逻辑的行动，读成了针对自己的敌意16。

这种螺旋有一个特别危险的不对称变体，几位观察者在釜山峰会后都点到了它。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份分析直言：峰会之后北京的信心在上升，而误判的风险也随之上升；最令人担心的，是“高估己方实力、同时低估美方实力”这一组合，它可能让北京在具有重大地缘后果的地方——尤其是台海——发生误算27。专栏作者霍华德·弗伦奇则把这个问题写成对称的：在这场较量里，中美两国的精英其实都太容易陷入各自的神话、都在不同程度地高估自己28。一边过度自信，一边也过度自信，两种自信在中间相撞——这恰恰是螺旋最难刹住的那种结构。

这种螺旋的终点，可能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双方都因为相信冲突难以避免，而采取了让冲突更难避免的行动。没有人想要这个结果，但每一方按自己的判断行事的逻辑，都在把双方推向它。这是认知博弈最深的危险——它不需要任何一方有恶意，只需要双方各自“理性”地回应对方，就足以滑向谁都不愿看到的方向。

更糟的是，双方都在抱怨自己“看不懂对方”。CSIS 的一份分析坦承，美国在对华竞争中存在一个“本地知识缺口”，呼吁用新的数据采集工具、AI 辅助分析和更快的跨部门协调，来弥补对对手认知上的能力赤字30。镜子的另一面也好不到哪去——有评论者长期记录“西方为何总是误读中国战略”，把它归因于一种顽固的镜像投射：用自己的逻辑去填补对中国意图的认知空白31。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称自我诊断：连研判机器最发达的两方，都承认自己未必真正理解对手。而当两个互不真正理解的核大国，各自带着“对手在崩溃”或“对手在逼近”的预设去解读对方的每一个动作时，误判的空间有多大，可想而知。

八

那么，有没有打破这个螺旋的可能？

至少在研判的层面，存在一些更清醒的声音。即便在中国，也有学者强调中美竞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而非简单的此消彼长——这种“持久竞争”的判断，本身就比“美国速衰”温和22。卡内基的一项研究甚至系统地论证：到 2030 年代中期，一个中美“大致均势、和平共存”的现实情景是存在的——两国可以在管理气候危机、为人工智能立规、降低核风险、防范下一场大流行上找到合作空间32。曾任美国政府对华事务高级官员的拉什·多希也表达过类似看法：未来真正的风险，不是中美找不到共存的条款，而是“共存的条款究竟是什么”33。外交关系委员会在评估釜山峰会时，也并不讳言中国手里握着筹码、在某些回合占了上风——这说明美方研判并非一边倒地看衰中国34。

这些声音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更“友好”，而在于它们更可能避免误判。一个把对手看成“正在崩溃、可以趁势压倒”的判断，和一个把对手看成“将长期存在、必须学会共处”的判断，会导向截然不同的策略。前者鼓励冒险，后者鼓励管控。而在两个核大国之间，管控误判的能力，可能比赢得任何一个回合都重要。

九

收尾时，把“认知”这一章放回全书，会发现它其实是前面所有章节的底层。

前面讲的每一个工具、每一个场域的较量，背后都站着一套判断。中国之所以敢用稀土反制，部分因为它判断美国离不开中国的加工能力且短期内无法替代；美国之所以坚持半导体管制，部分因为它判断这能延缓一个正在逼近的对手。每一个具体的策略选择，都根植于对对手、对自己、对时间走向的判断。认知，是行动的源头。

还有一层结构性的东西值得点出。这一章一路看下来，会发现中方研判机器和美方研判机器，恰好呼应着全书的那条主线——决策结构的不对称。中国这台机器，是研究、信号与决策交织的金字塔：CICIR 隶属国安部，智库的判断同时是官方的信号，最高层的“东升西降”定调能自上而下统一叙事，连最优秀的美国问题专家也主要集中在部委与官方研究所里2。美国那台机器，则是一个三角拉锯的开放系统：智库林立、专家与公众分歧、两党各执一词，“对华共识”在实证检验下其实相当脆弱13。一个倾向于产出统一而自信的判断，一个倾向于产出嘈杂而分裂的判断——这本身，就是双方相互误读的又一重根源。中方容易把美国的内部分歧误读为衰落的征兆，美方则容易把中国的叙事统一误读为不可动摇的扩张意志。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从第一章就反复强调“区分事实与判断”。在一场双方都在用自己的框架研读对方的竞争里，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我方的判断”当成“客观的事实”。中国把“美国衰退”当事实，就可能高估自己、误判时机；美国把“中国必将挑战”当事实，就可能把本可合作的领域也推向对抗。看清这面镜子里照出的，既有对手，也有自己的预设——这或许是理解这场竞争最重要的一课。

照完了镜子，最后一章，我们回到那个贯穿全书的问题：休战之后，这场竞争会走向哪里，它的边界又在哪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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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China’s Closing Window: Strategic Compression and the Risk of Crisis —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25-10（北京视拖延为致命，复兴之路恐被人口/债务/异见阻断；2025白皮书把统一台湾框为党生存必需）—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5/10/chinas-closing-window-strategic-compression-and-the-risk-of-crisis/ （访问 2026-06）

30. Closing the Local Knowledge Gap in 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 CSIS（美国对华存在“本地知识缺口”；需新数据工具/AI 分析/NSC 快速协调弥补认知赤字）—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losing-local-knowledge-gap-us-competition-china （访问 2026-06）

31. Why the west keeps misreading China’s strategy — Pearls and Irritations, 2026-04（西方持续误读中国战略的机理评论；以己方逻辑做镜像投射）— https://johnmenadue.com/post/2026/04/why-the-west-keeps-misreading-chinas-strategy/ （访问 2026-06）

32. U.S.-China Relations for the 2030s: Toward a Realistic Scenario for Coexistence — Carnegie Endowment（论证2030年代中期“大致均势、和平共存”情景存在；气候/AI治理/降核风险/防大流行可合作）—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10/us-china-relations-for-the-2030s-toward-a-realistic-scenario-for-coexistence （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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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t the Trump-Xi Summit, China Will Have the Upper Hand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方智库承认釜山峰会中国占上风、手握筹码；研判非一边倒看衰中国）— https://www.cfr.org/articles/at-the-trump-xi-summit-china-will-have-the-upper-hand （访问 2026-06）

35.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 Destined for War — Harvard Belfer Center / The Atlantic 2015（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结构性应力；过去500年16案12次战争；Joseph Nye 批评其误读伯罗奔尼撒战争成因）— https://www.hks.harvard.edu/sites/default/files/centers/mrcbg/files/Allison,%202015.09.24%20The%20Atlantic%20-%20Thucydides%20Trap.pdf （访问 2026-06）

休战之后：竞争的未来与边界

一

这本书从一场“休战”开始，也将在对这场休战的反思中结束。

第一章说过，2025 年釜山峰会和 2026 年北京峰会构成的那个缓和框架，是战术性的休战，而非战略性的转向。走过中间十三章——决策机制、经贸、科技、矿产、台海、核态势、网络、信息、货币、第三方、多边、认知——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材料，来回答这个框架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之后会发生什么。

先把这两场峰会的事实摆清楚，因为后面所有的判断都建立在它们之上。2025 年 10 月 30 日，特朗普与习近平在韩国釜山会晤，约一百分钟2。白宫随后发布事实清单，把成果定性为一份“贸易经济协议”：美方暂停对华加征新关税的决定推迟至 2026 年 11 月，中方承诺大规模恢复采购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双方同意加强芬太尼合作1。作为对等安排，美方暂停其新出口管制规则中的关键部分，中方暂停稀土出口限制，期限同为一年2。半年后的 2026 年 5 月 14 日，特朗普赴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与习近平再度会晤；这一次双方同意发展一种“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13。

这份“休战”的具体内容，值得比通常的概括再细一层，因为魔鬼藏在条款里。在贸易这一侧：根据美方与吉隆坡磋商后的安排，对华额外加征的 24% 报复性关税被暂停一年，对华“解放日关税”维持在 10% 的较低税率直到 2026 年 11 月 9 日，与芬太尼挂钩的 20% 关税被减半至 10%，Section 301 排除延至 2026 年 11 月；中方则承诺在 2025 年最后两个月购买至少 1200 万吨美国大豆，并在 2026、2027、2028 三年各采购至少 2500 万吨34。在管制这一侧：中方暂停其 2025 年 10 月 9 日宣布的稀土出口管制的全球实施，并对获批出口商发放为期一年的多批次“通用许可”，首批于 2025 年 12 月发给三家主要磁体厂商35。把这些条款排在一起，一个特征立刻显现：所有谈成的，都是带期限、可计量、可撤回的——多少万吨、多少税率、几个月内、一年期。这不是巧合，而是后面要反复用到的一把钥匙。

两场峰会之间，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先记下来，因为它预示了全章要讲的东西。在北京，双方的官方通报并不一致：白宫的版本侧重贸易、商业联系和投资，强调中方将订购两百架波音飞机；中方的版本则侧重一个“新的双边框架”，把关系定义为“伙伴而非对手”10。同一场会晤，两份各说各话的记录——这不是外交辞令的差异，而是两台机器看待同一件事时的根本分歧。这个分歧，后面会反复出现。

需要先声明：这一章不做预测。本书从前言起就承诺不告诉读者“哪一年会出事”或“谁终将胜出”。这一章要做的，是画边界——指出哪些东西注定延续、哪些只是暂停、哪些误判最危险。预测是赌博，画边界是诚实。在一盘还没下完的棋面前，诚实比聪明更重要。而画边界的第一步，是把“延续的”与“暂停的”分开——这正是接下来两节要做的事。

二

先说哪些东西注定延续。

最确定的一件事是：结构性的竞争工具没有被拆除，只是被调低了音量。这不是一句修辞，而是有时间表可查的事实。以最能说明问题的“附属公司规则”为例。2025 年 9 月 30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临时最终规则，把实体清单的限制扩展到被列名实体持股 50% 以上的境外附属公司——这是把出口管制从“点”扩展到“网”的一步3。釜山休战后，BIS 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发布终局规则，把这条规则暂停一年。但关键在于暂停的措辞：联邦公报明确写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到 2026 年 11 月 9 日，临时撤回规则对出口管理条例的全部修改；第二阶段从 2026 年 11 月 10 日起无限期生效，把第一阶段撤回的修改重新加回条例4。

这条法条本身的精确表述，比任何评论都更能说明问题。联邦公报的 DATES 节直接列出了那些“修订指令”：原始规则（90 FR 47201，2025 年 9 月 30 日发布）对 15 CFR 第 732、734、736、744、748 各部分的修改被“stay”（搁置）至 2026 年 11 月 9 日；而自 2026 年 11 月 10 日起，被搁置的那些许可要求和相关条款将被重新施加32。换句话说，这不是废除，而是一个自带恢复时钟的暂停：除非 BIS 另行采取行动，规则将在 2026 年 11 月自动重新加上3。政府文件里写明的恢复日期——这是“暂停而非拆除”最硬的证据，硬到连日历都标好了。

不止这一条。实体清单的整体架构原封未动，半导体管制继续约束着最先进的节点，网络里的预置还在，国会的立法机器照常运转5。网络这条线尤其值得点出，因为它最不受峰会气氛影响。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连同国安局、联邦调查局的评估认为，中国政府关联的高级持续性威胁行为体（外界称之为 Volt Typhoon）已在美国信息技术网络中预置，可横向移动至控制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营技术系统，意图在冲突初期扰乱电网、水务、通信等命脉，某些专家甚至判断这种预置可能永远无法被彻底清除38。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把 Volt 与 Salt Typhoon 称为冷战以来外国对手对美国基础设施最严重的渗透之一，并指出这种预置在峰会之后仍嵌在系统里39。这是需要谨慎对待的美方研判，而非可独立核验的事实；但它说明一件事——有些结构工具根本不出现在任何一份峰会通报里，因此也根本不在被“暂停”的清单上。它们一直在运转，无声无息。

一份分析的判断可以作为这一节的注脚：美国软化了“去风险”的言辞，但竞争和限制的政策制定环境、制度架构依然完好6。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峰会后的评估更直接，把缓和后的状态称为“被管控的不稳定”——峰会买来的是各自加固、争取时间的窗口，而非结构压力的消失7。

“附属公司规则”之所以值得单独拎出来讲，是因为它把“暂停而非拆除”这件事写得最清楚——连恢复的日期都写进了政府文件。但它只是一个缩影。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暂停期内，支撑这条规则的执法逻辑也没有松动：监管者反复提示，被列名实体的非列名附属公司可能成为采购并转移敏感美国物项的渠道，这种“红旗”关切在暂停期内依然是核心的合规预期4。也就是说，规则的文字被冻结了，规则背后的国家安全逻辑一天也没有停摆。这正是“结构未变”的精确含义——可以暂停一份规则，却暂停不了催生这份规则的那套判断。

甚至连那些被宣布“缓和”的工具，也只是部分松绑。以稀土为例：北京峰会之后，有报道指出中方 2025 年 4 月一批稀土管制仍在生效，美国买家在通用许可之外仍然遇阻，松绑只覆盖了部分品类37。需要说明这是单一来源的观察，规模与覆盖面仍待更多独立来源核证；但它至少提示一种可能——所谓“休战”，连在它最显眼的成果上，也只是把闸门开了一道缝，而非完全放开。

这意味着，休战之后最可能的，不是竞争的结束，而是竞争以更低的温度持续。气氛会时冷时热，关税会时高时低，但底层的结构——那两台逻辑相反的机器、那一组相互镜像的工具——不会因为一两场峰会而改变。布鲁金斯学会的判断是：双方都不认为长期结构性竞争动态会减弱，只是各自在战术上避免激怒对方，以争取时间去硬化对彼此依赖的脆弱面9。这句话里“硬化脆弱面”几个字尤其要紧：休战不是为了和解，而是为了让各自在下一轮对抗到来前，把自己最容易被对方卡住的环节补强。从这个角度看，休战期本身就是竞争的一部分——是双方默契地按下暂停键，各自回去磨刀。

三

第二件注定延续的事，是竞争重心的持续上移。

回顾全书，一个清晰的轨迹是：竞争在不断从下游往上游移动。从最初的商品贸易和关税，移到半导体和算力；从看得见的关税数字，移到出口管制和关键矿产；再往深处，移到货币体系、多边规范、乃至双方的相互认知6。一篇分析对这条轨迹的描述很贴切：起初只是一场关税争端，如今已外溢为科技、金融、能源、数据治理上彼此叠加、相互强化的多重冲突，每一处都在关闭原本可供中立的空间20。

这个上移有一个规律：越往上游，越难松绑。关税可以一夜谈回去，但算力的争夺接近零和；稀土可以几天松绑，但货币的护城河以十年计；某项制裁可以撤销，但多边规范的让渡难以逆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场峰会能谈成的，恰恰都是下游、可逆的部分——关税推迟、农产品采购、稀土与管制对等暂停、波音订单——而上游的结构没有任何一处被触及10。最可能的峰会产出，本就是一组精心编排却有限的协议：休战延期、管制摩擦适度缓和、稀土恢复供货、以及高调宣布的中方采购8。

回到第一节排出的那张条款清单，这个规律就更清楚了。中方承诺的大豆采购、美方推迟的关税、双方暂停的管制——无一例外都是可计量、带期限、可撤回的34。而真正决定长期力量对比的东西——谁掌握最先进的算力、谁的支付管道更不可替代、谁的网络预置更深、谁能定义下一代技术标准——一个都没上谈判桌。能谈的都谈了，谈不了的一个没碰。这本身就说明，休战触及的是竞争的表层水温，而非它的深层河床。

还有一层值得点明：上移意味着竞争越来越“分不开”。当冲突只在关税层面时，世界其他国家还能找到中立的缝隙——这家卖大豆，那家买芯片，谁都不必选边。但当竞争上移到技术标准、数据治理、货币管道这些底层规则时，中立的空间在被一点点关闭：用谁的 5G、用谁的支付系统、用谁的 AI 模型，本身就是一种站队20。重心越往上移，第三方越难置身事外，竞争的外溢面也越大。

这意味着，随着竞争重心上移，它会变得越来越“黏”——越来越难通过谈判快速缓解。休战能处理下游的、可逆的部分，却越来越触及不到上游的、不可逆的部分。卡内基的另一份评估点出了这种黏性的根源：支撑关系的结构性压力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中国越来越相信自己拥有“结构性”力量，足以按自己的偏好去改写国际规则30。当双方都认为时间和结构站在自己一边，谁都没有动力去拆掉那些上游的工具——这是休战之所以只能是战术、不可能是战略的深层原因。

四

第三件注定延续的事，是双方各自的国内约束。

中美关系不只受双边互动驱动，也受各自国内政治的约束。在美国，国会两党的反华共识构成一个独立的、持续的压力源，约束着行政当局缓和的空间——第三章讲过的那个“三角”，决定了任何一届政府都难以单方面大幅转向18。2026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是一个现成的例证：经过四年辩论，对外投资限制最终被写入法案，连同 BIOSECURE 法案一道，反映出国会在收紧对华资本与技术流动上的两党共识；法案在众议院以 312 票对 112 票的跨党多数通过，其中 197 名共和党人和 115 名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17。这种共识不随白宫的缓和姿态而消退——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把这些条款的入法称为自己的“胜利”，说明立法分支有独立于行政的对华议程在持续推进16。

在中国，统一台湾的议程已经被写进最高层级的官方叙事、内化为政权合法性的一部分，这约束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空间。需要明确，这是对中方官方表述的转述：2026 年北京峰会上，中方外交部的通报把台湾称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并警告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冲突11；在更早的场合，习近平把“台独”称为破坏台海稳定的“首要威胁”，并称统一是“不可阻挡的趋势”27。有分析指出，把统一与“民族复兴”挂钩，意味着北京不愿无限期推迟这一目标——但这是研判，具体时间表仍属推断而非已知事实28。

这两道约束有一个值得玩味的不对称：在美国，约束来自一个独立于行政的分支——国会两党共识是行政当局缓和时绕不过去的硬墙，是中方体制里根本找不到对应物的独立变量；而在中国，约束来自最高层级的叙事本身——统一议程与“民族复兴”被绑在一起，构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不容辩论的政治正确。一边的约束来自分权制衡，另一边的约束来自高度集权，两者的来源完全相反，却同样真实、同样难以逾越。这恰好又回到了全书第一条主线：金字塔与三角，连“国内反对缓和的力量”都长得完全不一样。

这种不对称，还藏着一个对休战本身致命的脆弱点。卡内基的评估直接点出：缓和是一种“领导人驱动”的缓和（leadership-driven detente），它能维持多久，高度取决于特朗普与习各自的国内政治强度；而近期最大的两个风险，正是 2026 年美国中期选举与 2027 年中国政治换届——这两个时间窗口都可能颠覆维持元首缓和所必需的政治环境33。换句话说，这份休战的有效期，部分系于两个人的国内地位是否稳固。一旦其中一边的国内政治生变——美国中期选举后行政当局缓和空间被进一步挤压，或中国换届前后内部不容示弱——缓和的底座就会松动。把和平寄托在两位领导人各自的政治强度上，本身就是一种脆弱：这不是制度保证的稳定，而是个人押注的稳定。

两边的国内约束，像两道护栏，把双边关系限定在一个不能太好、也不至于太坏的区间里。它们让全面缓和变得困难（各自国内都有反对缓和的力量），但也让全面破裂变得有代价（各自国内都承受不起冲突的后果）。这种“上有顶、下有底”的结构，本身就是竞争长期化的保证——既回不到蜜月，也未必滑向战争，而是在中间地带长期相持。

五

说完延续，再说哪些是最危险的误判——这是这一章想着重画出的边界。

第一个危险的误判，来自结构的不对称（全书第一条主线）。中国用金字塔的逻辑推测美国，可能把行政与立法的不一致误读为出尔反尔；美国用三角的逻辑推测中国，可能把习个人的表态误读为整个体制不可动摇的铁律。双方都在用自己机器的逻辑去读对方的机器，而两台机器的逻辑根本不同。北京峰会上“战略稳定”这个词的命运，是这种结构性误读最新鲜的标本。两边都用了“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这一表述，但外交关系协会的分析指出，它们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华盛顿听到“战略稳定”，伸手去找一份可勾选的清单；北京说出它，调动的却更接近一种关于节奏的斗争哲学——一边读到的是工程蓝图，另一边读到的是以静制动的治国术8。同一个词，两套语义，双方把对分歧的管理称作“稳定”，却各自以为对方接受了自己的定义8。这正是误判最深的来源。

这种“同一件事、两套理解”的模式，在休战的核心筹码——稀土——上有一个近乎完美的演示。大西洋理事会一支访问北京的代表团记录下双方各自的算盘：中方把稀土视为一根“魔法杠杆”，认为正是这根杠杆把美方拉到对等、“管住了特朗普”，因此没有理由轻易放弃；而美方的假设恰恰相反——华盛顿默认北京会袖手旁观，任由美国与盟友在这一年里把替代供给建起来，等休战期满，这根杠杆便会失效36。同一年的休战，一边以为是“我攥住了对方的命门”，另一边以为是“我争取到了摆脱命门的时间”。两种期待都建立在对方会照自己剧本行事的假设上，而两个剧本根本不兼容。这正是结构性误判最危险的形态——不是谁在撒谎，而是双方各自真诚地相信了一个对方并不接受的故事。

第二个危险的误判，来自认知的螺旋（全书在第十四章展开）。中国相信美国在衰退而更进取，美国相信中国在崛起而更强硬，两种判断相互喂养，可能滑向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据报道，中方领导层、官媒与外交政策分析者越来越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看作一个“衰落但危险”的帝国，认为这验证了习近平“东升西降”的世界观23。但这里要格外谨慎——有研究提醒，中方内部对美国是否真的“衰落”并非铁板一块，把它说成统一共识本身就是一种简化22。这一叙事甚至进入了双边对话本身：北京峰会期间，特朗普一度承认习关于美国“衰落”的说法，只是把责任归咎于前任31。危险就在这里：当“对方在衰落”成为一方据以行动的判断，而另一方又部分接受了这个判断，双方都会据此调整自己的进取或防御姿态，于是判断开始塑造现实。最危险的不是任何一方的恶意，而是双方各自“理性”地回应对方对自己的判断，就足以把局势推向谁都不想要的方向。

把这层风险放到一个更古老的框架里看，会更清楚。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亲自援引了“修昔底德陷阱”，把它抛成一个开放的问题：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能否避免走向冲突21。这个比喻本身是有争议的——不少学者指出，所谓“崛起必然导致战争”既不符合修昔底德的原文，也无法作为预测工具，二十世纪英美权力的和平交接就是反例20。但比喻准不准不是重点，重点是双方都在用它思考对方：当一方担心自己会被取代、另一方担心自己会被遏制，这种相互的担心本身就可能成为冲突的引信。认知的螺旋，正是修昔底德陷阱在心理层面的现代版本。

第三个危险的误判，来自把可逆的当成不可逆、或反过来。在贸易上让步是可逆的战术，在多边场域让出规范定义权是不可逆的战略；把两者混为一谈，可能在该坚守的地方轻易放弃，在该灵活的地方过度强硬。把第一节那张条款清单与上游结构对照来看，这层风险就具象了：误把一笔可以来年再谈的大豆订单，当成需要拼死扞卫的核心利益；又或反过来，误把一项一旦让出便难以收回的规范定义权，当成可以随手交易的筹码。分清哪些是可逆的水温、哪些是不可逆的河床，是这场长期竞争里最考验判断力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六

这些误判的危险，集中投射在一个地方——台海，以及它背后的危机管控。

全书最高风险的章节是台海和核态势。那里没有经济意义上的休战：北京峰会上，白宫的通报甚至没有提及台湾，而特朗普事后称自己“两边都没有作出承诺”——一个把全书最危险的议题悬在半空的处理方式12。而支撑它的核背景正在质变。这里要把判断的来源标清楚：依据五角大楼的年度报告，中国正以冷战以来罕见的速度扩张核力量，预计到 2030 年拥有的核弹头将超过一千枚，并从最低限度威慑转向一支更灵活、更可生存的力量；同一份报告记录，中方曾长期回避、取消或忽视美方关于沟通的请求19。这些都是美方文件的研判，而非可独立核验的事实，但它们构成了台海危机的核阴影。

而中间那条危机沟通渠道还没建牢。2025 年 11 月，美国防长在东盟防长会期间宣布，双方同意建立军对军渠道以“去冲突、降级”14。这是进展，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评估提醒不要高估它：中美沟通渠道一直处于脆弱状态，中方长期抗拒把基本的“道路规则”固定成文，使得这些渠道在真正的危机时刻能否起作用，仍是个问号15。

把这层脆弱放进时间里看，更显紧迫。第四节提到的两个政治窗口——2026 年美国中期选举、2027 年中国换届——既是休战的脆弱点，也恰好与外界对台海风险窗口的关注期高度重叠33。需要说明，所谓“2027 风险”是一个被广泛讨论但充满争议的判断，更多是关于“应在何时之前做好准备”的规划假设，而非任何确证的时间表；严肃的分析者关注的是这一整段时期的升级压力，而非某一个具体年份28。但无论如何，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在最需要稳定渠道的那段时间里，渠道本身恰恰最不成熟。

这是整个竞争结构里最脆弱的环节：风险最高、确证最难、休战最难触及、误判后果最严重，而管控机制最不成熟。兰德公司的判断与此呼应——在尖锐竞争与相互威胁感知之下，双方在某些领域面临的不只是竞争，甚至是冲突的强烈诱因29。如果说这本书有一个最该被记住的“边界警示”，那就是这里——经济可以一轮轮地谈，但在台海和核这个最底层，连一套稳定的规则都还没建立起来。竞争的未来安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在这个最危险的环节，补上那块缺失的管控。

七

画完危险的边界，也要画出另一条边界——竞争不是全部。

本书着力呈现了中美之间的对抗与较量，但若就此以为两国之间只剩对抗，那也是一种误读。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就是例子：2024 年双方恢复正式禁毒合作、建立专门渠道，北京峰会后中方又发出通知要求化工企业防止八种未列管化学品流入制毒渠道24。但这种合作的性质必须看清——它脆弱、交易性强，中方反复强调合作需要对等回报，而非单方面的善意24。气候、公共卫生、防止核扩散、避免意外冲突——这些领域始终存在合作的需要和空间，哪怕合作总是脆弱的、交易性的25。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判断可以作为这一节的定调：中美关系以竞争为主，但合作领域与竞争始终并存26。第三方国家拒绝选边、从竞争中获益的事实（第十二章）也提醒我们，这场竞争对世界其他部分而言，未必是零和的灾难，也可能带来更多选择和更高标准。

承认这些，不是为了给竞争涂上乐观的色彩，而是为了保持判断的完整。一幅只有对抗、没有合作与复杂性的图景，和一幅只有合作、没有竞争的图景，同样失真。真实的中美关系，是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第三方为变量的复杂体——把任何一面单独放大，都会看错整盘棋。这也正是卡内基对长期形态的描述所指向的：现实的未来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也不是全面冲突，而是一种“有管理的共存”——竞争与有限合作长期并存，谁也无法把对方逐出棋盘40。

八

走到全书的最后，回到最初的承诺：把棋盘、棋子和走法摆清楚，至于怎么看这盘棋，交给读者。

经过十五章，那两台机器的结构已经摆出——金字塔与三角，集权与拉锯。那一组相互镜像的工具已经摆出——芯片对稀土，盟友对倡议，制裁对替代体系。那条贯穿始终的脆弱也已摆出——休战是战术，结构未变，竞争长期化几乎是唯一可以确定的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评估给这种状态一个准确的限定词：北京峰会在一个关键时刻暂时稳定了两个大国的关系，但谁都没有理由期待一次根本性的重置13。

也正因如此，这份稳定带着一个内置的倒计时。第一节排出的那些条款，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日期：2026 年 11 月。关税推迟到那时，稀土与管制的暂停为期一年，附属公司规则的恢复时钟也走向那一刻34。有分析直白地说，训练轮已经卸下，这笔交易看起来能撑过 2026 年——但真正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接下来呢”：这究竟是双方为更长远的地缘博弈重新布阵而买来的一段战术喘息，还是别的什么35。当一份和平的多数条款都共享同一个到期日，它就不太像一座桥，更像一段被精确计时的停顿。

剩下没有摆出的，是结局。北京峰会上，习近平援引“修昔底德陷阱”，把它抛成一个问题：两个大国能否超越这一陷阱，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21。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连提问的一方也不知道答案。因为这盘棋还没下完，而且很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会下完。它最可能的形态，不是某一方的胜利或某一场战争的爆发，而是两个体量相当、逻辑迥异的大国，在竞争与管控之间长期相持——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始终警惕，谁也压不倒谁。卡内基对峰会后局面的概括或许是最克制也最贴切的：双方没有弥合分歧，而是同意去管理分歧，并把这种管理称作稳定7。

这本书无法告诉你这场相持会持续多久，会不会在某个时刻失控，会以什么方式收场。这些都超出了公开材料能够回答的范围，也超出了任何诚实的研究应该承诺的边界。它能做的，只是让你在面对下一条关于中美的新闻时，不再只看到孤立的事件和表面的温度，而能看到它背后那个不动声色却始终运转的结构。

看懂了结构，怎么看这盘棋，就真的是你自己的事了。

关于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它的边界在哪里、哪些地方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请见随后的后记与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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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Dispatch from Beijing: Both China and the US think they have the advantage. Only one can be right. — Atlantic Council —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dispatches/beijing-both-china-and-the-us-think-they-have-the-advantage/ （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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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PRC State-Sponsored Actors Compromise and Maintain Persistent Access to U.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A24-038A) — CISA / NSA / FBI — https://www.cisa.gov/news-events/cybersecurity-advisories/aa24-038a （访问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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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U.S.-China Relations for the 2030s: Toward a Realistic Scenario for Coexistence —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10/us-china-relations-for-the-2030s-toward-a-realistic-scenario-for-coexistence （访问 2026-06）。

后记：休战之后，结构仍在

一

如果这本书只能留下一句话，那句话是：看中美，先看两台机器，再看温度。

前面十五章，绕来绕去，其实都在讲两件事。一件是决策结构的不对称——中国是一座金字塔，党、政、军、国安四条线收束到同一个顶点，决策不透明但执行连贯；美国是一个三角，行政、立法、部门各有各的发动机，常常迟缓、矛盾、自我掣肘，可也正因为没有单一顶点，没有任何一次缓和能轻易扭转它的方向。另一件是工具的镜像——美国卡芯片，中国卡稀土；美国搭岛链，中国推倡议；美国退出多边机构，中国走进它腾出的位置。一边卡上游，另一边就在对称的位置上卡回去。

把这两件事摆清楚，后面那些看似杂乱的关税、算力、导弹、矿产、间谍，就各归其位了。它们不是一堆孤立的事件，而是两台机器按各自的性格、用各自手里的工具，在彼此身上反复试探的结果。

二

正因为有这两条主线，釜山和北京的两场峰会，分量就好掂量了。

元首会晤能做的，是调气氛、管预期、给两边国内一个交代。它让关税降了几个点，让稀土松了一松，让芬太尼前体的管制名单加了几项。这些都是真的，缓和是真实发生的。但它动不了底下那层东西：掐半导体供应链的那条核心规则只是暂停，没有撤销，到期会自动恢复；网络里被指预置的能力，没有因为一次握手而拔除；国会那台立法机器，照着自己的节奏继续运转，不会因为白宫释放善意就停下来。

气氛可以缓和，工具仍在原位。这就是本书反复回到的那条暗线——休战是战术，结构未变。把“中美关系转暖”这样的标题读进去之前，值得先问一句：是结构变了，还是只是温度变了？这本书给不出每一条新闻的答案，但它希望能让人养成先问这一句的习惯。

三

这条暗线，在两台机器各自的顶层定位里都找得到印证，而不是本书一厢情愿的猜测。

中方把斗争意识写进了纲领性文件，要求全党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把国家安全抬到民族复兴根基的高度。这套自我定位，决定了金字塔不会因为一次峰会就松开那根弦。美方那边，把对华竞争当成长期框架来写的，不是某一任总统的临时情绪，而是那台三角机器在维持的底层共识——温度由元首调，框架由机器守。两边都没有把对方当成可以一次谈拢的对象，两边的顶层文件里，都为下一轮博弈预留了空间。

所以“休战”这个词要小心使用。它在战术层面是真实的，在战略层面却不是。竞争的结构没有改变，只是暂时调低了音量。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和美国谈好了”“和中国谈妥了”，在这场互动里总是不稳定的承诺——没有任何一方能代表整台机器签字画押，也没有任何一次握手能让两台机器停转。

四

把判断收到这里，还要补一句关于态度的话，因为它关系到这本书希望读者带走什么。

它不替读者站队。中国官方的主张、美国官方的文件，书里都引述了，但都尽量标明这是谁在说、是事实还是某一方的立场。它也不预测结局——不会断言哪一年会出事，不会判定谁终将胜出。中方学者相信自己正在追上对手，美方战略圈相信对手正在逼近自己，这两种互为镜像的判断本身就会反过来强化各自的强硬。本书把它们并排记下来，但不替任何一方背书。

这本书想给的，是一副看这盘棋的眼镜——一种在面对下一条中美新闻时，能越过表面的事件和温度，看到底下那台持续运转的机器的能力。看到强硬政策时，分得清这是金字塔的连贯行动，还是三角的某个顶点在施压；看到一方的判断时，分得清这是事实，还是某一方的研判；看到缓和时，分得清这是结构松动，还是只是音量调低。如果读完之后，你看新闻时会下意识地多问这几句，那么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五

最后，关于这个题目应有的敬畏。

中美关系牵动着两个核大国、数十亿人的命运，以及整个国际秩序的走向。面对这样一个题目，任何声称掌握了全部真相、或预知了最终结局的姿态，都不诚实。这本书全程建立在公开材料之上，不做实地调研，因而有它够不到的地方——金字塔顶层的内部辩论、情报系统的真实运作、那些藏在私域和黑箱里的决断，公开材料只能给出模糊的、间接的、单方面的回答。凡是证据够不到的地方，本书一律用更克制的措辞，并把判断和事实小心地分开。紧随其后的附录，会把这些够不到的地方一条条列清楚——那不是失败清单，而是为后来者留下的路标。

棋盘、棋子、走法，能摆清楚的都摆清楚了。两台机器怎么运转，十种工具怎么对称，几个场域怎么争夺，前面十五章已经讲完。剩下的，是这场竞争自己会怎么走下去——它最可能的形态，不是某个戏剧性的终点，而是长期的、没有清晰终局的相持。休战会再来，温度会反复，而只要那两台机器的结构不变、那一组镜像工具还在，这盘棋就会以某种形式继续下去。

怎么看这盘棋，到这里，就交还给读者了。

附录：田野调查建议

一

A. 需要实地工作才能从弱判断升到强判断的核心命题

全书的脊柱是两台机器的结构互动：一座金字塔，一个三角。这副框架的多数环节，公开材料足以支撑；但恰恰在两台机器各自最核心的“内部”，公开材料最薄。下面几个判断，本书只能给出“据分析”“可能”“据某方研判”级别的表述，要把它们坐实，需要公开材料之外的工作。

• 金字塔内部的对美决策辩论（涉及第二、十四章）。本书把中国一方还原为一座决策线条最终汇于一点的金字塔，但金字塔内部如何博弈，公开材料几乎照不进去。现有证据：只能从政策结果和体制内学者的公开发言反推，属间接推断。实地工作能提供什么：对了解决策过程的人士的访谈、对内部刊物与会议记录的获取，能揭示鹰派与务实派如何分歧、又如何收束于一点。成本与风险：极高，涉及敏感信息，多数渠道对外封闭。

• 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议程（涉及第二、七章）。这两个机构是金字塔顶端协调对台与国安的关键节点，但公开材料极薄，几乎只能确认其存在。实地工作能提供什么：对机构运作的一手了解，能把“统一议程如何形成、台海的钟摆由谁定调”从官方表态层面，深入到决策机制层面。

• 三角内部跨部门博弈的真实过程（涉及第三、十四章）。本书把美国一方还原为行政、立法、部门相互拉锯的三角，并反复强调国会是金字塔里找不到对应物的独立变量。但某项对华政策出台时，三个顶点之间真实的角力——谁主张、谁掣肘、谁在最后一刻翻盘——公开记录通常只呈现结果。实地工作能提供什么：对国安会工作人员、国会涉华立法幕僚的访谈，能把“三角如何挤出一项政策”从结果回溯到过程。

• “伏特台风”网络预置能力的判断（涉及第九章）。这是全书中最不受峰会气氛影响、却也最难独立核验的一条线。现有证据：美国网络安全机构的归因，属单方面情报评估。要独立确证：需要技术取证的一手材料，或多方独立的技术分析，才能把“据 CISA 评估”提升到更中立的确证——尤其是“这种预置可能永远无法被彻底清除”这类判断，目前完全依赖美方研判。

• 核态势与新型武器的真实部署（涉及第八章）。沉默的军备之所以“沉默”，正因为它最不可见。像 DF-27 这类武器的具体部署数据，公开来源多为估算。要厘清：需要卫星图像的专业分析或情报渠道的一手材料，才能把外界估算提升为可核查的事实。

• 统战系统海外运作的具体边界（涉及第十章）。叙事的战争里，最难厘清的是边界：哪些海外组织活动属正常社群交流、哪些属有组织的影响力工作。现有证据：研究机构的分析（B 级），多为笼统归因。要厘清这条边界，需要对具体案例的深入实地调查，而非整体性的标签。

二

B. 值得访谈的人（按角色描述，不点名具体个人）

要看清两台机器的内部，最直接的办法是找到曾身处其中、或近距离观察过其中一台的人。

• 曾参与或近距离观察中美高层互动机制的退休外交官、谈判代表（双方）——他们见过釜山、北京这类峰会桌面之下的真实交换。
• 了解金字塔内部“党—政—军—国安”四条线如何协调对美政策的体制内人士。
• 三角一侧的关键内部人：美国国会涉华立法的幕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最清楚那个独立变量如何运转。
• 经历过“中国行动计划”的华裔科学家，以及负责相关案件的执法与司法人员。
• 在中美之间从事“对冲”的第三方国家的外交与经济决策者（涉及第十二章）——不选边的人，最清楚被两台机器同时争夺是什么感受。
• 半导体、稀土、金融清算等关键领域的产业内部人士——卡住算力、反向的咽喉、货币的长征这几条工具线，他们最清楚管制与反制的实际效果与漏洞。

三

C. 值得进入的场域（按信息密度与独占性排序）

• 二轨对话与闭门研讨：中美之间的非官方战略对话，往往能听到公开表态之外的真实判断，也是观察“镜中的对手如何互相研判”的最佳现场，信息密度高。
• 行业闭门会议：半导体、关键矿产、金融领域的行业内部会议，能看到那组镜像工具——芯片对稀土、制裁对去美元化——在产业层面真实的传导与反传导。
• 多边机构的走廊外交（涉及第十三章）：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非正式磋商现场，是观察“谁的秩序”这场规范竞争与投票集团运作的最佳位置。
• 第三方国家的决策圈（涉及第十二章）：在被中美争夺的国家（印太、全球南方）的首都，能观察到“对冲”策略落到具体利益时的真实运作逻辑。

四

D. 需要通过实地渠道获得的数据集

公开材料能勾勒结构，却给不出某些关键数字。下面这些数据集，多数掌握在闭门之内。

• 金字塔内部对美决策相关的内部文件、会议纪要——公开渠道几乎不可得，可替代的二手材料是泄露文件与可信回忆录。
• 解放军新型武器（如 DF-27）的具体部署数据（涉及第八章）——公开来源多为估算，更准确的数据需依赖情报渠道或卫星图像的专业分析。
• 统战系统海外资金流向的细节（涉及第十章）——公开材料只能勾勒轮廓，具体流向需要金融追踪与调查报道。
• 网络入侵的技术取证数据（涉及第九章）——多掌握在受害企业和情报机构手中，公开版本经过大量删节。
• 人民币跨境清算与第三方国家本币结算的微观流向（涉及第十一章）——总量数据公开可得，但谁在用、为什么用、用了多少绕开美元的真实动机，需要更接近交易现场的材料。

五

E. 需要内部语境才能解码的“内部话语”

两台机器各有一套外人难以解码的语言。

• 金字塔的“分寸”——同样一句“相互尊重”，在不同场合、不同级别官员口中，可能携带不同的强弱信号。这种细微差别，需要熟悉体制话语的人才能准确解码。
• 智库研判中的“信号”成分——像 CICIR 这样隶属情报系统的机构，其公开研判里哪些是学术判断、哪些是对外释放的信号，需要内部语境才能分辨。本书在引用这类研判时已尽量标明其来源属性，但无法替读者完成最后一层解码。
• 三角的“潜台词”——某项对华政策出台时，行政各部门、国会、智库之间真实的角力，公开记录只呈现结果，过程中的妥协与交换需要近距离观察。

六

F. 已知边界与诚实声明

本书是一部基于公开材料的综合与解读，不是基于实地调研的调查报道。这条边界，决定了它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公开材料能告诉读者的，是中美竞争的结构、双方的官方立场、可核查的事实、以及严肃研究机构的分析——这些已经足以支撑起本书的核心框架：两台机器的不对称（一座金字塔对一个三角），一组工具的镜像（芯片对稀土、岛链对倡议、制裁对去美元化、退出对填补），以及那场看似缓和、实则一个结构性工具都没拆的脆弱休战。这副框架，本书有把握。

公开材料不能告诉读者的，是那些发生在闭门之内的事：金字塔内部辩论的真实过程、三角各顶点之间的真实角力、情报与网络行动的具体运作、决策者私下的真实判断，以及许多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听懂的“分寸”与“信号”。本书在所有触及这些的地方，都采用了更谨慎的措辞，并标明了证据的限度——这不是回避，而是诚实。

把这条边界说清楚，是因为：一个清楚自己边界的判断，比一个假装无所不知的判断，更值得信任。本书宁可在该谨慎的地方谨慎，也不愿用确定的语气，去陈述它其实并不确定的东西。

这盘棋还很长，本书只照亮了能被公开材料照亮的那一半棋盘。以上路标，留给愿意去照亮另一半的人。能看清这盘棋的人，越多越好。